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选闹剧：“今日仍无总统”

    曹锟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草根神话。他凭靠表面忠厚糊涂、实则精明清醒的性格，凭借长期经营直隶的军力和财力，更靠手中“最大的本钱”吴佩孚的勇敢善战，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军阀。独霸中原后，他一意孤行，操纵国会贿选当上了总统。总统的诱惑力就那么大吗？曹锟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解在贿选的答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民国初年的错误。从贿选成为总统的那一天起，曹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贿选闹剧：“今日仍无总统”

    一

    1923年10月5日，晨曦刚刚降临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瞭望兵密布，还有五六百名便衣警察混杂在群众当中，散布在宣武门一带。现场还出现了北京的卫戍和警务头目，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人的身影。

    这天，重新召开的旧国会要选举新总统。

    除了国会附近严密布防外，北京的东西车站和各交通出口，都游弋着军警。他们的任务不是维持治安，也不是防止乱党破坏选举，而是防堵国会议员出逃。原来，控制中原和京畿地区的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对总统职位志在必得，对国会议员软硬兼施，以每张5000元的价格购买选票，一定要在今天成为民国第六位总统。所以不少国会议员不愿违心投票，又不堪其扰，只好希望能逃出北京躲过一劫。不想，在各口岸布防的军警们事先已经熟悉议员们的特征外貌了，发现有出逃议员，便上前揪住吵闹，大声诬赖议员逃债或者宣称双方有仇，接着军警过来干涉，以带回警局盘问为名直接把议员押回总统选举现场。

    总统选举原定于上午10点举行，可是到了下午1点20分国会还没有凑足投票的法定人数。

    曹锟等人当机立断，要求手下施展一切手段，到处拉人头凑数。于是，议员俱乐部对不愿意投票给曹锟的议员承诺，只要列席会议就能领取5000元，选不选曹锟都没关系。这一招很管用，当即有十余名议员赶到国会，准备赚钱。即便如此，还是缺人。议员俱乐部到医院把那些真的卧病在床的议员抬到国会，又发动议员的妻妾友人“陪送”几十个议员赶到国会，总算是让议员人数大增。此时的国会内已经人声鼎沸，许多等了大半天、急着投完票拿钱的议员强烈要求抓紧时间赶快投票。偏偏在这时，有一个蒙古议员指认在场的一位蒙古参议员和另一位蒙古众议员并非真身，而是冒牌货。随即，各有一名山西和江西议员被指滥竽充数。负责议员身份确认和签到的“签到处”职员万分紧张，赶紧护住签到处不让其他人靠近。一些拥护曹锟的议员则环绕簇拥着签到处，也帮忙阻止外人靠近。所谓的“签到簿”散会后马上被密封，严诫相关职员不得泄露情况。所以，10月5日到底有几个议员参加了总统选举，其中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议员，外人不得而知。

    国会公布的情况是：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计593人，实际出席585人，超过法定出席人数（583人）两人。总统选举可以进行！下午2时，投票正式开始。

    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选举。第一步程序是公推检票员16人。检票员从议员中抽签得出。吴景濂派专人把签到簿藏在国会后的楼内，暗箱操作抽签。抽出的16名检票员中，除参议员吕志伊、众议员李肇甫外，其他14人都是拥曹分子。而吕李二人又恰恰未能参会，于是随即改由另外两名拥曹议员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也就是说，本次投票是在拥曹派的监视下、统计下进行的。

    据说大选当日，曹锟亲临现场督选。他走到国民党议员吕复跟前，发现他没有选自己，心急得竟然附耳轻语：“为何不选曹某？”吕复马上指着曹锟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情绪激动地操起桌上的砚台掷去。一场风波过后，曹锟公然鼓动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人群中马上有人提议：“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引来哄堂大笑。

    下午4时，投票完毕，当众开票。结果总票数为590票，曹锟得480票，以绝对优势如愿以偿成为民国第六位总统。其他得票情况是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精卫、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陈三立、严修、高锡、符鼐升、孙美瑶各1票，另有“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废票若干。48

    根据选举法，普通百姓可以旁听选举，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国会对旁听者严格控制，必须有议员出面担保，并经过搜身才能进入国会。5日一大早，大约有一百多人来旁听，却被要求在国会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等候。由于站立时间长，拥挤，又没吃没喝，等到下午3时多选举接近尾声、被允许入场旁听的时候，这些旁听者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力气监督，又能监督什么呢？

    曹锟贿选，看似环环相扣，没有表面硬伤，实则操作拙劣，惹人笑话、非议。第二天（10月6日），《北京报》就详细报道了贿选新闻：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起码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上的价码是5000元一票，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则根据议员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开价”也不相同。多的超过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少数议员不在乎金钱，直系就成立议员俱乐部拉拢议员吃喝玩乐，用官职代替金钱行贿。结果一些议员在金钱和官职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有的已经收了钱又跑来退钱要官，也有的已经当了官却跑来退官要钱。曹锟等人听之任之，一共为贿选花费了1356万元。贿赂是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放的，为此还引起了轩然大波。有议员怀疑曹锟开的是空头支票，万一曹家在银行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直系不得不专门派人拉着议员去银行看曹锟的户头金额，又带他们去参观了曹锟的产业，这才平息了议员们的怀疑。还有一些议员纠结于支票是当场支付还是远期支付、出票人是谁、支付银行是哪家等问题，为此争吵不休。

    同时也不乏有一些正直的议员，主动站出来揭露曹锟的丑行。浙江议员邵瑞彭，就先假意接受贿赂，然后在大选前将拿到的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

    选举尚未开始，舆论已经大哗。尔后曹锟当选的消息传来，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被曹锟打败的奉系张作霖叫嚷：“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张作霖还承诺，若议员能拒绝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的金钱，美其名曰“反贿选”。在广州护法的孙中山则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对列强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各省官绅也纷纷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个别省份甚至开除了议员的省籍，让他们无脸面还乡。

    不过，大家想过没有，独霸中原的曹锟既然能易如反掌地推翻国会，就能自我加冕为总统，为什么还要如此麻烦地贿选一回总统？曹锟的部下王坦就回答过这一疑问：“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此话道出了曹锟和多数军阀对选举、对议会政治的看法。“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起码他心目中还有总统、还有国会。事实上，曹锟贿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军阀集团支持的集体行为。曹锟家产数千万，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贿选经费并非出自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替他筹集了大量经费。王承斌逮捕境内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敛财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数百万元，全部用于曹锟贿选。各省督军、省长也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贿选固然令人痛心，贿选背后透露的民国人物的政治观更令人深思。他们心目中的议会政治和选举操作，就是大张旗鼓、心安理得的贿选。

    二

    10月10日，民国国庆节，吴景濂捧着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到保定迎接曹锟。直系治下的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断。曹锟程序性地谦让几次后，踏上了专列，开始了总统生涯。

    对曹锟总统合法性的质疑声，后人发出的比较多，在当时只局限于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之内。贿选一事的影响十分有限。倒是西方媒体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跟踪报道了贿选情况。9月24日，美国《时代》杂志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是“今日仍无总统”。曹锟贿选似乎又是一件典型的供西方鉴赏的中国出口商品。不管西方人怎么看，贿选只在当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的总统位置坐得好好的。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是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清末民初的中国国情相结合，就产生了大问题。

    议会民主制度初行于神州大地，无论在社会基础、人群心理还是制度转变上一时都难以与中国国情相适应。频繁出现的总统制和内阁制的矛盾、行政权力和立法机关的纠纷、纷繁错乱的政治制度等等，都是这种不适应的表现。曹锟公然贿选的闹剧将这种不适应推到了顶点。种种政坛纠纷和冲突，并非源自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同，而是带有浓厚的党同伐异，甚至是个人利益的色彩。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凯即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政党派系表示了忧虑：“无论何种政党……若仍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经营初造之心，其将何以自解。”果然如他所料，党争混杂着私利，让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中国完全走了样。

    军政两方之间不断出现冲突。江西临时省议会本来支持李烈钧出任都督，后来因督军和议会的权限产生分歧，双方分道扬镳。李烈钧要改选议员，而议员要求更换都督。江西舆论则关注江西参议员郭同回乡后大赌大嫖，抽鸦片烟。广东省议会和都督胡汉民的关系也很不好，指责胡汉民“厉行军政，蹂躏法权”，对于省议会的法律文件不照样执行。而胡汉民则否认省议会有立法权限，指责议会干涉行政。

    关于政党的问题就更多了。民国初期著名记者黄远庸曾报道过，有个某省的都督，选人的标准就看是不是他这个党的人，不是就不能做官。该都督对下属进行甄别，也不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属于哪个党。另外一个省的都督则下令，凡是查出下属非本党人士则立即将其免职。如此一来，入党成了谋取官职的工具。看不惯这种政党乱象的人，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江苏都督程德全说得一针见血：“近日实无所谓政党，不过一二沽名之士以党名为符号，而一般无意识之人从而附和，自命政党，居之不疑，叩以政见，毫无所有……智识幼稚，如吾国是，则党派实不应发生太早，由此点思之，吾国至少非有五年或十年之预备，不可言党也。”

    因此，民国初年社会对议会民主普遍感到失望。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1913年初，河南都督张镇芳写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阁下智勇深沉，想有善策，如何计划，尚祈密示南针。”段祺瑞回信表示认同，认为“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段祺瑞等实力将领对议会民主失望了，要求回到武力震慑的老路。而对议会民主抱有希望的人，又找不到改造议会的方法。于是乎，议会越来越溃烂。

    为什么议会民主在民国初年成功不了？

    议会民主的基础是依托于一个活跃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关心政治，自由表达观点，组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民初的中国社会，虽然通电、演讲满天飞，组党热潮此起彼伏，热闹得很，但都是东施效颦的假象。通电的内容五花八门，许多人以能够“露脸”为荣；政党千奇百怪，三五好友就能声明组成，分别担任主席、总理和主任，玩笑而已。赵秉钧就曾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归根究底，中国尚不具备议会民主的社会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参与政治的人口比例太少，议会民主缺乏依靠力量。近代中国没有产生强大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新兴力量。因此民主革命在理论上的依靠力量极其薄弱，孙中山就长期缺乏强大的支持力量。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群没有明确阶级归属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在民国建立后虽然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是缺少了现代议会民主所需要的完备的现代社会形态与之相配套，仅仅依靠这群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是建立不了议会民主的。

    二是中国社会没有出现群体分化。与议会孪生的政党产生的条件是存在不同群体分化的社会基础，而民国初年的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没有出现群体分化。观察一个社会分化的重要标志是看受教育人群的职业选择，那民国初年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如何呢？北京大学1918年在校学生总数1980人，法科841人，文科418人，理科422人，工科80人，法科学生人数将近一半。7月文科有58人毕业，理科90人，工科17人，而法科为173人，超过了毕业生的一半。49大部分年轻精英选择了政法道路（也就是仕途），而选择工矿实业或者商贸物流的精英（理工科）不到四分之一。与之相对应，民初各政党的产生，也只能是从政者内部的分化组合而已。

    民国初年，黄炎培曾调查江苏全省中学校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大抵一百分中有二十五分升学，三十分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可叹之至。若再细细研究，则升学者不能作为有职业观也，即大学毕业生中亦何尝无失业者，故此等学生最后之结果失业与否仍属一问题。若再调查其有事者，所就者究是何等事业，大抵为教育者居大多数，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工、商者竟无一人”。即便是民主共和的形式已经确立，读书人也依然把读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而不愿意去从事“生利之农、工、商”。

    三是议会权力没有得到尊重，即便是知识分子也没有真正理解认识议会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观念中是没有“议会”概念的，因此即便民国建立了，知识分子从政依然拥堵在各级行政机关和军队中，很少有人去竞选议员。“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议员最多被看做是“闲官”，不管钱不管人，自然没人去竞争了。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1913年的全国大选虽然举行了，但是完全和西方的选举不一样。

    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说：“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某某党某某某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他们坐在那里也不听。”西方式的政见宣传和争辩在中国根本不受关注和重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议员竞选就是看到茶馆里多了个高谈阔论者。殊不知，王绍鏊所在的江苏地区的选举情况还算是最好的。其它各地因为竞争选票激起风潮，有的强夺票匦，有的捣毁投票所，有的暴行胁迫，种种坏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难怪袁世凯担心：“诚恐我国民欲藉此选举以求幸福者，将因此选举而得奇祸。”

    我们再来看看选举曹锟为总统的旧国会的具体情况如何。旧国会是1913年成立的，就是宋教仁寄予厚望，希望依托它实验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那届国会。从议员的职业来看，议员大多数是官僚和职业政治家，其中前清官僚和有功名的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议员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等），真正实业家或者商人出身的议员少之又少。从教育程度看，大多数议员都在国内外接受了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议会民主为何物。但他们所学的专业几乎不是政治就是军事，对微观经济和自然科学知之甚少；留洋归来的议员多数是从表面立宪、实则君主专制的日本归来的学生，极少有留学英美成熟民主国家的学生。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议会民主如何操作，如何与社会公众保持联系，如何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民主。“从传统的四民社会来看，他们还很难脱离士的范畴。”从人员组成上看就不像是个成熟、稳健的议会。到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民国元年选举产生的旧国会的议员们饱经波折。先是袁世凯时期压制议会、迫害议员，接着是黎元洪解散议会，然后是段祺瑞主政拒绝恢复议会，部分议员南下导致旧国会分裂；段祺瑞、徐树铮等干脆成立安福国会取代旧国会。等曹锟、吴佩孚等恢复国会，捧出黎元洪来“法统重光”时，多数议员才哆哆嗦嗦地重新聚拢来。可是当年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早已在坎坷和困顿中暮气沉沉，不思报国而只顾私利了。

    旧国会议员们最大的问题是：穷。因为穷，所以旧国会恢复后，买卖选票逐步从私下转向公开。谁想通过有利于本行业、本地区甚至本人的法案，谁想获得内阁或者地方上的职位，谁想借助议会影响行政或者司法，都可以买通议员，如愿以偿。于是，贿赂议员兴起成一个专门的行业，有中间人、有价目表，形成了产业链。如果发生纠纷，甚至可以对簿公堂。我举个例子。当时有人要收买国民党议员邓元，就先委托屈荣崇、梁福通、何承卿三人在中间引见、沟通，结果事成后贿赂和受贿双方都没有给三个中间人中费（介绍费）。三个中间人就联名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起诉讼，其中陈述理由为：“窃买卖房产，中费多寡各方习惯不同，以动物而论，如卖猪买羊，各地亦有成规，断无霸吞行钱之理。岂议员而独不然耶？况猪羊价贱，尚且优待行户，议员价昂，何得刻苦中人。”将贿赂议员和猪羊买卖相提并论，议员和猪羊何异？老百姓就毫不客气地称议员是“猪仔议员”。

    因此，曹锟贿选丑闻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曹锟崛起：大军阀原是小布贩

    一

    我们把时间向前推到1912年。当年的2月29日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边放枪，边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北洋军毕竟是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张鸣《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从2月29日到3月2日的三天时间里，第三师以反对裁饷为名劫掠了正阳门、朝阳门、崇文门、东安市场、东四牌楼一带，金银钱铺首饰店、饭店、杂货铺等均遭洗劫。事后统计，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

    就是这件事帮助了袁世凯随即以“北方不靖”为名向南京临时政府要求暂缓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逼清室退位，孙中山履约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但为了约束他，南京派来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敦请袁世凯早日南下就职。）29日晚，曹锟部队的乱军骚扰了代表团驻地。蔡元培等人听到密集的枪声，连夜随人逃离险地，真的相信了一旦袁世凯离开，北方局势将恶化这一说法。基于这样的判断，南京临时政府同意袁世凯在北京老巢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政府也迁到了北京。

    无疑，袁世凯是那场并不太在行的“兵变”的最大受益者。

    主持兵变的曹锟是袁世凯的爱将，第三师是袁世凯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兵变后，袁世凯虽然承担追究责任的巨大压力，但仍旧没有给予曹锟任何惩罚，因此天下人都认定兵变是袁世凯密授的，是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压的手段。

    曹锟则被视为直接指挥兵变的罪魁祸首，开始和丑闻沾染在一起。只是后来贿选总统的丑闻更大更臭，使人们忽视了曹锟还是民国历史上第一场兵变的指挥者。

    二

    曹锟，1862年（同治元年）生于天津大沽口贫民家庭。其父曹本生以排船为业，生子女七人，次子是曹锟。因为家境贫寒又人口众多，曹锟16岁就开始推车卖布于津沽之间，当了名布贩子。曹锟长得呆头呆脑，不是做生意的料，常常醉卧街头，身上钱财被人洗劫一空；他又长得矮胖憨厚，谁叫他帮忙，他总是不吝力气地一帮到底，人称“曹三傻子”。但是曹锟的心态很好，虽然生活贫困又被人看不起，但他不以为意，一笑了之。

    曹锟的职业发展规划本是当一个街头小贩度日。所以当有一天，曹锟在推车卖布时被一个算命先生拉住打量了半天，说“你面相甚贵，日后必作县长”的时候，曹锟认为这个算命的不是想骗他钱就是故意讽刺他“曹三傻子”，挥拳将算命先生暴打了一顿。后来的发展证明，被打的算命先生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学无术、骗吃骗喝，还真是有点水平的，起码能看出曹锟日后会有所发达。

    小人物的成功还要感谢乱世。曹锟后来卖布经营失败，连小贩也做不了了，但历史提供给他最后一条路可以走：当兵去！（还有一说是曹锟无意得罪了家乡一户有权有势的人家，遭人追打，不得已才跑去当兵的。）年纪不小的曹锟丢下卖布车，进入了天津武备学堂学习，之后做了清军的哨官，还曾随部参加了1894年的朝鲜战争。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曹锟在小站陆军草创时期，转投袁世凯门下，扛好了枪站好了队。当时曹锟已经33岁了。

    矮胖子曹锟想在小站新军中谋求发展，劣势可以说非常明显。他最终能在人才济济的新军中脱颖而出，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首先，曹锟的年纪偏大，没有任何背景，长得憨厚，做人老实巴交，常常受人欺负。然而话说回来，这种种缺点换个角度看又成了他的优点。在新军谋求发展的早期，袁世凯恰恰需要像曹锟这样老实听话、努力干活的人，于是很快就注意到了曹锟这个低级军官。曹锟看起来傻，但其实心底并不傻。他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也是天津人，就在天津住着。于是，曹锟备下厚礼前去拜谒。曹克忠暮年见有小老乡来殷勤拜访，很高兴，听说还是同姓，马上去查族谱。一查不要紧，曹锟竟是曹克忠的族孙。曹克忠于是高兴地正式认曹锟为族孙，还派人去袁世凯那儿为曹锟的前途通融。一来二去，曹锟就成了袁世凯的亲信。对袁世凯，曹锟始终恭敬畏惧，每次谒见都军容整齐，站得笔直，从不敢坐；对曹锟，袁世凯毫不掩饰情绪，想骂就骂，而且骂得还很凶。外人看起来，觉得袁世凯似乎不喜欢傻傻的曹锟。其实，只有关系亲近的人，领导才会不假辞色地言辞训斥。真正遇到难题、急事，领导也都交给这样的部下去办。

    曹锟就这样一直跟随袁世凯，在1907年荣升为第三镇统制。第三镇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曹锟担任此职后，开始被人所注意。后来袁世凯遭到清廷猜忌时，徐世昌设法将第三镇调往吉林、黑龙江等地。袁世凯重返政坛后，曹锟的第三镇奉调入关，不是去镇压武昌起义，而是驻扎在山西娘子关，镇压山西阎锡山，监视有异心的吴禄贞。好钢用在刀刃上，可见在当时袁世凯心目中，镇压武昌起义远远不如稳定后方重要。此后，曹锟长期担任第三镇统制、第三师师长，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在北京就职的借口。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监视南方革命势力。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不同，曹锟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接受了袁世凯“虎威将军”的称号和“一等伯”的爵位。护国运动爆发后的1916年1月，曹锟还奉命率部入川，与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作战。袁世凯死后，曹锟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还继续活跃在政坛上。因为他掌握着北洋军的精锐主力，之后历届北洋政府还需要倚重他。

    1916年9月，曹锟出任直隶督军。他长期驻防保定，使直隶地区牢固掌握在直系手中。等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曹锟因为兵多地广，超越王占元等人，成为了新直系的首领。

    曹吴配合：最大的本钱

    一

    小布贩曹锟天生就有领导才能。当总统的时候，外交总长顾维钧和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人不和，双方曾就驻伦敦公使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吴毓麟是曹锟的爱将，跑过去向曹锟进谗言。曹锟立刻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预？”

    没文化的曹锟眼光很锐利。1920年华北大旱，田产荒芜，耕牛闲置。直隶的牛价大跌。曹锟乘机四处派人以每头3元的低价收购耕牛，计划以每头23元的价格出口国外来牟利。此举遭到百姓反对，北洋政府迫于压力禁止耕牛出口。曹锟手里积压了上万头牛，卖不出去。他随即下令宰杀全部耕牛，加工制成咸牛肉出口，依然赚了大把钞票。这就好像当年前往小站投奔袁世凯一样，是需要独到的眼光的。

    领导才能和锐利眼光相接合，让曹锟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本钱”。

    1913年曹锟进军湖南。时任湖南督军汤芗铭向曹锟讨要第三师的一个军官：“三哥，我们来学学古人借将的故事如何？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借给我用。”曹锟问：“你要借谁？”汤芗铭说：“吴佩孚！”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早年从军，在第三师内升任至炮兵团长，但一直没有引起曹锟的注意。50当时，吴佩孚刚被明升暗降为第三师副官长，正郁闷得不行。汤芗铭就想借来协助自己治理湖南。可曹锟从他的借人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吴佩孚的价值，马上把吴佩孚找来深入交谈，认定此人果然出类拔萃，马上任命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引为军师和助手。汤芗铭因为有挖掘吴佩孚的伯乐之功，曹锟很感激。之后汤芗铭仕途坎坷，境遇落魄，曹锟始终护着他。也有说法是汤芗铭向曹锟借用吴佩孚并非要重用他，而是要陷害他。原来汤芗铭在湖南杀戮过重，人称“屠夫”；而吴佩孚很注意和湖南绅商民众搞好关系，还在全省大会上公开批评汤芗铭害民。汤芗铭就想把吴佩孚“借”过来当自己的部下，以便好好“收拾”他，不想歪打正着，成全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一段佳话。

    曹锟出任直隶督军后，吴佩孚继任第三师师长，成了新直系的“二把手”。曹锟选定了吴佩孚就完全信任吴佩孚，事无巨细都征询吴的意见，放手让吴佩孚自由发挥。吴佩孚常常越俎代庖，不经请示就签署命令，甚至任命重要人事，曹锟几乎从不干涉，需要他追认的他一概配合，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后来，吴佩孚成了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一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头号人物）。即使看到吴佩孚功高震主，风头盖过自己，曹锟也没有心理失衡，而是一笑了之。他常常对别人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

    “本钱”吴佩孚也真正没有辜负曹锟的信任，为曹锟赚了许多“利润”，建立了辉煌的战绩和政治功勋。在湖南，吴佩孚攻城拔地；在四川，吴佩孚大胜护国军，为曹锟赚足了面子。曹锟担任直隶督军七年，其间新直系军阀的实力日渐壮大。曹锟驻扎在保定，主要是扼守战略要地，冷眼旁观北京政治风云。吴佩孚先驻于湖南岳州，后驻于河南洛阳，帮曹锟经营两湖事务、占据河南，招兵买马；同时曹吴互成犄角呼应之势，使得新直系军队南北贯通中原。在讨伐张勋复辟、应对南方护法、处理直皖矛盾过程中，都是曹锟摇旗呐喊，吴佩孚冲锋陷阵。吴佩孚不仅刀枪功夫了得，文采也很不错，在五四运动期间连接抛出精彩檄文，声援爱国运动，同情爱国民众，指责段祺瑞皖系对外妥协、对内腐败谋私。段祺瑞多次督促曹锟对吴佩孚严加申饬，曹锟则虚与委蛇，一方面假意责怪吴佩孚几句，一方面反过来替吴佩孚向段祺瑞索取第三师的军饷。一来二往，吴佩孚毫发无损，军队实力和民众声望与日俱增。中央政府奈何不了他，曹锟事事仰仗他，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另类。51

    二

    1920年，直皖矛盾不可调和，吴佩孚准备讨伐段祺瑞。段祺瑞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都优于曹锟的直系军队。奉系张作霖居中调停，暗中问曹锟：“三哥，皖系兵多械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回答：“我没有把握，但子玉（吴佩孚字子玉）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进攻皖系控制的北京。吴佩孚借暴风雨的掩护，突袭京西皖军司令部，旗开得胜。曹锟跟在吴佩孚后面前进，告诫他要多加小心。吴佩孚却甘犯兵家大忌，将小山炮尽数集中在第一线，用炮火猛攻皖系军队，速战速决，大败段祺瑞。奉军也在天津打败徐树铮。皖军趋于瓦解，直系和奉系共同入主北京。曹吴赢得了直皖战争的胜利。北洋政府遂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以吴佩孚为副。

    直皖战争之后，直奉矛盾迅速上升。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对华北地盘很有“想法”；但吴佩孚布局华北，不让奉系染指。张作霖恨起吴佩孚来，说：“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吴佩孚则认为张作霖是“坐观成败者”，捡了直系的便宜。曹锟不愿直奉两派翻脸，就让总统徐世昌撮合，和张作霖结为了儿女亲家。可利益冲突不是子女的亲事能够化解的，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态度依旧都很坚决。1922年4月，奉军抢先发动进攻，张作霖扬言专攻吴佩孚，而与曹锟无关。镇守天津的是曹锟的弟弟曹锐。曹锐心里其实对独揽大权的吴佩孚由妒生恨，存心拆台，他于是主动弃守天津，让东路奉军长驱直入。在西路，吴佩孚苦苦支撑，在京西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和奉军激烈交战。双方胶着在一起，难分胜负。紧要关头，吴佩孚转守为攻，出奇兵绕到奉军背后，直扑卢沟桥。西路奉军腹背受敌，战线动摇。直军奋勇进攻，奉军一败涂地，节节败退。东路奉军知道后，军心动摇，也跟着后撤。乱军挤到滦河边上，幸亏奉军将领杨宇霆事先搭好了浮桥，才得以退出关外。这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战后直系独霸中原，达到了势力的巅峰。

    所谓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巅峰时期的直系内部产生了诸多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曹锟和吴佩孚在总统问题上意见不一。吴佩孚支持曹锟竞选总统，但反对曹锟用非法手段谋求总统职位，认为应该先请黎元洪复位，并召集旧国会，再选举新总统。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入京复职，恢复旧国会，实现了“法统重光”，成为曹锟的一大“政绩”。但曹锟只将此事作为点缀，迫不及待地要重新选举总统。吴佩孚劝他忍耐一时，等待黎元洪任满之后再展开竞选。这一次，曹锟为权位所诱惑，没有听吴佩孚的意见，和曹锐、王承斌、冯玉祥等人踏上了贿选之路。吴佩孚无力挽回，只得听之任之，没有反对也没有参与贿选拉票。为此，吴佩孚和直系内部支持贿选、犯红眼病的人产生了矛盾。在外部，皖系残余势力、浙江军阀卢永祥被直系打败，向奉系求援。奉系在关外舔舐伤口，随时准备反扑。吴佩孚则退居洛阳，北京的重要政务曹锟依旧时时咨询于他。

    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似乎是直系辉煌的回光返照。第二年（1924年）九月，张作霖兵分六路入关，再次打响直奉战争。

    战争开始时，奉系进展很快，直系眼看情况不妙。曹锟连拍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吴佩孚进京主持大局。面对强敌，直系内部暂时团结起来。吴佩孚到京时，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等列队欢迎，曹锟握住吴佩孚的手激动地说：“子玉辛苦了！我老了，一切请你作主。”曹锟主动让吴佩孚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吴佩孚义不容辞地就任了讨逆军总司令，调配军马御敌。

    然而时过境迁，此时的新直系内部已经不复早前的团结，将领们各怀鬼胎，吴佩孚不能真正指挥各支部队。其中闹分裂最出名的就是冯玉祥。冯玉祥是推翻黎元洪、捧曹锟上台的积极分子。为了逼黎元洪去位，他天天都乱兵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向黎元洪讨要军饷。军队逼宫是黎元洪去位的重要原因。而冯玉祥就是幕后主使者。曹锟上台后，冯玉祥自认为功劳很大，居功自傲。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推荐冯玉祥担任河南督军。冯玉祥满以为能在河南大展拳脚，谁想直系“二把手”吴佩孚驻节洛阳，他这个河南督军处处要听从吴佩孚的命令。冯吴两人摩擦不断，种下了矛盾的种子。曹锟见状，调冯玉祥进京做了陆军检阅使，负责京畿防务，才暂时化解了矛盾。如今大敌当前，吴佩孚命令冯玉祥统率一师三旅两万多精锐部队，去承德、赤峰方向作战。兵马未动，冯玉祥就索饷15万。吴佩孚大怒，对冯玉祥的要挟很不满，但还是先拨付了10万军饷。冯玉祥部队开拔后，又要求平奉之后由他来取代张作霖担任东三省巡阅使。这回，吴佩孚断然拒绝了。52冯玉祥很不满意，开始与奉系暗中勾结。他的部队稀稀拉拉从北京出发，多数积压在后方，到达前线的只有少数兵力。

    除冯玉祥外，王承斌、孙岳、温树德等直系将领也各怀鬼胎，不好好出力。战局对直系越来越不利。

    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吴佩孚按捺不住，遂披挂上阵，亲抵山海关。当时，直军在山海关前线正面与奉军主力作战。吴佩孚的到来使军心大振，加上他指挥得当，战局有所改善。吴佩孚为了彻底扭转局势，就向直系各部调兵，同时将后方看家的主力第3师也往前方调动。冯玉祥等人最忌惮第3师，此师一动，留在北京的党羽马上就将这个“喜讯”电告了冯玉祥。结果，吴佩孚的援兵没有调来，噩耗反倒抢先到来：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班师回京，发动政变软禁了曹锟！史称“北京政变”。吴佩孚严令封琐消息，寄希望于孙岳的京畿警备军能够“勤王护驾”。不久，却传来孙岳附逆的消息。曹锟被逼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吴佩孚知道大势已去。前线直军四处溃败。吴佩孚收拢六七千人马想去北京与冯玉祥打一仗救出曹锟，结果在京郊被击溃。直系大军惨败，多数为奉军缴械俘虏，吴佩孚南逃。直系的鼎盛时期就此结束，曹锟也成了阶下囚。

    末年流寓：晚年不如意和保守晚节

    一

    北京政变前，曹锟曾想笼络住冯玉祥。在冯玉祥的原配妻子去世后，曹锟就放出话去，要把女儿嫁给冯玉祥。然而冯玉祥不为曹锟的权势所动，婉言加以拒绝。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瞅准机会，动员军队每日徒步急行军200里左右返回北京，在内应配合下鱼贯入城——孙岳打开安定门正等着呢！冯玉祥剪断了北京全城电话线，截断市区交通，封锁了曹锟与外界的联络。孙岳派兵包围了曹锟的卫队加以缴械，曹锟接着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联络。

    冯玉祥控制住北京后，对曹锟很有“清算”的意思。他逮捕惩办了曹锟政府中的贪官污吏，还将大贪污犯、曹锟的弟弟曹锐押解到案，逼着曹锐交出赃款，曹锐畏罪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又派王承斌去劝曹锟下台。王承斌是之前劫车夺印逼黎元洪下台的那位直隶省长，更是给曹锟张罗贿选的“大功臣”。面对这样的逼宫部下，曹锟无疑是百感交集。

    1924年11月3日，曹锟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被冯玉祥囚禁。冯玉祥又逼曹锟罢免吴佩孚的本兼各职。

    冯玉祥和张作霖两派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公推已经失势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组织执政府。段祺瑞政府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

    就这样，段祺瑞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但权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所谓的“执政”名号大有来头。它是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为段祺瑞借用来的，取代“总统”的称呼。因为北洋政府的历任总统，从袁世凯到曹锟都没有好下场，“总统”两个字似乎沾染上了晦气，让后人不愿意再用。同时出于现实的考虑，段祺瑞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全靠奉系和冯玉祥的提携才出任名多实少的元首，办事都要看张作霖和冯玉祥的脸色，哪里还敢称“总统”？再说，曹锟贿选已让旧国会名声扫地，国会瘫痪，无法选举总统，段祺瑞自然也就没有做总统的合法性了。

    不曾想，段祺瑞这一改，让“总统”二字断绝了二十多年，直到1948年，蒋介石才重新把它从美式民主中再请回来，搞了个立宪国会，自己选自己做了总统。

    接上文，却说吴佩孚从山海关南逃，经海路途经上海先到湖南落脚，依托湖南军阀赵恒锡，发出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的号召。直系虽败，但架子还在。残余将领深感内讧的前车之鉴，纷纷表示要精诚团结，重振雄风。曹锟在北京做了阶下囚，大家就推举吴佩孚为新领袖，重新举起了直系的大旗。除了湘、鄂、川、黔四省，晋、豫、陕三省也响应吴佩孚的号召，以吴佩孚为联防司令。吴佩孚于是以河南、湖北为根据地，联络奉系张作霖，全力进攻冯玉祥。冯玉祥抵挡不住直系的进攻，又遭奉系的挤压，处境日趋艰难。他一度向吴佩孚求和，被吴佩孚拒绝后不得不通电下野。53

    冯玉祥一下野，留守北京的部下鹿钟麟等人就主动释放了曹锟，以求缓和与吴佩孚等人的矛盾。曹锟一下子又变回了总统。门庭若市，问安送礼者踏破门槛。曹锟的自我感觉很好，把辞职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想重当总统。他知道如今吴佩孚不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已经是直系的领袖了，重当总统离不开吴佩孚的首肯，于是以总统的名义隐晦地向吴佩孚提出了试探。吴佩孚本来就不认同曹锟贿选的行为，况且如今直系势力大为削弱，受到北方奉系、广东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残余力量的挤压，无力支撑曹锟的总统虚名。他发电报明白地告诉曹锟：“国事已如此，总统不可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不久，颜惠庆组阁，暂摄总统职权。曹锟的总统生涯彻底结束，成了一介平民。

    二

    曹锟下台后，举目四顾，发现天下纷争，难有自己的清静之地。好在他相信自己和吴佩孚有鱼水之情、往日之恩，吴佩孚不会不收留自己。于是，曹锟在1926年南下郑州投奔吴佩孚。吴佩孚也很重情义，收留了曹锟，还像往日对待上级一样尊敬曹锟。可惜吴佩孚为官清廉，自己的司令部都设在京汉铁路车站里面，人多屋窄，没有能力接纳“前总统”曹锟一行人，只好请曹锟移居开封。曹锟不愿意去开封，因为他和开封的行政长官素来不和。但他体谅吴佩孚的难处，只好伤感地寓居开封。在开封，曹锟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开始看破红尘一心隐居。期间，新直系与奉系的关系大为缓解，张作霖不时来信，称呼曹锟为“三哥”、“亲家”。

    然而后来，吴佩孚的境遇却进一步恶化。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北接连大败直系部队，占领两湖地区；北边的张作霖趁火打劫，南下逼迫直系地盘。吴佩孚好不容易拼凑的直系“中兴局面”立刻江河日下。1927年，直系主力被歼，地盘日渐狭小。吴佩孚放弃河南逃亡四川，成了流亡政治家。留在开封的曹锟，在吴佩孚逃后无依无靠，情况更加不妙，只好回到天津老家，在租界里做寓公。

    曹锟隐居天津租界时，外边局势突变。先是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推翻了从1912年开始的北洋政府。之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告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时代彻底终结。北洋系统的各个人物，不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往日仇敌，都已经辉煌不再，散落民间。曹锟在北洋系统中人缘还算不错，晚年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曹家的常客中有名的有：齐燮元、高凌蔚、宋哲元、阎治堂、靳云鹏等人。大家回忆早年经历，谈论政局，打打麻将，生活得还挺充实。吴佩孚在四川等地流亡了一圈以后，也选择定居天津。但他曾经宣布过“四不”（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54所以遵守诺言，不来曹锟的租界住所拜访老上级，只是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晚年曹锟还交了一大群穷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拉洋车、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晚年曹锟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几位夫人因不愿同住而分居各处，自选房屋。曹锟早年长期无子，所以过继了曹锐之子曹少珊为嗣。后来，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了，曹少珊就返回了曹锐一系，不再是曹锟的嗣子。但曹少珊实际上仍然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这让曹锟的子女们十分不满，经常发生财产纠纷。晚年曹锟控制不了家庭内部矛盾，家人们也常常不给曹锟好脸色看。家庭矛盾使身患糖尿病的曹锟，一度竟得不到照顾。

    曹士岳娶的是袁世凯的女儿袁怙贞为妻。夫妻俩的感情很不好，一次吵架之后，曹士岳冲动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家虽然在袁世凯死后家道中落，但影响还在，气势汹汹地找到曹家来问罪，还提出了诉讼。曹士岳被捕入狱。袁世凯和曹锟两家因为子女婚姻问题竟打起了官司，立刻成了京津各报的热点新闻。曹锟思想比较传统，视为奇耻大辱。最后，曹家将曹士岳保释出来，让曹士岳和袁怙贞离了婚。

    曹锟最大的不如意还是在隐居十年之后，华北沦陷，自己做了亡国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曹锟出任伪职。曹锟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妙，但面对高官厚禄还是保持了民族气节，怒斥劝诱之人：“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已做了汉奸的部下齐燮元叩门求见，曹家拒不开门。曹锟还谆谆告诫家人要保持民族气节。

    1938年，台儿庄大捷。曹锟高兴地说：“我就不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当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租界，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都被曹锟夫人拒绝。6月14日，国民政府褒奖曹锟的民族气节，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次年12月，吴佩孚在北平逝世。他的死因很可疑，公开的说法是死于牙疼。但人们普遍认为是给吴佩孚治病的日本医生下了毒手。因为吴佩孚也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国民政府同样褒奖吴佩孚，也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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