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说扬雄之所以不攀附权贵、不讨好皇上，以至于“三世不徙官”，是因为他“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如果“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果真就是扬雄的人生追求和个人志向的话，那么他的追求和志向全都实现了，可能还远远超过了他预期的目标。这对于一个“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农民子弟来说，实在是幸运之至啊！
然而，纵观扬雄的一生，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实扬雄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他不仅长期经受着穷苦生活的折磨，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各种精神上的痛苦和打击。扬雄一生的不幸，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中年怀才不遇之苦、老年丧子绝嗣之痛、临死贫病交加之惨、身后蒙冤受屈之恨。总之，扬雄的一生都是在穷愁潦倒中度过的。一、不遇之苦
扬雄能够被王音那样的权臣接纳和引荐，又能在四个皇帝身边工作达三十年之久，还被篡汉后的王莽封为“中散大夫”，这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够荣耀的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说扬雄承受着“怀才不遇”的巨大痛苦呢？
要知道，扬雄以三十来岁的壮盛之年离开蜀地进京求学，而且始终不愿意以注释经书的“章句之学”为手段步入仕途，这是因为他不仅胸怀济世安邦的宏大志向，而且具有济世安邦的杰出才能；因此他希望能像商代的宁戚、春秋的管仲、战国的侯嬴那样，“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要么与人君一夕交谈便能封侯拜相，要么让人君主动请自己出来当官）。他的“不识时务”使他铸成大错，以至于后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做了一个官卑职小的“黄门侍郎”。汉代官制，“黄门侍郎”仅仅是皇帝的侍从，既无办事机构，又无一点行政权力，而且职位很低。郡守和九卿长官的职位是二千石，侍郎的职位是四百石，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干部与科长级干部之间的差别。由于他始终坚持“君子仕则欲行其义”（君子当官就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的为官原则，从来不为了获得个人私利而巴结讨好别人，使他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朝廷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风云变幻，让他亲眼目睹了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刀光剑影。使他痛苦的，是眼看着国是日非、生灵涂炭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扬雄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痛苦。他不仅羡慕先秦时代的读书人，能够凭着自己的才能被人君重用而施展才能和实现人生的抱负，也羡慕汉初的功臣萧何、张良、陈平、叔孙通，甚至汉武帝时的霍去病、公孙弘等人，因为这些人都能够“会其时之可为”而被人君重用。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非常绝望而痛心疾首，他在回答别人责难他当官“老不进步”的《解嘲》中说：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班固：《汉书·扬雄传》。？
扬雄的意思是：当今的各级官吏不仅不尊重读书人，而且对读书人严加监视，使读书人动辄得咎；这样一来，再有本事的人也只能是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敢做。假如让先秦时代那些有大作为的读书人处在今天的社会里，他们的学业、言行都不符合当今被举荐选拔的标准，他们也只会被斥责为离经叛道的人，哪里还会有被重用当大官的可能？
尤其使扬雄痛苦的，是他既不能伸展自己济世安邦的大志，又不能像他蜀中的三位老师那样做一个彻底的隐者；因为他不仅需要朝廷那一份赖以生存的菲薄的薪俸，而且他还需要朝廷秘阁丰富的藏书和京城特殊的学术环境，因为这是他“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客观条件。为了不失去这样的客观条件，他就不得不隐忍苟活。扬雄也只有像他那样的“隐忍苟活”，才终于实现了自己“捍卫儒学正统以接续圣人之道”的另一番人生理想。但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毕竟是太过于沉重了！二、绝嗣之痛
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五十三岁的扬雄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他唯一的儿子死了。
五十岁之前的扬雄，已经先后四次经历了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三十岁之前，父母先后去世。四十五岁时，十七岁的大儿子扬爽去世。五十一岁时，和他相伴了二十五年的妻子陈氏亦撒手人寰。这四个他至亲至爱的人先后离他而去，对他精神上的打击之沉重，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他都挺过来了。
而小儿子扬乌的死，差点就要了扬雄的老命！
为什么小儿子扬乌的死，对扬雄精神上的打击会这样地沉重？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扬乌的死，造成扬氏灭门绝后的严重后果。扬氏的祖先扬侯，是周天子分封在晋国（今山西一带）的庶出子孙伯侨的后裔。春秋、战国之际，扬侯被逼迫逃离晋国，逃到楚国的巫山（今湖北宜昌一带）。秦汉之际，在巫山住了一两百年的扬氏溯江而上，来到巴郡的江州（今重庆市一带）。汉武帝时代，扬雄的五世祖扬季曾经官至庐江太守。后来，为了躲避仇家追杀（见第一章），扬季辞官带着一家人也是溯江而上，来到郫县。从扬季到扬雄，扬氏已是五世单传，年仅九岁的扬乌的夭折，意味着扬氏从此“断了香火”。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而扬雄的“无后”，远非一般人的“无后”可比，他是要承担使延续了五六百年之久的“扬氏”家族灭绝的罪过的。这样的精神痛苦，对于扬雄这样一个笃信儒家传统道德的人来说，其痛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扬乌的死，使扬雄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安慰。扬雄活着的时候，很难被人理解。他一生中做的许多事情，总是被人视为“异端”的行为。可以说，扬雄精神上是非常孤独的。但是，扬雄也有一种别人很难享受到的精神安慰，那就是他晚年得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儿子。扬乌绝对是一个“神童”。 扬雄写作《太玄》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个数学问题而苦恼了很久，没有想到，年仅九岁的扬乌告诉父亲：“你将某数设为九，再用九去计算其他玄数，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扬雄按儿子所说的去做，果然解决了他遇到的难题。又有一次，扬雄在模拟《易经·大壮卦》九三爻的爻辞“羝羊触藩”一句时，总是想不到一句恰当的话来对应，扬乌见父亲想得很苦，竟然对父亲说道：“你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荷戟入榛’来跟它对应呀？”经儿子一提醒，扬雄连称：“妙绝！妙绝！”扬雄为自己的“神童”儿子感到骄傲。在接连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之下，“神童”儿子无疑是他精神上最最重要的、也是他唯一的寄托和安慰了。
第三，扬乌的死，使扬雄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扬家数代单传，年近六旬的扬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扬乌这个唯一的亲人了。抛开“断绝香火”的责任、“失去安慰”的折磨不说，小儿子扬乌的死，其实是让晚年的扬雄失去了最后一段人生道路上最最需要的伴旅啊！壁画“九岁扬乌解《玄》疑”总之，小儿子的死对扬雄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他在几年后所著的《法言》中仍然难以抑制这种巨大的哀痛。当有人问到扬雄为什么要著《太玄》的时候，扬雄在正面回答之外，竟然很“突兀”地加上一句：“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岁而与我《玄》文。”可以想象，扬雄因为儿子的死，精神已接近崩溃。扬雄“突兀”地加上的这么一句有关儿子往事的话，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失去儿子“阿毛”之后的那些表现。三、贫病之惨
扬雄一生受尽了贫穷生活的折磨。晚年的扬雄，头上多了一顶“大夫”的帽子，身上却多了一只断腿。
扬雄的一生，都是在贫穷中度过的。
青年时代的扬雄，家里“有田一廛，有宅一区”，应当是个小地主的家境。小地主家境虽然说不上富裕，但应当是衣食无忧的。但是，由于扬雄一直读书求学，后来又到蜀中各地漫游，家里的事情帮不上一点忙不说，还一直是个高额消费者。这样一来，家里总是入不敷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扬雄进京之前，父母先后去世。安葬父母需要大笔经费，扬雄只得卖掉部分田地。后来为了筹集进京的盘缠，扬雄又只得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
进京之后的最初几年，一家数口的生计，主要靠扬雄给王音当门下史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做了“黄门侍郎”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这黄门侍郎，不过是皇帝的随从而已，既无办事机构又无职权，论品级，不过是个“比四百石”的小官（县令是“八百石”），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主任科员”吧。
五十多岁的时候，妻子去世，小儿子夭折，这不仅使扬雄精神上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为办理一老一小的两件丧事，还让他背了一身的债务。扬雄喜欢喝酒，妻子和儿子的死，使他的酒瘾愈来愈大，仿佛是要让酒精来麻痹自己敏感的神经。
六十五岁那年，扬雄终于升官了。王莽考虑到扬雄在“黄门侍郎”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步也没有挪动过，以扬雄的资历和在学术上的声望，就授予他一个“中散大夫”，让他到“天禄阁”去整理古书。
对扬雄来说，是不是中散大夫倒无所谓，不就是官阶由“比四百石”上升到“六百石”嘛。使他稍微感到欣慰的，是他终于可以离开宫廷那个令他胆寒、令他伤心的地方了，还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地点——天禄阁，尤其是给国家图书馆整理古书这差事，正合他的兴趣和爱好呢。
可惜好景不长。扬雄做中散大夫不到三年，就发生了令他屈辱不堪的“投阁事件”。
王莽正式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是为了报答那些为他篡位做出贡献的人，便开始大封功臣。在王莽所封的功臣中，共分三个级别，最高一级为“四辅”：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师刘歆、国将哀章；次一级的为“三公”：大司马甄邯、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再次一级的为“四将”：更始将军甄丰、卫将军王兴、立国将军孙建、前将军王盛。
对王莽这样的封赏，竟然有人大为不满，最不满意的是更始将军甄丰和他的儿子甄寻。令甄丰父子最不服气的是四个人：哀章、王盛、王兴和甄邯。
哀章是个好说大话的无赖之徒，见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便开始了政治投机的活动。他制造了一面“铜匮”，铜匮的正面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意思是：这是天帝颁布的诏命），背面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意思是：赤帝刘邦遵从天帝旨意禅位给黄帝王莽）。于是，哀章夺得篡位头功，被王莽封为“四辅”之一的“国将”和“美新公”。
王兴此前只是个负责城门守卫的小头目，王盛原本是京城市井中一个卖烧饼的小贩。只因二人的姓名和长相，与“符命”中所说的两位“辅臣”最相符合，因此，一个被王莽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个被封为扬雄故里的“子云坟”“前将军”、“崇新公”。二王简直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了。
甄邯却是甄丰的亲弟弟，此前的官职只是个徒有虚衔的“太保”，而且是沾他这个哥哥的光才赏赐给弟弟甄邯的。令甄丰想不到的是，王莽就是因为他甄丰先前总是仗着“大司空”（副丞相）的高位，有时连王莽也敢顶撞，所以这次借“符命”之名，有意贬抑他。
甄丰懊恼的是，不如弟弟的运气也就罢了，怎么竟让他跟卖烧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站在一起了呢？真是太没有面子了！
甄寻气愤的是，从前倚仗父亲跟王莽的关系，自己也曾官居侍中兼京兆尹（相当于中央政府秘书长兼首都市长），还受封茂德侯。那是多么的荣耀、何等的威风！他认为，父亲遭贬抑是个凶兆，决不能任其发展，他决定要挽狂澜于既倒。
甄寻冥思苦想，还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王莽不是相信符命吗，何不就利用符命来收拾败局？于是他打起了王莽女儿的主意。
汉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将十二岁的女儿选为汉平帝皇后，当时汉平帝也只有十二岁。元始五年，汉平帝驾崩，十五岁的皇后就成了寡妇，其实还是个处女。王莽篡汉以后，改称平帝皇后为“黄皇室主”。
甄寻盘算：如果能娶“黄皇室主”为妻，还有谁能超过这样的富贵尊荣？他已经想好了符命的内容：“故汉氏平帝后，当为甄寻妻。”
甄寻还多了一个心眼儿，他怕王莽不会相信符命，于是决定先试探。他捏造了第一道符命，内容的大意是：新朝应当仿效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故事，更始将军甄丰当为右伯，太傅平晏当为左伯。
不料王莽果然依照“符命”所说，任命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这让甄寻愈加相信“符命”管用，于是立即把写着“故汉氏平帝后，当为甄寻妻”的第二道符命散发了出去。他满以为立即就会如愿以偿，仿佛这个“驸马爷”是当定了的。哪知道，“螳螂捕蝉，安知黄雀在后”，这第二道符命不仅叫他满门抄斩，而且还连累了不少无辜！
甄寻竟然不知道，王莽哪里会相信什么“符命”！篡汉称帝之后的王莽，早就忌讳别人再提“符命”之类的事了。王莽上次任命甄丰为右伯，既是为了缓和矛盾，以减少甄丰父子对自己的不满，更是为了将甄丰支出京城以避免事非，所以才借“符命”来达到这个一箭双雕的目的。不料竟让甄寻产生错觉，更加肆无忌惮。
听说王莽得到第二道符命之后，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痛骂道：“皇室主母仪天下，人所共仰。甄寻小儿是个什么东西！”甄寻吓得魄散魂飞，连家也不敢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紧逃出城去，一口气跑到华山躲了起来。甄寻走后不到半日，宫中禁卫就已追到甄家。正在忙着打点行装、准备去当“右伯”的甄丰，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兵士冲进家来，还不知道所犯何罪。听宫中使臣宣读诏书之后，甄丰也吓得瘫倒在地，自知浩劫难逃，只好拼却老命，服毒自尽。
王莽为了杀一儆百，以禁止今后再有人企图利用“符命”升官发财，下决心要把这件案子追查到底，于是下令：一面张榜通缉甄寻，一面追查甄寻同党。
追查结果，国师刘歆的长子刘棻、次子刘泳、门人丁隆和王奇等人，都跟甄寻关系友好；尤其是刘棻，与甄寻过从甚密，走得最近。尽管这几位被捕之后，矢口否认与甄寻关系亲密，更不承认是甄寻制造“符命”的同谋，但仍然被问成死罪，打入死牢。盛怒之下的王莽下令，凡是被查到的刘棻同党，不用请示便可先行拘捕。这样一来，扬雄竟然被牵连了进去。
原来，刘棻很仰慕扬雄的学问，更敬重扬雄的为人。由于对“古文奇字”（篆文）很感兴趣，刘棻便拜扬雄为师，跟扬雄过从甚密。这样，扬雄也就成了刘棻的“同党”。
扬雄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他，总是坚持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既不争名也不争利。这就是他在《解嘲》中说的：“炎炎者灭，隆隆者绝……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如此“明哲”，最终竟然不能“保身”！
扬雄虽然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需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尤其不能违背“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操守。他喜欢刘棻，也了解刘棻，他不相信刘棻会伙同甄寻制造“符命”。甄寻“符命案”已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扬雄竟然还一点也不知晓。他是在宫中使者带着人来天禄阁抓捕他的那一刻，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当捕快们冲上楼来抓他的时候，他没有辩解，更无力反抗，他只是趁捕快不防备的瞬间，踉踉跄跄地跑到窗前，长叹一声之后，便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扬雄没有摔死，只是摔断了腿，成了一个残疾人。王莽听说扬雄“投阁”的事以后，狠狠地训斥那位捕快头目说：“扬雄向来不过问政治，你们为什么跑到那里去抓他？”
六十七岁的扬雄，摔断腿以后无法上班，被免去了“大夫”的职衔。不久之后，又给他恢复了职衔和职务，并且准许他可以不上班工作。确切原因谁也不知道，揣测起来，可能是因为王莽知道扬雄实在太穷，一个拖着断腿的孤老头子，一旦失去了朝廷的那份俸禄，将无法生存的缘故吧。
本来就很少与人交往的扬雄，如今就更少有人与他交往了。但偶尔也有人来，来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是来向扬雄学习“古文奇字”，或者请教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的。他们知道扬雄嗜酒如命，也知道扬雄很穷，于是都自带酒菜前来，也就权当是对老师的酬劳吧。其中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就是巨鹿人侯芭。
侯芭是巨鹿（今河北平乡、巨鹿一带）的一个富家子弟。虽然是富家子弟，但侯芭没有一点纨袴习气，一心只喜欢读书学习，而且不是为了做官。他非常仰慕扬雄的学问和人品，立志要像扬雄那样，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
当侯芭得知扬雄“投阁”断腿的消息之后，便立即从巨鹿赶到京城长安。当他看到面容憔悴、瘸着双腿、老迈不堪的扬雄时，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想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就将这样形影相吊地走完最后的岁月，侯芭痛苦极了。他毅然决定：一定要陪伴老人走完最后的岁月。侯芭果真留住在扬雄家中，一面照顾着老人的衣食起居，一面跟着老人研读《太玄》、《法言》。后来侯芭成本书作者为“识贤堂”撰写的对联了扬雄《太玄》、《法言》的第一代传人，并且有《扬子法言注》六卷问世。可惜侯芭注释的《法言》早已亡佚，否则，后世的研究者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读不懂”的问题存在了。
王莽新朝天凤五年（18），扬雄终于走完了他辉煌而艰辛的人生历程，享年七十一岁。
扬雄没有子孙，也没有财产。侯芭出钱为老师在长安附近买了块地建造坟茔，把老师安葬之后，还按照古代“孝子”的礼节，为扬雄守丧三年。四、蒙冤之恨
扬雄逝世之后的两千年来，人们对扬雄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对扬雄评价的褒贬不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唐至北宋，南宋至清，民国至今。这四个阶段的褒贬，各有其突出的特点。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褒多于贬。在两汉众多的知名学者中，非常推崇扬雄、可视为扬雄知音的主要有四人：桓谭、王充、张衡、班固。
桓谭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突出贡献是反对以谶纬经学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促进了我国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他跟扬雄是同事和朋友。桓谭非常崇拜扬雄的学识和才华，他认为扬雄的《太玄》和《法言》“文义至深”，最能阐发孔子的思想、弘扬儒家的道德。他非常同情扬雄的遭遇，认为扬雄如果能够遇到贤明的君主，他的成就和名声一定会远在先秦和西汉那些声名显赫的“诸子”之上。他对扬雄的学识和人品也极端推崇，他不仅认为扬雄是汉朝两百年来唯一的杰出人才，而且认为扬雄简直就是孔子式的人物。
王充是继桓谭之后我国古代又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反对天命，反对谶纬迷信，反对人可以成仙不死，主张顺从天道而自然无为的思想，就是直接继承了扬雄《法言》中的有关思想而又有所发展。王充跟他的老师桓谭一样，也是对扬雄推崇备至，以至将扬雄与孔子相提并论，他说：“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王充：《论衡·自纪篇》。他还说：“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二圣之才者也！”王充：《论衡·超奇篇》。在王充看来，扬雄的《太玄》是可以跟儒家的经典媲美的著作。
张衡是我国古代非常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后汉书·张衡传》说他“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张衡也非常推崇扬雄，他曾经对人说：“我看了《太玄》之后，才知道扬子云非常精通数学、天文、历法。他的《太玄》一书，竟然跟儒家的五经一样的重要，绝不只是一般解释经典的著作。《太玄》把阴阳变化的道理阐述得相当透辟，使人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这是汉朝立国两百年来唯一可以称得上杰作的书。”据说张衡发明制造的“候风地动仪”和“浑天仪”，也曾受到《太玄》的启发和影响。
《汉书》作者班固也是扬雄的知音。班固对扬雄的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不惜用大量篇幅保存扬雄的著作与言行。在《汉书》记载人物言行的“纪”、“传”中，占篇幅最多的是“王莽传”、“高帝纪”，其次是“司马相如传”、“扬雄传”。第二，班固直接引用扬雄《法言》代表自己的观点对某些历史人物作出评价，如《东方朔传》的“赞曰”，就全是引自《法言·渊蹇》，类似情况还有不少。第三，冒着“违逆父命”的风险，对扬雄寄以无限的崇敬和同情。班固的父亲班彪，是《汉书》的始撰者，他对扬雄歌颂王莽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并且因此贬损扬雄：“（扬）雄、（刘）歆褒美伪新（王莽），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见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班固在续撰《汉书》的时候，根本没有采信父亲的观点。第四，采用扬雄的“自序”（相当于“自传”）为扬雄作《传》。作为正史著作，这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不是出于史书撰写者对事主扬雄的非常信任和崇拜，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像颜之推这样的极个别人讥刺扬雄“美新”之外，绝大多数著名学者是把扬雄作为“圣贤”或者“辞赋之英杰”来歌颂的。例如曹魏时人李康在其《运命论》中说：“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在李康心目中，扬雄是跟孔子、颜回、原宪、董仲舒等儒家圣贤一样“立德”的典型。晋朝人范望为《太玄》作注，其序言中有这样的赞语：“扬子云处前汉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絷乱事，逊退无由，是以朝隐，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系《易》，仲尼当衰周而述《春秋》……子云覃思耦《易》著《玄》。”范望把扬雄著《太玄》，视为与周文王演《易》、孔子著《春秋》一样伟大的事业。左思也认为扬雄在经学和文学上的成就永垂不朽，其《咏史八首》之四，在将寂寞著书的扬雄与富贵显赫的王侯相对照之后说：“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刘宋时代的著名诗人鲍照，在其《蜀四贤咏》中，将扬雄与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并列为蜀中“四贤”。齐梁时代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将扬雄与荀子、宋玉、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等先秦两汉的一共十个人，称为“辞赋之英杰”。
唐至北宋的五百多年间，扬雄不仅声名鹊起，而且其声望尤其是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不断跃升，甚至被抬高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唐代人对扬雄的赞美，主要是出于对扬雄杰出才华的仰慕和淡泊名利精神的崇敬，他因此成为仕途坎坷的落拓文人赖以自勉自慰的榜样。如王勃诗云：“乱竹开三径，飞花满四邻。从来扬子宅，别有尚玄人。”（《赠李十四四首》）卢照邻《长安古意》诗有句云：“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刘禹锡把扬雄与隐居隆中时的孔明相比：“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陋室铭》）李白、杜甫则更重视扬雄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所以李白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车武吟》）杜甫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寿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韩愈、柳宗元对扬雄更加推崇，不过他们推崇的角度不同于其他唐代文人，他们是从儒学“道统”的角度来肯定和赞赏扬雄的。
所谓“儒学道统”，即儒家学术思想一代代传承的谱系。韩愈首创“儒学道统”，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在韩愈创立的儒学道统中，虽然没有让扬雄像孟轲那样正式取得儒学传人的地位，但是韩愈将扬雄和荀况列为儒学道统的“准传人”，这已经使扬雄的学术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而韩愈在他后来所写的《读荀》一文中又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圣人之道……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在韩愈心目中，扬雄已经是贡献和地位仅次于孟子、荀子的“准圣人”了。为了让人了解扬雄对儒学的贡献，柳宗元为《法言》作注解，于是有柳宗元《扬子法言注》十卷本问世。
到了北宋时代，扬雄的学术地位急剧飙升，不仅得到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普遍认同和尊重，而且扬雄被抬高到超过孟子、荀子而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宋初的儒学大师们，无不承认扬雄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殿中侍御史柳开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国子监直讲石介说：“孔子没，杨、墨作，道大坏也，荀况存之；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答欧阳永叔书》）殿中丞孙复亦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很显然，他们都把扬雄视为继承孔、孟事业的圣贤大儒。
在北宋众多的扬雄崇拜者中，以司马光对扬雄的推崇最甚，他在阅读《太玄》数十遍之后，非常感慨地说：
韩文公称荀子，以为在轲、雄之间，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议其等差。然扬子生最后，鉴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后之立言者，莫能加也。虽未能无小疵，然其所潜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为定论也。司马光：《注扬子法言序》。
在司马光看来，扬雄的《太玄》一书对儒家之“道”的研究所达到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韩愈将扬雄排在孟轲、荀卿之后是不公平的。司马光特别强调他读《太玄》“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过”，表示自己对扬雄的评价绝非“溢美”之辞。司马光最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说玄》）
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尽管在政治上与司马光水火不容，但是在关于扬雄评价的问题上却跟司马光出奇地一致。王安石在《扬子三首》中响亮地喊出“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临川文集》卷三十三）。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五月，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上书朝廷，请在孔庙中立孟子神主配享孔子，封荀卿、扬雄、韩愈为伯爵。朝廷下诏，扬雄等人不仅受封伯爵，还跟孟子一起配享孔庙。至此，扬雄死后的历史地位达到极点。
扬雄被请入孔庙接受天下人顶礼膜拜还不到一百年，命运就一下子急转直下，因为有人指控他是罪大恶极的“逆子贰臣”。给扬雄以致命打击的，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
朱熹认为扬雄至少有三大“罪恶”：一是臣事王莽，二是歌颂王莽，三是反对屈原。朱熹在其《楚辞后语》一文中，谈到扬雄的《反离骚》时说：“王莽为安汉公时，雄作《法言》已称其美，比于伊尹、周公。及莽篡汉，窃帝号，雄遂臣之，以耆老久之转为大夫。又仿相如《封禅文》，献《剧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书天禄阁上……然则（扬）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朱熹在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写“纲目”（提要）的时候，仿效所谓“《春秋》笔法”（选字以寓褒贬），便在王莽新朝“天凤五年”下专门提示说“莽大夫扬雄死”，这就等于给扬雄戴上了一顶“乱臣贼子”的铁帽子。在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扬雄”这个名字就差不多等同于“不知忠孝节义”的无耻文人了。
南宋以后，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儒学被所谓“程朱理学”完全取代，朱熹被列入儒学道统成为圣贤，并且在近千年的儒学史上居于“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这样一来，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就不难想象了。
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朝廷下旨“黜扬雄从祀，以董仲舒入祀”，也就是将扬雄的神主牌位从孔庙中撤除，让董仲舒取代扬雄配享孔子。这还只是清算扬雄以消除其影响的第一步。
中国素来就有“以人废言”的传统。明、清两代的学术界，不仅没有扬雄的一席地位，甚至连引用扬雄所说的至理名言也要特别加以说明。例如顾炎武在《答友人论学书》中的一段话：“扬子有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此其语有所自来，不可以其出于子云而废之也。”顾炎武在引用《法言·吾子》中的扬雄语录时，特别强调：不要因为这话出自扬雄之口而不重视它。由此不难想象，明、清时代扬雄的名声已经“臭”到什么地步了。
20世纪初的民国年间，蔡东藩（1877—1945）著历史演义，更把扬雄描写成了一个阿谀奉承、贪生怕死的无耻小人。蔡氏在回末的点评中说：“扬雄甘为莽大夫，投阁不死，反为美新之文以谀媚之。老而不死是为贼，区区文名，何足道乎？揭而出之，亦维持廉耻之一端也。”蔡东藩：《后汉通俗演义》第一回。仿佛还不解气，蔡氏又赋诗一首讥讽扬雄，诗曰：子云墓前祭乡贤
才高依马算文豪，一落尘污便失操。
赢得头衔三字在，千秋笔伐总难逃。
扬雄“事莽”、“美新”的不能被后世理解，在蔡东藩笔下达于极点。如果扬雄泉下有知，其痛苦将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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