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黎元洪曾经发表通电，把自己和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相比较：“沈机默运，智深勇沈，洪不如袁项城（袁世凯）；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艰苦卓绝，壹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但就是这么一个资质平庸、看似忠厚老实的人在大混乱时代两次出任总统，死后倍极哀荣。其中原因何在？是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吗？不是，黎元洪除短期执掌湖北政权外，无兵无卒，几乎是光杆司令。湖北话“黎”、“泥”发音相近，身宽体胖被称为“黎菩萨”，暗讽他身处高位、自身难保。要理解这个菩萨总统，我们必须把历史回放到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

    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一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晚，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焦头烂额。

    第二十一混成协下属的辎重队士兵在当晚8点，枪杀军官，冲出营房，起义了！

    前一天，黎元洪还参加了湖广总督瑞澂召集的会议，商议刚刚破获的俄租界革命党人据点案子，处决了三名首要分子，部署清查新军中的革命官兵。本以为武昌的革命势力遭到了重创，不想辎重队的起义还是点燃了革命火种，各部新军纷纷响应。更为严重的是，新军官兵的行动虽然是仓促的，但既定的起义方案早已深入人心。起义官兵按计划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垄断了武器装备，怎么办？

    47岁的黎元洪是个很敬业的军官，吃住都在军营中。辎重队起义发生时，他正在混成协四十一标军营中，得知消息后慌忙召集本协将校开会。会上，黎元洪做出了两项决策：第一、关闭所有还能控制的部队的营门，收缴武器，禁止人员出入；第二、部队遇到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革命党人退去则不追击，按兵不动，待天明再做计议。这两项决策不失为稳妥干练之举，远比瑞澂盲目的大范围清查革命官兵致使人人自危、激起兵变要高明得多。尽管技术上有优劣之分，黎元洪和瑞澂二人反对革命、维持清朝统治的立场是相同的。

    晚11时半，就在黎元洪焦急地期待这仅是一场小小的、不难平定的兵变的时候，工程八营士兵周荣棠翻墙跳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四十一标官兵一起去攻打总督衙门。黎元洪气急败坏，抽出佩刀，当场将高声呼喊的周荣棠杀死。

    城内的情形虽然没有如周荣棠所说的“革命已经成功”，但正显露出革命胜利的曙光。起义官兵公推楚望台当日值勤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指挥官，引导反正的炮兵进城，步炮协同向总督衙门发动猛攻。湖广总督瑞澂闻风丧胆，在后院挖墙逃跑了。占领督署后，起义官兵开始进攻没有响应起义的清军军营。午夜时分，四十一标营地接连落下重炮。起义官兵对该标发动了进攻。

    远近炮火印红了武昌的黑夜，越来越近的喊杀声让四十一标官兵心惊胆战。黎元洪知道胜负已定，长叹一声，下令打开军营大门，允许官兵逃生。命令一出，早已丧失斗志或者倾心革命的官兵们鱼贯而出，一哄而散。黎元洪夹杂在乱军中逃出营房，不敢回家，就躲入参谋刘文吉家中。

    天亮后（10月11日），起义官兵控制了整座武昌城，迅速展开善后。当天午后，工程营士兵马荣发现了黎元洪的一个佣人，拦住盘问得知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随即带领一队士兵前往刘文吉家。后世盛传黎元洪是躲在床下被起义官兵揪出来的，宣扬黎元洪的恐慌和懦弱。“床下说”最早见于反黎报纸《震旦日报》1912年春攻击黎元洪的社评，并没有切实的证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黎元洪的确躲在刘家的卧室里，见士兵们荷枪实弹涌进房间，以为是来杀自己的，颤巍巍地问道：“各位弟兄，黎某自问不曾亏待过大家，为何要取我性命？”不想，士兵们七嘴八舌道：“协统勿惊，我等是来迎接您出去领导革命的。”这一回答让黎元洪更害怕了。他又摇头来又摆手，连连说道：“不行，不行，造反是要杀头的，莫害我，莫害我。”说着，他竭力和士兵们拉开距离，一会儿躲到蚊帐后面，一会儿绕着大床和士兵们玩躲猫猫游戏。最后还是马荣急了，拉响枪栓，威胁黎元洪：“你再不跟我们走，我就开枪了！”黎元洪这才极不情愿地随着众人，前往湖北省谘议局。

    谘议局里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已经推举黎元洪出任了湖北都督——这个革命首义领袖的头衔是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源。问题是，人们为什么甘心让一个“反革命”的前清将领来做革命的领袖呢？

    二

    黎元洪能够走上革命的风口浪尖，主要是由他个人作为和声望决定的，同时也和当时革命党人内部的派系之争分不开，更拜仓促的起义形势所赐。

    首先，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晚清社会，文恬武嬉，满目腐朽景象，黎元洪却是另类。

    黎元洪同治三年（1864年）出生于汉阳中等偏下人家。父亲黎朝相投军，一步步升到把总一职，但老实本分，并没有多少收入。相反，由于常年行军在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黎元洪幼时，放过牛（别人家的），偷过菜（没被抓住过），就是没读过书，也就走不了科举做官的路子。之后父亲黎朝相接黎元洪到驻所直隶北塘读了几年私塾，但是黎元洪读书取仕的心思早没了，却立下了从军的志向。1883年，黎元洪考进天津水师学堂，开始了军旅生涯。34

    出身普通家庭、没钱没势又老实做人的黎元洪之后在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的晚清官场能够稳步高升、平步青云，而没有被摁死在体制之内、蹉跎一生，除了他选择了能力要求比较高、考核比较透明的近代军队外，黎元洪本人的能力和品德起了主要作用。首先，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条件苛刻，学习要求严格，不是纨绔子弟和懒散之徒能够容身的。水师学堂学制五年，其中海上实习一年，每年考试淘汰不及格的学生。黎元洪在学校里学得了过硬的轮机驾驶和修理技术，而且为人忠厚，尊敬师友，常常为同学承担过错，得到了严复、萨镇冰等老师的赏识，顺利毕业。水师学生生涯正是黎元洪个人品性养成的关键时刻。入学不满月，父亲黎朝相病故，黎家断了经济来源。黎元洪作为长子，上有母亲下有弟弟妹妹，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的收入，只有每月四两银子的学校补贴而已。用这四两银子，黎元洪养活了全家。在学校里，他生活俭朴，埋头读书；每次回家探亲，他都徒步走完从天津学校到北塘家里的百里路程。当时水师内部的风气极差，赌博、吸毒、嫖妓成风，黎元洪洁身自好，获得了上下一致赞赏。

    为什么“不合群”的黎元洪能够被上下接受，脱颖而出呢？即便是再黑暗腐朽不过的体制，也需要黎元洪这样出污泥而不染的另类。清廉正直的另类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黑暗体制的“光明”和“正义”的一面。它需要树立典型作为宣传榜样，越黑暗就越需要树立正面典型。黎元洪的勤奋好学、正直清廉，说明他对所处的体制抱有希望，真心拥护现有体制。黑暗体制的光明另类，往往是黑暗体制最坚定的捍卫者。黎元洪和晚清体制的关系就像海瑞和晚明体制的关系一样，前者拥护、捍卫后者，后者则离不开前者。

    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被授予六品顶戴——父亲黎朝相用了一生时间才换来六品顶戴。1894年，黎元洪已升为五品官，任南洋水师“广甲”号的二管轮。这一年，广甲号北上，和北洋舰队一起接受朝廷的检阅。检阅完毕，朝鲜战争一触即发，广甲号等北上舰只奉命加入北洋水师，为赴朝清军护航。不想日本蓄意挑起了黄海海战。激战中，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率舰临阵脱逃，结果慌不择路而搁浅。日军尾随而来，吴敬荣独自逃生，余下的官兵决定凿船自沉。船沉后，官兵们落海逃命。说来奇怪，黎元洪不会游泳，却在与大海拼搏了3个多小时后，安全漂到岸边获救。广甲号只有四名官兵获救，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个。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黎元洪赴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迎来了仕途的高峰。当时张之洞与袁世凯相呼应，在南京组建南洋新军。他对通晓近代军事、忠厚干直的黎元洪很欣赏，先是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任命他为南京炮台总教习。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带着一部分南洋新军和黎元洪等人同去湖北。对这部分力量进行扩编后，张之洞组建了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成为仅次于袁世凯北洋新军的湖北新军。35其中，黎元洪就是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二品官，是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湖北新军第二把手。张彪能力平庸，对近代军事知之甚少，很多事务要仰仗黎元洪的意见。此外，黎元洪还兼任新军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并兼管湖北水师，可算是能者多劳、一肩多任。

    作为湖北新军的创立者之一，黎元洪除了能力出众、工作出色让官兵信服外，个人品德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他关心官兵生活，从不克扣粮饷，坚持足额如期发放；专门建立被服厂保证军服供应——南北新军演习时，湖北新军军容就胜过北洋新军；鼓励士兵学习文化，对学有所成的官兵着意提拔；从不虐待士兵，对犯错士兵都交给执法官审讯定罪。让官兵感动的是，二品顶戴的黎元洪为了和官兵同甘共苦，坚持吃住在军营中，和官兵一起作息，就连过年也不回家，而是让家人到军营中团聚。

    黎元洪还得到了新军中革命官兵的好感。这得益于黎元洪尽其所能提携、掩护革命党人。黎元洪还是管带（营长）时，发现部下士兵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他作文书。一年后，黎元洪发现了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他只是示意刘静庵辞职，并不深究。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曾查出士兵杨王鹏、李抱良、廖湘云等人组织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日后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的前身）。黎元洪也只是将涉案的革命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而已。至于为革命官兵说情、保释等事情，黎元洪更是没少做，甚至对新军士兵剪辫的行为都听之任之。所以，在革命党人看来，黎元洪不是同志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革命党人回忆：“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黎元洪“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

    其实，黎元洪这么做远远没有到同情革命的地步。他更多的是不想大兴党狱酿成部队哗变。稳定重于一切，一旦部队骚乱就断送了仕途。黎元洪的行为充其量是和朝廷离心离德而已。

    后来，武昌革命党因为派系之争，迟迟推举不出胜利后的领袖，给了黎元洪以可乘之机。

    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机关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起义前半个月，这两个组织才实现联合。它们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和同盟会湖北分部领导人居正等人，都很年轻，缺乏声望，推举谁当领袖都不能号令中原，连服众也做不到。按同盟会所订《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第一条：“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就开始酝酿胜利后的都督人选。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人在职位上争执不下。而居正提议邀请黄兴、宋教仁来武昌领导革命，希望以外部的强大人选制止内部分歧。更多的人则希望推举湖北籍的有声望的人物出任都督，首选人物是时任北洋军统领的湖北人吴禄贞。36吴禄贞是革命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可惜远在北京，不可能回武昌领导起义做都督。

    这样，同样声望卓著的湖北同乡黎元洪就成了二号候选人。早在起义前的1911年4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洪山宝通寺开会，就讨论过推举黎元洪的可能。他们认为：“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会上，革命党人刘九穗认为：“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与会党人没有异议，但希望只是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等吴禄贞在北方率部起义南下后，再推举吴禄贞为正式都督。虽然有过提议，但是革命党人没有做出推举黎元洪的正式决定。他只是备选之一。

    最后，武昌起义仓促发生，首领四散而局势紧迫。武昌起义前，孙武在租界试制炸弹发生爆炸，被送入医院，无力指挥起义；蒋翊武被闻讯赶来的沙俄巡捕抓获，借机逃脱后躲藏了起来，起义胜利后不在现场；刘公也在汉口找了个隐蔽点藏了起来。起义领导机关被清朝官府破坏，武汉到处抓捕革命党人，起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

    起义胜利后，起义官兵迫切需要组织政权。但原先的领导层找不到了，声望卓著的黄兴、宋教仁等人远在上海。从武昌的革命军官中推举领导人、组织政权成了最现实的做法。10日晚间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的吴兆麟，只是名新军队官，声望很低，革命之前连参与领导层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他虽然是起义中的军事领导人、依惯例可出任胜利后的领导人，但吴兆麟坚定地拒绝当都督。另外革命同志也不愿意推举之前游离于革命阵营之外的吴兆麟当都督。至于率领部分新军起义的蔡济民、邓玉麟、熊秉坤等人，虽然是革命党人，可都是一些中层干部，缺乏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没有统领全局的能力和声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推举前清官僚的可能性迅速增加。

    环顾武昌城内，黎元洪成了不二人选。

    10月11日午后，革命官兵控制了武昌城，纷纷涌向湖北省谘议局，要求尽快建立新政权。起义各部军官和前清的议员们推举谘议局主席汤化龙主持商讨会议。汤化龙是立宪派，没有参与起义谋划，现在表白“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同”，并表示：“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汤化龙也拒绝当都督。他虽然只是附和革命，但他们这群立宪派议员在领导人推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吴兆麟作为起义总指挥接着发言，先说革命必胜，然后提议：“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吴兆麟提议，起义后的政权军民分治，将行政权力让给汤化龙。这里面可能有官兵不熟悉地方政务、缺乏相应人才的现实考虑，更有用权力妥协、争取立宪派支持新政权的目的。而推举黎元洪的原因，吴兆麟说了两点：一是湖北人，二是声望高，容易获得各省响应。还有一个原因是黎元洪作为在清朝官场有重大影响的高官和新军名将，容易被新军官兵和立宪派所接受，也容易争取尚在观望中的前清官僚。

    果然，吴兆麟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

    11日下午，黎元洪被逼无奈来到谘议局。革命官兵和立宪派立即宣布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主持大计。黎元洪马上跳了起来，甩着长长的辫子说：“兹事体大，务须谨慎，我实在不能胜任，请各位另请高明吧。”

    现场哗然，革命党人蔡济民当即痛哭：“昨夜多少同志牺牲，方有今日之光复，若因无人主持而功败垂成，何以面对死去诸同志？若黎协统再不答应，我便自杀以谢烈士！”革命党人朱树烈更加激愤，抽刀剁下自己一根手指，用血淋淋的断指指着黎元洪说：“你要再说一个‘不’字，我就和你拼命。”黎元洪闭目不答。革命官兵也不管他同意与否，着手组织政权，写好安民文告送到黎元洪面前要他签署。黎元洪连连摆手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翊东见状，提笔在布告上写了个“黎”字，张贴了出去。

    黎元洪在名义上出任了都督，实际影响却不小。“午后则见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黎元洪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人心为之大定。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

    这下，黎元洪算是上了“贼船”，名字上了布告，身子被软禁在军政府。愤然断指的朱树烈佩刀持枪，日夜监守着黎元洪。黎元洪面无表情、呆坐无语，既不说可也不说否，根本就不处理政务。他身体发福，如此一来活脱脱就是一尊菩萨。这是“黎菩萨”绰号的最初来源。都督不做事，蔡济民为首的谋略处就代行都督职权。

    蒋翊武从城外赶回，见到如此尴尬的情况，失声痛哭：“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脾气不大好的张振武则对吴兆麟说：“如今虽占武昌，然清廷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人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不如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壮声威，使一应旧臣皆为胆落。”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革命官兵大多年轻气盛，对不合作的黎元洪很不满意，然后希望以吴兆麟等人取代黎元洪。吴兆麟坚决不同意，认为黎元洪就是一言不发，一事不做，对大局也有利无弊。37还有一种意见是让革命后迅速赶到武昌的黄兴取代黎元洪。但以李翊东为首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说：“黎都督为我们所推举，出尔反尔，如何取信于人。何况赖黎都督的威望，人心始定，今日无故免之，人心必乱。”黄兴本人也不在乎名分，自愿居于黎元洪之下。所以，黎元洪这尊菩萨的都督地位反而巩固了下来。

    我们知道黎元洪是前清体制的另类，虽然不是死硬愚忠分子，可毕竟对清王朝有感情，多少相信那套体制和说教，难以骤然转变立场。然而时局的发展出乎黎元洪的预料。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当都督的第三天（13日）晨，湖广总督瑞澂率楚豫等三艘军舰和革命军进行炮战。结果，黎元洪看重的清朝水师被仓促组成的革命军打败，三舰中有两舰受伤，瑞澂自此逃离战场。看到革命节节胜利，黎元洪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让黎元洪真正成为了首义领袖，拥有了最强大的政治资本。

    当天，部分起义官兵对黎元洪的消极态度不满，革命党人甘绩熙持枪奔向黎元洪，扬言：“我就是不杀他，也得逼他表个态。”许多人跟着他一起来到黎元洪处。黎元洪见此，以之为台阶，对甘绩熙等人说：“年轻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这里呆了四天，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呵！”革命党人陈磊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您的辫子还拖在脑后。您既然是民军的都督，就该剪掉辫子，做个表率，以示决心。”黎元洪立刻回答：“之前，你们要剪发，我悉听尊便。现在，我还在乎一条辫子？”围观者闻言欢呼雀跃，马上找来工具，帮黎元洪将辫子剪去。辫子落地，黎元洪与众人相视而笑。晚上，黎元洪正式主持军政府的军事会议，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他开始真正行使都督权力。革命阵营也将湖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黎元洪这个前清将领。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谭人凤，组织隆重仪式，给黎元洪授旗授剑，慷慨誓师，“一时欢声雷动，革命军自黎公以至士兵，上下一心，自此始也”。

    事实证明，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对起义成功大有帮助。不说黎元洪执掌军政府后的执政效果如何，单就他以前清将领身份统帅革命军来说，就对前清阵营造成了不小震动，减少了革命阻力。武昌起义时，湖北新军并没有全部参加革命，很多军官躲了起来。军政府初建，面临巨大的军官缺额。“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湖北各地官绅，接到黎元洪以都督名义发布的电文，纷纷附和起义。“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黎元洪在前清阵营的声望和地位，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黎元洪还利用在前清的人脉关系策反前清将领。虽然他寄给张彪的劝降信被张彪当场拒绝，但他成功策反了清朝海军提督萨镇冰。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在学校时很欣赏黎元洪，现在正奉清政府之命率海军军舰进攻武昌。海军大炮对武昌城威胁很大，革命军没有炮台可以与之抗衡。黎元洪就写信给老师：“老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元洪再三考虑，才接受此职。希望老师爱惜百姓，也希望老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萨镇冰为之动容，下令海军向岸上空地开炮，不久即脱离舰队，听任海军在九江起义。

    起义爆发后，清朝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顺道去洹上村拜访袁世凯。荫昌乐观地认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

    张振武案：诬陷案背后的黎袁斗法

    一

    黎元洪虽然做了革命首义的领袖、被天下人看做是缔造民主共和的元勋，但他的脑袋中有多少民主共和的思想呢？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的宣传偏重于类似改朝换代的反清宣传，并没有深入民主共和的观念层次。即便是革命党人内部，对于什么是民主共和、中国应该怎么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能说清楚的人也寥寥无几。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出身，又在清朝官场中熏陶多年，自然将革命的胜利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剧变的反复，过多关注于局势的改变和个人地位的提高。中国政治史和从政经验告诉黎元洪，在大变革的动荡时代，实力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起义后的近两年时间里，黎元洪雄霸武汉，做着“湖北王”的美梦。

    民国政府北迁北京后，黎元洪继续担任副总统，并兼任参谋总长。按说他应该去北京就职，袁世凯也多次催促黎元洪北上，但黎元洪坚决不愿意放弃湖北都督的实职。他在武汉宣誓就任民国副总统，遥领参谋总长，仍任湖北都督。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权力设计。副总统的本质是候补国家元首，一旦总统出缺，副总统及时递补，避免政治动荡。在王朝时代，这个角色就是太子，是储君。太子也好，副总统也好，设计这个角色的本意就是让他和最高领导人同心同德，安于虚位，不能越权也不能分割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样，整个权力结构才能稳定。但黎元洪是声望卓著、掌握军队、控制地方的实权副总统，是有能力威胁袁世凯总统地位的隐患。参谋次长陈宧等人就一再提醒袁世凯：“纵观世界，尚无副总统领兵驻外的成例。美国为共和楷模，其副总统不仅驻京，且兼任上议院议长。对黎元洪亦当如此。”但黎元洪坚决不来北京，而是要牢固控制湖北地区，北洋系统暂时对他也没有办法。黎元洪此举，在民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一个地方实权人物藐视中央、觊觎大权的先例。不过话说回来，在民主共和观念处于皮毛阶段的民国初年，黎元洪的心理是种普遍心理，不是特例。

    黎元洪在湖北都做了些什么呢？一是抬高武昌地位，突出自己。武昌是首义之都，辛亥革命期间独立省份都以武昌为革命首都。武昌地位的提高就是黎元洪地位的提升。黎元洪要求以武昌为新国家的首都，要求在武昌召开独立各省代表大会。一度，独立各省曾有将新政权设在武昌、立法机关设在上海的打算；黎元洪本人在临时总统竞选中一度胜算很大。后来，孙中山归国后，形势大变，附和黎元洪的人大大减少。武昌最终没能成为首都。二是强化对地方的控制。黎元洪在短时间内，就在武汉编组训练了四个师六万人的庞大军队，对于不支持自己的官兵或者外省援鄂部队则大力裁撤。和历代军阀一样，他要建立忠于自己的军队，禁止官兵参加任何社团，已加入者必须脱离；命令各师开设精神讲话处，教育士兵们“不干外事”、“效命疆场”，服从命令听指挥。

    革命胜利后，武汉各派系内斗激烈，在权力分配和政治建设上分歧频出。这给黎元洪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共进会的孙武主持军政府军务部，权力欲膨胀，独断专横，和同志关系恶化，处境孤立。孙武为了巩固权力，主动依附黎元洪，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需要强有力的革命党人的支持，与他一拍即合，在裁撤起义部队、打击异己方面“合作”愉快。在民初组党热潮中，黎元洪、孙武也组织了一批前清官僚和民国地方人物，在上海成立了“民社”，以黎元洪为社长。1912年2月28日，遭到黎元洪和孙武裁撤的官兵，以共进会内部团体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文学社部分成员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发动了兵变。乱军一度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乱军情绪激昂，却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有的要求推翻孙武，有的要求连黎元洪一起推翻。孙武此时已经逃奔汉口。留在城内的黎元洪对专横跋扈、分割自己权力的孙武也深深不满，借机将斗争矛头引导向孙武。他宣称“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即孙武）做的”，把不满引燃到孙武头上。黎元洪借口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趁机改组军政府，降部为司，将孙武一系的干部全部撤免。事后，孙武主动引退，淡出政坛。黎元洪又反过来追究兵变的责任，诿罪文学社，斩杀十几人。至此，黎元洪牢牢控制了湖北。

    此时的几件小事，能够暴露出黎元洪的“思想认识”或者说是“理论水平”。 上海《民立报》曾发表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是1912年9月25日发生的真实事件。但黎元洪立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了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并准备立即“正法”。后遭到上海媒体的抗议，改判两年监禁。武汉本地的《大江报》屡次发表揭露湖北军政界腐败情况的文章，主笔为何海鸣。黎元洪又派参谋带兵执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查封大江报社，逮捕工作人员三人。何海鸣闻讯逃往上海。黎元洪还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图谋不轨，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二人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就地正法”是曾国藩的创举。自古杀人需要严格的程序，获得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首开先就地杀人后上报追认的做法。现在是民国了，黎元洪的司法观念还是清末的那一套，竟然公开要求各地“就地正法”某人，丝毫没有法律意识。民初的媒体非常发达，各报骂人不断。黎元洪此举正好给各报提供了痛斥的靶子。《民心报》就发表蔡寄鸥的文章，斥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元洪大怒，又要将蔡寄鸥“就地正法”。幸好蒋翊武等人再三求情，才以《民心报》停刊了事。后来，黎元洪本人也认识到了“就地正法”四字的荒诞之处，在编辑《黎副总统政书》时将其一律改为“严缉法办”。

    不过，黎元洪还真做过“就地正法”的事情。在逮捕要求改组都督府的武汉改良政治团负责人祝制六时，黎元洪就下令将祝制六押解到武昌汉阳门码头时即杀害，与此相关的同盟会员也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在狱中被杀。民国建立时，黎元洪宣称过司法独立，但那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那些掌握实权的民初人物一样，黎元洪穿着民国的衣服，身子却还是民国之前的。

    二

    在反对黎元洪的众多人物中，首义元勋张振武是个重要人物。黎元洪和张振武的恩恩怨怨，将各人的缺陷和民初的乱局都“拧”在了一起。

    张振武是个为了革命不顾一切的人，为探索救国之道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又是共进会的重要人物。为了革命，他变卖了家产，四处奔波，即使在杀声一片的白色恐怖中也为筹划武昌起义毫不停歇。可惜的是，张振武革命多年，却不知道“革命”始终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个胸无城府、鲁莽向前的革命闯将，一直没有成长为革命政治家。这注定了他的结局是悲惨的。

    起义爆发，张振武热烈拥抱革命，以军务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军事行动。他经常亲临前线，巡视战况。凡有军队自武昌开拔，都先到都督府集合，请“张副部长”训话。张振武这么做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在黎元洪和孙武看来，则有越俎代庖之嫌。（张振武身上肯定也有权力梦想和表现自己的欲望，只是不知道隐藏罢了。）孙武和他共事多年，尚能忍耐。黎元洪稳重内敛，和张振武个性相差悬殊。张振武的许多行为，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不情不愿。张振武当面予以训斥，几次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声言要杀掉黎元洪以免贻误后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黎元洪肚量没有大到能将生命威胁置之度外的程度。武昌战事一度不利，北洋军炮轰武昌，黎元洪在11月10日夜间收拾行李，准备出城暂避。张振武知道后，直奔都督府，斥责黎元洪不守诺言，不准他出城，还安排人手看住黎元洪。在军务部部长孙武的支持下，黎元洪还是在12日黎明率人出走。都督走后，张振武坚守武昌，再次扬言：“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黎元洪再次记恨在心。革命胜利后，黎元洪成了副总统。今非昔比，张振武却仍然当他是临时推举的“黎菩萨”，每次见他都满带荷枪实弹的卫队，多次对黎元洪横眉竖目，甚至拔枪高叫：“若非我们拉你出来，你焉有今日？”黎元洪和张振武的关系如何能好？

    黎张关系恶化还隐含着争夺革命首功的问题。首义领袖的身份是黎元洪最重要、最强大的政治资源。张振武老把逼黎元洪出任都督的事情挂在嘴边，揭黎元洪的老底，动摇了黎元洪的政治根基。这可能是黎元洪最不能容忍的。

    当然，张振武可能有居功自傲的狂妄，但并非要和黎元洪抢夺首义领袖的宝座。事实上，他脾气如此，不仅和黎元洪关系不好，和同盟会、共进会的老友们，关系也不好——这使得他一旦处于危险境地就会孤立无援。革命胜利后，利益分配难免出现偏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内阁中没有一个武汉方面的人物。武昌首义军官在战后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纷纷指责主持临时政府军务的黄兴不公。张振武把对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不满表现了出来，在和同盟会元老吴稚晖见面时，动辄绾起袖子，挥动手臂，叫嚷着黄兴办事不公平。他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抨击临时政府官员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而权利却都被你们拿去了”。如此表现，自然把同盟会诸位都给得罪了。

    张振武被派去上海为湖北起义军购买军械。他是革命的猛将，却不是洽谈商务的能手，将购买军械一事搞得一塌糊涂。由于日本商人捣鬼，张振武购买的枪械质量问题严重。“所购之枪业已试验，内有坏枪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黎元洪对从上海运来的废铜烂铁很生气，更生气的是张振武的交易账目混乱。“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张振武还以经费不够为由向孙中山、黎元洪分别请求追加款项。南京和武汉的财政都很困难，没有拨款给他。张振武就擅自挪用购买铜圆的40万两白银，填补购买枪械的不足。黎元洪极为不满，批评张振武挥霍公款，电召他迅速返回武汉。张振武屡次抗命不回，还拨出购买的第二批枪械的一半，运往烟台，支持山东革命党人。当时山东局势紧张，在张振武看来天下革命兄弟是一家，支持山东同志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此举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湖北驻沪代表、共进会骨干杨玉如就向黎元洪告发张振武转移枪械、意图逃走。在黎元洪的严词训令下，张振武不得不返回湖北。

    黎元洪在1912年3月召开了特别会议，清查张振武的账目。张振武有没有贪污呢？从张振武娶妾9人之多、死后留下白银超过1万两来看，张振武的经济情况确实需要自我澄清。但他采取了激烈的抵触态度，对黎元洪大发雷霆：“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现在已经安富尊荣了，你也清起我们的账目来了。”调查就此搁浅，此事不了了之。

    有张振武这样居功自傲、脾气暴躁的部下，黎元洪头疼死了。

    袁世凯就在此时抓住了武汉政局的乱象，寻找插手机会，力图将黎元洪“请”出湖北。他主动向黎元洪示好，说民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一体，小黎你不要见外啊，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焦头烂额的黎元洪接受了袁世凯的好意，既然管不了张振武，就干脆将他和孙武、蒋翊武等首义功臣推到北京，让袁世凯安排。其中张振武被黎元洪举荐为东三省边防使，黎元洪还许诺让他率一镇鄂军赴任。这是黎元洪犯的第一个错误。原本他和张振武等人的矛盾是湖北内部矛盾，好坏都由他们双方决定，现在拉进来了袁世凯这个第三方，变成了三方关系，黎元洪操控的难度更大了。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黎元洪乐观地希望袁世凯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对付张振武。可是，觊觎湖北地盘的袁世凯凭什么帮助黎元洪呢？

    球，黎元洪踢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却没有接。张振武等人进京后，袁世凯将他们统统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张振武还多挂了一个没钱没兵没办公场所的蒙古屯垦使的头衔。张振武向袁世凯讨兵要钱，得不到答复。袁世凯此举事实上将湖北内部矛盾抽到北京，让它继续发酵激化。张振武等人在北京无亲无故，施展不开拳脚，只好返回武汉。回到武汉后，张振武要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多次向黎元洪索取经费。黎元洪之前又答应过给他一镇鄂军，张振武就宣布要自组一镇军队开赴蒙古，收罗被裁撤的军官建立将校团。他慢慢聚集了一部分武装，还成立《震旦民报》组织反黎舆论。黎元洪没想到事情会越来越难办，更想不到这是袁世凯不露声色的杰作。

    1912年7月底，袁世凯找到湖北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请他们回武汉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热心的参议员们不知是计，欣然返乡。8月2日，刘成禺、郑万瞻做东，在汉口嘉宾楼宴请孙武、张振武等湖北将校50多人。两位参议员说明为调解内部冲突而来，指出各人的矛盾由误会而起，被坏人挑拨离间而成，希望大家消除意见。于是，孙武、张振武各自作了检讨，并在5日发表了由包括两名参议员在内的15名证明人署名的会谈布告，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发生矛盾。黎元洪也请两位参议员出面调解与张振武的矛盾。经过调解，黎元洪和张振武的矛盾也得到了缓和。湖北局势貌似好转。袁世凯电邀张振武和两位参议员返京。张振武抱着回京大有作为之心，与刘成禺、郑万瞻一起进京，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行。行前，黎元洪赠与张振武旅费4000元，并诚恳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

    在两位参议员调解的同时，袁世凯的秘密信使给黎元洪送来了一封代拟的电报稿。这份由参谋次长陈宧和黎元洪幕僚饶汉祥一起起草的秘密电报，以黎元洪的口气请求袁世凯在北京捕杀张振武。8月13日，黎元洪发出了这份名为“真电”的电报：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又是要求将张振武等人“立予正法”，黎元洪的法律观念依然淡薄。当然，袁世凯和黎元洪给张振武还是罗织了多项罪名：贪污巨款；结党营私；勾结土匪；蛊惑人心；操纵舆论等等，认为他简直是“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的大恶人。纵观张振武的历史，这些罪名把他的相应缺点都给夸大了，是典型的诬蔑。但黎元洪看着很解气，阅后即签字，欲置张振武于死地。

    黎元洪之所以发出袁世凯方面代拟的电文，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相信袁世凯是站在自己一边，能把杀张一事办得干脆利落。

    13日晚，袁世凯收到黎元洪的密电，亲自找出密电本破译。他命令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遵照”黎副总统命令办理。

    蒙在鼓里的张振武在北京频繁交际，联络感情，开始为日后开展工作做准备。他晋谒袁世凯，建议加强边疆国防，主张在满洲、蒙古、新疆要地屯扎重兵，派遣一位很有威望的将军率精兵长期驻扎，授予这位将军以军事、政治、外交上的权力。自然，他所说的这位将军就是自己。8月 14日，他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共和党两党要人，希望大家化解党派意见，共同建设国家。

    1912年8月15日晚，张振武赶了两场宴会。晚6时，河南将领王天纵宴请北方和湖北来京将校50多人，张振武参加了。晚8时，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校做东，又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他推段芝贵坐首席，陈宧次席。这陈宧就是幕后阴谋的策划者之一，而段芝贵怀里就装着处决张振武的军令。宴会还没结束，段芝贵即借口有事告辞，其余北洋将领也纷纷离席。张振武没有觉察出异常，和剩余的人欢宴到晚上10时左右才散去。

    散席后，张振武乘马车返回下榻的前门外金台旅馆。当夜，与张振武关系密切的、原江西援鄂军协统冯嗣鸿的马车打头，张振武所乘马车第二，湖北参议员时功玖的马车居后。回旅馆，车队需要经过从东交民巷到西交民巷之间的三道栅栏门。第一辆马车进入栅栏后，暗处突然窜出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拦住马车绑住冯嗣鸿。冯嗣鸿和张振武都是瘦长身材，一个军官就问：“你是不是姓张？”冯说：“我不姓张，我姓冯。”军官连说错了错了，令士兵给冯嗣鸿松绑。这时，张振武的马车进入了栅栏，栅门突然关闭。人群嘈杂声中，冯嗣鸿和被拦在门外的时功玖听到一阵喧哗，有指挥刀斫马车玻璃声，随即张振武被五花大绑拖出马车，同车的随从和车夫被一并抓走。

    张振武一干人等被用大车解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沿途戒严，不见行人，马步兵数十人武装押送，显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抓捕行动。军队还突袭了金台旅馆，抓走了方维。

    张振武被押到执法处后，处长陆建章亲自迎接。张陆二人还寒暄了一两句，陆建章随即出示了黎元洪的杀张密电以及袁世凯的处决令。张振武指出电文是假造的。陆建章表示，总统已下令立即正法。张振武抗议：“不能凭空杀人！”陆建章表示爱莫能助，要张振武准备遗书。深陷突如其来、不能申辩的冤狱，张振武拿起纸笔很长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最后只是给黎元洪写了一封遗书，表示：“但恨不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张振武一度要求自尽，陆建章没有答应。陆建章本人对这次行动也心怀疑虑，本想拖延到天明，但陈宧从总统府三次打来电话，催促陆建章执行。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被捕3个小时后在执法处被枪杀，身中六枪。38临刑前，他对着行刑士兵怒喊：“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同时，方维也在城外被杀。

    两个小时后，即午夜3点，时功玖、孙武、邓玉麟等人赶到执法处营救张振武。陆建章已经入睡，被叫起。孙武等人质问陆建章张振武因何罪被抓。邓玉麟还表示要保释张、方二人，一切可循法律途径解决。陆建章打断众人说：“各位不必白忙了，张、方两君已经伏刑了。”并出示了袁世凯的处决令，说明一切都是按照军法程序进行的，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噩耗传来，孙武、邓玉麟、时功玖泪流满面，既悲且怒，愤然冲出执法处。

    时功玖恨恨地说：“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8月16日天放亮，袁世凯以执法处的名义在湖北将校下榻的金台旅馆门口和执法处张贴布告，公布处决张振武一事。布告全文抄录了黎元洪的来电，说明依照副总统来电将张振武罪诛。黎元洪原以为发给袁世凯的是一封“密电”，袁世凯不会公开。不想，袁世凯现在将黎元洪彻底出卖了，末了还赞赏张振武首义有功，对张振武的死表示惋惜，下令以上将之礼追赐。此布告充分说明了袁世凯处理张振武案善后的态度：将脏水泼到黎元洪身上。在杀张之后，袁世凯指使陆军部复电黎元洪，让黎元洪承担罪责、自请处分，电文如下：“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宽其小眚，乃复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踌躇再四，未便加以宽典，留此元憝，贻害地方，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此外随行诸人，已饬酌给川资，俾归乡里，以免株连。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杜渐防微，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请处分，应勿庸议。”电文撇清了袁世凯和杀张事件的关系，对黎元洪又打（所请处分，应勿庸议）又拉（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大总统袁世凯明确要求黎元洪自请处分，黎元洪顿时完完全全暴露在了被谴责的前沿。

    袁世凯阵营要以这枚炸弹轰开湖广的大门，扳倒黎元洪。正如15日夜陈宧和袁世凯谈起的杀张害黎的目的：“此一举可张大总统之声威，隳副总统之名望，人必谓张、方被戮，黎元洪杀之，非大总统杀之也。藉此可易湖北都督。武昌方面，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矣。”39

    三

    黎元洪原本怀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现在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终于领教了袁世凯的政治手腕。

    对袁世凯恨归恨，黎元洪难以面对杀张案招致的舆论谴责和内部压力，在善后问题上还必须仰仗袁世凯的帮助。袁世凯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就必须沿着袁世凯设计的路走下去。所以，他接到陆军部要求自清处分的电报后即表示：“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从优抚恤，伸生者得所，死者瞑目，……临电揽涕，咽不成声。”黎元洪表示只承担部分责任，主要是没把张振武的事情处理好，“辜负”了大总统和国民。在8月16、17、19日黎元洪连续发电，辩解杀张原因。他重申了张振武结党营私、颠覆共和的罪行；因为张振武在武汉密谋起事，这才将他“骗”到北京下手。但这些辩解还是难以平息众怒，黎元洪又不得不在25日以全体鄂军的名义发出通电，列举了张振武的15条罪状，考虑到张振武暗握重兵，迫于“军务长之凶焰，将校团之淫威”不敢将张杀于湖北而谋于京师。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定张振武是被黎元洪冤杀的。黎元洪一年来营造的缔造民主共和的领袖形象开始土崩瓦解，有关他揽权专断的负面消息开始泛滥。黎元洪对待首义元勋的做法大大伤了起义官兵的心，湖北政权内部开始解体，不再拥护副总统。孙武和蒋翊武跑去见袁世凯，要求颁给他们“免死券”，同时请辞总统府顾问职务，造成不良影响。40黎元洪对湖北的控制开始松动。之前对黎元洪评价不低的孙中山致电黎元洪称：“振武之诛，系由钩电。悲痛之下，肉颤心摧。”22日，同盟会宣布革去黎元洪同盟会协理职务，并开除党籍。新成立的以黎元洪为党魁的共和党，内部也掀起了反黎浪潮。

    也有部分舆论认识到张振武案的发生，是民主共和观念和法制意识没有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民国建立了，但法制难觅，人治犹存。《亚细亚日报》还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律相比，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前清对待革命党人还知道忌讳法律，所作的判决并不重，相反，民国人物却视法律为无物，可见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还很漫长。

    在名誉受损、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黎元洪反而更加需要袁世凯的支持了。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多数认为黎元洪以非罪要求杀人，违背约法。二十多名参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要求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复文说：“查此案情节重大，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候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复答。”袁世凯又把黎元洪推到了前面。

    黎元洪难以面对参议院的质询，还不愿意离开湖北到北京来，就委托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自己参加参议院进行答复。这明显是在请袁世凯帮忙遮掩。袁世凯于是授意段祺瑞在8月23日参加参议院的答辩。在答辩中，段祺瑞重申杀张是按黎副总统来电处理，坚持认为张振武是军人，应当以军法处置，不能按照一般国法走法律程序。段祺瑞企图以此为黎元洪和袁世凯开脱，却遭到了参议员们的反对。最后，段祺瑞固执表示，如果参议院不满意答辩，等黎副总统有详电来再详细报告。此后又有参议院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黎元洪领教了议会政体的力量，疲于应付，也领了袁世凯阵营帮忙遮挡的情。

    8月27日，张振武遗体由火车运抵汉口车站，2000多人恭迎灵柩渡江。28日，黎元洪前来志祭，亲写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在灵堂上，黎元洪失声痛哭，不知道哭的是张振武，还是自己吃的哑巴亏，又或是对都督府政治控制力大幅下跌感到悲伤。

    被迫离鄂：黎元洪搬进了瀛台

    一

    黎元洪中了袁世凯的套，袁世凯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黎元洪得罪了湖北首义官兵和革命党人，坐收渔利。而黎元洪在湖北的处境可就惨了。

    革命党人将黎元洪视作陌路人，湖北军界也因为张振武案和黎元洪这个都督离心离德。倒黎声音不时出现在湖北部队中，宋教仁案发生后，湖北局势更加动荡。黎元洪的对策是：解散军队。他解散了大批倾向革命或者反对自己的军队，结果军事实力大为削弱。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军队是乱世中最宝贵也是最后的政治资源。黎元洪自裁军队，靠什么控制湖北地方呢？开始是靠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留鄂的援军，可惜这些客军兵力薄弱，且不和黎元洪同心。所以，黎元洪只好又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北京的袁世凯。如果一个实权人物连维护统治都要仰仗他人，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黎元洪心中也顾忌北洋军染指湖北，起初只请求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八师师长李纯率步兵一团到武汉，“以资震慑”。袁世凯很愿意“帮助”湖北稳定局势，李纯率领精锐北洋军一部很快就深入湖北。这是1913年4、5月间的事情。北洋军控制了北方各省，相对于一盘散沙的南方革命军拥有优势，但南北双方基本维持南北对峙的状态，中间夹杂着黎元洪、阎锡山等旁观者。这次，黎元洪引狼入室，让北洋军深深地楔入南方，进一步扩大了北洋军的军事优势，等于是推了北洋军一把，使北洋军的势力全国化了，可谓是北洋军的恩人。李纯的一个团控制了湖北铁路沿线后，黎元洪觉得还是不能控制整个局面，就下令李纯“鄂省下游不靖，地面空虚，请将贵师全数开往蕲春、武穴、田家镇、兴国一带分段驻扎，以资镇慑”，李纯很配合地率领整个第六师进入湖北。5月底，北洋第二师由师长王占元率领，进驻湖北孝感，和第六师相呼应。请神容易送神难。小小的湖北地面聚集了北洋精锐两个师，反黎力量虽然很快被压制住了，但全靠两个北洋师支撑局势的黎元洪，对袁世凯再也强硬不起来了。袁世凯之后镇压“二次革命”，黎元洪被迫和袁世凯共进退，出任了征讨江西李烈钧的名义统帅，一度兼任江西都督。二次革命期间，北洋军绕道湖北，源源不断顺江东下，镇压了江西独立，胁迫安徽独立。

    这下，黎元洪算是把革命势力彻底得罪了。

    黎元洪无奈极了，他身陷北洋军包围中，没有军队与之抗衡，只能跟着袁世凯走下去。当袁世凯觊觎正式大总统职位时，中间力量有意推举黎元洪出来和袁世凯竞争。岑春煊、李经羲、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多次劝黎元洪参选。章太炎甚至断言如果黎元洪不出任总统，必然造成南北分裂，只怕国家战乱不已。黎元洪明确拒绝了他人的好意。心底里，他是忌惮北洋系统的势力，认为袁世凯能够保持国家的稳定；而宋教仁之死也让黎元洪害怕身边的北洋军人对自己下手，所以不听任何劝说，还把来客的说辞如实报告给袁世凯。当然，他接见客人时也示意“隔墙有耳”，一来说明自己身处北洋系统的环视之下，二来也促客人离开湖北——毕竟，黎元洪这个湖北都督已经控制不了湖北了。

    黎元洪是个忠厚稳重之人，一旦从权力美梦中清醒以后，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淡定下来。中国人的“忍”在他身上表现得清清楚楚。湖南都督谭延闿和黎元洪一样都是前清官僚出身的都督，不同的是他和江西、安徽、广东三个国民党都督关系密切。二次革命期间，三个都督都宣布本省独立反袁了，纷纷要求他宣布独立，共同反袁。谭延闿不认同也无力独立反袁，可又难以应付革命同志，就偷偷派出亲信和黎元洪暗通款曲：“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黎元洪的回答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谭延闿依计而行。黎元洪之后在民国政坛上坎坷起伏，全靠他心理淡定，善于忍耐。

    袁世凯谋得了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多次敦促黎元洪进京，黎元洪软磨硬泡，就是不愿意离开湖北。在武汉，他好歹还是个空头都督，而去了北京就只能做仰人鼻息的寓公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派大将段祺瑞赶到武汉敦请，黎元洪不得不答应进京。他希望进京仅仅是宣誓就职，很快返回湖北，还带了一个营的卫队保证安全。段祺瑞未置可否，陪着黎元洪临上火车前，突然借口有事没有同行。黎元洪的火车还在路上慢慢行驶，袁世凯突然任命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这下，黎元洪只能前行，回不了湖北了。袁世凯终于扳倒了黎元洪这个实权副总统了。黎元洪到京，袁世凯大吹大擂大加欢迎，优礼有加，黎元洪心情惨淡。他携带入京的卫队被袁世凯遣散。热闹的欢迎过后，袁世凯安排黎元洪入住中南海瀛台——戊戌变法后，光绪就被慈禧幽居于此。环顾严冬中萧瑟的中南海湖面，黎元洪不知道漫长而寒冷的冬季还会持续多久，或者说，黎元洪能否走过冬季？

    二

    黎元洪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不深，还做过割据争雄的迷梦，但他深信一点：中国百姓已经抛弃了帝制，复辟帝制在中国行不通。

    黎元洪还是湖北都督的时候，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风声就已经开始流传了。黎元洪就对媒体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我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便我毁家灭身，继起者也必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至于灭亡。”确如此言，黎元洪一生都坚持共和体制。来到北京后，黎元洪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反感的，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袁世凯把黎元洪送入了瀛台，还是忌惮黎元洪的政治号召力。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黎元洪在明确拒绝参选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第二多票数，致使名列第一的袁世凯不得不经过三轮角逐才最终打败黎元洪当选总统。而在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以绝对多数票一次性当选。失去了实权的黎元洪仍然处于政治人物的第一集团中。对于副总统兼首义领袖，袁世凯极尽笼络，馈赠不断，还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为第九子迎娶了黎元洪的女儿。复辟过程中，袁世凯很重视黎元洪的意见，亲自来瀛台探访。黎元洪毫不客气地回答：“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万千，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先烈？”袁世凯老大不高兴，却也奈何不得黎元洪。

    黎元洪做副总统时在行政上没有丝毫建树。他明哲保身，闭口不谈政事，每日诵读佛经，更像是菩萨。他对袁世凯的赠馈不谢亦不拒，有客人来访则颓然处之。复辟过程中，袁世凯成立了御用的参政院，并仿照西方共和制度提名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起初在参政会上还抵制过复辟，看清参政会的本质后毅然辞职，并不再到会。袁世凯对他的看管放松后，黎元洪举家迁入东厂胡同私宅。有一次，同样赋闲的孙武来访，眼看共和不保，二人竟抱头痛哭。

    袁世凯最终还是逆潮流称帝，建立了“中华帝国”。袁皇帝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受封，传为佳话。他还赶走了袁世凯派来量做亲王制服的裁缝，对前来道贺的国务卿陆征祥等人明确表示不愿受爵。民国副总统对中华帝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袁世凯派遣说客对黎元洪进行轮番轰炸。九门提督江朝宗到东厂胡同宣封时，黎元洪避而不见，江朝宗就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勃然大怒，冲出来指着江朝宗的脸骂道：“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江朝宗仍双手捧诏，跪地大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就命令家人把江朝宗架了出去。此后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等人前来道贺。阮忠枢口称“王爷”，说袁世凯打算封黎为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等等，黎元洪说：“你们不要骂我！”后来梁士诒来道贺，黎元洪指着厅中一根石柱说道：“你们如再逼我，我就撞死给你们看！”在已经复辟的北京城内，黎元洪能够拒绝王位，以民国副总统自居，殊难可贵。蔡锷密谋出京时，曾密访黎元洪。这更能看出黎元洪的政治立场。

    后来，袁世凯在各方面压力下宣布取消帝制，仍想退回去当他的大总统。此举遭到了全国反对。袁世凯已经失去了做总统的资格，那么原来的副总统黎元洪依法应该继任总统。护国军就明确表示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于是，袁世凯更加忌惮黎元洪，派江朝宗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北洋内部的冯国璋等人觊觎总统宝座，也暗中阻挠黎元洪出任总统。黎元洪无兵无援，最终能在袁世凯死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三位总统，除了副总统身份外，还有其他原因。他既是民国肇建的领袖，又在袁世凯复辟期间坚决抵制帝制，而他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一身清爽，反而被许多人看做是民主体制下理想的领导人选，成为各派能够接受的新总统。袁世凯逝世前，依据自己炮制的大总统选举法提名了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他将徐世昌、段祺瑞叫到床前托付道，按照《约法》黎元洪应该继任总统，希望你们好好辅佐他；黎元洪这个人资质平常，但只要辅助得当，国事尚有可为。徐世昌没有异议。袁世凯死后，操纵北洋中枢的是段祺瑞。段祺瑞器量不宽，加上对总统宝座也有“想法”，所以老大不愿意，向黎元洪道贺时除了三鞠躬外不发一言。但他对约法还有所顾忌，自己当总统也比较困难，再加上老上级袁世凯的临终托付，段祺瑞最终放弃竞争总统宝座。前线将领张敬尧等人致电段祺瑞表示愿拥戴他为总统，段祺瑞断然拒绝。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支持黎元洪，后者出任总统一事终成定局。

    袁世凯死后第二天（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府院之争：引狼入室成复辟

    一

    黎元洪上任之初就和总理段祺瑞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上发生了尖锐矛盾。

    黎元洪这个总统没有军队没有班底，北京政局实权操纵在段祺瑞的手中。段祺瑞也颇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按照段祺瑞的说法，他通电逼宣统退位是“一造共和”，抵制袁世凯称帝是“再造共和”，如今大局已定，该是好好享受的时候了。段祺瑞痴迷下围棋，整天待在家里找人下棋。他下了半辈子围棋，其实还是个臭棋篓子，既想赢又怕别人故意放水；陪他下棋的人既要让段祺瑞赢，又不能让他看出是故意为之。所以在段家，手谈对下棋双方来说都是很艰难很痛苦的事情。段祺瑞有个追随左右多年、文武双全的将领，叫做徐树铮。徐树铮很难得，在历次政治风潮中都紧跟段祺瑞，出谋划策，不辞辛劳，现在理所当然被段祺瑞提名为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只出思路不干事，实际上把内阁的政务托付给了徐树铮。

    但是，徐树铮这个人有个大毛病：专横跋扈，对同僚颐指气使，就是对黎元洪这个大总统也盛气凌人，如有忤逆他的意思就声色俱厉乃至语带威胁。所以黎元洪坚决反对任用徐树铮，扬言：“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真芒刺在背。”段祺瑞很信任徐树铮，坚持提名他，还请北洋元老徐世昌出面劝说黎元洪同意。黎元洪告诉徐世昌：“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则劝道：“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话都说到这里了，黎元洪无语，被迫同意任用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就任后，果然行事专断，把持政权。因为先前的过节，他对黎元洪更没有好脸色了，又欺负黎元洪无兵无将，事事不请示报告，每天只是抱着大堆文件催促黎元洪盖印。外界讥讽黎元洪是“盖印总统”。黎元洪每天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厌恶至极。一天，黎元洪看到徐树铮拿来的一份文件更换了山西省的三个厅长，就问他什么原因。之前，山西都督阎锡山已经来文陈述了理由，而且地方厅长的任免是经过内阁会议的，徐树铮此举完全是例行程序。他完全可以三言两语陈述情况。可徐树铮竟然回答：“总统只需要在后页的年月日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大庭广众之下，黎元洪被国务院秘书长如此顶撞，难堪之情可以想见。

    事实上，段祺瑞“自恃为北洋勋宿，索性简傲”，当了内阁总理后反而和黎元洪这个总统没有什么接触了，对实际政务也不甚了了。徐树铮奔走在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间，名义上是处理内阁文件，实际上是以段祺瑞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意志。黎元洪受了徐树铮的气，去信询问段祺瑞，还以辞职相要挟。段祺瑞回信为徐树铮解释：“徐氏耿介，不屑妄语，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全责。”黎元洪愤然道：“现在那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

    黎元洪没有辞职，倒是他的谋主、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受不了夹板气，先辞职了。黎元洪索性任命了议员出身、和徐树铮不对付的丁世峄为总统府新秘书长，专门和徐树铮斗。

    丁徐两人脾气都很暴躁，形同水火，为社会八卦新闻和小道报纸增加了许多报道素材。先是丁世峄援引同党、内务总长孙洪伊在国务院内部和徐树铮抬杠，意图扩大本派力量；后来又联络国会议员，在11月初以“侮辱”元首、“蒙蔽”总理、强迫盖印、“伪造”文书、擅发院令等“罪名”弹劾徐树铮。丁世峄、孙洪伊积极谋划，图谋推倒段祺瑞内阁，抬出孙洪伊为新总理。段祺瑞、徐树铮先下手为强，抓住孙洪伊的人事把柄，先把孙的免职令送到了黎元洪的案头。黎元洪拒绝盖印，府院之间再次爆发冲突。最后还是徐世昌出面调停，以徐树铮、孙洪伊同时免职的结果暂时缓解了府院之争。

    以上就是府院之争的开始情节。追问起因，在一个习惯了集权专制的社会中，突然实行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大家都不习惯，也不知道怎么做。袁世凯死后，责任内阁制度恢复了。但总理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总统应该怎么对待内阁，黎元洪和段祺瑞都不知道怎么做。由此可见，一个新式政体在古老国家要想生根发芽，是一件多么漫长和艰难的事情。

    而其中夹杂的权力考虑，让问题更加复杂了。黎元洪出任总统，北洋系内部反对声不断。一些不满者曾经涌进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办公室，要推举段祺瑞或者徐世昌为总统。段祺瑞不愿意出任总统。他的考虑是，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统权力被削弱、总理权限要大增。徐树铮就任后即制定了《国务院权限节略》，以完善责任内阁制为幌子，独揽大权。黎元洪有些侥幸地接任了总统，希望有所作为。他也知道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有限，可认为具体政务可以不问，但重大问题总统则必须过问，而且可以插手任何政务——如果总统认为有必要。除府院之外，国会是分权制衡的第三方力量。段祺瑞“屈任”总理原本是看重总理的权力，对国会的掣肘心怀不满，现在又多了一个好事的总统，对黎元洪很有意见。他曾向党徒发火说：“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的头上的！”

    制度不适，加上权力考量，府院之争的烈焰难免越烧越旺。

    二

    1917年3月1日，法国邮船Atlas号被德国潜艇击沉，搭乘该船的中国劳工500余人身亡。消息传到国内，激化了府院之争。

    段祺瑞内阁之前力主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其中有日本怂恿和列强答应提供外债的现实诱惑，也有段祺瑞想借机收回部分权益，参与战后协约国和会的打算。所以，内阁以中国劳工遇害为借口，向希望中国参战的协约国预支了部分优惠条件41、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及《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3月4日，段祺瑞亲自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文件上签字盖印。黎元洪加以拒绝。黎元洪不是没有看到参战对中国的利益，而是受美国的影响，觉得参战时间尚早。同时，他看到段祺瑞突然拿出与德国断交和加入协约国的决定，心里天然产生了抵触情绪。因为参战是国家大事，内阁竟然事先没有征求黎元洪的意见就做出了决定！于是，黎元洪说，参战大事需要先经国会讨论通过，文件暂不签署。段祺瑞之前做了大量工作，一见文件受阻，来了气，说，宣战媾和确因由国会决议，但绝交案和节略只是向各国表达意见，并非宣战，等以后正式宣战时再提交国会讨论。黎元洪反驳说，这两个文件是宣战的先声，宣战媾和是大总统特权。意思是说，我不同意宣战，你能奈我何。段祺瑞放出了狠话，说约法规定国家是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既操特权，不认为我主持政务承担责任，我就只能辞职，不敢肩负重任了。说完，段祺瑞甩袖而去，宣布辞职前往天津。

    这是段祺瑞第一次辞职，让黎元洪真切地感受到了谁才是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经营北洋中枢多年，盘根错节，他遽然去职，北京政务陷入了混乱。黎元洪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远在南京的北洋中坚、副总统冯国璋见总统和总理闹僵了，马上出来调停。调停的结果是黎元洪请段祺瑞回京复职，在权限上做大规模让步，同意以后不反对内阁既定外交方针，不干涉内阁对地方的训令，“阁拟命令总统不拒盖印”。段祺瑞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黎元洪灰头土脸地请他回京复职。段祺瑞得意洋洋地电告各方“连日首座迭次派员挽留，十数政团踵接责难，副座复严行敦促”，所以自己勉为其难留任总理。

    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对德绝交案。3月14日，黎元洪下令与德国断交，中国随之接收了德租界，停付德国庚子赔款，接收德国在华财产，获得了加入协约国阵营的一些利益。对德绝交之后，在参战问题上，黎元洪联合国会与段祺瑞内阁再次激烈争执。此时的府院双方颇有赌气抬杠的意思，凡是国务院（总统府）支持的总统府（国务院）都反对，进入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歧途。段祺瑞一意推动中国参加一战，除了乘机图强的打算外，还想以此压倒黎元洪。黎元洪则以“舆论界皆不赞成，我是服从多数者”为辞，不同意参战。结果，“府方以院为专擅，院方以府为干涉，而政客构煽其间，以势力消长之说，挑拨双方感情”；“双方之裂痕已深，名曰外交问题，实则府方谋倒段，院方谋倒黎，已为公开之秘密矣”。双方逐渐偏离理智轨道，开始“施展手段”要把对方扳倒。

    最先跳出正常程序之外、寻求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的是段祺瑞一方。段祺瑞在北洋系统中人脉广，关系多，要找外力很容易。坐镇徐州的张勋是个头脑简单的军阀，拖着一条大辫子，对和国会打得火热还扬言军民分治的黎元洪很看不顺眼，早就嚷嚷开了。刚好，其他北洋系统的地方督军、军阀也对黎元洪继承袁世凯位置不满，更信奉枪杆子干政的古老传统，就推张勋出头组织了“督军团”42。督军团支持段祺瑞扳倒黎元洪，支持借款参战。很多人还赶到北京来给段祺瑞打气。段祺瑞有恃无恐，主持内阁通过参战案。

    黎元洪的外力就是国会和舆论，将内阁的参战案提交讨论，希望能在讨论中拖延中国参战。先是部分国会议员讨论，再是提交全院委员会讨论。没等讨论结果出来，段祺瑞一派就等不及了。陆军次长傅良佐主张“国会不通过，便解散国会”；如黎不盖印，“即去黎元洪，硬行解散”，总之是“非去黎元洪，毫无办法”。傅良佐可不是说说而已。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在讨论参战案的时候，突然有数千人手持各种“公民请愿团”的招牌围困会场，辱骂、殴打议员，威胁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如再不能开会，即请政府下令解散，若政府不肯，我等用火将议院烧却”。议员们这几年见识的威胁多了，对傅良佐的“小把戏”不怕了，搁置讨论参战案，要求段祺瑞和内务、司法总长到场接受质询。直到晚上，段祺瑞才姗姗来迟，驱散了院外的“公民请愿团”，这事才算了结。被困终日的议员大发通电：“民国成立以来，北京公民团凡三见，一见于癸丑选总统，再见于乙卯请愿劝进，皆系当局主使，通国皆知。此次于政府所在地聚众数千，威迫议会，殴打议员，为时至十二点钟之久。政府既不防范于先，又不即行驱散于后，巡警陆军鸠行鹄立，对于现行犯罪之暴徒，任其肆行无忌，毫不过问。暴徒之执重要职务者，皆系军人。此中究竟何人主使，当为国人所共见。”

    这封通电将府院之争推向了最高潮。部分内阁阁员厌恶北洋军人威胁国会的举动，三人宣布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不告而别，致使段祺瑞内阁不足法定人数。所以国会搁置参战案的表决，提出改组内阁、补充内阁成员，再讨论参战与否。

    段祺瑞看到形势不利，决定解散国会。很快，九位地方督军、省长及督军代表上呈黎元洪，不满国会权力过大，声称“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恳求总统“毅然独断”，立即解散参众两院。黎元洪毫不示弱，召见领衔的吉林督军孟恩远等人，说总统解散国会没有法律依据——《临时约法》规定国会不可被解散。相反，黎元洪直言现在时局的症结在内阁，只有段祺瑞去职才能解决问题。段祺瑞和督军团见黎元洪强硬到底，在段宅开会，决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解决问题。黎元洪也召集亲信，商量对策。他手中可打的牌不多，却有一张王牌：有权罢免总理。

    段祺瑞料想憨厚的黎元洪不会打出这张牌。不想，觉得被逼上绝境的黎元洪就在1917年5月23日突然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并任命外交总长伍廷芳为代总理！

    段祺瑞遭到突然打击，顿时失去了权力。他酸溜溜地说黎元洪的免职令是伍廷芳副署的，自己没有副署，将来产生不利影响自己概不负责（约法规定总统令需要总理副署）。但免职的打击让他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枪的草头王从来不会被人一搂到底、权力尽失。这可怎么办啊？段祺瑞不甘心认输，灰溜溜跑到天津想办法去了。

    三

    段祺瑞恨恨地一心想要倒黎。可他一个被罢免的总理不方便抛头露面，需要找个人当枪使。

    段祺瑞找的这个人就是徐州的张勋。张勋是个憨厚简单的武夫，二十多岁才参军从普通士兵干起，凭着听话和愚忠得到步步升迁。他在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进入北洋系统，受袁世凯的提拔，但慈禧太后对他的提拔更多更大，所以他当了民国的官仍然念着清朝的好，以前清遗老自居，老想捧宣统复辟。段祺瑞不想复辟清朝，但在推翻黎元洪一事上，段和张的利益是相同的。而张勋敢干敢为、头脑简单的特点，决定他很适合当别人的枪。5月21日，黎元洪不肯解散国会，鄂、闽、鲁、豫四省督军及数省督军代表离京南下去徐州找张勋了。张勋主持召开督军团会议，会间传来了段祺瑞被罢免的消息。各省武人大哗，在会上通过了倒黎复辟的决定，制定了三步走路线：解散国会、逼黎退位、实行复辟。大家为什么要复辟呢？除了张勋这个死硬的复辟派外，其他人都是想利用张勋泄愤倒黎而已。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得罪了整个北洋系统。但武人心思不一，只有张勋愿意出来当头。既然仰仗张勋领头，就得答应他的要求。比如徐树铮代表段祺瑞来徐州，就知道张勋的复辟计划，不仅没有反对还扬言只要驱逐黎元洪，一切手段在所不计。

    张勋得到支持的表态后，即在段祺瑞被罢免的第二天（24日）发电报给黎元洪支持段祺瑞，指责黎元洪逾越职权。北洋系控制的安徽、河南、浙江、奉天、陕西、山东、直隶、黑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要求解散国会，各地北洋军队蠢蠢欲动，向黎元洪施加压力。但真正出兵的只有张勋一个人。张勋在北洋系中兵力并不算强，自恃有“强大的支持”，只率了5000个拖着辫子的大兵，就坐火车扑腾扑腾到天津找段祺瑞来了。6月2日，“独立”的北洋各省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声称要“巩固共和国体”，另立议会。具体怎么做不重要，重要的是北洋军做出向北京移动的态势。

    黎元洪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先后邀请北洋元老徐世昌、王士珍出任总理，稳定局势，抵消段祺瑞等人的压力，可惜遭到拒绝；再拉出老资格的李经羲任国务总理，谋划组织新内阁。李经羲赋闲天津，被北洋系“独立”声所包裹，不敢进京就职。黎元洪又想一一做地方督军的工作，结果派去东北的说客被张作霖扣留。黎元洪环顾四周，将张勋看作了救命稻草。他不是不知道张勋的政治背景，但是认为张勋头脑简单、为人仗义，可以借他的力量制止混乱。张勋不是闹得最凶，要进京嘛？6月1日，黎元洪就以张勋“功高望重，至诚爱国”为由，着其“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

    召张勋进京，这是一步险棋。

    对于张勋来说，这是尽力一搏，力求复辟；对于黎元洪来说，这是险中求生，以求自保；对于段祺瑞来说，这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可是权力战车启动后，三方之中谁都控制不了缰绳了。张勋尚未入京，北京就已是“讹言蜂起，一夕数惊”。大家议论纷纷，辫子兵要来拥戴宣统重坐江山了。黎元洪专门电告徐世昌、段祺瑞和李经羲，请他们转告张勋，入京时“毋庸多带军队。如军队业已启行，亦请暂在天津以南驻扎，庶不致人心摇动”。

    张勋不听劝告，驱使部队进京，自己停留在天津，逼黎元洪解散国会才愿意“调停”。黎元洪最强大的政治盟友就是国会，可惜国会和他一样无兵无将，关键时刻提供不了实质帮助。面对北京城充斥的辫子军，黎元洪无奈，只得同意解散国会。他希望解散国会后，张勋能够践行诺言、调停乱局。不过，总统令需要总理副署，代总理伍廷芳“坚不副署”，新总理李经羲又远在天津，而且不愿意副署。解散国会的事情就这么耽搁了下来。张勋听到消息后，大发雷霆，质问黎元洪身为总统竟然连国会也解散不了，真是没用。他眼中有辫子、脑中没有国会，不管黎元洪用什么手段，“以明日为限，必有确实办法，过此断不与闻，一听北上各军自由行动。”黎元洪头脑中还有民主共和的思想，真如张勋说的那样不择手段的话，国会早就解散了，可黎元洪就拘泥于副署问题迟迟下不了手。黎元洪都发话了，谁愿意副署就任命谁为总理，可就是没人愿意承担解散国会的恶名。拖到6月12日夜里，江朝宗挺身而出，愿意副署。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命令江朝宗去伍廷芳处索取总理印信。江朝宗也大喜过望，马上跑到伍廷芳家索要总理大印。伍廷芳气得说不出话来，紧闭大门，传话有事等天亮后办理。江朝宗做总理心切，使出下三烂的手段，先调来军乐队对着伍家宅院吹号打鼓，又调来骑兵围着伍家四周奔跑。伍廷芳熬了一夜，全家不得安宁。天快亮时，江朝宗在伍家门前堆起木柴，点燃大火，声称再不交印就要烧家硬夺了。伍廷芳年纪大了，哭笑不得，只好听凭儿子把总理印信扔出门外。江朝宗抱起大印，奔回总统府。黎元洪解散议会的命令早已签署，只等国务总理签章了。江朝宗到达后，兴奋地在总统令上加盖了国务院大印，又郑重其事地签上“江朝宗”三个大字。江朝宗正美滋滋地考虑再过几天就能过上代总理的官瘾了，不想黎元洪随即命令他把总理印信送到国务院封存。从盖印到副署，江朝宗总共只代理了一分钟的总理。43

    之后的事态发展超乎黎元洪的预料。张勋实现解散国会的目的后，背弃了诺言，踢开黎元洪开始复辟了。他进京后，跑进紫禁城对着宣统磕起了头，恭请宣统复辟。

    黎元洪引狼入室，当即表示“愿以身殉民国”。面对张勋派来逼他退位的梁鼎芬、江朝宗、王士珍、李庆璋等人，面对复辟派草拟的、要他签名的“奉还大政”奏折，他明确表态：“民国是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而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须遵从国民的意志，而非个人的行动。你们忠于清室，就要为清室的安全考虑，不能侥幸一试。复辟之后，我就不能再对清室的安全负责。”黎元洪不愿意“奉还大政”，张勋觉得他无关紧要了，不再关注他。黎元洪困居总统府内，抛弃成见，做了三件与民国有益的事情：第一是请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第二是重新任命段祺瑞为总理，令他“讨逆”；第三是通过日本使馆发出通电否认“奉还国政”，表示“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始终，此外他非所知”。张勋正准备对黎元洪下手，黎元洪在外国使团的保护下奔赴日本使馆避难。

    最后还是天津的段祺瑞组织十万讨逆军，击溃了张勋的五千辫子军，成了“三造共和”的功臣。表面上看，段祺瑞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但府院之争发展为复辟的闹剧，于国于民都有害，黎元洪和段祺瑞二人难辞其咎。

    闹剧结束后，段祺瑞赶赴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复位”，讽刺意味十足。黎元洪声明辞职，不回总统府而是搬进了东厂胡同私宅。他的第一次总统生涯就这么不光彩地结束了。

    法统重光：尽职演员与虚假闹剧

    一

    黎元洪辞职以后，民国的总统序列出现了混乱。

    段祺瑞对黎元洪怀恨在心，加上心胸原本就不开阔，所以支持副总统冯国璋接任总统。我们知道，黎元洪本人就是因为袁世凯死亡、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总统的，现在冯国璋又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总统，中间两度未经正式选举。即使说冯国璋的接任尚不违法统，那之后的北京国会的分裂，却让法统问题成为了棘手问题。段祺瑞迟迟不愿重开国会，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先生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意味着民国出现了南北两位总统：冯国璋和孙中山。后来，冯国璋又被段祺瑞的皖系排挤走，徐树铮操纵成立了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这徐世昌由皖系控制，国会又不完整，总统地位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期间又发生皖系和张作霖奉系的纠纷，直系联合奉系发动了第一次“直皖战争”，段祺瑞势力被驱赶出北京城。之后，直系和奉系又爆发了“直奉战争”，张作霖战败退出关外。失去依靠的徐世昌依然当着他的大总统。转眼过了5年，时间到了1922年。

    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一切都和黎元洪无关。他正在天津租界中过着寓公生活。

    五年前冯国璋北上做了大总统，黎元洪在北京的地位非常尴尬。他看破政坛，渴望远离政治，决定避居天津做一介平民。段祺瑞对他戒心很重，担心黎元洪离京后犹如游龙入海，联合南方军政府对付自己，禁止他避居天津。事实上，南方军政府坚持认为黎元洪才是合法总统，不承认冯国璋总统和皖系内阁。南方还派出两艘军舰要迎接黎元洪南下。黎元洪一再表示无意过问政事，段祺瑞这才同意他离京。从此，黎元洪就在天津英租界的私宅内度过了五年默默无闻的日子。每天读报、养花、练字，去津门各个戏馆听戏，也去看新兴的电影。悠闲的日子让黎元洪的身体保养得很好，年过半百依然骑马如飞、挥汗打球，并有精力投资了若干现代企业。

    不过，许多国人依然认为黎元洪才是大总统。对此，黎元洪一笑而已。

    等曹锟、吴佩孚的新直系打败皖系、奉系，控制北京政权后，隐居的黎元洪再次被卷入了政治漩涡。

    新直系推翻敌手的一大号召就是“恢复法统”。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旧国会和共和政体有眷恋之情，既然皖系不愿意恢复国会，还操纵选举，新直系就喊出了这个口号。既然要“恢复法统”，就意味着皖系控制的冯国璋、徐世昌两届总统“非法”了，唯有迎回黎元洪才能把法统给延续起来。

    新直系的大头目曹锟心中老大不愿意，因为他本人就想当总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夺得了北京，哪个军阀不想过过国家元首的瘾。可有言在先，不好公然违反、自打嘴巴。精干的吴佩孚就劝上司说，法统已经被皖系玷污了，现在曹锟做总统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有自甘与政客傀儡野心家们“同流合污”的嫌疑。不如让黎元洪回来做几天总统，然后曹锟合法地接黎元洪的位置，于法有据，脸上也光荣。曹锟闻言大喜，开始操办起“法统重光”的大事来。黎元洪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聚光灯下。

    于是，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呼吁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位。曹锟立即表示支持，各地也纷纷响应。还在位的皖系总统徐世昌不得不避居天津，和黎元洪做起了邻居。不过，两人做邻居的时间很短。因为徐世昌一来，黎元洪就马上门庭若市，一波接一波的人来恭迎他复位了。

    黎元洪已经过了热恋权力的年纪，对事物的洞察力很深。他明白无兵无将的总统永远是蹩脚总统，真正要做总统的人是曹锟。他一大把年纪了，何必出去再淌一趟浑水呢？所以，他明确告诉前来劝他出山的直系诸人：“你们还是选曹锟做总统为好！”社会上也存在反对黎元洪复位的声音。皖系残余卢永祥等人就通电质疑黎元洪复位的合法性。一、黎元洪自己宣布辞职了，何来复位之说？二、即便不辞职，黎元洪的五年任期也已经过了。章太炎等老朋友则劝阻黎元洪复出，不愿意他去北京给直系做傀儡。反倒是新直系鼓噪着，一心要拉黎元洪出来做总统。

    黎元洪拗不过，提出了一个复位条件：废督裁兵。

    所谓“废督裁兵”，就是废黜各地的督军，裁撤冗兵。黎元洪指出督军制的五大弊端，认为各地督军争雄，要为国家现在的危亡局面负责。直系各督军不是硬要黎元洪复位嘛，那你们得自卸军权作为交换条件。一旦各个督军都放弃兵权了，军队也裁撤了，黎元洪复任总统的处境就会大大改善。但对于各个督军而言，等于是被抽去了嚣张的根基。可以说，黎元洪给直系出了一道大难题。

    作为实权军阀，曹锟对废督裁兵一说极为敏感，哪里愿意自废武功。然而，合法总统的诱惑如此强烈，曹锟非要黎元洪复位。而黎元洪的主张得到了舆论支持，曹锟也不便反对。咬咬牙，曹锟联系直系的河南督军冯玉祥、江西督军陈光远、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通电表示支持“废督裁兵”。这下，黎元洪被动了。球滚回了自己脚下，踢还是不踢呢？

    直系说客继续云集天津游说，说到激动处，说客竟然纷纷跪了一地，黎元洪也只好跪下还礼。曹锟又写下“曹锟首先废督裁兵”的名片，和黎元洪互相签字为证。黎元洪心肠软下来，决定重登政治舞台。

    二

    1922年6月11日下午，黎元洪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复职典礼，第二次出任总统。

    上台之初，黎元洪取得了一系列亮色。他令清流颜惠庆组阁，撤销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要求全国停战。南方迅速响应，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广东陈炯明都通电表示拥护。

    但在“废督裁兵”的关键问题上，新直系出尔反尔，让黎元洪毫无作为。黎元洪上任后就调任新直系的灵魂人物、三省巡阅副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希望遏制新直系的军事力量，也给废督裁兵做个榜样。哪知复任前后，曹锟、吴佩孚等人对黎元洪的态度判若两人。吴佩孚本来就是拉黎元洪出来装点门面，不料他真刀实枪地要罢官裁军了，连理都没理，不做什么陆军总长了，干脆赖在老巢洛阳不肯就职。为此，黎元洪弄巧成拙，各省督军看吴佩孚这么个态度，也都明确地反对废督裁兵了。黎元洪寄予厚望、媒体宣传得轰轰烈烈的“废督裁兵”，最后只以江西、浙江、东北等五省督军废去“督军”名称而惨淡收场。就是这个可怜的成果，也是换汤不换药，原来督军改称省长、督办或者督理，继续把持军政大权。

    政见得不到施展，还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曹锟把他拉出来，就是用作法统的幌子、推翻的靶子。既然树起来了，就要推翻了。曹锟搜索枯肠，指出黎元洪的总统是因为袁世凯死亡而递补的，所以补齐袁世凯的五年任期就要下台了。袁世凯当了三年多总统，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前又作了一年多的总统，现在复位只要补足160日总统任期就应该改选总统。45吴佩孚劝曹锟再等等，让黎元洪多当几天总统，别太心急。曹锟坚持要马上做总统，这样一来驱逐黎元洪就成为当务之急。

    曹锟也不进行正常的法律争论，直接怂恿各地索要军饷，组织军警冲击国务院索饷。民国初年中央财政一直极端窘迫，始终不能解决军饷问题。颜惠庆、唐绍仪、张绍曾等人组织内阁，都被骄兵悍将们赶跑了。没了内阁，冯玉祥、王怀庆等人率领兵痞直接向黎元洪讨钱。总统府门外不仅军警汇聚，还围拢着哄闹的流氓和市民，一团乌烟瘴气。更有所谓的“公民大会”、“请愿团”等登台演讲、高呼口号，打出“市民饿，总统肥”、“府院勾结种种失败”等横幅。起初，黎元洪还真以为是军警索饷，为筹钱发愁；现在，看到日渐猖狂的闹剧后，黎元洪反而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民国六年我受张勋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错。如今出任总统，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我的任期若何，静听国会依法裁决，决不会再屈服于暴力，重蹈覆辙，贻害百姓。”黎元洪决定不让新直系的阴谋得逞，最有效的抵抗就是坚决不辞职。

    闹剧逐渐升级，直系断了总统府的电话和自来水，并且要求总统在12小时内拨付军饷300万元，否则军队将自由行动，不计后果。黎元洪越挫越勇，气上心头，拿出当年罢免段祺瑞的豪气来，一口气签署了七道命令，裁撤了全国的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和督理，并把总统府前的闹剧定性为“索饷兵变”，要求追究幕后黑手。不想，政府经办人员竟然不敢公布这些盖了总统大印的命令。黎元洪就索性将这些命令交给驻京的外国记者。翌日，全国各地报刊都发表了大总统罢免全国军阀职务的命令——可惜所有军阀都当做耳边风。

    黎元洪是出了口气，但彻底得罪了直系军阀，自知北京不宜久留。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藏起总统大印后，带上若干随从和外国顾问登上了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他致函外交使团和国会，声明大总统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权力，政府即日迁往天津。

    火车开到杨村车站，直隶省长王承斌乘快车赶来“求见”。原来，曹锟听说黎元洪出京，求之不得，可是派人在总统府到处搜不到印信后又急了，慌忙命令王承斌向黎元洪追讨印信。王承斌之前恳请黎元洪复位时，冲锋在前，态度恳切，和黎元洪算是老熟人了。他见到黎元洪后，不好意思张口，拐弯抹角，忸忸怩怩。黎元洪漠然视之。眼看火车进入天津新站，王承斌急了，这才追问印信的去向。黎元洪说放在北京了，王承斌不信：“总统应该讲实话！”黎元洪大怒道：“我就是不把印交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王承斌也不搭话，下令将火车开回北京。黎元洪的四个子女赶来接站，竟然被直隶军警阻止在外。他们急中生智，请来英美两国领事上车“拜访”大总统。不料，直隶军警照拦不误。两位领事大叫：“中国的军阀竟然可以劫持总统，真乃世界所无的怪事。”王承斌态度坚决，黎元洪不交出总统印信就不让他下车。黎元洪堂堂总统，竟然被一个地方军阀困在狭小的车厢里，进退不得，口干舌燥。热血冲上头来，黎元洪突然拔出手枪就要自杀，身旁的外国顾问福开森眼快，赶来夺枪。扳机已经扣下，子弹射出，没有射中黎元洪的要害，造成了轻微擦伤。黎元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念俱灰，要来电话，通知藏在法国使馆的姨太太交出印信。王承斌又让黎元洪签署命令，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黎元洪照签不误。王承斌这才让黎元洪下车出站。

    这一事件，史称“截车夺印”。

    黎元洪回家后，即公布截车夺印和被逼签字的真相，声明自己依然是民国总统。在天津，黎元洪固执地坚持重建政府。每当曹锟等人在北京发布一道重要命令，他就在天津针锋相对地另发一道总统令。重建政府的关键是在天津召集国会。黎元洪在天津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给予来津的国会议员每位500元旅费。国会议员良莠不齐，从民国初年当选以来可谓历经坎坷，常常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所以为了贪图500元而到天津来的人不少。不过，曹锟随即在北京开出5000元高价购买总统，天津的议员又呼啦啦跑回北京去了。与北京分庭抗礼不成，黎元洪开始寻找、联合外力，对付新直系。他找到段祺瑞，小气的段祺瑞不愿与他联手；又一度南下上海参加孙中山、卢永祥等人的反直同盟，但处境尴尬，无所作为。后来，在老友张謇、唐绍仪等人劝说下，黎元洪再次对政治心生退意。

    1923年11月8日，黎元洪东渡日本养病，半年后返回天津，安心做起了寓公。

    息影津门：黎元洪的隐居时光

    黎元洪在政治上屡受挫折，下野后在经济上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他晚年投资现代企业20多家，涵盖了金融、矿产、原料、食品、运输和文化教育各个行业。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乃至香港各地的公司股东名单里都有“黎元洪”的大名。成功的投资给黎元洪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事实上，和在政治上缺乏雄厚的实力一样，黎元洪投资企业的资本也不多。他的收入主要是从政期间的积累，而他执政清廉，所以并没有多少雄厚的资本，许多资金是靠向银行贷款周转来的。黎元洪之所以能取得商业成功，得益于经济环境的变化。黎元洪投资企业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史称“民族资本主义春天”的经济繁荣时期。忙于战场厮杀的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各类民族企业都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方面的收获让黎元洪对投资企业兴致很高。他曾说：“我两次做总统，皆赔累不少，不如做生意较为安闲自在。”值得肯定的是，黎元洪晚年的经济活动是在公开公平的背景下展开的，并没有利用政治特权为自己牟利。当时许多军阀和政治人物利用政治权力侵吞财富，进行特权经营。而黎元洪完全是以普通商人身份参与市场竞争。

    虽然是大富翁，晚年黎元洪生活俭朴。从政期间，黎元洪生活就非常朴素。“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下野后，黎元洪最奢侈的可能就是在天津家里建了一个网球场，冬天就改为滑冰场，年过花甲了还坚持运动。同时，黎元洪晚年痴心书法，据说写得还不错，求墨宝者络绎不绝。

    回顾一生，黎元洪被骤然推上权力斗争的核心，此后沉沉浮浮，一切都起源于武昌起义。武昌首义领袖是黎元洪最大的政治资本，也是他一生命运多变的最大诱因。如果当年革命组织意见一致，如果当年黄兴或者吴禄贞在武汉领导起义，黎元洪的后半生不会风光一时，或许是隐居乡间的普通前清官僚，也可能是碌碌无为的普通军官，肯定不会卷入那么多的政治漩涡，颠沛难熬。身处乱世，人们对命运难以把握，黎元洪即是其中的例子。人到暮年，黎元洪对武昌起义纪念日（10月10日）非常重视。每逢纪念日，他都在家中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招待群众欢庆节日。

    黎元洪第二次下台后不久，世界大战结束，列强经济势力重回中国，黎元洪投资企业的经济情况恶化，甚至难以偿还银行贷款。1924年，黎元洪被迫出售北京东厂胡同的住宅，拮据情形可见一斑。1926年，黎元洪突患脑溢血，次年好转，第三年年初夏在看赛马时又旧病复发，失去言语能力。6月3日黎元洪在天津英租界去世，终年64岁。

    黎元洪留下政治遗嘱十款。我们看其中的内容，可以多少了解这位唯一一个两度出任总统的民国元勋的思想主张。其中有“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黎元洪虽然解散过国会，但对国会的作用至死都很重视。“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物质文明尤为注重”：可见黎元洪根子上还是传统的，认为中国的道德伦理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可见黎元洪是个偏向革命的保守分子。目睹晚清和民初的艰难时局，黎元洪希望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家能够恢复元气，可如果剧烈的革命能够一劳永逸地终止乱局，他也不排斥革命。

    黎元洪留下家事遗嘱：“丧事从简，戒诸子潜心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亲实业而远离政治，这是不是黎元洪的人生经验总结呢？

    黎元洪死后，吊唁者络绎不绝，大人物云集。蒋介石、段祺瑞、冯玉祥、江朝宗等人都赫然在目。段祺瑞前来吊唁时，对着黎元洪遗体三鞠躬，不发一言，默默退出。

    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纪念武昌起义17年和首义领袖。国民党取得政权后，黎元洪是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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