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个能臣，更是名干吏，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又是民国各个总统中名声最差的人物，差到可以用“遗臭万年”来形容。作为横跨在清朝和民国初期的主角，袁世凯心中欣赏西学和近代化器物，但根子是传统的，是旧官场的。他判断错了时局，为权力所诱惑，认为共和制不适合国情，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帝国，结果酿成了悲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时代，这都是一个悲剧。
戊戌变法：告密者还是自首者
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初五下午三点钟，一辆从北京驶来的蒸汽火车轰隆着在天津站停下。站台上顿时喜乐喧嚣，等候多时的天津文武官员来了精神，纷纷向一位下车的大人物涌去。
这位大人物就是进京陛见归来的三品按察使衔、督练小站新军的袁世凯。他刚刚被光绪皇帝擢升为二品顶戴、候补兵部侍郎——这就是满城文武官员热脸相迎的原因。
袁世凯高兴地和大小官员一一打着招呼，走进早已筹备好的盛大的欢迎会现场。似乎天津全城的官员都来了，场面颇为热闹。袁世凯一如既往地亲切、热情，不慌不忙，入座同大家行礼如仪，再激动地转述陛见盛况，表态说“天恩浩荡”“效忠皇上”云云。最后，袁世凯与各位告别，离开天津站，奔赴直隶督署。
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是荣禄。作为老袁的直接上级，荣禄一直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举荐、笼络他。如今袁世凯荣升了，众人想当然地认为荣禄肯定会准备盛大的宴会给爱将接风。
谁知，袁世凯一入督府就被荣禄“扣”住了，而且这一“扣”就是数日之久。
就在第二天，北京城发生了可怕的政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督府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袁世凯风风光光、风平浪静的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袁世凯并不属于荣禄他们的圈子。他发迹于朝鲜，最开始是李鸿章的人。甲午战争战败后，李鸿章的势力元气大伤，袁世凯也从朝鲜撤了回来，成为官场的散兵游勇。他开始上下走动，交结各种人物，图谋东山再起。当时朝野对旧式军队失去了信心，袁世凯就撰写编练新式军队的书籍，向各方呈送，最后被荣禄等人看中，去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了。
这个时期的袁世凯，在思想上倾向于维新，他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曾亲自向光绪上书，建议变法。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好，1895年夏，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面临递不上去的困难，都察院和工部都不肯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
除了思想上的亲近外，从个人的实际利益角度出发，袁世凯也需要接近康有为等人。因为当时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维新派能为袁世凯升迁出力，无论是忠君报国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新派混到一起去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再说，康有为和袁世凯两者之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权力欲就相当。袁世凯出身政治世家，为权力乱世投军；康有为为了造势，为了成为变法领袖，上蹿下跳，结党营私。自己草拟了一本奏折，还没递上去，就宣传是“公车上书”17。这样的人一旦成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就会党同伐异，急躁冒进。果然，在变法开始后，一会儿有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一会儿又是谭嗣同等军机章京顶替旧人上任，弄得朝野纷纷扰扰。这些鲁莽的举措招致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厌恶。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等人“针锋相对”，寻求军事外援。这个外援就是天津的袁世凯。于是在七月底就有了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越级提拔他为兵部侍郎、赋予专管练兵大权的事，也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袁世凯进京陛见的事。
不仅如此，维新派鲁莽冒进的势头愈发强烈，他们紧接着决定开懋勤殿，专预新政，企图踢开军机处，成立新的施政机关；八月初又召见伊藤博文，鼓吹要任用甲午战争的仇敌为大清的客卿。维新派的手伸得太长、胃口太大了，保守势力被逼得忍无可忍。既然维新派不客气，保守势力也要不客气，要“刺刀见红”了。
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请求太后重新训政，同时正式准备政变。有所预感的光绪皇帝在前一天（八月初二），给康有为密诏：“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分子接到诏书，痛哭失声。最后，他们没有躲避，而是决定孤注一掷，通过军事政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那么找谁的军队发动政变呢？康有为记得袁世凯曾写信愿意为维新“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所以就在当日夜里，一身豪气的谭嗣同紧急夜访袁世凯住的法华寺，假传圣旨，要求老袁出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废黜慈禧。这个惊天大胆的计划让袁世凯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新军虽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小站离北京三百里路，长途奔袭颐和园无异于异想天开。再加上北京周围本来就部署着其他强有力的部队，康有为等人的政变机会就像小孩子在做白日梦。袁世凯明知不可为，但谭嗣同慷慨激昂，逼他表态，袁世凯不得不表态效忠光绪，拥护政变。当晚，谭嗣同和袁世凯没有商定政变细节。八月初四，康有为离京而去，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和袁世凯还是没商定政变细节。就在同一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将光绪由大内移驻瀛台。保守势力提前开始政变了！
天津的荣禄拥护慈禧太后，一直关注维新发展。他看到袁世凯突然受召入京，又无由头地晋升兵部侍郎，深感疑惑重重，于是调动军队，增兵天津、加强防守，同时调兵到长辛店牵制小站新军。最后，荣禄再以列强出兵大沽口为由，急信袁世凯，要他迅速回防。袁世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八月五日乘车赶回天津的。
接着文章一开始说的袁世凯离开天津火车站后，就坐轿子去见了荣禄。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色已晚。荣禄还是接见了他。荣禄和袁世凯两人都心怀鬼胎，可谁也没有谈及政变一事。荣禄没向袁世凯谈及保守势力的政变计划，也没问袁世凯和维新势力的勾结。
袁世凯虽然心急如焚，却不知道如何谈起。前两日加授侍郎衔后，袁世凯按规矩到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谢恩。袁世凯跪在地上，瞥见慈禧太后脸拉得很长。她指着袁世凯问：“皇上问你‘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你怎么答的 ”袁世凯愣住了，一时忘了自己怎么回答的。慈禧冷笑一声：“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图效’，对吧？”袁世凯顿觉毛骨悚然。慈禧最后警告说：“要图效大清朝廷，整陆军，原是要紧，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袁世凯为此后怕了多日，深感保守势力的强大，所以在此时极想把维新派要他出兵政变的事告诉荣禄，可又苦于不知如何开口。一五一十地说吧，自己和维新派关系太深，难以洗清罪名；而且光绪皇帝似乎给了维新派密诏，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总之，袁世凯顾虑重重。他知道荣禄肯定不是维新派，但内心又有点捉摸不定维新派和保守派孰胜孰负。
袁世凯一方面故作镇定，犹犹豫豫，而荣禄一方面此时又访客不断。当时就有一位叶姓官员在场，袁世凯没有示意荣禄要面对面密谈。一直到了夜里二更天，袁世凯和荣禄不着实质内容的会谈才结束。荣禄“留”袁世凯在府上住下，不让他返回小站军营。
所以其实在八月初五这天，袁世凯什么都没和荣禄说。但是事后盛传袁世凯当晚就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向荣禄全盘托出，邀功请赏；发现情况的荣禄连夜乘坐专列，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太后这才发动政变，镇压变法，血洗维新力量。这个说法越传越广，连教科书都如此记载。按照这种说法，袁世凯就是个可耻的告密者。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当夜根本没想好怎么述说情况，也没找到机会告密——内心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犹豫要不要告密。除去袁世凯不说，还有四大证据可以反驳主流说法。
首先，主流说法高估了清朝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车的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沿途需要各站配合。就算荣禄深夜知道了政变计划，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调配好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并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到北京。另外，这还没考虑进北京城宵禁的因素呢！
第二，宫廷制度的规定让荣禄不可能深夜闯宫求见太后。慈禧太后当时已经归政光绪，退居后宫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廷大臣——更不用说深夜在后宫接见了。慈禧太后甚至失去了直接接收大臣上奏的权力。几天前，杨崇伊要求镇压维新的奏折就是密奏，是通过庆亲王奕劻带入后宫才转呈的。所以即使荣禄一定要深夜闯宫，也一定要拉上奕劻。这又要大费周折，消耗时间。
第三，袁世凯回天津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当天早晨的上谕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其中并没有“军事政变”的罪名。前两项罪名只能让康有为“交刑部按律治罪”，而军事政变的罪名则可以一招置康有为等维新势力于死地。保守势力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维新党人有政变计划。
最后，推翻袁世凯在五号告密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杨崇伊上奏后，保守势力就计划政变了。荣禄作为保守势力的核心成员，深知政变计划已经在四号开始。那么，即使袁世凯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也不会改变已经射出的政变利箭。因此并不存在袁世凯告密引起保守势力连夜政变的说法。
那么，难道袁世凯始终保守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吗？不是的。他在第二天将计划完全报告给了荣禄。
八月初六，杨崇伊奉命赶到天津宣读北京政变、太后重新训政的通告。荣禄从他那知道了袁世凯在北京的这几天和维新派交往甚密的情况，疑心大起，立刻下令传唤“留”在府上的袁世凯来见，同时“令卫兵夹道罗列”，务必要探清楚袁世凯的虚实。袁世凯已经知道慈禧太后提前下手、维新力量彻底失败的消息，又见荣禄重兵罗列的架势，内心恐惧，主动将三天前（初三夜里）谭嗣同在法华寺的计划完整道来。荣禄的幕僚在笔记里有“袁大哭失声”，“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透过此等细节，后人可以想象当日的情景。
到最后，袁世凯还是背叛了维新派，告密了。但是他在初五告密还是在初六告密，是有重大区别的。关键是在初六的早朝，慈禧太后公开走回前台，镇压维新派，宣告戊戌变法的正式终结。袁世凯如果在之前告密，是卖友求荣、邀功请赏，是主动的；在之后告密，是已不可为、坦白自保，是被动的。“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18
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的、包含袁世凯告密内容的密折返京。慈禧太后大惊，在初九日再颁上谕逮捕谭嗣同等七人，大肆搜捕维新派，血腥屠杀。
袁世凯其实也算是维新分子，在告密之后却得到保全，原因有二。第一，荣禄很欣赏袁世凯，认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袁世凯在维新一事上有“罪”，但犹可造就，瑕不掩瑜。第二，袁世凯事后的告密给保守势力提供了打击维新派的重大武器。
对于慈禧太后突然宣布重新训政，朝野上下出现了一阵骚动。多数官员想不通，太后老佛爷先前已经宣布“放权”了，而且皇上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说训政就训政了啊？同时谭嗣同、杨旭等维新分子依然逍遥自在，保守分子找不到铲除他们的重磅炸药。在袁世凯出首告发政变计划之前，许多人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就是书生干政，胡来而已。李鸿章在初六之后还认为维新分子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小孩子，责打几下就可以了。而在袁世凯告发政变计划之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野上下都认为康梁等人该杀了。
既然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政变阴谋，那么给他们戴上“大逆不道”的“谋逆”帽子就一点都不为过了。现在，袁世凯把炸药递了过来，杀了维新分子，还遏制了朝野的情绪波动。
所以，袁世凯将功折罪，得到了好处、受到重用。他的小站新军得到赏银四千两。荣禄进京办事期间，袁世凯还奉命护理直隶总督。此后，袁世凯更是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人们习惯于从结果来推测过程，所以容易相信袁世凯在戊戌年先与维新派图谋兵变再主动告密作为晋升之道。据说光绪皇帝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将戊戌变法的失败怪在袁世凯头上，对他恨之入骨，临终还留下“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其实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还要怪康有为等人的策略失当，袁世凯是倾向变法维新的。）面对纷纷扰扰的传言，发达后的袁世凯专门写了《戊戌日记》，说八月五日在荣禄府上因为座上有客人，“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以此说明自己并未主动告密。可惜袁世凯公布日记之时，当事人都已作古，死无对证了，反而给人留下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人们多不相信。
“戊戌告密者”的帽子，袁世凯戴到今天。其中有正确的一面，但“自首”两个字可能更能准确地概括袁世凯的表现。
晚清重臣：练兵与办新政
一
1908年，美国《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托马斯·密勒走入袁世凯的官邸，记录下了一百年前袁世凯的形象。
官邸中的会客厅呈欧洲风格，密勒在这里见到了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翻译童凯生。两人曾在上海见过面，当时童凯生是上海《南华日报》的编辑，穿着西服。这一次，童凯生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密勒好奇地询问他衣着的变化，童凯生笑着说：“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袁世凯随后迈进会客厅。当时的袁世凯在西方的知名度相当高，1903年他在朝堂上高呼：“事已至此，不施行新政，更待何时！”后来又在1905年7月奏请朝廷实行立宪，接连激起西方的好感。加上袁世凯在直隶的新政卓有成效，《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国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家，他的名字叫袁世凯”。但西方人对袁世凯的形象很模糊，有人说他是标准的东方野蛮小个子，有人说袁世凯沉溺于艰苦的工作，体力和精力耗损极大，已经病入膏肓了。但密勒见到的袁世凯相貌端正，精力充沛。
“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寒暄开始了，袁世凯问密勒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密勒回答是从东北来到北京的。袁世凯随即问起东北的情况。密勒就把在东北发现的问题告诉了袁世凯。两人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袁世凯在正式采访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两大内容。这两个内容至今仍是热门话题。
袁世凯先和密勒谈起了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他说自己是两个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的崇拜者。但是，袁世凯希望塔夫脱能够获胜，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因为塔夫脱对华友好。“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话题随后转移到中国内政，密勒询问到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侃侃道来：“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他清醒地指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的批评过于严厉和苛刻……”
密勒的采访稿最后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袁世凯的谈话很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更有许多需要读者用心理解的地方，不可谓不成功。和西方媒体的良好互动让袁世凯俨然成了来自中国的政治明星和民主希望。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虽然对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一生中只有四年半时间生活在民国（1912年2月至1916年6月），他主要的悲欢起伏和政绩都是在晚清时期完成的。如果要深刻地认识袁世凯，我们就不能忽略他在晚清政局下的作为。
二
袁世凯1859年（咸丰九年）出生于河南项城。袁家从道光年间开始，多有子弟为官。尤其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曾任钦差大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一起征剿过太平军和捻军。袁世凯是袁甲三的侄子袁保中六个儿子中的第四子。他出生时，刚好前线传来袁家子弟胜利的消息，所以取名“世凯”。
袁世凯早年过得很不愉快，可以算得上是多灾多难。首先，因为是庶出的小儿子，他在大家族里地位低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生母刘氏去世。袁世凯想把生母葬入祖坟的正坟，却遭到了正室所生的二哥袁世敦的断然拒绝。封建宗法大如山，权势如袁世凯者也无可奈何，只能发誓永生不回项城。
其次，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死得早，死时仅是个秀才，没留给袁世凯多少遗产。叔叔袁保庆有一个和袁世凯同岁、死于襁褓中的儿子。当时因为袁世凯生母刘氏奶水不足，袁保庆就将侄子袁世凯抱过来让夫人牛氏哺乳，后来正式过继袁世凯为自己的儿子。
袁世凯小时候顽劣刁钻19，不肯读书，整天不务正业，承受着家族要求他科举做官的巨大压力。十几岁时，贪玩的袁世凯在驯马过程中被抛坠落地，伤到了腿骨。因为怕大人训斥，也不敢声张，讳疾忌医，耽误了治疗，落下残疾，成了小瘸子。当然了，没有沉溺于科举反而让袁世凯成长为了一个思想健全、勇敢大度的青年。嗣父袁保庆曾带着袁世凯宦居山东、江苏等地，袁世凯一路游玩，眼界开阔。据说他在南京还曾拜和尚为师习武，练就惊人臂力，常常拳击石狮为乐。
嗣父袁保庆寿命也不长，留下了袁世凯一人。回到家乡之后的袁世凯，没有大人的管束，过了几年无拘无束、花天酒地的日子。父辈临终前嘱咐袁世凯要博取功名，袁世凯也去参加过两次乡试，但都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考上。既然考不上功名，就去买一个功名吧。袁世凯拿了一笔款子去北京捐官，结果官没捐上钱财却在赌场挥霍一空，幸亏在京城为官的把兄弟徐世昌资助，袁世凯才得以溜回老家。袁世凯回到项城后，对赌博深恶痛绝，发誓绝不再赌。他还把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决心不再走进科举考场。
不当官了，那干什么去呢？袁世凯想到了去上海经商。上海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商埠，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二十岁出头的袁世凯闯荡上海滩不久就迷失了自己，经常流连娼寮。他结识了一个苏州来的妓女沈氏。两人相遇后，沈小姐慧眼识人，认定袁世凯不是池中之物，日后必会发达。因此她非但没有勾引袁世凯光顾妓院，反而鼓励袁世凯出去奋斗一番。袁世凯本来就有从军报国的想法，沈小姐知道后大为赞赏，说动他北上从军。临行前，沈小姐设宴相送，表示今生跟定袁世凯，要自赎其身，等爱人功成名就归来。袁世凯大为感动，慷慨北上投军。
历史的细节如此有趣，一代枭雄竟然是被一名痴情妓女说动投军的，虽然匪夷所思，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这里顺带说一下袁世凯的妻室。袁世凯年少时，与当地女子于氏结婚，生下了长子袁克定。于氏是乡间旧式女子，袁世凯并不喜欢。但他对发妻仁至义尽，即使日后登基当了皇帝也将于氏供养在老家，没有废立之事。而上海的沈小姐就成了袁世凯的大姨太太。沈氏虽然是姨太太，却是实质上的妻子。家里大小事务都由沈氏处理，所有孩子都叫她“亲妈”，其他姨太太都要听从她的指挥。袁世凯基本将家事放手给沈氏，所以她在家中权力很大。
袁世凯立志从军的消息被嗣父袁保庆的生前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知道了。吴长庆得知晚辈的坎坷遭遇后，马上在军中给袁世凯安排了职位。袁世凯从此迈入军界。
谁料，吴长庆仅仅是想暂时收留袁世凯，还是希望袁世凯能在军中潜心读书，去走科举“正途”。所以，他让袁世凯只领钱不用干活，还安排了勤务兵伺候袁世凯读书，让幕僚张謇督导袁世凯的功课。张謇比袁世凯大六岁，出身不好，混得也差，就以秀才身份在庆军中抄抄写写。张謇日后考中了状元，学问是很高的，但袁世凯的学问实在是太糟糕了。张謇常常把袁世凯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双方都感到头痛得很。袁世凯失望极了，哪里学得进去，干脆将满腔苦水告诉了张謇。张謇很开明，马上转告吴长庆。吴长庆了解情况后，也很开明，随即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干预军事。营务处类似于办公室，管理军中行政杂事。营务处帮办一职很适合袁世凯的个性，让他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一年春节，庆军中几十个士兵因赌博生恶，拔枪互射。骚乱发生时，将校们都在家过年，只有年轻的袁世凯在军中当职。他当机立断，假传吴长庆的命令，带兵镇压了骚乱，砍了几个人的脑袋。事后，袁世凯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非但不怪罪，反而将袁世凯视为精干的亲信。
庆军不久奉调前往朝鲜，稳定朝鲜局势。入朝之初，清军军纪败坏，奸淫掳掠的事情屡发不止。袁世凯又一次先斩后奏，将首恶的七人就地正法。事后，吴长庆再一次肯定了袁世凯的做法，还提升他总理营务处事务，专门整肃军纪。在袁世凯的铁腕整顿之后，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在朝鲜有句口头禅“别让他们小看咱们大清”。他协助朝鲜国王编练新军、抵抗日本势力，逐渐开始独当一面，成了朝鲜王朝末代乱世中的稳定支柱。汉城骚乱时，袁世凯得到情报说有贵冑负伤，躲藏在税务司家里。袁世凯率兵赶过去一看，发现有个人意气凛然，持枪堵在门口。这个人就是清朝驻汉城的税务委员唐绍仪。袁世凯颇能识人，知道唐绍仪不是常人，告知来意。唐绍仪这才放下武器。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兄弟。唐绍仪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跑到兵荒马乱的汉城，可算是不务正业。袁世凯出生于科举发家的政治世家，竟然在异域从军打仗，也算是不务正业。但处在大变革中的中国，需要的就是袁世凯和唐绍仪这样不务正业的异类。
三
甲午战争后，旧式清军一败涂地。一场军事改革呼之欲出。
从朝鲜败退回国的袁世凯，虽然有了道员的顶戴，却失业了。他不甘心默默无闻，凭借在朝鲜编练新军的经历，敏锐意识到机会来了。当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因为战败元气大伤。属于淮系的袁世凯断然另找高枝，寻求在党同伐异的官场复出。为此，袁世凯找了乱七八糟的人。他先是对刘坤一、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大谈在朝鲜的经历，还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练兵文献，主张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袁世凯又经徐世昌引见，联络了李鸿藻、翁同龢等清议派；通过阮忠枢的关系见到了李莲英，并认识了荣禄。最后，荣禄对年轻的袁世凯非常看重，力主让袁世凯去编练一支新军。原先在1894年冬，清朝政府曾任命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招募丁壮，训练新军，番号“定武军”。次年，胡燏棻被派去督办津芦铁路了，小站练兵的事务就由袁世凯接任。
12月16日，袁世凯抵达天津小站，正式接管军营。此时的十营定武军不足5000人。袁世凯便派人四处招兵，在豫、鲁、皖、苏各省招募青壮步兵，在奉天招募骑兵。不久，定武军凑足7000人，有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各个兵种。袁世凯奏请改名为“新建陆军”。这7000人新军就是日后遍布中国的北洋军队的最初力量。
袁世凯将新军看做是政治生命。新军强壮之时，就是自己的晋升之日。所以，袁世凯在小站勤奋工作，以身作则。他除了总结练兵经验外，还常常研读西方军事理论到深夜；部队出操或者演习，他都随队观看。当然，新军的“新”不只在此，更在于它的近代化、高标准和高待遇。袁世凯将德国的操典和军事理论移植到小站来。为此，小站不仅购进了大量西方军械来装备部队，连日常训练和管理也借鉴西方理论。练兵初始，袁世凯就选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和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人担任各级军官。因为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袁世凯始终没有任用日本教官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小站新军接受了当时中国最现代、最严苛的训练。袁世凯募兵的时候，要求应募者写清家世和亲属，同时要求四肢健壮、没有恶习（尤其是禁止吸食鸦片）。新军士兵主要来自农村，因为袁世凯看重农村子弟纯朴、社会关系简单的特点。青壮加入新军后，待遇优厚。小站规定在营士兵每月的饷银是四两五钱，军官为五两以上——当时七品县令的法定月薪也只有四两。发饷时由饷局按名册事先包好，直接发给士兵，营员不得插手，并派人监督。对于绝大多数青年来说，去小站当兵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严格编练的结果是，小站新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其他军队。首先，北洋军的装备水平就让其他军队望尘莫及。北洋军由朝廷直接拨款，士兵普遍使用德国98式步枪，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麦德森轻机枪和克虏伯火炮。武昌首义时，北洋军仅用一天就能攻克汉口的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军根本抵挡不住机枪与火炮的猛烈攻击。而且北洋军军官多数都是正规军校毕业，士兵全部接受了系统的严格训练。其他中国军队基本上是就地招募，不加训练就拉上战场。辛亥革命时，革命军中极少有老兵，能射击的就全数提为班长；新兵们白天招募，晚上就跑散了，打仗时乱成一团，哪能和北洋新军作战？
这些都不算厉害，袁世凯最厉害之处，在于把一支政府军编成了“袁家军”，把精兵强将们驯服得“只知项城，不知朝廷”。
军阀军队的主要特点就是主帅对部队的控制，部队成为了唯主帅马首是瞻的私家军队。近代军阀部队起源于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湘军和淮军规定，能招募若干人入伍者为班长，能招募到一个排士兵的人为排长，依此类推，所有人都聚集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周边。结果军队内部由此具有了浓厚的血缘或者地域色彩。小站新军是公开招募、严格挑选的，实行西方军事组织，不可能再像淮军那样组织。那么，袁世凯是如何超越血缘和地域，组成军阀军队的呢？
首先，袁世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新军的头脑，让近代化的军队照样成为了“袁家军”。他找到的思想武器还是古代军阀教育部队的那一套。袁世凯把“经史大义”和“道德文章”编成歌诀，让官兵背诵，并时常考问。新军经费全部由中央直拨，袁世凯却向官兵们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各个营房都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官兵们要定期磕头跪拜。
其次，袁世凯笼络人才，培植亲信。新军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而不是马屁精和庸才，笼络住他们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比如阮忠枢投入新军后，逛窑子的陋习难以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和一个妓女好上了。阮忠枢向袁世凯提出，要给那女子赎身，作为女眷随营。这样的过分要求自然遭到了袁世凯的拒绝。阮忠枢就对袁世凯有意见了，干起工作来无精打采的。一次，阮忠枢随袁世凯去天津办事，事毕后被袁世凯拉到一座宅院中。他正纳闷，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心爱的女人正装打扮，从宅院中走出来相迎。原来袁世凯偷偷将该妓女赎身，并给阮忠枢置办了宅院，成全他的好事。阮忠枢从此感恩戴德，“不知有天只知袁长官”，对袁世凯唯命是从。
日后民国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多数是贫苦人家出身，若不是袁世凯把他们从年轻学员、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中提拔起来，哪里有他们日后的荣华富贵。这些人自然鞍前马后奋力报效。他们中有“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分别被称为袁世凯的“龙虎狗”。民国政要徐世昌、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张勋、阮忠枢、李纯、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赵倜、陈宧、王占元、陆建章、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等数十人也都是小站的一员。从长长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吸纳人才的超强能力。20
结果，北洋新军虽然没有靠血缘或者地域形成派系，却因为袁世凯的灌输和笼络，集合在了袁世凯周围。
北洋军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小站练兵算是北洋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当时为数不到一万的小站新军隶属于直隶总督，是若干支拱卫京师的部队之一。戊戌变法后，袁世凯率小站新军去山东代理巡抚，镇压义和团。北洋军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收编了部分山东部队，同时开始投入与义和团的实战。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场所，袁世凯初到山东，不清楚义和团的真相，尚保持观望态度。北洋军中有人带了一位义和团的“大师”来见袁世凯。这个大师很厉害，几支长枪对他齐射，他都安然无恙。袁世凯一时兴起，拔出配枪就朝大师开了一枪。不料，大师立马毙命。原来齐射的时候，士兵的子弹都被抽走了弹头。通过此事，袁世凯认识到了义和团骗人的本质。他命令各部占据省内要害，分割限制义和团，任其自生自灭。义和团被迫迁往直隶。
闹八国联军初期，朝廷有旨扶持义和团，杀尽洋人。袁世凯反其道而行，借口山东已无义和团，对境内的团员大肆清剿，暗中保护洋人，接纳华北洋人来山东避难。袁世凯的表现让他得到了西方列强的好感。
战后，袁世凯的新军成为了清朝仅存的新式军队，迎来了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01年袁世凯又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北洋军跟随袁世凯浩浩荡荡回到直隶，随着袁世凯权势的上升，大规模扩军，组建了北洋军六镇。因为北洋六镇基本上是在北洋大臣的指挥下，由此正式被称为“北洋军”。这个阶段是北洋军最辉煌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虽然显赫，但逐渐分裂，并衍化出新派系。直系、皖系、新直系等势力内战不断，张作霖的奉系、宋庆的毅军等势力时而依附、时而兵戎相见。北洋系开始走向没落。
第五个阶段是北洋政府被推翻后，北洋军继续分化组合，产生了国民军各派。国民军后来又分散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各个杂牌部队，著名的有杨虎城、韩复榘等部。解放战争中，从北洋军衍化而来的国民党杂牌部队或起义、或投降、或被歼，最后的残部在解放上海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从1895年的小站到1949年的上海郊区，北洋军纵横中国政坛超过了半个世纪。
四
1901年，李鸿章病逝时，出于公心，推荐袁世凯接替自己。他的遗疏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天下群督之首，成了晚清统治阶层中最大的实权人物。
袁世凯接手的是被八国联军刚刚蹂躏的地区。《辛丑条约》规定清朝不能在天津各县和山海关以南的多处地方驻军。袁世凯上任后面临的紧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些地区重建政权，稳定统治。直隶总督驻地就在天津，袁世凯总不至于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去洋人的刺刀下办公吧？于是，他抠《辛丑条约》的字眼，从武卫右军中选拔3000兵丁，脱去军装，换上警服，用西方标准加以训练，组成了中国的警察队伍。这批拿着警棍的新鲜部队开进天津，接管各地，让国人惊叹、洋人无法反对（警察不算军队）。接着，袁世凯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列强撤军，又凭借警察部队很快肃清了境内的团民残匪，把各地治理得比战前还要安全有序。列强对天津警察的进驻静观其变，最后交口称赞。袁世凯旗开得胜，他的这个创举被其他地方效仿，中国的警察制度也由此诞生。
站稳脚跟后，袁世凯在直隶大刀阔斧地开展新政。许多当代人觉得平淡无常的社会制度和器物都可以追溯到袁世凯主政直隶的时期。比如袁世凯整顿吏治，改革用人制度。传统的清官用人无非是做到用人唯贤，不偏不倚；袁世凯则引进西方的培训制度，规定举人甚至是进士如果要在直隶为官还得“回炉”改造——进“官吏培训所”学习，合格后再量才使用。又比如袁世凯为了发展直隶经济，兴办了国有银行，还从洋人手中回收或者自己开采矿山，并支持詹天佑修了京张铁路。直隶在袁世凯主政之前，近代工业资本不过区区数十万元，等他离任后超过了两千万元。再比如，袁世凯对科举主导的教育制度反对至极，就拉上张之洞（袁世凯没有科举功名，张之洞是儒学大家、清议领袖，分量更足）一起奏请废除科举，推动清朝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直隶随后广兴新式教育，中小学校在全省迅速铺开。
袁世凯所驻的天津在清末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了新政的中心。袁世凯上任第一年兴办了天津自来水公司，第二年建立了天津发电厂，第三年设立了天津电话局。1905年，天津-北京电话交换局成立，北京和天津可以长途通话了。同年天津无线电报学堂成立。1906年，袁世凯创办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中国有了女子大学。袁世凯还筹办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运动会在北京召开，5000多运动员和外籍教练参加了赛跑、跳高、跳远、投铅球等项目的比赛。会上，天津警察乐队第一次在中国进行了西洋军乐队和器乐演奏，为运动会添彩。1907年，天津还举行了市政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此时的天津，市民可以乘坐黄蓝白三色电车往来于天津城区和租界。六条公交线路将衙门、学校、洋房、商行、教堂、影剧院连成一体。
天津成为了北方重镇，蜚声海内外，张謇到天津参观，感慨：“慰亭（袁世凯的字）要是不凡，维气稍粗旷耳！”国际社会则称天津是“万国博览会”。清朝末年和民国早期，天津非常“宜居”，包括退位后的溥仪、隐居的北洋各派将领和其他许多政客以及西方人都以天津为家，他们所依赖的都是袁世凯时期打下的基础。
袁世凯本身对西方科技和经济，知之甚少，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功，得益于他用人得当，人尽其才。不论是从封建王朝的标准，还是从近代政治标准来衡量，袁世凯都是杰出的领导者。北洋军虽然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但将领中除了袁世凯没有其他袁家的人。河南项城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在袁世凯发达后，也曾纷纷跑到天津，有的求官，有的要求接济。袁世凯对的确有才华、有能力的亲戚，安排其力所能的工作；对于其他人则拿出俸禄和积蓄，接济生活。袁世凯倡办了许多企业，也帮助许多企业办过事情。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近代企业都欢迎袁世凯入股。袁世凯却回答说：“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若我为一省长官而趋此利，将何以领导别人呢？”袁世凯能够自律到这种程度，相当不易。另外，新政也带来了政治思想的活跃，天津出现了革命和追求自由的身影，一些归国的留学生也向袁世凯高谈民主自由。袁世凯表现得很宽容，没有压制活跃的思想，对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照样委以重任。
《剑桥中华民国史》称：“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
如果袁世凯的生命在天津结束，说不定他会以晚清开明重臣的形象留芳史册。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袁世凯练新军、办洋务，有没有私心在里面？他是为了清王朝巩固统治还是为社会造福，或者就是为了个人的权位？
有一件事也许可以作为佐证。
当年，袁世凯军力的坐大引起了清朝皇室的忧虑。袁世凯干脆顺水推舟，在1903年，奏请设立练兵处，督练全国新军。此举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被视为韬光养晦的避祸之举，但是实际上却成了袁世凯扩大权利、假公济私的捷径。朝廷将袁世凯的“让权”看做是回收权力、加强军队集权的良机，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的练兵处。然而并不是说机构设立了，权力就收回了。从平定太平天国开始，朝廷的权力就开始向地方分散，汉族督抚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利。朝廷手中并没有多少兵可以练，相反练兵处在财政、人力、经验等各方向都需要仰仗地方督抚。何况朝廷派的奕劻这个人昏庸贪财，又和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对新军事务一无所知的奕劻，干脆做起甩手掌柜，拜托袁世凯实际管事。于是乎，有了督练全国新军的幌子，袁世凯乘机安插亲信和北洋军军官进入练兵处，中饱私囊，将全国每年数百万练兵费用几乎全部拨付给了北洋军。北洋军得到了长足发展，最终成为一个硕大无比的军事政治派系。袁世凯有没有私心呢？有。无论是练兵还是办新政，袁世凯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他既博取了维新实干之名，又壮大了军事实力。
中国历史表明，在中央集权巩固、皇权高涨的情况下，抓权抓军是危险的，是大臣自取毁灭之路。可在中央权力分散、政局动荡不宁的环境下，掌握军队和地盘，对大臣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这两样是最实在的政治资源。20世纪初的中国就处在后一种环境下，袁世凯也显然明白这条政治规律。如果形势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他可以主动放弃军队和地盘，入朝做个“中兴名臣”；如果天下朝着分崩离析的方向发展，军队和地盘是他博取更大权势的筹码。所以说，袁世凯不仅有私心，而且还不小。
当然，走上了仕途这条路，在袁世凯这样的位置上，人极难没有私心。
东山再起：“养病”与逼宫
一
袁世凯崛起后：声望日隆，功高震主。这就犯了大忌。你一个汉族大臣闻名海内外，手握兵权，卧于京畿，满族亲贵怎么可能不对你猜忌、防范呢？
最先对袁世凯感到忧虑、决定抑制袁世凯的人是慈禧太后。
不过，至死捂着权力不放的慈禧太后只是想抑制袁世凯而已，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举措。她采取的方法是中国式的：调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
虽然袁世凯还能遥控北洋军，但不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权被夺。好在袁世凯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干得也不赖，继续鼓吹新政，继续闻名海内外。满族亲贵对他恨得牙痒痒。其中就有极端仇视袁世凯的醇亲王载沣，发誓要为哥哥光绪报仇。211908年，载沣的儿子溥仪被抱进宫当了末代皇帝，载沣成了摄政王，袁世凯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载沣集合满族亲贵、组成摄政王集团排斥权臣，迫不及待地要杀袁世凯。
杀袁世凯的诏书都已经拟好了，其中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的字样，甚至连杀袁世凯的凶器都选好了：一把白虹刀。但是大学士世续和张之洞极力为之开脱，才迫使载沣暂时把诏书压了下去。学部侍郎严修，冒着极大的危险，要求载沣收回成命，不被采纳后，愤而辞职回籍。这说明袁世凯在朝野还是拥有一批铁杆支持者的。最后是张之洞半劝半吓地拉住了载沣：杀了袁世凯，朝廷控制得住北洋军吗，万一军队叛乱了怎么办？的确，袁世凯被摄政王斥退时，“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个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载沣乳臭未干，还真控制不住豺狼虎豹一般的北洋新军，这才把杀袁世凯改为罢官。
袁世凯的脚不是残疾吗，那就回家养伤去吧。用诏书的话说是：“开缺回籍养疴。”
诏书下达当天，袁世凯正在宫中为光绪帝值宿守灵。凶讯传来，袁世凯惊恐万分。权臣被罢官，往往紧随其后的就是抄家、流放甚至被杀。袁世凯方寸大乱，慌不择路，连夜带着全家人逃往经营多年的天津，投靠老部下、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谁知后者怕受牵连，躲着不见。袁世凯顿时绝望，在黑夜中坐以待毙。突然，他接到一个救命电话。原来，大学士世续本想连夜去安慰袁世凯，得知袁家逃亡天津后，赶紧给天津挂了长途电话，说：你逃亡是自寻死路，赶紧回来。世续还担保朝廷不会严惩袁世凯，没有后续的迫害。22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派人来传递消息，担保袁世凯的安全。袁世凯这才又连夜返回北京，进宫“谢恩”，然后匆忙南下河南“养病”。第五天，袁世凯一大家子人就回到了河南，辗转汲县、辉县，最后选定彰德洹上村定居。
载沣的这步棋下得很差，不仅没有杀死袁世凯，反而把满族亲贵排斥异己和揽权贪权的面目暴露无遗，寒了汉族士人和有作为者的心。对于袁世凯来说，也许在受载沣迫害之前尚且是清朝的忠臣，而侥幸存命后就逐渐与清王朝离心离德了。
话说，彰德洹上村的地理位置很有政治深意。它位于河南的最北端，既符合“回籍”的要求，又在北洋军的势力范围内——袁世凯紧急时刻可以找到拥戴自己的军队。当地交通发展，前往北京、天津都很便利。袁世凯在洹上村有一座大庄园，是天津盐商何炳莹低价转让给他的。
“养病”的袁世凯闭门谢客，表现得诚惶诚恐，与世无争。他不主动与官场中人联系，不问政治。有老朋友来信，袁回信反复表示：“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馀年，皆出天家所赐也”，“杜门养疴，不干外事”。有老朋友觉得老袁罢官养病挺可怜的，送他金钱厚礼，袁世凯一概退回，解释说乡间生活节俭，用钱不多。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了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照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媒体公开报道罢官权臣的退休生活，也是表明袁世凯亲近田园、看透红尘的最著名的证据。
过分的表现和反复的声明，往往正是欲盖弥彰的掩饰。袁世凯曾致信时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的端方说：“兄（袁世凯）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取一段，志气颓靡，此可概见，不足再言功名事业。”袁世凯自称来日不多，实际上他的日子还长着呢。在洹上村的第一年，袁世凯常对着慈禧太后的画像痛哭，表示自己拥戴朝廷；第二年，袁世凯开始怡然自得；第三年洹上村的来客日增，袁世凯明显活跃起来。当时电报还不普及，但袁世凯却多次通过彰德电报局和北京、天津等地直接联络。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多次动用高精尖设备联络外地，意图何在？23袁世凯的一首小诗可能是最好的注解：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从袁氏出京回籍到武昌起义爆发，袁在彰德养病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仅据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统计，关于袁氏的消息报道就有106则，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 则之多。在消息中，保荐或敦劝袁复出的有皇族、皇族内阁成员、军机大臣、大学士、地方封疆大吏、立宪派首领、北洋将领等。”面对敦促，袁世凯依然重复自己 “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不复作出山之想矣”。这显然不是刚过50岁、雄心勃勃的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他的推辞说明他不接受一般的“酌情起用”或者“官复原职”。袁世凯有更大的目标，希望获取更高的权力。
但是只要仇恨袁世凯的摄政王集团依然掌权，袁世凯的希望似乎只是奢望。
历史走到1911年时，清朝的统治看似稳定。《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是如此描述自己眼中的北京的：“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只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如果没有突发情况，看来袁世凯就只能老死洹上村了。
上有敌视的统治者，下有稳定的社会，袁世凯会有机会吗？
二
袁世凯的53 岁生日，是在洹上村大摆宴席庆祝的。他收到的最大礼物就是武昌起义的消息。
战报传来，亲朋好友兴高采烈，认为清朝大厦将倾，该袁世凯出山了。果不其然，三天后，朝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书就送到洹上村了。袁世凯随即上书拒绝，理由是脚伤还没有好。朝野都知道，袁世凯是嫌官职太小。袁世凯担任过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出任湖广总督着实是委屈了。许多大臣也觉得载沣太“小气”了，不能怪袁世凯不来。
载沣心里还不想袁世凯来呢。没有袁世凯，载沣就挑选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冯国璋部南下镇压革命军。战前，冯国璋跑到洹上村问袁世凯怎么办。袁世凯给了六个字：慢慢走，等等看。结果，荫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磨蹭了多日，北洋军连湖北地界的影子还没看到呢。北洋官兵普遍反对替满族亲贵去打同为汉族人的革命军。如此一来，革命军是肯定镇压不了了，就连能否保证新军不倒戈、站到革命军一边都很难说了。
摄政王集团挽救不了恶局。列强为了保持中国稳定，呼吁重用袁世凯，鼓吹“非袁莫属”。此前清朝已经建立内阁，袁世凯想要的是内阁总理的职位。随着南方革命的扩展，独立省份越来越多。中外声音纷纷要求清朝满足袁世凯的要求。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和那桐主动辞职，奏请让袁世凯出山主政：“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这一下，载沣在内外逼迫之下，无路可走了。最终，袁世凯如愿以偿，接到了内阁总理的任命。袁世凯接到任命，不去北京，先去军中督战。原先踌躇不前的北洋军迅猛前进，很快就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沉重打击了湖北革命军。从前线凯旋回京后，袁世凯逼迫载沣向内阁交权、回家去当寓公。
袁世凯戏剧性地重返政坛，而且奇迹般地掌握了王朝大权。
革命洪流冲击下的清朝政府摇摇欲坠，这让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列强胆战心惊。他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求稳定于一时”。袁世凯是他们稳定既得利益的最大希望，所以列强基本上是支持袁世凯的。1911年11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示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支持归支持，具体怎么处理中国事务，列强都没有成熟的想法。有的列强囔囔着清王朝继续存在“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但日本宣称中国的稳定“在于建立能维持国家统一与安宁秩序之君主制”，英国则认为应该换掉爱新觉罗家族，“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列强宽泛的支持给袁世凯提供了发挥的巨大空间。
袁世凯知道革命如烈火，会越烧越旺；清朝如朽木，不可中兴了。他对清王朝已经没有效忠之心，但表面上还需要高唱忠君报国的高调，宣称“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实际上，袁世凯对共和制度“研究”得很深。当刺杀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被袁世凯放出来之后，每天晚饭后，袁世凯都找他来询问共和、革命等情况。汪精卫一般是七八点进入袁府，和袁世凯谈到十一二点才出去。后来汪精卫又推荐了魏宸组。他们讨论的内容已经包括君主制和共和制，以及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魏宸组大谈共和制的好处。袁世凯起初还说官话，后来渐渐不坚持君主制，只说在中国实行共和很不容易。汪精卫和魏宸组都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24袁世凯半推半就，默许了。他的真实心思是，君主制正在被国民抛弃：“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君主专制政体即将被抛弃，中国将改为民主共和国。既然要改，别人改还不如我袁世凯来改。改好了，对国家有利，对自己更有利。所以，武昌起义起义发生不到一个月，袁世凯就在十月底与十一月初数次派人向武昌方面试探“和谈”。11月26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决定由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葛福出面，采用非正式的口头传话方式，向刚到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提出：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当时，北洋军队正在猛攻革命军，并在第二天攻陷了汉阳。袁世凯深谙软硬兼施之道，意在逼革命党人接受条件。
南方各地普遍接受了袁世凯的条件，答应只要袁世凯能够推翻清朝就拥戴他为总统。袁世凯以为总统已是囊中之物，谁想孙中山突然归国，凭借巨大声望和同盟会组织抢了他的总统职位。
尽管孙中山当选的是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极为恼火。当孙中山继续希望袁世凯推翻清廷，发电报向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上款为“北京袁总理”时，袁世凯不冷不热地回电，称“孙逸仙君”而不是“南京孙总统”。孙中山针锋相对，再发电就改称“袁慰亭君”了。
袁世凯情绪出现了酸溜溜的波动，在立场上退步了。他声称之前赞成共和的事情是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擅权答应的，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现在南方选举大总统，组织政府，没有和谈诚意，因此招回唐绍仪。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袁世凯唆使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北洋将领四十多人在2日通电，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袁世凯转告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声称誓死反对少数人在中国推行共和制。
袁世凯还搞了许多小动作。比如，北洋军攻陷汉阳后，袁世凯让英国汉口领事找到逃出武昌的黎元洪，并转告黎元洪，自己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黎元洪这才悄悄回城，欠了袁世凯一个人情。后来在武汉，黎元洪与北洋军实现了事实上的停火，帮助了袁世凯得以抽调主力军队威胁南京方向。再比如，袁世凯大力笼络汪精卫，让长子袁克定和他结为异姓兄弟。袁克定的年纪比汪精卫大，袁世凯却要儿子称汪为兄。汪精卫从死牢逃生，知恩图报，在京津与杨度等人发起国事共进会，倡导南北妥协实现和平，后来又成功南下，打入了临时政府内部，鼓吹拥戴袁世凯。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加上临时政府举步维艰，拥戴袁世凯出任总统、收拾局势的声音重新成为主流。黄兴致信袁世凯说：“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在现实困难面前，黄兴开始主张与北方妥协。孙中山最终同意，在1912年10月对上海国民党演说“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其在北洋练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国，亦必为重要人物”。
袁世凯辛苦了好半天，让总统宝座这只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回来。剩下要做的就是逼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退位了。
四
与让南方革命党人接受自己相比，袁世凯在逼清王朝退位这件事情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由于袁世凯迟迟没能让宣统小皇帝宣布退位，南方一度都怀疑他的革命诚意了。
袁世凯原本可以快刀斩乱麻，将清朝皇室和北京城的王公贵族都给一网打尽，在南北双方（南方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势力和北方北洋军为主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抢在孙中山回国之前成为中国第一位总统。但是“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袁世凯做不了武则天或者赵匡胤，磨蹭了很长时间，让孙中山成了黑马总统。
袁世凯不是没有能力逼宫夺印，而是不希望这么硬干。
项城袁家多少也算是“世受皇恩”的官宦人家，袁世凯虽然从军成为武夫，可也读过几年书，知道“君臣父子”那一套说法的影响力，不想被套上在王朝末世对孤儿寡母不忠不义的恶名。袁世凯毕竟是从传统政治中走出来的旧官僚，权力欲是有的，但名节思想和畏惧心理也有。溥仪长大了，曾回忆起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觐见自己和隆裕太后的情景。几十年后，他还记得太后在大哭。跪在他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不管袁世凯的泪水是真是假，他没有采取血腥政变的方式将清王朝赶下历史舞台，多少给服务了大半生的老主子留了面子。但是，宣统不退位不行了。溥仪记得那个老头子反复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光从海外就募集到捐款数千百万。隆裕太后不辨真假，全无主意，任由袁世凯与南方接触，只求能为皇室争得优待条件。对于退位，以隆裕太后为首的皇室迟迟下不了决心。袁世凯先是在1月16日通过内阁正告清廷：“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遗也。”露出了威胁的意思。10天之后（26日），坚决拒绝退位的年轻宗室亲贵一派的首领良弼遭到革命党刺杀，两天后惨死。袁世凯趁机授意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42名将领在当天通电全国，逼清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终于发布逊位诏书。25
16日，袁世凯在复电南京参议院接受临时大总统之后，通令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日）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袁世凯本人并没有剪一个时下流行、代表共和革命的“文明头”，而是在外务部大楼剃了一个大光头。从此，大秃头、留小胡子、身体发福的形象成了袁世凯的标准历史像。
标志袁世凯政治生涯迈上新台阶的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于1912年3月10日在京举行。袁世凯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两天前，袁世凯电传给临时参议院的誓词说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并表示：“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但在正式宣誓时，袁世凯把后一句改为了“速定宪法，副国民之愿望”。（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三字之差，难道是口误吗？
典礼结束后，袁世凯一行在院外走廊处与纷至沓来的记者交臂而过。《民国报》记者梁漱溟观察近在咫尺的袁世凯：“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梁漱溟没有看出来的是：袁世凯那套皱巴巴的军服是清朝的陆军将领军装，上面还佩戴着一年前清政府刚颁布的肩章与领章。
无数革命者为之奋斗、志士仁人梦想几十年的共和国在统一之初，迎来了出身旧官僚的第二任总统袁世凯。“清王朝的灭亡当然是在革命党人的冲击下崩溃的，但革命党人并不是唯一的导致清王朝崩溃的力量。事实上，决定性的力量来源于王朝体制的内部，结果，也只是袁世凯的北洋系作为体制内的力量，以形式和权力的更新，继承了清王朝的遗产，而辛亥革命党人作为体制外的力量，很快被排除出政权之外。”（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当时的许多人和后来的许多人，都痛苦地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一个来自要推翻掉的阶层的人占据了新政权的元首宝座。
“袁在登上总理宝座，获得总统桂冠的过程中，利己的权力欲始终是他活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较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伟大才能。”（姜新：《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诚如所言，袁世凯的出身和品行都不重要，关键是看他的贡献，看他的未来，看他能不能为一片空白的共和国创造理想的未来？
宋教仁案：幕后主使？庇护凶嫌？
一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左右，上海沪宁火车站。
沿津浦路北上北京的列车即将开车。一身西服、身材消瘦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走出候车室，前往剪票口准备进站上车。
深夜赶来给宋教仁送行的人很多。因为在年初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国会多数席位，宋教仁到处鼓吹建立议会-内阁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引起了极大反响。现在国会开幕在即，国民党当选议员纷纷北上赴任。总统袁世凯更是电催宋教仁北上共商国是。很多人认为宋此行极可能入阁拜相。宋教仁平素民主作风浓厚，加上如今尚是一介平民，因此身边并无警卫人员护驾。毫无阻拦的送行者都涌向剪票口，与宋告别，场面出现了混乱。
剪票口对面的一个小吃摊上，一个黑影拍拍旁边已经半醉的一个壮汉，指着宋教仁的身影嘀咕了几句。于是，那个醉汉慢慢向剪票口走去，挤进人群后突然拔出手枪，朝着宋教仁连开了三枪。
犀利的枪声撕裂夜幕，火车站内一片慌乱，人们四散而逃。凶手夹杂在人群中逃逸而去。
枪响后，黄兴略为诧异，随即转向宋教仁，只见他倒在了地上，鲜血正从腰间汩汩溢出，染红了剪票口前的土地。一旁的于右任急忙叫车把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在医院里，宋教仁一度清醒过来，知道生命将逝，嘱咐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及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至死，宋教仁都在思考着制定神圣宪法、保障民权，正如他在民国建立以后，一直思考如何建立责任内阁制度、实行议会政治一样。他相信，西式的议会民主制能够给蹒跚前行的民国带来稳定和富强。就在全国普选圆满结束、离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大展拳脚的目标近在咫尺的时候，暗杀夺走了宋教仁的生命，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梦想。22日凌晨，宋教仁伤重而死。
宋教仁的死打乱了国民党的政治布局，沉重打击了南方革命力量。而且刺杀案发生在国民党经营多年的上海，就发生在国民党人的眼皮底下，这些都给了国民党人极大的刺激。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就在宋教仁遗体旁愤愤地反复说：“此事真不甘心！”
国民党人迅速行动起来，缉拿凶手。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和逝世时都致电报告总统袁世凯，并且请求江苏都督程德全到上海亲自处理此案。袁世凯接报后，饬令程德全“目前总以购线缉凶、限期破案为第一要义”。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凯当天即郑重发布命令，下令从优抚恤，料理后事，同时谴责暗杀之风违背人道，责成江苏政府“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程德全则严令江苏军警缉拿凶手。黄兴、陈其美还联名分别致信上海闸北巡警局和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悬赏一万银元，缉拿凶手。
凶讯一经传出，社会上就开始猜测幕后黑手是谁？北京政府判断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讧，比如袁世凯本人就在和章士钊的谈话中，认为宋教仁遇刺是国民党内黄兴、宋教仁两派争夺内阁总理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宋教仁是被盘踞上海多年、与会党关系密切的陈其美杀的。陈其美有暗杀陶成章的前科，难免不再犯一案。比如梁启超就断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但是梁启超本人也被列为嫌疑人之一。因为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和坚持“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存在巨大的政治分歧。而梁启超一派在年初大选中落败，难免不心怀怨恨。
当然，国民党内部绝大多数人怀疑袁世凯才是幕后主使。
这一切都得缉拿到凶手后才能一探究竟。
二
缉拿凶手的悬赏公告公布后，上海滩有个贩卖古董的小商人王阿发突然回忆起一件事来。
多日前，王阿发曾去“玩政治”的应桂馨家兜售字画。应桂馨拿出一张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明信片，给王阿发看。王阿发看清楚，明信片上印着的宋教仁的照片。应桂馨就对王阿发说：“我要办这个人，你要是能办到，我就给你一千银元。”王阿发没有答应，回去后和在别人家帮佣的朋友邓某谈起了这件事情。邓某对此事很有兴趣，答应要接这活。王阿发就把他带到了应桂馨的住处。面谈细节的时候，邓某却又打了退堂鼓，说：“我是一个外乡人，为什么要无故杀人呢？”事情没谈成，王阿发也就把这件事淡忘了，继续兜售他的古董字画。
宋教仁被杀一事在十里洋场传得沸沸扬扬后，邓某回忆起了原先的事，赶紧把经过告诉了主人张秀泉。张秀泉找到王阿发核实。王阿发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找到与会党关系密切的何海鸣讨教对策。何海鸣将一干人等都带到了陈其美那里。
国民党人不敢怠慢，带了王阿发到租界巡捕房报案。
总巡捕卜罗斯核实案情后，和国民党人陆惠生、王金发，带人直扑应桂馨家。应桂馨不在家，去妓女胡翡云家抽鸦片烟去了。于是，巡捕和国民党人又赶到胡家，又扑了个空。应桂馨抽完鸦片，去妓女李桂玉家喝酒去了。一行人再次冲到李家。到了李家，陆惠生、王金发两人先上楼问：“应桂馨在吗？”应桂馨毫无防备，应声答道：“是我。”陆、王就说：“有人在楼下等你，要和你说话，请你下来一下。”应桂馨跟着二人下楼，立马被等候多时的巡捕逮住。
这是24日，宋教仁死后第三天，凌晨零点30分的事情。
巡捕马不停蹄押着应桂馨到他在法租界的家中搜查，只见应家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江苏巡查长公署，一块是：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原来，应桂馨还是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的负责人。在应家查获了一批公文信件和一只铁箱。巡捕还守株待兔，扣留来访人员。巡捕扣留了一个身材短矮、神色可疑的人，恰好与凶案目击证人描述的凶手特征相符。经目击证人辨认后，确定此人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法租界巡捕立即逮捕此人。
此人名叫武士英，对刺杀宋教仁一事供认不讳，并签字画押。宋教仁刺杀案就此告破。
根据相关人等的供述和从应加搜出来的资料，整个案子的过程如下：
应桂馨（即应夔臣、应夔丞），浙江宁波人，父辈在上海从事地产起家。应桂馨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庶务科长，负责机关伙食，因为贪污机关伙食费而被革职。回到上海后，应桂馨组织了带有会党性质的共进会，一度得到陈其美的支持。共进会曾参与策划武汉马队暴动，为此应桂馨的名字上了黎元洪的通缉令；会党的落后性，让共进会在江浙一带逐渐转到革命的对立面，对社会秩序多有扰乱。26为了处理共进会问题，北京内务部让秘书洪述祖南下弹压。
洪述祖，江苏常州人，秀才出身，在前清当过多年幕僚，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唐绍仪出任总理时，一度属意洪述祖为秘书长。但深入接触后，唐绍仪发觉洪述祖趋炎附势，人品不好，弃而不用。内务总长赵秉钧却喜欢洪述祖，让他在内务部挂职秘书。南下时，洪述祖年近60，仕途似乎要就此止步了，但是他还想谋求进步。与应桂馨打交道后，意识到应桂馨和共进会势力可以为己所用。于是，洪述祖表示愿意为应桂馨除罪，但应桂馨要安抚共进会，听命中央。应桂馨答应了。1912年10月16日，洪述祖将应桂馨引见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会面后，程德全向袁世凯报告了安抚共进会的措施：任命应桂馨为驻沪江苏巡查长，控制共进会成员遵守法律，不许滋事；每月给予共进会3000元活动经费（江苏财政紧张，要求中央每月承担2000元）。袁世凯表示同意。12月，洪述祖安排应桂馨进京。应桂馨在北京先后受到总理赵秉钧、总统袁世凯的召见。袁世凯在财政极为紧张、连军饷都发不出的情况下，亲自发给应桂馨活动经费5万元。一个区区会党头目，受到总统如此器重，令人生疑。应桂馨小人得志，顿时轻狂起来，在北京出入酒馆妓院，举止异常阔绰，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侧目。
1913年1月23日，洪述祖和应桂馨一起返回南京。2月6日，应桂馨在南京又一次见到了程德全。令程德全惊讶的是，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言辞谦恭、诚惶诚恐、有问必答的应桂馨，现在变成了趾高气扬、说话闪烁的模样。应桂馨还拿出自己与中央的来往电文给程德全看，程德全莫辨真伪。对应桂馨的狂妄和炫耀，程德全很不高兴，赶紧打电报给总统府秘书张一麐，提请中枢注意：“应夔臣……万不可靠，从前电请大总统赦免，令其戴罪图功，乃是当时一种政策。近来颇有招摇僭妄情形……请中央注意。”事实上，洪述祖和应桂馨此行携带巨款，行动隐秘。一个阴谋已经展开了。
回到上海，应桂馨四处物色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最后通过一个叫陈玉生的人，找到了武士英。武士英曾在云南新军中担任过营长，革命胜利后遭到裁撤，正在上海滩游荡，生活窘迫。陈玉生欺骗武士英加入共进会，并鼓动他“办一个无政府党的人，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武士英身陷困境又利令智昏，满口答应下来。陈玉生就将他带到应桂馨家，应桂馨向武出示了宋教仁的照片，并给了他1000元钱和一支五响手枪。
3月20日夜，陈玉生陪武士英来到沪宁车站，等宋教仁在众人簇拥下准备进站时，向武士英指名宋教仁，武士英随即上前开枪行凶，并趁人群慌乱之际逃逸。4天后，武士英到应家送信，不想自投罗网。
三
案情明晰了，接下去的问题是：谁是幕后主使？
洪述祖是赵秉钧的属下，而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考虑到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度和国民党的选举大胜，最大的受害者都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是幕后主使的嫌疑大大增加。而从应桂馨家中搜出来的书信和电报，很多也指向袁世凯和赵秉钧。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份材料：
一、2月22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信。内容是：“（一）来函已面陈总理、总统阅过；（二）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公事不计。因赵智老（赵秉钧）已将密电本交来，恐程君（内务部秘书程经世）不机密，纯全饬兄一人经理……（三）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30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
二、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密电。内容是敦促应桂馨赶紧下手：“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三、3月21日9点30分应桂馨给洪述祖的电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由材料一可以知道，应桂馨刺杀宋教仁是与洪述祖单线联系，由洪述祖下令的。那么，洪述祖是传递更高层意思（赵秉钧、袁世凯）的中间人，还是本身就是幕后主使呢？根据材料一，洪述祖似乎只是个中间人。1、洪述祖说，应桂馨的“来函已面陈总理、总统阅过”。2、是赵秉钧让洪述祖和应桂馨保持单线联系的。3、洪述祖向应桂馨许下的许多诺言，不是他这个级别（内务部秘书）的人能够操办的，比如赏钱30万元（材料一）、授予应桂馨勋位（材料二）。没有更高层人的点头，洪述祖的诺言只能是空头支票。由材料三可知，应桂馨认为自己是在为更高层的人办事，所以要求洪述祖将“战果”“望转呈报”。
假设，应桂馨知道刺杀宋教仁仅仅是洪述祖的意思，借他胆子他也不敢下手——因为他办完事后还要保命，没了命怎么去享受洪述祖的承诺呢？好在洪述祖将他引见给了赵总理和袁总统，应桂馨有理由相信是在为总统和总理办事——出了事上面有人罩着。
3月30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赵秉钧派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出席。王治馨在会上发言，为袁赵二人辩解。他认为洪述祖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与赵秉钧、袁世凯无关。但“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总统和总理之前都以为是对方授意洪述祖杀害宋教仁，但是前日赵秉钧和袁世凯面谈宋教仁案，双方才知道对方都没下令刺杀宋教仁。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王治馨提供了一个解释：洪述祖见袁世凯受到行政权力的诸多掣肘，认为总统不能管理好国家全都因为反对党政见不同。他曾建议袁世凯“何不收拾一二人”，杀几个反对党人威慑其余。袁世凯没有答应：“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在洪述祖刺杀反对党领袖宋教仁，“难保非洪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王治馨这个看法是私人观点。但作为政府高官，他的发言透露了一点：袁世凯事先知道洪述祖有刺杀宋教仁的念头。
如此一来，袁世凯成了杀害宋教仁的最大凶嫌。这也是舆论普遍的看法。黄兴在4月13日给宋教仁写的挽联就很有代表性：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案件侦破后，袁世凯为案件的审判设置了种种障碍，更让人觉得他做贼心虚，坐实了幕后主使的怀疑。江苏都督程德全指出，宋教仁案引起社会非议，暗潮汹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进行公正的审判。但袁世凯政府在程序上“高度重视”的表现是，司法总长许世英说此案件关系重大，要求将人犯和证据提京交大理院公开审判。总统府秘书张一麐也致电程德全，希望迅速向上海方面索要证据，送入北京。袁政府的这种“提京审理”的要求遭到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对。既然袁世凯和赵秉钧都有重大嫌疑，怎么能将证据和人犯交给他们呢？而审判一旦转移到北京，袁世凯政府就掌握了主导权。所以，国民党坚持案子要在上海审判。
4月13日晨，程德全即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要求组建特别法庭，提议由伍廷芳为主任。袁世凯回电：“所拟组织特别法庭，望速筹办。”但许世英认为特别法庭与约法和政府编制不符，强烈反对组建。袁世凯于是复电程德全，说司法总长许世英拒绝副署组织特别法庭的命令，他无法下令组建。而许世英和司法部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由伍廷芳暂时署理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负责审理宋案。但是国民党方面没有接受这个方案。
4月24日，监狱里的武士英暴毙。这让怀疑袁世凯的人们情绪激动，对袁世凯政府阻挠案件审判更加不满。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影印公布了应桂馨和洪述祖的来往密电。舆论更加不利于袁世凯。
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局面，赵秉钧和洪述祖分别公开为自己辩护。
4月28日，赵秉钧公开通电，逐一洗刷自己和应桂馨家中材料的关系。
赵秉钧的说法主要是两点：第一，自己的确认识应桂馨，但都是处理共进会的公事；第二，洪述祖干的事情自己完全不知道，洪述祖没有将任何电文呈送自己看过。洪述祖答应给应桂馨的酬劳（勋位和巨款），都是洪述祖私自承诺的，与赵秉钧无关。至于巨款，那是国务院提供给共进会的经费，用来“由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应桂馨的确在日本印刷了许多攻击孙中山和宋教仁等人的资料，运回国内散发。）所以，赵秉钧发誓：政府绝没有暗杀宋教仁之心，一切都是洪述祖个人“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以其毫无政府委任之凭证故也”。在将自己洗刷干净后，赵秉钧根据公布的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的密电，为洪述祖说情。应桂馨在那天的电报中有“若不去宋”四个字，“系属反挑之笔，尤见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此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据此判断，暗杀之心起于应桂馨。赵秉钧最后说，虽然宋教仁遇刺出乎政府意料，但是洪述祖毕竟是内务部秘书，内务部总长是他的上级，即便没有“代为受过之理由”，也有“怠于监督之责任”。
赵秉钧的电文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是透露出了政府早有反宋仇宋的行为，承认了应桂馨的“过激”行为多少是受政府反宋情绪的引导。
5月3日，逃到青岛租界躲藏的洪述祖也发出公开电报，自我辩护。
洪述祖在电报中猛烈抨击宋教仁鼓吹议会民主、实行责任内阁是植党营私、党派专制，比晚清腐朽权贵还要坏，对社会破坏极大，说宋教仁的主张会让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要让国民看到宋教仁的真实面目，不要被他的主张所“迷惑”。洪述祖承认利用了应桂馨，但是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意思，没有牵涉赵秉钧或者袁世凯。他称，利用应桂馨是为了“暴宋劣迹，毁宋名誉”，并没有要杀害宋教仁的意思。至于被舆论认为是杀人证据的来往电函，洪述祖也说是要应桂馨抓紧购买宋教仁“劣迹证据”，诋毁孙宋等人。对于关键的“毁宋”二字，洪述祖说：“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
也就是说，赵秉钧把所有事情推到了洪述祖头上，洪述祖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应桂馨头上。
舆论热议，指责和自辩交叉进行，审判工作也一拖再拖。5月30日，上海审判厅决定进行缺席审理。但开庭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律师都表示反对，要求缓期开庭公判。原告律师强烈要求拘传赵秉钧、程经世、洪述祖等人到案。被告律师指出法庭没有获得大总统和司法总长的任命，没有开庭的资格。法官不得不宣布退庭。从此，宋案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尴尬局面。
赵秉钧政府为了抵制南方的审判，炮制了所谓的“血光团事件”来混淆视听。事件起因是宋教仁案迟迟得不到公正审判，宋教仁秘书周予觉和革命党人黄复生、谢持一起，携带炸药和黄兴资助的3000元钱，来到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不想事机不密，被政府侦破、遭逮捕入狱，周予觉叛变。在政府的策划下，周予觉得妹妹周予儆出面，谎称黄兴组织了血光团，其中给了她40000元钱，潜入北京实行暗杀。北京方面对“血光团事件”大肆渲染，京师检查厅还向黄兴发出传票，企图在舆论上与宋教仁案相抗衡。黄兴毅然前往上海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最后租界当局以北京方面证据不足，没让黄兴到案。
如此一拖，等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后，宋案的审判工作也就不了了之了。宋教仁案就成了一个“定案”，进入了历史。
二次革命中，应桂馨越狱逃往青岛，年底还公开进京要向袁世凯邀功领赏，要求“平反”。他还以为刺杀宋教仁是一件特“光荣”的事情，为政府“帮”了大忙呢？1914年1月29日，人们在火车上发现了应桂馨的尸体。在宋教仁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赵秉钧不得不去医院“养病”。 袁世凯派人转告他“放心住医院就是了”，并在5月1日任命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取代赵秉钧。出院后，赵秉钧出任直隶都督。听到应桂馨的死讯后，赵秉钧喃喃自语：“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29天后（2月27日），赵秉钧在督署中毒身亡。人们普遍相信应桂馨、赵秉钧都是被袁世凯暗杀的。杀害关键证人，袁世凯似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更被人认定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了。27
洪述祖年纪最大，阅历最深，一直隐姓埋名，可还是在1917年4月30日被革命党人在上海诱捕，1918年9月7日被公审。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死了。洪述祖在法庭上坚称没有授意刺杀宋教仁，更不是袁世凯或者赵秉钧让他干的。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案发后赵秉钧对他说：“你在京恐怕毁了。”他心中不甘，求见了袁世凯。袁世凯问他，宋教仁到底是什么人暗杀的？洪述祖说：“还不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世凯听了，脸一下子拉了下来。洪述祖见状，赶紧从总统府跑了出来，溜出京城四处躲藏。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绞死。
四
宋教仁案的一个问题永远成了谜：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袁世凯是头号嫌疑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有利证据证明，但宋教仁之死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一心想当正式大总统，扩充权力，但宋教仁率领着议会最大党派却要组成清一色的政党责任内阁。之前，袁世凯曾用巨款贿赂宋教仁，希望为己所用，但遭到宋教仁坚决拒绝。现在，宋教仁一旦进京建立内阁、限制总统权力，袁世凯即便当选了正式大总统也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更何况宋教仁坚决反袁，还去劝说黎元洪出面竞选总统，想彻底终结袁世凯的政治生命。这是嗜权的袁世凯万万不能容忍的。蔡元培为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作序说：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以为多数党足以操纵袁世凯，后来又觉得很难，就想放弃袁世凯，推举黎元洪，结果触犯了袁世凯，导致被杀。28所以说，袁世凯有杀人的强烈动机。
然而，袁世凯对付宋教仁，必须采取肉体消灭的手段吗？这种手段显得那么原始、笨拙，而且会触犯众怒，置自己于千夫所指的困境。
事实上，袁世凯的政治手腕高超，手段很多。之前，临时参议院要他到南京就职，他轻松一“兵变”，就不仅在北京就了职，还把参议院也一块儿搬到了北京。至于要对付宋教仁尚在酝酿中的国民党内阁，他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他可以运用议会中倾向自己的统一民主党，拉拢议会中的官僚和士绅议员，阻挠国民党清一色内阁的成立；如果不行，还可以像他日后那样派军队包围议会，要是议员不答应要求就不准他们吃饭，不准回家；实在不行，强大的北洋军也始终是他的权力基础和政治依靠。袁世凯没必要去刺杀宋教仁，没必要彻底激化和革命势力的矛盾。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双方兵戎相见，爆发了二次革命。相比之下，刺杀宋教仁绝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
那个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曾对国民党元老张继说过：“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笑着说：“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当时袁世凯正被财政问题、列强承认问题、沙俄入侵问题、西藏和外蒙古问题搅得昏天黑地，政令不通，不想再和革命党人撕破脸皮、大战一场。所以，袁世凯并不想刺杀宋教仁。
袁世凯无意，部下却有心。不要忘记了，赵秉钧也好，洪述祖也好，都是从前清政坛的大染缸中走出来的，“权心权意”，学会了一身的阴招损招。为了荣华富贵，他们做得出刺杀宋教仁的事情来。宋教仁组织清一色国民党内阁，第一个失业的就是赵秉钧；洪述祖年近60了，人生还有几回搏？个人利益让他们没有袁世凯那样的大局眼光，以为刺杀了宋教仁就能保持或者博取荣华富贵了。像他们这样投机取巧、邀功领赏的宵小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袁世凯察觉底下宵小之辈有刺杀宋教仁的念头，却不加制止，并且在事发后“护犊子”，庇护凶嫌，也可算是杀害宋教仁的间接凶手。
这可苦了醉心议会民主，浑身散发理想光芒的宋教仁了。与许多革命党人醉心纯粹的革命不同，宋教仁留学日本时，专门沉下心思去研究西方政治理论，认定议会民主是解决中国政局、谋求富强的良药。回国后，他一心推行理想。为了大选，宋教仁在南方到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进行“光天化日下的政客竞争”。他的批判毫不留情，演讲激情澎湃，势力之猛为沉闷千年的中国政坛所未见。政治热情和书生脾气（比如对自己的“总理梦想”半遮半掩，让他人猜疑），让他对政治的潜流暗潮视而不见。在武汉时，革命党人谭人凤曾转告宋教仁一件事：谭的部下陈犹龙1912年12月曾去北京，正好与应桂馨同住在西河沿中西旅馆。陈犹龙发现应桂馨从中央政府领到了巨额经费在京城挥霍。谭人凤因此告诫宋教仁：高明的人家，鬼是要盯着他的；现在会党分子和中央政府勾结，是很不好的现象；你在社会上很有声望，袁世凯必然忌恨你，你还是低调隐蔽一点，还是要做一些戒备。宋教仁没放在心上。就在遇刺的当天，宋教仁还愉快地去《民立报》社话别。民立报社编辑徐血儿嘱咐宋教仁要慎重防卫。宋教仁却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理想主义的宋教仁，就这样坦然地前往火车站，被黑暗的中国现实所吞噬了。
宋教仁临终前曾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可悲的是，不仅是他调和革命和保守势力的苦心世人理解不了，他的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的雄心壮志，在中国也实现不了。
艰难抵抗：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一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8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进攻德国的山东势力范围。民国政府仿照晚清日俄战争旧例，宣布“局部中立”。1914年底，日本军队占领胶州湾和东胶铁路，拒绝撤军。袁世凯以为主动求见自己的日置益是来讨论山东问题的。谁想，日置益拿出厚厚的一摞文件，宣称日本政府对民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希望袁世凯承认。说完，日置益简要地介绍起来，日本对华新要求一共分五号，共计二十一条。
第一号要求共四条，是有关山东问题的，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且要求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中国从速自动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第二号要求共七条，要求将东北南部（日本所谓“南满”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99年；日本人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自由居住、经商、开办实业；日本垄断该地区的矿产等。第三号是有关汉冶萍公司的两条要求：两国“合办”该公司；垄断该公司所属各矿及附近矿山。第四号要求只有一条：中国沿岸所有港湾及岛屿，只能割让给或者租与日本。
日置益说完第四号要求，看到袁世凯和在场的秘书夏寿田等人都面带怒色，又拿出第五号文件，介绍起更耸人听闻的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中国警察、军工等事业；将长江流域的铁路建造权许与日本，日本垄断福建交通；日本在华所设医院、寺院、学校等拥有土地所有权；日本在中国有布教权。如果说前面的四号要求都是在具体领域将中国捆绑起来，侵害中国主权，那么这第五号文件则是赤裸裸地向中国躯体上捅刀子，无疑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29
介绍完毕，日置益不顾袁世凯等人面红耳赤、神色激愤，继续说道，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这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将归还胶州湾，同时“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袁世凯压住怒火，宣布将由外交部和日本方面具体商议，要日置益等候消息。
等日本人走后，袁世凯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和左右说，日本这二十一条要求是要灭亡中国，就是日军打到新华门了也不能同意。他对于日置益最后以支持自己称帝为诱饵，引诱自己承认“二十一条”尤其感到愤怒。此前，袁世凯已经动了称帝的心思，并开始制造舆论开展准备工作。现在，他厉声命令秘书夏寿田，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的皇帝。”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条要求。
尽管已经是傍晚时分，袁世凯还是命令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紧急来总统府密议对策。当晚，民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层整整磋商了一夜。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方设法拒绝日本的过分要求。
现存于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的袁世凯资料中，有一份袁世凯在“二十一条”最初文本上所作的朱笔批注。袁世凯逐行逐字，对日本的要求进行了批驳，让后人直观地看到了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最真实的看法。
比如在第二号开头，日本人写道：“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袁世凯批道：“无此‘向认’。”在“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这条要求旁边，袁世凯批道：“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在“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这条要求上面，袁世凯直接将“他国”改为“外国”，然后认为“此当然之事”。在“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这条要求上面，袁世凯把“所有权”三字重笔点出，表示异议。在日本有关内蒙古东部地区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干脆直接批道：“办不到。”
整份文件的末尾，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第二天（1月19日），袁世凯召见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愤慨宣布：“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决不作朝鲜第二。”
二
据说，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感叹：“日本去一大敌矣。”诚如所言，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敌，日本也始终视袁世凯为大敌。
日本是近代侵略中国最多、危害中国最深的国家，爱国之人无不视日本侵略势力为敌。袁世凯仇视日本，完全是出于爱国义愤。袁世凯生父和嗣父双亡后，曾由叔父袁保恒抚养。袁保恒在西北任职，就将袁世凯带到了西北。当时新疆发生阿古柏叛乱，西北全民动员，军民踊跃奔赴前线。左宗棠率领清军，深入不毛之地，清除分裂势力残余，逼迫沙俄势力退出侵占的中国领土。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亲身感受了爱国抗敌的热情，在性格形成的关键时刻烙下了爱国印迹。
袁世凯从军后的第一次大行动，就是入朝抗日。1882年，日本人利用朝鲜高宗李熙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和明成皇后闵氏之间的矛盾煽动了“壬午兵变”。朝鲜向清朝求援。袁世凯所在的庆军被派遣入朝平乱。在朝鲜，青年袁世凯与日本势力死缠恶斗了12年，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袁世凯在朝鲜，先是参与设置鸿门宴，将大院君逮捕，押送到国内保定关押，后又马不停蹄返回朝鲜，随军将日本人赶出朝鲜。事毕，袁世凯留驻汉城，主动向高宗提出要帮朝鲜练兵自强。袁世凯用英德近代方法帮助朝鲜组建了几千人的禁卫军，军容整齐、战斗力强，受到了高宗李熙的赞扬。两年后，袁世凯指挥庆军一半人马留驻朝鲜，成为了清朝势力在朝鲜的实质代表。袁世凯的主要敌人就是日本势力。日本人一直都处心积虑要吞并朝鲜。1884年12月，日本人趁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怂恿部分朝鲜官员叛乱和日本军队一起发动“甲申政变”，入宫劫持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局势不明，敌我力量悬殊，袁世凯当机立断，认为事情的关键是高宗皇帝被日本势力劫持，首先要夺回皇帝。袁世凯不顾部下反对，先斩后奏，集合所有清军攻进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政变。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袁世凯卷起铺盖住到高宗皇帝的隔壁，和皇帝一起听取大臣的汇报，处理朝鲜政务，指挥文武官员，成为了事实上的“监国”。日本人对袁世凯恨得牙痒，“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多次照会清廷，指责袁世凯挑衅多事，要求清朝查办。1885年，伊藤博文亲自与李鸿章交涉，要求惩办袁世凯。袁世凯一度心灰意冷，离开朝鲜。半年后，袁世凯再次受命护送大院君回朝鲜主政，第二次踏上朝鲜的土地，出任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入朝后强力恢复“监国”地位。而此次，朝鲜局势更加复杂，亲日势力高涨，部分势力则借助西方列强力量希望制约清朝。袁世凯在清朝投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在礼仪、外交等方面勉力维持中国和朝鲜传统的宗藩关系。1894年，日军借口镇压东学党起义增兵朝鲜与清军对峙。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处境恶化。一方面是朝鲜国内的反清势力敌视他，一方面是日本人到处扬言要杀掉他。日军甚至把大炮瞄准了袁世凯的官署。袁世凯依然尽职地拜访日本公使，奉劝日本撤军，遭到日本拒绝。未几，朝鲜在日军的逼迫下宣布为独立国。袁世凯的工作正式失败，悲壮地致电李鸿章：“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朝鲜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1894年6月15日，袁世凯黯然回国。6天后，日军掳去高宗，朝鲜停止向中国进贡。朝鲜局势滑向了战争。
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时，明确不招收日本军校毕业生，宁愿舍近求远进口德国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也对低廉方便的日本军火不屑一顾。看着袁世凯在晚清和民国政坛的崛起，仇视袁世凯的日本政府如鲠在喉。袁世凯出任清朝内阁总理时，日本人策划了截车炸车、袭击官邸的计划，企图暗杀袁世凯，没有成功。辛亥革命时，日本又伙同沙俄趁火打劫，出兵满蒙，一个要殖民东北，一个策划蒙古独立。袁世凯派人去蒙古查办，镇压叛乱，还查获了日本向喀喇沁王提供的军火。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缺钱缺人，但袁世凯四处向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寻求援助，就是不对跃跃欲试的日本伸出橄榄枝。
日本政府此次要求一贯仇日的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过分要求，实在是居心叵测。如果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可以全面控制北京政府，掠夺中国的资源，而袁世凯将承担卖国的千古罪名；如果袁世凯不接受，日本可以把破坏和谈的罪名贴在袁世凯身上，继续赖在胶州湾不走。日本人就等着看袁世凯处理“二十一条”这个烫手山芋时，手忙脚乱的样子了。
1月27日，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中日谈判，袁世凯改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以外交经验丰富的陆征祥为外长。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二十一条交涉会议，中方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参赞、高尾参赞。旷日持久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正式开始。
交涉一开始，袁世凯就正色告诉日本代表：“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外交次长曹汝霖是著名亲日分子，“平素喜怒不形诸颜色”，在会谈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竟亦吐露慷慨的言辞”。日本公使日置益认为“对中国尤其袁政府立场而言，却颇感严峻”，向国内报告称，要袁世凯全盘接受要求非常困难。
日本代表于是在会谈中抛出了一系列的“诱饵”，希望中国代表能够接受要求。这些引诱除了归还胶州湾外，主要是支持袁世凯政府、保障袁世凯的个人安全（这从反面证明了日本之前不支持袁世凯政府，一心谋害袁世凯）。二次革命后，许多革命党人流亡日本，集合留日学生和部分日本人，进行反袁活动。日本代表承诺一旦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严格取缔在日本的反袁活动（这也反证了日本政府之前支持反袁势力）。
在谈判桌上，陆征祥遵从袁世凯的指示，一味周旋，就做一件事：拖。
日本人也知道“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内容是狼子野心见不得光，因此希望尽快结束交涉，以免夜长梦多，引起国际干预。在谈判时间上，日置益要求双方天天谈判，全天不停地谈。陆征祥借口自己事务繁忙、身体不好，坚持每周就“二十一条”商谈三次，谈判时间为下午二时至五时，每次三个小时。日置益被迫答应。每次谈判开始时，陆征祥先请双方代表入座寒暄，说些天气、吃饭等无关话题，同时让侍从们上茶献烟，然后就桌子上的茶和烟再发一番评论。他安排的那些侍从们也特意稳步慢走，慢慢地点烟，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拖延时间。等寒暄品茶完毕，谈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在剩下的两个小时谈判过程中，不管日方代表如何危言厉色，陆征祥都和颜悦色，对提问未置可否，常常抓住一些细节发表鸿篇大论。陆征祥在外交界摸爬滚打几十年，外交技巧高超。他的外文说得比中文好，加上是上海人，说的官话中夹着上海口音和外国语法，让人听起来特别别扭。最神奇的是，陆征祥的说话拖沓是出了名的。比如，袁世凯曾一度提名陆征祥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去参议院发表见面演说时，竟然就家常话题和客套话讲了一个小时，让参议员们大跌眼镜，竟然因此没有通过提名。可以想象，日置益遇到这样的对手，既要费力理解，琢磨语句，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又抓不到陆征祥的把柄，不好发作。
对日置益来说，谈判是桩苦差使。对陆征祥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件苦差使。他这是在示弱，是在苦撑待变、以拖待变，实属万般无奈之举。但凡有强大的后盾，外交官是不会在谈判桌上不着边际地拖延的。袁世凯也很无奈，国家贫弱多事，强敌逼上门来。怎么办呢？
三
袁世凯不能直接拒绝“二十一条”，他必须借助外力来抵抗日本的压力，进而击退日本的侵略。横在他面前的首要障碍是，日本要求“二十一条”谈判秘密进行，绝对保密，不能向外界泄露只言片语。日本政府之前推测袁世凯可能的对策就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绝密”的谈判要求。
可是在1月19日，日本人自己就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刊登了日本公使与袁世凯谈话并提交重要文件的消息。22日，日本《朝日新闻》又印发号外，刊载了日本对华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虽然日本政府马上就以“有害两国国交”为由，禁止日文报纸转载和评论此等消息，禁止《朝日新闻》发行号外。然而同日，中文的《亚细亚日报》、英文的《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正在进行谈判。此后，零零星星的刊登上，中日新谈判消息的报纸越来越多。消息又是怎么泄露的呢？
消息是袁世凯政府有意泄露的。困守秘密外交的要求无异于作茧自缚，袁世凯自然不会迂腐地遵从日本要求。只有让外人知道了日本的强盗要求，中国才有可能争取到援助、抗击日本。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外交总长每次与日使会晤后，都要化妆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密通报谈判内容。北京城里最早获悉“二十一条”谈判的外国人之一芮恩施也回忆说：“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来同我就他们的困难进行商谈”，磋商“对付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的最好的办法”。《芝加哥日报》、《纽约时报》就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辗转获悉了部分谈判内容，分别在1月25日、27日介绍给了美国舆论。
日本方面见状，借口报纸登载了日本公使与中国外长的谈论内容，消息“系来自北京通讯”，强烈诘责中国方面泄露消息。袁世凯政府自然是矢口否认，并在交涉正式开始的2月2日发出关于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体泄漏消息的通告。
暗地里，袁世凯则采取了进一步行动。2月5日下午，他邀请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来谈话。袁世凯将日本的要求和盘托出。他首先向莫理循介绍了第五号文件的内容。袁世凯特别提到了日本要垄断中国沿海和岛屿；日本有权修造四条从南昌起始的铁路，袁世凯强调造的是日本人的铁路，而不是日本人为中国人建造的铁路；有关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意味着所有长江流域煤矿、铁矿的开采都受制于日本。这些要求都强烈侵犯了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利益。袁世凯认为日本要控制中国政府，最后说日本公使日置益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傲慢，坚持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
“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曾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理循意识到巨大的新闻价值，回去后立即整理了一份与袁世凯的谈话的备忘录。他认为，将材料公之于众、让西方对日本施加压力是中国免除日本要求压迫的主要办法。2月9日，莫理循主动与老东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第二天，端纳赶来了。莫理循把整理出来的消息给他、托付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2月11日，《泰晤士报》收到了端纳拍发的长达318个字的电讯。
不想，日本方面早就预料到了袁世凯会走媒体渠道、争取外援，事先让日本驻英大使出面向《泰晤士报》“解释”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西方政府知道中日开始新的秘密谈判后，美、俄、英各国纷纷向日本外务部要求获知具体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政府已经选择其中最为平缓的11条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没有一条涉及关键的第五号文件）。由于日本公布的11条要求都是对日本原有权益的必然扩大，并没有直接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所以并没有引起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关注。于是，2月12日《泰晤士报》只是以《二十一条要求大纲》为题刊发了特稿，谈了东北局势和与英国有关的长江流域的情况，并没有报道日本第五号要求有关内容。虽然莫理循在11日还把消息告诉了美联社驻北京通讯员摩尔，后者转告了美联社，但美联社把摩尔的消息扣了下来，要求告知消息来源，因为摩尔的消息和日本使馆“证实”的消息不符。
清末民初时期，来自中国的消息鱼龙混杂，夹杂着扩大和渲染的成分，所以西方媒体对披露“二十一条”内容的消息持怀疑态度。而对日本公布的“十一条”要求，许多媒体（包括《泰晤士报》）甚至认为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接受。
新闻战的第一回合，袁世凯政府出师不利，期望中的列强干预并没有出现。北京政府还“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硬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莫理循和端纳等人意识到，日本政府在有目的地蒙蔽世界舆论，于是建议中国政府公布日本要求的全文译本。2月15日，莫理循终于得到了官方拍照复制的“二十一条”全文英文译本。袁世凯终于决定公开日本的要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二十一条”曝光后，各国新闻哗然。列强政府纷纷抗议日本的有意蒙蔽。日本国内部分报刊也表示不满。迫于舆论和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月底将“二十一条”全文秘密通告了美英法俄各国。不过，它辩称第五号要求是对中国提出的“希望”，目的是增加中日友好。
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在2月5日、22日、28日三次由日置益专门提出交涉内容“泄密”的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大用新闻策略”，“如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日本要求中国严禁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甚至要求中国取缔报道相关新闻的报纸。北京政府反复声明“本国政府绝无利用报纸之事”。那么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袁世凯就指责日本自己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把内容泄漏给了日本报纸，“致中外报章纷纷注意，时为袒中袒日之论，以惹世界之揣测”！
四
袁世凯披露日本无理要求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期望中的外力援助能够适时到来吗？
借力打力，力从何来呢？袁世凯期望的外力首先是列强的同情和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列强忙于欧洲厮杀的时候，趁火打劫，想排挤列强、独霸中国，侵犯了各国的既得利益。所以袁世凯对于列强的干预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让顾维钧等人与美英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可他也没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列强身上，同时也积极开始对日外交，希望利用日本内部分歧化解中国外交压力，如果能够釜底抽薪，让“二十一条”消失于无形就更好了。为此，袁世凯向日本派出密使，甚至还向日本专家请教日本的政治体制问题，看日本政府是否能独立发动对华战争、天皇能否约束内阁的强硬要求。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消息披露后，国内民众救亡抗日的情绪高涨，成了期望之外的依靠力量。
中日交涉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各地一片愤慨之声，国内反日浪潮迭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各地，商家、学生和华侨各界，一致要求抗日——这在政治纷争的民国初年极少见。十九省将军由冯国璋、段芝贵领衔致电政府，表示强烈反日，“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贩夫走卒、挑水卖茶的，闲暇时也聚集在街头巷尾，“聚议中日交涉中之是非及华人如何救国之道，其状亦极迫切”。全国上下“茶坊酒肆公共会集之处皆有华人团坐桌间，攒首聚议最近之谈判消息，并悬拟日本将有何举动，声虽不扬，然颇激昂”。从2月2日到21日，总统府接到数百起有关中日谈判的文书，其中总统府顾问厅21件，洋务处14件，外交部23件；部员以个人名义递呈者117件，巡按使6件，将军43件，道尹30件，县知事200多件，普通百姓递呈者75件。
一开始，政府方面遮遮掩掩，对“二十一条”披露的信息很少，众说纷纭。民众要求政府立即披露信息，“国乃民有，非政府诸公所得私之也”，要求让国民都知道交涉内容。各政党、北京报界公会、商务总会纷纷上书或推举代表，请求政府尽快宣布如何答复日本要求。参政院就中日交涉问题秘密开会，质询外交当局，要求政府详细解释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被详细披露后，民众纷纷表示愿为国御辱，比如署名“浙江全体公民”的文章指出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虽在妇人孺子无不发指眦裂，愿与一战而死”。人们纷纷采取实际行动抵抗日本，最主要的就是抵制日货。日本在华商品倾销遭遇了极大困难。
反袁势力在抵抗日本问题上空前一致。二次革命后，黄兴一派没有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另立松散的欧事研究会。其成员李根源认为革命党应该暂缓革命，以便政府集中全力对付日本。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五位二次革命的领袖通电，除谴责袁世凯独裁专制外，表示要顾全大局，在国难当头之际停止反政府行动。日本代表在交涉中专门提出，如果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驱逐革命党人，不允许反袁势力在日本活动。许多革命党人获悉情况后，愤慨为日本所利用，纷纷离开日本。二次革命期间坚守南京与北洋军作战、遭到通缉流亡日本的何海鸣，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国，也不愿意继续呆在日本。
4月底，国内报纸披露日本提出修正案和最后通牒的消息，抗日救国的舆论热潮达到顶峰。人们一致要求拒绝日本，表示愿意毁家捐躯报国抗日。比如对日同志会称：“日本无礼要求，竟以通牒迫我，国耻民仇，无可再忍，务乞坚持抗拒，人民誓牺牲一切以为后盾。”
袁世凯对于出乎意料而起的全民抵抗热潮既想借助又要压制。北京各大报纸天天登载中日交涉新闻，言词激烈，情绪高涨，袁世凯并没有下令干涉。但他在给各省的电文中既表示“万难接受”日本要求，同时也要求各省军政长官稳定大局，防止社会动荡。袁世凯把外交视为政府行为，担心国内舆论会左右政府决策，也担心民众过激行为授人口实。好在，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开会表示要以稳健的态度、光明正大的言论报道中日交涉，引导民众。
袁世凯的主要希望还是在西方列强身上。在统率办事处致各地方当局的密电中，袁世凯期望的结果是“欧美舆论一致反对”，日本“受无数牵制，计不得逞”。
日本耍横，袁世凯是无力硬挡的。可日本这样做也是虎口夺食，趁欧美国家注意力都在欧洲战场的时候图谋独霸中国。引虎驱狼，引欧美力量遏制日本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对策了。他透过管道表达了对日强硬态度。如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向国内报告：“总统派人来告诉我，……他已毅然决定，对那些他认为蓄意侵犯中国主权的日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日本诉诸武力，他亦决不让步。”袁世凯得到的结果多少符合了他自己的预期。首先是日本的盟国英国对日本觊觎长江流域英国势力范围表示“关心”，然后是美国重申了门户开放的精神。在遏制日本扩张问题上，欧美国家和中国站在了一边，但在更大范围中欧美各国则需要仰仗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在维持东亚秩序问题上，列强和日本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列强被战争拖累，无力也不想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他们除了关切的询问交涉内容外，主要是“劝告”日本的扩张步伐不要迈得太大。芮恩施把欧美的做法形象地比作“等于在人家已经把门砰的一声关起来之后，我们才通过门上的钥匙孔悄悄地说上几句规劝的话”。欧美各国的外交微风，远远不足以让日本放弃“二十一条”。
相反，承受国际压力的日本则指责袁世凯“仍袭以夷制夷故智，求助于英美法俄，乃四国以日本代管东方利益故，咸有所顾忌，卒无以应，不得已拟利用各国新闻之鼓吹，藉以时论维制于万一”。为此，日本采取更强硬、更急迫的态度，加紧了对中方代表的催逼。
袁世凯派日本人有贺长雄秘密回国展开外交说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日本国内，明治维新的部分勋臣旧将还在，他们和退位的内阁大臣们组成了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元老势力。有贺长雄秘密联系了各位元老。他在给总统府参议曾彝进的电文中建议中国“宜以内政有种种困难为理由”，在东北和内蒙古问题上让步，但“声明第五号毫无让步之余地”。“日本若欲加以强制手段，诸元老必制止之。”袁世凯觉得这个要求还是太高了。随着“二十一条”内容全部公开，日本承受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尤其是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给日本工业重创。日本元老们普遍重视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重视对华贸易。为扭转“二十一条”交涉给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元老们纷纷出面，要求内阁做必要的让步，早日结束僵持不决的中日交涉。袁世凯在国内压制排日，传递“经济提携”的信息，也让日本元老派多少产生了共鸣。
五
4月26日，日本政府权衡利弊后，提出修正案，在“二十一条”要求上主动做了让步。
原来第一号第二款要求：“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现在第二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的“允诺”也改为了“声明”。第三款原为：“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现在改为：“中国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愿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资本家商议借款。”原来第四款要求中国政府允诺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现在是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同时加了一个附加说明：“所有应开地点及章程，由中国政府自拟，与日本国公使预先妥商协定。”
第二号原本要求中国“向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现在改为：“为发展彼此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经济关系起见。”其中的具体条款改动较多，比如第三款原来是：“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修正案中的第三款删除了“东部内蒙古”。又比如第四款原来是：“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现在整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允诺，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左开各矿，除业已探勘或开采各矿区外，速行调查选定，即准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以前，仿照现行办法办理。”修正案下面列明了日本在东北南部的九处矿地（石灰5，石炭2，铁1，金1）。再比如第六款原来是：“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现在改为换文，由中国政府声明以后如果在东北南部聘用外国顾问或教官，“尽先聘用日本人”。
第四号要求彻底改为：“按左开（注：条约是从右到左竖写的）要领中国自行宣布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对于关键的第五号要求，日本的修正案用换文和双方代表的“言明”来代替。
有关南方铁路问题，日本在换文中提供了两个选择方案：“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铁路之借款权，如经明悉他外国毫无异议，应将此权许与日本国”或“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借款权，由日本国与向有关系此项借款权之他外国直接商妥以前，中国政府应允将此权不许与何外国。”有关福建沿海岛屿问题，修正案以换文形式要求中国政府允诺，“无论何国”都不许在福建沿岸建设造船厂、军用蓄煤所、海军根据地和其他一切军事设施，中国政府不能以外资在该地建造上述设施。
另外，修正案要求中国外交总长“言明”：中国政府认为必要时，应聘请多数日本人顾问；中国政府“允准”日后日本国臣民在中国内地为设立学校、医院而租赁或购买地亩；中国政府派遣陆军军官到日本，与日本军事当局协商采买军械或设立合办军械厂之事。日置益则代表日本“言明”：“关于布教权问题，日后应再行协议。”中国接受修正案后，日本归还胶东港。
这个修正案虽然做了有限的让步，但依然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利益，亡我之心不死。
经过五天的考虑后，中国外交部在5月1日回绝了修正案，提出了“反修正案”，并且声明这个方案是中方的最后决定。中国政府对第五号有关的所有内容，全部拒绝，对其他四号中的要求也提出了修改。中国政府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南部居住、经营、租地，但不许永租，并要求日本人服从中国法律，和中国人一样交税，一旦出现争讼归中国官吏审判；拒绝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和日本合办农业及工业；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胶州湾，中国要参加日德和谈，更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日德山东战争对中国产生的损失。在反修正案中，中国也作了有限的让步。
六
中日双方的底线都暴露给对方后，交涉进入了简单的、是与否的“问答阶段”。
为了继续给袁世凯施加压力，日军以换防为名向大连、青岛及塘沽等地增派军队，进行武力威胁。但到5月4、5日，袁世凯坚持“凡属中国能够让步者，均已作了让步，但虑及中国主权和与其他外国条约之关系以及国内舆论沸腾等，终不能再作更多之让步”。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和国际舆论压力也到达了巅峰。日本元老派对内阁的“二十一条”严重恶化中日关系、导致日本在华经济损失强烈不满。他们对内阁失望之余向天皇施加压力，于是5月6日的日本御前会议由天皇“圣裁”，决定削除最关键、让中国反应最激烈的第五号要求。“二十一条”中最有杀伤力的第五号要求，因为日本的主动撤除，最终消失。
第二天（5月7日）下午3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整整交涉了110天无果以后，主动造访外交总长陆征祥，拿出了档案名《觉书》的最后通牒。
《觉书》要求除第五号各项“日后另行协商”外，限中国在48小时内完全接受4月26日日本修正案的其他所有内容。日置益警告说，日本在华军队已经蓄势待发，“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奉天（辽宁）日军备战。日本军舰游弋在渤海，对中国政府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接到日本的最后通牒后，袁世凯在5月8日午后召集国事会议，商议对策。在开会之前，被袁世凯政府寄予厚望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紧急会见了陆征祥。他带来了英国政府的正式意见：建议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期望的外援在最后关头抛弃了他。所以，在由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外交次长、参政院次长、秘书长等人参加的国事会议上，朱尔典的意见沉重打击了众人继续抵抗的信心。
袁世凯在会上发言，“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现在中国内外交困，“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曰：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要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通知日本公使馆，宣布接受最后通牒。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各地和各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惩办卖国贼陆征祥和曹汝霖。抵制日货运动非但没有减弱，声势越发高涨。更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最后通牒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25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及另附的十三件换文，共同组成了《民四条约》。这个条约虽然以二十一条要求为基础，但对1月18日的最初要求作了重大修正。“吾人如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霄壤之别。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部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率顺、大连租期至99年，直至21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都是丧权辱国的。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唐德刚着：《袁氏当国》。）
此举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方面是日本把独霸中国的野心暴露在阳光之下，另一层意思是日本人把动静闹得很大，实际收益却很寥寥。《民四条约》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中方的阻挠和各地五花八门的反对。比如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东北南部买地从事经济活动。东北军界和民间则树立了一条不成文的“惩治国贼条例”：未经政府许可将田地卖给外国的人以卖国贼论处，杀无赦。据说，这是袁世凯向当时占据东北的张作霖授意的对策。张作霖1915年时只有几千土匪改编的部队，千余支长枪而已。《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秘密资助张作霖枪械，帮助张作霖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张作霖在东北公开扬言：日本人如果敢走出附属地一步，中国政府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一直到袁世凯死后多年，有条约保护的日本人依然局限在东北少数据点中，形同软禁，根本谈不上什么扩张。
至于那些被中国各机关“聘用”的日本顾问，感叹：“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洪宪帝梦：中国还得有皇帝？
一
民国初年的种种混乱景象，尤其是因为国家贫弱混乱带来的恶果（比如二十一条交涉），让袁世凯陷入了沉思。人们原本以为民主共和制度能够让富强降临中国，可是两年多的翘首以待，连富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国家反而在贫弱混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为什么？
袁世凯脑子里的历史知识和传统政治让他得出结论：乱象起因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缺乏一个强权人物带领国家前进。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国家机器极端强大、皇权鼎盛时期的产物。王朝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强有力的控制，政令上下通畅，天下在贤臣名相的治理下四海升平。袁世凯就认为：“国力之强否，视其内政外交之若何；而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府之强固与否，而国体之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28页，转引自《中华民国史纲》）从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他就为强固政权而奋斗。清王朝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朝廷实权逐渐为汉臣和将领所分离。中兴也好，变法也好，新政也好，其中都有理顺上下关系、加强政权的考虑。可惜清朝做得不成功，被推翻了，给袁世凯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教训。所以，袁世凯从清王朝轰然倒塌的尘埃中疾步走出来，想的就是怎么加强自己的统治，用强权凝聚国力谋求发展，避免重蹈旧政权的覆辙。
但是总统当上了，袁世凯并没有获得预想的与国家元首相对应的权力。民主共和的政治设计让他很不适应，很不舒服。
革命党人为袁世凯设计了一个“虚君”之位，将强大的国会凌驾在总统之上。国会不仅拥有立法权，而且拥有高级官吏的任免权，行政机构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更重要的是，临时约法规定国会永远不被解散。在法律上，国会权力过大了。民国史家郭剑林说：“在国家机器运行的很大程度上，‘约法’体制远远地超过了保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责任内阁制所必要的互相制约机制和措施。它不仅能够限制袁世凯的个人政治权力和野心，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话说回来，如果国会能够切实履行好职责，管理好国家，让中国富强起来，国会权力过大也不会遭到多少质疑或非难。但残酷的事实是，国会自身一团糟，根本没运转好。暂且不说进入国会的议员良莠不齐、议员之间党同伐异，也不说议员们给自己开500元的月薪，单单就说对于国会这个新鲜事物怎么运转，绝大部分议员都搞不清楚。1913年全国大选产生国会后，议员们单单在选举议长采取记名投票还是无记名投票这个问题上，就纠缠了一个月之久。国民党要求记名投票，因为它占据议会多数，记名投票可以约束党籍议员，夺取国会领导权。共和、民主、统一等党主张无记名投票，这样可以方便他们挖国民党的墙角。在多次预备会议上，议员们哄闹、辱骂、退场，或者干脆就不出席会议。议会的低效和混乱，为袁世凯加强集权统治提供了反面论据。
袁世凯把民国初年的混乱，归咎为国会束缚行政，政府施政方针难以有效贯彻执行（潜台词是：政府的方针政策都是对的、好的）。他说：“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此不待国民督责，即返诸本大总统之良知，亦岂能一日即安者。……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最初和他搭班子的行政首脑是南北方都能接受的唐绍仪。唐绍仪执行临时约法，比较认真。袁世凯颁布命令，他都认真地副署，对于总统府的公文，如果觉得不行就驳回。在传统政治观念中，总理应该是总统的行政助手，是皇帝的宰相，但唐绍仪这个宰相不听从皇帝的指挥，三天两头要袁世凯“收回成命”或者机械盖章。袁世凯的随从见到唐绍仪来找总统都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到最后，袁世凯对有几十年交情的唐绍仪说：“少川，我老了，你来当总统吧。”唐绍仪也很苦闷，说“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终于在1912年6月15日的清晨身穿便服，悄然坐上一辆人力车，来到前门车站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车厢里，唐绍仪倒身就睡。中华民国的第一任责任内阁就这么成为了历史。
唐绍仪之后，袁世凯不允许强力内阁的出现。第二任内阁总理原本应该是外交总长陆征祥递补。陆征祥是技术官僚出身，没有根基，恰恰是袁世凯需要的新总理。可惜他在国会施政演说时，聊了半天家常，大谈特谈自己不会喝花酒因此不喜欢交际等事，遭到了国会弹劾，最后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职。陆征祥固然有自己不成熟的地方，但议员们意气用事，因为总理言语不当而将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第二届内阁全盘推翻，比陆征祥更不成熟。换上来的新总理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赵总理就职后，干脆把国务会议搬进总统府召开，行政事宜唯总统袁世凯马首是瞻。后来赵秉钧因为宋教仁案辞职，袁世凯力捧熊希龄组阁，鼓吹成立“第一流人才”的内阁，进行专家治国，实际上还是想把行政大权从内阁转移到总统手中。
袁世凯将行政权力收归己手的同时，尝试着把国会纳入自身政治框架之中。国会拥有的人事任免权、立法权和对政务的审核权，无不被袁世凯看做是强权治国的障碍。在心里，袁世凯希望国会能够发挥治国功用，多次公开表示尊重国会。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国会拥戴自己的基础上。当国会既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处处掣肘行政、时时鼓吹责任内阁制度时，袁世凯和国会很快走到了对立面。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国会酝酿着倒袁风潮。在袁世凯看来，手无寸铁的国会议员要通过一张纸推翻自己，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投票的当天早上，突然有上千名身着军裤、皮靴，佩戴着短枪的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将国会团团包围，叫嚣：“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休想出院。”他们中意的人就是袁世凯。这些暴徒没有冲杀进入国会，而是采取“游行示威”的合法方式，来向国会施加压力，说明幕后指使的袁世凯多少接受了点议会民主的“新”思想，创造出了这种“新旧结合”的方式。遗憾的是，袁世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中都落选了。示威者就堵着大门，不让议员散会，还驱赶了给议员送餐的家人。议员们忍饥挨饿，坚持到晚上九时，终于坚持不住了。在第三次投票中，袁世凯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丑闻传出后，上海、天津等地报纸多有不满表示。国务院即通电各省：“此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
191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典礼既不在总统府，也不在国会内举行。袁世凯选择在紫禁城太和殿宣誓就任民国总统，而太和殿正是明清两代皇帝登基的地方。袁世凯此举给人广阔的联想空间。既然民国了，“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议员宣誓”，应当是议长、议员坐北朝南，听取总统宣誓，以示尊重民意。可是袁世凯恰恰相反，他坐北朝南，议长、议员们排在左右两侧，像君臣上朝一样听袁世凯的宣誓。很多人将此看作是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暴露。袁世凯已经找出了国家贫弱的原因就是政府权力削弱，那么强权统治是必然选择。而强权统治往往会走向君主专制。同时，皇位对人的诱惑显然易见，袁世凯极可能此时就有了称帝野心。也许，典礼的安排表达了袁世凯对总统和国会地位的预期：总统操权天下，国会处于服从与辅佐地位。袁世凯要求议会制度为己所用，如果能协助治国当然最好，不然就强硬废弃。
争权斗争继续。国民党议员主持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了《天坛宪法草案》，坚持责任内阁，扩大议会权力抑制总统权力。袁世凯于1913年11月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和徽章。438名国会议员资格被取消，超过了参众两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至此，国会因为召集不到开会的法定人数，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遣送回籍。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此举获得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支持。他曾写信给各地方长官，陈述自己的意见。各地行政长官，多数面临和袁世凯同样的麻烦：受不成熟的同级议会掣肘，觉得施展不开拳脚。和袁世凯一样，他们多数人也是前清官僚出身，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很不感冒。袁世凯集权和强权的作法也代表了他们的意见。甘肃、山东、安徽等省民政长官还指控本地议会，“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由地方长官负责一切行政事宜。
但袁世凯毕竟沐浴了民主共和的阳光，不敢悍然推翻民主共和制度，需要一个代议制工具做自己的橡皮图章，于是指定了一个政治会议。在《政治会议开会训词》中，袁世凯抨击议会制度“名曰平等，实以少数人压制多数，名曰自由，实以少数人侵略多数，名曰共和，实以少数牺牲大多数之生命财产者也”。他再次强调国家的强大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国家强大与否和采取何种国体无关。在政治会议中，袁世凯又指定了60人成立一个约法会议。袁世凯要求他们“力谋国权之统一”，制订一部“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的新约法。这就是1914年5月1日由袁世凯公布、体现袁世凯意志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明确实行总统制，总统总揽大权，设置国务卿辅助总统，成立参政院作为总统的咨询和事后审议机构，而立法权又归属专门的立法院。整个制度设计，完全以总统为核心。袁世凯公布这一约法时乐观地预测：“今者《约法》改订，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之后，袁世凯大刀阔斧撤销了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了政事堂，让把兄弟徐世昌担任国务卿，安排北洋系各人掌握各部。新成立的参政院炮制了《大总统选举法》，由约法会议通过。这部法律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没有限制，让袁世凯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更要命的是，选举法还规定袁世凯临死前可以推荐新总统人选。它仿照清朝秘密立储的方法，规定由旧总统亲书候选人的名字密存金匮石室。如果说这个制度还有什么民主成分的话，那就是候选人有三个，由临时选举会在三人中挑选一人为新总统。
至此，袁世凯彻底粉碎了民国元年的约法体制和宋教仁等人的议会民主的努力，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将自己置于无冕之皇的地位。和晚清的同治、光绪、宣统等皇帝相比，袁世凯的权威和实力比他们都要强。这种强权统治一度也取得了效果。他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击垮了革命党人，将北洋势力拓展到安徽、江西、江苏三个重要省份。而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广西的岑春煊等半独立人物先后被解除了实权，归顺中央。其他重要人物，比如盘踞湖北的副总统黎元洪、占据徐州的张勋、在山西割据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和东北胡子张作霖，在袁世凯的重压下战战兢兢，不敢违抗中央政府命令。民初历史进入了武装重压下最稳定的时期。袁世凯政府颇能依靠工商界，听取商会和商人的意见，起用周学熙、张謇等专家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建立健全经济法规和财政税收制度，国民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比如袁世凯政府鼓励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免征部分厘金。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年），民国政府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统一了货币。“袁大头”银元成了民国最坚挺的货币。
但是袁世凯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情况时有发展，中央政府的政令不能控制每一个地方；反袁势力始终活跃，而北洋系内部的骄兵悍将也开始削弱袁世凯的权威。袁世凯困惑了，自己都已经实现独裁统治了，为什么统治还是不稳，治理国家还是不顺呢？重要关头，他身上的陈旧思想和对现代政治的所知有限，产生了极为负面的作用。当时美国公使馆在报告中评价民国初年的袁世凯“眼光短浅……他除了旧政权的极端主义外，有关政府的事什么也不懂”。袁世凯把这些问题归咎为中央政府（也就是自己）的权威还不够，认为“再上一层楼”当皇帝就能解决问题。他不知道中国的贫弱和政令不通，说到底是因为民国接收的是清王朝的烂摊子，中央政府的底子是清王朝的行政班子，中国的问题是积累了近百年的大问题。把“总统”变为“皇帝”又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当然，其中也有袁世凯极其自私的因素。种种问题威胁他的地位，他老想保全地位，扩大权势。而皇帝无疑是最诱人的不二选择。
“这是一切为保留权力而挣扎的首脑人物的通病。”（［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
二
袁世凯有复辟帝制的趋势，当时的社会舆论怎么看呢？
说到社会舆论，不得不提美国人古德诺（Goodnow，Frank Johnson）和他的《共和与君主论》。古德诺和在“二十一条”交涉时为中国奔走的有贺长雄一样，都是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立人、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政治理论家（注意：政治理论家，并非政治家）。据说袁世凯的秘书顾维钧是古德诺的博士生；曾任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的王宠惠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古德诺的崇拜者，经他们两人推荐，民国政府聘请古德诺为顾问。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长的时候，聘任了古德诺。但古德诺尚未赴任，宋教仁就被暗杀了。
古德诺来华纯粹是担任政府顾问，并非袁世凯拉拢过来，更不是为鼓吹帝制而来的。
事实上，古德诺在华时间很短。民国政府和他签订的聘任合同期是三年。古德诺1913年到北京上任，1914年8月因为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聘任为校长而回国，1915年第二次短暂来华6周，总共在华时间不过一年半。
通过对中国局势一年半的观察，古德诺在1915年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这是一篇讨论国体与社会关系的学术文章。文章认为各种政体，不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共和制度，本身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关键是要和社会相适应。君主专制曾给人们带来痛苦，共和制度也能给人带来痛苦，世界上恶质民主随处可见。共和制度需要社会基础，而且是较高的基础。落后国家骤然实现共和，古德诺担心会出现权力斗争。“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是军阀和野心家们为了争夺权位，大动干戈，给社会带来破坏。中国就是落后国家，“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30
古德诺的纯学术推演，得到了杨度的赞成和宣传。杨度进一步认为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一方面是在民国体制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甚至不惜用武力来争夺；另一方面是现实证明，民国成立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杨度担心权威丧失，政局紊乱，竞争总统的战乱不可避免。“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宁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恢复君主制度，断了野心家的念想，再实现君主立宪，进行国家建设谋求社会进步。杨度对军阀混战的前景具有预测性，但是不能简单地把民国初期的种种问题的责任都推到共和制度头上（况且中国当时的民主与共和制度都是不成熟的）。杨度等人不明白，这些问题是千年王朝崩溃后社会剧烈变革产生的。
拿着国际权威的文章作大旗，杨度大肆宣传复辟帝制、君主立宪。不知道者还以为是古德诺的意思，说古德诺在中国宣扬复辟帝制。古德诺感到委屈，特意召开中外记者会，解释文章的本意；并在《京报》英文版上刊登原文，以正视听。但随着中国帝制复辟进程甚嚣尘上，古德诺百口莫辩，脏帽子戴上后摘不下来了。可怜他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时，声望与日后当选美国总统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不相上下，共和党也有意提名古德诺竞选总统。不想古德诺在中国复辟君主的“丑闻”传来，美国人对古德诺避犹不及。古德诺只能郁闷余生。
我们再说回杨度这个人。他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关系很好。在拥戴袁世凯称帝问题上，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本人也支持杨度挑头成立一个鼓吹复辟帝制的组织。于是，杨度联合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发起成立了“筹安会”。六个发起人当中，杨度是游离在各个政治派别间的书生，孙毓筠、胡瑛和李燮和是前革命党人、曾任地方都督，刘师培和严复是著名知识分子，都是社会名流，被称为“筹安六君子”。筹安会宗旨就是“筹一国之治安”，声明共和政治不适合中国，只有恢复帝制。他们广为散发《君宪救国论》的复辟纲领，还电请各地长官、团体派代表赴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各地复电还很活跃，不少人赞同复辟。当然，也有许多人反对复辟，要求政府取缔筹安会。袁世凯借口筹安会是自由学术团体，表示不便干涉，还派兵荷枪实弹保护六人住宅。袁世凯公开支持筹安会后，全国复辟请愿活动迅速升温，拥戴袁世凯的活动五花八门。
复辟请愿热潮中，不乏投机取巧的宵小之辈，但这股潮流多少体现了当时社会渴望国家富强、呼唤强权人物的心理。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让中国社会茫然之余只看到国家贫弱。正如孙中山先生承认：“一般不明白的人以为从前革命成功，即马上能享幸福。现在幸福未至，且内地也有乱遇之地方，人民谋生，比从前稍难。故不明白的人，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之善，因满清时代尚不至于此。”上海《时事新报》曾在1912年12月28日刊载社论《内阁制果能实行于中国否》，认为社会多数人没有排斥袁世凯，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袁世凯适合做强权总统。流亡归来的梁启超一派则直接鼓吹中国适合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主张中国现在“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呼唤一个强大的、运行良好的政府。比如日本和德国的立宪君主就把国家治理得挺好。梁启超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联合八位对方都督通电支持袁世凯建立总统集权制主张，要求赋予袁世凯否决立法和解散国会的大权。
袁世凯走向强权统治之路，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给期望社会稳定、秩序和发展的人们带来希望，因而能够容忍着旧事物的存在和袁世凯的独裁”。（朱宗震著：《真假共和》）但袁世凯知道，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复辟帝制，呼吁强权统治的许多人思想止步于接受一个独裁总统。社会上曾传闻北洋将领倪嗣冲、冯国璋等人向袁世凯秘密上表劝进，倪说：“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尽心，可寄将军于阃外。”表示北洋将军忠心支持袁世凯称帝。后来在社会舆论的指责下，倪嗣冲、冯国璋不得不通电辟谣，冯国璋甚至要和报馆编辑打诽谤官司。袁世凯看到即便是北洋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所以当一个湖北商人裘平治公开上书，敦请袁世凯“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时，袁世凯下令将裘平治查缉拿办，重申“共和为最良之国体，治平之极轨”，“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的就职宣言。
袁世凯本人对黄袍加身心存疑虑，但他身边的人早已闻风而动。社会上还有一批传统政治的践行者，他们老想着要当开国元勋，随着袁世凯称帝去谋取荣华富贵。其中就有袁世凯的瘸子长子袁克定。袁克定曾自诩为李世民，意思是说让老爹袁世凯开国，自己去创造盛世。结果他的能力全体现在了弄虚作假、蛊惑老爸称帝上了。袁世凯很在意日本人对自己称帝的意见，经常阅读日本外务省在华官办的中文报《顺天时报》。复辟活动开始后，《顺天时报》一改批评袁世凯的做派，天天刊登拥戴帝制的消息。有一天，袁世凯看到女儿包花生米的报纸，竟然是和自己看到的截然相反的《顺天时报》。原来是袁克定伪造了一份让袁世凯一个人看的假报纸。袁世凯雷霆大怒，重责了儿子。31袁世凯还看到中南海居仁堂梁上缠绕了一条浑身赤色的蟒蛇，见人不但不怕还很温顺地慢慢爬走。这种中国传统权谋中司空见惯的祥瑞，是袁克定从马戏团借来的。此外，北海曾挖出一块石碑，用篆书写着：“（宣）统失纲，洪（宪）命归。”袁氏祖茔守坟人报告袁世凯袁保中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四方，祖茔附近还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最离奇的是，祖坟附近突然出现了一块大石头，上写：“天命攸归。”不用说，全是袁克定的杰作。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教授认为祖父称帝“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世凯死前也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32
广东东莞人张伯祯看袁氏复辟轰轰烈烈，想献媚牟利。他伪造了从汉代四世三公的袁安-袁绍开始到袁世凯为止的《袁氏世系》，编造了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遇害后有一支子孙由东莞迁至项城的故事，宣称袁世凯是袁崇焕的后裔。顺德人罗敦曧也凑过来拍马屁，在书前题言：“袁氏四世三公，振业关中，奄有河北，南移海隅，止于三水、东莞，清代北转，项城今日正位燕京，食旧德也。名德之后，必有达人。”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很乐意把这本假族谱代呈袁世凯。中央政府各部的小人们，像见了宝一样，马上奏请尊祀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原庙”，大修北京城中崇文门外的袁崇焕墓。袁世凯也昏了头，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袁崇焕。一个拙劣的骗局经过众人之手，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顾维钧当过袁世凯的秘书，认为袁世凯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的称帝与袁家男子的寿命有关。袁家几代人没有活过58岁的。最长寿的袁甲三也才活了57岁。袁世凯已经55岁了，非常恐惧死亡，妄图通过称帝来逃过宿命。结果，袁世凯称帝后还是在57岁时死于全民讨伐声中。
权力需要、治国考虑、自私心理、小人蛊惑和部分社会舆论，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让袁世凯的复辟行动走向深入。1915年9月袁世凯下令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原本应该旷日持久的政治讨论，却因为袁世凯强权控制，采取短平快的幕后操作方法，快速选举、就地召集，投票表决是否赞成改变国体，取消了讨论。10月起，各省选举出国民代表，地方政府设置专人招待接洽，向代表们打招呼，地方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再把代表们招到官署中，大谈中国国情和君主制的特点，等于事先预定了投票结果。结果各地都赞成复辟帝制。12月11日，参政会作为国民总代表，举行国体总投票。结果1993名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人反对，没有一人弃权，没有一张废票。投票后立即开始“拥戴表决”，工作人员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所有人全都起立赞成，并且签署了“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奉天建极，传之万世”的拥戴书。如此闹剧充分表现了袁世凯对政治的两大理解：强权人物要强力控制局势；要有“民意”的包装。
不过袁世凯拒绝了参政会的拥戴——历史上的权臣篡位都得退让一番，以示谦虚，也烘托出众望所归勉力而为的意思。参政会深谙其中奥妙，赶紧再次上书拥戴。袁世凯这才摆出被逼上梁山的样子，“被迫”接受拥戴。袁世凯接受帝位的日子是1915年12月12日。第二天，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并发表简短演说：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后袁时代：民国从此成乱世
一
1916年元旦，正当“洪宪”元年粉墨登场、袁世凯皇帝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昆明校场举行了护国军誓师大会。护国军历数袁世凯“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条罪状，出兵讨袁。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是反袁势力汇合的平台——并非所有参加护国的势力护的都是“民国”，许多人是冲着反对袁世凯来的。复辟前，袁世凯身边就出现了许多反对的苗头，可惜没有引起他足够的注意。比如1915年年初，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逃离了北京，躲进了天津租界。原因是袁克定拉梁启超参与复辟。梁启超赞成强权统治，但不赞成复辟帝制。人是同样的人，国情是同样的国情，难道换上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种种问题吗？梁启超不这么认为，并且担心复辟帝制会再折腾中国一遍，打开潘多拉魔盒，祸害无穷。
不仅是外人，就连北洋系统内部的人，也对袁世凯称帝保留意见。比如不赞成复辟的北洋重将冯国璋找到了梁启超。他邀请梁启超进京劝袁世凯停止复辟。作为袁世凯的老部下，冯国璋和袁世凯进行了一番诚恳的对话。冯国璋直言南方有许多复辟帝制的“谣言”。袁世凯回答：“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的产生，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袁世凯接着说：“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也推心置腹地说：“南方谣言四起，都是不明白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各界都拥戴总统称帝，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如果说袁世凯对梁启超的躲避是无意忽视的话，那么他对冯国璋就是故意欺骗了。冯国璋相信了，还转告了梁启超。两人都以为热闹的复辟活动并非袁世凯的本意。当谎言被戳穿后，原本就反对复辟的受骗者会更加激烈地反对复辟。
复辟途中，把兄弟徐世昌劝袁世凯慎重：“凡事当熟计厉害，万一半途而废将何术以转囿。”袁世凯说：“国中有权力者岂亦反对此举乎 ”徐世昌回答：“段祺瑞从公最久，已首先反对，他可弗论。”原来，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也反对复辟帝制。内史监阮忠枢曾拉拢段祺瑞共同拥戴劝进，遭到段祺瑞厉声斥责。袁世凯亲自出面做的段祺瑞的工作。段祺瑞说帝制已经被人民抛弃了，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而他当年领头逼清王朝退位，现在怎么能拥戴复辟呢？袁世凯只问段祺瑞个人的真实心意。段祺瑞说跟随袁世凯二十多年了，不忍心看老领导成为千古罪人，请袁世凯取消复辟。袁世凯很不高兴，像对待冯国璋一样欺骗段祺瑞说没有复辟之意，还解除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务。此后，眼看袁世凯复辟在即，段祺瑞两次求见，袁世凯均称病不见。称帝后 ，袁世凯封爵超过百人，却没有段祺瑞，不知是不愿强人所难还是对他耿耿于怀。副总统黎元洪明确反对帝制，张勋、唐继尧、陆荣廷也没有明确表示拥护袁世凯称帝，而是模糊地赞同由参政会讨论。而汤化龙、张謇等立宪派则离开北京，消极合作。袁世凯对这些情况都掉以轻心，只是在军事上做了若干部署。比如将段芝贵调任奉天将军，控制东北；由王占元署理湖北将军，调任参谋次长陈宧为四川将军，带兵入川，监视两湖和西南地区。
护国战争爆发后，云南独立的消息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但他还是自信能够控制局势。除了给蔡锷、唐继尧等人夺职定罪外，袁世凯使了一招很传统的“釜底抽薪”术，任命滇军师长张子贞、刘祖武代理云南将军、巡按使，要求他俩押解蔡、唐到京治罪。他心想，即使张刘二人抵挡住了官位的诱惑，也能引起护国军内讧。不想，张、刘借机通电全国，揭露这是袁世凯一贯使用的“欲饴以利”的手段，表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兴斯义举”。袁世凯出师不利，更不利的是日本公开大力资助反袁势力。日本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使两广地区迅速宣告独立；又资助中华革命军在上海和山东起义反袁；并派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以及在越南的日本商人协助梁启超潜入广西转赴云南参加护国运动。33随着南方独立省份越来越多，袁世凯感到恐惧，开始认真筹措镇压。
客观地说，护国战争的声势很大，但实力非常有限。作为护国军主力的滇军讨伐部队也就几千人，战场仅仅局限在四川和湖南的南部。然而结果是，袁世凯不但没能镇压住这次小范围的叛乱，反而被护国军推翻了，原因在于他已经指挥不动北洋军了。
袁世凯先是让段祺瑞挂帅征讨护国军，段祺瑞接口“宿疾未愈”拒绝任职。暗地里，段祺瑞还和蔡锷互通消息，蔡锷潜出京城前就找段祺瑞商量过。段祺瑞在北洋系统内可不是普通的将领，而是能够影响其他将领的关键人物。段祺瑞“对于统兵将帅，威信犹存”，袁世凯派往前线的曹锟、张敬尧等人都暗中听从段祺瑞的意见，按兵不动。比如张敬尧表面上接受“洪宪皇帝”的封爵，私底下却以战备为名驻兵泸州拒绝出战。指挥不动段祺瑞了，袁世凯就希望驻扎在南京的冯国璋能够进京，主持镇压护国运动。受过袁世凯一次骗的冯国璋在长江下游招兵买马，俨然有割据之心，害怕被调虎离山，拒绝进京。3月，冯国璋还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给袁世凯发去了“取消帝制，义安人心”的密电。这五个人都是北洋系统内的地方实力派，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他们的联手逼宫，宛如当年袁世凯对隆裕太后的逼宫，对袁世凯的打击远比护国军要大。
当四川和湖南独立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决心。因为这两个省的将军都是袁世凯擢升的心腹、寄予厚望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宧出京前，跪倒在袁世凯脚下，感激涕零地表示支持复辟之心矢志不渝。湖南将军汤芗铭曾上表劝进，发誓“芗铭所部，为王前驱”，还公开率下属官员和“国民代表”，北面长跪，高呼：“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现在连他们都宣布独立、电催袁世凯退位了，袁世凯心里怎么能承受得了。
于是，袁世凯烧毁了收到的所有拥戴书和劝进表，被迫同意取消帝制。
袁世凯先把“退位”的消息告诉了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还邀请他们来中南海商议细节。散会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向全国拍发了，袁世凯突然下令收回电稿。徐世昌、段祺瑞闻言，担心袁世凯反悔，连忙返回中南海询问袁世凯为什么收回电文。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好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后，取消帝制的通电由徐世昌副署，向全国发布。这天是3月22日，距离洪宪开国只有81天。通电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袁世凯退位后还要做他的终身大总统，并且要求南北和谈，南方各省取消独立。结果，护国运动并没有因为一纸通电而结束，反袁势力也反感袁世凯贪恋权位的做法，一致要求袁世凯彻底引退。其中段祺瑞借口恢复责任内阁，要求袁世凯向他交权。袁世凯走投无路，被恐惧感团团包裹。
二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时年57岁。
袁世凯小的时候，叔叔曾问他有什么理想——就像所有长辈会问晚辈的那样。小袁世凯思考后很认真地回答：“愿流芳百世，毋遗臭万年。”临终时，袁世凯记起了儿时的志向，眼看自己必将遗臭万年，对围绕床前的家人坦承：“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
袁世凯的具体死因是什么？袁世凯身材臃肿肥大，153厘米的身高，体重竟然达83公斤，腰围超过3尺，“俯不能视双足”。他妻妾众多，时有纵欲，从光绪中期就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前列腺肥大。为袁世凯临终出诊的德国医生巴勒弟，记录袁世凯死前症状：“病人恶心、呕吐和腹泻，口中有氨味，齿龈也常发炎，口腔粘膜已经溃烂出血，且无法制止。患者嗜睡、抽搐、昏迷。腹胀痛、浮肿、不能平卧等，面部呈灰黄色。”可以说，一系列慢性病加上强烈的精神刺激，要了袁世凯的命。
袁世凯在1913年4月6日屏绝行人、大张旗鼓地从铁狮子胡同迁入中南海，此后忙于中央集权和筹划称帝，又害怕刺客暗杀，几乎没有走出过中南海新华门。袁世凯女儿袁静雪感叹：“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抬出中南海后，袁世凯的墓地成了大问题。首要选择是入葬项城的祖坟。但是袁世凯兄长袁世敦主持家政，恪守封建伦理，因为袁世凯生母刘氏的入葬风波已经和袁世凯断绝往来了。加上袁世凯是庶出幼子，袁世敦不同意袁世凯入葬祖坟。复辟前后，袁世凯的弟弟和妹妹都发表声明，和袁世凯断绝关系，不接受洪宪帝国的封赏，也不对复辟负任何责任。复辟让袁世凯臭名远扬，千夫所指，老家的族人对他避犹不及，哪里还会迎接袁世凯尸骨回乡安葬？最后，袁世凯被安葬在离洹上村袁宅约二里地的太平庄。“文革”期间，袁世凯的墓被挖，尸骨遭扬弃。如今安阳博物馆保存有袁世凯部分遗骨。
6月6日，冯国璋在第一时间于南京看到了国务院发来的“袁大总统薨逝”的急电。他捏着电报，放声大哭：“大总统这么一个英明人物，想不到会落到现在这样的结果！”作为一步一步艰难往上爬的汉族庶族地主子弟，袁世凯在近代变革浪潮中，饱经历练。“在几十年政治实用主义和权力追逐的过程中，袁世凯最初的本意，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东方民族国家，以便能够与西方抗衡。只不过，他所有的努力，最后皆被个人称帝的贪欲所烧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梅毅著：《革命与宿命》）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错误判断呢？秘书顾维钧认为：“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和顾问，但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新军和首任直隶总督而闻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是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顾维钧把袁世凯的失败归咎于对西方共和民主制度的无知：“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评价袁世凯是近代大变革时代的“边缘政客”：“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
三
话说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并非出于维护民主共和的考虑或者针对袁世凯个人，而主要是觊觎袁世凯的权势。他们都想取而代之。
袁世凯带着段祺瑞、冯国璋等一班小伙子打江山，好比是创业办公司。现在公司上市了，事业发达了，袁世凯成了董事长，小伙子们都成了董事小股东了。突然，董事长自己当皇帝了，要把公司交到子孙手里代代相传，那些等着袁世凯百年以后竞争董事长宝座的小股东们当然就不干了。冯国璋的心理就是这样，段祺瑞最后更是直接要求袁世凯交权。张勋、曹锟、张敬尧等人实力稍逊，却也有着割据一方当地头蛇的美梦。袁世凯称帝之所以引起北洋系统内部的反对，很大原因在于“家天下”的做法堵塞了部属们的权力之路。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开国史上的老问题：开国君主如何处理打江山的部将们？朱元璋的做法是大开杀戒，刘秀和赵匡胤的做法是用金银珠宝和虚官高位养着，杯酒释兵权。这两种做法对袁世凯都不适用。因为他的创业只成功了一半，还要依靠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去镇压反袁势力，用武力推行强权统治。如何既让日渐壮大的部将为己所用，又限制他们一味膨胀，是袁世凯面临的难题。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继续用宗法关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一份由总统府军事参议处散发给北洋军官的传单，不厌其烦地说道：“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今我北方军订互约三事，从者签名，不从者用武力对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有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有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当时的北洋军处于空前大发展时期，这份传单从反面证明了膨胀的北洋军并不像在小站时那样听从袁世凯的指挥了。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军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各个将军盘踞一方，露出了骄兵悍将尾大不掉的征兆。比如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镇压了李烈钧在江西的独立，出任江西都督，居功自傲，拥兵自重。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进据了湖北，要挟中央，抵制袁世凯任命的湖北都督段芝贵。而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多年，结党营私，势力迅速膨胀，逐渐形成了皖系的雏形。段祺瑞“侯袁氏任满而自代”，自信满满。而江苏都督冯国璋控制东南膏腴之地，李纯、王占元等以他为首，在长江流域拥有重兵，发展为后来的直系。袁世凯对这些人鞭长莫及，只能迁就。只是因为威望犹存，所以散布各地的部队还勉强听从袁世凯的指挥。
袁世凯自然看到了北洋军分裂的征兆，也下了一番工夫进行整顿。他强权统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对北洋军的控制。1914年6月8日，袁世凯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办事处以荫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为办事员，各人轮流值日，由半隐退的王士珍实际主持事务。这就抽空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长等人的权力，极大制约了段祺瑞势力的膨胀。同时，袁世凯认为北洋军暮气已重，决定由统率办事处编练新军，取名模范团。组建模范团有两大目的，第一是轮训北洋各部军官，抽调各师下级军官为模范团士兵，中高级军官为下级军官；第二是计划将模范团逐步扩大，直至最后改组乃至吞并旧的北洋各部。为此，袁世凯亲任第一期模范团团长，任命长子袁克定为第二期团长，分别以袁克定的亲信陈光远、陆锦为副团长。如此人事安排，很有让模范团成为袁家军的意思。第一期模范团毕业后扩编为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第二期毕业后编成第九师。段祺瑞眼看着袁世凯巩固兵权，喜新厌旧，干脆请假疗养，激化与袁世凯的矛盾。袁世凯就势以王士珍取代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这是1915年初夏的事情。半年后，护国战争就爆发了。袁世凯整顿北洋军的计划没完成，加上复辟激起内外反对，最终没能指挥北洋大军保住洪宪王朝。
袁世凯一死，北洋系统原先被遮掩着的内部矛盾决堤而出，再也没有强权人物能够维持北洋系统的表面团结了。事实上，袁世凯还没咽气，冯国璋就在南京召集没有宣布独立的各省将军开会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了。会上，有人要求抛弃袁世凯，有人激烈反对，大家连续争吵了五天，不欢而散。之后，北洋系内讧频发，直皖混战、直奉战争，打得不亦乐乎。
1916年6月后，直到1928年，民国成了军阀混战的大战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