海上的气息，

    被阻隔在群山那边

    但山峰绝非有意

    继续掠夺我们的青春

    他们的拖延毕竟有限

    ——舒婷：小窗之歌，1983年

    从年初开始，李晓华就觉得必须要做一点大生意了。

    在销售员的岗位上折腾了一两年之后，李晓华见识了不少世面，于是，拿着攒下的一小笔钱，他来到当时商业气息最为浓厚的广州，花了3000元买回一台冰激凌机，在这一年的夏天，当众多的个体户还沉迷于港台磁带、喇叭裤、蛤蟆镜、牛仔服这些热门商品的时候，李晓华却悄悄地把冰激凌机搬到了北戴河，在这块避暑胜地卖起了冷饮，一个夏天过后，竟然狂赚10万元。对于1983年的中国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笔不可想象的财富。

    头脑清楚的李晓华判断出，在他之后会有无数人跟风卖冷饮，于是夏天一过，他便将冰激凌机高价卖出，去附近的秦皇岛市区做起了录像厅的声音。在当时那个精神生活还很匮乏的年代，来自港台的武打片和所谓的“艳情片”，对于眼界尚未开阔的中国人无疑相当具有吸引力。录像厅每天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1块钱的门票最后竟然被炒到了10块钱。一年下来，李晓华又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晚他一年卖冷饮的人，则在百余人的激烈竞争中相互碾压，苦苦挣扎。

    李晓华的商业故事，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其中玄妙，但是对于经历过旧时代的人而言，一听就会明白，只要敢想敢干，富裕起来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当然，它还需要一点好运气，否则等不到富起来，人就可能已经被抓了进去。

    改革开放五年以来，尽管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上发展。承包制在农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粮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那些在计划管理体制中运行多年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学着去适应市场方式；外国资本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在沿海地区开工办厂，热闹非凡。但这些好消息加在一起，却还是达不到让邓小平喜悦的程度——粮食虽然多，流通性却很差；国有企业的种种尝试也显得那样笨拙，外资虽然来了，数额却实在小得可怜。

    更让邓小平感到烦恼的是，关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几年里一直都没停止过。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主政福建的项南在厉行改革的同时，和保守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阻力不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的训斥与敲击，才是他许多改革设想搁浅的原因，他要搞的厦门特区招商引资，被保守派批驳成“旧中国的租界”；和日本企业合作生产“福日”牌电视机，被批成“殖民地性质的企业”；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便有人质问其“要不要党的领导”；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便有人主张追究“资本主义复辟”，种种指责，百口莫辩，让人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可谓刀丛行走，动辄得咎。

    对于改革的种种争论，与其说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倒不如说是来自现实领域，因为存在着否定与创新，因此就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后的体制，也就自然会得罪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这些实质性的冲突，在现实中难于解决平衡，谁也不方便明说出来，于是便一律变成了理论领域里的争辩。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他透过一系列的意见，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于改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过河，既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政策是有利于改革的，因为一旦把精力花在争论上，必然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不争论”则给了项南、袁庚等改革派放手去干的空间，让消沉已久的经济一瞬间重新焕发了活力。

    不过，既然是摸石头过河，就难免会遭遇磕磕绊绊，这种带有尝试性质的战略思维，在未来几年里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商业试验场，数不清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实践自己的梦想或野心，中国人被积聚了多年的商业渴望，似乎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上至各级政府，下至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开始憧憬有关财富的美梦，只要能够完成资本的积累，只要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切都可以被抛之脑后，建国后所建立的价值观被重新书写，这种由社会变革带来的思潮，直指每一个人的心底，然后如同岩浆一样在喷发出来，让每个人的血液中都平添了几分躁动的成分。

    在这一年的1月12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比起他“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这句话的指向要更加直接，它似乎在预示着，一个追求财富的时代将要到来，同时，也为这些财富的追求者们提供了最好的庇护。

    多年之后，一位党史学者不无感慨地说：“当时邓公一言，许多领导干部都不以为然，然而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富起来的人是如此之多！”更让这些领导们吃惊的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几乎都是逃出体制的卑微人物，也是他们最为轻视的那部分人。

    在上一年的8月份，刘永行和他的哥哥弟弟们坐到了一起，用开会的方式来讨论自家四兄弟的未来命运。一番激烈争论后，春节一过，刘家四兄弟便齐刷刷地脱去公服，甩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集体回到农村老家去当起了“专业户”。

    在四川新津这个小县城里，刘家四兄弟的做法实在让人想不通，四个大学毕业生都有不错的单位，却突然要辞职去当农民，此事甚至连当时的县委书记都惊动了，无论怎么规劝也挡不住，无奈之下，只好语重心长地告诫老三刘永美：“去了农村，广阔天地，要好好发挥你学到的知识，起码带富十个农户。”

    刘家四兄弟集体辞职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他们不愿意再在事业机关里浪费生命，三年前，刘永行用寒假时间修收音机的经历，给四兄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们看来，这样零打碎敲尚且可以收入不菲，那么直接办一个电子工厂，肯定要赚得多的多，说不准还可以像广播中说的那样，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四兄弟在一起捣鼓了几天，造出来一台双声道音响，然后给工厂起名“新异电子厂”，最后决定由老三拿着产品、和村里同意开办电子厂的报告到公社去，想要和公社合作，由刘家四兄弟出技术、出管理，公社出资金，利润双方各一半。想不到的是，公社书记竟然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集体企业怎么能和私人企业合作？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你们没有自己资金，没有工程师，瞎胡闹什么！”

    20多年后，在向记者谈到这件事时，老二刘永好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不少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研成果。如果我们当时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就这样，老三刘永美回到家里，大病一场。四兄弟无奈之下，只好再合计去寻找别的创业途径。他们发现，许多农民在种田之余还颇有闲暇，会在家里搞一些养殖副业，这让他们感觉到，搞一个良种场似乎大有前途。于是，刘家兄弟在遭遇了挫败之后，创办了他们人生的第一个企业：育新良种场。为了把这个良种场办起来，刘家几乎倾其所有，大哥刘永言卖掉了手表，老二刘永行则卖掉了自行车，凑了1000多块钱却没钱盖房，只好把老三家里的房子改成了孵化室，于是，兄弟四人的创业故事开始了。

    一年后，资阳县的一个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就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兴奋不已的刘永行四兄弟立刻四处借钱，买来10万枚种蛋。然而他们万没想到，刚交给这个人2万只小鸡不久，就有人传说这个专业户跑了。四兄弟赶紧跑去追款，却发现交给这个专业户的2万只小鸡，一半在运输途中被闷死了，另一半则被大火烧死了，对方完全是倾家荡产。

    刘家四兄弟差不多快要绝望了，刘永好回忆说：“剩下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时节，农民不会要，借来的钱又要马上还，当时真的是绝望了”。幸好在这时，大哥刘永言想到一个主意，到城里的农贸市场去买。

    于是，在成都街头，便可以看见四兄弟身背竹筐，叫卖鸡仔的身影，四个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蹬上3个小时的自行车，再用土喇叭大声叫卖。连续十几天后，竟然奇迹般地把剩下的8万只小鸡都卖完了。良种场的生意也开始慢慢好了起来，到年底，四兄弟还清欠款，竟然还有闲钱买回一台14寸的彩电，着实令邻里乡亲羡慕不已。

    同为四川人的牟其中，在这一年也响应号召，为发家致富做起了生意，钱最后赚到了手，人也却因此进了监狱。离他上一次“进去”，才过了不到三年时间。不过，和上一次“现行反革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罪名听起来没有那么可怕，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投机倒把”。

    事情要从他出狱那一年说起，在创办了一个“中德江北贸易服务部”之后，牟其中似乎与好运气断绝了往来，几年来，他这个小小的贸易部的生意一直不太好，除了向四周的县市倒卖一些藤椅竹编之外，一直找不到什么好的经营项目。

    这一年年初，牟其中开始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来寻找利润增长点，他忽然发现，上海钟表厂生产队生产的“三五”牌老座钟，在市场上非常畅销，而且市场已经形成——许多新婚夫妇在添置家当的时候，都会买上一台。于是，牟其中开始了他的操作。

    他找到了重庆一家半死不活的军工企业，这家老军工企业有相当不错的机械制造能力，却因为没有业务而陷入瘫痪，急于筹钱来发工资的工厂，自然不会对送上门来的买卖有过多的挑剔，而这也正是牟其中找上它的原因。他请这家工厂仿制1万台“三五”牌座钟，每个25块钱。然后，他捏着合同赶往上海，靠着这张带有“军方背景”的合同，再把这批仿制的座钟以每个32元的价格卖个一家贸易公司。这样里外一倒手，牟其中净赚7万块，却不必付出任何本钱。

    之所以说这桩生意耐人寻味，是因为从这桩生意的形式上，我们找到了后来牟其中的典型风格——跨区域物资流动，重市场而轻管理，重流通而轻生产，这样的气质从1983年开始，一直伴随着他，甚至包括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那一次表演。

    不过，此时的牟其中却并没有为7万元的利润高兴多久，很快，他这次“空手套白狼”的倒卖案例，就变成了万县老百姓的街头巷议。然后传到了工商局领导的耳朵里。于是在9月份，万县工商局宣布，牟其中“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与社会主义较量，引起民愤极大”，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将牟其中和中德的七名员工收押。当时的《万县日报》的报道口径是这样的：万县市个体经营户“中德江北贸易部”，打着百货、五金零售的招牌，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内外勾结，大量套购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就这样，牟其中被关进了监狱，出乎意料的是，“二进宫”的牟其中不仅没有消沉，反而又焕发了久违的政治热情，在入狱11天后，他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的入党申请书，并请狱方帮忙转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后，他又写下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从中德商店的取缔看万县市改革的阻力》等文，据说，这些信函居然奇迹般地被送到了中央决策层的手中，不过不论这种传闻是真是假，到第二年的8月，被关了几乎一年的牟其中总算被放了出来，对他的问题依然没给出什么解释，牟其中也以一贯的“不追究”态度不了了之。

    与牟其中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石，做着同样事情的他，不但没有被抓紧监狱，反而因此成功地积累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从笋岗北站的施工工地离开之后，王石先后在广州铁路局当了一段时间工人，随后又到省外经贸委担任公务员，负责招商引资工作。然而，注定不安分的王石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选择固定的人生道路，高干家庭背景注定让他的关注点要来得更长远一些。于是在这一年，他又回到了深圳，决定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经过一次招聘考试之后，王石成为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的一名员工，但是那里实在没有太多的事情好做，据他后来回忆，贸易部其实并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生意。在医药系统有关系的就专门跑进口医疗器械，在电子工业部有关系的就专门进口CPU，王石思前想后，决定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找到市场中属于自己那块天地。

    于是，他便每天在街头闲逛。4月份的一天，他蛇口的大街上突然望见了几个高大的铁皮罐子，一打听才知道，那是刚刚在中国创办饲料厂的泰国正大集团的玉米储藏仓。①这些玉米一般产自美国、中国东北以及泰北地区，经香港再转运到深圳。于是，王石直接闯进了正大集团的饲料厂，找到负责人问：“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进玉米，而是要从香港转运呢？”他得到的答案是：“我们也想。但是，在大陆运输货物是需要指标的，我们这种外国公司，根本找不到人要车皮，就算是找到了也要不到，我们没能力解决呀。”

    得到了这种解释的王石，不假思索地就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由他负责解决运输工具，但是正大必须购买他运来的玉米。没想到对方竟然一口答应下来，并主动提出可以马上签合同。

    于是，王石动用他在铁路系统的关系，找到了广东省海运局，谈妥了合作的事项。就这样，王石当上了玉米中间商，可以每个月为正大组织1.7万吨的玉米。他的好运气由此开始了。

    有趣的是，尽管“一入手就是大生意”，但事实证明，初入商海的王石还是很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在一次交易里，王石组织了一个车皮的玉米，卖给了深圳养鸡公司。做成了生意的王石兴致勃勃地跑到对方那里去结账，对方向他索要发票的时候，王石却并不知道发票是什么东西，就跑回去问单位会计，这位会计也不清楚，于是俩人就凭着想象，开了一份“卖了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300元，共计3.9万元，特此证明”。当王石把这份自造的“发票”交给对方的时候，自然引得哄堂大笑。

    这自然让王石感到很没面子，不过他没想到，更丢脸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他——当他拿到深圳养鸡公司给他的银行转账单时，竟然不认识这是何物，以为是对方打来的欠条。于是拿着单子找到对方的经理，询问为什么不给钱，只“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这举动自然又令对方大笑不已。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王石才意识到自己尽管参过军、施过工、上过大学，但在商业领域中，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②

    尽管在商业知识上还很贫乏，但王石却实在有发财的好运气，从这一年的4月份到年底，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王石就靠着倒卖玉米一口气赚了300多万，这在当时着实是一笔相当不菲的财富。

    第二年，王石创办了一个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从行政编制上来看，它隶属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但是无论在财务、业务还是人事上，王石都没有表现出一丝服从：公司的骨干成员，都是他倒玉米的老部下，深特发自然也指挥不动，这种现象在后来的日子里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双方反目成仇、分道扬镳。

    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至于中心的经营手法，王石是这样回忆的：

    “展销中心的经营手法同做玉米的空手道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关键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开张的头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换取港币500万元。”

    与此同时，王石的展销中心还顺带着经营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的产品销售等等，业务面之广，俨然有几分大集团的气象，用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都涉及到了。”在当时的深圳，想要经营视频器材零售的人，大多数都会找王石进货，“想进口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的顺口溜，竟然成为了一个流行的说法。而这个无所不为，兼容并包的“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便是日后中国最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前身。

    尽管业务范围广泛，但假如仔细探究起来就会发现，展销中心的经营方式，基本上以中介、倒卖、联营为主，却很少有真正实体性的生产项目，一方面，王石拥有来自家庭的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让他可以在物流领域顺风顺水；另一方面，则不排除刻意为之的成分，因为在1983年前后，当一名职业“倒爷”，已经成为当时最时髦、最轻松也最赚钱的工作。

    ①：正大集团由广东潮州人谢易初创办，是亚洲最大的饲料集团企业之一。它几乎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许多省市第一份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都颁发给了正大。却一直以低调面目出现。直到1989年，正大集团赞助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栏目，知名度大为提高。

    ②：根据企业史作家魏昕所著的《万科真相》记载：在创业最初，尽管王石招聘来的人员都很吃苦也很肯干，但是文化素质却都很低，有心的王石便决定给这些孩子开设文化课。规定每个星期上三个晚上的课，每次一个小时，数学和语文轮流上。给这些员工上完课后，王石又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财务课自学。

    就当时而言，商品经济的元素已经越来越丰富，被计划经济禁锢了几十年的人们，在乍一接触那些消费品时，所产生出来的购买冲动是难于估量的。恰恰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流通渠道，却依然十分僵化。形成了“要钱不要票，有钱买不到”的尴尬局面。这就使得那些有能力搞来紧俏物资（包括消费品和生产原料）的人，可以游走在国家的流通体制外，用更高的价格谋取利差；而后，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包括一些政治资源在内的东西，悉数成为了倒爷们攫取利益的媒介。

    在1983年前后，像牟其中那样的倒爷并不多见，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聚居在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权钱交易的中心，可以为需要政策资源的人们提供服务；而后者则纯粹得益于那里领先于全国的商品经济气氛。这个原本被设定为“对外开放之窗”的特区，在引入了先进观念、技术与资金的同时，也把全国的倒爷们也引了过来，当时，深圳像王石这样的大小贸易公司足有几千家，其中不乏各地政府的“办事处”，他们纷纷借此“窗口”，从事着货物的倒卖流通。于是当时便有人形容，深圳特区像窗不假，吹进的却并非都是清新之风，味道咸腥的“歪风”，恐怕也夹杂其中。

    倒爷们在商品流通环节中起到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是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则需要应用社会关系，洞察商品行情，冒着破坏流通秩序的罪名，必要时还帮助滋生腐败。在许多人看来，他们不需要付出资本，却能够一夜暴富，又有着极尽轻松的生活环境。《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就曾经这样描写道：“他们通常躺在大皮沙发中，左边是茶几、电话，右边则是整箱的易拉罐饮料。他们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沙发中抱着脉冲电话按键钮，能把化肥、薄膜、建材、汽车等名词搞清楚就行……”

    很明显，这种描写并不准确，然而却符合倒爷那种脱离体制，优哉游哉，目空一切的特征。引得时人颇为羡慕，在几年之后，红极一时的歌星李小文，甚至专门写了一首名叫《国际大倒爷》的歌曲来描述这一类人。歌词由许多世界地名组成，却能够很好地描述“倒爷”们的生存状态，在那些与中国接壤的国家里，基本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无论是前苏联的望远镜、军大衣，还是日本的家用电器、越南的手表、阿富汗的挂毯、美国的万宝路香烟，都能够从地下渠道悄悄地流入市场当中。

    当然，这些还只是“层次很低”的倒爷，真正有能力、“有背景”的倒爷绝不会有意于此，他们的目标是利润更丰厚，过程更简单的东西，例如批文、生产指标、出口配额、购销合同以及外汇配额等等，在一个计划经济尚未退去的年代，这些东西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的价值自然也十分宝贵。接下来，我们很快就将见识到，一股倒卖批文的旋风，就将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上刮起，在这里面，那些有着“官方背景”的倒爷们疯狂动作，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大发其财，成为了千万下海者中最奇特的一道景观。

    就在形形色色的倒爷们掀起物资倒卖的热潮时，这一年的中国还爆发了另一股热度空前的潮流，不过，它与物质无关，是纯粹的精神象征。

    在两年之前，中国女子排球队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经过7轮28场比赛之后，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在第二年的9月，再次夺得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冠军。这种体育上的荣誉，很大程度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诗人情怀，一夜之间，似乎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诗人。

    在全国40多家报纸上，赞美女排的诗歌比比皆是，其中不乏胡乔木、臧克家、艾青、赵朴初、关山月这样的名字。这些诗都很具时代特色：

    “排球/在亿万双眼睛中飞旋/在亿万个心房里跳动/谁能说/排球的分量很轻/不！它的分量和祖国一样/很重，很重……”

    “她们那重磅劈杀/势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她们那网上搏斗/好似黄继光挺身堵枪眼/她们那抢险扑球/活像王杰猛扑炸药包。”

    这些是当时在中国文化界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人所写的诗，假如我们用文学标准来评判，它们便很难称得上是诗，然而在那个时候，这种小学生作文一样的口号诗，却无疑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感受和心情。

    那是一种热切的渴望，一种呼唤未来，遑论未来是沉沦还是解放的激情，所有被压制住的激情，似乎在一夜之间怒放出来，很快，女排在体育世界里所取得的荣耀，就被放大成为一种“要赢不要命”的“女排精神”。

    大概是为了配合宣传的需要，一部排球题材的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被允许在中国播出，剧中女主角小鹿纯子的努力与勤奋，队友尤佳与血癌做斗争的毅力，无疑相当于“女排精神”在艺术上的写照，不出意料的是，这部电视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收视率自然不在话下，电视剧中的出现招数名称，更是为孩子们所熟记。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那种“要赢不要命”的精神，确确实实地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人，一个人的斗志，能够激起千百人的斗志，并且迅速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极难遇到的。

    在杭州，一个叫马云的孩子正是在“女排精神”的感召之下，鼓起勇气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高考。

    这个在今日大名鼎鼎、经常会以睿智的话语充当励志导师角色的企业家，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小的时候却是一个并不聪明的孩子，对于这一点，即便是他自己也并不否认：“我实在是笨的很，脑子这么小，只能一个一个地想问题，你连提三个问题，我就很难消化。”早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马云就曾经复读过一次，因为他的数学只考了31分。

    在高中阶段的马云并没有变得聪明，第一次参加高考，他的数学成绩是1分，垂头丧气的他大概没有想到，像自己这么一个数学不灵光的人，居然会在20年后领导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当中随便任何一位，自幼都是数学方面的高材生。

    在落榜之后，马云先是让表弟陪着一起到宾馆应聘临时工，结果表弟被留下，又瘦又小的马云却被拒之门外；随后他又干过苦力，在杂志社蹬过三轮，每天要驮着一车杂志，骑上十公里到火车站，再把25本一包的书逐包搬到仓库。在吃了不少苦之后，马云觉得只有高考才能摆脱如此命运，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又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可惜糟糕的数学再次拖累了他，这一次略有提高：19分。

    这样的成绩让包括父母在内的许多人认定马云不是读书的料，于是，想要参加第三次高考的愿望，自然遭到了来自家人的极力反对。无奈之下，马云只好白天上班，晚上念补习班，每周周末再早早爬起，骑着自行车赶一小时的路到图书馆学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排球女将》开始在国内流行，小鹿纯子的执着与“女排精神”，以及对改变生活状况的强烈愿望，让马云最终坚持了下来。

    第三次高考，考数学的早上，马云一直在背诵十个最基本的数学公式，在做题的时候，他就用这些公式一个一个地套。从考场出来和同学对完答案之后，马云终于松了口气，结果，这一次他的数学考了79分，几个月后，马云被杭州师范学院录取，专业是和计算机毫不相干的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女排精神”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中又一追求的同时，在广东三水，一个名叫李经纬的聪明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让他的企业获得了一次绝佳的发展机会，在下一年的商业故事里，我们会谈到这个曾经在中国当代商业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的人物。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投放到广东，当改革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那里的商业气息已经相当浓厚、事实上，在广东的私营经济崛起之前，沿海地区的一些国营企业，就已经开始尝试着接触那些新颖的制度和观念了。

    曾经主演改革影片《代理市长》的演员杨在葆，在这一年去戏里写到的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体验生活，那里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月都能拿七八百元的工资，效益好的能到一千块钱。当时他的工资只有八十八块五，而且已经算是高水平。

    杨在葆马上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按劳分配了，而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违规甚至违法的，然而一个堂堂国有大厂居然公开这么干，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是很难想象的。

    在到达“改革桥头堡”深圳之后，那里的景象更让他感到吃惊。有一天，杨在葆吃过晚饭，随便去一个工人家串门，见到一个青年工人在屋里弹吉他，家里有电视机、电冰箱、电饭煲、录音机甚至空调。这让杨在葆大感诧异，便问这个小伙子是做什么工作的，小伙子回答说是司机。杨在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当时即使连市长、书记和高级知识分子家里都没有这些电器。小伙子最后告诉他——因为厂里效益好。

    和温州、苏南这些地区相比，珠三角的地理环境要更加偏远，那里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计划经济的色彩也要相对淡薄一些，民众对于体制的依赖性也相对薄弱，然而这种偏远与落后，在改革开放之后却成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这一年的深圳，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达到了12.5亿。在当时的广东，尽管对工业投资者有着相当优惠的政策，却还是不能阻挡人们靠贸易致富的热情。《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中就写道：“贷款发财的热情高得惊人，贷了款挂出招牌成立这公司成立那公司，深圳街头每天爆竹响个不停，得不到控制的贷款如同脱缰野马，已经超出深圳存款余额20多亿元，弄得只好到中央和其他省市、自治区去借资金……”

    很显然，无论是那些“按劳分配”的国营工厂，还是这些到深圳借钱做生意的外乡人，他们似乎都意识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想要在商品经济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要学着去适应那种新的游戏规则。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都是一样。

    在这一年，政府也同样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最直接的便是：由于“倒爷”们的大泛滥，让本已艰难运转的商品流通体系变得更加困顿，想要像过去那样维系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因此便选择在流通领域中采取抓大放小的方针，希望能够审时应变，从困局中解脱出来。

    从上一年的9月开始，国务院就先后两次放开510种小商品的价格，同时还允许同类商品中，存在5%到15%的“质量差价”，凡是被授予“部优”、“省优”、“国优”以及行业内部金银奖项的商品，还可以获得另外的自由定价空间。其中，金质奖产品加价不超过15%，银质奖加价不超过10%，优质产品不超过5%。

    政府此举的初衷，无疑是为自己缓颊解困，尽管“质量差价”的手段并不与市场规律完全相符，但对于那些民营企业而言，这种微小的“差价”，则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宝贵的生机，它们由此入手，慢慢把市场从国营企业中接管过来，最终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侵蚀得遍体鳞伤。

    在这一年，一些大城市里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整日无所事事，生活却过的悠闲而富足：家里摆着全套的进口家用电器，出门则骑着很是风光的摩托车，衣着光鲜，动辄下馆子消费，在当时，他们有一个很是特别的名字：“息爷”。

    “息爷”们主要是靠留洋打工致富的、当然，还有一些人继承了海外遗产、或是倒腾紧缺商品，也抢先富裕了起来，甚至有一些是企业遭到查禁，索性关厂搬入城里的乡镇企业家。他们一般在银行里有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的存款，在那个时代，这些存款所得的利息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这些靠利息生活的人，也就被称为“息爷”。和“倒爷”一样，在这种民间称谓的背后，显示出了一种既羡慕，又带有几分嫉妒的社会心态，当然，这里更多地包含了对财富的渴求，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的下海生涯，并且赚到更大的财富量级之后，这些当初的“息爷”们，便开始感受到了空前的危机。

    在那个时代，比起在国内苦拼苦熬，留洋打工无疑是一条相当具有诱惑的道路，那些传说中的外国，不仅收入要比国内高的多，甚至还有一夜暴富的可能，比这更有诱惑的是，当那些近在港澳，远在日韩东南亚打工归来的人们归来的时候，总是会肩挑手提放像机、录音机、电视机一类电器，比起传说中的高收入，这些在国内还很稀罕的电器，更能够牵动国人的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留洋的行列中，即便是风险极高的偷渡。

    在这些留洋打工的人当中，一个叫周正毅的人，无疑是相当特别的一位，几年之后，他从日本回到了中国，却并没有悠哉游哉地当一名“息爷”，而是在妻子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这个曾经靠夹带私货、摆小馄饨摊、倒卖外币、叫卖文化衫为生的上海人，在几年的时间里卖过服装、开过点心店、饭店、在数年之后，中国的股票市场开始了它的造富故事，周正毅抓住机会，在通往“上海首富”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关于这个人的传奇经历，我们在后面还要说到他。

    1983年的中国，举国上下都有着一种繁荣而又混乱的气氛。人们似乎都已经弄懂了改革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它绝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运动。但习惯了政治生活的人们，又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身边那些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变化。

    在这一年，北京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北京长城饭店正式挂牌营业，自然，对于绝大多数还不了解“五星级宾馆”为何物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场所，饭店的地址被选在东三环的使馆区，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十年，五星级的饭店就在中国遍地开花，甚至还专门有人写了一部《五星大饭店》的小说，在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之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而这部小说的作者佀海岩，在这一年正谋划着脱掉警服，成为一名商人。

    在1969年，佀海岩并没有像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而去上山下乡，而是到当时的海军航空兵二十八团当了一名歼击机电器兵，能够如此幸运，很难说与他曾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继父有多少关系。退伍之后，佀海岩被安置到北京当警察，几年之后，已经担任公安部一局外联办主任的他，是当时北京公安系统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就在人人以为他将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辞去职务，到公安部下辖的竹苑宾馆去做总经理。这种由政到商的身份转变，在佀海岩那里却显得异常轻松——很快适应了角色的他，又被调到亏损的昆仑饭店担任副总。

    两年之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即达三十万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佀海岩的一部部小说陆续走红，也让大众得知了这个名字，然而却绝少有人关注他的重心——二十多年之后，那个昔日的公安干部，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昆仑饭店的董事长，同时身为锦江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麾下拥有34家宾馆、酒店，员工一万多名。

    同时拥有商业天赋与写作天赋、并且同为公安干警的人，似乎并不止佀海岩一个，在湖南常德，一个叫做吴志剑的退伍兵，在这一年里完成了两部电视剧的剧本，一时之间，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广东梅州军分区复员之后，吴志剑因为在入伍期间有作品发表，被分配到常德市公安局宣传科，《黑影》、《白金杯》这两部电视剧，正是在此期间写作完成。在旁人看来，吴志剑一个初中毕业的退伍兵，能够在公安局这样的单位谋上一份公差，从此穿警服，“吃皇粮”，已经够让人羡慕了，但是在吴志剑的心里，这些显然是不够的。

    果然，两年之后的2月份，吴志剑在单位领导的桌子上放了一份辞职报告，揣着2000块的积蓄，头也不回地踏上了下海的道路。不过，在最初的岁月中，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退伍兵，显然对商海的风波险恶估计不足。

    他先是和几个返城知青朋友联合办起了养鸡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鸡瘟，顿时让他们血本无归，随后，他又和临澧县的广播局合作开办广播开发公司，却不料对方中途退出，合作也不得不胎死腹中；看到各地都在大搞土木建设，他马上又与人合伙开办水泥预制板厂，结果因为质量问题而迟迟无法打开销路；只有集资开办的歌舞厅还算生意兴隆，可惜很快便引来流氓地痞捣乱，不得不关门大吉。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让吴志剑变得消沉，与此相反，他还找出一大堆经济学管理学的书籍，试着从中找到自己失败的缘由。不过，当他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却遭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所有人都被他借钱借怕了，因此像躲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无奈之下，他只好南出韶关，到当时经济氛围已经热得发烫的深圳去碰运气。

    在那里，身上只带了800块钱的吴志剑捡过易拉罐，睡过公共厕所，应聘过工人、公司保安，被人一次次地拒之门外，终于，在一次与人闲谈中，吴志剑得知深圳市物资公司下属的一个商场濒临倒闭，准备向外承包。一直在蓄势待发的吴志剑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

    在反复恳请甚至是哀求之后，吴志剑被允许承包这个商场，并且不必交纳经营保证金，条件是他必须每个月上交4000元利润，一年之后还清8万元银行贷款。

    商场的现金流是非常不错的，这家华东商场此时积压了相当多的服装，只要能够将它们倾巢甩出，一下子就可以获得相当不菲的销售额，即使抛掉需要上交的那部分，仍然还有巨大的现金进账。所以，就财务而言，吴志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4000元的首付款给“消化”掉。果然，在挂出了降价牌子之后，购买者如潮水涌来。

    随后，吴志剑将所有的资金集中起来，开始面向全市销售家电，并率先作出承诺：“所有不合格的家电可以无偿退换”。在尚无“三包”意识的1985年，这样的承诺无疑相当于一种另类的促销手段，生意之好自不待言。3个月后，吴志剑还清了华东商场的8万元贷款，半年之后，他净赚17万元，从此开始在他的商业生涯上一路狂飙，直到戴上“湖南首富”的桂冠，才开始迎来人生的下坡路。

    在这一年的大洋彼岸，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名校——德州奥斯丁大学举办了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麻省理工学院紧跟其后，而后，例如哈佛、斯坦福等十多所美国一流名校都举办了自己的创业比赛，这种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激发青年才智的比赛，很快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受到这种风潮的影响，开始投入创业大军。

    不幸的是，这股风潮并没有对中国的大学生造成多大影响，除掉民间对个体户的歧视性心理之外，大学生本身的优越感，也令这些青年人对经商与自主创业不屑一顾，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最理想的单位自然是政府各个部门，差一些的也要进入国有企业。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细节：他想要到大学里去要一个大学生，因为当时万向厂里的最高学历仅是高中生，初中毕业的鲁冠球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一个几百人的厂子里，愣是连一个工程师都没有。等他到了大学，分配办的人像见到外星人一样看着他这个乡镇企业的老板：“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那个喜欢泡图书馆的江西小青年王文京，在这一年也毕业了。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相当宝贵，根本不用担心工作的问题。王文京也如愿被分配到北京，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工作，从小村庄到省城，再从省城到首都，这种跃迁式的人生令19岁的王文京很感满足，后来他回忆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带着这种兴奋与满足感，王文京开始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当中。

    日后创办了著名的嘉德拍卖公司、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在两个行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陈东升，在这一年也恰好大学毕业。在分配的时候，有老师建议他去当时的中国粮油总公司上班，这个今天无数人想进入的赫赫央企，在陈东升看来却并不入眼，甚至觉得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亵渎。于是，这个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当场拒绝：“我是要做研究的，怎么可能去经商呢？”带着“做研究”的理想，陈东升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直在那呆了9年。

    不过，不久之后，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年轻人，很快便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迅速地投入到创业大军里来，他们的态度和当初选择事业单位一样坚决，在他们中间，我们将会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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