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崛起：穷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要想研究文人在乱世之中的表现，就去研究徐世昌吧！在晚清当过内阁副总理，又在民国当过国务总理和总统的徐世昌，是“文人从政”的典型。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古代中国文人的气息，里里外外沾染了清朝官场习气，和北洋军队关系密切却始终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北洋将军在混乱的民初政局中将老资格的“老好人”徐世昌推举为大总统，看中的是他在北洋系统的资历和声望；而历史选择这么一位总统，又一次演绎了乱世文人的政治命运。

    艰难崛起：穷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一

    民国的第四位总统徐世昌是历届总统中的“另类”。他既不是革命党，也没有扛过枪，出身穷酸秀才，从乡间私塾教师成为宰相，最后转变为民国总统。政治场是充满荆棘的崎岖路，徐世昌能以一介书生纵横清末民初乱世数十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徐世昌1855年（咸丰五年）生于河南开封，祖籍写的是“直隶天津”，家族还能和两任山西巡抚扯上关系。但这些都是虚的。清朝政治场上讲究出身和门第，但真正对个人仕途产生影响的是祖父和父亲两代。“富不过三代”的公理在政治场上也有效。徐世昌的祖父默默无闻，父亲徐嘉贤曾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25岁就早逝了。父亲死的时候，徐世昌才7岁。徐家当时只剩下孤儿寡母，除了一些七拐八拐的“书香门第”和“政治世家”的招牌外，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

    徐世昌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母亲刘氏“知书达理”，对徐世昌和弟弟徐世光要求很严格。据说有一次徐世昌兄弟俩为分三块糕点大吵起来，刘氏见状大骂儿子：“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还能有什么出息！”说完，刘氏把三块糕点都扔到地上踩个稀巴烂。刘氏出生于桐城学派世家，深谙儒家理论，也用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严格要求儿子。徐世昌稍长一点，开始交友了。刘氏会暗中观察徐世昌的朋友，只允许儿子和那些符合儒家标准的青少年交往。在这样的背景下，徐世昌成长为了一个标准的儒家青年，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穷酸书生。

    徐世昌的出身决定了他即使学富五车也不会轻易进入仕途，因为官场是为那些有背景的有志青年准备的。于是徐世昌16岁时不得不做了私塾先生，教学补贴家用。后来，他又在河南各县的县署内做“编外人员”，处理文书、替官吏写稿。在官场中混得越久，博取功名就越像是遥不可及的童话。曾有人问他的志向，徐世昌回答得四平八稳：“我日后如果能有一官半职，一定用俸禄好好招待宾客。”梦想是好的，但如何入仕是横亘在徐世昌面前的一道坎。

    大概在1870年代的末期，“编外小吏”徐世昌遇到了“纨绔子弟”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寄寓陈州数年，徐世昌则在陈州公署襄理文案。两个心有大志难以舒展的青年很快就结识了。袁世凯饮酒游乐、指点江山、豪爽阔绰。徐世昌则中规中矩、谦逊稳重，两个人在一起很不谐调。但他们还是在1879年拜把为兄弟。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是兄长。两人情同手足，共度了一段青春岁月。徐世昌不时劝说袁世凯生活要有节制，要注意言行；袁世凯虽然左耳进右耳出，但对徐世昌的劝告感激在心。

    席锦全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小吏，他认为徐世昌前程远大，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还把自家大部分家产作为嫁妆送给了徐世昌。这笔财产让徐世昌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更重要的是使徐世昌有充裕的资金去“熬科举”了。不久，徐世昌在妻兄席锦全和义弟袁世凯的资助下，进京赶考，中了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的举人。四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又中了丙戌科进士，入翰林院，三年期满，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徐世昌迈过了第一道坎。

    二

    编修官阶七品，年俸45两白银。翰林院编修到地方上去，也是知县一级的领导，而且名声很好，“自古宰相出翰林”，就是一般的知府也要礼遇再三。但这种官职但在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一个侍郎的北京城实在算不了什么。就算说官职低也不怕，如果能掌握实权，就能捞到“孝敬”，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可怜的翰林院是个研究学问的冷衙门，平时遇到有人来送孝敬就像在穷乡僻壤遇到钦差私访一样难得。所以多数翰林都把翰林院的经历当作“镀金”，要么千方百计投靠贵人寻求快速提升，调出翰林院，要么看准地方上有职位出缺寻求外放地方知县知府，去做地头蛇。

    有人也许会不相信，中央各部委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别不相信，徐世昌就是个例子。翰林院编修可算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但是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无法支持一个七品官的体面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还得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当年，曾国藩做到了侍郎，母亲死了还是靠同僚凑份子钱才得以奔丧回乡的。

    徐世昌的翰林院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家里穷，北京的生活成本又这么高，让他不得不屈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为了能够取得“进步”，徐世昌认真做学问，还投师拜友，希望上面有人赏识，提拔自己。客观地说，徐世昌的文章做得不错，甲骨文的发现者、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就认为徐世昌是后起之秀。但徐世昌的顶头上司、翰林院掌院大学士李鸿藻却认为：“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把徐世昌积极进取的态度看成了上蹿下跳的投机行为。在当时是领导决定下级的命运。既然掌院大学士的态度如此，徐世昌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徐世昌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穷迫尴尬，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二道坎。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他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此到头了，心想不如请求随便外放个地方知县，谋取实惠，告老还乡算了。徐世昌也算是老翰林了，此时请求外放是降格，应该没什么困难。但他又想，难道之前的苦熬白费了？徐世昌有点难以割舍，于是就分别给在湖北和江西任知县的两个堂叔去信请教进退。结果，两位堂叔回信，异口同声反对他外放。他们教导徐世昌说，翰林院虽然清苦，但毕竟走的是中央路线，机会多，一遇到大机会迅速飞黄腾达的可能性也大。为了免除堂侄的后顾之忧，两位堂叔还出钱资助徐世昌的生活，让他静待良机。

    官场之中，如徐世昌这般出身，做到六七品中级官职，算是正常，不算成功也不能说是失败。如何更进一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徐世昌在翰林院的十年，正是北京政治风云变幻的十年，这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他的义弟袁世凯后来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仕途之路，这段时间也开始走中央路线，谋取进入政治高层。戊戌变法期间，徐世昌就为袁世凯在京城积极活动，帮助其加入强学会接近维新派。袁世凯后来接到光绪皇帝密诏，不知所措，求教于徐世昌。凭借经验和对时局的观察，徐世昌轻轻将密诏倒扣在案上，默默走开。袁世凯心领神会，知道义兄建议自己拒绝光绪、投靠后党。这多少促成了袁世凯对于后来道路的选择。

    戊戌变法之后的1897年，徐世昌应袁世凯之邀毅然辞职前往天津小站任新军营务总办。这样的选择让许多人迷惑不解。小站军营是个新生事物，官兵只有区区7000人，百废待举。而翰林院再不济，也是个铁饭碗。更重要的是，徐世昌舍弃正儿八经的正七品官职去给袁世凯做名不正言不顺的“狗头军师”，在读书人看来是不务正业，自甘与行伍粗人为伍。事实上，北洋系统早期也只有徐世昌这么一个出身正统科举、舍弃中央官职的成员。他这么做，太冒险了。也正是这一次冒险，赋予了徐世昌后半生雄厚的政治资本。

    徐世昌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和袁世凯的把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看到了新式陆军在中国政坛潜在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徐世昌去了小站之后，就是依附于袁世凯，给袁出谋划策，而丧失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其实不然。事实上，徐世昌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袁世凯相对独立的，小站练兵阶段只是暂时融合而已。

    当时已经年过四旬的徐世昌抛弃四书五经从头开始学习ABCD，夜以继日地攻读西方近代军事著作。他主张中国的新式陆军要学习德国-日本陆军系统的思想和优点。是徐世昌的能力和工作态度，而不是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使他在新军中立住了脚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姜桂题、张勋、曹锟等新军将领对他是真心的尊重。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徐世昌建议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保境安民”，图谋自立。事后，袁世凯拉张之洞一起举荐徐世昌升任四品道台。

    徐世昌又回到了传统的仕进道路之上，迈过了又一道坎。但当时僧多粥少，并不是所有获任的官员都有机会实授，徐世昌的道台就是“记名”的，等候上任。此时的徐世昌要想进步，想进入政治高层，就需要来自政治核心圈子的提携了。他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三道坎，也是最难跨越的一道坎。

    历史给徐世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见驾勤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慈禧太后仓皇带着光绪皇帝“西狩”，经河北、山西逃亡西安。两宫逃得很狼狈，随行人员极少，一度要向当地百姓讨吃讨喝。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中国局势混乱。清朝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许多地方官员或抱着等待尘埃落定的心态，或认为慈禧和光绪已经失去了政治价值，前去护驾的很少。而徐世昌清晰判断出两宫复位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收拾行李尾追而去。第一次，慈禧太后逃命逃得太快了，徐世昌硬是没追上。他只好怏怏不乐返回北京。徐家在湖北做知县的堂叔专门给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应该立即奔赴西安，不应返回北京。徐世昌更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赶紧再次出发，终于在1901年正月赶到西安，并打通关系觐见了喘息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慈禧在饥寒交迫、权力丧失之时，对主动勤王的大臣印象都很好。而徐世昌长的就是一幅中规中矩的忠臣相，慈禧一看就很喜欢。询问履历后，慈禧知道徐世昌科举出身，十载京官，数年编练新军，学贯中西，老成持重，正是急需的人才，不禁夸他是“李鸿章第二”。

    领导惦记是好事，最高领袖的夸奖更是天大的喜事。从此，徐世昌坐上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立即升任内阁大学士，不久实授兵部侍郎、督办政务大臣，“新政”期间任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再任东三省总督。与行伍出身、手握兵权、言行不羁的袁世凯相比，徐世昌显得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徐世昌的官职后来居上，很快超越了袁世凯。袁世凯回河南“养病”时，徐世昌已经登堂拜相了。

    1908年，清朝成立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分别是徐世昌和满族人那桐。徐世昌俨然成为了晚清汉族大臣的领军人物。

    总督东北：在晚清政坛的短暂作为

    一

    地位的提高，让徐世昌在晚清政坛上能够有所作为。

    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荐徐世昌越级出任新成立的商部左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直隶、天津地区的政务和财务。在这个位置上，徐世昌和袁世凯相配合，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当时天津地区还被八国联军占领，侵略军在天津成立“都统衙门”，把持行政大权。如何收回天津，是摆在新任商部左丞徐世昌面前的大难题。徐世昌有办法，他公开宣布：“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联军一日不撤出天津，本官决不赴津上任，一切善后事宜包括赔款将无从谈起。”把赔款和撤军联系在一起后，骄横的八国联军也不得不同意谈判。经过八个月的唇枪舌战，尤其是袁世凯和徐世昌创造性地发明用警察代替军队的接管方法，1902年8月天津政权顺利交还中国政府。

    徐世昌上任后，在直隶、天津地区推动了一系列经济近代化政策。他贯彻“通商惠工”的政策，组建了“直隶农务总局”和“天津商务总会”，并制订、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法律，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列强经济势力的问题，徐世昌态度坚决地陆续收回了开平煤矿及其河道、口岸，组建了“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他还收回了津镇铁路的部分权利，力主自建京张铁路。之后全国广泛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其源头就是袁世凯和徐世昌主持发动的。而这场运动多少又催生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则是徐世昌等人没有预想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徐世昌完善了近代巡警制度，奠定了中国警察制度的基础。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徐世昌就引进西方的巡警制度避开这一规定，依然保持对天津等地的控制。他亲自挑选北洋新军500人建立巡警队，又将天津城区划区，制定规章制度对天津实行警察管理。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天津在清末和民初成为北方重镇，拥有浓郁的近代文化，袁世凯当然居功第一，徐世昌堪当第二。

    后来，袁世凯做出的成绩遭到了满族权贵们的猜忌，而徐世昌却始终得到清廷的信任。不知道是徐世昌和袁世凯若合若离的姿态起了作用，还是清廷想将二人“分而治之”，集中全力对付袁世凯。1905年，清廷要“预备立宪”，选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调任兵部左侍郎的徐世昌赫然在列。他和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同为清廷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能臣干将。五大臣考察团刚在天津站登车，就遭到革命志士吴樾的炸弹刺杀。徐世昌、载泽、绍英受伤，考察行程推迟。等重新组成考察阵容的时候，徐世昌因调任巡警部尚书而未能成行。1907年，巡警部并入民政部，徐世昌又转任民政部尚书。

    就在这一年，清廷计划在东北设立行省。东北长期实行和关内不同的三将军制度，社会发展落后，加上沙俄和日本势力一北一南渗入东北，有将该地殖民化的倾向。朝廷于是决定废将军设行省，任命总督加强控制，并派出了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贝勒载振和徐世昌一起赴东北进行前期调研。载振被内定为东三省总督。人事任命未动，消息早已泄漏。北洋将领段芝贵想提前和载振“总督”拉关系，以求谋取东北某省的肥缺。他乘载振回京途中在天津停留之机，赠送给载振一名小妾，载振接受后答应日后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兼布政使。载振此人乃纨绔子弟，行事毫不忌讳，结果自己的委任状还没下来就引来了言官如潮水般的弹劾奏章。加上不久之后，朝廷果然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于是朝野舆论沸腾，指责载振卖官鬻爵。京津媒体长篇累牍地热烈报道这条政坛桃色新闻。慈禧知道后十分震怒，不得不临阵换将，任命同去东北调研的徐世昌顶替载振任职东三省总督。

    徐世昌就这么成了清朝的第一任东三省总督。

    二

    1907年4月，徐世昌赴奉天（今沈阳）就任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事务。麾下的三省巡抚分别是奉天唐绍仪、吉林朱家宝和黑龙江段芝贵。旋即，段芝贵因桃色新闻被免，改由程德全出任黑龙江巡抚。这三个巡抚日后也都成为了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到任伊始，日本人就闹出了一桩棘手之事。7月11日，日本公使照会中国外务部，声称位于图们江的江东滩“间岛”领土归属未定，并在同日悍然派兵占领该地。15日，日本擅自在延吉设立“驻韩统监府派出所”，妄图正式吞并该地区。所谓“间岛”，指的是延边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原属宁古塔辖地，是东北地区离日本海出海口最近的地方。该地属于吉林省延吉厅，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徐世昌闻讯，立即派王崇文、吴禄贞（又是民初风云人物）赴延吉取证，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间岛地区是中国领土无疑。于是外务部两次照会日方，严正指出日本侵略中国领土，要求日军撤出间岛。经过反复力争，日本撤军。为防后患，清廷抓紧开发该地，开辟延吉为商埠，1909年又在珲春设立海关总管，统管东北边境的海关事宜。此处与俄罗斯、朝鲜接壤，又有水路出口，贸易旺盛。一直到1938年，东北居民都可通过此处出入日本海。

    除了发现间岛的重要性，徐世昌还聘请英国工程师对葫芦岛海域进行了勘测，决定在该处建筑港口。葫芦岛港由此诞生。

    徐世昌为什么要聘请英国工程师建筑港口呢？因为他要“以夷制夷”。东北业已被日俄南北分割，中国政府无力与两国抗争。为了避免东北殖民地化，徐世昌主动引西方势力（主要是英国）进入东北，来遏制日俄势力的膨胀。可惜由于日本和沙俄的强烈抵制，西方列强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徐世昌以夷制夷，拯救东北落入外国侵略魔爪的计划没有取得实效。

    徐世昌总督东北期间主要的政绩集中在开发东北上，尤其是在开垦土地和建设军队两个方面。清朝在东北长期实行封锁政策，将东北看做是龙兴之地而限制开发。徐世昌总督东三省后反其道而行，大力整顿东北各级政权，采取和关内相同的制度和社会政策。为了开发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当时属于东三省）大量的荒地，徐世昌鼓励民众、复员部队官兵开垦荒地，实行各种优惠政策。这项政策既可以开发东北，又可以充实边防，力图改变地广人稀不利边防的难题。但是在土地开发过程中还是引起了一些生态问题和当地游牧民的抵制，让徐世昌的政绩打了折扣。在军队建设上，徐世昌整顿东三省原有的军备力量，又从关内调拨新军，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军事力量。这其中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乱世中最强硬的政治筹码就是军队，然而徐世昌似乎是一个另类。他始终没有嫡系部队，日后全靠资历和声望在军阀当道的政坛上纵横捭阖。是他没有机会掌握军队吗？不是。是他不愿意掌握军队吗？也不是。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嫡系部队。他也这么做了，可惜没有成功。

    徐世昌建立嫡系部队的努力分两种。第一是拉拢旁系部队为己所用；第二是栽培亲人、部属掌握部队。

    在拉拢他人方面，徐世昌主要做了三个人的工作。一个是北洋第三镇的统制曹锟，一个是北洋军的张勋，一个是东北本地“胡子”张作霖。徐世昌来东北的时候，拜把兄弟袁世凯正遭到清廷的猜忌，朝廷千方百计削夺袁世凯的兵权。徐世昌趁机奏请将曹锟的第三镇调驻东北。第三镇是北洋新军的主力，徐世昌的请求符合朝廷剥夺袁世凯兵权的意图，于是很快得到了批准。曹锟带着第三镇浩浩荡荡开往关外。徐世昌既讨了朝廷欢心，又多了一张镇抚东北的军事王牌，还暗地为把兄弟袁世凯保存了军事实力，可谓一举三得。徐世昌要拉拢的第二个人张勋性情直爽，头脑简单，徐世昌在小站的时候就着意栽培，特意收张勋为门生。张勋不通文墨，对于自己竟然能够投身翰林门下，深感荣幸。徐世昌荣升总督后，带着张勋上任，任命他为奉天行营翼长。张勋对徐世昌更是感恩戴德。他和曹锟二人，积极带领北洋新军镇压东北各地的反抗星火。当时，蒙古东部牧民因反对开垦牧场，奋起反抗，匪患困扰东三省。一些大股土匪甚至严重威胁到地方政权的安全。在如此情况下，徐世昌大胆提拔了被招安的土匪张作霖，让他率部在通辽、洮南一带剿匪。张作霖在剿匪中迅速崛起，因功升任统领，队伍不断扩充，形成了日后奉系部队的雏形。

    徐世昌将曹锟、张作霖看做是自己的嫡系。在当时，情况也许如此，曹张二人对徐世昌的提拔可能也感激在心；但日后，曹锟的新直系也好，张作霖的奉系也好，都没有奉徐世昌为首领。徐世昌的拉拢政策并没有成功。这其中原因很多：有徐世昌并没有长期盘踞地方实权的原因，更有曹张二人个人野心和性格的原因，也有徐世昌一介书生，不知如何真正笼络武人的原因。

    拉拢他人的同时，徐世昌还刻意栽培六弟徐世扬和九弟徐世良，希望他们建立嫡系部队。两个弟弟都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用最快的速度提拔了徐世扬，让他很快官至陆军少将、宁阿兰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徐世扬此后长期盘踞东北，1918年出任黑龙江督军。但意想不到的是，徐世扬拿着委任状尚未上任，就在吉林病故。徐世昌听到噩耗，嚎啕痛哭，彻夜未眠，连呼：“我的左膀断了！”而九弟徐世良的身体也不好，在徐世昌就任总统的前三天突然病故，让本本想委他重任的徐世昌再次感叹：“我的右膀断了！”

    徐世昌当总统后，也没有放弃建立嫡系部队的念头。他提拔亲随王怀庆卫戍京畿，提拔七弟徐世芳充当总统卫队长。可王怀庆粗俗不堪，最后投入皖系怀抱；徐世芳庸碌无能，连正常的政务处理起来都很困难，更谈不上治军服众了。徐世昌最终没能建立起嫡系部队，这让他在民初的政坛上少了许多硬气。

    “徐并不是不重视培植自己的实力，只是这些实力均未能培植起来，这是他毕生最大的憾事。”（徐玉琢著《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晚年》）

    三

    徐世昌总督东北的时间不长，1908年底就被调回京，满打满算不足两年时间。

    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小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排挤袁世凯回乡养病，北洋军心不稳。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调北洋元老徐世昌回朝，笼络军心。朝廷准了。徐世昌对被免去东三省总督的实职、对朝廷排挤袁世凯，很不满。他说：“清朝之亡，并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指载沣等满族权贵）身上。起初，我在东北，项城在北洋，张之洞在湖北，这三个重镇，都安排了极有作为的人，等到太后一死，小爷们当了权，胡闹起来，项城被罢黜了，我被调回京，当邮传部尚书了，而新的继任人选，都是些庸碌之辈，朝政由此大乱，革命党怎会不乘机起来呢？”

    朝廷调动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的原因，不是考虑到他的能力或者政绩，而是看中了他在北洋系统的资历和声望。让徐世昌悲哀的是，他之后都被局限在这个政治角色上，靠吃“北洋老本”行走政坛。

    徐世昌和袁世凯的感情很深。在袁世凯政途最黯淡、危险的时候，徐世昌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他尽可能地为隐居在河南的袁世凯说好话，谋求袁世凯复出。清朝成立责任内阁时，庆亲王奕劻是总理大臣，徐世昌和满人那桐是协理大臣。徐世昌对那桐说，我的能力做不了副总理，只有袁世凯才能胜任，可考虑到我和袁世凯的关系，为了避免朋党嫌疑我又不方便奏请，怎么办？那桐主动出面，上疏以疏庸辞职，荐袁世凯、端方取代徐世昌和自己。载沣控制的朝廷自然没有批准，但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有徐世昌这样的亲信好友在朝中撑腰呐喊，袁世凯的隐居日子才过得相当滋润。等武昌起义爆发后，徐世昌等人趁机为袁世凯摇旗造势，为袁世凯的复出立下了汗马功劳。近代费行简曾评价徐世昌在清末为袁世凯所做的一切时说“唯壹志以助袁氏之成功。力荐袁氏为湖广总督者，世昌也；乞袁氏组织内阁者，世昌也；言兵事当专属内阁，他人不得掣肘者，世昌也；清室退位，清以袁氏为全权代表者，亦世昌也”。

    居中调停：前清遗老和民初“老好人”

    一

    徐世昌总结自己的为官秘诀为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徐世昌在政坛左右逢源，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首推“圆通”二字。他从不和人针锋相对，从不轻易得罪人，做人做事留有极大的余地，再加上他对时局的洞察力和性格的沉稳、坚韧，成为了一个时人称为“水晶狐狸”、“渔人”的政坛不倒翁。我简单举几个小例子来加以说明。载沣上台后排斥袁世凯，一度传闻朝廷也将严厉处置徐世昌。革命党趁机派出李石曾前往沈阳游说徐世昌，希望能拉徐世昌投身革命。徐世昌明确表示“反抗朝廷我不能为，但从今以后决不与党人为难，请向孙先生致意”，还派秘书吴岌荪好生招待李石曾，陪同他游览沈阳故宫等地。李石曾无功而返，徐世昌还赠送给他路费两千元。另一件事就是在袁世凯紧锣密鼓要称帝时，老兄弟徐世昌却没有动静。徐世昌很清楚复辟不得人心，也知道袁世凯已经劝不回头了，所以对袁世凯称帝一事不表态，不支持也不反对。袁克定专门来探伯父徐世昌的口风，徐世昌也漠然处之，害得侄儿袁克定骂他是“老狐狸”。还有就是徐世昌的籍贯竟然有三个：河南、天津、浙江。他的家世和这三个地方都能扯上关系，自然他也和三地的官宦家族扯上了关系，泰然自若地参加各种同乡会。正是这种为官之道，让徐世昌阅尽了一幕幕的兴衰成败，在沉浮不定的宦海中屹立不倒。

    那么，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坚定的思想政见呢？有，只是他并不固执己见。比如清朝灭亡后，前清王公贵族大多数寄居青岛、大连、天津等地，拒绝当民国的官，以遗老自居。徐世昌也躲到青岛做了寓公。他对清朝的感情很深，从一个平常人家的子弟，一步步位极人臣，不可能对清朝没有感情。尤其是宣统退位之际，隆裕太后对着徐世昌哭泣，乞求徐世昌今后多照顾小皇帝。对于清廷的这般“托孤”信任，许世昌也不能不感动。徐世昌的侄子徐玉琢回忆：徐世昌在清末属于“后党”，被人称为“老母班子”。他在晚年向子侄回顾晚清经历时，从不骂慈禧太后，却骂光绪皇帝。他虽然作过民国时代的大总统，但在感情上，仍然以清朝遗老自居。徐世昌还制定家规，要求家族中不论任何人，必须行满洲礼，见面请安，不许鞠躬。逢祭祀大典，徐世昌仍脚穿清朝朝靴，处处表示不忘“大清朝”的“天恩”。徐世昌做总统后，坚守优待清室条例，还想将女儿嫁给逊帝溥仪，结果遭到拒绝。他为此还愤愤不平了一番。躲在紫禁城的小朝廷慌忙授予徐世昌太傅的虚衔。徐世昌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但是由于身为民国总统，不便接受“龙恩”，不过他还是多次向他人提及，以示炫耀。

    很多人都以为徐世昌会在青岛永远隐居下去。但事实并非如此。1914年，袁世凯扩充总统权力，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改总理为国务卿，虚席以待徐世昌。他托吴岌荪赴青岛劝徐世昌复出：“菊人，吾老友也，如不以入仕民国为嫌，当倒屣迎之，位在诸总长上。乞耐心静候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是前清的愚忠死硬分子，坚决反对哥哥复出，对说客吴岌荪很不客气。徐世昌沉默不答，心动了。眼看清朝的宰相要当民国的总理了，徐世光连夜苦劝哥哥，鼓励哥哥坚守“名节”。徐世昌兄弟泪眼相对，可是第二天天亮徐世昌还是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徐世昌出任民国国务卿后，为表示不忘清朝，通令文武官吏在清朝所任大小官职一律列入履历，与在民国的履历统一计算。他出山之际，正是袁世凯称帝开始之时。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显然，他不满袁世凯称帝，预见了称帝会引起国家大乱。但他的性格和政治经验又不允许他像蔡锷或者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那样强硬反对。徐世昌采取了冷眼旁观态度，一等袁世凯真的称了帝就托病辞职，回河南辉县隐居起来，不问世事。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将他与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并尊为“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既不拒绝，也不向袁皇帝谢恩。1916年3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无奈取消帝制，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几十年的老交情此时发挥了作用，徐世昌顶着巨大的压力，做了袁世凯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搭档，直到袁世凯病逝。临死前的袁世凯握着徐世昌的手，说：“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像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按照袁世凯的《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藏在金匮中的继承人名单分别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徐世昌在袁世凯心中和北洋系统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北洋元老的资历声望，加上圆滑的处世之道，让徐世昌在袁世凯死后成了在政坛居中调停的头号“老好人”。

    二

    徐世昌真正积极活跃于政坛，恰恰是在袁世凯死后。大到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矛盾、直奉矛盾，小到军阀内部纠纷、内阁人事调整，都能看到徐世昌年老奔波的影子。

    早在小站练兵时，徐世昌就是北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参赞，职位仅次于袁世凯，常常代行处理军务。徐世昌就此和北洋诸将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当时，北洋诸将投帖拜徐氏为门生，施以师礼。小站时代过去后，许多将领再当遇到大事还是习惯找徐世昌商量，“事先关照，时常承教，科聆一切”。袁世凯死后，徐世昌虽然在北洋系统中无一兵一卒，但是论资历声望却是首屈一指。就连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在深受段祺瑞掣肘时，也会在第一时间找徐世昌求助。当时徐世昌正在辉县休养，接到黎大总统的亲笔求助信后，决定回京城调解府院之争。途经保定时，曹锟陪徐世昌阅兵。曹锟集合官兵训话道：“徐公名震中外，文武兼资，道德文章，冠冕群伦。我愿率领各位，追随徐公之后，为民国造福。”徐世昌为什么能调解各种矛盾的原因，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了。他的性情秉性很适合做中间人，虽然调解的事情多以失败告终，但失败的原因很多，归根结底是实力在作祟，而不是因为徐世昌调停不力。徐世昌这位中间人可算“忠厚”。张勋复辟失败后，徐世昌要求保留对参与复辟的清室的优待条件，又为张勋求情，保全了他的性命。1922年，张勋病死，徐世昌亲临凭吊，也算得上对这个门生有始有终。就这么一来二去，找徐世昌调停的人多了，徐世昌俨然成了居中调停的专业户。

    调停人当的时间长了，徐世昌竟然成了民国各派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人物了。

    在这种背景下，借由皖系的推动，徐世昌这位老好人受到各派支持，成为总统。当时，段祺瑞一心要用徐世昌换掉冯国璋，他借口民国元年的国会已被破坏，要仿造辛亥革命时的旧例重组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的任务就是选举新的国会，之后自行宣布解散。1918年8月12日，段祺瑞的国会正式产生。新国会自称第二届国会，由168名参议员和406名众议员组成。

    程序已经走完，重新选举总统的条件具备了。徐树铮等人挪用以一战参战名义借的外债和答应给奉系的军费，操纵了这次选举。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了类似于政党的安福俱乐部，威逼利诱许多人参加，皖系的安福俱乐部成员在574个国会议员席位中占了90％的席位，所以第二届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的任务就是给段祺瑞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交。他和四哥冯国璋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最终，徐世昌当选新的总统。但他得票超过了90％，可知许多非安福系的议员也支持了他。

    徐世昌终归被安上了“安福总统”的绰号，批评说他的总统职位来得肮脏，还受段祺瑞皖系的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就在1919年刊登了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并注明是“某君戏作”，仿照家谱的形式，列出了徐树铮46的“家谱”，批评讽刺这届政府：

    祖：日本人

    父：段祺瑞

    兄：倪嗣冲

    本身：徐树铮

    弟：曾毓隽

    子：朱深、王揖唐、方枢

    继子：龚心湛

    义子：张弧

    私生子：徐世昌

    孙：

    刘恩格、乌泽生、康士铎、郑万瞻、梁鸿志、土印川、

    光云锦、李盛铎、田应璜、靳云鹏、胡均、邓镕

    继孙：袁荣叟

    这篇文章痛批段祺瑞政府亲日，段祺瑞是日本人的儿子，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儿子，朱深、王揖唐、方枢为徐树铮奔走呼号，“皆佳儿也”。而大总统徐世昌则是徐树铮的私生子。因为徐世昌是皖系操控的安福国会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其他皖系中人和趋炎附势之徒，不是子就是孙了。

    这篇文章惹怒了段祺瑞等人，还扯出了一场“侮辱大总统”案。皖系政府专门委托律师，到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侮辱大总统”案正式开始。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诉状后，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该案于10月3日开庭，由英国副领事主审。被告方律师在申辩中坚持说刊登的文章有根有据，侮辱诽谤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原告有异议，可以一一提出充分证据。另外还声明，被告刊登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有良好的政府，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如此一来，原告的皖系政府反而被动了。种种政坛幕后操作，怎么可能一一在租界法庭上公开辩论呢。如果真的辩论了，不是越辩越黑嘛？所以皖系委托的律师只谈文章的侮辱事实问题，避而不谈其他。英国人最后的处理方法也很有意思，审理结果是认定《民国日报》侮辱事实存在，但只判邵力子、叶楚伧各罚款一百元了事。

    轰动全国的“侮辱大总统”案就此了结。《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反而因为这桩官司变得更加广为流传。皖系政府本想“消除影响”，结果广而告之，让自己成了大笑柄。

    偃武修文：文人总统不如意

    一

    徐世昌从1918年“双十节”到1922年6月1日任民国第五位总统。就职时，徐世昌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曰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可见，他并非是一个只会调停的老好人，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史家将他的基本执政思想总结为“偃武修文”。

    徐世昌的“偃武修文”继承的还是冯国璋“和平统一”的思想衣钵，只不过在内容上更广、表达上更含蓄罢了。这也是徐世昌比冯国璋精明老到的地方。“偃武修文”把和平的曲调弹得很顺耳，把隐含的“和平统一”意思包含在“偃武”里面，又附加了“修文”的大旗帜，让人无法直接反对。“偃武修文”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以文辖武，废督裁兵”。民国初年，将领掌握政权，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成为国家公害。徐世昌设想首先要去除这些实力将领。用高官高待遇来换取他们的军队和地盘，同时进行裁兵，把兵权集中在陆军部，最后由中央派文人担任各省省长。第二是“以文制武，保持均势”。针对军阀们形成派系、争斗不已的局势，徐世昌设想把皖系限制在西北，奉系限制在东北，直系限制于中原和长江，在维持均势的基础上裁军换人。所以他任命段祺瑞为边防督办，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又满足了张作霖对东北督军人选的要求。可是在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徐世昌的这些设想注定是空中楼阁，没有实力做支撑根本推行不了。黎元洪、冯国璋两个前任都想抑制军阀扩张，但都没有成功。徐世昌用新瓶装了旧酒，还是没有销售出去。除了维持住各派军阀现状，保持他们的均势之外，徐世昌的裁军、废督等措施因为各地的坚决抵制而宣告失败。

    “偃武修文”的第三个方面，同时也是重头戏，就是南北和谈。11月15日，徐世昌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会商和议。他施展往日调停的手段，使军阀们最终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次日，徐世昌发布了停战令，南北实现停火。他乐观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全国统一诚然是当前国家第一要务，徐世昌把主要精力也投入其中。

    几天后的11月28日，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上隆重举行了庆祝一战胜利的典礼。作为协约国成员，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在太和殿堂前，徐世昌穿西式礼服，左右环绕着政府高官、协约国和中立国驻华公使和军队高级将领，发表了庆功演说，并检阅了段祺瑞率领下的中国参战军仪仗队。这是徐世昌一生中最荣光的时刻，也仿佛预示着国家将走上和平之路。

    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和谈，正式商议统一问题。北方代表为朱启钤，南方代表为唐绍仪。在文人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心中，南北的诸多问题都是可以经过协商解决的。唐朱二人也的确在争吵后打开了通向和平的大门，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不是谈判桌上的争吵，而是拥兵自重、互不相让的南北军阀。北方军阀心中的统一是北洋军南下，吞并南方各省；而南方各省从护国到护法，虽然名义正当，但心思却放在割据自肥上。和平虽好，但南北双方却有着根本利益的冲突。最后，和谈的结果只是闹得唐朱二人不得不分别辞职，和谈宣告搁浅。

    就在徐世昌为恢复和谈奔走呼号的时候，北洋系统的内部矛盾引发了第一次内战。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湖南前线的吴佩孚一路北上，杀得皖系军队丢盔弃甲，段祺瑞被迫下台。军阀均势被打破了，此后徐世昌的主要精力被北洋内讧所牵制。“偃武修文”在实质上失败了。

    但徐世昌仍然将皖系的下台看作是一次机会。亲日的段祺瑞之前一直阻挠南北和谈，安福国会也被各界抨击为非法国会，徐世昌于是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其重要分子，以为此举清除了南北和谈的最大障碍，喜滋滋地等待和谈大门重新开启。不想，孙中山先生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练兵北伐。南北和谈大门彻底关闭，徐世昌的“偃武修文”政策在名义上也失败了。

    当时的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徐世昌的处境：“以军事眼光观之，徐今无权无勇，惟闻该党仍将留徐为傀儡，以为对于骑墙各省作幌子之用。”

    将徐世昌捧上总统宝座的皖系被推翻了，徐世昌的总统日子还有几天呢？

    二

    徐世昌总统任内的重大事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五四运动的处理，颇能透露徐世昌“文人总统”的气息。

    “5月4日，当学生从天安门前往东交民巷时，大总统徐世昌派步军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学生很客气地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可见学生们对总统的代表有着相当的尊重。李长泰也并不对学生的行动做过多的阻挡。这种政府和学生之间的温和关系，虽然很快在‘火烧赵家楼’发生之后烟消云散了，但是从学生们对待总统代表的最初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五四时期这位以‘偃武修文’自我标榜的大总统在国人中的声望。”（《徐世昌：调和各派关系的大总统》）

    有趣的是，五四运动发生时，徐世昌正在中南海总统府内为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办宴接风，曹汝霖、陆宗舆作陪。他接到电话，得知学生们明确要求罢免的正是在座的这三个人。徐世昌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缓和了全国舆论的反对之后，政府内有意见要求“严拿首要，解散北京大学之说”，强力镇压五四运动。教育总长傅增湘则坚决抗议，并强烈要求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徐世昌采取了傅增湘的意见，要求“文明对待”青年学生，5月7日下令全部释放被捕学生，表示了和解的姿态。他和傅增湘惺惺相惜，称赞傅增湘“毕竟是个读书人”。

    对于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潮，徐世昌是一知半解，但他明确反对逮捕、镇压学生的态度表明，他毕竟是个读书人，对学生保留着亲近感。只不过他要求的是学生要安心读书，用尊孔读经来教导学生安心向学，结果走到了学生的反面。

    能透露徐世昌书生本色的另一件事情是他收集古籍善本，以及对编书很有兴趣，留下了许多文章和书画。尽管遭到批判说他的文章和书画水平有限，图书的编辑质量也较差，但徐大总统乐此不疲。徐世昌还热衷于外国的博士学位。他曾授意李石曾赴法国访学，向法国人盛赞中国总统是饱学之士、文人总统。法国巴黎大学因此想授予徐世昌文学博士学位。但授予一个人博士学位，必须有这个人的著作才行。于是，徐世昌决定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和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徐世昌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他提出思路和框架，然后由熟悉各国情况的总统府恣议黄郛出面，召集学者讨论、写作。因此《欧战后之中国》应该算是一部集体著作，徐世昌可算作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该书印了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成了徐世昌的博士成果。徐世昌对学位很看重，专门任命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带着《欧战后之中国》分访世界各国，赠送友人，最后才到巴黎领受博士学位。但许多人对徐世昌的“博士”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就是个骂人高手。曾经有外国记者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问他：“怎么稳定中国政局？”辜鸿铭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骂人骂出了名，结果反而没有人敢迫害他了。如今出了徐世昌获得法国博士的新闻，辜鸿铭见到法国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了博士学位！”说的次数多了，法国人也很尴尬。更要命的是，黄郛出国游历后，公开宣扬《欧战后之中国》是自己的著作，后来又写了包括前书内容的《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如此，徐世昌为一个博士学位败坏了在学术圈和文坛的名声。

    三

    最后，徐世昌的下台也很不光彩。

    徐世昌希望新直系和奉系能念及当年提拔之情（他对曹锟、张作霖都有恩），听从自己指挥。所以他在皖系下台后，周旋在曹锟的新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之间，暗中沟通，希望维持住两派均势。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响应曹锟。皖系失败后，直系和奉系同时进入北京。但新直系的灵魂人物吴佩孚却不承认徐世昌是合法总统，见面时只是拱手为礼，称呼徐世昌为“菊人先生”。而且吴佩孚对和日本关系暧昧的张作霖也很不满；张作霖则对关内有野心，对独大的吴佩孚也很忌恨。徐世昌和曹锟从中调停，于事无补。不久，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徐世昌希望奉系能够获胜，不想张作霖战败，被赶回关外。张作霖对居中调停的徐世昌非常不满，失败后将新直系和徐世昌一块骂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直奉战争胜利、直系独霸北京后，吴佩孚就谋划着驱赶徐世昌下台了。他的利器是恢复民国元年旧国会，通过否认第二届国会的合法性来否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

    徐世昌表现出了极重的恋栈心理。为了保住总统地位，他派人拉拢老议员，又设法阻止旧国会集会。这反而让曹吴二人下决心加快赶走徐世昌。随即，徐世昌任命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请他下台，吴佩孚马上率直系诸将领公布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的罪状，最后由徐世昌亲信、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亲自到总统府传达曹吴的决定，要徐世昌自动下台。徐世昌看着王怀庆47，也体验到了当年袁世凯众叛亲离的滋味，知道局势不可挽回，不得不自动辞职了。

    当时情势紧急且不明朗，徐世章和吴笈荪等人力劝他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暂避。徐世昌坚决拒绝：“我是中国总统，关系国家尊严，恕难从命！”1921年6月1日，徐世昌从总统府退回东四五条私宅。第二日，他宴请了顾维钧、周自齐、颜惠庆、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等政府成员，举杯凄然道：“现在第一届国会拥戴黎黄陂复位，鄙人正好可以籍此退休，颐养天年。今日一别，鄙人即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望诸君各自努力！”当天下午，徐世昌仓促离京赴津。根据徐世昌的侄子徐玉琢回忆，徐世昌被赶下台的景况相当凄惨，“他在深夜坐汽车逃出北京时，经过了四道盘查，始脱险境。载徐出险的那部用手摇发动的旧式汽车，后来一直陈放在家里，作为‘纪念’；救他脱险的那位汽车司机，也一直被徐当作‘恩人’供养。”

    津门寓公：徐世昌的晚景与晚节

    一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

    他在住宅中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又造了间“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斋”，表示退隐不问世事。晚年的徐世昌还真的“耕读”了起来。天津徐宅占地 10亩左右，面积大、空地多。他命佣人开畦种菜，有时亲自锄草。因为喜欢菊花、葡萄，徐世昌种了各种葡萄和菊花。在读书方面，翰林出身的徐世昌组织了“晚清簃诗社”，编撰《晚晴簃诗汇》，试图对清诗进行总结，同时还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清儒学案》、《退耕堂政略》等多种书籍，并且资助河南方面整理出版中州文献。虽然当时就有人批评徐世昌出版的图书遴选、编校质量较差，但徐世昌晚年多少还是对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息影津门后，徐世昌厌倦国事，从不看报，也不许家人谈论国事。他在北洋系统中没有自己的派系，更谈不上有嫡系党羽，所以归隐后前来拜谒、探望、投靠的人很少。和徐世昌有联系的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就是同住在天津的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按辈分要称徐世昌为伯伯，当年因为徐世昌消极抵制帝制，袁克定还骂过徐世昌。如今物是人非，不知袁克定来徐宅拜访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和晚年徐世昌交往最密切的就是被徐家人称为“李四爷”的李鸿章的四子李经羲。徐玉琢回忆：“他们两人的感情最好。每当李四爷来访，徐就把客厅门关起，两个人在屋子里有说有笑，也不知谈些什么。有一次，我曾偷偷地从门缝中向里窥视，只见我伯父正在客厅中且舞且唱，颇觉惊奇。他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子弟面前都是一本正经，而和他的挚友李四爷却毫无拘束，无话不谈。”

    徐世昌晚年耕读生活看似过得很自在，但徐家的家庭氛围是压抑的、封建家长式的。徐世昌的封建家庭伦理观念很重，年纪大了以后更是严守封建家庭伦理。全家八十多口人，虽然分居，但都必须听命于他这个大伯。徐世昌处处以严格的封建礼教约束子弟，上下尊卑一丝一毫也不许马虎，即使是弟弟来见他也必须垂手侍立，不敢稍坐。当时全家辈分最长的是徐世昌八十多岁的婶母。徐世昌每日清晨必到这位婶母跟前请安，毕恭毕敬，以此给子侄做表率。徐家的清规戒律很多，比如绝对禁止家人听戏、看电影，如有违犯就要到祖宗祭堂罚跪；又比如严禁赌博，只在春节开禁三天。所谓“开禁”也只是由徐世昌拿出300元带头赌牌九，输完了事。但根据徐玉琢回忆“所有的封建大家庭都一样，表面上识书知礼，骨子里却是各有一套，只不过瞒着徐世昌一人而已”。在北京读书的徐家子弟还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徐世昌知道后把参加者关了起来，从此不许子弟进入“洋学堂”，专门请了一位塾师在家中教课。

    晚年的徐世昌保持着刻板、极有规律的作息，早晨四点起床，洗漱后写字作画，早餐后散步读书，用餐很简单但时间很长，总要两个小时才离开饭桌。晚饭后，他登楼向吕祖烧香，然后饮普洱茶，听读报，九时就寝。每天如此，长年累月不变。同时，平淡的寓公生活也有一些惊喜。比如徐世昌的八十大寿当天，曹锟、颜惠庆等名人都亲来祝寿，徐家宾客云集。北京到天津的火车还加开了临时列车。徐世昌很高兴，赠送宾客每人手书对联一副。那时，人们才重新记起徐世昌这个前总统来。

    二

    “九·一八事变”彻底打破了徐世昌晚年生活的平静。已经不问政事的徐世昌重新关注起时局来。每晚就寝前，徐世昌都要侄女读报给他听。“七·七事变”后，华北局势渐趋紧张。日本方面发现了徐世昌的价值，企图拉拢徐世昌出面做“华北的领袖”，组织亲日政权。

    一天，老部下曹汝霖来访。谈及时局，曹汝霖发表高论：“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世昌明白曹汝霖是来给日本人当说客拉自己下水做汉奸的，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汝霖怏怏告辞，他前脚刚走徐世昌马上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老部下不行，日本人就发动徐世昌的门生来做说客。大汉奸王克敏以“师生之谊”来拜会徐世昌，请徐世昌出面组织政权。徐世昌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日本人又请出徐世昌的得意门生、在伪满洲国任职的金梁，南下天津来做说客。金梁在清朝灭亡后长期追随溥仪，是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这次除了有门生的招牌外，还抬出了已经在东北“称帝”的溥仪来压徐世昌。社会上都知道徐世昌对前清和宣统皇帝有很深的感情，不忘清室的“天恩”。金梁就请徐世昌“暂时”出面维持华北秩序，迎接溥仪返回北京“正位”。徐世昌出人意料地当即拒绝。金梁又请徐世昌考虑“晚节”，希望他识时务。徐世昌勃然大怒，痛斥金梁根本不配谈气节，说完拂袖上楼而去。

    至此，日本人还不死心，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坂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纷纷劝说徐世昌出面组织政权，徐世昌都闭门不见。敌伪又希望从徐世昌侄子徐一达处打开缺口。徐世昌就鼓励子侄远离天津，摆脱敌伪纠缠。他自己从此装病谢客。

    1938年冬天，徐世昌患上膀胱瘤。同年，老友李经羲死于天津。李经羲的死对徐世昌打击很大，从此若有所失、郁郁寡欢。医生建议徐世昌离开租界，住院接受治疗。徐世昌害怕离开租界后被日本人控制，拒绝离开租界的住宅。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死，终年85岁。他临终遗嘱，不发讣告，归葬河南辉县，坟墓从简。

    徐世昌终生无子，两个女儿早夭。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评价徐世昌：“独徐世昌者，侥幸入词苑，学问非所长，终身未绾军符，戎事更非所习，谈笑从容，取功名如拾芥，仕清室忝握机枢，佐民国俨居元首……”对徐世昌的能力评价很低。的确，徐世昌除在晚清曾短暂推动过新政外，一生政治罕有建树；除在政府派系纷争中多次居中调停外，也没有显露出过人的政治才干。相反，徐世昌的政治品德并不高尚，以前清遗老自居，又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暗箱操作选举等问题上不明不白，算不上是正面的政治人物。然而，徐世昌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所以在死后的6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民族气节”四个字他还是配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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