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俘虏营

    1917年9月，施韦泽接到法国军方通知，要他们迅速整装搭乘下一班船离开兰巴雷内，前往法国的俘虏营报到。因为德法交战，德国人不能在法属领地上工作。传教所的传教士以及他所认识的黑人帮他整理药品和医疗器具，把它们包装好堆放在木造的小屋中。

    之前，施韦泽被监禁时，他开始写作《文化哲学》，这是他15年前就开始酝酿思考过的课题。那时，施韦泽想把他的书名定为“我们模仿者”。他一直在做相关的笔记。

    这时施韦泽唯恐他之前写作的有关文化、哲学方面的文稿在途中遭到突检而被没收，只好把它托给一位美籍传教士福特先生，请他代为保管。这位福特先生谨慎保管了这些原稿，直到战争结束，又将它们安然交到施韦泽手中。后来，施韦泽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当初实在没有必要麻烦别人，大可随手把稿子丢到河里任其漂流。

    因为有所顾忌，在临行之前，施韦泽大约花了两个晚上把原稿转译为法文，并且随意做了几个提纲，以便混淆检查人员的眼睛，使他们误认为这是有关历史方面的稿件。

    在施韦泽临走前，有两位患了脱肠的土著前来求治，他在堆满东西的小房里，立刻动手施行手术，为他们解除了痛苦。

    临别时，黑人朋友依依不舍地将他一直送到河岸才离去，那里停靠着即将送他们一行人前往俘虏营的汽船。此时，传教所的所长也赶来送行，可是押送施韦泽一行的黑人士兵却阻止所长和施韦泽见面。当黑人士兵触及所长投来的凛烈的目光时，怯怯地让开了路，所长热情地握紧着施韦泽的双手说：“我代表此地的居民诚挚地向您致谢，希望我们仍有见面的机会。”

    所长的这番话使施韦泽深受感动。令人伤感的是，他和施韦泽永远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战争结束后，他和一艘名叫“非洲号”的船同沉于比斯开湾（法国西部）。

    到卡帕洛帕茨时，施韦泽曾经替一位白人的太太治过病，这位白人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说：“我想你现在一定很缺钱用吧，请不要客气，收下这笔款项好吗？”

    “谢谢你！我们身边还有一点钱，够我们用了。”施韦泽婉拒了他的好意。

    在未到非洲之前，施韦泽曾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事，币值一定会有大幅度的变动，唯有金子的价值是不变的，因此，他把所有的钱兑换成金子，再将其中的一部分托一位木材商的朋友兑换成法国硬币，以便沿途花销。

    这艘驶往欧洲的船中，白人士官严密地监视着，不允许彼此交谈，也不准写东西。施韦泽只好在心里暗哼着巴赫的作品，以排遣旅程上的寂寞，并获得心灵上的宁静。船舱里的男仆对他们态度亲切、非常照顾，施韦泽暗忖着：“奇怪！他为什么对我们俩人特别亲切？”那位男仆看到他这种既感激又狐疑的神色，才坦白地告诉他们说：“我并非为了贪图什么恩惠才对你们好，我知道俘虏本身都缺钱用。几个月前，有一位绅士搭乘这艘船，曾一再地嘱咐我说：‘如果有位兰巴雷内的医生以俘虏身份搭乘你们这艘船，请你帮我特别照顾他们，这位医生曾经帮过我很大的忙。’因此，我才会尽可能地为您服务！”

    在波尔多登陆后，施韦泽一行随即被送到外国人俘虏拘留所，他们在那儿住了三周。在那里，施韦泽感染了霍乱，幸好他身边备有治霍乱的药物，总算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三周后，他们被送到西班牙的国境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加赖松俘虏所。有天夜晚，突然有两位宪兵乘车来接他们。他们匆匆忙忙地整理行装。在微弱的烛光之下整理行装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宪兵等得有些不耐烦，叫他们把行李放下，只要人去就行了。或许是他们突然间起了恻隐之心，反而动手帮他们整理。

    抵达加赖松，有位士官将他们的行装打开仔细地搜查，当他们看到施韦泽的行李中有一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法文原稿时，大为惊讶，面露愠色大喝道：“可恶！居然敢把政治书籍带到拘留所来。”

    看到他如此生气，施韦泽镇定地向他说明：“长官，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的人！”

    “真的吗？他是学者？”士官向站在一旁的一位先生询问着。

    “是的，他说的没错！”被称呼为先生的人这么回答他。

    “政治竟然在公元前就存在！好吧，当时的政治和现在的政治或许有很大的出入。”他向另外一位士官这么说，随即也就不再为难施韦泽了。

    拘留所是一座很大的古老修道院。因为长久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建筑物的外观斑驳残旧，更显得孤零零的。战争爆发后，这里被征用为俘虏拘留所。第二天，施韦泽站立在中庭，有一位俘虏走近他的身边说道：“请问你是施韦泽先生吗？我是波凯罗工程师，由于您的照顾，我太太的身体及早康复，实在感激不尽，您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直说，只要我力所能及，必定为您效劳！”

    施韦泽遍索枯肠，怎么也想不起这么一个人。“先生，您当然不认识我，我是间接从一位德国人那儿拿到您的处方，给我太太服用的。”经他这么一说，施韦泽才想起在战事刚爆发时，有位德籍木材商从兰巴雷内被送到南非的法国殖民地的拘留所。临行之前，施韦泽曾和妻子配了许多种药，附上标签送交给他，以应急难。想必是这位德籍木材商遇到波凯罗夫妇，正值他太太有病，用了施韦泽配制的药而获得痊愈。施韦泽万万没想到，善心经过这番迂回辗转回报到自己身上。波凯罗先生从仓库中找来一些木板，替他做了一张桌子。现在，他不仅可以在这桌上写字，同时还可以练习演奏，他把桌面当琴键，地面作踏板。

    几天后，俘虏中有一位音乐家问施韦泽：“抱歉，打扰一下！请问罗曼·罗兰写的《今日的音乐家》中的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否就是你？”

    “是的。”施韦泽答道。

    “啊！那太好了，我们经常在仓库里举办音乐会，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前来参加。”在战争前，这些音乐家曾在巴黎的咖啡厅担任演奏工作。在此地只要经过主管的同意，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练习演奏。

    施韦泽他们到达拘留所后不久，有另外一批人从其他拘留所调来此地，他们来到此地后，对于伙食大肆批评：“这儿的伙食真差，非常难吃。”

    加赖松俘虏拘留所的厨房负责人曾是巴黎第一饭店的厨师。现在有人发出怨言，这位厨师非常愤怒，因而发生争执。所长知道后，就把争执的双方找来问话：“你们中间有原来担任过厨师的人吗？”

    “没有，我的职业是做皮鞋。”其中有两个人回答说。

    其他的人依次回答：“我是盖房子的。”“我是专门制作帽子的。”本行是厨师的一个也没有，他们只是在以前的拘留所里被派到厨房工作，仅仅知道一点用什么材料配什么样的菜而已。

    “好，从现在开始，这两周由你们担任厨师的工作。如果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以后就由你们继续做下去，如果做得比现在差的话，就对你们不客气，把你们监禁起来。”所长狠狠地说。

    他们接下了厨房的烹调工作，以马铃薯、高丽菜等做成佳肴，确实比以前那位厨师做得好，从此，原来的厨师被赶出了厨房。

    “你们烹饪的密诀在哪儿？可以告诉我吗？”施韦泽好奇地问他们。

    “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以爱心来烹饪。”他们得意地答道。

    俘虏中只有施韦泽一个人是医生，但是，所长严禁他从事医疗工作。如果有病人，他会请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医来医治。可是，病人逐渐增多，医疗人员备感不足，施韦泽也开始从旁协助，并没有人发出异议。不久，施韦泽被分配到一间小房间，可以自由地诊治病患，如此一来，他又重返原来的岗位，从事医生的工作了。空闲下来，施韦泽还可以写写稿或者练练琴，这就是他在拘留所里的生活。

    重获自由

    施韦泽在加赖松拘留所遇到许多不幸的人。最可怜的莫过于在俘虏生活中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的人。每当晚上吹起收工的喇叭时，人们纷纷返回宿舍，透过墙壁的裂缝观赏外面的雪景。远山任由雪花飘落在它的身上，非常好看。运动场中有几位俘虏踱着方步走来走去，一副颓唐的样子。下雨天，大家踯躅在走廊前，或无精打采地倚柱而立。他们大部分都呈现出营养不良的样子，拘留所中备有暖气的房间少之又少，许多人因为禁不住寒冷的侵袭而病倒。

    过去的身份地位、财富荣耀，如今已成幻影，毫无价值可言，有朝一日从俘虏营中放出去，还不知何去何从呢！运动场的中央，有几个小孩子在玩战争的游戏，他们由于长期的饥饿，个个面黄肌瘦，令人怜惜。

    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行业，有鞋匠、学者、裁缝师、银行董事长、经理、艺术家、牧师、建筑师、工人、商人、传教士、船员等。所有人也来自不同的种族，有土耳其人、希腊人、巴尔干人等。

    每次在运动场集合点名时，便可看到各种奇怪的事情。在这里不用翻书本，就可以获得各类的知识，每位专家都会不厌其烦地向你解说他所通晓的那门学问。无论是建筑、谷物的栽培、制粉机、空调的制作法以及其他有关事物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到。

    他们每天反复地做同样的事情，生活上单调乏味。有人送给施韦泽太太一块布料，那些裁缝师知道后，都靠拢过来说：“让我来为你剪裁好吗？我很想再拿起针来缝制衣服，当然，一切都是免费为您效劳。”

    从未做过农活的人，也会自告奋勇地动手帮忙做农事。只有船员能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地荡来荡去，由于过去长年的海上生活，使他们较一般人更能忍受这寂寞的日子。

    1918年初，德军占领了贝鲁特，他们对待当地的居民极为残暴。加赖松拘留所的主管要德籍人士写信回国，请政府禁止这种残暴行为，否则，施韦泽他们也将会受到法国政府的报复，把他们送到北非的特别拘留所。

    当他们接到这项通告后，才知道俘虏中原来也有许多有地位的人。他们刚到俘虏拘留所时，都要登记职业，有些人基于虚荣心，往往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比如说，原本是饭店的服务生则谎报为饭店老板。诸如此类的例子着实不少。如今却又害怕捏造的身份过高，会首先被送到北非特别拘留所去，因而大为惊慌失措。但是这种紧张的气氛不久就消失了，不论是身份高低都没有谁被送到北非的特别拘留所。

    1918年春，施韦泽夫妇被转送到圣雷米的拘留所。圣雷米拘留所专门拘禁阿尔萨斯人，在这里他们遇到许多老朋友。

    拘留所所长在战前曾担任过警官，是位非常随和的人。有时候施韦泽向他提出一些请求，他总是说：“俘虏们的要求按照常理是不能允诺的，但是只要不触及法令，我可以斟酌情形办理。”

    所长对于他们的所求，几乎没有拒绝过。施韦泽和妻子被安置在一间很大的、似曾相识的房间。这间屋子备有暖炉，烟囱从这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才通出去，令人有种窒息的感觉。

    “哦，这不就是梵高画的那间房子吗？”施韦泽不自觉地惊叫出来。

    最初这里是个修道院，后来改为精神病院，梵高生前有一段时间被送到这里来休养，他现在住的房间就是当年梵高的病房。当时梵高就在这高耸的围墙下散步。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踏在这冰冷的石地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这间拘留所有专门的医生照顾病患，施韦泽因此而有闲暇时间写稿。不久，由于交换俘虏，这位医生被送回国，由施韦泽接替他的工作。

    施韦泽太太因为受不住冷风与冰凉的地板，健康状况大受影响。施韦泽自感染痢疾以来，健康情形也每况愈下，以致行动不便。他们可以在监视之下集体散步，一般人都希望走得远一点，由于时间的限制，步伐就必须加快，施韦泽和妻子由于行动不便，只好放弃散步，留在屋内。仁慈的所长却非常体恤他们，常常亲自陪他们在附近走走，施韦泽由衷地感激他。

    1918年7月12日的夜晚，施韦泽他们被喊醒。因为要交换俘虏，要他们立刻整装返国。第二天清晨，他们排队步出圣雷米拘留所。临行之前施韦泽先到所长办公室向他道别，心里有种难以压抑的感伤，喉头似乎被异物哽塞，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彼此四目相交，强忍住离别的伤感。施韦泽后来仍和他保持着书信的往返，他给所长的信上写着：“寄给亲爱的寄宿人”。

    施韦泽他们前往火车站的候车室等火车，大大小小的行李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负担。当他们在碎石地上彷徨无助时，一位男士朝他们走来说：“把你们的部分行李交给我吧，让我来帮你们拿。”

    原来，施韦泽在拘留所诊治过他的病，他身体有些残疾，原不该麻烦他，可是此时自己正需要帮忙，只好接受他的好意了。从此以后，凡是看到携带着很重行李的人，施韦泽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这位朋友的身影，他也会主动地上去帮忙。

    在塔拉斯空和里昂之间有一个火车站，有一队类似某种团体的人正在车站候车，他们每个人都显得疲惫不堪，似乎刚刚经过长途跋涉。事实上，这些人是从德国遣返回来的俘虏，他们的装束和一般人大不相同，看着有些狼狈，零零散散慵懒地斜靠在长椅上。

    不久，遣返俘虏的专用火车进站了，施韦泽搭上这载满俘虏的车子，经过瑞士再驶抵德国。沿途每靠一站，便会有大批俘虏下车返乡。这条路非常长，不知停了多少站，一列一列的车厢逐次卸下，最后，只剩下几节了。7月15日清晨，火车驶近瑞士某一个城市的车站，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施韦泽先生！施韦泽先生！”

    施韦泽循着声音望去，啊，那不是神学教授阿诺尔德·迈耶以及歌唱家考夫曼等一群老友吗？他们向他挥手，大喊他的名字，迎着他走了过来。

    不久，车子又发动了，在驶往康斯坦茨（德国国境上的一座城市）的路上，车窗外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原有的田园风光消失得无影无踪。战祸波及之处，不知毁灭了多少生灵，只留下了饥荒与悲怆。

    康斯坦茨的街道受到炮火的洗礼，处处是断垣残壁，似乎还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目光所及是一张张清瘦的面孔，拖着蹒跚的步子，好像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施韦泽在康斯坦茨受到岳父岳母的招待后，随后又起程前往斯特拉斯堡。抵达斯特拉斯堡时已近傍晚，为了预防空袭，城里的灯火受到管制，街上一片漆黑，只能借着月光赶路。施韦泽和妻子在此必须暂时分手，他妻子到附近亲戚家借宿，他到托玛斯教堂旁的一位朋友家暂住。

    施韦泽父亲的住宅在京斯巴赫，现正处于交战区，必须要有出入许可证才可以进入。几天后，他终于拿到许可证，兴冲冲地立刻上路，火车只能驶到京斯巴赫，剩下的15公里要靠步行。由于受到战火的洗礼，已辨别不出昔日的影子了。1922年他们离开这里前往非洲时，此地还是一片宁静祥和，如今已面目全非，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不时听到从远处山区中传来阵阵的大炮轰击声。许多地方都安上了机关枪架，房屋全都被破坏，繁茂的树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稀稀落落地竖在那儿。到处都贴着标语，警告大家要随身携带防毒口罩，可是，村里人好像已忘记了战争这回事，各忙各的，仿佛完全脱离了战争险境似的。

    父亲对于炮击视若无睹，埋首于书案毫不动容，村里有许多军人进进出出，牧师公馆也驻扎了军队。农民们对于战争已经麻木，他们只关心农作物的收成。由于很久没有下雨，农作物都枯萎凋零，牧草也是一片干黄，不时从养家畜的小屋中传来一阵阵悲鸣声。

    施韦泽太太的通行证也领到了，她随即赶到京斯巴赫与施韦泽会合。他在圣雷米拘留所的时候，曾发高烧，迄今未见起色。8月底，体温又上升，当时感染上的痢疾也还没有痊愈，施韦泽非常痛苦。在妻子的陪同下，他来到斯特拉斯堡接受斯托尔策医学教授的治疗。体力恢复以后，由斯特拉斯堡市长介绍，施韦泽担任市立医院的助手兼任圣尼古拉教堂的副牧师，重回到圣坛上传道。

    不久，战争终于结束，阿尔萨斯再度从德国手中转为法国领土。

    演讲与演奏

    1920年复活节后，施韦泽接受了瑞典乌帕撒拉大学的邀请，到那儿去演讲。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施韦泽长时间地隐居在斯特拉斯堡，只有一次曾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演奏管风琴，他全然没想到会有这次的邀请。

    第二年，由于施韦泽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需要妻子在旁照顾，陪伴他一起去乌帕撒拉。他们在乌帕撒拉受到瑟德布罗姆大主教的照顾，他负责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由于这个城市有新鲜的空气和大主教的殷勤关照，施韦泽的病已完全康复，又恢复到以前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

    不过，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在战争时期，施韦泽为了经营医院而从各方贷来的款项，还没有还清。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施韦泽对大主教提起了这件事。“既然如此，为何不在瑞典举行几次管风琴演奏和演讲会，不知你意下如何？因为战后的瑞典已成为比较富裕的国家了。”大主教说完后，随即代他向四处寄出推荐函。

    施韦泽在几次演奏和介绍兰巴雷内的演讲会中，募得相当多的款项，总算能将最担心的贷款问题解决掉了。

    7月中旬，施韦泽离开瑞典。当时他下定决心：誓必再回到兰巴雷内，继续从事医疗工作。在这以前，他曾想再次回到大学从事教职，因为他当时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神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从瑞典回来后不久，施韦泽便着手写《水与丛林之间》的非洲回忆录。这本书隔年被翻译成瑞典语出版了，紧接着德语版、英语版、荷兰语版、法语版、丹麦语版、芬兰语版均相继出版。这本书所采用的珍贵照片，是在以前进入集中营时，帮他带药品的克拉逊到兰巴雷内买木材时所拍摄的。

    1921年4月，施韦泽辞去了斯特拉斯堡市立医院和圣尼古拉教堂的工作，决定以写文章和管风琴演奏维持生活。

    为了整理自在非洲时期持续不断写作的《文化哲学》文稿，施韦泽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移居到京斯巴赫的牧师宿舍。随后，他不得不经常赴各地的大学去讲授哲学及宗教道理，并介绍一些有关兰巴雷内医院的事情，有时还举行管风琴演奏会，目的是筹募重办医院的资金。

    从1921年秋到第二年春天，施韦泽探访了瑞士、瑞典、英国，然后再到瑞典，归国后随即又到瑞士去。

    施韦泽决心继续做在那段原始森林当医生时期断绝了的三件事。那就是：管风琴的演奏、大学教授、使自己的经济能够独立。现在他就开始做这三件事。

    托巴黎巴赫协会的福，施韦泽得到一架附带有脚踏板可作为管风琴用的钢琴，因而使他的管风琴技术并未受到在原始森林生活了四年半的影响而有所退步。他辞去了大学的教授职位后，在欧洲各地大学讲学。而且写文章和管风琴演奏的收入，使他的经济情况恢复独立。这些工作不断地激励着他克服了战后的种种困难，并给予他莫大的生存勇气。

    1923年春天，施韦泽完成了《文化哲学》的第二卷《文化和伦理》，并予出版。当校正《文化和伦理》之际，他又着手第二次赴非洲的准备，同时开始写《我的青少年时代》，于1924年出版。

    施韦泽写《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有原因的。1923年初夏，他从瑞士西部前往东部的途中，曾经去拜访老朋友菲斯特博士。他一边为施韦泽倒饮料一边对施韦泽说：“少年杂志希望获得关于你的传记，你为什么不叙述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于是，施韦泽就记忆所及，给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随即用速记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后再寄到施韦泽的住处。当时，施韦泽曾拜托博士暂时不要在杂志上发表。接到博士寄来的草稿后，施韦泽才开始写成《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

    再次赴非洲

    1924年2月14日，施韦泽又前往非洲。施韦泽太太由于身体欠佳，没有同他一道去，于是他决定带学生基尔斯皮前往。

    在波尔多乘船的时候，他遭到海关人员的怀疑：“带这么多信是怎么回事？”施韦泽携带着塞满了四个装马铃薯袋子的信。“因为还没有回信，所以打算在船上一一回复。”纵使他如此解释，对方仍不相信，一封一封地检查内容，好像是要检查有没有私藏禁用的纸币似的，检查人员大约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好不容易检查了两袋，最后才摇着头，中止继续检查。

    4月15日一大早，他们抵达兰巴雷内。医院的房子大部分都已腐朽。从医院到山丘上他从前居住的房子所必经的道路，几乎都被杂草淹没，难以辨认了。施韦泽首先迅速修理自己的房子及医院方面大致还能用的铅皮房和竹造房子。这期间他一边开始诊疗工作，一边着手医院的改建。

    随后，施韦泽每天中午以前担任医生，下午则扮演着工头的角色，一点空闲都没有。建造工作却毫无进展，因为当时木材交易很兴盛，无法招集到伐木工人。施韦泽只好招集照料病人的人，以及已经康复的病人帮忙。结果，他们都不肯做这种工作，以致修建工作毫无进展。患者却逐渐增多，所以施韦泽又从欧洲请来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

    1925年秋天，医院的改建工程总算完成到一定程度，所以施韦泽每晚有时间写作《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然而当时该地却发生了惊人的饥荒，同时还迅速地蔓延着痢疾。这次的饥荒是由于建材业过于兴盛造成的，人们把自己的田地荒废下来置之不顾，专心从事森林砍伐，导致粮食缺乏。患者没有食物，他们只好利用欧洲友人所赠送的两艘汽艇到远处去买米。

    他们医院还没有传染病隔离室，痢疾患者也都放在一般病房里，因此，整个医院中散布着痢疾菌。另外也没有专设的精神病房，凡是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就不得不拒绝接纳了。因此扩充医院是刻不容缓的事，可是限于该地区已没有场所可建，施韦泽不得不决定将新的医院建在河流上游三公里处的开阔地方。

    他的新计划是为了防止洪水侵袭，准备在地面上打下木桩，然后在木桩上建几间钉铅皮而耐久的小屋子，最后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施韦泽把医疗部门的重责委托给其他医生负责，而他则全力监督建造工程。

    这次的建造工程仍决定招募前来照顾患者的人，以及从复原的病人中征求愿意帮忙的人，所以除了原有的老手外，其他的新人很难指挥。黑人木匠默涅沙利则非常勤奋地帮施韦泽工作，如果没有他，这项工作几乎无法进行下去。工作进行到将要完毕时，才从瑞士来了一位年轻的木匠。

    1927年1月21日，新医院的一部分完成了，施韦泽便把患者移到这儿，最后让护士们用船装载着精神病患者，护士们反复地告诉病人：“以后不必在睡到潮湿的地面上了，因为新房子里已铺上木板床，这不是很好吗？”

    当晚施韦泽在病房四周散步时，听到患者高兴地说：“医生，这里的房子很好，真是好极了！”直到现在才让他们住进像样的房子里，施韦泽心里不免感到歉疚。

    为了改善病房的环境，施韦泽还计划在医院的四周开辟果园。将原始森林杂木砍伐后，就在原地种植了许多木瓜、芒果、椰子等果树。木瓜树非新植不可，不过芒果、椰子树原来已繁植了一大片，只要把四周的杂树铲掉，就可成为纯粹而壮观的果园了。1927年4月，请来帮忙的拉塞尔夫人到了，施韦泽就将建设果园的工作委托她负责。黑人们很听她的话，由此他才了解到他们实在比白人男人更加尊重女性。

    不久，病房的建筑工程已完全落成，即使有200名以上的患者，也不必担忧了。不但痢疾患者的隔离室完成，就连精神病房也有了着落。于是，施韦泽把之后的事情交由其他的医生负责，打算再度回国。1927年7月，他离开了兰巴雷内。

    施韦泽回到欧洲后的两年期间，四处作管风琴演奏和演讲。在1927年和1928年间，他探访了瑞典、丹麦、荷兰、英国、瑞士、德国、捷克等国，于1929年又在德国举行了几场演奏会。

    旅行期间，施韦泽在德国的楷尼非斯斐尔特、苏特拉斯布尔克与妻子和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但在这期间，假如有兰巴雷内的医生或护士辞职，他就不得不立即寻找替代的人去接任。他虽送了四位医生和一位女医生到兰巴雷内去，但不幸的是有一位医生竟在途中因急症而去世。

    施韦泽一有空闲，就写作《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在1929年12月赴非洲的船上完成的，它的序文还是在圣诞节第二天赴兰巴雷内的轮船甲板上写的。

    此次非洲之行，施韦泽太太也一同前往。施韦泽抵达兰巴雷内后，又不得不作扩建医院的打算了。他不在的期间，流行痢疾，隔离室已不够用，于是施韦泽决定把患者送到精神病患的病房，再另建新的精神病房。

    他一边做医院的工作，一边请先前的木匠默涅沙利帮忙。在一年内，除了建造新的精神病房外，也建了罹患重症者的病房和食品仓库，以及照顾病患的人所住的宿舍。阿尔萨斯年轻木材商芝贝尔也出了大力来帮忙完成这些工程。他不仅就有关种种建筑事务给予建议，而且寄赠了拌混凝土用的容器，连作为餐厅兼居所用的那栋混凝土造的雄伟房子也帮忙建好了。

    不过，施韦泽太太由于在原始森林中生活，身体状况转坏，于1930年复活节又回欧洲去了。

    施韦泽医院的声名连数百公里以外的人都知道，有人竟从用独木舟需花几个礼拜时间才能抵达的地方，把需要动手术的病人送来。幸得欧洲各位友人的好意协助，施韦泽现在已建成完备的手术室，也配备了热带病所需要的贵重药品，对贫困患者所准备的食物也能充分地供应。

    医生、护士等人员都很健全，所以就不再像先前那样劳累了。今天能够由原先鸡笼式的病房，改建成现在这般雄伟的病房，对那些给予他们鼎力支持的热心人士，施韦泽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他们才好！

    此后，施韦泽坚持不懈地为非洲的医疗事业做贡献。有时为了募资，他仍到大城市中演奏他最拿手的风琴。1952年，施韦泽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代表多年来全世界人民对他的尊敬和推崇。施韦泽毫无保留地把全部奖金及演讲、演奏所得的钱用来增盖兰巴雷内的麻风病院。

    1965年，施韦泽90岁了，他的生命旅程将要终结。他说：“上帝啊！该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施韦泽从三十几岁初到非洲，在蛮荒、贫穷、落后的地区为他素不相识、语言不通的非洲居民奉献他所有的精力、智慧和爱心，最后在兰巴雷内逝世。爱因斯坦称赞他说：“像阿尔贝特·施韦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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