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人篱下

    辞掉工作的高更自负地对毕沙罗说：“只要我们做出改变，一定能靠艺术赚钱。”穷途末路的毕沙罗虽然觉得高更的想法有些天真，但也无可奈何。谁知道呢？也许这个颇具商业头脑的画家确实能够改善大家的经济状况。

    1883年夏天，毕沙罗到经营餐馆的莫瑞家小住。莫瑞在鲁昂与妹妹合开了一家旅馆，因为平时总是接济那些贫穷的画家，所以他收到了很多幅作品作为回报。莫瑞就把这些画挂在旅馆的墙壁上，算是一种免费的宣传。莫瑞眼光不俗，又能慧眼识才，所以他邀请毕沙罗到他那里专心作画。毕沙罗到了鲁昂后给高更写了一封信，把鲁昂的所有好处都告诉了高更。他也提到鲁昂是个富人之城。

    高更在巴黎一筹莫展，他不愿再回布丹公司，而家中的积蓄仅够一年花费，因此他在收到信后，也决定到鲁昂去碰碰运气。

    高更对梅特说：“既然鲁昂有那么多有钱人，连普通旅馆的墙壁上都挂着印象派的画，想必当地人已经接受了印象派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卖掉几幅我的画，应该不是难事。”

    在鲁昂作画的毕沙罗手头也非常拮据。当他听说高更要来鲁昂发展，他觉得这件事非常幼稚。毕沙罗着急地对莫瑞叫道：“他怎么这么幼稚？他把艺术这件事看得跟做生意一样，忘记了自己的分量，只会吹嘘自己的价值。”

    高更根本听不进毕沙罗的劝阻，他自负地宣布要举家迁往鲁昂，准备将其征服。

    征服鲁昂？这个连专业画家都称不上的高更，居然想征服鲁昂！鲁昂是个连毕沙罗卖掉一两幅画都觉得侥幸的地方，高更真以为自己能刮起一阵旋风吗？这未免太狂妄了！这个初出茅庐的画家，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艺术与买卖怎么可以混为一谈？让他去碰碰钉子也好。

    毕沙罗一声不响地从鲁昂返回奥斯尼老家，让高更一个人去闯天下，去制造风暴吧！

    梅特当时心烦意乱，她根本不相信高更有天分。她觉得他非常自私、残忍，一点也不替家人着想。但是眼见高更又这般自信，她有些困惑了。结婚十年来，她大部分时候都顺着他，虽然她有些怀疑，但是既然丈夫这样有信心，大概也有他的道理吧。毕竟他曾多次准确地预测出股票的涨落，希望这一次他也能成功地预测他的成就。1884年1月，满心怀疑、恐惧，又怀抱一丝希望的梅特带着五个孩子，跟着高更迁往鲁昂。

    1884年秋季，高更在鲁昂住了不到一年，全家的花销就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积蓄，加上他没有卖出一幅画，全家几乎面临断炊的困境。高更夫妇只好带着孩子由鲁昂回到梅特的娘家——哥本哈根。

    在哥本哈根，他们有亲人，有梅特的密友梅格家族。而且哥本哈根的绘画十分落后，画家们采用的仍然是流行了百年的过时画法，如果高更去哥本哈根，岂不是一枝独秀，谁能与他竞争呢？说不定他会因为独特而前卫的绘画风格而闻名丹麦。

    现实总是只看成绩而忽视理想的。梅特的家人和挚友梅格家族都认为高更一定是疯了，他放弃颇有前途的工作，而改行当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这不是疯了是什么？梅特的母亲看到高更浩浩荡荡地带着五个孩子和一捆捆的画布、家具来投奔他们，觉得十分可气。一个连房租都付不起的女婿要怎么维持生活呢？担子自然落在岳母一家身上。母亲心疼梅特和五个可怜的孩子，便将他们收留下来，希望这五个孩子长大后能做个有用的人，而不要像他们那没有出息的父亲。

    梅特在家境困顿之际，又重新拾起教鞭，当了老师，她曾经以为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过这种生活。家人对高更的冷嘲热讽更令她觉得心酸。她是爱高更的，但她更爱舒适、宽裕的生活。她曾恪守妇道、勤俭持家，但是她的丈夫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孩子们还这么小，他们要怎么办呢？就这样，梅特从一个快乐、安逸的小妇人变为一个愁眉苦脸的失意主妇。

    为了生活，高更也开始去教法语。他在写给史克夫的信中写道：“我开始教法语了，你知道了一定会笑掉大牙吧！”但是一有空闲，他仍是孜孜不倦地画画。工作只是为了敷衍家人，绘画才是他永远的期望。在给史克夫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到他的近况：“最近是艺术将我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也是金钱将我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

    那一阵子他一直在思索印象派所强调的“感觉”，就是要按照自己心里的感觉去把握要画的每样东西。“感觉”这个词几乎包含了人们所有的感受。长久以来，哲学家们穷其心力探讨了自然界许多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然而那种现象也是我们的一种感受。

    高更终于明白，他是没有办法完全照搬全套的印象派技巧的，他能做的只是遵循自己的感受将某些手法、风格融会贯通，而后以自己的风格表现出来。目前，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巧妙地取舍，但是这是急不来的，需要不断地体会、观察，然后才能真正地融会贯通。

    高更强调：“我心中伟大的艺术家是懂得如何传达智慧的人，他的智慧能令他表达出各种最精致、最微妙又无法捉摸的感受和直觉。”现在，在这段自我放逐的日子里，高更浑然忘我地思考和追求自己的风格。他暂时摆脱了印象派的影响，完全地孤立，却一步步地寻找到了自我，因此他也这样劝导史克夫：“自由地画，疯狂地画，你必将有所成就，迟早会得到世人的喝彩。”日常生活中，高更除了在画室里寻找“感觉”，在户外写生的时候觉得快乐外，其他的时刻都是痛苦难挨的。哥本哈根是个保守的城市，这里的人既不知道继承传统，也不知道追求新知，这使全身流着艺术血液的高更觉得苦不堪言。

    在岳母家的日子就更难受了。不仅是亲朋好友对他冷嘲热讽，就连当初看好他的妹夫梭洛也开始对他不屑一顾。梭洛说高更不知变通，他告诫高更要改变策略。梭洛的作品都是针对市场的需要，虽然作品软弱无力，却能养家糊口。高更一身傲骨，一心想追求理想，可是命运给他的却是三餐不继的穷苦生活。他做了一段时间的代理画布的生意，但是并不顺利。习惯了在艺术中探索和沉思的高更根本没有耐心去经营那些蝇头小利，就在他把所有客户都得罪光的那天，他的经商生涯就永远结束了。成为艺术家的高更慢慢丧失了他的生意人的潜力。

    梅特的家人又有了讽刺高更的借口，他们说他只会做投机生意，不能脚踏实地地苦干，他们趁机告诫高更的孩子们要以踏实的丹麦人为榜样，千万不要像父亲那样。高更实在无法忍受了，整日里唉声叹气的梅特也不体谅他，到处看到的都是责备和嘲笑的目光。高更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认为自己忠实可信，从来不曾忽略做丈夫的责任。他把妻子的不谅解全都怪罪到岳母头上，更进一步地扩大到整个哥本哈根，乃至整个丹麦。

    高更在烦闷之余，在给史克夫的信上大呼道：“我恨丹麦人，也恨他们的国家，我更恨这里的气候。”

    丹麦人自然对他没有好感。他在哥本哈根的画展仅举行了五天就被迫结束，他气愤地对史克夫说：“那些学院派的家伙嫉妒我，连裱画的工匠也受了他们的怂恿，不肯替我装画框。在19世纪的今天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既然觉得我们一文不名，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就算是画得不好，好歹也有些特色，没想到却是四处碰壁。我们真是些可怜人！一个仅学过两年绘画的毛头小子还有人捧场呢！唉，人类的虚荣心跟愚蠢的行为永远都不会得到改进！”

    为了发泄种种的不满，他做尽了不讨人喜欢的事。想开口的时候，他就故意在众人面前开些低俗的玩笑。没心思待在家的时候，他就到街上游荡，做些加德家族认为丢脸的事。他对岳母家的人都很冷淡，偶尔跟他们交谈，说话也很不得体。高更是个不服从传统的人，就连日常生活也不肯落入俗套，处处要表现他独特的一面。

    画展失败后，大家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高更向史克夫诉苦道：“过去六个月来，我在家里几乎没说过一句话，我完全被孤立了。家里人都把我看成是没用的废物，他们就是这样衡量人的。”对于梅特的转变，他也感慨万分，“她对我不像以前那样好了，还总是站在与我作对的人那边。她完全被哀愁及虚荣心所腐蚀了，就因为我现在不是个有钱的证券经纪人而是个穷画家，我就得看她的脸色，忍受她的种种责备……我真的受够了！我希望能抛开一切回到巴黎。就算到布洛（一个雕刻家，高更在巴黎的邻居）那儿当一个雕刻助手换口饭，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

    这封信是1885年5月写的。几个星期后，因为梅特刻薄的嫂子当着高更的面给他难堪，再加上梅特借题与他大吵，他忍无可忍，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丹麦，带着他最心爱的6岁儿子——克罗维斯。

    重返巴黎

    返回巴黎是高更艺术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抛妻弃子，去追求艺术的生命。事实上，高更的举动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戏剧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只是暂时的小别。

    亲戚朋友不了解高更的冲动，梅特更无法体会他当时的心情。梅特嫁给高更的部分理由是高更能给她带来安逸的生活。即使在高更穷困潦倒之际，梅特仍坚持要给孩子们一种有品质的生活，她甚至不在乎孩子的父亲、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在身边，这就是她的人生观。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高更对艺术的狂热的，她看到的只是一个逃避工作、不负责任的丈夫。

    冲动的高更也不能理解梅特的想法。他认为梅特既然嫁给了他，就要一辈子跟着他，尤其是在他发现真正的自我的时候。但是梅特没有挽留他。即使这样，高更也认为他们只是分居，他觉得自己仍是一家之主，仍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一旦他功成名就之后，他们一家人还是会在一起的。梅特也是这样想的，她虽然怨恨她的丈夫，不肯跟着他到巴黎受苦，但是她仍自视为高更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这对夫妻从来没有想过离婚。

    回到巴黎后，高更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中。布洛没有办法替他安排工作，其他的朋友也是自身难保。高更在哥本哈根画了一些画，可是无人问津。父子两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还好有一个曾受过高更恩惠的马车夫将他们收留了，虽然马车夫一家的生活也很苦，但他还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铺盖和一些食物。巴黎的朋友都想帮忙，但是也爱莫能助，只有史克夫的条件稍好一些，给过高更一些接济。但是史克夫的妻子表现出来的不情愿的态度令高更很不自在。

    当他收到梅特的抱怨的信件的时候，就会愤怒地回复说：“不要再问那些蠢问题了好吗？没有一个有尊严的人能够忍受寄人篱下的日子，这些都是拜你那位刻薄的嫂子所赐。她令我的尊严扫地，更损及我家族的尊严。”

    高更曾要求梅特把留在哥本哈根的画寄到巴黎来碰碰运气，梅特在信上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却只问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准备和克罗维斯在冬天做些什么？”高更怒火中烧地回复她：“一个在巴黎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家具，甚至连御寒衣物都没有的人，你觉得他能做什么？一个人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什么事也做不成，懂吧！”梅特常常在信上暗示高更再回证券市场，他则一针见血地表示他是不会再回股市的，这个回答就把梅特重整家园的美梦捏得粉碎。为了让儿子吃饱穿暖，高更将克罗维斯送到了姐姐玛丽家。

    1885年9月，高更与德加、妹夫梭洛及毕沙罗相会。毕沙罗带来了修拉。修拉突破了印象派，自成一格，并自创了“点彩派”，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大自然的光和色，然后在画布上以纯粹的原色碎点来表达颜色。修拉想唤起高更及德加的共鸣，但是高更与德加并不欣赏修拉的新构想。高更认为将修拉带到聚会上是多此一举，但又不便当场发作。更何况，他急需毕沙罗及德加两人为他开画展，通过推广他的画使他得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将心里的怨气都发泄在未出席聚会的基约曼身上，说他自大、平凡又愚蠢。德加听了很不高兴，当场把高更骂了一顿，而且德加措辞非常尖刻，连一旁的毕沙罗都觉得有些过分。

    在这次风波之后，自尊心极强的高更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再也不肯去德加那儿求援了，因此他的生活更加凄惨，手头上分文全无，画展没有头绪，还患了风湿病。他就是希望越渺茫却越狂傲的那种人。虽然当时他正为无人赏识他的才华所苦，但他更深深地憎恨那些苦楚，觉得人不应该同情自己。闲时他就一个人在街上趾高气扬地游荡，别人还以为他患了狂妄症呢。

    事业毫无起色，现实生活更是咄咄逼人。这时，姐姐玛丽让高更领回孩子。玛丽从小就不喜欢高更，大概是因为母亲太疼爱他的缘故。高更把克罗维斯领回来，暂时将他安排在一个朋友那里。布洛的工作仍然毫无头绪，高更只好靠售卖往日收藏的作品为生。他想暂时回到证券市场去找份零工做。他在给梅特的信上强调：“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生活安定下来，我还是要回去作画的。”

    那时候，所有的画家都潦倒不堪，只有德加一个人的画能卖出去。高更算是所有穷画家中最穷的一个了，他几乎天天吃不饱饭，饥饿使他体力不支、心情沮丧，但他还是凭着一贯的坚强、乐观撑了过来。在他的前半生里，他虽然也历经苦难，但始终衣食无忧，现在却连三餐都无法维持，这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只为了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他放弃安逸的生活追寻艺术，现在却落得三餐不继，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儿子受苦。当初离开哥本哈根时，他希望能在巴黎卖画为生，然后再接妻子儿女来团圆。他如今不但无法实现这个愿望，还要靠梅特和她的家人接济他和孩子。

    一年的困苦生活使高更性情大变，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幽默、乐观、自信的高更了，他变得暴躁、愤世嫉俗、神经质。然而他的一身傲骨永远支撑着他，使他度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苦生活。他常自问：“骄傲是坏处吗？难道一个人不应该有骄傲、自信的个性吗？”多年之后，他告诉自己：“我相信我们必须拥有它，它是战胜我们心中兽性的最佳武器。”

    1885年到1886年那个冬天，高更勉强在破旧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替儿子克罗维斯租了一个床铺，白天送他去公立学校，晚上就请看门人照顾他。他整天都去股市找事做，但是人们看他穷困潦倒的样子，都不愿意分派工作给他。暴躁的高更四处奔走，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在写给梅特的信上自嘲道：“我现在好得很，虽然家徒四壁，但是我乐在其中。”他思念留在哥本哈根的几个孩子，又不希望孩子们以他为耻，于是又写道：“就让那几个孩子忘掉我这个被艺术诅咒的父亲吧，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时来运转的。”

    梅特接到信后十分不安，想请她在法国的丹麦朋友去看望他们父子，高更却一口回绝：“我再不想见你们丹麦人了，他们没一个好东西。”

    但梅特还是请了他们昔日的好友玛丽·海格去看看他们父子。玛丽看到昔日幽默、高大的商人如今变得面黄肌瘦、言语刻薄，心中不禁黯然。临走前，玛丽看到一幅快完成的人像画，居然说：“多可怕的印象派啊！”高更听了火冒三丈，后来对梅特抱怨说：“你那个可耻的姐妹不仅不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只带了旧衣服给克罗维斯，还不停地嫌地板不干净，难道我还要天天擦地板吗？”

    冬天的时候，克罗维斯病倒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强壮，尤其在寒冷的冬天，他既没有厚衣服御寒，家里也没法生火取暖。渐渐地，他开始出现头痛、发热的症状。

    高更冻得连画笔也握不住。为了维持父子两人的生活，他跑到贴海报的公司谋得一份临时工的工作。他每天要跑遍巴黎的大街小巷，站在寒风中贴海报，然后换回五个法郎的酬劳，暂时维持基本生活。他讥讽地向妻子报告：“如今你的丈夫已成了贴海报的小工，你应该会感到无地自容吧！”

    梅特也很沮丧，她希望克罗维斯回到哥本哈根，也希望高更回去，毕竟他们是夫妻啊！可是高更实在不能忍受妻子在吃饱穿暖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牢骚。

    高更不耐烦地回信说：“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你有房子、有家具、有孩子，你还有你的丹麦同胞。虽然丈夫不在身边，可是这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你除了想要更多的钱，还想要什么呢？我就不一样了，我仍然在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照眼前的情形来看，我的状况一时半会儿也改善不了。我等于是被亲人逐出家门，四处流浪，如今住在这间潮湿霉烂的小屋内，肩膀还老是隐隐作痛！”

    梅特告诉高更，孩子们已不会说法语了。高更痛心地回复道：“这下你们一家人该满意了吧，你们和孩子终于是一条战线上的人了。”

    其实高更内心里非常需要梅特的支持，但是梅特为了过上好生活而不肯与他共患难，这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她的地方。高更心酸地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爱情只有靠变魔术才会出现。虽然你是个称职的母亲，但却不是称职的妻子。我的老房东杜发最近也穷得可怜，但是杜发却没有一点可怜相，因为人家夫妻相濡以沫，从来不彼此挖苦。而你呢，你嘴上整天挂着良心和责任，把自己捧得高高在上。对你来说，除了出轨不可饶恕，其他的都可以原谅。你不肯跟随我同甘共苦。我呢，我被你们逐出家门，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如果哪一天我再娶个老婆，你可别惊讶。至少在那个家中，我能自由地贴海报。到时候我们就各过各的日子了。”

    克罗维斯生病后，高更再次把他送到姐姐家寄养。没过多久，玛丽就不肯再支付小克罗维斯的膳宿费用。高更只好把孩子送到奥柏太太的供食宿的公寓，又硬着心肠四个月没去看他，因为他没有钱交食宿费，他怕奥柏太太强迫他把孩子带回巴黎。高更虽然狼狈不堪，但还是不肯将孩子送回哥本哈根。

    虽然怀着无限苦楚，高更还是满腔热情地跟毕沙罗一起筹备第八届的印象派画展。莫奈、雷诺阿、西斯莱等名家已经将自己的展览永久性地移到巴黎沙龙，剩下的来参展的也不全是纯印象派的画家，因此德加建议将“印象派”三个字除去，仅以“第八次画展”为名。

    1886年5月，在经过多次波折后，画展终于有了眉目。高更更是扬眉吐气地展示了19幅油画及几件木器和大理石的雕像。

    这次画展没有轰动巴黎艺坛，但也引起了小小的涟漪。高更骄傲地告诉梅特：“我们的展览大大提高了印象派的声誉。我和其他的几位画家都很成功，有人花250法郎买了我一幅画，也有人在打那件雕刻的主意。”

    梅特听到这个消息，便有意前往巴黎与他团聚。高更非常愤怒，他认为梅特太势利，他的事业刚有一点起色，她就急急忙忙想投奔他，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妻子的要求。

    评论家对这次画展并不看好，只有一位评论家注意到了高更的画，他对高更喜欢用强烈对比色的画风颇有微词，他写道：“这位画家不停地以草原的绿色来衬托他画中的棕红动物和屋顶的一片红砖。”

    评论家虽然没有对他大吹大捧，但是高更已经非常开心了。因为经过几年的摸索和积累后，他终于摆脱了“业余画家”的帽子，被当作职业画家来评判了。

    高更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屋，向制陶匠查布莱学习制陶，制作出了不少精致的陶器。晚上的时候他又重新光顾新雅典咖啡馆，不但与德加重修旧好，更有机会品尝美味，以慰长久以来受苦的肠胃。

    新雅典咖啡馆已经物是人非了。印象派大师莫奈、雷诺阿及西斯莱已经远离他们，而剩下的这些人又分为两派，一派是修拉和西涅克创立的新印象派，另一派是后印象派。新印象派抄袭的是西方绘画，修拉潜心研究关于色彩学的著作，试图把感觉加以综合上升到理性分析，变成科学的表现形式。他们采用光学原理将纯粹的色彩用小点块的形式，彼此相邻近地排列在画布上，以求得比在画板上进行色调混合更高明的亮度，所以又称为点彩派。而以高更、基约曼和德加等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则不主张完全以科学的方法着色，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主观情感的投入，一幅画就会失去它的个性、意境和特质。

    这两派的信徒天天在咖啡馆里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毕沙罗站在修拉和西涅克那一边，常常跟高更辩论到深夜。

    布列塔尼之行

    冷眼旁观的德加看到高更仍然如此痴迷于艺术，因此动了恻隐之心，他借了一笔钱给高更。正好此时梅特的女友玛丽·海格又替克罗维斯还了住宿的欠债，使他能够继续在奥柏太太那里住下去。因此，高更带着德加寄给他的那笔钱到了布列塔尼，过上了他向往已久的专心画画的日子。

    在他还很潦倒的时候，老房东杜发就常跟他列数布列塔尼的种种好处，因此高更一直对布列塔尼非常向往。画展得来的250法郎几乎都用来还债了。拿到德加的借款后，他又想起杜发说过的话，因此动了去布列塔尼的念头。

    杜发还告诉高更，布列塔尼的阿旺桥有个旅馆，旅馆老板格洛阿内克太太是个很好的人，只要她喜欢你这个人，你就不用急着交房租了。这些话令高更更加动心了，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到了布列塔尼。

    布列塔尼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半岛，阿旺桥位于半岛南岸。那是个古色古香的城镇，整个城镇只有几条街道，与巴黎的现代、繁华迥然不同。这就是高更需要的地方，他希望暂时告别城市文明，到一个原始的、落后的地方寻找心中的灵感。他一到阿旺桥，就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不仅是生活习惯，就是思想上也跟当地人一致。高更远离都市，远离那批左右他思想的画家之后，终于在阿旺桥的淳朴、严肃之中捕捉到了他寻觅已久的“独特的感受”。

    七十年前，布列塔尼是块经常受风暴侵袭的贫瘠之地，渡海前来定居的民族在这块荒地上被锻炼成了一个强悍、团结又骄傲的民族。这种性格与高更非常相近。阿旺桥的风景十分粗犷、苍凉，奔腾的河流、荒废的海岸、石滩汇成的小溪，一片灰色的景物裸露在冷峻的风中，还有斜坡上的牛群、棚舍和穿着奇怪衣服赶鹅的孩子，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强硬的生命图。

    这里的冷硬与利马的柔美迥然不同，但生活的气氛却是一致的——储藏食物、敬仰神祇。这种充满原始气味的冲动唤醒了高更体内野性的一面，这种原始的、古老的求生欲望是不因时间、地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在这里，他领悟了许多人生的启示。他在给史克夫的信中写道：“我喜爱布列塔尼，当我的木底鞋在花岗岩地面上敲出回声，我仿佛听到了我在油画中竭力追求的钝重、湿暗，却强而有力的色调。”

    “格洛阿内克之家”位于阿旺桥城中心，是座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建筑物。进门之后，抬头就看到一幅描绘全城的巨画，不用说就可以知道这里是艺术家聚集之处。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地的画家，唯独法国画家未曾造访过这个地方。

    格洛阿内克太太和两个女佣将这群画家照顾得无微不至。格洛阿内克并不懂艺术，但是她能记住每个人的起居习惯。高更是所有画家中最年长、最稳重、最干净的一位。他一尘不染的房间及做事情慢条斯理的样子令格洛阿内克太太对他很有好感。虽然她也像对待其他画家那样，偶尔会责备和唠叨他，但是她的态度总是温柔的。聪明的高更马上明白，他可以安心地暂住在这里了。

    高更在阿旺桥住了一阵之后，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他在给梅特的信上写道：“我们当时不应该去鲁昂，我们应该来这里才对。我前几天看了一栋房子，有画室，也有花园，才800法郎。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一个月只要300法郎就够了。”梅特没有按时回复，过了一段时间，她的回信才到，说她身体不太舒服，可能要开刀。高更很心疼，他回复她说：“如果我能替你挨这一刀的话，我一定非常乐意，虽然你曾带给我那许多无法忘怀的痛苦。”

    梅特很快就康复了。他们也没有再提过搬到布列塔尼的事。

    高更打算在布列塔尼待上一年。他在乡间寻找灵感，在户外泰然自若地作画。当地人都对他很感兴趣、很好奇。这个曾在异乡吃尽苦头的画家此时却表现得颇为冷淡。只有在和这些人闲聊、辩论的时候，他才会露出笑容，虽然这些人并不懂艺术，也没听说过印象派。

    没过多久，村子里又来了一批年轻的法国画家，他们都只是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没有作画经验，只学过一点装饰派艺术的皮毛，又臣服于高更有力及野性的作品中。他们曾听说过他在上届巴黎画展中的盛名，因此对他非常崇拜。

    高更就当仁不让地当起这些小画家的领导人物来了。在给梅特的信中，画家骄傲地说：“我现在是阿旺桥最伟大、最受人尊重的画家了，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向我讨教呢！”当然，高更所说的“每个人”其实只是五六个名不见经传的穷画家而已。在外人看来，当这样的领导人物可没有好处，既不能赚钱，也得不到什么名誉。但对高更来说，从大师的学生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的导师，这种一种新奇的人生体验。这种滋味令他精神抖擞，近年来的贫困流离一扫而光，不仅自信心恢复，更是在绘画道路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高更白天作画，晚上伴着一杯酒、一支烟，斜靠在椅子上向弟子们讲述他的作画经验。高更讲究光线的表现和着色，但是他没有擅长分析的头脑，所以也讲不出什么理论。他赞成由摸索中一步步走出一条路，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自我是最重要的。徒弟们认真地倾听和辩论，往往是格洛阿内克太太催了好几遍之后，众人才散去。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阿旺桥又来了个画家。他是在巴黎已小有名气的埃米尔·伯纳，是由史克夫介绍来投奔高更的。他从诺曼底徒步到这里，一路走一路画。高更认为他徒有虚名，而且是修拉点彩派的追随者，所以不想跟他接近。伯纳并不介意高更的冷漠，他非常尊敬高更，而且为高更的画风和人格着迷。

    伯纳出身贵族，父亲并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画家，他希望儿子能有一份正经的工作。伯纳从小深受宗教艺术熏陶，喜欢模仿宗教画中的色调。长大后，伯纳又一头扎进了印象派的队伍中，追随修拉学习点彩派的画法。聪明的伯纳在高更面前绝口不提修拉，他倒是经常说到他的同学——文森特·梵高。高更知道梵高是画商提奥的哥哥。

    知道了伯纳的身世后，高更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觉得伯纳跟自己有些像。伯纳跟其他的崇拜者不同，其他人只是全然地模仿，但是伯纳却懂得在取其精华之后再自创其意。

    秋末的时候，伯纳带着几幅风景画离开了阿旺桥。接着，那批来寻灵感的画家也陆陆续续离开了，只剩下高更一个人孤单地留在阿旺桥。

    此时的高更依然一贫如洗，只是声誉上有了一些提高。克罗维斯还在巴黎近郊供膳宿的公寓中，高更无法按时寄出食宿费，所以不敢去看他，更别说将他接出来同住了。

    1886年末，高更结束了在阿旺桥的宁静生活，带着简单的行李返回巴黎。临行前，他写信对梅特说：“也许有一天我的画能打开众人的眼，到时候那些仰慕我的人必定能把我从陋巷中拯救出来。”

    马提尼克岛

    刚回到巴黎，高更就跟玛丽吵了一架。玛丽觉得这个弟弟非常无能，又常常连累到她。她想让高更去巴拿马替自己的丈夫做生意，她告诉弟弟，这样不仅能使他从贫民窟中走出来，而且还能到国外潜心作画。高更拆穿了她的诡计，姐弟俩为此大吵了一场。

    心烦意乱的高更回到新雅典咖啡馆，想去那儿找老朋友聊聊天。他和德加谈得很投机，德加也很欣赏他在阿旺桥完成的作品。过了一会儿，看到毕沙罗带着西涅克和修拉进来后，高更气得夺门而出，虽然修拉和毕沙罗站在那儿对他说再见，他还是头也不回就走了。毕沙罗称高更为“心胸狭隘的印象派画家”。

    巴黎的天气又冷又湿。高更住在一间潮湿不堪的小房间中，没多久就因受凉生病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他卖了一幅收藏的名画，这才付清了医药费，也付清了克罗维斯的所有欠账，把他接了出来同住。圣诞节的时候，小儿子既没有玩具又没有礼物，父子俩相依为命地过了一个圣诞节。圣诞节过后，高更仍孜孜不倦地追随查布莱制陶，但是制出来的东西还是无人问津，他只好把一些比较好的衣服当了来过活。

    高更精神上十分苦闷，他唯一的倾诉对象就是梅特。

    可是梅特的反应总是很冷淡，她整天忙着怜惜自己和责备丈夫，实在没工夫去体会丈夫的苦闷。高更也知道，除非他功成名就，否则梅特是不会回心转意的。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写信、回信，希望有一天能出现奇迹，梅特能一下子了解他所有的感受。

    高更的画作仍无人问津。毕沙罗因为上次在咖啡馆受了气，知道高更的画卖不出去，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但他也承认高更在阿旺桥的作品使他的声誉有所提高。

    高更半自叹半自嘲地说：“我虽然得到了一些浮名，可是到现在还是饥寒交迫，连精力都用完了！”以前他做证券经纪人的时候，做的是投机生意，反而能得到世人的尊敬，现在他忠实地追求自己的信念作画，却落得如此不堪。1887年3月，高更仍在贫困中煎熬，他哀号着说：“我所遭受的痛苦已经超出人类所能忍耐的极限了！梅特！”

    他决定离开法国，去巴拿马另辟天地。临行前，他请梅特来将克罗维斯带走。在这封信中，他跟妻子写道：“巴黎是穷人的沙漠，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要走了，到巴拿马去重新开始。我就此告别。我爱你，渴望在走之前吻你一次。我承认我平时看起来像只野兽，但我也可以是别的东西啊。”

    梅特收到信后有些动容，答应来送他一程。见面的结果仍然是不欢而散。高更满腹牢骚地说：“梅特还是那样，她的面子总是高于一切，说起话来又臭又硬，全是火药味儿，专爱听奉承的话。总之，她一点都没变！”

    梅特见到高更后显得很冷淡，只问了几个一针见血的问题：谋生为什么一定要去巴拿马？到那里去做什么工作？赚的钱能养家糊口吗？

    高更听了后很不高兴，回答道：“至少我不必再向看不起我的亲人伸手了！”

    高更想找到一个不用为现实生活发愁，却能安心作画的地方。他梦想在巴拿马或多巴哥这种原始的小岛上，可以不必花费时间赚取生活费，靠天然的资源足以维持温饱。他更渴望这种原始的生活能唤醒他体内原始的一面，为他的绘画带来更大的力量。

    高更想起了童年那段神秘、灿烂的生活，巴拿马离秘鲁不远，也许在那儿可以享受到绚丽的色彩、馥郁的香味和明媚的阳光。他告诉梅特，在巴拿马附近有一个叫多巴哥的小岛，岛上人迹罕至、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是块没有被现代文明腐蚀的净土。他可以在那里过上完全自由、原始而又野蛮的生活，他还可以靠岛上的鲜果、海里的鱼虾果腹。

    梅特问他要是这个计划失败怎么办。高更得意地说，那我可以去找我的姐夫，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饿死吧。

    这一切并非是高更的空想，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那种人。他很快就登上了开往巴拿马的船。与高更同行的是他在阿旺桥的一个学生拉瓦尔，也是他最忠实的崇拜者。抵达巴拿马后不久，他的希望就破灭了。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整个巴拿马都繁荣起来了，到处都是在烈日下挖沟的工人。高更气愤地告诉梅特：“那些笨蛋挖一英里只能赚六法郎。”

    总之，巴拿马的原始风情已经随着运河的开通而面目全非，到处弥漫着工作、金钱与利益的味道。高更满怀希望地去了多巴哥，可是多巴哥也同样地被世俗文明污染了。高更在信中写道：“我连在荒土上搭棚采果的自由也没有，人人都将我们当小偷看！”眼看梦幻破灭，他就给姐夫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回信只有一句话：“生意不好，无法雇人。”如此一来，高更和拉瓦尔真是走投无路了。

    高更又想到了马提尼克岛。他告诉梅特：“那儿是艺术家们的仙境，在那里谋生非常容易，而且民风淳厚，我们都应该住到那里去。”他信中说的“我们”不仅是指拉瓦尔和他自己，还包括远在哥本哈根的妻儿。

    梅特没有理他，只回了一封信，说是儿子们该交学费了。此时的高更正忙着筹措到马提尼克岛的路费，根本没心思考虑儿子学费的问题。为了筹路费，他只好像一些黑人那样去挖沟。每天清晨五点开始挖沟，到下午六点才收工。他住的地方蚊子多得惊人，他常常一晚上都睡不好。干了没多久，连工资都没发完，高更就被糊里糊涂地开除了。

    眼看连饭也吃不上了，拉瓦尔却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瘦弱的拉瓦尔因为无法干体力活，就到街头去替人画像。他并不是一个清高和有才气的画家，所以不觉得在街头替人画像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高更就不这样想了，他宁愿饿着，也不愿去做这种事。靠着拉瓦尔街头作画所得的费用，不仅解决了两人的温饱问题，还攒够了去马提尼克岛的路费。1887年6月，两人终于如愿地踏上了那个风光明媚的小岛。

    高更终于进入梦想中的天堂，他与拉瓦尔在海岸边搭了个小茅屋，与当地的土著人毗邻而居。眼前是无边的蓝色大海，屋后是种满果树的果园，再往高处走，就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了。高更高兴地说：“村中的土著人整天唱着情歌，他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贫乏、单调。”

    在给梅特的信中，高更又开始做起梦来。他告诉梅特：“只要弄到三万法郎，我就可以弄到一处产业，然后我们就可以靠收租过日，吃穿也不用愁了。”

    马提尼克岛完全符合高更的理想。在这里，四季的馈赠极为丰富，而蔓延的植物与大自然构成的色彩、散发的香味，比他一直思念的利马更胜一筹。住在这里的有印度人、中国人、土著黑人、殖民地的白人，大家混居一处，过着单纯、快乐的日子。

    高更在马提尼克岛最大的收获是“天空”与“光线”，这两样东西影响了他所有的作品。在欧洲，没有一个画家曾在那样蓝的天空下作画，没有一个画家画过那么亮的光、那么鲜艳的色彩、那么明媚的景色和人物。

    高更将自己看到的忠实地记载下来。他画提着篮子的女人、画村庄、画海岸、画闲话家常的女人和头顶瓶子的女人。渐渐地，高更抛开了印象派的繁复画法，开始回归本性的单纯。他的画里有明晰的线条、硕大的体积感、生硬的对比色彩。

    高更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虽然他仍然以印象派自居，但是他已经不再模仿，他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信念，并坚定不移地站在这个位置上。总之，他自由了，他快乐了。这些都是马提尼克岛的恩赐。

    马提尼克岛并非天堂，这里的天气变化非常大，一会儿是烈日当空，一会儿却又大雨倾盆。他们自己建的茅屋只能挡挡太阳，一遇到大雨就塌了。拉瓦尔和高更就只好任由日晒雨淋。两者都身无分文，饿的时候便以椰子果腹，口渴时喝山泉，完全过着原始人的生活。没过多久，身体羸弱的拉瓦尔就染上了疟疾，身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疾病将他折磨得不成人形，可是他们又没有钱去医院。绝望之余，拉瓦尔几乎想自杀。

    高更不久也被传染，虽然后来康复了，却还是元气大伤，走一会儿路就气喘吁吁。高更对梅特诉苦，他说：“拉瓦尔病后，这岛上就跟死了一般沉寂。这比你带给我的痛苦还要令我无法忍受。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一定会被折磨死。但是告诉你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说不定你还为此幸灾乐祸呢！”

    高更在走投无路之际，请求法国驻法兰西堡的政府（马提尼克岛是法属领地）将他们遣送回法国。当初来到马提尼克岛的时候，当局就请高更住在法兰西堡，但是高更不肯，坚持要与土著居民住在一起，引起当局的不满。如今，高更又请求政府遣返他们，当局批准等拉瓦尔病愈之后再将他们遣返回国，等于是驳回了高更的请求。

    眼看当局撒手不管，高更便写信向法国的老友们求助，回信的只有史克夫一个人，可是他寄来的钱还是不够返程的路费。高更想用赊账的方法搭船，却被船长回绝了。

    高更虽然郁郁寡欢，但他是个坚强的人，他不应该一蹶不振的。他将拉瓦尔送进医院，自己则到法兰西堡报考水手，不久就顺利地随船返回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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