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西汉朝廷，外戚王氏势力最大。执掌朝政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大将军，虽然并列“三公”，但职权最大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掌权者的，却是大司马大将军。汉成帝刘骜自建始元年（前32）即位以后，就对母党王氏特别优待。王太后有兄弟八个，姊妹四人。八个兄弟中，王凤、王崇与王太后为嫡出的同母姐弟；其他六人，皆为庶出的兄弟。成帝即位之初，马上封王凤、王崇为侯，食邑各万户，并且拜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建始二年，汉成帝又在同一天封诸位舅父为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庶出的六位舅父，只有王曼因为已死才未得封侯。王氏兄弟同日封侯，故世称“五侯”。除此之外，王太后还有一位堂弟，名叫王音，虽然没有同“五侯”一起受封侯爵，但因与王凤关系非常亲密，得与王凤同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汉成帝即位几年之后，又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并让王曼的儿子王莽继承父亲爵位为新都侯；还把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封为定陵侯。这样一来，太后王氏的亲属，封侯的多达十人。王氏外戚，不仅地位尊贵，而且专擅朝政。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大司马大将军”一职非王氏莫属。王凤辅政十一年，死后由王音继其职位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辅政八年，死后由王商继其职位为大司马卫将军；王商辅政四年，死后由王根继其职位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辅政五年后，举荐王莽代替自己职位。
王氏的这些新贵们，有的穷奢极欲，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有的争权夺利，甚至同室操戈。例如，成都侯王商不仅向皇帝借明光宫避暑，还引沣河水穿长安城进入自己府中大湖以行游船，甚至僭用皇帝羽盖。曲阳侯王根府中也修建了类似宫中白虎殿一样的建筑。而平阿侯王谭不服王凤调遣，常常跟王凤作对，以致王凤临死时举荐堂弟王音继任自己的大司马大将军一职，也不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这位亲兄弟。
在外戚王氏集团中，王音算得上一个行为端正、办事恭谨而且坚持原则的人。被他举荐提拔的一批官吏，大多是德才兼备的好官，而且他虽为首辅大臣，但不擅专朝政，因此既得汉成帝欢心，也受到朝中很多大臣尊重。
在扬雄还没有来到京师长安的时候，王音就看到过扬雄所写的一些辞赋作品，他对《反离骚》和《蜀都赋》特别感兴趣，认为两赋语言典雅、立意奇崛。当王音得知这些作品出自蜀郡一位年轻人之手时，渴盼能有机会见到这位青年。
扬雄来到长安以后，曾经找过杨庄。杨庄给他介绍了京城和朝廷的一些情况，此时是王音继王凤秉政、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后的第二年。杨庄说他愿意引见王音，扬雄拒绝引见，只是拜托他在适当的时候跟王音谈谈辞赋，试探一下王音是否知道扬雄其人和对他扬雄的态度。
当王音从杨庄那里知道扬雄已经来到京城的消息以后，立即召见了扬雄，并且同扬雄交谈了很久。王音非常赏识眼前这位蜀郡青年，并要他留在自己府中做幕僚，给了他一个门下史的职务。这“门下史”属于私人僚属，就像今天那些受聘于私企的管理人员一样，虽然头上也有一顶“部门经理”或者“财务总监”之类的头衔，但都不是国家编制的职务。王音告诉扬雄：“你能把五经倒背如流，又有那么多独到的见解，不做‘章句’文章实在可惜！”王音甚至给扬雄建议：“张禹丞相乃儒学宗师，又是当今皇上的师傅。他最近已向朝廷递了辞呈，打算告老休息。你可以拜在他门下，我看要不了两年，你就可以获得参加明经策试的资格了。”扬雄对主人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深表感谢，但是对主人要他“写章句文章”和拜张禹为师的建议却不置可否，更没有请托之类的表示。一、游学京师
扬雄在王音府上做门下史，只能算是在京城找了个吃饭安身的地方。对王音来说，扬雄就是个文学顾问而已，是没有什么事干的。扬雄也因此乐得清闲，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钻研学问和拜访名流上。
在京城长安的名流中，张禹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青年时代游学长安，跟当时的《易》学大家施雠学《易经》，跟儒学大师王阳、庸生学《论语》，以“明经”被举荐为“郡文学”。汉宣帝甘露年间（前53—前50），受太子太傅萧望之赏识，被萧望之举荐为太子（后来的汉成帝）学习《论语》的老师，汉元帝授予他光禄大夫。汉成帝时期，张禹曾跟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共同辅政，后又任丞相、封安昌侯。张禹对自己的学生多有提携，如跟他学习《易经》的彭宣后来官至大司空（副丞相），跟他学习《论语》的戴崇后来官至少府（九卿之一）。这大概也是王音建议扬雄去跟张禹学习的原因吧。
然而，扬雄却不愿意拜张禹为师。
扬雄不愿意拜张禹为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他认为张禹的《论语章句》多牵强附会之说，甚至曲解了孔子的意思；第二，他认为张禹不仅以权术取悦皇帝，而且是个利欲熏心之徒。根据《汉书》所载，张禹身居高位之后，大肆聚敛钱财，买田至四百顷，而且都是上等价格的膏腴之地；张禹退休之后，日食、地震频发，官吏和百姓都告发是王氏外戚集团专权所致，但张禹为了保护自己子孙利益，竟然在汉成帝面前为王氏开脱；张禹甚至倚仗皇帝对他的宠幸和敬重，竟然向朝廷索要皇帝陵附近的平陵肥牛亭土地给自己造坟茔；《汉书》还说张禹“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背地里过分奢侈淫乐，住着很大的府第，在后堂享受美女歌舞）。在扬雄看来，张禹简直是个有违孔子圣道的伪君子，他不仅不配讲授《论语》，简直就是一个令人不齿的小人。难怪他在后来所著的《法言》中，开头一句就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学行》）他明确提出：“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学行》）扬雄历来主张“学行统一”言行一致。这种认识来源于先秦儒学圣贤，如荀子就强调“学至于行之而至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孔子更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扬雄坚持“学习为道”的原则，在面临个人前途和命运选择的关键时刻也没有放弃。
扬雄在长安游学时拜访的第一个社会名流是光禄大夫刘向。扬雄拜访刘向，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刘向不仅是真正饱学的儒者，而且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品质。刘向是汉朝宗室子弟，年轻时就以道德高尚、学问渊博被汉宣帝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位列九卿，并且最早接受穀梁《春秋》，曾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们讲论“五经”。汉元帝时，当宦官弘恭、石显倚仗元帝对他们的宠幸，勾结许、史两家外戚专权乱政的时候，刘向没有顾忌个人安危，团结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与弘恭、石显等权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因此而遭陷害，这场斗争以萧望之饮鸩自杀、刘向被罢官而告终。汉成帝时，弘恭、石显等人服罪，刘向被起用为光禄大夫。但刘向不满王氏“五侯”专权和奢侈，又撰《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上奏皇帝，希望抑制外戚势力，但毫无效果，反而受到王氏的排斥和压制。后来，汉成帝不惜耗费巨资为自己营造陵墓，刘向认为“制度泰（太）奢”，于是又上《谏营昌陵疏》予以谏阻。当看到汉成帝沉湎女色、过分宠幸赵飞燕姊妹的时候，刘向又摘录历史上的贤妃贞妇故事和昏君暴君宠女色而败亡的前车之鉴，著《列女传》八篇以讽诫皇帝。刘向曾对人说：“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吾而不言，孰当言者？”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可是刘向的一片忠君之心，既不能为汉成帝所理解，更因此得罪了朝中的权臣和那些只顾自保的人，弄得自己仕途坎坷，官越做越小。在扬雄看来，刘向是值得自己敬重的前辈。
第二，刘向掌校朝廷秘阁图书，有满足扬雄求学需要的可能。成帝初年，刘向即以光禄大夫的资格执掌朝廷秘阁（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长）。扬雄在离开成都之前，严君平和李弘两位恩师都对他说过：要做大学问，就得尽可能多闻多识，朝廷秘阁珍藏古今秘籍，是获取知识的一大捷径。扬雄游学京师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接触朝廷秘阁图书和京师的大学问家。
第三，刘向的小儿子刘歆，是个博通古今的大学者，不仅与扬雄年纪相仿，而且此时跟父亲刘向一起“领校秘书”，被扬雄视为文友。刘向父子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西汉大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就是由于刘向父子“领校秘书”时刘歆编订的《春秋左氏传》引起的。扬雄后来跟刘歆过从甚密，主要是为了探讨学问。刘歆对扬雄既钦佩又嫉妒。刘歆让儿子刘棻跟扬雄学“古文奇字”，并且是扬雄《太玄》、《法言》和《方言》的第一读者。但是，当刘歆向扬雄讨要《方言》的书稿遭到拒绝以后，竟然在他所著的《七略》中故意不载扬雄《方言》。《汉书·艺文志》主要依据刘歆《七略》写成，所以后世有学者以《汉书·艺文志》不载扬雄《方言》为依据，否认扬雄著《方言》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有学者以扬雄跟刘歆的学术交往和两人都是王莽新政的支持者为依据，认为扬雄也是古文经学派成员，并且认为扬雄跟刘歆一样，也是卖身投靠王莽。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后面将有专门的说明，这里暂不作讨论。
除了拜访名流，扬雄还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工作——搞方言调查。
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国每年都要派人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狱讼、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叫做“上计”。“上计”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的方言。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者朝见天子，这叫做“朝聘”或者“朝觐”。
每逢“上计”或者“朝觐”的时候，扬雄便带着笔和油素（当纸用的一种绢帛）赶往使者们下榻的驿馆，向使者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异语”一一记录下来。回来以后，又把这些调查到的“殊方异语”进行整理，并将它们镌刻在木板上。据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所说，这个调查方言的工作，他前后坚持了二十七年之久。
扬雄直到晚年，才将自己二十七年调查所得的全国各地的方言材料，连同早年师从林闾翁孺时所得的《方言梗概》一起进行整理，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著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部书后世简称《扬子方言》或者《方言》。
扬雄还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是通过刘歆借来的朝廷秘籍，有的是直接向京城那些著名的藏书家借来的世上罕见的珍藏书籍。其中有关《易经》的研究文章，最能引起他的兴趣。几年的阅读，使他积累了大量的《易》学知识，并且产生过一次次的创作冲动，使他下定决心，要撰写一部像《易经》那样讨论天地与人事变化规律的著作。
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七月，三十八岁的扬雄终于得到了入仕为官的机会。壁画扬雄“采集方言”有一天，王音下朝回府之后，把扬雄叫到自己书房对他说道：“恭贺你啊，扬先生！皇上今天告诉我，说他读了你写的《绵竹颂》，还以为是你的同乡司马相如的大作，听值宿郎杨庄给他说，作者就是我王音的门下史时，皇上说他立即就要见你。我已经把你的情况禀告了皇上，他要你明天就入宫见驾。你在我这里七年了，真是委屈了你。今后就请先生好自为之了。”二、“四赋”谏君
西汉王朝，自宣帝、元帝起，就总是尊宠外戚、残杀忠臣、信任宦官，埋下了子孙亡国的隐患。至汉成帝，国事日非，乱象丛生，败亡景象远胜宣、元两朝。
汉成帝算得上一位“孝子皇帝”。
即位之初，成帝为了讨母亲王太后的欢心，最先是把母亲的两位同母兄弟王凤、王崇封为列侯，还拜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使王凤成为朝廷首辅，独揽朝政。稍后，又在同一天将母亲的五位同父异母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封为列侯，世称“五侯”。甚至连外祖母李氏改嫁苟氏后所生的儿子苟参，也被成帝封为列侯，官拜光禄大夫、骑都尉、侍中。汉成帝的母党，一共十人封侯，五人担任首辅大臣“大司马”（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王莽）。
汉成帝更是一位“风流天子”。
汉成帝在做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即位做了皇帝之后，先是宠幸许皇后，后又宠幸班婕妤（“婕妤”地位仅次于皇后之下的“昭仪”）。本来，封建时代，帝王的“爱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汉成帝后来对赵飞燕姊妹俩的宠爱，那真是太出格了。
赵飞燕与妹妹赵合德是一对双胞胎，姊妹俩是私生子，其生父是冯万金。她们的母亲嫁给中尉赵曼。赵曼府中有个幕僚叫冯大力，冯大力的儿子叫冯万金。这冯万金貌似潘安，偏偏又是个多情种子。而赵曼妻子本来就嫌丈夫又老又丑，偶遇这美男子冯万金，不禁顿起淫念，与冯一拍即合，后来就生下了赵飞燕姊妹。姊妹俩八九岁的时候，赵曼病死，两人被送归冯家。不到五年，冯万金也死了。无依无靠的赵氏姊妹，后来被汉成帝的姐姐阳阿公主收留，做了府中的歌女。
赵飞燕本名赵宜主。只因她身材轻盈婀娜，不仅五官美妙绝伦，而且舞姿曼妙无比，时人故谓之“赵飞燕”。至于赵合德，五官自然与飞燕相似，而其肌肤莹润如玉，比她姐姐又多了一种丰满美。这俩姊妹都是绝代美女，又恰好凑成一肥一瘦的双美娇娃。
汉成帝将朝政交给几位舅父管理，感到无事可干，竟然经常出宫“微行”。有一天成帝“微行”来到阳阿公主家宴饮，公主安排歌女数人跳舞助兴。妖艳绝伦的赵飞燕，惹动成帝一双色眼，便向公主索要飞燕。赵飞燕被汉成帝带回宫中之后，凭着她那无与伦比的色相把个汉成帝迷得神魂颠倒，当即封赵飞燕为“婕妤”，从此许皇后、班婕妤等后宫妃嫔统统失宠。一年之后，由于赵飞燕在成帝面前搬弄是非，说了许皇后许多坏话，汉成帝竟然下旨废了许皇后，并把许皇后打入冷宫；同时，又封赵飞燕为皇后。
更为荒唐的是，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之后，其妹赵合德又被汉成帝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赵昭仪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一下子就赢得汉成帝的欢心，让汉成帝把她姐姐也撂在了一边。被汉成帝冷落之后的赵皇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竟然与宫中那些宫奴和侍郎私通，导演了一幕幕淫乱宫闱的丑剧。谏大夫刘辅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上书告发赵飞燕的丑恶行径。不料汉成帝不但不惩罚赵飞燕，反而将刘辅下狱，还下旨“以后再有人说赵皇后与人通奸的，一律杀头”。
汉成帝不仅好女色，而且好男色。
张放是张安世的玄孙。张安世历事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封富平侯，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是西汉名臣。张放袭爵富平侯，官侍中，是许皇后妹夫，与汉成帝为“连襟”。这张放天生一副美女面孔，而且楚楚动人。汉成帝竟召张放进宫伴寝，对张放十分宠爱。为了讨张放欢心，成帝竟拜张放为中郎将，成为皇宫的警卫首长。成帝出宫“微行”时，自称“富平侯家人”，并由张放做向导，出入于那些斗鸡走狗的场所，尽情地寻欢作乐。
汉成帝荒淫无度，竟然绝嗣。
成帝即位之初，曾采纳丞相匡衡的建议，取消了一些祭祀天地鬼神的郊祀制度。但是，到了永始元年（前16），已经三十七岁的汉成帝竟然还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帝位的儿子，为了求得继嗣，于是又恢复了被取消的那些郊祀制度。这样一来，这位风流天子便以“求嗣”为借口，开始了频繁的郊祀活动。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汉成帝便先后行幸甘泉、河东，郊祀泰峙、后土，还举行了规模空前浩大的羽猎、长扬两次游扬雄《甘泉赋》石刻猎活动。扬雄以“待诏”的身份，陪伴汉成帝参加了以上这些郊祀、游猎活动，并且因此留下了最能代表扬雄辞赋成就的“四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扬雄写作《甘泉赋》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劝谏皇帝，祭祀时不要过于讲排场而靡费财物，这是劝谏皇帝“戒奢”。他在赋中写道：天子参与祭祀活动的时候，首先要神情严肃，心灵纯洁，聚精会神，才能感动天地而赐人以福佑；其次，身为天子，心中要想到怎样选拔像皋陶、伊尹、邵公、周公那样的贤臣来辅佐自己，把国家治理好，要知道感动天地鬼神靠的不是众多华丽的仪仗和祭献的珍馐美味。另外一个目的是针对汉成帝专宠赵飞燕姊妹的荒淫乱政行为，劝谏皇帝应当“戒色”。扬雄在赋中写道：古代的天子，从来不用“薜荔”这样的野草来铺垫卧席，他们只把“琼枝”视为香花，只饮用“若木”上凝结的玉露；他们祭祀天神，便尽用礼神的仪式，祭祀土神便歌颂地祇的功德；他们追求女色，总是首先想到利害，宁肯追求年岁虽长但行为端庄的“西王母”，也不接受年轻貌美而举止轻佻的“玉女宓妃”的求爱；他们治理国家，总是坚守道德的原则，并且自愿接受神明的监督。
元延二年（前11）正月行幸甘泉宫之后，汉成帝又在当年的三月率领群臣渡过黄河去祭祀后土。祭祀后土之后，汉成帝便同群臣一道“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旅游活动。由于这次旅游活动所观赏的主要是五帝、三皇的遗迹和与古代圣君贤臣有关的地方，所以扬雄就试图用辞赋来激励成帝勤政爱民、整顿朝纲的进取之心。“四赋”中，其他三赋都是“风”（讽，劝谏），唯独这次的《河东赋》是“劝”（勉励），足见其用心良苦。
扬雄在《河东赋》中写道：来到介山游览，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千；登上龙门，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登上历观，虞舜率民耕种的勤政作风让人钦佩不已；看到唐尧曾经登临的这些高山，仿佛看到了前朝的太平盛世……扬雄唯恐皇帝不明白自己的用意，又在赋的结尾处直白地强调：遵循五帝开辟的道路，踏着三皇走过的足迹，让车子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谁能说路途遥远而不能到达呢？
继元延二年正月幸甘泉宫、三月游河东之后，汉成帝又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举行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羽猎”。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开游猎之风以来，到汉成帝时代，以狩猎为内容的游玩之扬雄《河东赋》石刻风尤甚。成帝的狩猎活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极其铺张还严重扰民。“羽猎”是要士兵们头戴羽毛装饰参与竞逐的狩猎活动。
扬雄在《羽猎赋》中，为了造成歌功颂德的假相，于是竭力夸耀羽猎场面之壮观和规模之巨大；但其用意是“讽”，是对这种劳民伤财、为祸百姓的游玩活动表示否定和批判。鉴于自己身份的卑微，他只能采用“寓贬于褒”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良苦用心。于是，他说按原来的狩猎计划，本来还要“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发黄龙之穴，窥凤凰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的；但因为天子忽然想到楚穆王为了防止奢侈而改变游历计划的故事，于是也改变了狩猎计划，并且从此“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功不雕”（很少前往离宫并停止了游历，再也不大兴土木）。扬雄还把自己希望皇帝做到的事，说成皇帝觉悟之后的自觉行为；如说皇帝担心贫穷者享受不到朝廷的恩泽，于是下令开放禁苑、开仓济贫，号召富人讲究仁爱、赈济穷人；还下令放走皇家苑囿中的鸟兽，收起苑囿中设置的狩猎工具，让苑囿中的麋鹿和柴草供天下百姓享用；还下定决心建立正常的君臣关系，崇尚圣君贤相而建功立业。
然而，汉成帝所欣赏的，只是《羽猎赋》中歌功颂德的词句，他根本没有真正读懂扬雄的这些弦外之音。扬雄的唯一收获，是他凭着《羽猎赋》被授予“黄门侍郎”，正式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
《羽猎赋》不仅没有起到谏阻皇帝游猎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皇帝游猎的兴趣。“羽猎”之后的第二年，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汉朝禽兽的种类繁多，更是为了观赏“人兽搏击”的刺激场面，于是举行了“长杨观猎”的活动。
“长杨观猎”活动，区域辽阔，方圆千里；规模宏大，野兽十多种；场面血腥，人兽大战；耗资巨大，用槛车运载上千只野兽到“长杨射熊馆”；扰民严重，农民无法从事秋收。扬雄《羽猎赋》石刻素来坚持“远祸以全身”处世态度的扬雄，在伴随皇帝参加“长杨观猎”之后，也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忧愤之情了。他完全一反常态，改变了过去“骚体”的作赋结构，不再用大量的篇幅做极尽铺陈的描写，而是直陈其事，直奔讽谏的主题。《长杨赋》采用“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问答的形式来结构文章，以“闻圣主之养民”作为文章的首句，直奔主题。
扬雄在《长杨赋》中，首先指责“ 长杨观猎”严重扰民，指出圣明天子应该对百姓普施恩泽，决不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侵扰百姓。为了让皇帝幡然醒悟，《长杨赋》还采用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写法。扬雄历述汉高祖创业之艰辛，汉文帝治国之节俭，汉武帝征伐四夷的伟业；企图以此激励汉成帝的进取之心，一改其好女色、好宴乐、好游猎的错误行径。
扬雄上奏《甘泉赋》，是希望汉成帝“屏玉女，却宓妃”，结果成帝对赵飞燕姊妹仍然宠爱有加；上奏《河东赋》、《羽猎赋》，是希望成帝“辍观游，弘仁惠”，扬雄《长杨赋》石刻结果成帝不仅没有停止观游，反而在第二年又“观猎长杨”，并且规模更大，扰民更加严重。
“四赋”谏君的遭遇，使扬雄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原以为，赋是可以用来讽谏使皇帝修正错误的。“四赋”谏君的失败，使他彻底改变了对赋的看法。当意识到“赋劝而不止”，即赋只能助长帝王的错误，起不到使帝王修正错误的作用之后，他沉痛地说：赋好比是杂耍之类的玩意儿，只能供人娱乐而已。他后来甚至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从此以后，扬雄把自己喜爱了二十多年的辞赋彻底抛弃了。
本来，扬雄是完全可以凭借辞赋博取皇帝欢心而青云直上的，因为汉成帝是一位“好文辞”，尤其喜爱辞赋的皇帝。如果扬雄不执著地坚持“为赋以讽”的创作原则，如果他能够像其他的文学侍从那样曲意逢迎皇帝，他又怎么会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又何至于落得“三世不徙官”的下场呢？三、草《玄》避祸
绥和二年（前7），年仅四十五岁的汉成帝，终因荒淫无度而一命呜呼！继承他皇位的，是他的侄儿刘欣，这就是汉哀帝。
刘欣的父亲是定陶王刘康。刘康是汉元帝的皇妃傅昭仪所生，与汉成帝是同父异母兄弟。哀帝刘欣是刘康的王妃丁姬所生，于绥和元年（前6）被汉成帝立为太子。
其实，汉成帝是有过子嗣的。
虽然成帝的两个皇后（许皇后、赵飞燕）、两个婕妤（班婕妤、卫婕妤）、几个昭仪（赵合德等）都没有给他生过一个皇子或者公主，但是嫔妃“许美人”和宫女“曹宫”，都给汉成帝生下过一个皇子。只是因为赵飞燕姐妹俩害怕失宠，竟然命令宫中小太监秘密地将两个在襁褓中的小皇子杀死，这就使得汉成帝绝了子嗣。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王朝，总是不断地演绎着“一人成仙，鸡犬飞升”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故事。
哀帝即位之后，哀帝祖母傅昭仪的三个堂兄弟一下子就飞黄腾达起来：傅喜封高武侯，官至“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傅晏封孔乡侯，亦官至大司马；傅商封汝昌侯，官至左将军。连傅昭仪同母异父兄弟郑恽的儿子郑杨雄“草玄图”业，亦被封为阳信侯。哀帝祖母一党的傅氏、郑氏外戚，封侯的六人，官居大司马的二人，官至九卿（秩二千石）的六人，任侍中、诸曹等宫廷要职的十多人。哀帝母亲丁姬的两个哥哥，丁明封阳安侯，官大司马骠骑将军；丁忠早死，其子丁满封平周侯。丁姬的两个叔父，丁望官左将军，丁宪官太仆，都成了朝廷重臣。哀帝母亲一党的丁氏外戚，封侯的二人，官至大司马的一人，官至将军、九卿的朝廷重臣六人，任侍中、诸曹等宫廷要职的十余人。哀帝即位之初，立即改变了朝廷政局，由傅氏取代王氏，使丁、傅外戚集团成为西汉王朝的实际执政者。
汉哀帝的荒淫奢侈，比起他的叔父汉成帝来，应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对董贤的宠幸。
董贤是个美男子，被哀帝爱上之后，两个月内，就由地位卑微的黄门郎，升迁至身份显赫的“驸马都尉侍中”，相当于由科长一下子升迁为省部级官员。为了让董贤得以封侯，汉哀帝不惜亲手制造了“东平王云后诅咒”的冤案，将董贤作为告发云后的功臣，封董贤为高安侯。丞相王嘉出面干预，竟被哀帝处以死罪。哀帝的舅舅丁明，时任大司马骠骑将军，觉得哀帝宠幸董贤太过分而王嘉死得太冤枉了，于是也出面干预。不料，连丁明也遭到哀帝一顿训斥，并且罢了丁明的官，让董贤取代丁明，成为掌管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长官——大司马卫将军。
汉哀帝对董贤的宠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哀帝不仅要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而且常常要董贤陪他睡觉。有一次，两人白天睡大觉，哀帝睡醒之后，发现自己的内衣衣袖被董贤压着；为了不惊动董贤，哀帝割断衣袖之后起床离开。这就是后世把同性恋称为“断袖癖”的来历。
汉哀帝给予董贤的恩宠和赏赐，是古今绝无仅有的。哀帝为了让董贤留宿宫中，竟下诏让董贤妻子也可以住在宫中。有时候，哀帝就直接到董贤家里住宿，就像官吏的妻妾住在官府中陪侍丈夫一样。哀帝还爱屋及乌，下诏将董贤妹妹封为昭仪，并且把董昭仪的住处改为只有皇后住所才配称的“椒风”。哀帝还下诏，为董贤在皇宫北阙下建造了一座与皇宫规格相似的府第。董贤父亲被封为关内侯，授给少府、卫尉要职；董贤弟弟被授予相当于京城公安局局长的“执金吾”，董贤岳父则被授予相当于国家建设部部长的“将作大匠”。至于董贤本人，一个年仅二十二岁、对军政大事毫不了解的青年，竟然成为掌握军国大事、比丞相权势还大的“大司马卫将军”！
汉哀帝在位的六年间，朝廷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明争或暗斗。哀帝时期，朝廷上出现了“四太后并立”的现象：属于哀帝祖母辈的是王太后（时称“太皇太后”），傅太后（时称“帝太太后”）；属于哀帝母亲辈的是赵太后（时称“皇太后”），丁太后（时称“帝太后”）。四位太后背后，分别是王氏、傅氏、赵氏、丁氏四姓外戚集团。
哀帝即位之后，王氏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先是曲阳侯、大司马王根被免官，接着成都侯王况也被罢官。王莽时任大司马辅政，主动提出辞职，但被王太后挽留。后来终于因为“议尊号”一事跟傅太后闹翻，也被免官，由傅喜接替王莽出任大司马一职。
傅氏集团内部也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傅晏与傅喜虽是堂兄弟，但傅晏对傅喜在“议尊号”一事上不与自己站在一边而怀恨在心，又以自己贵为皇后父亲而地位却在傅喜之下而心怀不满，所以便借傅太后的力量，又勾结御史大夫朱博和阳安侯丁明，以所谓“附下罔上”、“放命圮族”的罪名，将尚能秉公办事的傅喜免职，跟傅喜关系亲近的丞相师丹也被罢免。
哀帝在位的六年间，朝廷政治黑暗，地方官吏腐败透顶，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弄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谏大夫鲍宣在上给朝廷的奏疏中，指出民有“七亡”、“七死”，其中对百姓危害最大最深的是：水灾旱灾不断，瘟疫蔓延为害；而各级地方官员不仅不给予赈济救助，反而加重赋税徭役，听任地方豪强掠夺百姓田地，听任盗匪横行抢劫百姓财物，饿殍遍野，民怨沸腾。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身处朝堂的扬雄在干什么呢？
扬雄在逃避，而且他也只能逃避。他在皇帝身边目睹的一桩桩、一件件宫廷丑闻和朝廷政治黑幕，使他对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彻底失望了！丞相王嘉，竟然因为竭力劝阻哀帝不要过于宠幸董贤而被下诏处死；他扬雄只是一个位卑职小的黄门侍郎，还能干得了什么？哀帝时期的扬雄，除了在建平四年（前3）因为汉哀帝拒绝匈奴单于来朝而上过一道《谏不许匈奴单于朝书》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讽谏皇帝的文章。
逃避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扬雄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在悄无声息地奋斗着。
自从到了京师长安以后，扬雄就立定志向，要为儒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写作目标是：对儒家的“仁政”、“礼乐”、“伦常”等一系列主张的合理性作出解释，为儒家所竭力主张的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寻求理论依据。书成以后，扬雄将它命名为《太玄》。
《太玄》由“经”、“传”（解释“经”文的文字叫“传”）两部分组成。经部分为八十一首，每首四重，称为方、州、部、家；每首九赞，为七百二十九赞，加上踦、赢两赞，共为七百三十一赞；两赞为一日，计三百六十五日又二分之一日，相当于一个太阳年的时间。经部的这种结构，与当时通行的《太初历》相对应。传文共十一篇，即《玄首》、《玄冲》、《玄错》、《玄测》、《玄摛》、《玄莹》、《玄数》、《玄文》、《玄掜》、《玄图》、《玄告》。传文的这些内容，都是为了证明儒家的“五经”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道德标准，以及儒家的“王道”政治主张是完全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太玄》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象数哲学体系。它以“玄”为本体，以阴阳五行为骨干，以一分为三为规则，以九为度数，以“罔、直、蒙、酋、冥”为过程，构建了一个总括时间与空间，包容天、地、人的世界模式。其中“玄”是最高哲学范畴，以其复杂的数序演绎与和谐排列，使整个体系具有极其高深微妙的哲理思辨。《太玄》的象数体系，充分展示了扬雄的数学天才和高深的天文知识，有人因此称他是古代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太玄》问世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尽管褒贬不一，但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古代不少卓有成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大多给予《太玄》和扬雄以极高的评价。跟扬雄同时而且同事的桓谭说：“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他还说：“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桓谭：《新论·闵友第十五》。东汉著名思想家、科学家张衡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似。”范晔：《后汉书·张衡传》。对《太玄》的研究用力最勤、所得最多而评价最高的，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司马光认为，当孔子的儒学理论在两汉之际遭到质疑和曲解的时候，扬雄的《太玄》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他在《读玄》一文中说：“大厦将倾，一木扶之，不若众木扶之之为固也。大道将晦，一书辩之，不若众书辨之之为明也。学者能专精于《易》，诚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司马光认为，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理论是“天”，扬雄的《太玄》便是登天的“阶梯”。
现代的不少学者认为，《太玄》在哲学上有三个突出的贡献：升华了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创立了“相对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因循革化”的哲学命题。
《太玄》不仅提出了“天、地、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而且将人的性命置于中心地位，强调“人”是所讨论的一切问题的核心。《太玄·玄文》说：“天地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所大伦曰治，治之所尊曰辟。”扬雄这种思想，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而是为儒家的核心理论“仁学”找到了根据，构建了一个理论基础。
《太玄》还对长期以来使人迷惑不解的宇宙时间和空间问题作出了解释。扬雄在《太玄·玄摛》中，解释了“玄”的运动变化之后说：“是故阖天谓之宇，劈宇谓之宙。”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空间观念，是人从整体静定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和事物时的感受；而人的时间观念，是人从分别运动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和事物时的感受。扬雄认为，在认知活动中，人是最高地位的认知主体，天和地都是被认知的客体；因此，人既可以用数理的方法去辨析世间万物，也可以用养生的方法去探求宇宙的运动规律。同样是儒学“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其他西汉儒学大师，都是把“天道”视为凌驾于“人道”之上的绝对权威，而扬雄却是将“人心”视为认知活动的根本，天地、宇宙也只是“人心”认知的对象而已。“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被扬雄推导成为一种可供操作和实践的理论，这就是所谓“相对认识论”。基于这种“相对认识论”，扬雄主张：人们应当通过对自身的认识去认知天道，通过对天道的理性认识去认知人道。所以他在《太玄·玄告》中提倡：“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
在《太玄》所有的哲学命题中，最具有现实针对性也最具有实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是“因循革化”这一命题。扬雄在《太玄·玄莹》中明确提出：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
按：“因循”相当于“继承、因袭”，“革化”相当于“革除、变化”，“道”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这段话告诉人们以下几个基本的道理：第一，对待“道”的态度。不能将“道”视为一成不变的死教条，应当有“因”有“革”，即所谓“有批判地继承”。第二，明确“因循”与“革化”的道理和关系。有“因”有“革”是为了“得天道”和“驯（顺）天道”。但“得天道”才是目的，“驯天道”只是手段，因此“革化”比“因循”更重要。第三，掌握“因循”与“革化”的原则。因为“因循”与“革化”都关系到国家的成败，所以必须掌握好“因”要合理、“革”要适时这个基本原则。扬雄故里的“草玄亭”扬雄“因循革化”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扬雄始终坚持这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来对待时局、判断是非，既使他站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也使他不为人所理解而落得遭人诟病的下场。
扬雄著《太玄》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浑天说”寻绎理论根据。
“浑天说”是汉武帝时代的四川阆中人落下闳首先提出来的。“浑天说”是针对“盖天说”而出现的关于天、地形状和关系的理论。
“盖天说”所反映的是上古先民对天地的直观印象——天圆地方。它把人们头上的苍天视为一个硕大无篷的蒙古包，足下的大地就仿佛一个无边无际的棋盘。“盖天说”无法解释许多与天地有关的现象，先秦时期就有人对它表示了怀疑，屈原的《天问》中所质疑的许多问题，就是“盖天说”所无法解释的。与“盖天说”有关的古代历法如《颛顼历》，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许多弊病，“盖天说”也因此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怀疑。
落下闳“浑天说”的核心，就是把大地看成一个球体。至于天和地的关系，就好像鸡蛋的蛋壳和蛋黄——天好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蛋壳，地有如悬浮在蛋壳中的蛋黄。尽管“浑天说”还不是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天体学说，但是它显然比“盖天说”进步得多了。落下闳依据“浑天说”理论修改的历法——《太初历》，也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极有价值的历法。
扬雄最初是深信“盖天说”的。但当他跟桓谭一起对“浑天说”展开了几次争论之后，他不仅彻底抛弃了“盖天说”，而且通过认真的思考，写了一篇题为《难“盖天”八事》的论文。
应当说，扬雄写作《太玄》，既有进一步为“浑天说”寻找科学依据的目的，也可以说是受到“浑天说”理论的启发而产生的结果。
总之，《太玄》既是扬雄维护儒学理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又是扬雄在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太玄》不仅奠定了扬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这样认为：
《易》和《太玄》这两个玄学的主体文本，就像中国思想文化大厦中的两根有生命活性的主栋梁，既支撑起了中国思想文化大厦，又不断先导性地发现中国思想文化与动态历史本身所带来的不适应，从而为中国思想文化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文明文化长期保持了青春……《太玄》是和《易》同样重要的著作。扬雄去世以后的千年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太玄》的重要价值。在扬雄学说的奠基下，中国的“玄学”完全成为了一门数理与义理相兼的知识体系，直接对中国后来的儒、释、道、医、养生和天文、地理、数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张衡的“浑天”宇宙论思想，就是直接受益于扬雄的《太玄》江天圣：《扬雄与〈太玄〉》。。四、事“莽”美“新”
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仅二十五岁的汉哀帝驾崩。
一听说哀帝驾崩，太皇太后王氏立即赶到未央宫收取皇帝玉玺，并派人召王莽立即回京。王莽回京以后，以太皇太后诏令的名义，首先罢了大司马董贤的官，然后诏令京城百官和宫中御林军一律听从王莽调遣。
王莽再次当上大司马大将军。哀帝时不可一世的丁氏、傅氏外戚集团及其党羽，除傅喜之外，全部都被罢官免爵；连“帝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皇太后”赵飞燕等人，也遭贬黜，夺去“皇太后”尊号。董贤夫妇则在被罢官的当天就一起自杀了。
哀帝也没有子嗣。王莽与太皇太后商议，决定由汉元帝的庶孙中山王刘衎继位，这就是汉平帝。
汉平帝即位时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名义上是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秉政；但太皇太后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朝廷大小政事，实际上完全由王莽决断处理。平帝即位三年以后，王莽又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这样一来，汉平帝完全成了被王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
王莽于初始元年（9）篡汉自立，正式称帝，国号“新”。九年间，由大司马到“安汉公”，由“安汉公”到“摄皇帝”，再由众人“劝进”让他名正言顺地当了皇帝。客观地说，王莽篡汉完全是一场“和平演变”。这场“和平演变”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的姑母汉元皇后对“和平演变”过分信任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王莽很善于“伪装君子”。
仅就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论，篡位之前的王莽，生活简朴，勤奋好学，事亲孝悌，执法如山，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可谓集传统美德于一身。今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王莽母亲生病，朝廷中的公卿大夫、王侯将相都派自己的夫人到王莽家中探视慰问。王莽妻子出来迎接时，竟然被夫人们误认为是王莽家的女仆，因为王莽妻子的装束打扮，竟然跟仆妇们的装束没有两样，令夫人们感到非常惊异。
王莽一直勤奋好学。向名儒陈参学习《礼经》时，从来没有摆过贵族子弟的架子，衣着与一般儒生无二，而且特别尊重老师。其他王氏子弟，无不在声色犬马上与人比高下，只有王莽读书勤奋、对人恭敬有加。
王莽哥哥死得早，王莽不仅很恭敬地侍奉嫂子，而且坚持代替哥哥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像父亲一样地把侄儿培养成才。王莽有七位叔父，加上堂叔父王音，共是八位。除了因为权力之争而对王立不仅谈不上孝敬，甚至还有排斥陷害之嫌以外，王莽对其他几位叔父，都是非常孝敬的。王莽的飞黄腾达，也跟几位叔父的大力提携和栽培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王商和王根。因此王莽给人以“事亲孝悌”的良好印象。
王莽的二儿子王获，一时盛怒之下杀了一个家奴。王莽对王获给以严厉责备，王获不愿承认错误，盛怒之下的王莽竟然亲自处死了儿子。官吏和百姓见王莽如此执法如山，纷纷向他投书诉冤。三年之内，王莽处理了上百起冤案。《太玄经》英文版内页第二，王莽很善于“利用关系”。
为了夺取权柄和巩固自己在朝廷中专权的地位，王莽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利用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而且又总是能够达到目的，如愿以偿。例如：
王莽二十五岁时还没有入仕做官。他在王凤生大病时，日夜守候在王凤身边。仆人端来汤药，王莽一定亲自尝过之后才给王凤喝。王莽两个多月内，没有脱过衣服睡觉，弄得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王凤临死时，带话给汉元后母子，要他们关照王莽。这样，王莽才被“拜为黄门侍郎，迁射声校尉”，从此进入仕途。王莽的“孝行”也感动了他的另一位叔父王商，以致王商上书给汉成帝，表示愿将自己的封邑分一些户数给王莽。朝中不少很有声望的大臣，也都为王莽说好话，这才引起了汉成帝对王莽的赏识和器重，不仅封王莽为新都侯，还提拔他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仅两年时间，王莽就由一位儒生跃居朝廷重臣的高位。但王莽地位愈高，待人愈显谦恭，因此大家对他都有好感。
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王莽三十八岁。王莽打听到定陵侯淳于长（王太后姐姐的儿子）与许皇后姐姐私通的消息，并且事情还牵连到他的叔父红阳侯王立，便私下报告给大司马王根。一个是王根的外甥，一个是王根的哥哥，王根哪敢隐瞒？结果淳于长被杀，王立被免官，而王莽却获得“忠直”的美名，并且取代叔父王根，当上了秉持朝政的大司马。
汉平帝时期，王莽为了赢得姑母汉元皇后的信任，以巩固他专擅朝政的地位，除了用重金贿赂汉元后身边的人，还采用了两个办法：一是封给汉元皇后三个姐妹“汤沐邑”，一是让汉元皇后四处巡游。结果是太后四姊妹都一致称赞王莽有孝心、会办事。
第三，王莽很善于“收买人心”。
王莽收买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刘氏宗室、朝廷重臣、天下百姓。
平帝年间，王莽在接受“安汉公”封号之后，拒绝其他一切封赏，却建议让刘氏诸侯王子孙都能继承王爵，汉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都能继承侯爵。汉成帝、汉哀帝两代绝嗣，有资格被封为王、侯的刘氏近亲，便只有汉宣帝、汉元帝的庶出子孙了。于是连汉景帝的玄孙、曾孙辈的刘如意、刘宫、刘伦，也分别被封为广宗王、广川王、广德王。这样一来，刘氏宗室，无不对王莽感恩戴德，那些想反对王莽篡汉的刘氏子孙，也是势单力薄、难成气候了。
哀帝即位时，王莽曾主动请求辞去大司马。为“议尊号”惹怒傅太后，王莽被罢免大司马。这两件事给朝中大臣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王莽决不是一个贪恋权势的人。所以在董贤被罢免之后，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都举荐王莽做大司马。而王莽除了对孔光有所感激之外，更考虑到孔光是当世名儒、三朝元老，又是汉元皇后相当倚重的老臣，所以为了笼络孔光，不仅对孔光相当尊重，还举荐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使甄邯也成为朝廷重臣。至于刘歆，既是当世名儒，又是宗室子弟，王莽也对他非常器重，于是将刘歆提拔为朝廷重臣。在王莽后来的篡汉活动中，孔光、甄邯、刘歆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莽在做安汉公时，很多地方发生旱灾、虫灾，百姓逃亡的很多。王莽就对汉元皇后说：“皇后及妃嫔、宫女，都应当穿得朴素一些，吃得简单一些，给天下人做出俭省的榜样。”他还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相当于农业部和民政部）帮助赈济灾民。于是公卿大臣都争相效仿。每当有水、旱灾害发生，王莽都决不吃肉，以示俭省。王莽受封安汉公、宰衡、摄皇帝和女儿被封为皇后时，朝廷赏赐的钱财，动辄上千万，甚至数亿之多，但王莽很少接受；即使接受了的，也大多用来分给了大家。王莽在一次拒绝接受朝廷“二万八千户”的封赏时说：“希望等到天下百姓都富足了的时候，朝廷再给我赏赐吧。”王莽的这些行为，自然会给人以“既不贪财也不好色”的好印象，传到百姓中去，将是怎样的影响？
第四，王莽很注重“制造舆论”。
王莽在完成了由大司马到安汉公、由安汉公到摄皇帝的权力形式过渡之后，便决定要为去掉这“摄”字而做最后的努力。为了取得篡位的“合法性”，王莽便在当时流行的“君权神授”观念上动起了脑筋，决心通过制造“神授”的舆论来取得“合法”的地位。
王莽制造舆论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朝廷上由群臣歌颂王莽杰出的道德和才能，从正面说明王莽具有接受“禅让”的资格；一是在民间散播谶语、制造符命来造成王莽接受“禅让”是顺从天意民心的舆论压力。
王莽心腹大司徒司直陈崇与张竦合谋，撰写了一篇长达千言的《安汉公功德颂》，从十四个方面赞颂了王莽安定天下的“盖世殊勋”和“超前绝后”的道德才能。
汉平帝元始五年（5），武功县令孟通向朝廷报告：淘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石头上用红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这就是所谓“符命”。后来，到处都发现了类似的“符命”。如齐郡（山东）发现“新井”符命，巴郡（四川）发现“石牛”符命，扶风（陕西）发现“雍石”符命。身为汉朝宗室的广饶侯刘京，竟向朝廷报告说：山东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辛当，一下午就做了几个相同的梦，梦见上天派遣使者告诉他“摄皇帝当为真皇帝”。
在造够了舆论之后，王莽便在公元九年以“顺符命”为借口，去掉“汉号”，也去掉“摄”（代理）字，做起了皇帝来。所以我们说，王莽的篡汉，完全是一场“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在王莽紧锣密鼓的篡权活动中，扬雄在干什么呢？
完成了《太玄》一书的写作之后，扬雄又陷入了更加深沉的思考。
客观地说，扬雄对王莽甚至王氏外戚集团的多数人是有好感的。在扬雄心目中，王莽算得上一个“内圣外王”的权臣。“内圣”是指个人的修养达到儒家道德标准的极致，“外王”是指政治措施完全符合儒家仁政的理念。应当说，篡汉称帝前的王莽，给人以“内圣外王”的印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说王莽“诈伪”也好、“善于伪装”也好，总之，汉平帝时期的王莽不仅权倾朝野，其威望也是蜚声天下。
汉成帝的奢侈荒淫，汉哀帝的昏庸无能，汉平帝的幼弱无知，已经使西汉王朝摇摇欲坠了。王莽“居摄”（代理皇帝行政）合法化以后，不少刘氏宗室成员也对刘氏皇权产生了动摇，广饶侯刘京竟然成为替王莽篡汉制造舆论的积极参与者，红休侯刘歆不仅是王莽篡汉活动的得力干将，后来竟成为王莽政权的“国师”。
扬雄把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的西汉末代皇帝，和有皇帝之实而无皇帝之名的王莽，都称为“象龙”。他说：“象龙之致雨，难矣哉！”他还说：“真伪则政核。如真不真、伪不伪，则政不核。”意思是说：真伪分明，政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像这样真不真、伪不伪的“象龙”，是难以使它们发挥作用的。不难看出，扬雄是非常迫切地希望尽快地结束那种“真不真、伪不伪”的政治局势的。
扬雄认为，最高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是国家能不能治理好的决定因素。因此，当有人问他“何以治国”时，他回答“立政”（确立正确的施政纲领）；又问“何以立政”，他回答说“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皇帝能修身，确立正确的政治纲领就有了希望。如前所述，王莽的善于“伪装”让不少人视王莽为具有“内圣”的修养，扬雄亦不例外。
扬雄将老百姓的好恶作为衡量政治好坏的最高标准，这就是他的“审民思斁”的思想。老百姓“思”什么？扬雄说：老百姓盼望老有所养，孤儿有人救助，病人能得到治疗，死人能得到安葬，男子能够有田耕种，妇人能够栽桑织布。扬雄从王莽执政十年的施政纲领中，看到了王莽“外王”的政治才干，认为王莽是实现老百姓愿望的希望。这就是扬雄不仅“臣事王莽”，而且写文章歌颂王莽（“美新”）的主要原因。扬雄歌颂王莽的文章，除了《剧秦美新》之外，还有《法言》一书。
《法言》一书，既为王莽处于“象龙”的地位鸣不平，还歌颂了王莽“为政日新”（天天都有新气象）的政绩，更充分肯定了王莽“托古改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认为王莽是商汤王时的伊尹、周成王时的周公似的人物。《法言》以歌颂王莽作为全书的结尾，应当是颇有深意的。它是要告诉人们：儒学所提倡的、也是《法言》一书所论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修养理论，在王莽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扬雄虽然臣事王莽、歌颂王莽，但是他决不参与为王莽称帝制造舆论的“符命”活动。当时用“符命”称颂王莽功德而封侯拜相的人很多，连卖烧饼的王盛，也因为用符命称颂王莽应该当皇帝，被王莽封为“崇新公”、授官“前将军”，成为王莽政权的“四将”之一。
扬雄为什么不用“符命”称颂王莽？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扬雄从来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君权神授”那一套鬼话。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扬雄始终坚持着“诎身将以信道”（宁肯委屈自己，也要弘扬儒学的大道）的处世原则，决不做“诎道而信身”（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不惜歪曲儒学的大道）的事情。在他看来，用“符命”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是“诎道而信身”，是很卑鄙的，决不是“君子”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尽管扬雄从内心深处推崇王莽的道德修养，更推崇王莽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也决不为了使自己能够封官晋爵而制造“符命”。总之，扬雄决不做政治投机的事情。
在王莽心目中，扬雄只是一个大学问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雄素不与事”）。王莽篡汉当皇帝以后，考虑到扬雄在三个皇帝名下当了二十多年的“黄门侍郎”，一步也没挪动过，于是给了扬雄一个“中散大夫”的荣誉职衔，让他去国家图书馆（“天禄阁”）整理文化典籍。这就是扬雄被人称为“莽大夫”的原因。这时的扬雄已经六十多岁了。
王莽是赏识扬雄的，但他赏识的只是扬雄的文学才华和高深的学问。王莽的姑母汉元皇后死时，王莽没有让他的“国师”刘歆（刘歆也是当时名望很高的大学者）为汉元皇后写祭文，却是诏令扬雄为汉元皇后写祭文，这就是扬雄所作的《祭元后诔》。这篇《祭元后诔》也成为扬雄遭人攻击的重要证据之一。
晚年的扬雄，确实很少正面过问政治，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法言》一书的写作中。
如果说《太玄》重点反映的是扬雄的哲学思想，是扬雄世界观的代表作，那么，《法言》重点反映的是扬雄的政治思想，是扬雄社会伦理观念的代表作。与《太玄》相比，《法言》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如果说《太玄》是要为儒家竭力主张的“仁政”、“礼乐”、“伦常”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寻求理论根据，那么《法言》就是在为儒家上述价值观念构建新的评价体系。这个新的评价体系，是扬雄通过褒贬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竭力维护孔子及其儒学理论的至尊地位来实现的。
扬雄所构建的“新的儒家价值观”及其评价体系，既是以“封建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又是以“因循革化”思想为标准的价值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说它“相当重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它给两汉之际已经摇摇欲坠的儒家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正在遭到各种质疑的儒学理论又有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力量；
第二，它第一次向世人公开宣示：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之道才是封建伦常的核心内容，巩固了孔子在儒学道统中独尊的地位；
第三，它塑造了孔子这个封建伦理的代表形象，以至于在此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圣人”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子云学校的扬雄“墨池”第四，它首倡的“因循革化”思想，解决了封建社会中朝代更替时不可避免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念。
这是扬雄对儒学发展的重大历史贡献。不了解扬雄对儒学发展的重大历史贡献，就不能理解桓谭、王充、张衡、班固这些扬雄的同时代人为什么会竭力推崇扬雄，以至于给扬雄以“西道孔子”的崇高荣誉；也不能理解唐、宋两代那么多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会那样地推崇扬雄，以至于司马光认为扬雄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应该在孟子、荀子之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