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

    清朝末期，社会动荡，凡是当时有权势的人都和军队沾点儿关系。民初的多位总统就是行伍出身。所以要介绍他们，就要从军队说起了。这里要说的军队可不是清朝的旧式军队，而是清廷仿照西方组建的“新式陆军”。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在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大规模编练新军，裁汰旧营。练兵处雄心勃勃地制订了“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宏伟计划，计划在十八个行省各编练两镇新军，合计三十六个镇。1

    为此，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人力，还从极其窘迫的财政中挤出资金来投入新军中去，希望能就此重振国威，维护统治，对新军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由于各省的驻军基础和财力不同，编练新军的进度也千差万别。到清朝灭亡时，多数省份只搭起了某某镇（师）的架子，没有编练满员，少数省份只搭起了某某协（旅）的架子。其中编练成绩最出色的首推袁世凯主持的直隶新军，其次是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军。前者有六镇之多，被称为北洋新军，后者有一镇加一个混成协，被称为南洋新军。这两支部队一南一北，是清廷寄予厚望的擎天支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0月，秋高气爽。清朝政府为了检验“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决定在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用当时的话叫“秋操”。2

    为检验新军的编练成效，清廷从1905年就开始举行秋季会操,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都受到清廷邀请,前往观操。1906年，清廷扩大秋操规模，让南北洋新军聚集彰德对抗演练，检验军队战斗力。

    南军由湖北新军第八镇混合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由张彪任总统官、统黎元洪为统制。北军由北洋新军第五镇和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段祺瑞任总统官。北军驻安阳城南，南军驻汤阴城北，全副武装，总计有马、步、炮、工、辎重各兵种人员三万三千余人。清廷最精锐的家底就在这了。

    10月21日两军进入演习区域，翌日正式对垒。霎时间，百年不见烽火的中原大地炮声隆隆，枪声不断，人喊马嘶，尘土飞扬。新型炮兵、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工兵忙着设雷布雷扫雷，辎重兵保障后勤。这一切都是古老的中原大地第一次见到的。秋操中，南北两军棋逢对手，打得难分难解，针锋相对。后来眼看就要变成一场真实的鏖战了，南北方军官费了好大力气联络沟通，才将双方官兵劝解开。负责秋操的袁世凯和铁良临时决定，将计划一周的演习提前到25日结束。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尽欢而散。

    《续安阳县志》记载，本次演习“列阵数十里，错综变化，出奇制胜，极战争之能事。外宾作壁上观者，咸称赞不置。”

    然而，彰德秋操最大的看点不是编练齐整的新式军队，而是本次秋操聚集了清末民初的大批风云人物：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徐世昌负责秋操参谋处。对阵的南北总统官黎元洪和段祺瑞自不必说了。曹锟、冯玉祥等人当时还只是小字辈，日后的作为却不在前面诸公之下。这次秋操还帮助了一个日后的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就是蔡锷。之前惯由高级军官担任审判员，但是身为下级军官的二十四岁的蔡锷，竟被袁世凯一眼看中，平地一声雷，破格提拔这位小伙子为审判员，蔡锷于是跻身于朝廷大员的行列。

    我们细看，本次秋操汇聚了日后中华民国的五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如果算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那就是六位国家元首了。

    为什么清廷国运命脉所系的新军系统中隐藏着如此众多的民国总统呢？乱世出英雄，而乱世英雄往往是掌握军队的枭雄。盛世重文、乱世重兵，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规律。军队是乱世中最大的权力筹码，曹操、刘裕、赵匡胤、朱元璋等枭雄谁不是靠军队崛起的？乱世纷争，不是军队推着主将上权力角斗场，就是志向远大者与军队提前来个亲密接触，早作谋划。民国的五位总统就分属上面这两类角色。乱世重兵已经发展为一种历史情结，深深融入了中国的社会和百姓的心里。所以，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全国上下多少目光注视着崛起的新军和他们的将领，对他们的命运作出种种猜测。彰德秋操是当时舆论关注焦点。1906年在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年画的最时髦素材就是“秋操图”。人们用大红大绿的传统画法来描绘轰动一时的那场近代化军事演习。不管画面多么不伦不类，画中最醒目的总是那些跨马配刀、披盔戴甲的将领们。隐隐中，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察觉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历史现象的即将到来。那将是一个军权至上、由实力说话的大混乱大变革时期。

    不论是北洋新军还是湖北新军，清廷都投入了巨资，希望编练成效忠朝廷的股肱之臣。不想，南北新军最终都走到了朝廷的对立面，都成了王朝的掘墓者。湖北新军首先起义，建立了中华民国；北洋新军则在袁世凯的率领下夺权逼宫，直接推翻了清朝。

    二

    细心的人会发现，彰德秋操场上，缺少了民国最著名的总统，就是开创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当时他在哪儿呢？原来，那时他正在日本的友人家，构思着革命蓝图呢。

    1906年秋冬之间，孙中山会同黄兴、章太炎等人，制订出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作为将来革命热潮来临时的行动指南。站在国门之外的革命党人们正沉浸在规划国内民主共和蓝图的热情之中。

    这份包括《军政府宣言》等14份文件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洋洋洒洒，早作计划，保持了孙中山一贯的理想主义、整体观念、全面筹划的思想。在这些文件当中，孙中山号召国民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尊崇为国民革命的“一贯之精神”，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一年前（1905年）在《民报》上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还具体规定出未来的共和国要实行三期政治：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与彰德秋操背后的深意不同，孙中山的言行、他的政治资源，都是近代的，是西方的。他裹挟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风格和思想风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权力角斗场和权斗规律。孙中山及其革命力量和袁世凯等人之间存在着两道深深的鸿沟。正是这些鸿沟引发了民国初年革命与保守、激进与退却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第一道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是政治理想与权力现实之间的鸿沟。

    聚集在孙中山周围的同盟会-国民党革命人物裹挟着理想主义的强大思潮，汹涌澎湃地扑向中国传统社会而来。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开创宪政，选举议会，改革风俗，发展教育文化和现代经济。但是理想必须着陆在现实之上，才能开花结果。孙中山等人的理想在现实中就遭遇了从传统体制中衍生出来的袁世凯等人的阻碍，连受打击。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各位总统（也包括出身湖北新军的黎元洪）则是现实的。如果说前者读的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满脑子革命理想和社会蓝图，那么，后者读的就是子曰诗云，学的是曹孟德和朱元璋的政治手腕了，他们脱身旧体制和军阀军队，首先思考的就是政局稳定和权力巩固，其次才可能是发展。在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中，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破”多于“立”；袁世凯等人虽然也部分接受了近代理想思潮，但还是希望国家沿着现实允许的路子走下去，而不是另辟新路。

    如果一个人满怀激情赞成革命，那他会拥护孙中山等人；如果一个人倾向社会稳定和缓慢发展，那他极可能认可袁世凯等人的一些作为。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等人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多于孙中山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第二道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鸿沟，是西方现代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之间的鸿沟。

    这第二道鸿沟是与第一道紧密相关的。近代理想主义者的思想从何而来？从西方而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是欧洲人。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的拥护者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的政治理想多半是以日本为中转站学来的——清末民初，留学欧洲的费用太高，一般人承受不起，而日本的留学费用大约只需欧美费用的十分之一。3而袁世凯等现实主义者多浸淫中国官场多年，深谙权力斗争和传统政治的内幕。

    从中外交流的角度来看，近代历史是中西方思潮迎头相撞，相互认识、斗争和融合的历史。相撞的历史在民国初期达到了高潮，操着西方政治话语的理想主义者也和老谋深算、表里不一的现实主义者迎头撞出了激烈的火花。其中自然有诸多的误解、矛盾、冲突和悲欢成败。

    有关中西方鸿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嫁接成功西方制度，走上现代化之路？诚然中国出现了许多现代社会的元素，但承担西式社会建筑的社会基础过于薄弱，注定只能游离在中西方社会形态之间。喝咖啡逛公园的上海买办、书包里藏着白话小说的汉口学生、在政府各部跑新闻的北京记者和出口中国茶叶进口英国钢琴的广州商人们，他们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现代宪政社会。所以，不论是单纯追求西式社会形态的人，还是要求恢复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势力，都注定要碰壁、遭遇坎坷。

    在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敌”的近代，这两派政治势力和思潮的碰撞产生的火花必然异常醒目。抽象的鸿沟变成了真实的政治争斗。中华民国的早期历史，就是在理想与现实、西方与中国的激烈交锋的共同作用下度过的。

    1906年的秋天，站在晚清新军前面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是传统的现实政治家，而沉浸在《建国方略》构想蓝图中的孙中山身上，洋溢的无疑是理想的、西方的色彩。

    却说彰德秋操后，清廷又计划在1908年举办第三次秋操，地点选定为安徽的太湖县。清廷对“太湖秋操”极为重视，派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检阅南洋地区各镇新军的编练成效。于是，鄂皖苏各地的新军陆续向太湖县聚拢。半个多世纪后，当地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太湖县来了很多驮洋枪的大兵，在县城四周扎下了营盘木寨；县城的北门沙滩上搭了台，说是给光绪皇帝来阅兵用的；县城周边山上还竖起了大红灯笼，四乡八里都轰动了。11月13日安徽巡抚朱家宝亲赴太湖县城做最后的筹划，谁想，次日光绪帝就驾崩了，隔一天慈禧太后也死了。噩耗传来，秋操取消，举国操办“国丧”，太湖山上的大红灯笼都换成了白气球。

    国家多事，加速进入了改朝换代的巨变期。安徽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炮营队官熊成基，是革命分子，本想趁参加太湖秋操之机举义，占领安庆。不料秋操取消部队撤回，起义计划又被安徽巡抚朱家宝察觉，迫使熊成基等不得不仓促起义，后来遭到了镇压。据说徐锡麟也本想趁秋操之机起义，计划夭折后改为刺杀大员恩铭。孙中山、黄兴等人则在本年度发动了钦康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在南方攻城略地。而袁世凯受到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集团猜忌，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职保命。他来到了彰德秋操所在的安阳县，开始钓鱼观景……

    三

    本书讲述了民国早期这六位总统的兴衰荣辱，展现了两股思想和政治势力的激烈交锋。除此之外，本书还想展示民国总统和北洋政府的另类历史，探寻那黑暗中的缕缕阳光。

    人们对民国早期的历史有若干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当是时，中国固然贫弱不堪，政治固然漆黑肮脏，可中国社会还是取得了长足发展。“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民族资本主义春天的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媒体兴起与思想解放推动的社会生活的活跃以及“袁大头”银圆的坚挺，都发生在这个黑暗的时期。

    同样，民国初期风云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邋遢龌龊的匪霸小人。相反，他们都有各自的建树，不是务实开拓，就是乱世干臣——只有能干实干的人物方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中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尤其要指出的是，那些北洋大军阀和政客，可能在言行上有很多欠缺，但他们的民族气节是值得肯定的。

    三十年代，徐世昌和名声不佳的曹锟隐居天津卫。卢沟桥事变后，这两位前总统都进入了日本人的视野。日本人多次劝说他们出山主持伪政权；他们的部下多有落水出任伪职的，还有不断登门来当说客的，都被他们拒之门外。

    贿选总统的武夫曹锟，虽然晚年穷困，但始终拒绝卖国，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部下前来相扰，曹锟给他们吃闭门羹，实在被骚扰急了，就在门内大骂老部下。1938年5月曹锟病死天津，终年76岁。第二个月他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相比曹锟的晚景凄凉，徐世昌的晚年怡然自得，研究国画编编书。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劝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闭门不见，还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也遭到了徐世昌的婉拒。等曹告辞后，徐世昌就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本人对徐世昌下力最大，逼迫也最紧，令年迈的徐世昌最后潸然泪下，感叹晚年不得安宁。1939年6月徐世昌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同时代的重量级人物段祺瑞则南下南京，号召抗日。至此，那一代的枭雄以相当正面的形象在历史上收了尾。

    民国肇始，共和国搭了个架子，人们热热闹闹地举行全国大选、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制订约法，政党风云而起，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百家争鸣，混乱中透着朝气蓬勃的气息。然而，政治深层依然杀机四伏，血雨腥风不时呼啸而出，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共和初建，止不住政潮迭起。有人疾呼亡国的危言，有人出面维持大局，英豪也好，枭雄也罢，尽在这本讲述民国总统另一面的历史书中。

    思想发轫：西方归来的革命者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他的时代，有人叫他是“孙大炮”。在广东话中，说一个人“放炮”是批评他说大话的意思。叫某人“大炮”就是说他说的多做的少，或者说的话难以实现，脱离实际。孙中山的失败和他的个性以及时代都有关系，更和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位”总统有关。“第一”就意味着你要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凭着感觉给后人探路，难免会失利乃至犯错误。

    思想发轫：西方归来的革命者

    一

    光绪五年（1879年），14岁的广州香山少年孙文第一次远离故乡，看到了浩瀚的太平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和劈波斩浪的钢铁大轮船对一个晚清乡间少年所产生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从阴暗僵化的广东乡村走出来的孙文，漂洋过海，之后四年的侨民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彻底褪去了身上的东方乡村气息，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思想，成长为了一个完全的西方政治的信徒。

    孙文此行的原因，是跟随母亲杨氏去太平洋正中的檀香山（夏威夷）投靠哥哥孙眉。

    当时的檀香山有着数以万计远赴重洋谋生的中国同胞，他们大多是中国沿海的穷苦百姓，自愿或者被贩卖到这座群岛上来做苦力，这其中就有孙文的哥哥孙眉。当时孙家也是家境贫苦，孙眉就选择了来檀香山做工，想来已经有八年了。由于他肯吃苦又很能干，先是在茂宜岛上垦荒，后来又经营了农牧业和商业，竟然从一个打工仔发展成了当地巨富，人称“茂宜岛王”。

    接母亲和弟弟来岛上定居后，孙眉就安排孙文进入了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小学“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学习。孙文在这所小学学会了流利的英文，并瞪大眼睛听进去了新旧圣经、酸碱反应、天体运行和选举开会等国内小伙伴们不可能听到的知识。在一个人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西方科学和政治理论占据了小孙文的头脑。

    当时檀香山的社会氛围对孙文思想的形成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末期的檀香山群岛，处于专制君主统治刚被推翻、民主共和制度肇建的动荡岁月之中，美国势力不断渗入，直至兼并檀香山为本国的夏威夷州。身处其间，孙文对檀香山的政治变换耳濡目染，各种政治宣传、近代思想、思维争辩如过江之鲫在他眼中鱼贯而过。所有这些对孙文确立自身的政治思想体系，走上政治之路，影响重大。

    尽管孙文是中国的革命先驱，但是西方思想体系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进而影响着他之后的决策和作为，这都和孙文早期的这段侨居的经历有关。

    檀香山是华侨聚居地，孙文在此成长，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褪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色彩。难怪很多年后，已经改名为孙中山的革命领袖的孙文，总结革命经历时感叹道：“华侨乃革命之母。”

    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分两层意思来理解：首先，孙中山成长于海外华人社会，政治思想也是在华人社会中酝酿成熟的。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想的根子是西方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这一点想想当时侨民的生活际遇就不难理解。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穷苦百姓到海外讨生活，干的是最脏最苦、收入最低的活，却没有丝毫社会地位，政治上还受歧视。他们很自然地反思原因，进而感叹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障华人的利益。祖国为什么会落后呢？海外华人最先把“国家”和“政府”剥离了出来，将“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原始的革命思想萌芽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群体进行反思后，头脑里造反的思想日益浓厚，成为了革命的主体。4孙中山就是这一土壤培养出来的革命种子。

    其次，华人群体为革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孙中山等人的生活资金和革命经费基本靠海外华人捐助。比如革命党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就全在本地募集，香港著名华人富商李纪堂、李煜堂等人就是革命党人的幕后金主。孙眉为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事业，也慷慨解囊，最大单笔捐助超过十万美元，几年之后即告倾家荡产，破产离开美国。当然，掩护、资助革命党人的主体还是最广大的默默无闻、生活拮据的普通华人劳工。

    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华人华侨的确是近代革命之母，哺育了孙中山等革命之子。

    西方文化为孙中山打开了眼界，点燃了思想的火花，但同时也让孙中山养成了用西方的政治思维和眼光看待中国政治和人心的思维习惯，由此造成了孙中山在了解中国国情、动员国内力量等方面的举措出现了欠缺甚至是错误。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这样评价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孙中山对国情认识不足，常常过于乐观估计形势，作出错误决策，败给中式政治思维的对手。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二

    1883年，孙中山被孙眉紧急送回了国内，原因是经过了四年西式的教育，此时的孙中山表现出了强烈的基督教化的倾向，这是哥哥孙眉所不允许的。两年前，也就是1881年，孙文小学毕业后选择了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读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献身宗教事业的念头。孙眉看弟弟的苗头不大对了，赶紧把可能“洋鬼子化”的弟弟送回老家。由此，近代历史少了一位可能的传教士，却多了一名革命者。

    其实，此时为时已晚。孙文的思想已经形成，在回翠亨村后，已经西化的孙中山与晚清的乡村社会格格不入。我们猜测他当时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一个是重拾传统习俗和儒家文化，回归中国传统；另一个是用西式思想与僵化落后的故乡环境作斗争。而孙中山选择了后者。他想用西式思想改造落后的故乡和乡亲们。他向小伙伴们讲述檀香山的见闻、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制度。孙中山描述的世界还真的成功吸引了一个发小，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革命志士陆皓东。陆皓东钦佩孙中山，两人交往日益密切，并一起抨击乡间的黑暗愚昧和迷信。后来，这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胆子越来越大，最后把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都砸毁了，用实际行动反对陋习。结果，本地的豪绅地主一起发难，使得孙中山和陆皓东在家乡难以立足，只好避往香港。

    在香港期间，孙中山和陆皓东干脆一起受洗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后转学到西医书院学习，期间常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互相讨论，大谈反清。孙中山自述在这几年间，“每于课程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间而符合者，在香港只除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只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

    孙中山在香港的经历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的“文凭疑云”。孙中山被人称为“孙逸仙博士”，并签名“Dr.Sun Yat-sen”，那么他的“博士”学位究竟从何而来呢？孙中山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1887年至1892年在何启博士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今天香港大学的前身）学习。官方资料说，孙中山由该校教务长康德黎博士颁发毕业证书，并因为成绩优异（官方资料说是第一名，也有说法是第二名）获得时任香港总督威廉 罗便臣亲自颁奖。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当时西医书院还没有获得政府立案，还不是正规的高等学校，根本就没有颁发博士学位的资格。严格地说，这所学院所颁发的医生资格都是令人怀疑的；第二，西医书院1892年的毕业生只有两个人：孙中山和江英华。在只有两个毕业生的学校，孙中山可不是要“数一数二”了吗？当然，最可行的解释是：在英文中“Doctor”有“博士”和“医生”的双重意思。西医学校毕业的孙中山签名“Dr.Sun Yat-sen”是可以的，但应该被解读为“孙逸仙医生”，而不是“孙逸仙博士”。后人评价历史人物，通常爱屋及乌，喜欢粉饰拔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孙中山毕业后，无法取得香港行医执照，只能辗转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青年孙中山的行医经历不太如意，受到了澳门葡萄牙医生和广州中医们的敌视和排挤。尽管后来官方资料说孙中山医术高超、服务周到，诊所门庭若市，但孙中山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曾经被葡萄牙医生赶出澳门，还一度寄居在广州朋友家中。事实上，孙中山的志向不在医人而在医国。

    如此同时，孙中山对现实也感到越来越不满，试图寻求富国图强之道。他首先想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没有人一开始就热衷血淋淋的武装暴动。孙中山认为国家富强之道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于是决定给当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

    一介默默无闻的布衣竟敢给当朝大员上书，真是需要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这种精神在孙中山而言并不缺少。1893年，孙中山拿着《上李鸿章书》的草稿，拜见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5。王韬是提倡改良的先辈，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希望太平军能改良国政，结果遭到清朝通缉。长年的逃亡生活和醉心酒色鸦片的日子让王韬的身体很差。他本已对国家改良大事失去了兴趣，然而现在，他胸中的政治抱负似乎又被孙中山这个不怕老虎的初生牛犊重新激发了，欣然提笔为孙中山修改了《上李鸿章书》。

    1894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经上海到天津上书李鸿章。结果，包含着老一辈思想家和新生力量主张变法改良的上书，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他们连李鸿章的面都没见着。李鸿章不接见孙中山等人的理由并不难理解：孙中山当时本来就是个冒昧来访的无名小卒、粤东布衣，怎么会引起李鸿章的重视呢？如果每个人求见，李鸿章都接见的话，那他每天就不需要办其他事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正在为调兵备战和应付朝堂上的党同伐异忙得焦头烂额，也确实没时间和一个年轻人讨论改良的问题。不曾想，李鸿章合情合理的拒绝，在不经意间断绝了血气方刚的孙中山、陆皓东报效朝廷的心思，把他们推向了王朝的对立面。

    上书失败后，孙陆两人从天津到北京游历。当时前线形势危如累卵，慈禧太后却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大肆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还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不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输给蕞尔小国日本，朝廷决定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耳闻目睹了一幕幕丧权辱国、国事腐败的事件，孙中山和陆皓东深受震动，又报国无门，于是怀着惆怅愤懑的心情，回南方去了！

    三

    自上而下的改良不成，孙中山遂尝试按照西方的思想和模式，建立政党组织，发动起义。

    在这里，我们要先说说孙中山性格的另一方面。

    从照片上来看，孙中山给人文质彬彬、儒雅的绅士印象，当然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结果；但是，人们大概忽略掉了在照片上看不到的另一面形象。如果孙中山没有天生冒险勇武的精神，那么让一介文弱绅士去组织血淋淋的革命也实在难以想象。

    孙中山毕竟是生于长于广州的中国人，身上的广东地域色彩是不可能连根拔去的。他出生地广东省香山县（“香山”县因为有了孙中山，现已改名“中山”市。一字之差，体现了孙中山的重要影响），开风气之先，又毗邻港澳，人们的思想相对活跃。同时，此地背山临海，土地贫瘠，算得上是传统政治视野里的穷乡僻壤。这样的环境容易出剽悍冒险的另类分子，比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就多次承认同乡洪秀全对自己的影响：“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也。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至于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实行，且功效较俄国尤大。”李大钊也认为太平天国的造反精神对孙中山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洗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

    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天生的“反叛”精神，让孙中山走上了组织武装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返回檀香山，组织爱国华侨，成立了兴中会。

    孙中山草拟了兴中会的章程，直斥清王朝昏庸误国，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宣称该会要“振兴中华，挽救中局”。这个在简陋的木板楼里成立的政治团体，被后人赋予了划时代的意义，其实当天不过是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华侨，聚在一起成立的小团体。当时的孙中山还不足而立之年，只是团体骨干，并非首领。在场华侨推举的兴中会正副主席是刘祥和何宽。

    后在兴中会虽然扩大到了120多人，但其中大多是爱国的富裕华侨。这些人虽然有变革社会的欲望，但苦于身家顾虑太重，并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实际行动。兴中会的革命只停留在了口头上。不久之后，首领刘祥即退出了兴中会。兴中会最终没能在檀香山发动名留史册的活动。

    兴中会势单力薄，没什么作为，孙中山就决定离开檀香山，返回香港发展力量。他找到发小儿陆皓东，又联络了同样有反清思想的陈少白、郑士良等人，计划在香港、广州等地发展兴中会的分支机构，又联合了香港本地的反清政治团体辅仁文社，共图大业。

    辅仁文社于1892年2月13日在香港成立，成员都是香港华人，首领叫杨衢云。杨衢云曾担任英国商行的经理，英语流利，社会阅历也丰富。当时反清势力只是朦朦胧胧地要求推翻清王朝，对于之后政局没有明确的规划，当时很多人还赞同君主立宪，认为换一个开明的君主就可以了。而杨衢云明确指出要废除帝制，建设共和国。孙中山来找他谈合作，两人一拍即合，杨衢云满口答应。1895年2月，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在香港合并，成立兴中总会。杨衢云被推举为兴中总会会长。

    两会合并后，决定在10月10日举行广州起义，起义成功后建立合众国，推举杨衢云为合众政府大总统。在名噪一时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么一幕：兴中总会的起义谋划停当后，杨衢云提出一个问题，日后的共和国由谁来担任“president”（总统）。孙中山背对着杨，轻声说，当然是你了。杨满意而去。这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杨衢云的性格的。

    兴中总会的成员大多是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有部分反清的会党分子。他们态度激进，愿意采取实际行动。但不论是杨衢云，还是孙中山，都是西方政治思维训练出来的革命者，对于如何在传统的中国发动起义并不懂。积极乐观又带有广东剽悍乡风的孙中山，谋划了一个洋溢着美国英雄主义情结的计划：革命者偷渡去广州，联合广州的江湖好汉，共约三千人，在广州城内四处放火出击，一举占领广州，然后占据广东，图谋大业。孙中山对革命者的能力很有信心，对起义前途很乐观。陆皓东还热切地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军旗。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著名的广州起义的计划。

    在实施过程中，孙中山和陆皓东等人按计划潜入广州，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人员和军火未能如期布置停当，导致起义的日期一推再推。到了10月27日，反倒是清朝官府得到消息后先下手了，大肆抓捕革命者。陆皓东等人被捕，光荣就义。6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披露，广州起义的失败完全是天真幼稚的革命党人将起义当作儿戏的结果：暴动计划事先透露给了孙中山的老师何启博士，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事前就知道了计划并发表了支持革命的一案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但清朝官府还是从中得到了信息。孙中山原计划联系秘密会党成员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暴动的，结果会党成员的木划子刚到广州就被官府围捕了。

    这次夭折的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事后，孙中山称赞陆皓东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反思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欧美，一群绅士占领城市中心，控制政局，或许可行，但在中国为什么就失败了？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政权更迭方式。西方归来的革命者的理念，在强大的中国传统面前第一次失败了。孙中山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式，依然采取西式的起义方法：主要依靠革命情绪高涨的海外革命者，潜入中国沿海地区，谋求占领重要城市，进而撼动全国。从广州起义到武昌起义，孙中山等人发动了数以十计的类似起义，耗费了大量人员和枪械，屡败屡战。

    最后，我们再说说兴中总会的会长杨衢云的结局。他适应不了高强度的起义生活，就在1900年1月，兴中会谋划惠州起义的时候，决定辞去会长职务，让孙中山继任。惠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官府侦知兴中会的会长是香港人杨衢云，就悬赏三万银元购买杨的头颅。孙中山等人劝杨衢云离港去外国躲避，杨衢云自负的个性在此时暴露了出来，坚决不愿意过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也不愿意耗费革命经费，表示要在香港开办夜校教授英文，“授徒以养妻子”。1901年1月10日傍晚，执意留港的杨衢云被清朝官府的刺客在自家的夜校杀害7 。

    1898年，兴中会曾经拍照留念，杨衢云坐于前排正中，孙中山站于后排。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指令组织部长陈立夫不惜百万重金回购这张纪念照片加以销毁。理由是此照“有损国父形象”。由此，杨衢云在史册中默默无闻的原因可以想见。

    杨衢云死后，孙中山无论是实质还是名义上，都承担起了革命领袖的重任。

    革命起步：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一

    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其意义不同凡响。它打响了武装反抗清廷的第一枪，也让孙中山等人成为了“革命先驱”，获得了海内外的声望。

    但是当时，孙中山的日子可不好过。他被清廷通缉，又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只得逃亡日本横滨。没想到，日本舆论竟然对他这位“通缉犯”大加赞赏和欢迎，这让他喜出望外。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报道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抚掌大叫：“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从此，“革命”二字引进中国语言，代替了“造反”和“起义”。

    从广州起义失败的1895年，到武昌起义成功的1911年，其间长达17年的时间，孙中山都被迫流亡海外。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剪掉了辫子，换下长袍，改穿西服，成为了后人熟悉的标准照中的模样。再后来几年，孙中山主要在美国、日本、南洋各地活动，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好友。孙中山的名字的来历，和这个平山周有莫大关系。1897年，孙中山在日本有次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一家旅社）。入住登记时，陪同他的平山周想起刚刚经过的日比谷中山侯爵的府邸，就信笔代替孙中山在旅馆登记簿姓氏栏中，写下了“中山”二字。孙中山一看，抢过笔来在“中山”之后加上单名“樵”，化名“中山樵”。他对平山周说：“中山樵”就是“中国之山樵”的意思。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出版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孙逸仙》一书时，因为日语水平有限，就贸然将中山作为孙逸仙的名，而与其姓孙连缀成孙中山。

    虽然革命之心不死，但在发展革命组织和筹款活动方面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孙中山一度还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才没有被遣送回国。

    孙中山的声望超越东亚范围，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革命领袖，还拜一次“绑架事件”所赐。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从美国来到英国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突然被清朝驻英公使馆抓获，秘密囚禁在了使馆中。孙中山是怎么做的阶下囚呢？他本人的解释是这样的：

    “11日上午我离开旅馆准备找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广东同乡。我们用粤语亲切交谈，后来又来了一个同胞，三人一起走。那两个人谈话进步，热情邀请我去寓所喝茶叙旧，‘或推予，或挽予’，半推半就将我拉到一个寓所前。这个寓所竟然是清政府驻英使馆。”

    孙中山的说法长期以来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这不是真相。真相是缺乏防范之心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去，“羊入虎口”，被喜出望外的清朝官员给囚禁了。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思维是西式的，对西方的外交制度也盲目迷信。他认为外国是讲法律的，人人都要遵守法律，所以清朝外交人员无权在外国抓人，因此他觉得自己在海外的安全有法律保障。在美国，孙中山曾经跑到清朝驻美公使馆宣传革命，高喊口号，清朝官吏果然拿他没办法。来英国之前，孙中山又研究了中英外交文件，认为“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国没有执法权，中国与英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就更不怕清朝使馆了。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曾提醒盲目乐观的孙中山注意防范，不要掉以轻心。孙中山非但不以为意，还搬到了离中国驻英公使馆很近的葛兰旅馆居住。

    被捕的前一天（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经过清朝公使馆门前时，偶遇了留学生宋芝田。孙中山问他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很有兴致地和宋一起进入使馆找那个广东老乡——四等翻译邓廷铿。他乡遇老乡，三个人交谈甚欢。告别时，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廷铿不禁抓起金表观赏起来。这一看不要紧，邓廷铿看到了上面刻着“sun”的英文。他立即想到，眼前的同乡就是朝廷重金悬赏的钦犯孙文。邓廷铿不动声色，约定和孙中山第二天在使馆中再见，送别了孙中山两人。随后，他立刻报告了龚照瑗，后者随即和使馆雇的英国参赞马格里等人商量，决定第二天抓捕主动送上门来的要犯。11日上午，孙中山如约兴冲冲地来使馆找邓廷铿。邓廷铿招待孙中山吃了午餐，参观了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途中，他们“遇到”了参赞马格里。邓马两人把孙中山引到楼上“邓廷铿的房间”，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就在外面加了锁。孙中山就此成了阶下囚。

    龚照瑗为防夜长梦多，马上安排马格里雇船偷运孙中山回国。

    使馆内的孙中山千方百计要传递消息向康德黎呼救。他向打扫囚室的英国仆人柯尔介绍中国革命，为了争取对方同情还表明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柯尔犹豫了几天，在17日深夜终于将消息告诉了康德黎。

    康德黎赶紧连夜组织营救。他去找参赞马格里，马格里避而不见；去当地警署及苏格兰场报案，警察认为此案空口无凭，又涉及外国使馆，拒绝调查。18日，孙中山通过柯尔给康德黎传了张纸条：“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焦急的康德黎再一次来到苏格兰场，要求警察插手。遭到拒绝后，无计可施的康德黎跑去外交部试运气。当天是星期天，康德黎只见到了值日官员。值日的官员答应第二天转告上司。康德黎怏怏而出，生怕清朝使馆当天就运孙中山回国，决定去使馆当面警告清朝官吏。巧的是，接待他的人是邓廷铿。邓信誓旦旦地说“绝无见过孙中山”。康德黎干脆雇了一个侦探，在使馆外盯着。没想到此举打草惊蛇，使馆决定提前在20日就押送孙中山回国。

    眼看无计可施，突然峰回路转。事情在19日发生了转折。首先是伦敦警方查到一条轮船准备运送“一个疯子”绕大半个地球去中国，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于是警察开始介入调查。其次，康德黎连夜致函外交部。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知道了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当日下午就指示查办。很快，清朝使馆外面出现了多名便衣。他们人手一张孙中山的西装照片，24小时监视使馆。同时，警方监控了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

    英国官方的强硬态度彻底打乱了清朝使馆的计划，让他们进退两难。康德黎趁热打铁，开始联络媒体，准备扩大孙中山被捕事件的影响。他先找了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泰晤士报》对来自遥远东方的孙中山不感兴趣，并没有抢先刊登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反倒是不知名的《地球报》（The Globe）在22日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刊出了访问康德黎的号外。《地球报》突出了两大卖点：革命和诱捕。孙中山被捕立刻成为全英上下关心的新闻。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清朝使馆、康德黎家、马格里家采访。清朝使馆正常的办公都被涌入的大批记者打断了；马格里躲到了旅馆，但还是被记者找了出来，被迫承认孙中山“确实在使馆内”。伦敦很快轰动了，孙中山的海报出现在电线杆上，开始有群众在清朝使馆外游行，高呼“释放革命家”的口号。沙士伯雷以首相名义强硬照会龚照瑗，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巨大压力之下，龚照瑗不得不将孙中山“请”出了使馆。

    获释后的孙中山紧紧抓住了这次宣传革命的千载良机，首先在宾馆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西方主流媒体第一次见到了讲一口流利英语、精通西方思路的清朝革命家，第一次密切介绍了中国革命和革命家。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国内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参与了孙中山被捕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孙中山成为了与专制残暴的清廷作斗争的英雄，获得了西方舆论的好感。不少英国人看到报道后给孙中山写信道贺或登门拜访，对孙中山表示支持。孙中山事后主动致函伦敦各报主笔表示感谢。

    其次，孙中山还撰写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在康德黎资助下，由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宣传中国革命和孙中山自己。孙中山以西方舆论乐于接受的角度把自己塑造成受迫害的民主共和斗士，还披露了清朝使馆如何侵犯英国主权，争取舆论支持。（多年后，孙中山和胡汉民、戴季陶等人都否定了此书的真实性。）

    “绑架事件”之前，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在西方舆论中处于边缘位置；事件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西方人的日常话语，孙中山成了中国革命的闪亮名片。孙中山“自投罗网”的绑架事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二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再次来到日本横滨。这距他上次来横滨已经过了十年了。留日的中国学生的狂热欢迎再次让他喜出望外。此时的孙中山39岁，已经有十年的革命资历，思想日渐成熟，有着丰富的海外阅历和人际关系，还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望。同时，他还有一个兴中会组织可以利用，这些因素让他成了留学生眼中的革命领袖。

    另外，在日本的革命分子几乎都是从传统的读书人转变而来的。他们原先对“朝廷钦犯”孙中山的印象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如今见孙中山竟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知识广博、充满魅力的中年人，惊讶之余平添许多好感。他们愿意拥戴这样的人为首领。

    在东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黄二人促膝长谈，共同立志反清建国，都认为有聚拢零散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当时，日本汇集了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的华兴会，还有蔡元培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革命组织。孙中山建议大家合并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其他人觉得“革命”二字不利于组织保密，最终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高涨的革命热情让参加合并会议的代表们激昂慷慨，欣然接受了这个纲领——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纲领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大家正兴高采烈地交谈着，房间后部的木板突然倒塌，声如裂帛。孙中山机智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引来一片欢呼。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正式举行，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

    华兴会的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此时改编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系统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论，要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社会富裕。《民报》的创刊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同样流亡日本的戊戌变法主将、现在的君主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由于政见不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这场革命和立宪的思想论战，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两种选择，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国情的理解。

    梁启超的主要观点是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改良。他批评同盟会的民族独立主张是狭隘的排满理论，强调中国的问题是改变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梁启超对中国国情和人民素质的判断比较悲观。他认为民主政治需要社会基础和人民素质的支撑，而现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素质太低，没有自治能力，还没有产生民主宪政的要求。如果骤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国内没有完备的政党，没有具备政治常识的议员，会引起国家的混乱。而且，梁启超还担心中国革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给列强以灭亡中国的机会。所以，暴力革命不如和平改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需要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做大量改革，增进国家财富。梁启超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

    事实上，两派论证开始之时，清王朝已经下达了君主立宪的命令。1905年12月，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这五个人对西方宪政颟顸无知，考察不出什么来，但考察报告不得不写。最滑稽的是，他们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缉要犯梁启超，请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替他们起草考察报告。梁启超在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主张实行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同时指出中国民智未开，新宪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逐步修改推进。这份报告很合慈禧太后的意思，之后清廷的“预备君主立宪”多少照搬了梁启超的高论。

    平心静气地讲，孙中山和梁启超两派各有道理。梁启超一派缺乏革命热情，而西方归来的孙中山一派为革命热情所左右，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和民心。两派争论的客观结果是，多数留学生血气方刚，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

    三民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可是在反清的大背景下，革命者最关注的、着力最多的只是其中的“民族主义”。诚如梁启超所言，许多人将它狭隘地理解为推翻清朝的统治。比如辛亥年前后，湖北的报刊刊登了大量揭露清政府腐败落后的文章，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局限于民族主义的反清宣传，几乎没有涉及民权、民生的内容。

    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宣传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在推翻清王朝之后会马上显现出来。一来，如果革命仅仅是推翻一个旧的王朝，那和老式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二来，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宣告完成，国家进入民主改革和民生建设时期，人们的思想毫无准备，行动怎么能跟上呢？三来，要知道，集中在反清民族主义大旗下的革命者不一定是赞同民主共和、建设均富民生的同志。这些问题在同盟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就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将看到三民主义偏废的后果。

    三民主义偏废的另一表现是：它的宣传对象仅仅是占中国人口极小比例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识阶层。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极易误会为反清复明。同时，革命党也难以跟会党划清界限……多数革命党人其实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满，而对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进行革命鼓动时，居然操着跟会党差不多的话语……对于会党自己和旁观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对他们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一次汉人取代满人的朝代更迭。”（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底层百姓对三民主义闻所未闻，客观上会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视为新的王朝更替。

    三

    孙中山先生是位伟大的革命实践者，但在处理党务方面乏善可陈。

    1907年6月，日本政府在清朝的巨大压力下宣布驱逐孙中山出境，各校宣布开除一批中国留学生。即使形势严峻，孙中山也没有放弃美国牛仔式的起义冒险活动。他计划前往南方沿海发动新的起义。刚好日本政府赠送七千元作为驱逐他的“条件”，这时极度缺钱的孙中山未经党内商议就接受了，另外还接受了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当时机关报《民报》财政窘迫，主持人章太炎难以为继，拉住临行前的孙中山讨要经费。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购买军火，只给了章太炎两千元经费，令章太炎大为不满，要求将江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全部拨付给《民报》，遭到孙中山拒绝。章太炎是个性情中人，再加上平山周等人趁机调唆，于是意气用事，宣称孙中山私自拿日本人的金钱不支持革命，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以黄兴代替。这就是党内第一次“倒孙风波”。

    好在黄兴是个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力挺孙中山，才让这场风波无疾而终。不过此事还是引发了本来就存在派系之争的同盟会的分裂8。孙中山抵达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支持下另立同盟会总部。

    孙中山频繁组织起义，屡遭失败，消耗了同盟会的有生力量。而同盟会的党务工作却无人过问。孙中山的威信大受影响。光复会派系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有政见分歧，再加上当时的起义屡战屡败，就于1907年7月再次发动了“倒孙风波”。最后还是黄兴第二次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才使风潮得以平息。到1909年时，同盟会的起义大大减少——因为没有实力再发动频繁的起义了。

    政党建设是个崭新的领域。孙中山还不懂得如何发挥政党的优势。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另有一些同盟会员组织共进会，返回国内湖北湖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而孙中山面对同盟会的内部争斗和各行其是，心中不快，反而更加疏远同盟会党务，主要依靠聚拢在身边的部分成员开展革命活动。

    1909年下半年之后，孙中山更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途之上，花在向各国华侨、留学生筹款上，花在宣传革命寻求支持上。他的海外活动让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实际效果则很有限；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本部在组织上和活动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更谈不上对各分支进行有效的领导了。值得注意的是，同盟会内部沾染了中国特色的派系斗争，将会对日后的民国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之后继承同盟会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则更为激烈。

    总统生涯：仓促民国和空降总统

    一

    在孙中山流亡海外的第十七个年头，也就是1911年10月底，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丹佛）的大街上突然跳出来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国人，挥舞着一张报纸，四处跳跃，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喊，直至泪流满面、面红耳赤。街上的美国人侧目而视，眼尖者发现报纸上的头条赫然写着：《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这个发狂的中国人就是孙中山。当时，孙中山的境况相当糟糕，哥哥孙眉已经破产；美国华侨也不买他的账。孙中山最后沦落到街上打工，据说是在餐馆里做杂工。

    武昌起义的成功，大大出乎孙中山的预料（孙中山承认：“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也大大出乎革命党人的预料。直到1911年上半年，黄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而陈其美等人则“定宣统五年（1913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谁曾想，清王朝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需最后一击就能沉没。仓促而起的武昌起义就成了这最后一击。

    远在美国的孙中山为胜利欢欣鼓舞。革命爆发了，他不用再顾虑什么“朝廷要犯”了，遂决定返回国内。

    由于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非常乐观，孙中山决心在回国前先给革命党人做一圈外交活动，“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所谓的外交，说白了就是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孙中山通过美国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同时希望他们向新中国放贷。四国银行团的答复是，这两件事情需要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和政府磋商，拒绝将孙中山作为谈判对象。在伦敦，孙中山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交涉，提出要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同时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的活动，取消英国政府和英属殖民地对自己的放逐令以便回国等三项要求。对于孙中山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了太极手法，既不答应，也没有反对。孙中山很快就感觉到了英国政府虚与委蛇的态度，感叹“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于是从伦敦取道巴黎归国。

    所有要求都未能得偿所愿的残酷现实并没有打击到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在伦敦，孙中山拜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廖仲恺等人到香港迎接，与孙中山讨论起国内形势与应对措施。孙中山一心要去上海，而胡汉民不主张孙中山去上海。因为上海和武汉等地的革命党人就新政府领袖的人选问题争论不休，且革命阵营内部纠纷不断。如果孙中山去了上海或者南京，虽然会被拥戴为总统，但手下无兵、号令难行，不会有所作为。9胡汉民建议孙中山去广州。因为当时同盟会掌握了广东政权，孙中山可以以广东为根据地，整顿军队，循序北伐。但是，满心喜悦的孙中山觉得胡汉民的建议过于保守了，坚持要去上海，还要胡汉民跟着自己一起去。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急切地要去前方领导军民。针对胡汉民对袁世凯的担心，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说服不了孙中山，只好放着广东都督不做了，委托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别人是近乡情更怯，孙中山却是越接近革命前线越乐观。尽管共和国还停留在计划之中，有一大堆破旧立新的事情需要处理，但孙中山还是跃跃欲试，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

    其实早在巴黎，孙中山就向国内《民立报》发电转呈军政府，建议早日确定总统。电报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意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当时独立的数省已经派人在上海商量成立全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的意见是，未来的元首不管是黎元洪还是袁世凯（当然他对自己出任总统难免也有所期许），早日确定总统才是正道。

    形势真的能如孙中山所想，成立一个新政府就能斩断团团乱麻吗？

    二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七年海外流亡生活之后，来到上海。这一天是圣诞节，西方的上帝仿佛给灾难深重的中国送来了一位“圣人”。

    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缺乏高声望、强有力的革命家“领衔”起义，独立各省各自为政。孙中山作为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革命家，他海外归来的消息振奋了国内民众。各界拥挤在码头，迎接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还没有到上海，沪上报纸就宣传他带回来了多少多少款项，有的报纸干脆说孙中山带回来若干西方军舰，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毕竟孙中山在海外多年，事先又和列强及银行团斡旋了多年，国人想当然认为他筹措了巨款。所以孙中山刚下船、上码头，就有记者开门见山，询问：“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大家纷纷为孙中山的革命乐观主义鼓掌。

    然而，“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的确，孙中山在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回国，除了崇高声望和同盟会总理的虚位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外，实在没有任何硬碰硬的政治实力可言。

    第二天（26日），同盟会众人公宴孙中山。席间，大家达成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新政府总统，并开始做各省代表的工作。宴会结束后，马君武即向《民立报》透露了消息，为孙中山出任总统制造舆论。当晚，孙中山在寓所召集了第一次政府组织会议。

    同盟会众人这么做，是不是操之过急呢？或者说，孙中山是不是真有实力出任总统呢？

    孙中山是当时南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尽管不是最有实力的人选。武昌起义结束后，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省代表就开始寻觅定都地点和最高领导的人选，内部达成不了一致。黎元洪和黄兴等各派争论不休。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首都问题似乎解决了，但领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黎元洪是首义领袖，还得到了旧官僚的支持；但在上海，代表们选举了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这样的领导局面，非常蹊跷。当然此时还有第三个人选，也是最强有力的人选：拥有精锐北洋新军的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袁世凯不属于要推翻的满族贵族阶层，而且他本人也有意与南方合作。所以就在孙中山归国之前，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就举行过和谈。和谈的底线大家都很清楚：袁世凯要求用推翻清朝来换取总统地位。南方几乎所有的旧官僚和多数革命党人是默认这个“要价”的。就在三个人选争论不下之时，孙中山顶着“精神领袖”的光芒回来了，终止了这场纷争。“这时南方诸贤急于要组建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便立刻变成了黑马。”（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精神光芒、舆论升温和党派支持让孙中山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

    独立的十七省的代表推举总统的结果是：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10孙中山成为总统，但是是临时的。表面原因是清朝还没推翻，国家还没统一，政府只能是临时的；深层原因是孙中山能够压倒黎元洪、黄兴和南方其他竞争者，但是北方的袁世凯并没有接受这个结果。

    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开始忙活起来，他很快就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共和政府。这届临时政府由九个内阁总长组成：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钟瑛；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表面上看，临时政府中，同盟会会员只占少数，多数是立宪党人、旧官僚和前清起义军官，但同盟会员却占据了临时政府九个次长位置中的八个，当时立宪派和旧官僚的部长们并未实际到任，转由次长主持工作，同盟会在实际上掌握住了政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就职。当晚十时，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灯火通明，军乐悠扬，47岁的孙中山在欢呼声中宣读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誓词宣读毕，意味着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也意味着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被推翻了。孙中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三

    那么，孙中山这个临时总统的执政情况如何呢？

    孙中山在就职当日，向全国通报宣告“革命的时代”到来了，宣称要“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的确，孙中山廉洁无私的操守、平等近人的风格和民主开放的思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衣食住行简朴，和总统府工作人员包括门丁厨子都同立交谈，还便衣简从往来于南京街市，把西方民主作风多少带入了中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营私揽权、用人唯亲。广东方面曾提议孙眉为广东都督，孙中山闻讯即电告广东各团体及各报社，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他还致电孙眉劝说：“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政治非兄所熟习，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就此大任。”因为孙中山的反对，孙眉最终没能当上广东都督。11清末民初，政治普遍腐败黑暗，孙中山的闪亮作风，果真很有几分“革命时代”的气象。

    然而，一位开国总统仅仅有良好的操守是不够的，还得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政务才行。

    而孙中山当时所面对的政局，混乱如麻、危机重重。

    清王朝还在苟延残喘、民国政府尚未得到国际承认、北洋大军虎视眈眈，再加上辛亥革命事起仓促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晚清社会像一艘破船一样。新独立的各省驾驶着这艘破船乘风破浪，谈何容易。首先是各省资源紧张，能用的税收、军队有限。其次，各省的独立缺乏统一指挥，独立后更是各自为政。虽然在名义上组成了一个共和国，但是实际上相互争吵、相互拆台。

    孙中山总统和革命党人们面对仓促建国，做好快刀斩乱麻的准备了吗？

    之前在革命宣传方面的疏漏，此时就暴露出问题了。前文说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局限于反满的民族主义宣传。其后果是，在思想基础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甚至包括多数革命党人在内，竟不知民主共和与民权民生为何物？对于建国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谱。

    更要命的是，普通的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仅仅是当做了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辛亥革命的实际动员口号主要是反满，这只是个很传统的王朝更替的号召，而且，对王朝的冲击缺乏深度”，客观上也只是完成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任务。（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1912年的普通中国人，谁能说出自己身处的局势和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在华英国外交官看到，刚刚剪掉自己辫子的革命士兵（原来的清朝新军）在大街上到处拉人剪辫子，而多数老百姓为了躲避剪辫戴上头巾和帽子。于是，民国政府的警察就多了一项任务：到大街上掀行人的头巾和帽子。英国人不无揶揄地写道：“警察对自由的热忱，常常促使他们去攫取那些没有恶意的过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这个自由的领域内，这些过路人是否在内心仍然是满清的奴隶。”他们这么做和当年清王朝的专政行为有什么区别呢？当盘辫子已经成为几百年来普通百姓的习俗和心理的时候，怎么能如此强硬地一刀切呢？

    基于这种“改朝换代”的认识，那么有功的将士们和革命者们自然就有理由要求分享新政权、享受胜利果实了。而那些对王朝更替有功、事后却没有得到好处的“前革命者”，往往就产生了逆反心理，因为一己私利得不到满足，就走到了革命阵营的对立面去。比如对东南革命有功的应夔丞，以及参加云南革命事后被裁撤的武士英，后来竟成了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更有人觉得，既然革命的目的是反满，现在民族独立基本实现了，那么革命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竟然高喊“革命成功，革命党消”，要求取消带有秘密性质的同盟会，给孙中山造成很大压力。

    “改朝换代”的思想认识和同盟会本身存在的问题（派系斗争、缺乏执政人才等）搅和在一起，让革命党人祸起萧墙，出现了内讧的苗头。策划上海光复的同盟会员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在革命胜利后，就爆发了矛盾。陈其美甩开李燮和自称上海都督；而李也不甘示弱，干脆占据了吴淞，自称吴淞都督，和陈其美武力对抗；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则设光复军司令部于上海，招兵买马，威胁到陈其美的权势。陈其美一怒之下，指使“小兄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另外还有武昌起义的真正首义英雄：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在临时政府成立后都没有得到“安排”，于是气愤之余开始大肆攻击孙黄。刘成禺公开辱骂孙中山为“海贼”，还和张振武、时功玖等人纠集了一些旧官僚和立宪党人组织了“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企图与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分裂。孙中山遭受了巨大的压力，总统当得并不舒服。

    革命之前及之后所产生并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局限性都是深层次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而此时的孙中山正在为迫在眉睫的“缺钱”两个字而发愁，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解决那些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呢。孙中山短暂的总统生涯都在为缺钱而发愁。当了家才知道柴米贵，才知道蓝图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孙中山回国时身无分文，到上海后全靠陈其美送了1000枚银元才组织起了临时政府的框架。当时百废待兴，前线战斗正酣，用钱的地方很多，而临时政府却没有收入（独立各省截留税款自用尚显不够，无力支援中央）。一次安徽前线告急，急电中央催粮催饷。孙中山紧急批示：拨20万元济急。胡汉民持总统手令前往财政部拨款，发现国库之内竟然只有银元10块！财政问题成为临时政府的头号问题。黄兴曾求工商总长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以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黄兴走投无路。12眼看军队在饥寒交迫中作战，黄兴甚至表示准备“剖腹以谢天下”。

    孙中山只能迎难而上，然而没有接受过财政经济训练，让他想出来的方法不异于火上浇油。他想出来的方法是“厉行征发”，希望通过加大老百姓的税负来克服财政困难。黄兴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难了，不能涸泽而渔。

    更为搞笑的是，正当总统一筹莫展的时候，总统府里有个当差的，说是自己在太平天国的时候给天王洪秀全也当过差，并报告说当年“天朝”即将灭亡的时候在埋下了金银财宝，数额估计还清外债绰绰有余。孙中山病急乱投医，连忙派人去挖，结果什么也没挖到。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在恶搞。

    最后，孙中山硬是想出了一个“好方法”，计划将独立各省的官办实业公司抵押给外国银行，用借款来解决财政困难。据说，孙中山的这个方法是在日本人的“启发”下想出来的，不久（1912年2月）就发生了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官办的江西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汉治萍公司，以此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的事件。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临时政府尚未有所作为，就将国有企业抵押给了日本。同盟会内部纷纷指责孙中山此举卖国，张謇、章太炎等原来就和孙中山不对付的力量更是拼命反对。张謇致书孙中山、黄兴，抨击“抵押贷款”说：“何至以此区区数百万之款，贻他日无穷之患，为万国所欢笑！”他坚决请辞实业总长的职务。

    客观地说，孙中山此举并非卖国，而是政治经验不足，缺乏财政手段。他本人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诚恳地接受了批评，解释贷款是“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此议就此结束，不再重提。孙中山虽然把主要精力投在筹款找钱问题上，终日奔忙，却始终没有筹措到足够的款项。临时政府在财务方面的失败，让绝大多数政务难以推行，政府和孙中山本人的威望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痛定思痛，孙中山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临时”两个字惹的祸。当时西方各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依然把持着海关关税这项中国最大笔的收入；临时政府想向西方银行借款，以及提取清王朝在西方银行中的存款等要求都被严词拒绝。因此孙中山认为只要临时政府尽快统一了中国，成为正式政府，就能够破解财政问题和外交困境。而要实现统一，道路无非两条：北伐，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妥协，让袁世凯逼清朝退位。

    在北伐大事上，孙中山曾经进行了认真的准备。1月4日，孙中山就致电广东陈炯明，命令他迅速出兵北伐：“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民，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制定分兵六路直捣北京的宏伟计划。诚如孙中山北伐需要向陈炯明等地方都督要兵一样，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空架子，并没有直属军队。由各地派兵拼凑起来的北伐军，几乎是乌合之众；至于各省都督的军队，陆军总长黄兴连调都调不动（他和湖北军界以及浙江军界的关系尤其糟糕），更无法指挥了。孙中山手中无兵，也缺乏统一指挥的威望，导致军令往往出不了南京城。同时，北伐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和兵员、军饷，而这恰恰是临时政府没有的。北伐于是很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库见底，北伐受挫，剩下的就只能寻求妥协了。

    南北统一：议和与让位

    一

    在北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大军正对南方虎视眈眈。这支军队的统帅是袁世凯。

    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的政治声望很高，得到了旧官僚、立宪派和相当一部分的革命党人的好感。作为清朝最后支柱的他，对革命的态度很暧昧。气势汹汹扑向武汉的北洋军完全有可能一举扑灭革命火种，但是袁世凯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收复汉阳后，下令北洋军停止进攻。1911年10月底11月初，袁世凯数次派人和武昌方面“和谈”。11月26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让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口头传话给在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提出：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

    袁世凯的政治底牌很清楚：用清朝的灭亡换取民国的总统职位。

    革命党人承认，袁世凯提出的条件是相当“优惠”的。

    接受条件，革命党人不废一刀一枪推翻了清朝，北洋大军成为民国的军队，何乐而不为？虽然要推举袁世凯当总统，但老袁毕竟是汉族人，赞同革命，能力、经验和政绩都在那摆着，不见得不是一个总统的好材料。所以，南方许多人认为可以接受袁世凯的条件。汉口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很自然地做出了如果袁世凯“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当时武汉黎元洪、江苏程德全和同盟会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都对这个“交换”点了头。于是，12月18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周）南北代表开始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就这个“交换”的细节进行磋商。

    关键时刻，孙中山在圣诞节到达了上海，当时，孙中山多少有些心里没底。一来，袁世凯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大佬，孙中山只是流亡归来的空头司令；二来，各省代表依然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孙中山很难改变众人对袁世凯的好感与支持。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要求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声明之前南北代表商定的“交换”依然有效。于是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我前天到上海，各位同志都要我承担起组织临时政府的责任。问他们是什么理由，原来东南起义的各个省，由于缺乏统一的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所以，组织临时政府是他们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我鉴于时局很艰难，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你正在把旋转乾坤（指推倒清政府）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的事情。但你目前的处境和地位，正处于嫌疑的地位，不能不避开锋芒。所以，由我暂时来担任这个空缺的职位，我只是守着这个职位，等待你来接任，这个心情，将来一定是可以明白的。希望你早日解决这件大事，以安慰4万万人民的渴望。

    可见，南方一直“虚位以待”袁世凯“王者归来”。

    当然，也有部分人反对袁世凯出任总统。他们认为袁世凯是老奸巨猾、道德败坏的政治阴谋家。比如孙中山当选大总统的当天，《时报》发表了时评《袁世凯之隐衷》，认为袁世凯在革命中的行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者也”，毫不留情地大谈特谈袁世凯的发迹史：“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反对袁世凯的人以中下层革命军官为主，可惜他们缺乏宣传渠道，而且在上层的和谈气氛中思想开始混乱起来。

    民国已建，南北和平“交换”能否成功，孙中山的态度至为关键。

    二

    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熟悉。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西式的，一个是中式的，之前没有任何思想或者行动上的交集。

    就任初期，孙中山接受美国记者麦考密克的采访。麦考密克熟悉北京政坛情况，孙中山就向他征询袁世凯的情况：“你对袁世凯的判断如何？他将依哪一方面的考虑行事呢？”

    麦考密克说：“我认识他已有几年，我对他的印象十分良好，与对其他许多人的印象一样。他是个能干的人。而且他做了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以来，我认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献身于他对革新的信念。”

    孙中山又问：“你认为他现在的行动是为了改革，还是为了清廷？”

    麦考密克回答：“他不得不为清廷谋求最佳的条件。但他真正的利益必定是全帝国的利益——即国家本身，而不是任何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只为其自身的利益行事。”

    孙中山：“如果我能拿得准他是如此，我就没有什么焦虑了。”

    间接得到的信息让孙中山对袁世凯产生了模糊的印象。他是一个政治乐观主义者，抱有一种乐观的幻想“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和多数人一样认为袁世凯倾向革命，可以加速民国统一。他和其他人一样，为南北和平统一的美好前景所振奋。事后，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对一个人的认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晰、透彻。遗憾的是，恶劣的局势没有给孙中山太多的时间去观察袁世凯。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揭不开锅了，外国政府又刁难临时政府，孙中山焦头烂额。内外交困之际，孙中山尽管不了解袁世凯，也倾向于让位袁世凯了。他解释自己的妥协时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

    伍廷芳和唐绍仪为代表的“南北议和”始终没有断绝，孙中山便通过这个管道与袁世凯商谈“交换”的细节。因为民国政府的框架已经成型，孙中山尽管表达了让位的诚意，但也提高了谈判的要价，他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袁世凯只能接受民主，进入民国政府的体制；清帝马上退位，政权同时消灭，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更明确表示要等列强承认民国政府后再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新总统。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认为“各国承认时期为不能待”，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先得到承认后让位的要求。最后，孙中山整理出了五项明确条件由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并在各报上刊登公示：“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照知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世凯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订的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此举将传统私底下的权谋公开化，大开“透明操作”的先河。

    袁世凯不禁对这位新的对手提高了警惕。

    袁世凯之前没有接触过孙中山这样的对手——以前的对手不是朝野官吏就是草根乱民，不过浸淫中式官场几十年让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耍了一套花枪给孙中山施加压力。首先，他“允许”唐绍仪辞去北方和谈代表的职务，通知伍廷芳以后的谈判与他直接交涉。同时，宣布过去达成的协议，因为没有和他商量，一律无效。最后，袁世凯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另一方面，1912年1月2日，袁世凯手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4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袁世凯用这封电报向南方施加军事压力。暗地里，袁世凯也需要这封电报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表示效忠，事后以“犒赏”将士的名义向隆裕太后索取了内宫库房里的300万两银子，来解决极端困难的军队财政问题。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北洋军也缺饷。袁世凯是外强中干，和谈是必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针对孙中山要求清帝自行退位，不得将政权授予私人，袁世凯接受民国体制的要求，袁世凯提出了反要求：清帝可以退位，但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统一全国。他将这个要求电报了南京。孙中山对袁世凯提出的条件非常愤怒，1月22日公布了秘密谈判的条件，指责袁世凯对共和的诚意，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新的五项条件，他要确保袁世凯“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袁世凯继任总统必须由南京参议院选举，必须宣誓接受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孙中山又一“公开外交”的举动，引起了各方面强烈反响。在北方，袁世凯成了朝野攻击的靶子。满族亲贵组成的宗社党，强烈反对清廷退位，他们责问：“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而在南方，主和派也责怪孙中山制造了和谈危机。和谈濒临破裂。孙中山不得不再1月28日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准备开战。

    南北双方都不想打仗，也无力再战，和谈转入幕后，转移到清末著的幕僚赵凤昌的上海寓所“惜荫堂”举行。不知情的北方革命党人策划了针对清朝显贵的暗杀行动。袁世凯于1月16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从此以养伤为名拒绝上朝，向朝廷施加压力。10天后，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领袖良弼。良弼是反对共和、反对袁世凯的铁杆分子，掌握部分军队。他的死，去除了袁世凯的一大心患。而胆小的隆裕太后被暗杀行动吓坏了。同日，几天刚反对过共和制度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46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2月5日，段祺瑞再次通电威胁反对共和的王公大臣。至此，朝野官员和满族贵族再也无人出来为王朝命运呼喊了。袁世凯也作出让步，基本上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南方则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

    此时发展了一个小插曲，折射出袁世凯的真实心意。退位诏书是南方张謇定稿，转给袁世凯，由清廷发布。但袁世凯做了一个小动作，在诏书上加了一句“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清王朝等于是将政权私授给了袁世凯，孙中山就担心这点，怕袁世凯不接受共和体制，重演篡位的历史剧目。事实上，袁世凯还没有篡位的意思。只是传统政治的“正统”观念让他宁愿接受清室的授权，以清王朝的继承人自居，也不愿意贸然作为共和政府的“归降者”。孙中山专门就诏书文字问题向袁世凯强烈抗议，强调新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袁世凯组织。之后袁世凯“知错就改”，迅速在第二天（13日）致电临时政府，宣称拥护共和政体，永远不让专制君主重现中国大地。孙中山没有揪住此事不放，在14日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

    直到此时，孙中山还没对袁世凯完全放心，他推荐袁世凯不是无条件的。

    孙中山的辞职咨文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在这里，孙中山给袁世凯套了三条紧箍咒：接受《临时约法》，在南京就职，等袁世凯来北京后再正式卸任。这三条之中，孙中山最看重的是《临时约法》13。《临时约法》除了规定自由、平等和权利等原则外，最实质的内容确定了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议会选举内阁，总理领导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是虚位元首。这部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宏伟大法，孙中山是加班加点制订，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赶在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就职前公布。袁世凯如果接受了约法，只能得到一个高高在上、空中楼阁般的总统。

    难得的是，袁世凯接受了这个“有条件推荐”。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三

    孙中山认为《临时约法》是套在袁世凯头上最大的紧箍咒。

    部分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不放心，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也不能改。”那是他的思维，袁世凯可不这么想。如果没有保卫约法的实力，如果有人不从约法不从舆论，你能将他如何？

    袁世凯口头发誓遵守《临时约法》了，至于他这么认识这部根本大法、如何去遵守，其他人不知道也管不了。袁世凯觉得孙中山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最要命、最紧迫的是前两条。袁世凯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方，到南京去接任总统。面对孙中山派来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迎驾”专使，袁世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表示非常希望早日南下就职。可在2月29日，曹锟等部北洋军就在北京发动“兵变”，哄抢市场，包围专使下榻宾馆。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子弹射入专使居处，蔡元培等人仓皇转移。接着，天津、保定相继出现兵变。蔡元培等人一介书生，不辨真伪，就返回南京说各地兵变，北方不稳，袁世凯要求暂缓南下，先在北京就职。南京炸开了锅。能让袁世凯这么容易就破解紧箍咒吗？临时政府紧急商讨。许多人主张让黄兴统帅大军北上，名义上是迎接袁世凯南下，实际上是扫荡北洋军阀及封建势力。会上，宋教仁认为这样就挑动全面内战，不同意。马君武立即指责宋教仁在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革命。说到激动处，马君武挥拳打伤了宋教仁的左眼。场面一时失控，孙中山责令马君武向宋教仁赔礼道歉，而袁世凯暂缓南下一事就此搁置。关键时刻，西方列强支持袁世凯，接受北方不稳，纷纷向北京地区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旧官僚、立宪派和一些革命党人也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上海十多家报纸还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无奈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从就职到卸任，孙中山只做了91天的临时大总统，是民国史上最短的一任总统。

    很多人惋惜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给北洋系军阀。殊不知，在1912年，这是多数人眼中和平、正常、对国家有利的权力交接。经历了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学家李剑农说：“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国家不经大战，共和骤然降临中华大地，何乐而不为？“辛亥革命党人其实是很温和的革命派，他们仍然保持着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在国家面临危机面前，希望迅速平息革命后的动乱，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信仰共和，但他们很快和前清立宪派人士在行为方式上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完全没有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使他们看不清自己面临的危险。”（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政治妥协在南北权力交接前后非常频繁——当然，南方做出的妥协远远多于北方。

    “顾全大局”成了1912年最流行的革命术语。

    北京之行：君子遭遇两面派

    一

    南北统一后，袁世凯多次盛情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谈，并在京津两地开始筹备隆重的欢迎仪式。孙中山也感觉盛情难却，就决定和黄兴一起北上。这次见面绝非偶尔为之，两个人心里当然都怀有各自的“重要”目的。对孙中山而言，此次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近距离观察袁世凯，了解他对共和政体的看法如何。（期间虽然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但其并非主要目的。）而对于袁世凯而言，他考虑的更多的则是他的私人利益。因为当时袁世凯虽然接任了大总统的职位，但是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按约法规定，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迫在眉睫，袁世凯自然有意角逐，需要一探孙中山这位最大的对手的口风。如果能让孙中山主动退出，袁世凯是求之不得的。

    尚未启程之时，表面上看起来一派祥和，但实际上却暗中波澜涌动，似乎预示了孙中山此次北京之行的命运。

    启程的那天，也就是8月17日，孙黄二人刚要登轮，就收到了张振武被杀的消息14。上海、京、津等地的同盟会员纷纷劝告孙中山、黄兴，不要北上，以免遇险。《民权报》上刊载漫画：《行不得也，哥哥！》画面展示北京城头正张开巨网，准备捕捞北上的轮船。革命党人纷纷拉住孙、黄，不让他们登上轮船。为此，上海同盟会员集会讨论局势。结果是，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北上。“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为了以防不测，黄兴则暂时留在上海，视孙中山北京之行的情况再决定行动。下午，大家心情忐忑地看着孙中山一行十多人登船启程。突然，有位坚持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女同盟会员冲到孙中山面前，拔出手枪，表示如果孙中山北上就立刻自杀。众人连忙拉住她，孙中山也好言开导。

    在北京方面，袁世凯并没有张开罗网准备迫害孙中山，而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8月23日，孙中山到达天津，袁世凯派教育总长、工商总长到码头迎接，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亲率花车十辆（火车）恭候孙中山换乘火车进京。24日下午，孙中山的专列进入北京前门车站，一时军乐齐鸣，上万名欢迎人群摩肩接踵，一齐向前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到车站迎接，内阁各部总长、社会名流和外国驻华人士到站欢迎。孙中山登上一辆金漆朱轮、白马双骏、富丽堂皇的马车，在沿途军警的严密护卫下，沿着前清皇帝出入的御道，进正阳门，前往下榻的处所。袁世凯给予了孙中山帝王般的接待，甚至让出自己的住所给孙中山居住。

    孙中山方面也一路沿途，不断宣传这此次北京之行的和平目的。他在天津表示：“予此次来北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若袁总统有问，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以期有所裨补，如袁不问及，余亦不便过问。”一到北京又表示：“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

    孙中山原准备第二天再去拜会袁世凯。不想，袁世凯在24日当天就派人迎接孙中山到总统官邸赴宴。孙中山到达时，袁世凯出厅迎接。这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第一次见面。席间，袁世凯态度谦虚，殷勤接待，亲自为孙中山执盏倒酒，还诚恳地表示：如今政务复杂、国家危难，我能力浅薄，希望孙先生多教教我，尤其是财政外交方面的难题需要孙先生帮助；我受国民托付，就要代表四万万同胞执好政。后来随着交谈的深入，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和政治见解大感出乎预料，感觉袁世凯并不像一些革命者批评的那样保守恋旧，而是有励志图强之心的。宴会后，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意犹未尽，在总统府长谈到半夜。孙中山发现两人对重大事务的看法竟然基本一致，这让他很高兴。

    此后一个月内，孙中山和袁世凯面谈13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在一些事情上难免有分歧，但两人的共同观点越来越多，宾主融洽，尽欢而散。

    孙中山向袁世凯时陈述了自己投身民生建设的宏伟计划。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难，现在正应该大力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向外拓展，需要依靠交通作为媒介，所以，应该赶紧建造铁路。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发达了，经济也会跟上去的。孙中山豪放地对袁世凯表示：“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500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至我当于十年内筑路20万里，此路造成，年可获8万万，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钱。”希望袁世凯支持自己修建全国铁路系统。

    也许孙中山在潜意识中认为，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政权，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政局，革命党人无力执政，倒不如干脆将政权托付给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而自己则率领革命党人投身民生建设，为民谋福利。一来，民生事业发展了，有利于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二来，民生方面的成就可以为革命党人形象加分，等经济发展了革命党人可以再来执政。所以，孙中山对宋教仁热衷政党政治，醉心于议会和内阁的权力斗争是不满的，认为那样可能会激化矛盾，让政局更加混乱。可惜，有孙中山这般认识并愿意跟随他转向民生建设的革命党人屈指可数。

    袁世凯耐心地听完孙中山在民生方面的宏伟蓝图，怎么看待孙中山的计划呢？

    袁世凯行政经验丰富，兴建了多项近代工业，他很清楚晚清几十年才在全国修建了几千里铁路，而孙中山要在几年内将铁路线增加到20万里，谈何容易？孙中山充满理想主义的修路计划在他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胡吹神侃。至于练兵500万，行伍出身的袁世凯更明白此事难于上青天。但袁世凯没有和孙中山争辩计划的可行性，而是顺水推舟，当场拍板让孙中山监修全国铁路，允诺提供一切支持。因为袁世凯希望孙中山去修路，修得越投入越好。这样就达到了让孙中山这个最大的对手主动退出总统选举的目的了。会谈中，袁世凯曾试探性地提出要解甲归田，回河南老家钓鱼去。孙中山则劝袁世凯勉为其难，再任两届。有了孙中山的这个保证，袁世凯目的达到了。

    而孙中山方面也感觉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达到了：他观察到袁世凯的为人还不错，又得到了修建全国铁路的授权，于是兴奋地发表谈话：“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有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为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28日晚，袁世凯在总统府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席间，袁世凯宣称与孙中山进行了诚恳的会谈，之前南北之间的谣言都是误会，并向孙中山敬酒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致答词号召大家同心同力、共谋进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袁大总统万岁！”

    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个乐观向上的君子，不会用中国式的算计之心去揣测他人。其实在会谈上，孙中山一度也对袁世凯赞同自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表示不解。会谈结束后，他问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问起：“中国以农立国，要解决农民问题，就一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当我说到这一政见时，心想项城（袁世凯）是一定要反对的。哪里料到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肯定地说，当然应该这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反对？”

    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用类似赎买的方式回购地主土地。这一平均地权的主张在辛亥革命后，曾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即便是在革命势力高涨的广东也被省议会否决了。而这次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到的“耕者有其田”的方案比平均地权更激进，袁世凯竟然欣然接受了。孙中山虽然感觉到了疑惑，但可惜的是并没有深想，没有看穿袁世凯显然是在敷衍他而已。

    另外，孙中山民主平等的做派也和北京官场格格不入。

    作为卸任总统，孙中山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接待规格呢？袁世凯是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的，让孙中山在北京有马队侍从，出入沿途都屏绝行人、断绝交通，警卫森严。然而孙中山在“享受”了这样的待遇后即表示不安，希望撤去随从马队和沿途军警，不要影响百姓的自由出行。袁世凯“恭敬不如从命”，撤去警卫，任由军民人等欢迎孙中山。

    北京的接待官员都是前清过渡过来的旧官僚，认为总统相当于皇帝，孙中山来京应该用皇帝出巡的规格接待。既然规格这么高，费用自然少不了，承办官员的油水也不会少。于是，孙中山到来之前，众官争相要求承担接待任务。谁想，孙中山的生活很俭朴。他和随从在北京活动月余，花费不足一万，让相关官员大失所望。更让官员们难堪的是，孙中山拒绝乘坐大轿，而是和围观群众平等交谈握手。他的西方亲民作风让旧官僚们纷纷摇头，感叹和孙中山不是同路人。

    二

    孙中山此次北行还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

    这个国民党是由同盟会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在民国建立后，由于同盟会带有秘密团体的性质而遭到质疑，需要迅速转化为公开组织。1912年上半年，同盟会会员大增，总数达到了55万人，成为中国第一大党。当时，中国兴起了办党热潮，三教九流三五好友都登报声明建党，其间鱼龙混杂。为了应对新形势，宋教仁力主同盟会改组。在他的热心操持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成立国民党。

    后来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当时只有19岁，是《民国报》的记者。他在1912年8月25日上午一大早就赶到了位于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准备采写重大新闻，记录下了当时大会的情况。

    当天，国民党在湖广会馆为访问北京的领袖孙中山举行欢迎大会。现场陆陆续续来了三千多人，蔚为壮观。

    上午的欢迎大会很朴素，孙中山的演说很简短，演说结束后欢迎大会就基本结束了。国民党众人开始筹备下午的重头戏：国民党成立大会与党的领导人选举。

    午后一时，国民党继续在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仍由张继主持，由张耀曾报告六党合并情况。大会进行中出现了些许插曲，先是有人反对国民党的名称，要求改称民主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而作罢；后来又有唐群英女士登台，谴责国民党党纲取消了同盟会中男女平权的条款15，伤了女同盟会员的心。唐群英情绪激动，看到热心主持六党合并工作的宋教仁站在讲台旁，举起手中的扇子就要打宋教仁。张继赶紧拉住唐群英，好言劝阻下去。

    会议最关键、最费时间的内容是领导人选举。为避免冷场和秩序混乱，会务人员让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讲，同时分发选票并回收计票。孙中山先生口才很好，威望又高，果然吸引住了观众，保证了选举秩序。这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谈民生问题。他指出，现在民族、民权问题基本解决了，只有民生问题尚待解决。党外人士误会民生主义是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其实民生主义是建设国家，“富人极应赞助提倡之”。因为民生主义的目的是社会均富，防止出现西方社会资本剥削劳动大众的情况，“民生主义即以富人虽富，不使以其富害贫人”，所以，大家都要来共同实践民生主义。接着，孙中山回应了男女平等问题，说男女平等始终是革命目标，但现在“可置为缓图”。只要民主共和巩固了，社会进步了，男女平等才能有扎实的基础。“否则，国基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

    梁漱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选票超过千张，回收、统计工作颇费时间，孙中山演讲预订的时间不够了。张继站在孙中山身旁，一见到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就赶紧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他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八月底的北京很热，孙中山又穿着西式大礼服，站着演讲时间长了，就不断地喝水、擦汗。

    选举的结果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当选为理事。会后，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

    但孙中山不愿意操持党务，他推举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孙中山此时已经致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不愿意纠结于政治事务和党内斗争。一方面，民生问题在他看来是紧接着民族和民权问题的，后两者实现后就要全力攻克民生难题了；另一方面，孙中山看不清楚当前局势的发展，对国民党的权力现状比较悲观，选择跳出政治斗争之外，先致力民生，等尘埃落定后再行决策。孙中山后来评价此事：“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我当时极为悲观，我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而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孙中山思想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对混沌局势的回避，也可以视作是对理论的坚持，更可以目之为负责任的政治迂回。

    三

    8月28日，孙中山心情大好，度过了忙碌的一天。

    当日，孙中山有事情往来于东交民巷。按不平等条约规定，东交民巷由外国军队保护，不允许中国军警进入。孙中山不顾条约，带着荷枪佩刀的卫队大摇大摆穿越使馆区。当时各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民国，东交民巷在法律上就不能算是使馆区。孙中山此举严格来说不算违反条约。那些骄横惯了的各国公使，对孙中山有所敬畏，未加过问。孙中山卫队中有一名士兵误入日本人家，引起日本公使向袁世凯交涉，要求“下不为例”。孙中山取得了一大外交胜利。

    孙中山在当天接受了北京各报记者的联合采访。政坛名人接受联合采访，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报馆记者蜂拥而至，孙先生的秘书拿着记者的名帖，一一核实后请入会客室。随行人员请记者们先到大客厅等候，后来人太多，只好在小客厅再等待，最后连大花厅都“无立足之地”了。民国著名记者黄远生特意数了一下人数，竟然来了超过70名记者。孙中山接受采访时，会客室大门敞开，黄远生等待时，看到接受采访的孙中山“须眉并见”，加上“身着白色粗布洋服”，“举止言动，纯足是西洋平民气质，绝无中国官僚态度，与记者畅谈至三十分钟之久”。

    由于北京之行非常顺利，孙中山对报界大谈对袁世凯的信任。他诚心希望袁世凯能够放手办好政务，也希望自己的民生建设有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关于正式总统选举问题，黄远生问道：“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回答：“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黄远生又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孙中山回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黄远生担心：“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孙中山回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黄远生直率地问：“他有野心没有？”孙中山回答：“那是没有的。”

    正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主导下，孙中山在9月6日致电在上海等待的黄兴，催促他来京看看袁世凯的作为。黄兴于是进京，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9月16日，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告别宴会。之前，唐绍仪、陆征祥两届内阁都解体了，袁世凯正在就新总理的人选问题，征询国民党的意见。候选的有两位：赵秉钧和沈秉堃。赵秉钧是袁世凯亲信；沈秉堃是前清广西巡抚，在辛亥革命中附和革命，出任广西都督，并加入过同盟会。黄兴赞同沈秉堃，但多数国民党员对两个人都不太满意，更担心沈秉堃如果主持不好政局会败坏国民党声誉。而宋教仁则有意组织纯国民党内阁，怕沈秉堃出任总理会搞乱自己的组阁计划。结果，国民党召开孙中山离京前的党务领导和参议员会议，决定赞成赵秉钧出任总理——这正是袁世凯希望的。当晚宴会后，孙中山、黄兴邀请袁世凯至密室，由黄兴向袁世凯陈述了国民党的决定。不久，参议院以绝对多数票同意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内部的避让和分歧可见一斑。

    四

    为获得孙中山的信任，袁世凯早在9月9日，就发布命令：特授孙文“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同时商定办法：“一借款。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政治意味。一权限。未动工之路，概归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管理权限，尚须与交通部详细商定。一公司。择地修建，尚未觅妥。一经费。暂由交通部每月拨款三万两，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一用人。公司内一切用人之权，归中山主政，政府概不干预。”满足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17日离京后就在各地考察，一心实践他的铁路计划。他先后到了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济南、青岛，十月初逗留上海，不久又逆长江而上，考察安庆、南昌等地，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正式创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其间，孙中山大谈铁路计划，并一度应浙江都督朱瑞的邀请访问杭州等地。袁世凯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全力支持，还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饬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要盛情招待。于是，人们看到孙中山率领大批革命党人乘坐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到各地视察铁路的景象。

    1912年底到1913年初，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蜜月关系到达顶峰。12月17日，孙中山还因为子女私事走袁世凯的“后门”：“若阁下于文个人欲有加惠，我私下里有一件事情相告：我有一个儿子叫孙科，现在美国读大学；儿媳陈氏为我生了两个孙女，想去美国读中学。按照留学章程，三人尚无官费留学资格。欲阁下特别待遇，能否让有关部门核准孙科一家四口人补给官费读书，使有成就，以免我私累太重。文感且无既矣。”

    当时，孙中山心情尚好。政局相对稳定，社会表面和睦，1913年1月国民党还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孙中山原本以为国民党在政党热潮中落后了，对于出乎意料得来的胜利，不禁感叹“公道自在乎人心”。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放心赴日本取经铁道建设情况，不知道当时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不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的情况，在和日本首相桂太郎秘密会谈时仍支持袁世凯继续执政，并电报胡汉民，表示支持袁世凯。不想，宋教仁遇刺身亡的噩耗随即传来……

    其实，袁世凯表面上哄着孙中山，实际上一直在以静谋动，看孙中山醉心民生建设，看宋教仁热心政党政治，暗中抓紧整顿北洋军队拓展地盘（军队和地盘永远是乱世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宋教仁的选举胜利、国民党地方都督的坐大以及议会政治的桎梏，让袁世凯和国民党最后走上了军事对抗之路。

    越理想越乐观的人，知道受骗后的反弹就越激烈。孙中山反思袁世凯的欺骗，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赶回国内做出武装反袁的决定。黄兴等许多人起初要寻求法律解决，最终敌不过孙中山的强硬立场。然而，孙中山可以迅速从民生建设思路中转变为重拾武装斗争，但国民党却早已麻痹，难以从混沌状态转到积极备战中来。结果，孙中山组织的“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武力反袁失败后，孙中山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袁世凯政府清查中国铁路总公司账目，发现一年来孙中山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却花费了行政开支超过110万元。他更可以名正言顺地通缉孙中山了。

    “多用匪类”：不靠谱的依靠力量

    一

    政敌攻击孙中山的一大罪状是：多用匪类。说孙中山和绿林帮派纠结在一起，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进行斗争。的确，孙中山和会党关系一度走得很近，“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徼幸以成事”。在他早期的革命经历中，尤其是历次武装起义中，会党和绿林分子是主力之一。

    孙中山本人还曾加入过致公堂。1904年，孙中山流亡到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大同日报》是美洲致公堂的机关报，由保皇党人、康有为弟子欧榘甲主持事务。欧榘甲在孙中山入境的时候，肆意攻击，宣称会党人士不应该被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所愚弄。但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和该报唐琼昌倾向革命，见欧榘甲不合作，就将他开除了，暂时请孙中山代理主编报纸。这是孙中山与致公堂深入联系的开始。

    孙中山接掌编务后，曾托冯自由找来湖北青年刘成禺帮助自己。刘在当年春夏间抵美，两人合力，将《大同日报》改换新容。《大同日报》开始跳出会党框架，宣传革命，成为在美洲华侨中有影响的报纸。报纸办好了，但同盟会的筹款工作江河日下，筹不到钱。孙中山万般无奈之下号召同盟会会员加入洪门。因此，孙中山在洪门中被尊为“大哥”，刘成禺则得到了“洪棍”的封号。因为刘成禺脸上有麻子，洪门兄弟就尊称他为“麻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第二号“来稿”专栏上刊登过孙中山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孙中山“利用会党和暗杀清廷大员来进行革命，一直被后世学人诟病。但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无钱、无势、无力，开始他寄希望于李鸿章，后来想与康有为一派共同组织起义，都未成。这个时候，不加入洪门别无他途。”（王政著：《历史的棱角》）

    会党是一个社会的非正常组成部分，大凡被正常社会秩序排斥的势力都进入会党组织，进行非法勾当。由此，会党势力被世人诟病，并遭到法律惩处。但是，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清朝何尝不是被清王朝和一般人归入非正常的会党一族。他们同样不被清朝体制所接受，相反却很容易为同样不被接受的会党人士所认可。起码在“反政府”这一点上，他们是相互认同，可以相互帮助的。而同盟会势力的薄弱和频繁的武装起义，让孙中山需要会党势力的支持。

    孙中山曾解释过为什么接纳会党力量参加革命：“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知识分子醉心仕途，那么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是否可以依靠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8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可见，辛亥革命理论上的依靠力量——资产阶级极其虚弱。这其中，占据主要份额和优势地位的还是官僚资本，比如盛宣怀那样的官商。环顾左右，革命同志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支持“驱逐鞑虏”的绿林好汉们，孙中山客观上也会和后者合作。

    会党中不乏和清王朝苦大仇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好汉，对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会党的落后和复杂也多少拖累了起义。同盟会多次起义因为泄密而失败，根源就在于会党人多嘴杂，在于会党分子的告密。当革命胜利，民国建立后，会党对革命阵营的消极作用更加凸显。

    革命胜利后，参加革命的会党队伍转身变成了民国的军队。这些会党军队良莠不齐、呼朋引类、胡作非为，扰乱了社会秩序。比如绍兴城的王金发，原本追随秋瑾秘密起义。起义失败、秋瑾遇害后，王金发逃亡深山。辛亥革命期间，王金发对光复绍兴作出了贡献，一度担任绍兴都督。王都督学着前清官员的样子，开衙门、蓄家室，耀武扬威；手下的兄弟鸡犬升天，横征暴敛，比前清官府还坏。二次革命前，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有会党背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在青洪帮中辈分极高的陈其美也被会党分子杀害。如此的会党军队明显不符合共和政府的要求，再加上财政紧张、军队缺饷、孙中山又推行裁军，许多会党军队干脆穿着军服干起了为非作歹的勾当。比如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之初，报告本省“匪患”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会党组织洪江会），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为了维持秩序，包括李烈钧的江西政府在内，南方各地的革命政权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镇压会党军队骚乱和暴动的事务中去。孙中山借用会党力量进行革命的做法，从此成为了历史。

    二

    会党势力不能依靠了，孙中山必须寻找新的依靠力量。

    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和商人的力量过于薄弱，同盟会-国民党的政党力量不仅薄弱而且内散，孙中山还是得依靠外力。

    二次革命后，全国各地出现军阀割据的雏形。强权将领掌握军队和地方政权。如果能把遍布各地的大小军阀“转化”为现成的革命势力，当然很好。于是孙中山开始借助军阀力量，引导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然而，大小军阀能乖乖听从孙中山的革命引导吗？纵观孙中山利用军阀的历史，答案是否定的。军阀是民国初年乱象的根源之一，大都自私自利。孙中山想引导他们，他们却在利用孙中山。他们也是“匪”，而且是比会党土匪更大的“匪”。

    袁世凯死后，政治局势并没有朝着孙中山希望的方向发展。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被公认为共和国的象征，但这两样东西先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后又被复辟的张勋糟蹋了。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而是练兵自肥、图谋军事统一中国。孙中山于是号召全国进行护法（保护《临时约法》）。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因为是段祺瑞武力统一矛头的指向目标，所以纷纷赞成孙中山南下护法。孙中山也很希望引导西南军阀推翻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就欣然南下广州。于是，西南军阀成为孙中山最先利用的军阀。

    孙中山兴冲冲地号召部分国会议员赶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自任大元帅，誓师北伐，在湖南和北洋军队展开了战斗。由于北伐只能依靠军阀部队，所以广州的护法政府很快就被桂滇系军人所控制。陆、唐等人原本就怀着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和护法招牌与北方对抗的目的，不让孙中山动作太大，因此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很快就出现了“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找不到落脚地，最后定在被废弃的士敏土厂内）”的情况。孙中山想压制住军阀，可连门口的警卫都是军阀士兵，他无能为力。1918年，北洋政府重组，段祺瑞下台，武力统一口号减弱，南北军阀开始和解。桂滇军阀对孙中山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们操纵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制”取代大元帅。被架空的孙中山，气愤去职。第一次与军阀的合作失败了。

    孙中山在辞职时沉痛地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并未从中真正汲取教训。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以他为首的皖系军阀派人向孙中山“悔过”，表示捐弃前仇，拥护护法，希望联合孙中山对抗直系军阀，同时牵制桂系。孙中山为了推翻桂系，重返广东，欣然同意联合。如何看待破坏约法和国会的段祺瑞呢？孙中山认为，段祺瑞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是“再造共和”的大功臣，虽然曾经废弃临时约法，但仍不失为“爱国武人”，如果段祺瑞服从三民主义，“当引为同志”。

    经过第一次的失败后，孙中山还是对旧军阀的革命倾向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在和旧军阀派系保持接触的同时，孙中山意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创建军队。在广州护法期间，护法军政府设法掌握了原来广东省长的20营警卫军。恰好当时被北洋势力所控制的福建省局势动荡，孙中山就派出这支部队开往闽南地区与北洋军作战，就此躲过了西南军阀的兼并。这20营军队后来就成为孙中山革命武装的基础。

    但可惜的是，孙中山把这只武装交给了同盟会元老、曾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率领。当时的陈炯明毕竟是革命同志，“拥护”三民主义，所以孙中山相信他，很希望他能够把军队发展壮大，还派遣了许崇智、朱执信、蒋介石等革命骨干去军中协助，并拨付了大批海外革命捐款。但是孙中山始终没有深入这支军队，没有具体过问军队的编练和思想，更谈不上亲自掌握部队了。这支主要由广东人组成的军队，在旧式思想严重的陈炯明的训练指挥下，果真发展壮大了，但是却变成了陈炯明的私人军队，与其他军阀部队无异了。孙中山试图建立忠于革命的武装，结果培养了粤系新军阀。

    1920年，陈炯明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军阀，请孙中山重回广州。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召开非常国会，出任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革命心切的孙中山知道仅靠陈炯明的部队不足以统一中国，虽然有教训在前，却依然选择采取利用军阀打军阀的方式。他先后派汪精卫等人前往东北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鼓动张作霖出师讨伐占据中央政府的直系，企图让奉系牵制直系力量，而“皖系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如果皖系、奉系能和护法政府携手，就可“截断长江，使直系受腹背夹攻”。孙中山和奉系的约定之中有这么几个有趣的内容：统一全国后，总统问题由南方处理，奉系军阀不能过问；张作霖答应资助孙中山北伐费用300万元，但要广东方面北伐后才能交付。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虚意地表明愿意拥戴孙大总统，共定国是”，实际上是让孙中山出头北伐，而奉系就在统一的幌子下出面召集北方的零散力量，图谋北方地盘。

    孙中山与前敌人、滇系军阀唐继尧的关系此时也得到了“改善”。唐始终奉行“大云南主义”，以“东大陆主人”自诩，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三民主义，但孙中山还是以唐继尧为“友人”。1920年10月，唐继尧在川、滇、黔军阀大混战中失败。滇军师长顾品珍返回云南倒戈驱逐唐继尧，唐前来投靠孙中山。孙中山竟然帮助唐继尧纠合残部，返回云南争夺统治地位。谁想，唐继尧重占云南后一如既往，很快就和陈炯明勾结在了一起。

    最不可靠的要数孙中山寄予厚望、大力扶持的陈炯明了，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之前他假意拥护孙中山革命，目的是要借孙中山的声望和有限的财力来壮大自己，称霸岭南。在第二次护法的前期，孙中山指挥陈炯明的军队占领广东，又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占领了广西。这个发展方向是符合陈炯明和粤系军队的利益的，所以陈炯明和孙中山相安无事，护法势头一度发展良好。但平定两广后，陈炯明担任着军政府内政兼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安心于“割据岭南”，作“南霸天”， 主张暂缓北伐。而孙中山坚持继续北伐，恢复约法，统一中国。两人由此产生了激烈冲突。1922年夏，孙中山不顾反对，调集军队北伐直系军阀。在北方，直系已经打败了张作霖，开始与陈炯明秘密联系，希望从内部攻破护法军政府。陈炯明很乐意，开始与直系军阀暗中媾和，忘恩负义的唐继尧则充当了陈炯明的帮凶。6月，就在北伐顺利进军的时候，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扼杀了北伐。

    培植多年的亲信部将竟然倒戈相向，甚至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是多大的讽刺，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的一大败笔，表明孙中山借助军阀的政策彻底失败。

    三

    1922年夏天，陈炯明发动的广州叛乱还差点要了孙中山的性命。

    叛乱发生前，有所警觉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从北伐前线赶回广州，特地举行记者招待会，约束陈炯明所部。6月15日晚，陈炯明部队悍然包围总统府，于第二天凌晨开始进攻。孙中山“悲愤得欲以身殉职”。进攻开始后，孙中山叫醒怀有身孕的妻子宋庆龄，要她随自己一起撤离。宋庆龄临危不惧，清醒地判断总统府被重重包围，丈夫带着孕妇目标大，不易突围成功，况且府内也需要留人吸引叛军，所以毅然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突围。孙中山苦劝无效，不得不勉强先行。途中，“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的声音此起彼伏，孙中山幸运地两次避过叛军查验，安全到达黄埔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上。

    总统府里情况危急。叛军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炮轰目标，不断发起冲锋。宋庆龄与50名卫士占据险要奋勇反抗，击退30余次进攻。府内多处建筑被炮火击毁，而宋庆龄依然从容坚持销毁文件。16日8时，卫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此时永丰舰的鸣炮表示孙中山已经安全脱险，于是宋庆龄决定突围。她在卫士的护卫下开始行动，但被枪炮逼回，第一次突围以失败告终。下午，叛军突入总统府。宋庆龄急中生智，冲出大门，同时将钱财包裹撒向乱军。趁着叛军哄抢财物，宋庆龄逃出大门，辗转多次，才安全到达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途中，怀有身孕的宋庆龄因劳累和紧张，不幸流产。

    军政府的海军支持逃难的孙中山，但海军的七艘军舰只能给孙中山提供藏身之处，并没有能力反攻叛军。除了宋庆龄，孙中山身边连个出谋划策的人都没有。陈炯明还封锁了海岸，孙中山的处境依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中断北伐，电令前线李烈钧等人率师回广州平叛。孙中山发出电文后，在永丰舰上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等待。

    孙中山的永丰舰岁月是民国历史值得一书的日子。就在他最艰辛寂寞的政治岁月中，青年蒋介石来到了孙中山的身边，得到了孙中山的注意和栽培。

    蒋介石曾经参加过护法，但是对护法没有信心，加上个人权位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跑到上海炒股票去了。炒股没赚到钱，却听到了孙中山被困永丰舰的消息。蒋介石敏锐地看到了机会的曙光，立即离沪赴粤，快马加鞭于29日乘小船突破叛军封锁，登上永丰舰“随驾”。之前，孙中山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印象，现在见他不远万里、深入虎穴、拥戴革命，感动之余，对蒋介石大加称赞。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尽可能地展现自身优点。他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孙中山率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面，还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冒险进入白鹅潭躲避。战斗中，永丰舰被炮火击伤，蒋介石临危不惧，冒着炮火亲自指挥作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舰上闷热又缺少蔬菜、淡水，蒋介石就冒险上岸寻找食物，晚上睡在甲板上给孙中山担任警卫。危难见人心，对比令他深感失望的陈炯明，孙中山对随侍40多天的蒋介石感到莫大欣慰，开始对蒋介石着力培养。

    蒋介石更是有心，在动荡间隙写下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草稿，请孙中山为《蒙难记》写序。孙中山欣然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大为散发这本书和孙中山的序言，为自己的崛起造势。“永丰舰随驾”成为了蒋介石重要的政治资本。

    这一次护法北伐，孙中山最后还是失败了。先是舰队内部分裂，三艘舰艇加入了叛军行列；接着回师广州的北伐军也分裂了，孙中山势单力薄。8月9日，孙中山采纳蒋介石的建议，在他的护送下返回了上海。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留下了四只大箱子。叛军发现后，以为里面全是金银财宝，欣喜若狂，谁知道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民生主义》手稿和几件旧衣服、几双拖鞋外，只有广东毫洋40元。叛军大失所望。孙中山一生，经手钱财可谓无数，但真正做到了廉洁自律，在腐败成风的民国初年政坛独树一帜。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继续联络各派军阀对付掌权的直系。他派张继前往河南联络对直系吴佩孚不满的赵倜兄弟；派褚辅成去浙江联络皖系的卢永祥；派刘成禺入湖北联络肖耀南；派汪精卫继续去做张作霖的联络工作；同时派孙洪伊、杨度前往保定联络曹锟；让王宠惠、孙丹林进入内阁，做吴佩孚的工作等等，但没有找到新的依靠对象。

    四

    近代中国，最大的“匪”还不是土匪和军阀，而是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

    孙中山先生原本非常注重借助外国的力量来推动中国革命。他希望西方列强同情、支持中国革命，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流亡海外时期，英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孙中山很看重英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认为对英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但是现实证明，西方列强自私自利，非但没有出力支持革命，还多次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孙中山争取国际援助的努力，屡遭失败。孙中山后来回顾说：“当我们中国十三年前革命的时候，欧美大势力老早侵入了东亚，中国四周都是强国，四周都是障碍，要做一件事便要经过种种困难，就是经过了困难之后还不能达到目的。”

    纵观孙中山寻求依靠的力量，国内先后是会党势力和军阀部队，国外是西方列强。这三股力量最终都没有成为中国革命可以依赖的力量。孙中山在深深苦恼之余，终于在20年代初认识到了发动劳动大众的重要性，“过去我党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外，……它的影响在国内是很薄弱的”，“革命尚未成功，因为我党仍然没有权力。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权力呢？就是人民的支持”。只有人民，千百万普通的人民，才是革命真正的依靠力量。所以他提出要“扶助农工”，动员人民参加革命。当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队被逐出广州，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的时候，他走上了联俄联共、依靠农工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晚期最重要的政治举措之一就是在1924年3月组建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为了建立真正忠于革命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吸取教训，在学生录取、教育、考核之时大力推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学校中建立政工组织，配备政工干部。遗憾的是，百密一疏，黄埔军校依然实行“长官负责制”。孙中山以蒋介石为校长，让蒋介石负责全面工作。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的蒋介石，开始在学校中培植亲信，灌输旧式军队思想。新旧思想、新旧作风在一所学校里风云激荡，一方面为人民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多人成为了日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学生毕业后成了蒋介石组建嫡系部队的骨干，成为了新军阀内战的主力和镇压人民革命的将领。这又出乎孙中山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在晚年扶持出了一个更大的新的军阀：蒋介石。

    名垂不朽：孙中山之死与身后事

    一

    孙中山在广东热火朝天发动群众之时，北方局势发生了逆转。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中央政府。他联合奉系、皖系，电邀孙先生北上指导国家建设。历史仿佛将一个和平实行政治理念的机会送到了孙中山手上。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等20余人乘永丰号军舰北上上海，决定入京大展拳脚。

    此时，老年孙中山的身体情况已经很不稳定了。也许，身体的衰弱让孙中山更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政治机遇。

    被推翻的直系军阀不甘心失败，派出杀手去上海刺杀孙中山。孙中山到达上海码头时，需要步行走下轮船，登车前往寓所。杀手计划趁机行刺，但被上海民智书店的职工发觉，报告给了孙中山身边的警卫人员。警卫随即加强了防范，让杀手无机可乘。孙中山平安抵达寓所。当时，南北连年战争，北京上海之间交通受影响断绝，京浦铁路停运；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数星期之内头等舱位全部客满。而从上海经日本再到天津的海路依然畅通，10日之内即可到达。孙中山决定绕道日本，一为节约时间，二为顺道在日本宣传中国时局。11月21日，孙中山登上“上海丸”号轮船，两天后抵达日本长崎。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

    旅途劳顿，加上不适应北方气候，孙中山一到天津就因肝癌病倒了。他坚持治疗，同时准备入京。然而就在孙中山在天津治病期间，北京的形势大变。力量薄弱的冯玉祥控制不了局势，在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下被调往张家口。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他和张作霖或发电或派人力请孙中山进京，想导演一台“南北统一”的假戏。他们还邀请了多位重要人物（包括陈炯明），想借着讨论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幌子，来营造国家统一、各派力量和睦的假象，而实际上是要在无形中消灭广东的革命力量。孙中山不得不在病中思考应对如此恶劣的政治局势，推翻段张二人的统治地位。18日，段祺瑞执政府通告各国驻华使馆，表示继续执行之前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受到刺激，病情加剧。那一边，段祺瑞多次来电相催，说什么“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决心在12月31日入京。肝病忌急忌怒，需要静养。如此一来，孙中山的肝病大大恶化了。

    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入住北京饭店。

    1月24日孙中山病势加重，26日下午三点被人用担架抬到协和医院。医生进行紧急手术，解剖后，众人用肉眼即可看到孙中山的整个肝脏已经坚硬如木。医生只能取下肝脏的极小一部分以备试验，洗净肝脏缝合。西医没有办法了，孙中山等人开始求助中医。2月18日，宋庆龄等人陪着孙中山迁往铁狮子胡同11号行馆，改由中医治疗。

    早在手术前，孙中山就下了一道手令，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政治委员会，以黄昌谷为书记。孙中山指示重要政务均由该会议商议执行。政治顾问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参与会议。于右任认为情况危急，孙中山应该事先留下遗嘱，包括政治的和家事的遗令或者遗训。吴稚晖认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建议用‘遗嘱’二字。”于是，吴稚晖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草稿，政治委员会再三讨论修改。拖到2月20日，孙中山病危了。政治委员会认为得趁孙中山头脑还清醒，让他确定遗嘱。大家推举孙科、宋子文、孔祥熙这三位孙中山的亲属和汪精卫四人，带着政治委员会商定的遗嘱草稿，请示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听说四人让自己留遗嘱，开始不肯留言，后来又问：“你们要我说甚么，有没有为我考虑？”汪精卫说：“我们已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可以念给先生听一听吗？”得到孙中山同意后，汪精卫念了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草稿。孙中山对两个草稿表示满意，但是没有签字。

    3月11日，孙中山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他终于对守护在床边的众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刚好在场的汪精卫连忙把遗嘱草稿和墨水笔递上。孙中山虚弱到了极点，双手不断颤抖，拿不住笔。宋庆龄含泪，扶着丈夫的右手腕，孙中山这才签名成功。遗嘱上的签名虽然软弱无力，但清晰可辨。孙中山签名后，妻子宋庆龄、儿子孙科和守护在侧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衡、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16孙中山遗嘱就此完成。

    政治委员会拟定的遗嘱共有两篇，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这份遗嘱被概括为响亮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口号。

    第二篇是家事遗嘱：“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的主要遗产是上海寓所（今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在租界内的独门独院。当初有四位加拿大华侨来拜访孙中山，见革命领袖居无定所，就集体出资为他买下这座寓所。孙中山推托不掉，就收下作为住宅。两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就居住于此。

    11日下午，孙中山心力开始衰竭，脉搏细若游丝，用微弱的声音不断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新中国建立后，何香凝据此将孙中山的遗嘱归纳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次日（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逝世，享年59岁。

    二

    12日当天，国民党要员紧急入京，开会讨论孙中山治丧事宜。留守广东的胡汉民在当日下午1点接到汪精卫电报，知道孙中山逝世。他随即饬令广东政府各地停止宴会、大小机关从12日起下半旗七天、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军队及各机关职员缠黑纱一月。

    孙中山生前选定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因为南北尚未统一、交谈隔绝，入葬紫金山很困难。国民党决定在北京先以平民礼给领袖入殓，日后再南葬紫金山。3月15日，孙中山遗体盛殓楠木玻璃盖棺，在协和医院举行大硷；19日自协和医院移灵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24日在中央公园开吊致祭，供民众来灵堂致哀瞻仰。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往京西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生前为人民奔走奋斗，北京百姓给予了他巨大的哀荣。灵柩西移途中，北京民众、京汉铁路总工会等工会组织、中小学校、士兵等30万人步行相送。三架飞机绕空飞行，鸣炮三十三响，各处皆下半旗。此后，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在1929年6月1日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迁葬典礼，将灵柩迁往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碧云寺则留下了孙中山的衣冠墓。

    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作了防腐处理，肝脏被取出。灵柩迁葬南京后，肝脏仍存放在协和医院。抗战中，日本人接收了协和医院。大汉奸、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了标榜自己是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要挖掘肝脏的政治价值。1942年3月底，褚民谊专程前往北京要来肝脏，护送到南京，交中山陵保管。一路上，褚民谊大事张扬，张罗了大小报纸的记者跟踪报道，拍摄了一组“国父灵脏奉安”，给自己脸上贴金。随后，褚民谊又从上海孙中山故居中把被日军封存的《孙文学说》原稿和《建国大纲》、《中国之革命》手迹以及孙中山生前的佩剑等物大张旗鼓移往南京保藏。抗战胜利后，褚民谊身陷牢笼，被判死罪。他想再一次挖掘孙中山肝脏的政治价值，将功赎罪，保全性命。上下运动后，江苏高等法院以褚民谊保护国父灵脏及遗著“不能谓无功”，决定重审褚民谊汉奸案。法院也学褚民谊当年的样子，在大小报纸上大肆介绍褚民谊当年如何与日本人交涉，如何接收肝脏及文献等文物，为褚民谊开罪。褚民谊很得意，在狱中晨练、打太极拳，得意洋洋。谁知，民众对法院和褚民谊利用孙中山肝脏牟利的行径极其愤慨，认为褚民谊罪该万死、高等法院袒护包庇汉奸，一致要求维持褚民谊的死刑原判。最终，褚民谊以汉奸罪在1946年8月23日被枪决。

    三

    说到孙中山的家室，在人们熟知的宋庆龄之前，孙中山有过两任妻子。

    1884年，19岁的孙中山迎娶了18岁的卢慕贞为妻。卢慕贞是广东乡间的旧式妇女，性情温和而保守。二人婚后，生育有一男二女（孙科、孙延、孙琬）。孙中山一生只有这三个子女。年轻的孙中山常年在外学习和闯荡，与卢夫人聚少离多，感情平淡。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和卢慕贞思想差异极大，虽然说不上貌合神离，但也丝毫没有共同话题可言。幸运的是，卢慕贞本人看得很开，也没什么野心，更不想当什么“第一夫人”，1915年主动与孙中山离婚。

    孙中山1892年毕业于西医学院不久，认识了小自己七岁的陈粹芬。两人在香港坠入爱河，走到了一起。陈粹芬没有读过书，和清末的一般妇女看似无异，但性情刚强。在孙中山亡命海外之后，陈粹芬选择寄居在广州友人家长达十年之久。随着孙中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陈粹芬毅然前往日本陪伴在孙中山身边。此后，陈粹芬陪伴孙中山出现在日本、南洋等地，接待革命同志，照顾孙中山和同志们的生活，印刷宣传品、接船、洗袜子，任劳任怨。许多革命党人都受到过陈粹芬的接待。青年蒋介石就接受了陈粹芬精心的接待，感激地称她“四姑”，直到晚年还曾提起。难得的是，陈粹芬一介女流，还参加了孙中山策划的四次武装暴动。宣统年间，陈粹芬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回香港疗养。不久民国建立，为革命贡献良多的陈粹芬功成而退。她和孙中山没有正式结婚，关系逐渐淡化。之后，陈粹芬移居澳门，从不提及早年革命经历和与孙中山的关系。孙中山和陈粹芬的关系是国民党内高层公开的秘密。但出于为尊者避讳的考虑，陈粹芬成为了一个“消失的名人”。

    孙中山的第三位妻子是宋庆龄女士。早年，孙中山和陆皓东两人寻找上书李鸿章的路子时，在上海遇到了从美国回来的传教士宋耀如。宋曜如有三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男（宋子文），四个子女在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二女儿宋庆龄在小的时候见过孙中山这位“革命叔叔”。宋家大姐宋霭龄是孙中山在日本时的机要秘书，后来因为要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就介绍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二妹来代替自己。宋庆龄抵达日本不久，孙中山就向她求婚。孙中山身上的革命光环、成熟气质和总统历史，让年轻的宋庆龄对求婚难以抗拒。两人私订了终身。结婚要父母的同意和祝福，宋庆龄返回上海禀报父母后，宋耀如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二女儿嫁给年长26岁的孙中山。宋庆龄一咬牙，返回日本，1914年10月与孙中山结婚。孙宋两人的婚姻，掀起了轩然大波（丝毫不亚于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日籍好友头山满得知孙中山婚讯后惊讶地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可见，这段婚姻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宋庆龄陪伴孙中山走完了之后的岁月，此后以孙夫人的身份活跃在近代政坛上。

    孙中山的三位妻子，卢、陈二人与宋庆龄没有任何接触。孙氏家族上下对三位都尊敬有加，孙辈统一称卢慕贞为“澳门婆”，陈粹芬为“南洋婆”，宋庆龄为“上海婆”。卢慕贞由女婿奉养，住在澳门；陈粹芬晚年由孙中山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宋庆龄居住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内。

    四

    孙中山的政治生涯没有以大胜利的辉煌收尾，主要因为他身处大动荡、大变革的乱世。武夫、政客，甚至流氓、土匪，最适合乱世。在乱世中崛起的也往往是这些人。而孙中山是西方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乱世掌权崛起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从西方归来的知识分子。（这两点相结合，能解释孙中山的许多言行。）孙中山不成功的另一大原因是，他身处的乱世不是一般的乱世，而是中国告别数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在民主共和道路上蹒跚试行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不要说孙中山这个书生，就是袁世凯、曹锟那样的武夫，也无可适从。孙中山的探索和奋斗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一生想办许多事情，但绝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可他办成了一件事情，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草创了民主共和国的雏形。仅凭这一件事情，孙中山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颂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他为“中华民国国父”。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革命先行者”，每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忌辰）被定为“植树节”——孙中山生前关心国家建设，号召绿化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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