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谢大家阅读此书。

    这是一本评介民国早期总统的通俗图书。以1928年东北易帜为界，“中华民国”38年历史（1911年至1949年）可以分为两段。前17年北洋军阀操纵北京政权，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北洋政府时期”。这本《总统们》里的总统就包括北洋政府的五位总统和缔造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共六位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乱得一塌糊涂。16年间，北京召集过五届国会，颁布过7部宪法，组建过42届政府，约60个人担任或者代理过内阁总理。但以“总统”名义执政的却屈指可数，其中临时大总统2人（孙中山、袁世凯）、大总统5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他名称的国家元首有临时执政1人（段祺瑞）、陆海军大元帅1人（张作霖）。这8个人中，中间的6个人都在小站练过兵，是百分百的北洋枪杆子人物（徐世昌虽出身翰林，但投笔从戎），最末位的张作霖毕业于“绿林大学”，投靠了袁世凯，也算半个北洋枪杆子。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位西式政治家，不做军阀的那一套，可也掏过手枪扔过炸弹，军事经验不逊于其他诸人。8位国家元首都深深地与乱世军队牵连在一起，是民国早期的一大特色。

    本书又是怎么写这六位总统的呢？

    老实说，书中的六位总统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课本教、电视放、报刊写、口耳相传，相信每位读者肚子里都装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要把他们写好、吸引读者重返清末民初去看他们的作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本书写的是我心目中的六位民国总统，我尝试着写出他们的另一面。因为我觉得，人们对六位总统惯常的认识存在偏颇，许多史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比如课本上的袁世凯就戴着一张面具：面目狰狞，一无是处。我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政见、一心追逐权势的卑鄙野心家。他在朝鲜局势、编练新军、主政直隶、晚清新政等方面都有建树，是当时国内外瞩目的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年，袁世凯被许多人看做是稳定局势的强权人物。但在西方民主共和问题上，袁世凯无知，而且排斥。他曾对西方外交官说：“我们传统的习惯与你们西方的很不相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的抽象的政策观念。”考虑到袁世凯一生只有四年生活在民国，他的底色是传统的、旧式的。他首先是个清朝权臣，其次才是民国总统。实事求是地讲，袁世凯对局势的判断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能彻底解决的，骤然照搬西方制度反而会激化中国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在中国国情下水土不服。当然，袁世凯肯定是个大罪人。他的罪过在于，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力人物理应为中国找到正确的富强之路，可他却将中国步步引入歧途，直至个人粉墨登场南面称孤。袁世凯对民国初年的局势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许多人看到袁世凯做过皇帝，就以为袁世凯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其实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袁世凯终生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留着两撮大胡子，又喜欢喝粥，几乎每餐都喝好几种粥，有大米粥，有小米和玉米混掺的粥，还有一种河南的绿豆糊糊。袁世凯吃东西很快，几口就吞完了一大海碗的面条，常常弄得胡子、衣服上沾满饭食。即使当了总统，袁世凯也从不用手绢，抹汤汁、擤鼻涕都用衣袖擦擦，结果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更“乡土”的是袁世凯不爱洗澡，与当时北方农村的老农一样每年只在过年时洗澡，平时就用湿毛巾擦一擦身体完事。别看袁世凯留下来的戎装照威风凛然、光彩照人，可就光鲜那么一层，里面还是一个河南老农。

    后人常常仅凭结果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生。袁世凯日后的表现让许多人过分关注他的恶行，忽视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其他几位总统的遭遇也类似，不到百年的岁月在他们身上沉淀了不厚不薄的尘埃。希望本书多少能吹散一些历史的尘埃，显露真迹。

    北洋政府时期顺带着也沾染了不少的历史灰尘。那是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统治薄弱、民生暗淡的时期。东南西北军阀攻来打去，全国一盘散沙；外辱不断，中间还夹杂着“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怎能不叫爱国志士为之扼腕叹息？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并非一无是处。恰恰是政府控制力的薄弱，才给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带来宽松发展的空间，非政治层面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事物，都可以在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中找到模糊的源头。近年来，人们拿出望远镜回望民初社会，兴趣盎然。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民初社会拥有若干值得肯定、珍惜和回顾玩味的东西。

    二

    1912年4月16日，上海《民权报》发表了署名“天仇”的文章《胆大妄为之袁世凯》，此后一连发表了10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历数袁世凯劣迹。“天仇”是当时年仅21岁的戴季陶的化名。他把袁世凯批判得体无完肤、十恶不赦，更在4月26日发布《讨袁世凯》一文，指责袁世凯“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坦然处之。尽管有时候，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很不高兴，和作者、编辑对簿公堂，但对簿公堂本身就意味着北洋军阀对媒体的宽容。比如冯国璋曾经因为报纸称他为“狗”（他本来就是“北洋三杰”中的“狗”），愤而与报馆法庭上相见。但他对报刊媒体总体是宽容的，并无取缔、操纵之举。民国初年的报馆遍地开花，繁荣得很。报馆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比如戴季陶之类的“愤青”，往往因某个事件或者不公现象抨击政府，指名道姓骂政治人物。他们的监督很有意义，但很多时候是仅凭有限的事实乱扣帽子乱放炮。1912年早期，袁世凯的形象和作用还相当正面，《民权报》和戴季陶的言行遭到了同盟会稳健派的反对。同盟会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打起了笔仗，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搬出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来，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其实，《民立报》自己也批评袁世凯，只是比较温和而已。

    宽松的环境让戴季陶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熊希龄财长与列强银行团磋商的借款时候，“天仇”发表了一篇言辞激越的奇文《杀》。全文四句话，24个字：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于是，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季陶“鼓吹杀人”为名将他逮捕。十里洋场各报馆顿时大哗，强烈要求租界当局放人。国务总理唐绍仪也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租界当局第二天就让戴季陶交保开释，不久以“妨害秩序”罚款戴季陶30银元结案。

    这便是民国初年社会的好玩之处，当时有“报馆热”、“政党热”、“办学热”、“新学热”、“出洋热”等等。大城市中，称会、称党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上海百姓专门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一类人：街头政治家。有那么一群人，终日里西装革履、挟着公文包，与社会三教九流广有联系，满嘴新名词，什么国家、政府、民主、共和、平等、富裕等等。一旦国家有事或者社会上出了热点问题，他们就鼓噪而起，成立若干协会、团体或者大会。别看这些全国性团体的总部设在里弄的某个亭子间里甚至是楼道的一角，却丝毫不影响街头政治家们的热情。于是，五花八门的通电充斥中国上空。一些人甚至以名字列入通电为荣，至于这些通电有没有人看没关系，只要自己能露脸就行了。如果有人去看电报内容，即使看完觉得电报狗屁不通，通电之人也得意洋洋，多了份炫耀的谈资。当是时，西方风气汹涌进入中国，主流观念希望中国大地能够复制西方社会，可惜学得不深不好，就变成了上述情形。

    民国初年，中国大地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不单单有传统王朝崩溃新权威未能建立的混乱，还有中西方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混乱。如何看待这个大变革时期呢？许多人认为这一阶段因为缺乏社会铺垫和思想教育，依然没有逃出中国传统“改朝换代”的范畴。“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堕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习惯。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这些民遥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客观存在的，有目共睹的，但传统被掩盖了，新的东西被夸大了。辛亥革命的本体，仍然是一个王朝更替的运动。”（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

    中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面对几十位临时参议员宣誓，誓词很短，却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千年古国告别了王朝，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各国都经历了从王朝到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很艰难，涉及各方各面，难免存在反复。英国就有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法国有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称帝，俄国的转型期更长，农奴经济、专制残余和薄弱的经济让自上而下的历次政治跃进都大打折扣。民国建立后种种乱象，常让人有痛心疾首之感，但是如果放在社会艰难转型的大背景中观察，我们也许会平常、客观一些。转型的疼痛表现为社会乱象，也许是中国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

    三

    每一本书的完成，都是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结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有：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唐德刚著的《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中国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1912的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真假共和-1913的中国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朱宗震著的《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版；夏双刃著的《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九州出版社2006年2月版；李菁著的《孙中山传——天下为公》，华文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王政著的《历史的棱角》，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版；刘秉荣的《荒诞史景——北洋官场迷信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本书的主要参考论文都下载于“中国知网”，计有：郭剑林的《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北洋政府时代》，载于《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卢古质、丰晓飞的《孙中山与陈粹芬分手之谜》，载于《东南早报》2005年06月16日；胡绳武、金冲及的《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载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王业兴的《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载于《学术界》1988年第3期；李文海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献身精神》，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4月17日；郭剑林的《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载于《学术月刊》1988年10期；徐庆全的《大总统孙中山廉洁自律》，载于《炎黄春秋》1996年03期；汪东林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载于《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劳允兴的《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前后》，载于《炎黄春秋》1996年11期；祁建的《孙中山和北京湖广会馆》，载于《大地》2005年第5期、第6期合刊；严泉的《袁氏当国的制度转型视野中的民国初年》，载于《书屋》2005年第10期；姜新的《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的哲社版》1992年第4期；骆宝善的《再论戊戌变法不起于袁世凯告密》，载于《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戴逸的《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载于《北京日报》1999年6月23日；李毅的《袁世凯墓穴之谜》，载于《湖南档案》2003年第1期；陈子曦的《嗜肉加纵欲，袁世凯死于尿毒症》，载于《医药世界》2008年5月；邓亦武，黄佳的《袁世凯政权灭亡原因新解———从新权威主义结构张力看袁世凯政权的灭亡》，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苏全有、董洁的《袁世凯的洹上村三年》，载于《中国社会导论》2008年03期；袁静雪的《在父亲袁世凯“称帝”的日子里》，载于《文史博览》2007年01期；明贤的《日常的袁世凯》，载于《文史天地》2008年07期；马勇的《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载于《学术界》2004年第2期；彰无忌的《关于袁世凯的一些忆述》，载于《文史精华》2007年第5期；郭剑林的《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载于《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邓亦武的《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载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1月；郭玉富，张根生的《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李永春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9月；李永春的《“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政府外交与社会舆论》，载于《求索》2007年第9期；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组》，载于《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苏全有的《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载于《舟山学刊》2005年第4期；马良玉的《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载于《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林增平的《黎元洪与武昌首义》，载于《江汉论坛》1981第4期；李小文的《论武昌首义中的黎元洪》，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汪朝光的《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皮明庥的《武昌起义后的反黎风潮》，载于《武汉春秋》1984年第5期；康沛竹的《徐世昌在东北活动述略》，载于《求是学刊》1900年第5期；郭剑林的《徐世昌与小站练兵》，载于《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景东升的《徐世昌对洪宪帝制的谨慎抵制》，载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张淑娟的《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载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徐玉琢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晚年》，载于《纵横》1996年第11期；黄林的《晚清重臣徐世昌略论》，载于《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另外，本书还参考了若干网络文章，比如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发表在天涯煮酒论史版块的作品《革命与宿命》；李学通：《袁世凯的小辫》，载于“近代中国研究”网站；袁伟时：《袁世凯的脸谱》，载于“近代中国网”；王晓秋：《孙中山与一位日本“奇人”》，载于南方网理论频道文史哲教栏目；黎志滔：《孙中山遗嘱是谁起草的？》，载于中国侨网“侨史钩沉”栏目；TOM博客黄文治历史专栏：《日本与袁世凯复辟帝制》；史冷金：《床下都督黎元洪的另一面：生活简朴的敦厚长者》，载于光明网；载于凤凰资讯网历史频道的《袁世凯称帝前蒙骗冯国璋、梁启超的历史真相》；来源于先锋国家历史的《点燃引线的大总统徐世昌》，来源于网易新闻中心的《徐世昌：调和各派关系的大总统》；百度百科中的“曹锟”、“吴佩孚”等相关词条。

    其他有“一面之缘”或多年前对我产生过影响的相关文献，恕不能一一列举。有时在寂静的夜晚，经历了劳累的工作的一天后，我看着并不通俗、大众的文献，感觉自己不是孤独一人。谢谢所有的前人与同行，感谢你们的有益工作。

    四

    在后记的最后，照例应该对本书的成书过程做一个介绍，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

    这本书我耗时两年，着力不浅，中途曾经想过放弃，所幸坚持了下来。本书动笔于2008年的秋天，原本是他人的约稿。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难度之大、未知之处越来越多。中间经历过两次大的修改，一次是2009年中，一次是2010年秋。现在的稿子和初稿相差较大。2009年秋，九州出版社好心的编辑云岩涛将我介绍给了北京东方资治文化传播中心。东方资治对书稿表示了兴趣，并让它走上了出版流程。

    我要感谢东方资治的王总，感谢他的肯定、鼓励和支持；感谢张雁春、闫静、杜仕军几位编辑，感谢他们的谬赞、宽容和辛勤工作。同时，我要感谢在本书编辑、印刷、发行过程中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行们。图书出版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没有大家的辛勤付出就没有本书的最终问世。我特别要感谢唐琳娜，谢谢她的支持和对书稿在写作和修改中的意见。她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

    任何一本图书都是“遗憾”的产物，对于编辑来说如此，对于作者来说更是如此。本书在史料遴选和观点阐述方面难免存在各种问题，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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