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隔海补丹青

    ——忆大千先生

    潘素[19]

    伯驹和我与张大千的交往关系很深，时间已在四五十年前。我们在上海居住时，就和他熟识，并经常有往还。1947年大千来北平还到我们家看望过伯驹。虽然大千离开大陆30余年，但相互眷念之情，无时或息。如1979年港澳友好要邀伯驹和我前去香港（后因故未成行），当时张大千在台听到，就设法由港转来一信，并愿代购机票两张，以促早日成行。原信如下：“伯驹吾兄左右：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晤。无如蒲柳之质，望秋光零，不得远行，企盼惠临香江，以慰饥渴。倘蒙俞允，乞赐示敝友徐伯郊兄。谨呈往复机票两张，乞偕潘夫人同来，并望夫人多带大作，在港展出。至为盼切，望即赐复。专肃俪喜。弟大千顿首。”

    1982年初，当伯驹在医院养病时，大千曾打电话托香港友人转告他在兰州的孙子晓鹰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伯驹的病，并要他孙子与伯驹拍个照，设法寄到台湾。当时伯驹已不能起床，就在病床上拍了照片。伯驹还作了两首诗以相赠。于此可见他们的交谊是如何深厚了。

    这年，我曾画了两帧芭蕉拟邀张大千合作，后托人请他题画，他即写出：“壬戌之夏，潘素大家，遥寄大作，命为补笔。当时大病新瘥，更兼目翳，有负雅望矣。八四叟爰，摩耶精舍。”（题于“补兰花图”）

    又题：“壬戌夏，四月既望，潘素大家，遥寄妙笔，命予补写团扇仕女，落笔惶恐。八四叟爰，摩耶精舍。”（题于“补仕女图”）

    1981年，王亚蒙先生要我画一幅“云峰春江”画，王又拿去找张补笔题词：“神韵高出，直迫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亚蒙仁兄出示。八四叟张普华题。”我和伯驹与大千，虽海天远隔，但交情笃深，非同一般。目下可惜二人均已去世，人世沧桑，未能如愿。

    1986年于北京

    千重巨浪助诗声

    ——记王个簃[20]老师与张大千先生的友谊

    曹用平

    1983年，在上海一个展览会上，展出了已故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爰）先生赠给我的老师王个簃的画册《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大千先生在扉页上写了长篇题词。题词数日后，大千先生即病重住院，于4月2日与世长辞。这一题词不仅成为大千先生的绝笔，而且记录了分居在海峡两岸的艺术家之间的骨肉情谊，确实是极可宝贵的艺苑珍品。题词全文如下：

    承赐先农髯师偕兄与弟造像，拜倒九叩首。弟爰。

    六十年前，兄弟俱在英年，寒舍西门路。兄自安梯升墙，舔弟所藏六如画仕女。弟大惊。兄莞尔曰：“试他究竟甜否。”今俱老矣，尚能为此狡狯否？弟已年重眼花，行步须扶杖，且患心腹之疾，奈何！弟爰顿首。个簃吾兄赐正要问这篇题词的由来，那就说来话长了。

    大千先生早年与老师有极为密切的交往，我曾多次听老师说过。老师是吴昌硕先生的弟子，大千先生则师著名书法家曾农髯先生。吴、曾两老友情谊至深，老师与大千先生也结为知交。两人艺术造诣俱高，志趣爱好、性格脾气都很接近，朝夕过从，切磋艺事，亲如兄弟。当时他们还都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相处不拘形迹，调侃嘲谑也是常有的。大千先生题词中所追述的60年前的那件往事，写来仍是如此清晰生动，眷恋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1982年初，我协助老师撰写整理《王个簃随想录》，这是老师回忆其艺术生涯的一部著述，其中自然不能没有关于大千先生的内容。老师十分惋惜地谈到，他在50年前曾与曾农髯先生及大千师徒合拍过一张照片，一直珍藏身边，不幸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正当我们为《随想录》中不能收入这一珍贵的照片而感到无比遗憾时，一位朋友送来了裴德贤老人收藏的这张照片。老师一见，喜出望外，嘱我赶快交付制版收入书中，又指着照片告诉我：“大千虽较我年少两岁，称我以兄，但青年蓄须，三十出头，即已于思于思，俨然长者。拍照时，我对大千说：‘你胡子这么长，理应居中。’大千说：‘不、不，你是兄长，怎能站在旁边。’推辞好久，才拍下了这张照片。”老师说：“照片中人当年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但大千移居台湾，音信不通已30余年”，为之怅惘不已。1982年4月，老师随同张承宗同志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福建。面对滔滔海峡，茫茫云天，念及彼岸的老友，虽仅一衣带水之隔，却有云树万里之感，思绪万千，不能自已。“亲切台胞皆熟友，多年阔别正关怀”，于是援笔赋诗多首，其中怀念大千先生的两首七绝是：

    曾老门前第一人，腾蛟起凤见精神。

    老当益壮多怀想，痛饮千杯万象新。

    检点书囊多墨迹，笑谈娓娓见从容。

    共同留影情何限，篆刻曾经凿大风。

    后一首的第三句便是说拍照的事。第四句的“大风”是大千先生与其二兄善孖先生合用的堂名，老师曾为大千治印多方。

    《随想录》出版后，老师亲手将上述诗句题在书的扉页上，付托大千先生的学生糜耕云转给香港的友人，设法转交大千先生。但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这本书竟被禁止进入台湾。于是香港的友人想了个办法，将《随想录》有关内容节录转载在香港的一家刊物上，那张照片也一并复制刊登。友人还将老师的诗句另外抄录，连同那本刊物，辗转送到了大千先生手中。这样，大千先生虽未得到老师题赠的原件，但老师对老友深切怀念之情他是完全领会到了，题词以“承赐”开头，即表述了回报之意。细读题词，不难想象到大千先生重睹50余年前与师友的留影以及受到老友存问之际，追昔抚今，那种又惊喜、又感伤的心情。1983年3月初，大千先生书画集第四册出版，他亲自选取了12本，一一题赠给在大陆的友人和学生，写给王个簃老师的题词是其中最长的一篇。其时，他已面临生命的最后阶段，体力之衰竭远较题词中所述为甚，但他奋笔疾书不息，家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我要写，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果然，这12本画册未及送出，他便离开了人间。家人遵照逝者遗愿，辗转传递，终于将画册送到了大陆，转达了逝者向大陆友人发出的最后信息。

    噩耗传来，念及40年前沪上一别，竟成永诀，老师悲痛异常，好几天默然无语。这年4月13日下午，上海100多位美术家和有关人士在潇潇春雨中集会悼念大千先生，许多前辈都在会上发言倾吐哀思，但老师没有谈。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实在是万感交集，无从谈起啊！”

    直至哀痛初定，老师才写了这样两首悼诗：

    交情契合如兄弟，艺事追求萃古今。

    雅集作图传妙品，东游大盏托痴心。

    少年回顾盘桓地，老至犹怀作客情。

    噩耗忽传无限恨，千重巨浪助诗声。

    前一首的后两句，记录了老师与大千先生交往的两件往事：

    “雅集作图传妙品”，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初，老师、大千先生等一些书画好友经常在谢公展先生家中聚会，作画吟诗。有一次，大千先生酒后兴至，随手在纸上写生，把包括老师在内的在场七八位友人的面容神态一一描绘下来，并做了长篇题记，赠给老师。这在大千先生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老师极为珍爱。痛心的是，这件妙品竟毁于十年动乱之中！

    “东游大盏托痴心”，是指1931年老师、大千先生等一批书画家在王一亭先生率领下东渡日本，与日本同行进行艺术交流，受到热情款待。一次，日本朋友以当地名产“正中酒”招待，其味清冽醇厚，端属上品。老师和大千先生等友人正值盛年，嫌酒杯太小，就换上大碗豪饮，说是以五柳先生陶渊明为楷模，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宾主尽欢而散。

    壮年盛事俱往矣！大千先生“而今能画不能归”，只能抱恨以终。但是，“千重巨浪助诗声”，祖国要统一，这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海峡两岸的艺苑挚友，终于开始克服了重重阻碍，通过曲折的途径互通消息。王个簃老师自称“年方八十有七”，以“向百岁进军”自勉。他经常表示，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深信，在他的有生之年，一定能够看到统一局面的实现，海峡两岸的亲朋好友，一定能够重聚一堂。也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发出“不能归”之叹的大千先生在天之灵。

    （录自1983年《中国老年》第二期）

    寸心千里

    陈巨来[21]

    1981年年底，我收到了张大千先生从海外辗转托人寄来的一幅横卷山水画。画幅中间是青绿色大泼墨绘出的重重云山。山峦之间以元黄鹤山樵工笔画数间中国式房屋，左下角作浅绛色山坡，右上角一片海洋，征帆六只迤逦而行。题款为：“云山万里，寸心千里。庚申六月写寄巨来长兄。八十二叟弟爰。”此画体现了大千先生在宋、元人笔法中掺入印象派技法，具有中西合璧的独特画风。见画思友，更怀恋当年与大千交往的那些岁月。我认识“大风堂”主人张大千，已有65年了。记得当年大千随其兄张善孖先生同寓沪上西门路西成里，楼上住的是近代国画大师黄宾虹。一天，我登门拜访黄老，适逢他外出。善孖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与我攀谈起来。当他知道我从师赵叔孺先生学习刻印时，便许我为可造之才。大千先生也在座，这便是我们结识的开始。那时，我仅15岁，大千比我年长6岁。

    大千早岁所用印章大都自刻。自从我俩交友后，他深喜我的治印，每每托我为其镌刻。尤其在他中年时期，所有名章、书斋印几乎均出于我之手。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请他为我治印一方。大千坚辞，说：“样样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做，就是不能刻图章。我替你刻，岂不是变成笑话了。”当然，我对大千的绘画才华更是钦佩之极的，尤其是他模仿八大、石涛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令人拍案叫绝。

    抗战开始，大千回成都，赴敦煌，从此画风一变，成为仿宋、元人工细笔法。抗战胜利后，大千重来上海，举办画展，说及他有一习惯，每隔5年，就将所用名章全部换过，不仅为了一新面目，也防着有人仿制假画，鱼目混珠。这次携来画幅较多，大都没有钤上印章，嘱我在15天内赶刻60方，以应急需。我通宵尽力，于两星期内刻竣报命。这60方印全是象牙佳料，其中刻有元朱文、宋满白等多种印文，大千见之很是高兴，从此便许我今后索画，概不取酬。

    当时，大千寄寓石门一路的镇海李家，因他曾买到一幅张大风的画，如获至宝，乃将书斋命名为“大风堂”。上海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如吴湖帆、溥心畬、谢稚柳、江寒汀等，都喜欢去那里聊天，真可谓高朋满座，海阔天空。我每天午饭一过必去那儿，有时与大千谈得投机，直到凌晨二三点钟方归。大千声如铜钟，幽默风趣。有时讲讲自己仿制古画骗过书画商的逸事，有时与我们几个挚友一起赏看收藏的名画。他对八大、石涛、白石、悲鸿都十分推崇，常常为了收集名画不惜重金。他常感慨地对我说，一个人只要有了自己的面目，就令人佩服了。

    大千先生性格豪爽侠气，奔放豁达，朋友有难，总是慷慨相助。我曾多次亲眼看到，一些贫困潦倒的书画家，大千每月必资助至少五六百元。1949年，先父谓渔公病重，每日需服羚羊角，这是很贵重的药剂，我力不能胜，大为踌躇。大千闻之，立绘一幅仕女、一幅山水见赠，都是单款，便于善价而沽。这幅山水为一手卷，用的是元人写经纸，水墨不设色，很是高古，因纸色灰暗，题为《岷江晚霭图》。先父爱不忍释，曾说，其他画都可割爱，这画留以自赏了。可惜十年动乱，名画失去。同年底，大千返蜀。离沪前，特邀我和谢稚柳三人合摄一影，签名留念。大千深情地对我说，你要原谅我，我生平不爱写信，都是秘书代劳，以后请勿见怪。

    近几年来，也许是长期流落海外的孤零感，使大千先生一直对我们这些故国旧友拳拳不已。从1975年起，他每年都寄一帧小照给我。1977年，大千在美国将我为他所刻的印章亲自整理、编辑成《安持精舍印谱》，遣人送往日本印刷出版，并在卷首附印上他的亲笔序言：“巨来道兄治印，珠晖玉映如古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钦佩之极。”

    我与大千都是西泠印社的老社友。1981年，印社举行成立75周年纪念大会，函邀各地书画篆刻名家赴杭雅集。席间，不由得使我想起，倘使大千在此，定会受到社友们的尊重。我深切盼望阔别30余年的大千先生，达到“寸心千里”之愿望，重返祖国大陆，开襟畅述友情。

    （原载1982年10月23日香港《大公报》）

    张大千是非常人

    黄君璧[22]

    我之认识大千，如今回溯已50多年了。民国二十年，大千到广州过访容安居（余旧居斋名），谈笑为欢，诚如俗谚所谓一见如故。大千心爱古画，看见舍下壁上悬有董玄宰墨笔秋山图，赞叹不已，我即举以相赠，从此订交。但在此之前，大千已在日本东京一个中日画展中看见我的作品——仿石溪幽居图，认为突出，并记下了我的名字，所以一到广州，便来相访，并赠我以诗，有：“众里我能独识君，当时俊气超人群”之句。其后，大千重到广州，我介绍他和广东著名收藏家田溪书屋主人何丽甫、冠五父子相见，朝夕聚首，纵观书画。当时，我新得石涛和尚梅石水仙立轴，气雄力厚，画上并有石涛题诗，用小隶写出。墨色之佳，无出其右。大千见了，又爱不忍释，我就想到宝剑赠予烈士之意，即告诉大千，现在暂且让我把画挂在墙上，多看几时，数月后我要到上海来，届时即以此画奉贻。等我到上海实践诺言，大千检出元人写虎溪三笑图及石溪山水相赠。当时，我们随便将古画送来送去，互相鉴赏。若使后世人闻之，一定以为我在说笑话，讲大话。但我和大千并不作如是想，我们只是认为物遇其主、画获知音才是正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我在南京举行画展，他专程来宁参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我作东道主，请大千及其公子心智同游峨眉、青城，盘桓匝月，两人写生，获得很多好画稿，互相切磋，得益匪浅。当时，我有架摄影机，他导演，我拍照，每遇奇景，他就说：“快拍，快拍！”而我时常忙了手脚，拍摄不到，彼此引为笑乐。而我的“君翁”之名，即是他所命名，并在山上为我刻一石章，上镌“君翁”两字，以后又为我刻“黄君璧”、“可以横绝峨眉巅”两方图章，所以我一共拥有大千刻印三方。民国三十三年，我和大千及张目寒游广元，参观千佛洞，一路谈笑风生。在明月峡嬉水为乐。返成都后，他曾为张目寒写纪游图长卷。此等朋友之乐，以后再难获得了！

    其时，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每星期六必赴上海小游。当时，陈伯庄任京沪路局长，时时赠我以免费火车票。我到上海，一定到卡德路李祖韩家访大千，看他作画，并观古画。是年，也曾和大千、于非闇、谢稚柳、方介堪同游雁荡山。因方介堪、谢稚柳分别为浙东、江苏人，大千籍隶西川，我生于广东南海，于非闇是北方人，合称为“东西南北之人”，合作书画，并由方介堪刻一图章，作为纪念。

    民国五十八年（1969年），我应南非开普敦博物馆邀请，前往访问。曾访大千于巴西之八德园，相见喜极。是晚，大千即在家招待我晚餐，并手书菜单，嘱其夫人入厨整治。他平生好客，待朋友热情诚挚，令人难忘！

    民国六十七年（1978年）大千返台定居，我和他过从更多，我长他一岁，每相见便以“老兄”、“老弟”互称，并合作书画。3年前，大千由美国运回古松4盆，送了我1盆。他说：“这几盆松树是由巴西运到美国，再由美国运到此间，你是爱松的高士，所以我一定要送一盆给你。”这棵松树树龄已有70年，盘曲矫劲。大千80岁时，我曾手绘此松，为大千寿。

    今年3月初，我赴香港之前两天，曾到摩耶精舍造访。那天正巧全无客至，大千精神甚好，回忆往事，历历如绘，又和我研究种花之道，很高兴地和我说，上周以新台币50万元（约合美金12500元）购买两盆杜鹃，贵则贵矣，但如此姿态甚为难得！那天下午我和他谈了两三小时，他要留我在他家吃晚饭，我因另有他约，只能婉谢。临别他和我握手，送到大门，这是我和大千最后一次见面。

    我抵港后第三天，听说他忽病昏迷，后来又听说他病情比较稳定。我便提前返台，哪知我4月3日返台，他已在2日晨早仙游去了！

    近年来我记忆力甚差，心绪不宁，只能随意写些琐碎小事。总之，大千是个非常人物，为人豪情疏爽，才华卓绝；对于绘事，无论人物花鸟虫鱼，无所不精；对于书法、诗词、篆刻，无所不能，均建立一己独特的风格，超然出尘，令人心折！今大千去矣，但他嘉言懿行，绝非片纸只字所能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执笔至此，感慨万端，泪涔涔下矣！

    （原载1983年香港《大成》杂志114期）

    悼念老友张大千

    陆抑非[23]

    我的老友，著名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因病于1983年4月2日在台北病逝了，我一得到这个噩耗便悲痛不止，心中难过极了。我默默地端详着他的遗照，不禁又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和大千交往已有40多年了。1932年我从老家常熟到上海美专担任花鸟画教师，并在新华艺专、苏州美专先后兼课。1937年又开始从吴湖帆先生学山水竹石，这时正好与大千先生为邻。耳濡目染，日受教益。当时我住萨坡赛路普庆里，大千先生住西门里。我们只是一里之隔的邻居。我常到他的寓所和他一起研习绘事，他也常到我家中过访。大千先生待人气度宽宏，真诚谦和，和他二哥张善孖先生关系极为密切，对二哥十分敬重，视兄长如父。他热情好客，他的寓所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对待事业特别认真、严谨。为了画好老虎，他和二哥善孖在苏州网师园赁居养虎，那时我曾到他家中看他养的小老虎。他就对虎写生，极富天然情趣。先生作画时手中笔不停挥，往往是一气呵成，如有人来访，他就边画边谈，直到画完才搁笔。他常对我说：要想画好画，贵在认真刻苦。尤其是学习古人的作品，更不可马虎。他说临摹前人的作品时一定要不怕反复，要临到能默得出，背得熟，能以假乱真，叫人看不出是赝品，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笔墨真谛，学到前人的神髓。先生的这些话正是学画成功之奥秘，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在画坛上我之所以有所成就，是与大千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

    大千先生和我老伴孙淑渊娘家的关系也很密切。我舅兄孙伯渊当年在老家苏州开集宝斋碑帖古董店，大千先生和他二哥常到伯渊兄家中来。我老伴前几天还在和一个来访的朋友说起大千先生，说他个子不高，但特别精神，头发胡子乌黑乌黑的，红光满面。他的手又小又软好像棉花团一样，人称“异相”，有特异的才能！那时人们都赞扬他广交天下，处世做人才气横溢。听说他这几年不顾高龄还是终日挥毫不止，又是《宝岛长春图》，又是《庐山图》，都是作一些很费劲的巨幅大画。我常常为他这种“丹青不知老之将至”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我总以为他这么大的年龄居然还能作这么大的巨幅，必定能坚持到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一天，总以为我们还可以再度携手共研绘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竟这样仓促地走了，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怎么能不使人心酸呢？

    大千老友去了，前年台湾画坛上走了个席德进，今年又走了大千老友。说来也巧，他们二位都是身居异地，倍思故乡的“乡思病”患者，都是乡土故国情思极浓的人物。他们都走了，他们到了“极乐世界”，也许再也不知道乡思的痛苦了。可是我们这些活着的老者，无论是台湾的，还是在大陆的，有谁还没有染上“思亲病”呢？我知道我们在大陆的诸位画友，每一相聚总是会念叨起在台湾的老友。大家都是过了古稀直奔耄耋了，就是当今人都长寿，我们又能长寿到哪年哪月呢！最近听说我的另一老友著名金石书画家陶寿伯兄还不顾八十又二的高龄，在台北举办个人画展，可见他老兄也是一个不服老的人物，对他这种躬身耕耘的精神，我是十分佩服的。我只盼望大家都多多保重，在祖国统一时，大家都活着相见。只要能这样，我想大千先生在天之灵也会得到安慰的！

    大千老友，安息吧！我相信我们台湾海峡两岸的画坛老友一定会用“欢乐的大聚会”来祭奠您！您说这种祭奠不正是最好的祭奠吗？

    （原载1983年4月10日香港《文汇报》）

    回忆张大千先生

    常任侠[24]

    张大千先生逝世了，他的艺术是永在的。

    回忆我同张大千先生的接触，是在1931年，那时我开始在南京大学教书。南大的艺术科有几位有声望的画家，如徐悲鸿、吕凤子、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汪采白等，大千也是其中之一。他以善画石涛一派的山水风景著称。笔墨雄肆，气韵朴厚，在侪辈中独树一帜。

    据说大千青年时代在沪即以善绘山水驰名。时沪有巨商程麻皮，专收藏石涛山水。新建一厅，壁悬其所藏珍品，邀客观赏，唯正面墙壁，因无适当巨幅，暂时空缺。后见一石涛巨幅，为诸画之冠，唯索价甚昂。程某急欲得之，烦大千说项，虽重金不惜。大千闭户经月，经营林峦，果得石涛神品以报，又以古锦装池，光照一室。程某大喜过望，座客皆来称觞，谓为藏品之冠。大千神乎其技，亦稍稍为人言之。他在南大教学时，常嘱诸生临摹古人卷轴，神与古会，自然契合，故其所教弟子，多是此道高手，不落庸俗。

    自敦煌石窟壁画为世界所知，画师中前往研究临摹者，以大千为最早。大千携弟子二三为之辅佐，孙宗慰即其中之一。在此风沙荒漠之中，大千潜心工作，几与社会隔绝。从此进入北魏、盛唐的艺术领域。艺风所染，以人物画为主。此后大千所做的衣冠人物仕女，多有唐风。他曾经以所临壁画，向世界展览，因此也得到国际艺术界的广泛赞美。大千精于绘画的各方面，山水、人物、花卉，都能独树风格，这是其吸取古艺术的精髓，博采众长，植基深厚的结果。

    我曾藏有大千两幅画，一为仕女，高髻云鬓，丰硕曼立，秀眉弯弯，虽不施花黄，确是唐美人的风度。浩劫中已为人夺去。此画大千戏题云：一等肥白高，二等麻妖骚，三等泼辣刁，此肥白高也。可谓善戏谑兮。

    又一幅为东篱采菊图。一人独立江干，短篱丛丛，秋菊吐芳，云水苍茫，南山在望。此画由合肥秀峰侄寄来，曾经一见。亦于浩劫初期被人强取而去。

    我现存大千所作，只有折扇一把，扇是泥金底子，他在金扇上画了幅金碧山水，水上苍山，有亭翼然，亭侧四人向远际遥望，如思故国。山巅万松如海，水际浅芦迎波，并自题一诗云：

    西北此楼好，登临思惘然。

    阴晴长不定，客况最颠连。

    斜日红无赖，平芜绿可怜。

    淮南空米贱，何处问归船。

    此画作于丁丑六月，当1937年，正临七七事变前夕，“斜日红无赖”或寄微词。登高望故国，客里思归，形之吟咏。书法亦隽妙。大千曾学书于清道人李瑞清，故笔姿似之。

    1945年我到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大千亦去印度观佛教诸古迹。1949年我返国以前，颇欲劝之同返北京，重晤故旧。乃去国愈远，往游美洲，蹉跎至今，终老宝岛。葬身祖国的土地，仍符大千的夙愿。现在祖国重临春天，江山如画，望魂兮归来，再看一看人民所藻绘的丰富多彩的画卷吧！

    1983年4月9日于北京

    （原载1983年5月2日香港《大公报》）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郑逸梅

    张大千，四川内江人，和张善孖为同胞兄弟。善孖长大千17岁，性严肃，不苟言笑，故大千对他很是敬畏。善孖且指导他作画，故凡从大千为师行拜师礼，大千总是这样说：“我的画，是我哥哥教出来的，拜我为师，亦须拜我的哥哥善孖。”善孖以画虎驰誉，大千生平不画虎，让善孖独擅其胜。某年，大千获得张大风名迹，便榜其斋名为大风堂。这个斋名，也是兄弟合用。大千的父亲，官江苏松江，久居三泖九峰间，故善孖夫人即为松江人，大千也能操松江方言。一天，大千于宴席间，遇见女画家周练霞，笑对练霞说：“某年月日，我第一次得瞻风采，你穿着淡蓝衫子，粉红色裙，珠耳环，翡翠约指，在松江某寺求签，得签上上大吉，你当时把签诀交给一小沙弥，这小沙弥便是我。”练霞大为讶异，问：“难道你出过家吗？”大千答以“出过家，但仅三个月空门生活，即还俗了。”

    大千在北京，每逢金少山、郝寿臣二大净角登台，必往观剧。且先赴后台，坐在少山或寿臣开脸的桌旁，细观用笔之法。原来二大净角，大千都很是熟稔。大千对人说：“寿臣勾脸极工细，一丝不苟，似仇十洲的画；少山恰相反，勾脸很神速，大刀阔斧，寥寥数笔，近看极粗，似八大山人的画。但二人登场，都神采奕奕，不分上下，这对我的画启发极大。”

    大千画，豪迈疏宕，善作巨帧。有一次，画了四五丈长的立幅山水，付诸装池。装池家对他说：“这样长的尺幅，怎样悬挂呢？”大千说：“我有我的办法。”装裱既就，他把这画挂于楼壁，沿壁的楼板，铲一长隙，使下半段的画直垂至楼下，于是邀人来看，上半段在楼上欣赏，继而再下楼欣赏下半段，观者无不为之咋舌。

    某岁，上海巨贾程霖生，称以高价购得八大山人花卉四幅，每幅长1.2丈，阔仅尺许，其中一幅为荷花，梗长8尺有余，一笔到底，劲遒非常。程告人说：“大千虽善模仿，绝没有此魄力。”后程逝世，有人谈及，大千说：“这四条都是我画的，当时把纸幅置于长案上，边走边画而已。”

    （摘自1983年《内江市文史资料》第五期）

    半世纪翰墨缘

    薛慧山[25]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节，我与大千先生初次在苏州网师园见面。那时他已留了一大把黑胡子，跟善孖先生在一起，形象酷似。这天座上胜流云集，记得章太炎、陈石遗、李印泉、叶誉虎几位前辈，都曳杖而来。我当时不过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正负责主编《吴县日报》副刊。虽是年轻幼稚，却蒙大千先生邀来做客，深觉腼腆不安。大千先生两眼炯炯，谈笑爽朗之中，特地向座上的前辈诸公为我介绍说：“这位薛先生年纪最小，但写起书画评论来，倒是一支敢言的健笔。后生可畏，谁都逃不了他的品评月旦呢！”

    介绍词溢美过甚，却使我顿时胆壮起来，不再作拘谨之状。大千先生亲自下厨，煮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酸辣鱼汤，阖座都食之津津有味。餐后，就在园中那棵卧龙似的老松之畔，合摄了一张照片。当时善孖先生牵了一只乳虎来，教我偎抱着它。那只虎可也善解人意，居然像只哈巴狗般地驯服，不过最后它又顽皮地把我新制的棉袍咬破了一个洞。

    就在网师园时期，大千先生已沉酣于石涛的画迹，那时他不过30多岁，但已搜遍名迹，收藏颇富。他打开一轴石涛山水中堂来，挂在壁上，先对画中全局玩索再四，于古人精神流动处，静静地心领神会，才站起向纸上直笔空钩，飕飕地如蚕虫食叶，似乎得心应手，神而化之。他所临的石涛，并不太求形似，随时有所删略，有所发挥，有所创造。又眼看他仿八大、仿青藤、仿松雪、仿云林……就那么轻轻松松地一下子来个遗其貌而袭其神。

    世所共知，大千先生早年临摹石涛，已到了几能乱真的水准，不但瞒过罗振玉、黄宾虹的眼睛，且使日本人都把他的仿作印入了“南画大成”，至今奉为“国宝”。我猜想大千先生的动机大概出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硬是不信邪的一种心理作怪吧？有人把他早年所临写的石涛《柳堤春晓》的八尺中堂，请他加题跋，他慨然题云：“昔年唯恐其不入，今则唯恐其不出。”可见对于古人的作品，他毕竟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此之谓“师古而不泥于古”。

    厥后，善孖大千昆仲，联袂北上，寄寓在北平颐和园听鹂馆内。当时溥心畬先生也住在园内，朝夕过从，合作了若干山水人物画，合称为“南张北溥”。此际的张大千先生，已不以全部投入石涛为满足，更进一步上溯唐、宋、元、明。采取唐人的朴厚，宋人的深度，下至元、明的笔墨意境，上下千年融会贯通，自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陈定山先生亲口对我说过：“张大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石涛起家，又把石涛一口吞入腹中捣个稀烂，吐得出来，化作唐、宋、元、明千百作家。”

    大千先生生命史上，最大的功绩，要属敦煌之行。敦煌这个盛唐艺术的宝库，从前任谁都梦不到的，他却不辞荒漠风尘之苦，整整有1000天的时间，架起云梯，在高壁上奋臂摹画，单是石青、石绿，就消耗了千百斤。那股追求古代艺术的狂热，实无异对宗教苦行的奉献，堪与唐三藏取经的故事相辉映。至今，他在敦煌所编立的签号，仍为全世界学者一致的肯定。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他常往来于香港，我较前更有机缘追随杖履，无所不话，对他多少有所了解。他老人家天赋极高，且曾着实下过苦功，可谓“生而知之”又兼“学而知之”，一个天才与努力的大综合。

    我敢在此斩铁凿铜地说：张大千先生一生在艺术上曾有过奋力地用功突破，至少至少，他该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续画”最多的一人。

    他的记忆力与领悟力确是惊人的。什么画都只要一看画头，立刻可以断定真伪，旧时在何处看过，有什么题跋印鉴。等到打开画看，果然丝毫不爽。有次，吴县吴恒孙，把家藏的唐代韩滉五牛图，请大千鉴定，大千一眼就吃得很准，当场脱口而出：“真！”这幅画是八国联军庚子之役被外国军人抢走的稀世之宝。

    “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大千先生最喜欢替人写这副对子，恰似自己的写照。上联表示他平生与人为美的一贯襟度，下联也是写实，他时富时贫，袋子里往往不名一文。有次从香港去巴黎，临走时把一叠美钞送与一个穷朋友。我送到机场，叩问他老人家：“你摸摸自己口袋里，究竟还剩若干？”他一摸，只剩了50大元，从容登机而去。其艺高胆大，做人洒脱也往往如此。

    他老人家在《庐山图》大画完成后，向朋友问起：“慧山是到过庐山的，他看过我这幅画没有？”我当夜就赶到历史博物馆，先睹为快。

    画展上，很巧地面对面碰见了，我便扶着这位银髯飘拂神情矍铄的大千先生，低下气，劝告他说：“恕我无礼，不再跟您摆龙门阵了。您要好好休养，什么闲事都不必多管了……”

    谁料从此即成永诀。半个世纪的翰墨缘，就此结束了。但他几句精辟的名言，永远萦绕我耳边：

    “画家自身就该是上帝，赋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特权本领。画中要它下雨就下雨，要出太阳便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这里缺少一个山峰，便加上一个山峰，那里要删去一堆乱石，就删去一堆乱石。心中有一个神仙世界，即可以画一个神仙世界。总之，画家可以在画中创造另一个天地，要如何去画，即如何去画。科学家所谓改造自然，我们则是‘笔补造化天无功’！”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编辑的《张大千纪念专辑》）

    张大千与范振绪[26]老画师的珍贵友谊

    马耀南

    前不久，笔者有幸在甘肃兰州会见了已故陇上著名书画家范振绪先生的夫人杜郁文女士，她向笔者详细介绍了范老生前和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交谊。还取出了珍藏多年的大师题赠范老的书画让我观赏。并叙述了范振绪先生生前对故友大千先生的深切怀念！

    范振绪先生字禹勤，号东雪老人，甘肃靖远人。是清光绪癸卯科进士，以诗、书、画名噪一时。

    1941年至1943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前来甘肃访古，并致力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张大千先生和范老这次陇上相会，友情笃厚。大千先生对范老十分推崇，称他为：“全国画家南宗殿后作家”、“老师”、“禹丈”。大千先生虽小范老20余岁，但范老对大千先生总是以画友、师弟相待，十分敬爱。大千先生在陇上遨游期间，曾在甘肃武威和范老欢聚多日，一同磋磨画艺，一同游莫高窟、万佛峡、文殊山等陇上名胜古迹。两位画坛名流相处之日，赠诗作画，友情弥坚，成为当时人们的美谈。大千先生赠范老的书画不少，其中有双勾对联“禹勤仁丈诲正”：“稍闻吉语占农事，欲遣吟人对好山。”有次范老谈及自己童年慈母含辛茹苦督其兄弟3人苦读的往事时，大千先生深为感动，即精心为范老画了彩墨人物山水手卷《青灯课子图》，并题诗曰：“……人前每颂白华诗，树静风摇泣罔极。永忆高堂寸草心，百年留照丹青色。肃穆拜公命，载笔为斯图。明贤唯有母，在昔慰醇侣。”落款为“癸未孟秋应禹勤道丈命谨写太夫人课子图并赋求正。蜀郡后学张爰。”这帧《青灯课子图》笔墨细腻，构图如实，形意逼真，将范老的身世及其高堂的寸心洋溢于笔端，跃然于纸上。其意境之高，凡艺林诸人莫不交口称赞。可以说是大千先生写绘的珍品。

    范老也为大千先生的不少画或题诗，或题跋。如大千先生的《仿王晋卿巫峡清秋图》，范题诗：“游踪万里半天下，未见巫峡十二峰。却喜张髯临没骨，万年气象白云封。”大千先生的《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上，范题跋：“此大千与余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画随意背临，神情与壁画颇肖，足征早入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

    大千先生1943年离开甘肃时，写了《别榆林窟》诗：“摩挲洞窟记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晏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抒发了大师对陇上依依难舍的深情。然而这陇上一别，竟使两位画坛挚友，再未能欢聚，诚为憾事。

    范老已于1960年病逝。范夫人告诉笔者：范老生前十分怀念远在台湾的故友大千先生，和友好相聚时，往往谈及和大千先生在一起的往事，盛赞大师国画艺术的高超成就，还把大千先生所赠书画供友好观赏。大千先生的朴素衣着和对索画者的平易态度，范夫人亦称赞不止。她说，由于大千先生的声名，当年每天求书画者济济盈门，他无不亲切接待，有求必应。他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坚持不懈地寻求艺术真理，使陇上人们倍加称道，至今难以忘怀。

    （摘自1983年4月16日《团结报》）

    张大千青海逸事

    陈止中[27]

    1941年，我在西宁银行工作时，听说名画家张大千到西宁来了，住在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里，因为专使赵友琴是张大千的好友。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我一直很喜欢书画，业余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早就想结识一些名家，以便请教、学习。由于我们银行来往的人多，赵友琴我也认得，他又叫赵守钰，山西太谷人，是当时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座上客。赵友琴很喜欢与诗人、画家、作家等文化人往来。张大千这次来青海，主要是为日后临摹敦煌壁画做些准备工作，并想找几个会画宗教画的喇嘛去敦煌帮忙，因而他到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住了一段时间。

    张大千先生来西宁不久，在朋友们的引见下，我就去赵友琴的专使行署认识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大千先生很好客，也最喜欢与青年交往。虽然他当时已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大画家，但态度仍是非常谦虚，诚恳待人。我那时刚30岁出头，精力旺盛，虽在银行工作，但一有空就画画、写字、刻印章，可说是什么都学。大千先生对我的勤奋好学表示赞赏。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业余搞绘画，和职业画家不同，时间、条件有限，这就不能要求样样都会，面面俱到。就是画画，也不要工笔、写意啥都来。就拿我这个职业画画的来说，年轻时我和你一样，啥都喜欢，啥都搞，后来才理解到这样下去不行，应当削减削减。你看，我现在用的印就不是我自己刻的。”张大千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是叫我要少而精，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多、太大，而要集中力量，攻其一点或两点，以求取得较好的成就。这话虽是40多年前张大千对我讲的，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也受用无穷。我想，张大千先生的这番话，对今天许多喜欢书画的青年朋友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自从我认识张大千以后，我们一些喜欢书画的年轻人，晚上就经常去看大千先生行书作画。张大千见我们喜欢学习，便常常是一边画画，一边给我们讲画理，讲绘画技巧和用笔、设色的步骤等，还边说边做示范，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由于我跑他那儿勤，大千先生还常把他的一些作品讲给我听，如何构思，如何布局，如何下笔。有一次，他画了一幅《青城山水》，曾耐心地对我讲，哪些山、石、树是青城山上原来有的，哪些是没有的，哪些是他增添上去的，使我茅塞顿开。张大千常说：“绘画不等于写生、照相按原样复制下来，而要有所取舍，要有意境，要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他的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我后来的创作帮助很大。

    张大千先生除了给我们讲解画理、画技之外，还常把他珍藏的古代名人字画拿出来让我们欣赏、学习。张大千的藏画很丰富，一些他最喜爱的珍品，总是随身携带，随时拿出来观摩学习。如他随身带的元人赵孟頫的《秋江垂钓图》，北宋画家巨然的《万山松壑》长卷，以及文徵明的山水图及书法等，都给我看过，还照图给我讲解古人笔法墨法的优劣所在，使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这使我认识到，要画好画，不仅要多画，多练，还要多欣赏古画，细心揣摩，努力继承前人的丰富经验才行。张大千在收藏方面，的确是“富可敌国”的，但他对于这些古代艺术珍品，虽然心爱，却并不秘藏起来。他曾经说过：“这些东西应当公之于众，让大家欣赏才好，也才能不辜负古人的一番心意。”这是我对他敬重的又一个地方。

    张大千在青海时，接触的人很多，三教九流，啥人都有，大千先生很平易近人，同什么人都合得来。对找他求画的，也是有求必应，但也有对他不满的。如当时西宁城里，“三赵”最吃得开，一个是前面讲的赵友琴，一个是市商会的赵会长，另一个就是西宁汽车站的赵站长。三个人在西宁都有权有势。张大千先生在西宁时，正逢赵友琴60大寿，为感谢赵友琴对他赴敦煌的支持，张大千特意为赵友琴画了一个长卷，长达六七尺，题名《青城瑞翠》并题款曰：“为守钰道兄六十寿辰而作，弟大千张爰。”那幅画画得的确漂亮，寓意也吉祥，赵友琴当然十分高兴。商会赵会长看了后也向大千先生要画。张大千就给他画了一幅《梅花图》，也很不错，只不过尺幅稍小了点，赵会长就显得不高兴。确实，在那个时候，人一出了名，要把各方面的人都敷衍好，也是很难做到的。在这之后不久，张大千先生就带着他的子侄和几个学生以及请来的喇嘛画家，到敦煌临摹壁画去了。从此我们再没有见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张大千先生来西安开过一次画展，是由“青城美术供销社”安排的，画展还未正式开始，展品就全部被人订购完了。当时我已从西宁回到陕西三原，到西安看画展时很遗憾没有见到大千先生。

    解放后，听说大千先生在海外辗转奔波，我心中很是想念，总希望我们还能够有重新聚会的一天。但不幸的消息传来，张大千先生已在台湾病逝，实令人唏嘘不已。回想起张大千先生当年在西宁时和我相处的时日，恍如眼前，真叫人难以忘怀。张大千先生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大画家，而且还是我的一位好兄长和好老师。

    1984年于陕西

    大千先生的一帧“戏画”

    俞振飞[28]

    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台北病逝了。我和大千先生早先并不认识，但我对他的画，一直是钦佩的。记得从1934年起，我正式参加程砚秋剧团演出，每逢星期一，总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演出。那时大千先生住在颐和园，但每次演出，他必然来看。有时也到后台来聊聊。我就在这个时候，由砚秋介绍认识了大千先生。有一次他来看戏，带来一把扇子送我。他画的是颐和园后园的风景。据他说，颐和园后园的风景清雅绝俗，今后去游园时可以去欣赏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大千先生的大作，真感到喜出望外。

    后来于1950年我在香港又晤到大千先生。有一次我演《人面桃花》，他知道了，特地给我画了一个崔护的像。这是我第二次得到大千先生的大作。1951年，旅港亲友给我在银行公会祝寿，大千先生知道了，又画了一帧横幅山水，全仿石涛笔法，非常精致。最后，我于1955年离港回来时，我向他去辞行，他在画桌上拿了一页白扇面，又给我画了一把扇子。同时，因为我当时的爱人黄蔓耘，是在香港正式拜他为师的。那天他画扇面的时候对我说：“你夫人拜师之后，我也没有时间教她，深感抱歉。这把扇面虽然是送你的，但我特地把山水中各种不同树木的画法都画在里面，这把扇面，亦可作为画稿。”

    我从1934年认识大千先生，至1955年和他在香港话别，一共21年。他送了我两把扇面，一幅人面桃花图，一幅贺我50寿辰的山水横幅。另外，还有一本小册页，画了十几张花卉。想不到在十年浩劫中全部遗失，现在只找到一张《人面桃花》的旧戏单（说明书），上面幸存着那帧崔护的锌版图，落款是：“振飞吾兄上演《人面桃花》，戏为写此博笑，大千居士爰。”图左下有一压角闲章，朱文为“东西南北之人”。睹物思人，写此以寄哀思。

    1983年

    网师园里忆大千

    顾莲村

    张大千先生和我都是衡阳曾农髯先生的弟子。因此，我和张先生接触较多，尤其是在南京相处时间更长。大陆解放后，音书隔绝，迄今快40年了。今年4月5日，惊悉先生逝世于台北，不胜悲痛。4月14日，我因事去苏州，顺便访问了大千先生生前曾经居住过的网师园。记得1936年的初夏，我和张正吟、程本新等应先生之约，由南京前往苏州，拜会先生于网师园。庭院依旧，人物全非，观今思昔，感慨万端。

    昨日偶检旧箧，得1936年5月2日的日记一则，记载当时和先生晤面时活动的情况，如在目前。兹将原文抄录于下，以表追念耳：

    5月2日 晴

    我们一行到达网师园，已是八点半钟了。大千先生和他的老兄善孖先生同住在网师园朝南的大厅里，四壁挂满了元明的书画。沿着后墙的花架上，放着一盆盆盛开的杜鹃，真是“书画满堂花满架”的人间佳境也。

    我们走进大厅时，先生正在作画，看见我们来了，立即放下画笔和我们紧紧握手。寒暄以后，我便从提包里取出我所作的一幅工笔花鸟画，请先生指教。他看了一会，对我说：“画得很好，不过鸠的嘴巴画得太短太肥了，它和鸽子嘴巴不一样。”说着，拿起笔来就为我改正。

    接着他又说：“宋、元人对鸟的形态观察是无微不至的。”他指着墙上一幅元人双鹭图对我们说：“你们都看过鹭鸶、画过鹭鸶的，但谁也没有觉察到鹭鸶的脚趾中有一个脚趾是反的，指甲在下。画鸟必须掌握鸟的特征。我们应向宋、元人学习。”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拿出自制的空白扇面，在半小时内，便画就华山的苍龙岭。岭上云雾下沉，一片茫茫，苍松翠柏，错杂其间。岭的西侧，飞瀑如练，奔腾而下，大有银河落九天之势。近景多用浓墨边钩边皴，远景则用淡墨干擦，浑厚俊逸，令人神往。因为这个扇面是送我的，他顺手就填了上下款。

    善孖先生长于画虎。为了对虎的动态和习性有详细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他在园里养了一只不满八个月的小虎，充当画虎时的模特儿。今天我们来了，大千先生很高兴，把虎从木笼里放出来，要我们和虎同摄一张照片，以为纪念。

    我们和虎一起站在厅外的走廊上，感到十分紧张，我紧紧地靠着大千先生。先生看到我们见虎色变，便对我们说：“现在已是11点多钟，天到正中，虎的瞳孔收缩，视力较差，已无伤人的勇气，你们可以放心。”虽然听到他这两句宽心话，但是我们紧张的情绪，一直到摄影完毕，才安定下来。

    大千先生善做菜。午餐极为丰盛。他说：“穿和吃比较起来，应该是吃居第一，吃在自己肚里，最为实惠，穿是给人看的，好坏与自己关系不大。”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接到上海拍来的“母病速归”的急电，他和善孖先生的心情，立即沉重起来，没有等到吃完午饭，他们就匆匆忙忙地乘一点多钟的快车去上海了。

    1983年

    八哥小记

    周仲铮[29]

    我在巴黎第二次举行个人画展，是1961年6月20日至7月12日。为我组织画展的是圣·鲁克协会会长，吾夫人教堂教士施塔曼。地点：花港1号乙。（两年后，这位热爱文学与艺术的教士，连同他带领的23位青年男女教徒，因要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仪式队伍，不幸在约旦南部，遭突然而来的泥水激流，全体殉身于附近古迹彼得拉区。遗体运回巴黎后，吾夫人教堂为他们做了弥撒）就是为了这个画展，我又去巴黎。这次去巴黎，最兴奋的不是我的小小画展（只有16幅画展出），而是我听说张大千适在巴黎，有机会认识他。当年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中心，是在郭有守家中。画家、作家、音乐家、演员，住在巴黎的，或路过巴黎的，都到他家去。他是一位爱护艺术家的人，自己又是收藏家、作家。他在巴黎交际甚广，当一位文化官员，可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助人为乐。他用法文写了一本《珠江夜月》，1963年在巴黎出版，描写他童年时代，在四川老家中经历的一件旧家庭产生的惨事，这件事使他终生不能忘记。中国艺友都叫他四哥，因为他行四。我虽不住在巴黎，以画家资格，也叫他四哥。我每到巴黎，必先打电话给四哥，问有何新闻，有何活动。他总是有活动就要我去参加的。这次在电话里，他告诉我次日到他家去吃午饭，张大千在那里。我真兴奋极了！中国国画大家，我从没见过。他们如何作画，我也没看过。这次要见到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对他说什么呢？如何称呼他呢？是叫张先生，还是叫张画师、张大师？他要以何种眼光看待我呢？我的心跳了起来。到了四哥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十足中国古典人物，坐在四哥小小的客厅里。不用说这就是张大千。我在外国几十年，还没见到这样古风十足的中国人。他穿着中国长袍，据说是苏东坡式的服装，留着相当长的连鬓胡子。眉目清秀，态度潇洒，活像中国画中的古代哲人、诗人、道人、艺人、画师、隐士，我简直说不出来。四哥同我介绍后，我就称他张先生。说了几句话后，总是称他张先生，张先生。在吃饭时，四哥说了：“你不要称他张先生来，张先生去的。你就叫他八哥，同我们一样。他行八，就是八哥。你这样叫他，他反而喜欢。”岂但他喜欢，我真喜欢极了！我一称他八哥，更显得他这人可亲可敬，一点不自以为大，看我这个外来的小画家，也如一家人。从此我就叫他八哥，也敢同他讲话了。四哥是叫我周大姐的，八哥也叫我周大姐了。八哥张大千是一口四川口音，吃四哥做的地道的四川菜。他只吃菜，不吃饭，他说是因为糖尿病。在座的还有潘玉良，我们叫她潘大姐。潘玉良在巴黎已是名画家兼雕刻家。她也不拿我当外人，说一口扬州音的官话，更使我感到有同乡之感。我记得在法国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段消息：两个美国人来到巴黎，想在当年巴黎著名的艺人区蒙巴利阿斯找到特殊能代表巴黎艺人区色彩的人物。他们找了三天，结果发现潘玉良是最能代表巴黎艺人区特色的画家，可见潘大姐是风度不凡（不幸她已不在人间，埋骨巴黎）。饭后，我回旅馆，走在拉斯帕耶大街上，自思自想：我见到的第一位中国画师，竟然是如此谦虚，如此高雅，如此和蔼，真令人起敬。张大千名气是大的。1956年他在巴黎同举世闻名的大画家毕加索交换了绘画并题名。张大千画了竹子，毕加索画了人头。两个人代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却是一个时代的艺术伟人，是史无前例的。6月20日是我的画展预展，八哥也来参加了，并在来宾册上题名。我格外感到荣幸。次日我就到西班牙旅游去了。

    在联邦德国科伦阿佩鲁斯大街56号，有个卖中国古董兼画廊的店子。女主人是一位在中国住过几年的德国人，中文姓名是李必喜。她为我开过画展。一天，她问我认识不认识张大千，这是她最爱慕的一位中国大画家。我说在巴黎曾见过张大千。她对我说：“你如能介绍张大千，在他下次来巴黎时，到科伦来，我当为他开个画展。我真要感谢你。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说：“你这个半卖古董半是画廊的小店子，张大千不会来的。”她还是请我问问，或许有希望，或许张大千想来联邦德国看看。我说：“我不问，你这个小地方，我不能介绍张大千来开画展。”她说：“事情如成功，卖画所得，我给你20％。”我就怒了：“你是做生意的就是要赚钱，你看我是什么人？难道我还要赚张大千的钱吗？我决不替你问。”她看我不要钱，反而高兴了。她说：“你不要钱，我就不给你钱。可还是请你问问，也许张大千愿意来科伦玩玩。”我想也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也许张大千真想来联邦德国呢。我就写信给郭有守，请他转问在巴西的八哥张大千有没有意思来科伦，在一个小小的古董店兼画廊里开个小画展。我想他决不会来的。那个李必喜运气真好！经过一个时期，郭有守回信说行，张大千春季来巴黎，愿意来科伦开个小画展。我真没想到！只能说李必喜运气太好了！她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就开始准备，印画册，印请帖。布置招待张大千同他的夫人和陪同前来的郭有守。她在科伦大教堂对面的一家头等旅馆订了房间，并请我也在旅馆住3日，使张大千和夫人有个照顾。5月4日张大千就要由巴黎来了，住到12日。招待的日程、节目，一切都准备好了。还为张大千租了一部罗伊斯大汽车。4日下午我到旅馆见到八哥张大千和他的夫人。欣喜之余，但愿他们此行不要失望。他的夫人送我一件由加拿大买到的纯羊毛衫，我至今保存。同时也高兴见到四哥郭有守。当日下午在李必喜画廊里有记者招待会，我们都去参加。晚饭在泰东饭店，大家一起便饭，八哥早返旅馆休息。5日午饭后即去飞机场，迎接八哥的两位女公子，她们是由巴西来的。下午6时便是预展。小小的画廊挤得水泄不通。有各处来的汉学家、博物馆长、收藏家。八哥留在海外的旧日桃李，有由英国来的方召麟、凌叔华，还有一位美国来的女画家。欢迎词、介绍词，由我翻译。讲毕，就恭请张大千随意画几笔。纸墨笔砚已摆在桌子上。大家一起动手：铺纸的，研墨的，递笔的，聚精会神地等着。旁观的都睁大眼睛，要看这位大画师雄笔一挥，纸上现出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一位中国画师提笔作画。张大千画了一幅竹子。我惊讶他画的并不是如外国人所说，中国人画画要快，愈快愈妙，而是慢慢地一笔一笔地胸有成竹地画下去。后又写了几张字，大家抢，我也抢到一纸。当晚我们又都在泰东饭店吃晚饭。在座的有位由曼海姆来的张大千的老厨师陈少泉。他是扬州人，有一手烹饪好手艺。多年在张大千指导下，可以说是绝顶的中国烹饪大家。他现在是曼城北京饭店老板。他的一手烹饪技术，由他教给他的由大陆来的儿子。他还爱好字画，收藏有古画及不少张大千的画。在饭桌上，张大千夫人同他们的两个女儿坐在一排。有位画家胡柏特·贝克尔为她们画了像。次日10时，科伦市长来画廊参观画展。午饭由市长在科伦著名的客船上设宴招待。这个船总是停在莱茵河水面上的，等于一个头等餐馆。下午大家一道去波恩，拜访一位收藏中国古物的斯塔因比丝夫人。晚饭又在泰东饭店吃预订的北京烤鸭。5月7日，一行10人去萨内朗游览一天，我未参加。5月10日是张大千生日，为他祝寿，在莱茵河上游船一日。张大千一上船，我就听人说：“这怕是一位希腊的教士吧？”我说，这是一位中国的大画师。在船上，当然张大千成为众人注目的人物。那天天气晴朗，莱茵河特别美。当然不能同三峡媲美。寿糕高过一码，八哥刀切第一块，大家吃得很开心。我们未下船，一日舟行数十里而返。八哥心旷神怡，大约对此游还满意。晚上又回到泰东饭店用饭。为八哥张大千祝寿，我画了一个头像送他。5月12日是最后一天了，我又到科伦为张大千及夫人、女公子送行。临行，八哥送我一把他画的团扇。他说他只画过两把，另一把不知落到何处。后来他又送我一小幅国画。八哥已对我说过好几次，临行又说：“你们任何时候来巴西，都欢迎。在我家住毫无问题，地方很大，来就是了。”他又对我说：“我现在要向你们学画了啊！”他的这种谦虚、求进步的精神，令人起敬，这就是他作为一代大画师的成功之母。当年秋，佛郎克府博物馆、手艺博物馆又为张大千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画展。张大千没来，四哥郭有守由巴黎来参加，我也去参观了两日。

    22年前在巴黎的往事，19年前在科伦的往事，今日述之无限凄凉！四哥也不在了，潘大姐也不在了，八哥张大千今年也在台湾作古。像他这样的一个大画师，犹如一代英雄，千古不朽啊！

    （原载包立民所编《张大千的艺术》）

    枯木寄深情 匠心偏独运

    ——张大千根雕小记

    姚元龙

    张大千先生是当代著名国画大师，凡山水、花卉、人物，付诸他的笔墨，无不烟云满纸，鸟语花香，生意盎然。但大千先生也是一位树根雕的艺术家，则了解的人并不多。

    在我的树根、竹根雕作品摄影册中，珍藏着一帧大千先生根雕佳作的照片，照片反面有他亲笔题签：“木假山八面观音，居士甲寅年制，绵翁赐留。”画面仅是一尊玲珑的木假山摆件，置于葫芦形截面的根盘底座上，并无特异之处。细品树根右侧，观音雕像就清晰可辨：身形俊逸，颇有美感，面部形象端庄，神态含蓄；根雕左面是一具似乎身负重荷的老黄牛头部造型，古拙简朴，刀法洗练。观音头像与牛头造型有机地“合二而一”，成为根雕的重要部分。这件佳作很可能是取材于台湾省苗栗县盛产的老藤根，利用它根盘节错的“巧形”，以夸张与写实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而镌成的。

    这帧“木假山八面观音”照片，说起来还有一段来历：离别故土30余年的大千先生，多年来一直怀有思乡念友之情，他不断与大陆亲友通信谈艺，赠画题词。这尊根雕是大千先生在“四害”横行时，刻意制作的一篇寄与上海老友的“艺术信函”。那是1976年，居住上海的著名篆刻家陈巨来收到张大千托香港友好转来的这帧根雕彩色照片，信封内并无只字片言，一时之间，收信人也猜不透寓有何意。

    大千与巨来交情甚笃，过去凡大千的画款名章，绝大部分的出自巨来之手。前几年大千游涉美国，曾将巨来为他所篆之印章，出过一本精致的印谱《安持精舍印存》。大千寄此根雕照片时，正值国内“文革”动乱时期，巨来也劫难在身。念及老友安危而又未敢见诉笔墨，只好托此枯根，隐巨来名而题巨来夫人况绵初名以赠之，真可谓煞费苦心了。

    仔细品赏大千题赠的根雕照片，其用意不难理解：画家希望巨来能以“八面观音”自勉，对于外来之压力，不要刚愎自用，以免受皮肉之苦，同时也希望老友能早日脱离“牛鬼蛇神”之逆境。真是礼轻寓意明，枯木寄深情，枯木以传书，匠心偏独运，成为台湾海峡两岸艺术家们称道的一段佳话。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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