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她富裕为她兴旺。

    ——陈晓光：《在希望的田野上》，1982年

    在这一年的浙江义乌，一个名叫冯爱晴的妇女，突然在某一天闯进了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向他愤怒地诘问：“县里为什么总是要四处赶我们！”接下来，她又把一连串的问题愤怒地抛向这位父母官：“我没工作，但我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你们共产党难道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原来，冯爱晴是个41岁的个体小商贩，一直靠走街穿巷卖针头线脑为生，在前几天，她的小货篮刚刚被工商管理人员收走，于是，生计无着又怒火中烧的她，决定跑到县委办公室去闹上一闹，“蹲监狱也豁出去”。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一闹，竟然给义乌日后的辉煌传奇拉开了序幕。

    在冯爱晴走后，谢高华陷入了沉思。对于脚下这块土地的情况，身为县委书记的他再熟悉不过。义乌位于浙江中部盆地，三面皆是山区，土地贫瘠，工业落后。在浙江诸地中，算的上是最贫穷的地区。为了提高地力，当地农民从清末开始，便集体挑担外出，用一些糖块、草纸、针头线脑的小物件换回鸡毛，沤烂在地里用来肥田。多年流传，繁盛时竟形成“糖帮”，其众可达万人。

    1978年前后，这些挑着担子“鸡毛换糖”的人，在义乌县城里摆下了小摊子，随后逐渐引来新加入者，两三年下来，竟然蔚然成势，多到两百多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市场。当时的政府不知如何处理，便让工商局颁给了“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从此，当地的劳动力一到空闲，便倾巢而出，附近村镇十室九空，盛况空前。

    到这一年年初，全县的小摊位竟然已经达到7000多个，商品交易也绝不仅限于“鸡毛换糖”，于是这便引起了省委的注意，在当时那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大环境中，县委和县政府也不堪重压，只好让工商局、“打办”的执法人员上街，清理了一部分小商贩，结果便引来了冯爱晴的大闹。

    在谢高华看来：义乌人多地少，环境恶劣，即便是把当时最流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到底，全县人民一起种地，所得所入大概都不够糊口，因此当地才会形成经商传统。现在，要对此进行打击，不仅有悖传统，也和中央号召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相符。以他的政治经验判断，这股“打击经济犯罪”的风潮应该只会持续一时，中央仍然在号召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只要顶住一段时间的压力，总会等到拨云见日的时候。

    就这样，这个只有1米65，90多斤的中年人，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政治选择。他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并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种大尺度的政策，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谢高华却顶住上面的压力，坚持开放市场，并且从并不宽裕的县财政里拿出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20亩的摊棚式市场。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大闹县政府”的冯爱晴，不但没受到任何处罚，还获得了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胆大妄为的谢高华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竟然成就了义乌日后的辉煌。到1983年年底，小商品市场的日均交易人数竟达到6000人，上市商品多达3000多种。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省内乡镇企业和其他华南地区。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商品网络中心，就这样在义乌这块交通闭塞的土地落地生根。而当地的商贩也开始在摆摊的同时，在家里生产自己的产品。日后，在成熟的销售网络支持下，那里的家庭工业发展迅速，很快便成为了全国的小商品生产基地。

    据说，富起来的义乌人十分尊敬这位领导他们富起来的“谢书记”，在他们看来，这个面相清苦的男人几乎是现代的财神爷，因此曾提出在市中心给他集资塑一尊铜像。在他退休回到老家衢州之后，逢年过节，从义乌赶来看他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现在倒回来看，谢高华在那时作出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邓小平在不久之后便看出，对私营经济的打击其实并不能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其效果可能还恰恰相反；与此同时，那些因为“经济犯罪”而被抓进监狱的人们，也根本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徒，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只不过是怀着改善生活的希望，去从事一些卑微而辛苦的工作。于是，让政策再度回归宽松，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不过，在1982年的前大半年里，这种肃杀的气氛仍然得不到缓解，民营经济所遭受的整肃，仍然比比皆是。

    在西安，这一年大约有将近300名个体户的营业执照被吊销、被撕毁、被扣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个体户高文喜的营业执照被卫生局没收，原因仅是因为高文喜是个跛子。在广西，当地政府规定，个体户除了要照章纳税之外，还要额外向街道服务公司缴纳2%~5%的管理费，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0%。

    在甘肃，一个分管经济的副县长公开表示，中央的意思就是要对个体户“重税重费，限制资源，逐步取缔”。在济南，当地政府划出17条“一级马路”，规定个体户不准在这样的道路上经营，在二级马路上，不准在白天经营。而哈尔滨则把个体户集中到偏僻的街道，统一进行管理，在湖南临澧县，当地工商局更为彻底，直接发了一份文件，把县里全部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收回注销……种种形式花样百出，不一而足，而在这些整肃行动中，最著名的，也最严酷的，便要属对温州乐清柳市镇“八大王”的严肃处理了。

    在这一年的春节过后，那个“电机大王”胡金林就接到了警告。

    警告他的人是镇上的熟人，虽然话不多，但气氛却让人感到异常压抑：“你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与此同时，镇里的朋友偷偷告诉他，乐清县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已经进驻柳市镇，并且开始着手整理他的材料了。

    看到街上随处可见的横幅：“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再听一听广播站里播放的同样内容的社论，胡金林隐约感到苗头不对，他索性把“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的卷帘门一拉，关起门来消灾避祸。

    这样的日子直到7月份，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据说，镇上相熟的“线圈大王”郑祥青已经被抓了起来，原因是“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在乘车进镇的时候，恰好看见了郑祥青家的三层小楼，第二天，他就被抄了家，人也被扣了起来，而另外几个大王也都被找去谈了话，和他一起被列为了“重点清查对象”，有些干脆就没有再出来。几个月的时间里，胡金林心里始终忐忑难安，不知道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处罚，与此同时，他也暗下决心，做好了逃出柳市的准备。

    一天傍晚，一个与他相熟的镇干部骑着自行车来到他家门口，突然小声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胡金林扭头奔回屋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头也不回地逃离了柳市镇。当天晚上，县公安局的警车就呼啸而至。

    两个月后，公审大会在柳市镇召开，除个别在逃者之外，昔日的柳市镇“八大王”被悉数拉到现场，以“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罪名分别判处徒刑。这即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它和第二年发生的“东北二王凶杀”案一起，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就当时而言，这种对私营经济的打击，甚至已经超脱于经济之外，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反潮流的风气。极左思维的狂信者，借此机会反对一切宽松的改革政策，随着经济领域里冷空气的到来，人们的生活中，似乎又一度寻找到了“阶级斗争”时代的影子，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象征符号之一的军装，在这一年里又得到了复苏，或者说是新一轮的流行，在北京、天津、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街头，又重新出现了草绿色的四兜旧军装、以及穿着解放布鞋、背着军用挎包的年轻人，和当时无处不在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口号结合在一起，似乎只差一个“红卫兵”的袖标，一切就可以退回到十多年前。

    在这一次的经济整肃运动中，为了让运动的调子变得更高，国务院于1月11日下发口气严厉的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到这截止到这一年年底，全国共立案各种经济犯罪案件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犯罪”款项共计3.2亿元。

    随后，在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向全国公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这份《决定》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尽管日后的故事证明，这场斗争并没有像《决定》中所说那样持久，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它在心理上所造成的伤害却是相当久远的。

    “八大王”里的“线圈大王”郑祥青，被当地看守所关押半年，和那些刑事犯关在一起，吃尽苦头，半年之后被放出，七八年里不敢做任何生意。而“目录大王”叶建华，则被判处徒刑一年半，出狱后不敢再做产品目录，只好开一家照相馆谋生。胡金林则从上海逃到北京、再从北京逃到东北，颠沛流离，苦不堪言；“螺丝大王”刘大源更为凄惨，整整三年时间里，他形同乞丐四处躲藏，甚至到垃圾箱里翻捡东西吃。

    两年多之后的1985年1月15日，远走黑龙江的胡金林听说风头已过，之前被抓获的另外几名“大王”都被放了出来，便悄悄地溜回了柳市。不料当天晚上，公安人员闻风而至。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高声宣布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当时的胡金林被关进了监狱的重刑犯单间中，彻底绝望的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判重刑乃至枪毙的准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66天的煎熬之后，四个公安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

    回忆起这段岁月，胡金林这样说：“从牢房里出来后，我曾经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了。”在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私人轧钢厂之后，胡金林又到深圳，上海乃至新疆柴达木盆地四处寻找商机，最后，他选择了离开中国。

    于是，距他被迫离开柳市镇二十年后，胡金林再一次离开了柳市镇，在2001年，既不懂英语，又不懂高棉语的他来到了柬埔寨，在首都金边，他成立了一家三林国际电器公司，专门销售柳市镇生产的各种电器。站稳了脚跟之后，胡金林将柬埔寨第三大发电站——马得望省发电站买了下来，随后，他又将国内的电器生产技术引进柬埔寨，在那里直接开办工厂，几年之后，这个曾经的“电机大王”在异国他乡又获得了新的称号——柬埔寨水电大王。

    由此大王换成彼大王，胡金林用了整整三十年。然而，当年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却极难弥补。比这更重要的，政府出尔反尔，政治风向摇摆不定的印象，长久以来存留在人们心中，使得日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许多都养成了紧盯政策的习惯。

    尽管气氛紧张，举国之中，倒也并非全无亮点。在这一年的重庆，一个叫左宗申的男人，就开起了一家摩托车修理铺，说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下海创业了。

    两年之前，左宗申在重庆一家瓷厂当烧窑工，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了一些，但毕竟算是有一个风雨不愁、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不过在心思活跃的左宗申看来，这样的铁饭碗越是牢靠，也就把人束缚的越紧。于是，带着借来的两万块钱，左宗申和妻子下海了。

    在从1980年开始的两年时间里，他和妻子去过河北、到过山东，卖过当时正在火热流行的港台武侠小说，倒过服装，贩过水果。可惜的是，初次下海的夫妻二人，并不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水果生意需要把握时令，并不熟知于此的左宗申初次贩运就遇到坏天气，水果都烂在了半路上；倒卖服装却又遇到骗子，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被骗走。两年下来，两万块钱本钱被折腾的十去八九，只剩下最后的两千块。

    接连的失败让左宗申倍感痛苦，在二十多年后，已是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的左宗申回忆说：“消沉的情绪使我一度想放弃理想，我已经快入而立之年，妻子劝说我学技术，我想‘人过三十不学艺’，本想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算了，却没想到后来与摩托车结了缘。”

    在妻子的反复劝说下，左宗申跟他的大舅子开始学摩托车检修。让人想不到的是，左宗申在这方面居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练就了一手摩托车维修的高超技艺。只要听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这车究竟哪里出了毛病。很快，老左的手艺就超过了他大舅子，这一年，妻子把娘家一间临街的住房收拾了出来，在门口又搭上了一个遮阳的小棚子，东挪西借了五千元买来一些修车用的工具，左宗申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摩托车修理工生涯，一修就是八年之久。

    在这一年的秋天，那个在两年前跳入大海的梁伯强回来了。

    在香港和澳门打工的整整两年，虽然钱挣得要比大陆这边多一些，生存的环境却充满了凶险，这让这个刚及弱冠之年的年轻人整天心惊胆战。听后过来的偷渡客说，现在国内也允许私人做生意，机会也多起来了。于是，一心眷恋家乡的他把辛苦打工攒下的三万块港币绑在腰上，搭上渔船偷偷地回到了家乡小榄镇。

    在那个政治意识仍然很浓厚的年代，类似梁伯强这样的人，自然不会被社会接纳。果然，回家之后的梁伯强。竟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的国营单位。而原来曾经工作过的工厂虽然一度同意他继续上班，但却开出了一个条件：要他在全厂职工面前悔过自新，并且要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叛国投敌”的牌子，念一份言辞恳切的检讨书。

    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有辱自尊的条件自然令梁伯强难于接受，一时之间，他甚至有点后悔当初回到家乡的决定。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去菜市场当一个菜贩子。不过，有些失望的梁伯强并不知道，不久之后他便会用扛大包和描家具攒下的三万元港币开始自己的事业，成为那个今天为人熟知的“指甲钳大王。”

    出逃香港的梁伯强虽然回来了，在这一年里，却有更多的人逃港而去，比这更为普遍的，则是华南沿海地区的海上走私活动，沿着大大小小的梁伯强们逃亡的线路，无数的走私货被贩进大陆。

    在当时，广东省东部县市、福建沿海以及浙南温州、台州等地的走私最为严重，以至于许多市县甚至出现了“干部不上班、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他们每天从海上的趸船中取下诸如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摩托车发动机等货物，用低价买进，再沿着公路沿线向过往的司机兜售，后来则干脆发展为相当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在一些县市乃至乡镇的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到贩卖走私货的小贩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并不是职业的走私者，都有着公开的职业与身份，然而正是这样，才让政府的稽查人员很难搞得清，究竟谁是走私犯，谁是安分守法的良民。

    新华社记者魏运亨的描述中，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是这样的：当时每天停泊和游弋在东沙岛海域的港台走私船多达几十艘，前往交换私货的大陆走私船则多达上百艘。电子表、尼龙布料涨潮般地涌进内地，黄金和银元则退潮般地滚滚外流，成千上万的群众如痴如狂，沿海城乡形成了好几个远近闻名的私货集散市场。

    比这更混乱的，则是那些走私物的流通数量，以及具体的交易金额。由于这种走私行径来自于地下，既不会有统计部门进行统计，也没法按关税或营业税来计算总额，所以自然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然而我们必须要说的是，类似于这样的走私行为，广泛地存在于那个时代华南地区，因此，有不少后来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企业家，都曾经参与过这样的走私活动，他们从中获得了企业发展所亟需的资金，以及种种零配件、产品、生产设备等等。依靠走私来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改革开放早期经济的一大特色，也是商品经济起步的重要推动力。

    很显然，假如要清算原罪的话，那么这些走私贩私活动。是明显应当包含在内的。事实上，当时的一些政府部门与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或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直接为这种活动大开绿灯，甚至给予种种方便。这种“活跃一方经济”的调子在南方沿海一带久唱不衰，这无疑反映出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念的紊乱，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这种行为的道德是非判断一直相当迷乱。直到四年之后，在海南岛上爆发了由政府参与的汽车进口狂潮，所有人才算统一认识这一问题，但在那时，由于流传千年的纯朴商业道德早已被泛滥的物质文明冲刷殆尽，种种更富暴利的灰色手段与行径被发明出来，走私早已算不上什么“不道德”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走私活动的泛滥正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流通渠道效率低下而僵化，从而导致了许多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很多时候变得异常棘手。所谓的“进口许可证制度”，正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

    在那个时代里，即使某人拥有足够的外汇、并且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关税，不从事任何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也不能随意从境外进口商品、原料或者是生产设备，因为必须要拥有一个来自于政府方面的“许可”。更糟糕的是，这个“许可证制度”覆盖范围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消费品和生产原料，大到汽车钢材机床，小到手表首饰照相机。在最初设立这一制度的时候，其初衷无非是依据西方的贸易保护理论，让它与关税一起成为国产工业的屏障。但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跨越的过程中，许可证制度的存在，逐渐变成了一种异常灰色的经济寄生物，因为发放许可的权力是由政府中少数人掌握的，真正有进口需要的企业很可能不被批准，而得到“进口许可证”的，往往又是那些善于利用政府关系的人。

    在日后的几年时间内，倒卖“许可证”以及政府批文、指标的趋势将会越来越热，直到90年代仍未见衰，它几乎是那个时代最赚钱的行当，由此酿成的行贿受贿、舞弊营私等腐败事件层出不穷。然而在某些时候，譬如在国家宏观调控期内，这些来自流通体制外的运作能力与物流网络，却又以一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方式，帮助那些民营企业家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就在私营经济持续遭受到打击的同时，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国库券，仅在上一年发行最初稍有成绩，在这一年里竟然铩羽而归，而让专营此事的财政部国债司司长、国债设计者张加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国库券竟然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越卖越难”。

    按照原先设计的方案，财政部在推销国债的时候，对下面讲究“自愿量力，不要强行摊派”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推销过程中，由于每个单位都分配有任务，这种推销就开始逐渐变了味道。而国库券10年的偿付期，也让一些被迫购买者产生了抱怨情绪，张加伦回忆说，当时许多人都反映“不知道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本息”，加上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做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使得推销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把国债发行顺利进行下去，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发起成立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包括人民银行、计委、中宣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即便这些部门同时发力，但仍然效果不佳，为此，各级为不得不发出通知，号召职工自行认购国库券，“认购的越多，说明越有党性，越爱国，思想也就越先进”。有些单位则干脆采取摊派的方式，在工资中强行扣除发放。在80年代前几年的时间里，许多单位每个月在发工资前，都会在通告栏里发布通知，告知当月单位发行国库券的总量、每个职工会发到的国库券数量，通常来说，越是收入高、级别高的职工，被分配到的国库券数量就越多。

    一位名叫王嘉锡的江西铜矿职工回忆，他当年的月工资只有43.5元，每年却要摊上100元左右的国库券，这些东西是当做工资“摊派”下来的，但是按照规定，它们在到期之前无法兑现。最后，因为家里有急用，王嘉锡把家里的国库券以每百元70元人民币的价格，兑给了上门收购的小贩。

    张加伦大概不会想到，在六年之后，那些上门收购国库券的小贩里，竟然会出现数位叱咤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风云人物，像“证券教父”管金生、“第一散户杨怀定”，以及“最大民营企业创始人”唐万新，都曾经有过倒卖国库券的经历，他们分别用这种奇特而又灰色的方式，积累其下海创业所需的第一桶金。

    在这一年里，财政紧张的局面仍然在持续，对私营经济的严厉打击，在使私营经济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挫折的同时，也顺带着打击了人们下海创业的积极性，北京市在这一年里仅增加了1600多户个体工商户，而在前一年，这个数字是3200户。在大连，个体工商户的停业、歇业情况异常严重，在1981年，共有779户工商户关门，在1982年上半年，又停业了379户，据财经作家俞雷的《追寻商业中国》披露，在1982年初，全国个体工商户的人数，甚至还没能恢复到1963年的八成。

    比这更可怕的，是从政府到社会群众，几乎都对个体经济丧失了信心，而沈阳的一位街道办领导，则干脆向待业青年的家长宣传“别让孩子干个体，个体户长不了。”在限点摆摊的哈尔滨，一位年轻的个体户对《人民日报》的记者抱怨说：“成天蹲在这儿，人蹲懒了，货晒旧了，生意难做，我真想退业不干了。”

    在这一年的报纸上，仍然随处可以看到“要搞活经济”的话语，然而与眼睛里看到的景象相互印证，却让人们很难相信。中国的商业气氛在这一年的夏天，几乎降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

    1982年的中国，尽管私营经济遭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寒流，国家财政也丝毫未见好转，大大延缓了经济建设的成长势头，然而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状况的政策，却无疑真的起到了作用。

    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一个名叫徐强的七岁孩子瞪大了眼睛，兴奋地注视着眼前的年夜饭，这是他在记事之后第一次见到如此丰盛的饭菜。在他长大成为一名记者之后，仍然对此念念不忘，专门属文以纪：“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

    餐桌上的四道肉菜，要归功于供应越来越充足的肉、蛋等副食品，而在这一年里，许多人惊喜地看到，即使是那些二三线城市的商场里，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出现。三年前中国才刚刚能够制造的洗衣机，到1982年年底已经达到了200万台的产量，而电视机的总产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台，要知道，后来令人窒息的彩电价格大战在这个时候并不会出现，这些电视机是不愁卖不出去的，同样，电冰箱、录音机电饭锅、这些家电的需求也开始节节攀升。许多新婚家庭都渴望着拥有著名的“三大件”：金星电视机、威力洗衣机和雪花电冰箱，在此之前，老三大件则是：“凤凰、飞鸽或永久自行车、燕牌缝纫机、梅花或上海牌手表”。

    我们很快就将看到，这些对家电的需求，直接引发了此后中国家电企业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些产品的技术瓶颈并不高——在两年之后，广东顺德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这些简陋的工具和仪器，竟然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许多看准了时机的企业家纷纷加入，在这里面，除掉极少数弱小的国有企业之外，几乎全部是刚刚完成资本积累的民营企业家，稍后我们就将看到，他们在此后的几年中一一登场，将中国的家电行业搅得战火连天。

    在大街上，以“人造革”为面料的服饰开始悄然流行，那是一种以织物为底基，涂覆了合成树脂的塑料制品，这种东西的使用，出自于人们对于皮衣的迷恋，但昂贵的皮料却是一般人消费不起的，于是，外观、手感都酷似皮革的“人造革”便流行起来，在整个八十年代里，这种“皮衣”、“皮包”一度充斥街头，满足着人们的消费欲望。

    除了人造革，风靡一时的服饰还有假领子。那是一种只有上半截的衬衣，因为时髦的男女青年想要追求体面，却又因为有限的布票而无法购买整件衬衣，因此便想出这个办法。在八十年代的大街上，十件衬衣里面，恐怕就有四五件这种缺料短袖的“假领子”夹杂其中。但是人们仍然自得其乐，因为这是时髦的象征，无论是“人造革”皮衣还是“假领子”，引来的只有羡慕的目光，再也不会被视为腐朽堕落的标志。

    在这一年里，政府甚至开始允许黄金首饰的销售，8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在国内恢复销售黄金饰品的通知》，将这一中断了十多年的市场再度恢复。事实上，自从1964年央行停止为金银加工业供应黄金之后，老百姓购买金饰品的渠道就被断绝了。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国内的黄金储备不至于被稀释，另一方面则是收入微薄的中国人，在努力免于饥寒的同时，实在没有什么余力来购买金银首饰。即便在恢复了销售之后，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不忘小心翼翼地提醒到道：“黄金饰品价格比较昂贵，消费者应当根据个人的爱好和自己的经济状况自由选购”。

    当然，这种生活水平上的提高，是仅仅相对于过去而言的，事实上，当时即使是城镇居民、甚至一些一线大城市的居民，都还生存得相当艰苦，由于物质供给的贫乏，甚至于连最基本的供应都无从保障。在机器制造蜂窝煤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城镇居民自制蜂窝煤，乃是许多家庭的必须工作之一。人们从煤店买回散煤，再向里面添加少量的黄泥，加水和开，用专用的模具压一下，摆在阳光下晒干，就得到了一块成型的蜂窝煤。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消耗量大，通常一家老小会齐上阵，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沾满煤灰。

    另外一个典型的生活片段则是弹棉花，在短缺经济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家庭都不可能每年缝制新棉被，这样一来，把旧棉花重新加工就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于是常常可以看到：在丝絮、灰尘四处飞舞的屋子或街道上，棉花匠或家庭主妇手执木弓，有节奏地弹制硬邦邦的破旧棉絮，直到将它们重新变得蓬松。

    这些带有标志性的情景，其实无不折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后，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循环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尽管改革卓有成效，尽管那一星半点的商品经济元素，已经开始让计划经济的效率变得略为高了一些。①但是这些刚刚被释放出来的元素，在中国社会这个庞大的机体面前，还是显得过于渺小。只是因为新与旧的反差太强烈，才让人们萌生了一种“生活大为改善”的想法。

    ①：市场经济的理论，此时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事实上，在从1978年~1983年里，一直秉承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在1984到1987年，模式又被修正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1987的时候，这一模式再次被修正，变成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从1992年开始，才最终定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计划经济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历了从有序到有效的转变，其中所经历的种种混乱与颠覆，正是我们要描述的主题。

    到这一年为止，温州当地的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全国每十个个体工商户里，就有一个是温州人，共有30万名经销员奔波于全国各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身影，没有市场的地方，则由温州人开拓出市场。以至于后来有人用“六千精神”来形容这批转战全国的购销大军：“来自千家万户、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百计、经历千辛万苦、挣了千金万银”。到1983年的时候，全市已经正式形成了十大商品产销和专业市场。①

    这些购销人员居中斡旋、左右逢源，当地各家各户的生产者依靠他们，同千千万万零售商店与摊子，甚至同无数消费者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生动活泼，却又似乎无形的流通网络，这使得温州很难出现产品积压的情况，那些并不雄厚的商业资本几乎20天就周转一次，慢慢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

    ①：这十大市场是：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苍南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苍南钱库综合商品批发市场、平阳水头兔毛市场、平阳萧江塑编市场、瑞安仙绛塑革市场、瑞安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市场和松紧带市场。

    严格来说，浙南地区能够有如此的成就，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那里虽然地处鱼米之乡，却因为多山多滩而耕地匮乏，每人只能摊上两分左右，用当地人的话说，“即使全种红薯也不够吃”。由于地处浙南与闽北的山区夹缝处，此地多年不通火车，没有机场，交通极其不便。因此既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习惯，也没有建立工业体系的基础，因此，当地人自古以来，便和福建潮汕人一样，有着外出经商获利的习俗，而当地靠海近台的地理特征，又为海上走私提供了便利。从文革结束之后，来自台湾、日本等地的各种小商品就潮水般涌入温瓯地区，甚至于在集镇和码头上公然形成交易市场。于是，这些以走私货为主要商品的交易市场，就成为了日后那些专业市场的雏形，而那些走私者、消费者和温州弃农经商的本地居民，则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下海者。

    在当年的浙江，因为地处偏远而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地区不仅仅是温州一处，同处浙南的台州、金华等地，由于交通不便、地力贫瘠，加之没有任何工业基础，那里的居民想要谋生，除了外出做工或经商之外，再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正是这种“先天式”的糟糕环境，却让台州诞生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其中不乏在某一行业中的佼佼者，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他们却要为了生计而奔波不已，甚至略显卑微，琐碎。

    日后创办了吉利汽车集团的李书福，正是这些“讨生活”的小商人中的一个，在这一年，李书福高考落榜了，贫穷的家庭自然不可能支撑他复读再考，于是拿着父亲给的120元钱，开始做起了照相生意。

    当时商店里的照相机，几乎都要几百块一台，李书福自然买不起，他后来回忆说，他跑去器材商店买了一个镜头和胶卷框，找了一些旧齿轮，然后再请铁皮铺帮忙造出闪光灯和反光罩，就这样，花了几十块钱自己动手装了台照相机。然后拎着这台“土相机”，“骑着自行车满大街给人照相”，在积累了一点钱之后，他又开了一个照相馆，有了固定的门脸和业务，同时开始帮一些客户组装照相机，从中间赚一点零件的差价。生活要比过去富裕了许多，不过，让他真正积累起第一桶金的，却来自他偶然的一次发现。

    在洗照片的时候李书福发现，只要用一种药水浸泡，就可以把废弃物里的金银提取出来，于是，李书福开始做起了这个生意，带着他分离出来的金银跑到杭州去卖掉。再后来，他干脆关掉了照相馆，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这个独创的发财之道里。直到许多年后，李书福在和记者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还不无得意地说：“这个业务到现在，别人还做不了”。

    在当时的台州、金华等地，有许多李书福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往往是高考落榜生、或是返城知识青年，他们差不多是中国的第一批“工商个体户”，前者是被阻断了社会阶层跃升的道路，又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或工人；后者则是纯粹为生计奔忙。根据估计，当时在浙南一带，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劳动者，起码在60万人以上，温州市的工业产值，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都保持30%的增速。

    由地理环境而导致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是当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特色，在这一点上，要得益于当地较弱的计划经济环境。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仁寿是区域经济学的专家，他后来曾经发明了“边区效应”，专门用来解释这一现象：“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比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表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

    对照日后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我们会发现这种说法非常符合实际，例如在工业基础十分雄厚的东北地区，由于那里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府对民众的管理井然有序，民众对体制的依赖程度也相当高，①使得人们习惯于按部就班地生活，自然也就很难脱离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于是直到90年代，那里都很难看到几家像样的民营企业，究其原因，实在要归结为观念的保守。

    ①：在东北的许多城市中，国营企业承担了相当重要的社会责任。在一些城市中，一家大的国营企业甚至可以取代当地政府的全部社会功能，包括就业、社会设施配套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它除了自己的生产、运输、贸易等基本企业部门之外，还保有了理发店、浴池、公检法、学校、医院、民兵武装、邮局等一系列本不应该拥有的部门，正如一位国企领导所言：“我们的工厂除了火葬场没有，剩下基本可以扩成一个独立的县。”

    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见识到这种由观念而引发的反差：当浙南、福建潮汕、广东沿海以及苏南地区的民营经济越来越蓬勃的时候，华北、东北和上海等地的国营企业，却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空前的困顿，例如在沈阳大东区，有一条著名的“东北大马路”，蜿蜒长达6公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里连续创办了多家钢厂、轧金厂、起重机厂、建筑机械厂、汽车厂等重型工业，然而随着国有企业的逐渐衰落，这些企业在90年代初逐家陷入困境，随后成为了国企破产，工人下岗的重灾区，遗憾的是，由于对体制过于依赖，使得许多工人在下岗后竟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再就业情况在各大城市中几乎垫底，沈阳也因此成为了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当然，在这一年里，国有企业的问题还不十分明显，由于这一时期中央所规定的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因此那些从属于各个系统的国营企业，面临的问题还只是财政紧张。

    坦白地说，财政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却严重滞销，也就是说属于流通环节的问题，这其实是国家计划经济下，统销统购的商业模式所造成的，然而在那些国企领导们看来，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拥有的权力太小，就是内部管理制度的缺陷，因此，几乎每一个国有企业的当家人，在1982年前后都会大抓人事，搞一些“大评比”、“大考核”、“大比武”之类的高调文章，将那些考核不合格的干部与职工，统一安排到基建或运输部门。

    有趣的是，当这些“不合格”的职工被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时，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红光糖厂，新成立的运输队在完成了厂子的工作任务之后，还到社会上接来一些零活，年底的时候一结算，竟然赚了六万多元。这种情形在当时的许多国有企业中都有存在，于是许多国企领导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忽然“茅塞顿开”，他们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振兴企业的灵感，就这样，“第三产业”这个名词，就成为了1982年前后异常流行的一个商业词汇。

    在厂长们的设计中，既然企业的主营业务受到阻碍，就可以开展一些其他副业，既然大路不通，何妨换到小路上来。只要企业的困窘能够得到缓解，那么哪个是主业，哪个是副业，似乎暂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许多企业都开展了自救式的商业行动，譬如将闲散人员组织起来，利用厂里的资源搞一些小加工；或是将闲置的卡车组织起来，办一个运输公司；或是用多余的空地改成蔬菜大棚、小食品加工厂等等；或是干脆利用自己所在系统的资源，搞一些原材料、生产批文或是进口许可证，倒卖给那些有钱有意愿却没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家或倒爷。

    一时之间，“第三产业”被当做一个非常有魄力、有头脑的发明创造，以至于这一年的许多报纸都对其大肆宣传。然而它却并不是国营企业最需要的东西，因为“第三产业”的存在，固然能够暂时解决一下财政困难，解决一部分人员的分流问题，但对于国营企业劳动效率低下、产品市场竞争力差、销售渠道堵塞等现状一无所助，然而国企的领导们却似乎齐刷刷地在这一年里迷失了方向，无限沉迷在“第三产业”带来的短暂幻觉中，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之为玩物丧志，因为在这种大氛围中，许多企业原本就不佳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丧失，被那些在一帮窥伺的民营企业趁虚而入，先抢走了技术，再抢走人才，最终一步步抢占市场。

    “第三产业”在这一年里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性偏差，不过这个问题并不在我们所关注的范围内，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后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以及那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们，正是在这个时候以“第三产业”为跳板，最终完成了他们向商海的倾情一跃。

    一马当先的特区，在这一年里尽管饱攻讦，却仍然在继续充当它领跑者的角色。作为一扇开放的窗，特区带给内陆省份乃至全国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进口汽车、电器，其意义也要远大于引进了多少外资，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观念上的更迭。

    在这一年的元宵节，深圳蛇口的工业区里，忽然多出了一群陌生的身影，她们提着印有“毛泽东语录”的军绿色旅行包或编织袋，神情局促不安，淳朴的脸上在羞涩之余，还带着几分好奇与期盼。

    这些人是凯达玩具厂招聘的第一批大陆工人，这家由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企业，是当时深圳蛇口工业区里最大的外资企业，也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凯达玩具厂在广东、福建等地组织了招工考试，在通过文化考试、身体检查后，86位来自广东韶关的女孩子，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外商独资企业里的工人。

    条件的艰苦，生活的单调，令这些还处在花季的女孩子们很不适应，于是便有人纷纷离去，但是那些留下来的女孩子们，却很快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它并非来自工作、学习、思想等老内容，而是一堂财富与物质的新课程。

    在这一年的《深圳商报》里，曾经报道了这样的场景：“女工李惠莲忐忑不安地走进工厂的写字楼，询问会计是否发错了工资，上班的第一个月，她的工资就比别人多了一百块钱。结果会计告诉她没有错，因为发给她很大一笔超产奖励。这时小李才知道，原来做的多就可以拿的多，这叫做多劳多得。”

    很显然，当时这些特区外商企业里的“外来打工妹”，是商品经济分配制度的最早接触者，她们经历着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同时领悟到了一些全新的经济观念。

    根据当年一位叫郑艳萍的女工回忆：“当时的蛇口工业区内为了方便工人，特意开了一个小卖部，里面有很多来自香港的免税商品，每位员工可以凭购物卡购买方便面、力士香皂、果汁、午餐肉、进口香烟等国内见不到的‘港货’。而且工作满一年的人，还可以购买一样免税的大件商品。”当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电视机为何物的时候，这里的许多工人，就已经将纯正日本进口的22寸彩电搬回老家了。这种来自物质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那时的特区“打工妹”们，无不有着由衷的优越感，她们“谈朋友”甚至连深圳的海关人员都看不上，因为挣得最多的公务员，“工资也赶不上她们的三分之一”。

    我们可以想象，当一台台电视机、凤凰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等“大件”被从特区带回老家的时候，将会带给那里的民众以何等程度的心理冲击。“去外面赚大钱，见识大场面”，这是无数人目睹打工妹们归来后发出的感慨，它曾经那么直接地影响着中国基层农村的价值观念，让过去那些既淳朴又落后的认知一下子崩溃，乡村青年们在参军、考学与当干部之外，忽然看见了一条全新的金光大道，整整一代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激情，就这样被几样家用电器点燃了起来。

    此时的蛇口，其发展速度之快，是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的。

    一位当时的女工在后来回忆说，她们当时下班回宿舍，经常会连路都找不到，因为原先的耕地和杂草一下子全没了，另一条新路出现了，在新路旁边，有时一天之内就会打下地基，一个月之内就会平地起高楼。

    这种可称之为神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袁庚。在这一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门口，上面赫然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后来曾经风靡全国，成为最经典改革语录的话，看起来似乎有口号的嫌疑，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袁庚内心理想的真实体现。在他的控制之下，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在当时的中国而言，绝对是最有效率的政府办事机构，从下一年开始，这里实行了群众直接选举干部制度，而从蛇口工业区创立到袁庚退休，那里始终保持着精干的管理团队，用袁庚的话说：“工业区自己的管理干部满打满算还没有超过一桌人”。

    两年之后，53层，高160米的深圳国贸大厦竣工，成为当时国内的第一高楼，然而从施工到建成仅仅用了37个月，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奇迹，由此成为了“深圳速度”的象征，以至于后来在许多领域，这个词都成为高效率的代称。①

    ①：袁庚这种高效、务实的风格，甚至在其下属、下属单位的身上亦有明显体现，蛇口工业区的内部结算中心，在实行股份制之后成为今天的招商银行，它的效率之高有目共睹；而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在创办了平安保险公司之后，用十几年的时间使其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保险机构之一。

    很显然，高效率的商业行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好体现，特区在引入资本与技术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社会中讲求效率的观念引入进来，最终使整个华南地区成为日后民营经济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在1982年前后，“奉命下海”的荣毅仁，一开始就手笔非凡，在备受争议的同时，也让当时的国人唏嘘不已。

    在上一年，荣毅仁忽然想到，可以借用地方上的大型项目，向外发行债券来集资，而当过纺织部副部长的他很容易地想起，江苏扬州附近的仪征市，有一个化纤工程，原来是国家22个重点工程之一，总投资约10亿元人民币，如果能够建成，每年可以提供50万吨的化纤产量，现在，由于资金缺乏，这个项目不得不暂时下马，于是他便向国务院建议，可以通过在国外发行债券，来救活这个项目。

    在当时，这个想法实在是有些过于大胆，本来发行国库券的行为，就已经打破了新中国的内债纪录，现在，荣毅仁又要向外国人借钱，无疑给了许多人在政治上攻击的借口。根据《荣氏父子》的记载：听说这个消息后，许多人给国务院写信告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中信到底想要干什么？”

    在这个时候，荣毅仁的政治身份又一次帮助了他，在整个政策面收紧的时候，他竟然能够谋求到邓小平等人的支持，国务院破天荒地做出决定：同意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100亿元的私募债券。在此后的半年里，荣毅仁一直在为此奔忙，他的独特政治身份与商界人脉，让这一次融资变得顺风顺水。在日本，有三十家金融机构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认购，三年之后，仪征化纤项目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荣毅仁日后对此评价道：“资本回来了”。

    显然，荣毅仁只陈述了一半的事实，在仪征化纤的项目运作中，中信的做法展示出了权力寻租的巨大威力，日后，数以百计的央企群起效仿，以国家信用与商业资本相结合的方式，直至今日，仍然在不停滴攫取超额利润。

    在荣毅仁的努力下，中信公司连续完成了一系列资本大动作，其中给中国人带来深刻影响的，是北京机电公司和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组建了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来了汽车400辆。大大解决了当时出租汽车的紧缺现象。由此带来的一个效应是——由于出租司机收入高，工作环境好，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职业，竟然在当时成为了全社会羡慕的对象，其程度远迈今日之民航飞行员。

    物理学家牛顿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在1982年的中国，牛顿的这句话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在吉林省长春市，君子兰忽然成为了最紧俏的商品，它的价值之高，市场需求之旺盛，甚至远远超过了进口电器、汽车这些当时公认的商品。

    在20世纪30年代，君子兰由日本人引进中国，日后逐渐在民间普及，不过，由于较为珍稀，直到60年代，君子兰在民间依然很稀少。现任吉林省君子兰协会副会长的郭凤仪，当年是长春一家花卉公司的经理，他回忆说，1979年的时候，他用180元买了一盆君子兰，代价是卖掉了瑞士手表和自行车，目的只有一个：盼着君子兰有一天能挣钱。

    郭凤仪似乎等来了这个机会，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些“君子兰在香港价格奇高”的传闻开始流传，这个消息让热爱养君子兰的长春人大感振奋。随后，一场“抢救国宝大熊猫君子兰义展”在长春举行，当时，“赶来赏花的观众队伍排起了长队，原定5毛钱一张的票也随着被炒到1元。”于是，看到了市民对君子兰的热情，长春市领导开始号召市民养君子兰，媒体也随之响应，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养君子兰的好处。就这样，原本只有几块钱一盆的君子兰，在多方的联合炒作下，身价一路扶摇直上。

    据一位早期的花农回忆：“当时的红旗大街，是早期的君子兰马路市场，端着一盆君子兰，不用走完整条街，价格就能翻上三番。”这样的激情，自然令君子兰成为了当时各界一直看好的商品。到这一年夏天，君子兰似乎成为了长春市民生活中的最重要主题。许多人靠倒卖此物发财，在年初，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到9月份居然被炒到了15万元的天价！在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竟然和小小一盆君子兰划上了等号，人们怎能不欣喜若狂。

    当年郭凤仪花180元买下的那盆君子兰，在这一年价值飙升，据说，一位港商找到他，希望用一辆豪华皇冠交换，结果却被郭凤仪当场拒绝，理由是：“那辆皇冠车当时值9万元，可皇冠每天还在生产，我可以用钱买到，而花却是我多年精心培育的结果。”

    至此，全民都陷入了疯狂，长春机械厂号召职工走君子兰致富道路，全厂1700多名职工家家开养，长春洗衣机厂则投资十多万元，在办公楼顶上盖起了600平米的空中温室。这种疯狂甚至波及到了毗邻省份，辽宁鞍山检察院一位干警带着三个人，配备枪支与越野吉普，径直杀向长春强抢君子兰，得手后连夜返回，在仓皇逃窜中车毁人亡。当时最好的歌唱家王洁实、谢莉斯为君子兰一展歌喉，名画家范曾受邀为君子兰作画，书法家启功为君子兰题字。据长春市工商局当年的统计，每天出入长春各君子兰市场的人，竟然高达40万人次，而当时的长春市人口也只不过200万。

    有趣的是，君子兰的火爆之时，也正是全国“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运动最紧张的时候，长春市自然也处理了许多个体经营者，却惟独对花商花贩花农放任自流，君子兰的全民疯狂，由此可见一斑。

    坦白地讲，人人都知道一盆花并不值那么多钱，然而在改革初期，刚刚得尝金钱滋味的人们，却因为各自心怀致富梦想，竟然无人愿意点破这件“皇帝的新装”，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贫困日久的普通民众，对财富渴望的一次妖魔化释放。

    在1982年，这场闹剧大概还不会破灭，直到1984年，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长春“市花”，号召全体市民“家家户户养君子兰，至少要栽三到五株，不种君子兰，妄为长春人！”

    这股狂潮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直到1985年才开始消弭，在6月1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布评论文章《“君子兰”为什么要风靡长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君子兰交易称之为“虚业”，并提出“四化建设要多干实事”。此文一出，无异于将位于巅峰的君子兰打落深渊，长春市政府领导在见到这种类似“行政指令”的舆论后才恍然大悟，高压政策也如期而至。规定“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

    在此之后，君子兰交易立即陷入冰点，随处可以见到愤怒的市民，以及被扔进垃圾箱的君子兰。然而在这场风波过后，却有人惊讶地发现，尽管绝大多数人的发财梦就此破灭，却还是有人凭此挖到第一桶金，从此走上发家之路。

    在这一年里，一本名叫《玫瑰梦》的小说，开始流行于大街小巷，能够流行的原因，则在于这本由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所著的小说中，带有一些所谓的“淫秽色情描写”。

    以今日的审美眼光来看待，《玫瑰梦》的露骨程度显然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样一个刚刚从沉闷中解脱出来的群体而言，这一类描写无疑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然而很快，这本由吉林省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就遭到了查禁，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成为了一个焦点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和现在的“黄书”多为地下印刷、暗中销售不同的是，那时的“黄书”很多都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在这一年的查肃中，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图书有30多种，共有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此外还有130多种期刊，因为内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低级下流而被查处。至于民营出版业，在此时大概还仅仅是极少数人不切实际的幻想，直到90年代中期，被称为“书商”的民营出版企业才开始多了起来，而它的繁盛，大概要等到25年后才能实现。

    坦白地说，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上，1982年实在是一个奇特的年份，以9月份为界限，这个国家在上下半年竟然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前半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粗暴与不公，几乎令人对私营经济的发展信心顿丧，而下半年中央的一系列决议和行动，又让灰心丧气的人们在灰暗中看到了一缕曙光。

    9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致辞，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在这大会上，中央正式决定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而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宣布增加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个机构肩负着中国体改研究者、探索者与决策者的重任，一度和计委并列，成为了国务院里最重要也最具权力的部级机构。

    在这一年，一个名叫胡耀邦的人当选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在当选之后，他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这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全国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各级政府也因此而制定了每一年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GDP这一名词，正是在此时诞生于中国，并在日后长久不衰，成为能够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一年的秋天，一个名叫王均瑶的孩子离开了温州老家，在此前不久，他才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跟着他的师父，身材瘦小的王均瑶提起装满小商品的蛇皮袋，走遍大江南北，尝遍生活百味。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孩子除了勤奋、机灵之外，身上还展现出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商人气质。别人出个价格，他只要眼珠一眨就知道这笔生意是赚是亏。很快，他便可以自己出门单飞跑生意，最远甚至到过内蒙古和黑龙江。

    大概没有人想的到，仅仅过了数年，他的均瑶集团一度成为中国乳业顶级企业，这个孩子就将用走南闯北赚来的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承包飞机航线的人。

    在当时的温州，乃至中国各地，到处都有着像王均瑶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就像一颗颗刚刚经历了严冬的种子，一到阳光普照，立刻破土而出，然后活力十足地成长在希望的田野上，来自海上的风逐渐吹拂，这些私营经济之花将纷纷光彩无比地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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