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都江堰“宝瓶口”别出的岷江之水，习惯上被称作“内江”，与经青城大桥流过的岷江正流——“外江”相对。今日的“内江”，在都江堰渠首即分为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江安河几派。“内江”的几派，全部流经秦汉时期的郫县境内，故在一些古代文献上，所谓“郫江”，往往是指整个“内江”各派，而不是专指沱江的源头——柏条河。
走马河蜿蜒东下约四十里，便流到了蜀郡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古代蜀中地名，大多与桥梁、堤堰有关。这里的“五陡口”，是指走马河上别支流的大堰，“白鹤”是指抬升河水用作灌溉的小堰。如果换做今天的行政名称，应当是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
位于走马河畔的白鹤里，西距岷山东麓的江源亭（今都江堰市）约四十里；东距郡治成都约七十里，距县城约二十里；过河往北行约二十里，便是位于柏条河畔的沱口亭（今唐昌镇）；往南约二十五里，是郫县与江原县（今崇州市）接壤的万春亭（今温江县）。白鹤里有大片湿地，林木蓊郁，沟渠两旁多为桤木、杨树。树上栖息着一群群白鹤，故堰名“白鹤堰”，里以堰名，故称“白鹤里”。
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白鹤里的住户不过三十来家，以何、罗、曾、郭四姓为多。元鼎二年（前115），一户“杨”姓人家迁来这里。一家两代四口，老少两对夫妇，父亲年约五十，儿子二十四五岁。里中有杨姓人前来攀亲，主人告诉他说：我们是提手“扬”，不是木头“杨”。有人说：“还有这个怪姓么，没听说过。”更让邻居们觉得怪异的是：那个自称叫“扬季”的主人，不仅生得白白净净，而且细皮嫩肉的，讲起话来斯斯文文的，行动举止温文尔雅，怎么看都不像个庄户人家的男子汉。
给乡亲们的怪异印象，扬季从来不作解释。相处久了之后，邻居们都觉得扬家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待人和善，尤其是一家人都识文断字，有个写写画画的事需要帮忙，扬家人从不推辞拒绝，而且总是做得比自己要求的还要周到。
扬季一家在白鹤里买了一百来亩田地，一座五亩地宽的小青瓦四合头院子，论家产，也算得上个小地主了。但父子俩都坚持下田耕作，只有驶牛踏耙这类农活和收割栽插的农忙时节需要请人帮工。因为汉朝只种一季庄稼，虽说是一百亩田地，按今天的亩制，其实是四十多亩，因此父子俩也管理得过来。乡亲们还发现一个秘密：扬季父子很少上街赶场，农闲时节，院子里总是书声琅琅的。大家心里纳闷：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家人呀？
扬家亦耕亦读，但从来没有“出过人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就在扬季迁来白鹤里的七十年之后，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人才”诞生了。一、神童出世
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扬雄降生在蜀郡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一个“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家庭。
当扬雄父亲扬凯听接生婆告诉他，生的是个男孩时，扬凯竟然喜极而泣，连声念叨着：“扬家有后了！扬家有后了……”
从扬季到扬凯，扬家已经四代单传。在扬凯还不到二十岁时，父母就先后去世。守孝三年之后，二十四岁的扬凯娶了第一房妻子王氏。发妻王氏嫁到扬家，两年之后才怀上孩子，想不到却因为难产断送了母子两条性命。第二房妻子田氏，是县城头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田先生仰慕扬家家风把女儿嫁到乡下，田氏不仅模样俊俏，而且贤惠有加，还能识文断字，夫妻相当恩爱。但这位田氏夫人就是肚皮不争气，嫁给扬凯五六年了，莫说生个小子，就连丫头也没有生过一个。尽管扬凯从来没有抱怨过她，但她深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这不能生育的事让她自感“罪孽深重”，长期的精神折磨使她实在受不了，竟然上吊寻了短见。
田氏的死使扬凯痛苦极了。让扬凯最难忍受的，是两房妻子的死使他背上了“克妻”的恶名。这样一来，附近那些家务稍微殷实或者家风较好的人家，谁还愿意把自己的黄花闺女嫁给这个命里“克妻”的男人呢？“扬雄故里”石牌坊鳏居几年之后，扬凯就快四十岁了。扬家四代单传，扬凯自感接续祖宗香火的责任重大，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再娶。有人给他建议：要娶门户相当的坝头姑娘，怕是很难；找个远方的山区女子，那就很有希望。第三房妻子李氏，是临邛一个山主的女儿，虽是山区的女子，却不仅模样标致，而且知书识礼，比扬凯要小十二三岁。
结婚刚满一年，李氏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扬凯咋不喜极而泣？
儿子来之不易，扬凯一定要给儿子取个好名字。他想了好多个名字，都被他自己给否定了。在跟妻子商量的时候，李氏说：“别着急，等我坐满月子之后，带孩子回一趟娘屋，请他舅姥爷给他取名字吧。”
李氏的舅舅，姓林闾，字翁孺，是一位学问非常渊博的读书人。林闾先生不仅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还对古文奇字、古代方言很有研究。听说早年曾跟严遵一起在成都读书，都是“石室文学精舍”的学生。林闾跟严遵，不仅学习上的爱好相同，而且对政治问题，对人生追求，都有非常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学而不仕。
林闾先生给扬凯的儿子取名“扬雄”，取字“子云”。林闾告诉扬凯：“你儿子这姓名和字，可以将汉高祖《大风歌》的内容概括无遗。《大风歌》的第一句是‘大风起兮云飞扬’。《说卦》云‘巽为风’，《逸经·易类》云‘巽为扬’，可见这‘风’与‘扬’意义相关，而‘风’与‘云’意义亦相关。《大风歌》的第二句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雄’即‘猛士’。天子盼‘猛士’以安天下，‘猛士’待圣明天子以展志向。你以为如何？”
听了林闾的解释，扬凯一迭连声地说：“谢谢舅舅，谢谢舅舅……”
母亲李氏是扬雄的启蒙老师。
在扬雄牙牙学语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诵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不到四岁，扬雄就已经能够全文背诵《诗经》了。母亲又给他说《春秋》故事，讲舜和象的故事，还给他讲解《论语》中做人的道理。扬雄还不到十岁，就已经能够全文背诵《诗经》、《尚书》、《春秋》、《周易》、《论语》的“经文”了。《周易》、《尚书》那样佶屈聱牙的文字，即使大人念起来也很难成句，而小小年纪的扬雄却能将它们全文背诵，这实在叫父母感到惊奇和欣慰，而母亲李氏心里又有了新的打算。扬雄故里的扬雄石雕像扬雄十二岁那一年，母亲带着他回到临邛的娘家，并且在临邛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二、师从林、庄
扬雄常听母亲谈起这位舅姥爷，但这次是他懂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心仪已久的林闾先生。当母亲李氏对她舅舅说起，想让雄儿留在临邛让舅姥爷教他学习的时候，老先生没有拒绝，只是沉思半晌之后，对外甥女说道：“我对经学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成就，这你是知道的。要望雄儿明经入仕，还得送他到成都石室文学精舍接受专门的培养。不过，那得等他长到十五岁才有资格入学。那就这样吧，让我先教他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知识，把底子打牢靠，对他以后解读经书和做学问，一定会有益处的。”扬雄就这样成了林闾翁孺的学生。
林闾翁孺是蜀中非常了不起的杰出人才之一，其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更是超越时贤。
文翁任蜀郡太守，历景、武两朝，前后达三十余年。文翁是汉代少有的好官，其成就沾溉后人直至今日。文翁治蜀，大兴水利，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成为天下粮仓；更为杰出的是，他兴仁政，重教化，选送张叔等十八人到京师接受经学教育，让这些人回来以后担任经学教师，数年之后，蜀中“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到扬雄生活的时代，一百多年过去了，蜀中人才辈出，“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以辞赋著称于世者，有司马相如、王褒；以官声卓著为人敬重者，有何武、王延世；以才德杰出却甘为隐逸者，有严遵、李弘、林闾。关于林闾，《华阳国志》说他“善古学”，并说他是了解“车之使”的职责和作用的人，而“车之使”的职责和作用，连被天下人公认最博学而且担任着朝廷秘阁首长的刘向也不了解，足见林闾“古学”修养之高、造诣之深。
年过半百的林闾，见到稚气未脱的“雄儿”，竟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而雄儿对这位慈眉善目的舅姥爷竟是既敬佩又畏惧。在听过林闾先生讲解《周易》之后，扬雄觉得，舅姥爷的不少说法，竟跟他先前在书上读到的很不相同。而林闾先生对《汲冢周书·文传》上所载“人定胜天”的解说，更让扬雄大开眼界，林闾先生说：“定者，安也；天者，至高也。所谓‘人定胜天’，是说使天下百姓人心安定、生活安乐，这是治理天下的人，第一重要的职责。汉兴以来，唯孝文皇帝差强人意。孝武以来，皇帝奢侈，官吏贪鄙，朝廷穷兵黩武，郡县残贼公行。不少所谓‘贤良方正’者，策非甲科，行非孝悌，徒有附翼谄谀之能，绝无富国安民之德。先圣‘人定胜天’的教诲，全被置诸脑后了。”望着先生愈说愈激动的面孔，扬雄亦若有所悟了。
有一天，林闾先生问扬雄：“你知道‘仁者无敌’是什么意思吗？”扬雄回答道：“孟子的意思是说，人君施行仁政，则天下百姓归心，为其所用，故周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若人君以有天下而虐民，则天下百姓离散其心，乐其速亡，故桀、纣以万乘而失天下。是这样的吗？”林闾拍着扬雄的肩膀，用赞许的口吻说道：“孟子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人君固然如此，普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能以仁爱之心待人者，人待之以仁爱之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怀仁心者必不贪，不贪则不争。与世无争，何敌之有？无敌则身安。人生一世，能得身安，尚复何求？故仁爱之心，不可须臾不在。”听林闾说完，扬雄躬身一揖，说道：“雄儿谨遵教诲，请舅姥爷放心。”
在林闾先生处，扬雄第一次知道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是怎么回事。林闾告诉扬雄：“今文经典，受之人口，自然不免文字衍脱、篇次倒错之弊。古文经典，存于孔壁，历数百年之久，亦难免简断蠹蚀而残缺不完。即以今文而论，《诗》有三家之传，《易》亦有三家之传。授经典者，若斤斤计较于经典文字篇次之异，置圣人著书之宏旨于不顾，尚复何益？若各持门户之见以标新立异，岂不贻害后学？今之儒生，大多为了应付考试需要而投朝廷经师所好，训诂则一字千言，章句则全非经旨。究其缘由，实为古文、今文之争所害。圣人著书，是为人君人臣人子提供治国治家、为人处世的借鉴。读圣人之书者，自当于领悟圣人用心处用力。”
林闾大概不会想到，他这番关于“今古文之争”的宏论，不仅使扬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而且竟然因此影响了扬雄一生的命运和成就。
其实，林闾是“深好训诂”的。不过，他的“好训诂”与别人完全不同。其不同在于：
第一，对象不同。别人训诂的对象，多为供“发策决科”之用的儒家经典；而他训诂的对象，多为世上罕见的秘闻奇书，如《方言》之类的东西。
第二，目的不同。别人为经典作训诂，是为了猎取“明经”的名声，以达到被“察举征辟”的目的；而他为《方言》作训诂，是为了“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而知天下风俗”。
第三，方法不同。别人为经典作训诂，往往投朝廷五经博士之所好，不惜一字千言而曲尽其妙；而他为秘闻奇书作训诂，总是追本溯源而穷究本真。
客观地说，林闾翁孺不是一位经师，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语言文字学家。说他“善古文”，是说他精通篆籀之类的上古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古文”最具图画性质，最能反映它所记录的上古汉语词汇的本义。这为他著《方言梗概》以“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扬雄在临邛师从林闾翁孺的最大收获并不在经学上，而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以及他作《训纂》、著《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无疑都是因为受到林闾的巨大影响，并且是因为林闾给了他悉心的指导。后来，扬雄在与刘歆谈著《方言》的由来时说：
尝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才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扬雄：《答刘歆书》。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甚至可以说，扬雄著《方言》，是替林闾了却心愿，并且是在林闾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一晃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林闾把扬雄叫到书房，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不是老夫撵你，我这里再没有值得你学习的东西了。五经之中，《易》为首经，可是一般人只是将它视为卜蓍之书。经师们讲《易》，大多没有说到点子上，有的简直是在打胡乱说。依老夫之见，蜀中精通《易》学的人，莫过于严遵君平先生。严先生虽与我同学，却要年轻我十来岁。此人祖籍临邛，他父亲那一代才迁居你们郫县的。如果你愿意，我就把你介绍给他。不知你意下如何？”扬雄深知舅姥爷一片肺腑之言，内心不胜感激，于是拱手一揖，答道：“雄儿听凭舅姥爷安排，一定不负你老期望。”
十五岁那年，扬雄拜在了严君平门下。
严君平本来姓庄名遵，字君平。因班固著《汉书》时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写作“严君平”，故后世也多称“严君平”。在中国文化史上，严君平算得上是个典型的“怪人”。他的“怪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既宗道家老子之学，却又不排斥儒学。《史记·老子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排斥）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严君平才德卓异而终身不做官，这一点很像老子。但是，严君平著《老子指归》，其中不少内容大谈治国之道、为君之道，这一点又颇似孔子。
第二，博通五经、周游天下，却宁操卜蓍贱业。《汉书》说严君平“博览，亡（无）不通”，《水经注》所引李固书信中说：“昔严夫子常言：经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足见严君平是一个博通儒家五经而且周游天下的杰出人才。要知道，在严君平生活的时代，不少读书人凭着“通一经”就能平步青云，或为经学博士，或为公卿大夫；与他同时的郫县同乡何武，就是凭着“诣博士受业，治《易》”而官至副宰相并封汜乡侯的。而严君平却宁操卜蓍贱业，以替人占卜挣钱来维持生计。
第三，既以占卜维持生计，却宣扬吉凶祸福不由天定。在今天看来，占卜跟测字、算命一样，都是迷信职业。严君平虽然以占卜为生计，却宣扬“患生于我，不由于人；福生于我，不由于天”，甚至说“伺命在我，何求于天”严君平：《老子指归》卷十。。严君平的占卜方式，跟其他人更不相同。《汉书》说：“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原来，他是借为人占卜这种“贱业”来引导人们向善。
第四，既以为人占卜维持生计，却只要挣够饭钱就关门义务讲学。社会上一般的迷信职业者，不仅骗人，而且贪婪。可是严君平每天只要挣够了饭钱，就关门闭户，在家里搞义务教育，给人讲授《老子》。这就是《汉书》所载：“裁（才）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同上。
第五，地位卑微却令人敬畏。按常理，像严君平这样的社会“下九流”，要想得到县令的接见都很难；然而，事情却打了个颠倒，很多官员，包括郡守、州牧在内，要想被严君平当做客人来礼遇，竟然非常不容易，要想让严君平给他们做幕僚，就更是非分之想了。《汉书》记载，益州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省长）李强“至蜀，致礼与（严君平）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第六，著述不多却影响深远。按一般说法，严君平存世的著作，只有《老子指归》（或称《道德指归论》）一书。野史则说他还著有《周易骨髓》一书。应当说，即使他果真有两部书传世，也确实是不多的。但就是一部《老子指归》，却在中国《易》学以至于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老子指归》明代刻本刘凤的序文，称严君平此书“辩讨微邃，持论悠畅；几识溷变，藏往知来；与鬼神谋，阴阳为使……自为一家言”。民国初年，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刘咸炘，在其《蜀学论》一文中说，自古以来对《易经》的研究“蜀为特盛”，而其研究成果，则“大义精于君平，而诸儒多沿施孟”。当代学者认为，“严君平可说是蜀学的开山祖师”冯广宏：《蜀学开山之作》，载《蜀学》第四辑。。
如此众多的“怪异”现象集于严君平一身。了解严君平其人身上的这些“怪异”现象，对于我们了解师从严君平达六年之久，并以严君平为人生偶像的扬雄，在他以后一生行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异端”的思想和“另类”的行为，肯定是很有必要、也很有帮助的。
严君平比扬雄年长三十余岁。当扬雄初次面对这位年近半百的先生时，心里免不了会有几分敬畏。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君平先生其实比他的舅姥爷林闾先生还要慈祥，还要平易近人。尤其令扬雄欣喜的，是君平先生讲授的内容和讲授的方法。君平先生讲授的，都是扬雄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先生又总是能把那些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而且生动有趣；有些看似浅显的道理，在经先生分析之后，竟然是非常地奥妙神奇而引人入胜。
严君平讲授《周易》，完全突破了孔子“十翼”的范围，他告诉扬雄：用“十翼”解读《周易》，虽然有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的妙处，但是仍然难以揭示《周易》天地人三位一体、和谐共存的这一内涵和本质。他鼓励扬雄对《周易》的研究有新的突破。
严君平给扬雄讲授《老子》，基本内容是他所著的《老子指归》。该书共三十五篇，约十万字。严君平运用《周易》阴阳变化的原理解读《老子》的“道”和“德”，于“道”、“德”之外，创造出“神明”、“太和”两个新概念。
在严君平的解读中，道、德与神明、太和属于同一范畴；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严君平借“一”这个道家的重要概念来予以说明。
至于“神明”、“太和”究竟是什么，严君平分别用“我”和“生”来说明。
在严君平看来，物质形态的“我”，不过是精神意义的“神”（神明）的表现形式；“生”则是“神”赋形于“我”的手段，亦就是“太和”。用现代科学术语来理解严君平的这一观点，所谓“神明”，就是支配万物得以生成的自然规律；所谓“太和”，就是表现万物形态的遗传基因。无“神”物不得生，无“和”物尽混同，故曰“神明为宗，太和为祖”。物有万般形态，皆由于“太和”。
扬雄后来所著的《太玄》、《法言》中，严君平的影响无处不在。
严君平给扬雄的巨大影响，除哲学观念之外，还有政治理念。“无为而治”是严君平政治理念的核心精神。
他提倡治国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他说：
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克己任人；审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严君平：《老子指归》卷九。
如果单就“治国之无为”这一点来说，应当是道家学派共同的政治理念，绝非严君平的创见。严君平的贡献在于，他大大发挥了道家的这一政治理念，具体阐释了“无为而治”的旨趣，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国君“修身正法，克己任人”，尤其是治国应当“随时循理，曲因其当”等具体的执政原则。
扬雄受严君平“修身正法”、“随时循理”观念的影响最大最深。
扬雄晚年，亲眼目睹了自成帝以来朝廷的一系列腐败行为，而王莽长期以来的“伪装”，又给了他王莽其人“内圣外王”的假象，以致使他对王莽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他把有“龙”之名而无“龙”之实和有“龙”之实而无“龙”之名，都叫做“象龙”，并且说“象龙之致雨，难矣哉”，从而指出：政治的核心问题（“政核”）是要杜绝“真伪”莫辨的现象，因为“如真不真，伪不伪，则政不核”（《法言·先知》）。扬雄和严君平都认为，“立政”必须“立身”，即皇帝的个人修养对国家政治的好坏具有决定作用。“龙”就应当能“致雨”，“象龙”则名不正、言不顺，故难“致雨”。
从扬雄一生的哲学观念来看，受严君平“随时循理，曲因其当”思想的影响最深。这种影响，既反映在扬雄的《太玄》中，也反映在他的《法言》中，以至于使他后来敢于向封建社会制度的支柱——封建“治统”挑战，作出“仕莽”、“美新”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
扬雄后来发展了严君平“随时循理”的思想，演变为一套“因循革化”的哲学理论。
他在《太玄·玄摛》中说：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
扬雄在这里所阐述的“因循”（因袭继承）与“革化”（改革变化）的关系和重要性，不仅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代表了他的历史发展观。这段话告诉人们几个基本道理：第一，对待“道”的态度。不能将“道”视为一成不变的死教条，应当有“因”有“革”，既要继承也要改革，即所谓“有批判地继承”。第二，了解“因”与“革”之间的关系。有“因”有“革”是为了“得天道”与“驯（顺）天道”，但“得天道”才是目的，“驯天道”只是手段，故“革”比“因”更为重要。第三，掌握“因”与“革”的原则。由于“因革”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因此“因”要合理，“革”要适时。
在《法言》一书中，扬雄把他“因循革化”的思想和理论阐述得更为具体。他说：“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问道》）扬雄主张：当“法度彰”、“礼乐著”时，治国者应当“因循”守道；而“法度废”、“礼乐亏”时，治国者就必须“革化”图新。即使“因循”，也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问道》）。尽管扬雄对孔子和孔子的“圣人之法”推崇备至，但他仍然反对把“圣人之法”看做教条，反对固守或者机械地照搬“圣人之法”，他说：“如独守仲尼之道，是漆也。”又说：“以往圣人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并且强调“圣人之法，未尝不关盛衰”（《先知》）。
如果说扬雄所受的儒学教育，使他坚定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立场；那么，师从林闾、严遵，则使他掌握了“因循革化”的政治手段。扬雄后来将严君平传授的扬雄故里的“子云亭”新道学用于对儒学的研究，从而创立了一种新儒学——“玄学”。其《太玄》、《法言》都是在这种“新儒学”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三、不务“正业”
二十来岁的扬雄，已经是一个满腹经纶、胸怀远大的青年了。
但是，这位杰出青年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步入仕途的“敲门砖”——为获取“明经”声望的“训诂”和“章句”上下工夫。
汉代读书人步入仕途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察举”，一是“征辟”。“察举”与现在推荐考大学相当，“征辟”与现在的人才招聘类似。
掌握“察举”大权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如朝廷的“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大将军）和地方的“牧守”（州牧、郡守），他们都是“二千石”以上的高官。被“察举”的，一般都是享有“明经”声誉的读书人。“明经”即通晓儒家经术。是否“明经”，主要看儒生所作“章句”文章是否符合朝廷经学博士的要求。被认为是“明经”的，还得由“三公”或“牧守”推荐，才有资格参加朝廷举行的“策试”。“策试”又分“射策”和“对策”两种内容和形式。“射策”是由主考官将几套不同的题分别写在几个简策上，由应试者随意抽取一套题作答，类似现代的“选答题”。“对策”是由主考官以皇帝的名义拟的题，要求应试者就某个方面的政事表达自己的见解，类似现代的“必答题”。
这就是《文心雕龙·议对》所说：“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皆‘议’之别体也。”
考试录用的办法是：“对策”考试的第一名可以立即授官，“射策”考试获得甲等的那一批人可以等待朝廷授官。汉代的许多大官，都是经历过“察举”和“策试”被选拔为官的。如汉文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公孙弘、董仲舒，汉元帝时的韦贤、韦玄成父子，汉成帝时的何武等。由于“察举”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必须以“明经”为条件，所以被称为“明经取士”或者“明经射策取士”。
“征辟”是朝廷和高级官吏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选才制度。由朝廷高级官吏把有声望、有才干的人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聘任为吏（办事人员）的叫“征”；由地方高级官吏把有声望、有才能的人聘用为自己幕僚的叫“辟”。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察举”类似于今天的“招干考试”，选拔的是干部（官员）；“征辟”则类似今天的“招工考试”，选聘的是工人或办事员。至于被“征辟”以后的人，能不能做“官”，尤其是做大官，那就要看各人的练达和机遇了。如汉成帝时的谏大夫谷永，“少为长安小史”（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后来被元帝时的御史大夫繁延寿“举为太常丞”（仅由办事员提拔为科长）。繁延寿提拔谷永，是因为谷永“博学经书”之后，被繁延寿“闻其有茂才，除补属”，即听说谷永有了“明经”的声望之后才提拔他当干部的。可见“明经”对汉代知识分子有多重要。但是，事情亦不尽然。例如，王莽、董贤都不曾以“明经射策”入仕，都曾经跟扬雄一样被“征”为官卑职小的“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但是，王莽凭借外戚身份和取悦王凤、王商两位专擅朝政的叔父，只当了一年不到的黄门侍郎，就一路升迁，由射声校尉而当了大司马大将军，位极人臣，以至篡汉自立。董贤则凭借一副漂亮的脸孔，被喜欢男色的双性恋者汉哀帝宠幸，也是当了不到一年的黄门侍郎就一路升迁，竟然做到了统帅全国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而扬雄就因为少了一张“明经射策”的“大学文凭”，尽管他后来名声很大，也只能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三十年，可谓创造了中外仕宦史上的一大“奇迹”。
二十岁时的扬雄，硬是不作博取“明经”声誉的打算，偏偏“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班固：《汉书·扬雄传》。。这就如同当今的有些高中在校学生，眼看面临高考了，却就是不愿意学习高考的考试内容，偏偏对那些与高考无关的事情感兴趣一样。
此时的扬雄对辞赋着了迷。
扬雄最初酷爱的是蜀郡同乡司马相如的赋，尤其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他简直被赋所描写的壮阔气势迷住了，尤其是赋中大量的对偶、排比句式将气势烘托得异常壮美，例如：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受司马相如赋的影响，扬雄模仿其语言和结构，先后创作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其中酷似《子虚》、《上林》的，是《蜀都赋》，以至后来汉成帝见到后，也疑为司马相如所作。
青年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推崇，远远不及他对屈原的推崇与爱戴。扬雄不仅爱屈原的文章，他更爱屈原伟大的人格。他为屈原的死深深惋惜，他模仿屈原的作品，创作了一系列“骚体”作品：如模仿《离骚》而反其意写作了《反离骚》，模仿《离骚》而发挥自己感情写作了《广骚》，又模仿《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屈原作品而写作了长篇大赋《畔牢愁》。
扬雄笃信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又深受老子道家“清静无为”以保其身思想的影响，所以对屈原投江殉国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以致对屈原的死，发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的慨叹班固：《汉书·扬雄传》。。但是，屈原的才和德在青年扬雄的心目中，始终是非常崇高的。他把写作好了的《吊屈原文》带到都江堰，将竹简一片一片地投入岷江，以此吊唁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在扬凯看来，儿子的这些行为简直是“不务正业”，照这样下去，自己想靠儿子重振家声的希望必然会落空。有一天，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道：“自你高祖爷爷扬季迁居郫县以来，我们扬家已经四代没有人做官了。高祖爷爷曾经是二千石的太守，他的后人竟然没有一个做官的，这样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吗？再说，我家五世单传你一个男丁，你的天分很高，又饱读经书，这光耀门庭的责任，不靠你靠谁啊？”听父亲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了，扬雄也非常认真地对父亲说道：“请爹爹容儿子禀告其详，说得不对，任凭爹爹责罚。你应当比孩儿更了解当年高祖爷爷辞官不做的原因吧。那你说，当今朝廷比孝武帝时候如何？你不是说过，高祖爷爷曾有过遗训：扬家子孙耕读传家，但不要做官吗？”见儿子搬出“祖训”，扬凯竟一时语塞，不能再往下说了。
原来，扬雄的高祖爷爷扬季曾以“明经”入仕，后来官至庐江太守。汉武帝穷兵黩武，又好游历，大兴土木，所耗钱粮巨大，百姓不堪重负。尤其地方豪强势力，拥有大片土地却经常偷逃朝廷税赋。扬季不忍心让一般百姓承担额外的税赋，便采取了一些整顿税赋的措施。这样就得罪了那些地方豪强。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扬季遭到庐江地方豪强支使杀手追杀，只好弃官逃命，带着一家人顺长江而上，选择了岷山之阳的郫县把一家人安顿了下来。做官险遭杀身之祸的扬季因此给子孙立下一个规矩：扬家子孙耕读传家，不得做官。这就是扬凯的爷爷、父亲和他自己都没有谋求做官而“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原因。
那么，扬凯何以会动了违背“祖训”让儿子入仕求官的念头呢？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扬雄的“神童”天赋，使扬凯觉得自己的儿子确实是一块以“明经”入仕做官的好材料。在他看来，郫县城里以治《易经》入仕的何武，天资远不及自己儿子；不让儿子入仕为官，那就太委屈儿子了。
其次，扬家单门独姓，人丁不旺，繁重的租税徭役使这个世代以务农为业的家庭已经难以维持。如果儿子能够入仕做官，不仅门庭有光，还可以减免徭役赋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其三，在扬凯看来，曾祖爷爷扬季当年留下那样的“遗训”，是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哪能因为据守“祖训”而误了自己天才儿子的大好前程呢？
可是儿子扬雄却不是这样想的。青年扬雄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人才观念和人生理想，其人才观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个人的成名和成功，主要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即通常所说的“时势造英雄”。他把从上古到现在的“英雄”和“成功人士”系统梳理了一下，如商周之际的宁戚，春秋时代的管仲，战国时代的侯赢 、邹衍、蔺相如，秦汉之际的范雎、蔡泽，以及汉代的娄敬、萧何、张良、陈平、叔孙通等，他认为，这些人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都赶上了那个“天下未定，人主争天下”的时代。当天下定于一尊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自己就处在一个“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班固：《汉书·扬雄传》。的时代，真正有本事又有政治操守的人，是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
第二，他认为汉代“明经取士”的制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被选拔进入仕途的人未必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真正的人才也未必能够起到匡扶社稷的作用。因此，他说：“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同上。在扬雄心目中，具有卓越才干和政治操守的人，总是不为人理解、不被世道所容的，如孔子、屈原等杰出人物便是如此，所以他说“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同上。
第三，受严君平、林闾翁孺的影响，扬雄决定奉守安贫乐道、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他不仅从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之后，便疑忌帮他打天下的众多功臣，如诛韩信、杀季布等，就连萧何、樊哙等心腹至交也屡被怀疑而险遭诛戮这些历史故事中吸取教训，他更了解到，自汉武帝以来，朝廷中不少大臣惨遭杀害的血腥现象。萧望之是以“明经”入仕的儒臣，曾受到汉元帝的器重，官至卿相，也因朝中权臣倾轧，最终只落得“饮鸩自杀”的下场。汉宣帝时的霍光，不仅具有拥立新帝、辅佐幼主之功，而且勤于政事，办事谨慎，曾经专擅朝政、位极人臣，最终仍免不了被满门抄斩的可悲下场。这一桩桩一件件“伴君如伴虎”、官高必有险的故事，使他对入仕为官充满了恐惧，与其像高祖爷爷扬季那样弃官逃命，莫如像老师严君平那样，视官如敝屣。他后来说：“炎炎者灭，隆隆者绝……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解嘲》）这应当是他年轻时不愿以“明经”入仕为官心情的真实写照。
扬凯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儿子，但是也觉得儿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何况儿子这是在“谨遵祖训”呢！于是就只有长叹一声：“随你去吧！”四、蜀中游历
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二十五岁的扬雄开始了他在蜀中漫游的活动。
已经完全摆脱了入仕为官羁绊的扬雄，一方面感到轻松多了，另一方面，他也开始了对自己人生事业的规划。
最初，他想做一个像曾点那样的人，为社会上广大民众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这是因为受到《论语·先进》“曾点述志”故事的启发。故事大意是：孔子要弟子们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他能治理好千乘之国，冉求说他能治理好一个小国，公西华说他希望做诸侯们会盟时的司仪，曾点说他愿意在老百姓求雨的祭祀上做一个主持者。孔子对其他三个弟子的志向不置可否，唯独赞成曾点的志向。在扬雄看来，严君平的以卜蓍为业，也颇似曾点的志向，所以他愿意做曾点所愿意做的“小事”。
后来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起古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谓之三不朽。”以当今之势，“立功”绝无可能，但“立德”、“立言”不必倚仗权势，全在各人的努力。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到自己读书已有“万卷”，但天下大事小事仅从书中得来，见闻实在有限得很。他想起了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不仅“读万卷书”，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而且有“行万里路”的经历，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阨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后来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想到司马迁的成才之路，尤其是司马迁“行万里路”的经历，扬雄觉得自己实在只是一只“井底之蛙”。于是，他作出了“漫游蜀中”的决定。
扬雄漫游的第一站是成都。
对扬雄来说，成都是旧地重游。扬雄十八岁那一年，随严君平第一次来到成都，并且在成都结识了严君平的好友李弘。
扬雄跟李弘一见如故。李弘虽然学宗孔孟，儒学造诣很深，却“少读五经，不为章句”。由于“不为章句”，自然赢不到“明经”的声望，也就自断了入仕之路。但蜀郡太守仰慕李弘的道德与才华，竟征聘他为郡功曹（掌管记录功劳考查的小吏）。后来又以道德卓异，被举荐为益州从事（大致相当于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弘在成都官场和民间都有很高的声望和威信。《华阳国志》说他“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还记载了下面这个故事：李弘的儿子李赘，因为被人欺侮，防卫过当杀死了人。李赘被扭送到太守衙门，郡太守说：“贤者之子必不杀人。”竟然释放了李赘。
尽管州牧和郡守都很器重李弘，并且待他如上宾，但李弘仍然看不惯官场的虚伪，始终坚持按原则办事，还多次劝阻和抵制上司的不法行为，经常弄得上司非常难堪。上司们总是碍于李弘“大贤”的声望与情面，况且李弘是他们“请”来的而不是“应聘”招雇的，所以纵然难堪，也只有让他三分。对这种尴尬的处境，李弘自然心知肚明，加上他早就无心恋栈了，所以在州、郡衙门前后干了不到五年就坚决辞职不干了。
辞职后的李弘被“石室文学精舍”聘为五经教习。对李弘来说，这是一种“破格”任用，因为李弘是一个没有“功名”的儒生，相当于让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去教大学。扬雄第一次到成都的时候，李弘正在“石室文学精舍”担任教习。
在汉代的“五经”（《易》、《礼》、《诗》、《书》、《春秋》）中，李弘研究得最深透、讲解得最深刻的是《礼经》（后来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经）。扬雄对《礼经》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李弘的影响。扬雄作为“旁听生”在“石室文学精舍”先后听了一年李弘讲授《礼经》，李弘博大精深的学问、严肃端庄的仪容、不畏权势的人格，给扬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扬雄对李弘的崇敬，丝毫不亚于对严君平的崇拜，他在后来所著的《法言》中说：“仲元（李弘字仲元），世之师也。见其貌者，肃如也；闻其言者，愀如也；观其行者，穆如也。郸（但）闻以德诎（屈）人矣，未闻以德诎于人也。仲元，畏人也。”（《渊骞》）扬雄认为，李弘堪称世人师表，因为他是一个以自己卓越道德使人折服而敬畏的人。扬雄对李弘的崇敬，还因为李弘在处世上真正做到了“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也就是说，李弘从来不做违背自己意志的事，从来不让名缰利锁牵累自己。扬雄对李弘的崇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三点：第一，跟严君平、林闾翁孺“以道为宗，儒道兼修”的学术信仰不同，李弘是一个“学宗孔孟”的醇儒，而这跟扬雄自己的学术信仰完全相同；第二，李弘“少读五经，不为章句”，这跟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的学习兴趣完全一致；第三，李弘在处世上“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扬雄《法言·渊骞》。，这跟扬雄“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汉书·扬雄传》。的处世态度，又是何其相似！
扬雄在“石室文学精舍”旁听学习的时候，认识了也在这里学习的杨庄。杨庄是成都一个富家子弟，但此人绝少纨袴习气，倒是不乏热心助人的侠义心肠。此人后来以“明经”入仕，但因“射策”考试不在甲科，所以只做了汉成帝的“值宿郎”（掌管皇宫夜间警卫事务的官），官阶虽然不高，但事关机要。此人后来举荐扬雄，对扬雄的命运有过较大的影响。
扬雄此次漫游，选择成都为第一站，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拜访李弘，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李弘非常支持扬雄漫游，他对扬雄说道：“天下之欲成就大事者，莫不书破万卷、路行万里。孔夫子周游列国：去鲁适齐，逐乎宋、卫，厄于陈、蔡，北游燕、赵，南下曹、郑，东至吴、楚。夫子之游，何其广哉！何其壮哉！如今天下一统，海内晏然，不必似夫子之惶惶矣。”李弘不仅支持扬雄漫游，还为扬雄提供了一个漫游的规划：争取用三年时间漫游益州，但须把蜀列为重点；先前蜀之七郡，当以汶山、广汉二郡为重点，次则犍为、越嶲。他还简单解释了如此安排的道理：“漫游是为了广见闻，奇风异俗自然是考察的重点。汶山郡为江源所在，又夷汉杂处、羌番为主，其异于中原文化、汉地风俗者多，故应以它为重点。广汉、犍为甚多俊彦豪杰之士，睹其故地，思其风采，能催人奋发向上，激励成才之志。越嶲乃蜀地南端，甚多蛮夷之风，足广见闻。再说，此四郡我有不少朋友，如有不便，还可托其关照。”
扬雄万万没有想到，李弘先生不仅非常支持自己漫游的计划，而且为自己考虑得如此全面和周详。扬雄后来在漫游中，上玉垒、攀蚕陵、历松潘、探江源、寻禹迹，历经艰难险阻，甚至生命多次受到威胁，但他丝毫没有退缩，表现了一种“虽九死而不悔”的大无畏精神。应当说，是李弘这位良师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
扬雄漫游的第二站是绵竹。
汉代的绵竹是广汉郡的属县。扬雄选择绵竹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绵竹毗邻汶山，地近西羌，居民多杂蛮俗，是儒家文化与羌番文化的交汇区，极具考察价值；第二，听严君平先生说，与绵竹毗邻的什邡有一奇才，名叫杨宣，此人师从楚人王子张学习五经，师从河内人郑子侯学习天文、图纬，师从杨翁叔学习鸟言与灾异，是蜀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除此之外，绵竹又是由成都进入汶山郡探寻江源的捷径，漫游汶山时如遇困难，绵竹不失为可供进退的大本营。
扬雄在广汉郡的漫游历时一年多，足迹遍及广汉郡所辖雒县（广汉郡治）、绵竹、什邡、新都、郪县（今中江、三台、射洪各一部分地区）、广汉（今射洪、盐亭、蓬溪、遂宁等县的大部及安岳、潼南之一部分地区）、德阳等县，但在绵竹、什邡待的时间最长。
杨宣比扬雄年纪稍长，但待扬雄确实如同兄长待弟弟一样。两个青年人一见如故，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杨宣对天文、历法颇有研究，对落下闳的“浑天说”尤其感兴趣。扬雄第一次听到“浑天说”这个名词，杨宣关于“浑天说”的解说也引起了扬雄的兴趣和关注。杨宣还教给扬雄鸟言、图纬、灾异方面的知识，使扬雄眼界大开，增长了不少非“五经”所涉及的知识。杨宣也在扬雄这里学到不少新的东西。扬雄与杨宣交流《易》、《礼》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己从成都、临邛三位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一并与杨宣交流，使杨宣大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也极为佩服眼前这位比他还要年轻的学友和客人。
杨宣后来以“明经”入仕，而且与扬雄同朝为官，但二人最终竟成陌路。杨宣在成帝时官拜谏大夫，以谏汉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有功，成为哀帝（刘欣）时代丁、傅外戚集团红人，先后任交州牧、河内太守、讲学大夫。这一时期，丁、傅与王氏两个外戚集团斗争非常尖锐，扬雄倾向于王氏集团，认为杨宣趋炎附势，加上二人地位悬殊，为避攀附之嫌，就跟杨宣断绝了来往。
扬雄漫游的第三站是汶山。
汉朝初期，“汶山”是郡级建制，宣帝时废除汶山郡，置绵虒、汶江、广柔、蚕陵等数县，归“蜀郡”管辖。这里主要是今天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地方，是所谓“夷汉杂居”地区。汉代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为羌人。照今天的说法，扬雄漫游汶山的路线，应当是从绵竹出发，经汉旺上九顶山，先到达茂汶，然后北上直到松潘；返回时，由松潘回到茂汶，再到汶川、绵虒，经玉垒山沿龙溪往下，到达银厂沟一带，然后经海窝子回到彭县、郫县。
两千年前的岷江上游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得多，山高林密，野兽成群。多亏杨宣帮他找的两个向导的帮助，扬雄才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完成了这次考察活动。
漫游汶山之后，扬雄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先秦史书很少关于“蜀国”的记载，而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的两个儿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若水”、“江水”都在蜀地；言“降居”，可见原先是住在山上的；这样看来，早期的蜀族应当就是住在岷山上的这些人了。于是萌生了要写一部关于“蜀族”历史的书的想法，这就是后来扬雄的《蜀王本纪》。
扬雄回到郫县家中，休整半年之后，又按当初的计划，先后游历了犍为、越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宜宾、泸州、乐山三市的大部，以及川黔、川滇部分地区。这些地方是汉代所谓的“西南夷”。
在“西南夷”地区的考察，使扬雄看到中原文化与
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加深了他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在扬雄一生有限的政治活动和文章著作中，竟然有不少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内容，而且总是提倡用儒家的道德去感化少数民族，反对对他们随意用兵。其《方言》一书的著作，就包含了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儒家文化和让统治者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双重目的。应当说，这都跟扬雄青年时期曾经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经历有关。扬雄故里的“子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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