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候补牧师

    1893年10月，施韦泽在巴黎经商的伯父将他介绍给巴黎著名的管风琴家查尔斯·马利·维多，并让施韦泽拜他为师。

    维多的招生原则是，只收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科的学生。施韦泽曾经受到尤金·孟许老师的悉心指导，因而通过了维多的严格测验，正式被纳为入室弟子。维多老师对他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促使施韦泽在技巧方面更加精纯熟练，还使他认识到音乐作品结构的重要性。

    10月下旬，施韦泽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斯特拉斯堡大学处处洋溢着青春蓬勃的朝气，完全摆脱了那些古老教条的束缚，教授与学生打成一片，毫无芥蒂地畅谈，同心致力于新时代赋予的使命。

    教授群中，几乎看不到一位老人，整个校园充斥着欢快气氛，施韦泽决定同时选读神学与哲学这两门学科。第二年的4月1日，他志愿服兵役，在克鲁尔上尉全力的支持与鼓励下，被获准在每日上午11点到大学去上课，聆听文德尔班教授的哲学史。从军队回来后，施韦泽立志要重新选修神学与哲学。

    除了神学与哲学外，施韦泽还选了由雅可布斯塔尔所教授的音乐理论。雅可布斯塔尔教授认为只有贝多芬以前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艺术，施韦泽从他那儿学习到许多宝贵的东西。尤金·孟许的兄长恩斯特·明希当时正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威廉教堂任管风琴师。明希对于施韦泽管风琴演奏的技巧以及巴赫方面的研究，有莫大的帮助。

    1898年5月6日，施韦泽通过了神学考试，并受到霍尔茨曼教授的推荐获得了戈尔施奖学金，金额为每年1200马克，期限是6年。10月下旬，他前往巴黎，原先预计在巴黎大学主修哲学，同时继续深造管风琴。事与愿违，他在学校上课的情绪极为低落，而且思维紊乱，这使他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情绪。但是，他不想在巴黎虚度整个冬季，于是把这段时间充分地运用在音乐与写哲学论文上。

    这一次，是维多老师免费指导他管风琴。他随即又师从音乐学校的教师菲利浦，同时也向玛丽·哲威尔·特劳曼学习钢琴。特劳曼是弗朗兹·李斯特的入室弟子，也是李斯特的女友。施韦泽从她那儿学习到许多东西。特劳曼不幸于1925年逝世，而施韦泽与菲利浦和维多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维多知道施韦泽生活拮据，吃饭时总是担心钱不够。每次上完课后，他都会邀请施韦泽去餐厅吃一顿。施韦泽在巴黎受到许多人的照顾，他经常到伯母玛蒂尔德家去做客。有时，他晚上也到查尔斯伯父那里去，查尔斯伯父是一位现代德语老师，通过他的关系，施韦泽认识了许多大学教授和语言学家。就这样，他逐渐喜欢上了巴黎。

    施韦泽的健康状况很好，即使熬夜苦读，身体也不会有任何不适。写博士论文和学习音乐，这两件事情同时进行，互不干扰，也不妨碍他与名人们的交往。他曾经彻夜不眠地努力学习，第二天早晨照样在维多面前演奏管风琴。

    1899年3月中旬，施韦泽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将他刚刚完成的论文交给蔡格勒教授，论文受到教授的青睐，他在7月间获得学位。7月底，施韦泽返回斯特拉斯堡大学，接受学位证书的颁发。这年夏天，他住在柏林，主要是阅读有关哲学方面书籍，他准备读遍古代与近代的杰出著作。

    蔡格勒教授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哲学系的无薪讲师。他当时志在神学，所以婉拒了教授的好意。施韦泽变得非常喜欢讲道，每礼拜日面对许多听众，讨论有关人生的问题，他觉得非常有意义。

    通过第二次神学考试后，施韦泽担任圣尼古拉教堂的传教士，最初是助理牧师。

    圣尼古拉教堂有两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牧师，施韦泽的主要任务是担任这二位牧师的助手，每逢午后礼拜或星期日儿童礼拜时，便由他负责宗教教育。他对于这项工作的热爱与日俱增，从不感厌烦。

    午后礼拜参加的信徒不多，他能尽情发挥父亲传给他的那种祥和讲道的态度。要是人多他就会紧张，心里虽然很有条理，却无法顺利地表达出来，这种现象始终无法改善。

    当两位年迈牧师行动不便时，施韦泽偶尔也会代替他们上台讲道。他在讲道前会把要说的内容一一记录在纸片上，在誊写之前还得再三过目，可是，正式讲道时却常常前功尽弃，所说的与纸上写的完全不一致。

    施韦泽在圣尼古拉教堂的月工资是100马克，工资虽然微薄，可是宿舍费用与餐费极为低廉，他的生活尚算富足。这份工作的好处是有闲暇的时间做学问与研习音乐，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施韦泽每年有两次休假，复活节后一个月和秋季后两个月，共计三个月。春假他多半住在巴黎的叔祖父家，同时到维多老师那儿学琴，秋假则返回京斯巴赫父亲那里去。

    往返巴黎几次，施韦泽结交了许多新朋友，罗曼·罗兰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初次邂逅是在1905年，刚开始时只不过是泛泛之交，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发现彼此思想相通而成为至交。这段期间，施韦泽也认识了安利·修特贝尔裘，他是法国人，感觉敏锐，专门研究德国文学，施韦泽与他成为挚友。

    施韦泽的生活日趋安定，这一时期是他人生旅程上很重要的一段，他孜孜不倦，有条不紊地开展着自己的工作。

    1902年3月1日，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聘施韦泽担任神学院的讲师。听说教授中有人反对，认为他的神学研究法相当荒谬，如果让他来授课，将搅乱学生们的神学思维。最后，经过霍尔茨曼教授的极力说服，才决定正式聘用他。

    1903年10月，他出任托玛斯神学院的舍监，年薪2000马克，并且分配到一间新寓所。公寓位于托玛斯神学院旁边，这是一座日照良好的住宅。

    《耶稣生平研究史》与《巴赫论》

    1906年，施韦泽完成了《耶稣生平研究史》。进行这项工作时，参考书籍塞满了他整个书房，访客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书道。在外人看来，这些书一定是杂乱无章的，其实它们都是分门别类整理好的。每当女佣来清理房间，施韦泽都要费一番功夫维护它们。这位女佣有洁癖，一看到他的书房就紧锁双眉，大刀阔斧地整理，所以他总是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她。

    施韦泽在《耶稣生平研究史》中，曾列举了神学教授威廉·普列德的著作，日后他们成为笔友。普列德在1907年死于心脏病，在他逝世以前，施韦泽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说他的病治愈希望渺茫，死神随时会来临。每当想起自己身体健壮，而普列德却因疾病命在旦夕，施韦泽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怆然感。

    施韦泽的著作由牛津大学的善提教授介绍到英国。他曾邀请施韦泽到英国去，当时施韦泽正埋首研究医学，并且兼有其他事情无法分身，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遗憾。施韦泽所说的其他事情，就是将巴赫著述的法文版翻译为德文。

    施韦泽之所以出版巴赫这本书，是有原因的。每年春秋两季的休假他均前往巴黎探望维多，这已是惯例了。有一次，维多老师告诉他：“有关巴赫书籍的法文版均为故事体裁，没有一本著述可以帮大家理解巴赫艺术方面的造诣，音乐学校的学生深感失望。”他听到维多这席话，立即闪出一个念头：“我要完成这部书”。恰好当时他正担任圣威廉教堂巴赫乐曲的管风琴演奏，平日就很注意有关巴赫的报道，他决定于1902年秋开始着手进行，他非常高兴自己有机会发表对巴赫的研究。

    1902年秋，施韦泽只完成了准备工作，因此把计划延迟了一年。施韦泽把全部空闲时间专注于这件事，他勤跑图书馆寻找有关巴赫的著述。当时，巴赫的乐谱非常昂贵，并且不易获得，除了在大学图书馆寻找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由于白天有工作在身，施韦泽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图书馆，进度受许多事情的牵制所以很慢。

    正在这个时候，有位乐谱商告诉他一个消息：巴黎有位妇人准备出售巴赫全集。当初她是为了支援“巴赫学会”才买下来的，由于这部书的内容相当复杂，她用不上所以打算出售。施韦泽虽然渴望得到它，但一想到价钱一定不便宜，只有按捺住自己的冲动，先探听价钱。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然说：“如果这部书对你的工作确实有帮助的话，我愿意以200马克出售。”这个价钱便宜得几乎让施韦泽难以置信，他喜出望外地请她立刻转让。自从买下这部巴赫全集后，他可以省去上图书馆的时间，专心在家工作，因此进展得很顺利。

    施韦泽虽然读过不少音乐史和音乐理论，却不是一个专门致力于音乐研究的人。就此点来看，施韦泽研究巴赫的著作，委实有点自不量力。话虽然如此，施韦泽还是拟订了一个计划，就是将过去被人忽略了的巴赫音乐的本质显昭于世，同时探讨巴赫合理化的演奏法。这项工作最使他头痛而感到困难的是要以法语著述，虽然从孩提开始，他就同时使用德语和法语，但是他的母语是德语，在大学上课也是使用德语，而今要以法文写书实在是项艰巨的工作。

    施韦泽一一克服法语文法方面的缺陷。1904年秋天，原稿大致成形，施韦泽向维多报告这件事，同时请他写序。维多不断地写信鼓励施韦泽，如果原稿完结，他一定会寄上序文。事情进行得很顺利，1905年，《巴赫论》终于在巴黎付梓，前面有维多的序文。

    后来，在施韦泽准备将法文版转译为德文版时，发现已问世的法文版尚有许多缺失的地方，内心颇感不安，因此将德文版重写，以崭新的面目出现。重写并非易事，反复写了好几遍，总是无法令自己满意，每次都半途停滞。

    施韦泽在百乐特市一个名叫黑马馆的旅社中重新进行研究巴赫的工作。有一天，施韦泽在百乐特市的剧场看了一场《托里斯坦》，当他看完步出剧场后，感到全身的血液在沸腾，非常兴奋。为了平息当时的情绪，回到住处后，他立即执笔畅述这部新《巴赫论》，文思泉涌直泻而出，虽然楼下酒馆人声嘈杂，他却丝毫不以为意，似乎有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当他停笔时，发现阳光已射到他的桌上。

    完成前半部论述后，进度一直停滞不前，现在如同被堵塞的管子突然打通，顺畅起来。两年后，这部844页的德文版《巴赫论》完成了。

    出版商看到堆积如山的德文原稿后，两眼瞪得如铜铃，一脸疑惑的问：“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恐怕是法文版的两倍吧！”施韦泽装出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但内心却无比的得意，因为他终于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有份难以尽述的成就感。他进行德文版《巴赫论》工作时，并未终止神学方面的研究，仍去大学上课以及讲道，偶尔也去各地旅行讲演。他曾数度中止著述工作，但最后还是完成了，长久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1908年，首度发行德文版《巴赫论》，由莱比锡的黑尔特尔公司出版。在此以前，1905年秋天，施韦泽将历年来研究管风琴的制作法做了一番整理。幼年时，他便对管风琴的构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前面曾述说过，这是来自他的外公席林格的遗传。

    1896年，施韦泽曾前往修特德雅鲁特音乐厅，参观新装置的管风琴，演奏者兰克先生亲自带领他参观，并且示范演奏让他鉴定。事实上，兰克先生的指法并不高明，发音硬涩，每个音都含混不清。

    就音质来说，施韦泽认为现今的管风琴无法与昔日的管风琴相比。他每到一处，必定会去观赏当地的管风琴，几年下来，他几乎看遍了整个欧洲的管风琴。这帮助他更进一步地了解它们的制作与特性，总的来说，法国产品比德国产品优良，因为法国人比较遵守传统。他将研究的结果做了系统的编排，于1906年出版一本名为《德国与法国管风琴的制作与艺术观》的小册子，指出古时的管风琴音质较佳，现今的制作法必须重新慎重研讨。这项意见发表后，成为当时众人的笑柄，可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却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1909年举行的国际音乐学会上，终于有人提出，管风琴的制作法必须考虑到兼备古代优美的音色与现代技术的优点，兼容并蓄，臻于完美的境界。

    在施韦泽研究管风琴的时候，曾对一位爱好音乐的糖果店主说：“近年来，管风琴的声音愈来愈差。”他赞同地说道：“不仅管风琴如此，糖果的制作也一样，现在的人好像早已忘记昔日糖果的味道。昔日制作糖果，必须用新鲜牛奶、牛油、乳酪、蛋、上等油脂、果汁与砂糖，任何一种材料都必须慎重选择，现在却只求外表美观，完全不考虑味道，成本虽然降低，可再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糖果。一点也没错，现在的管风琴也是如此。”

    施韦泽倡导制作真正的管风琴，但只有少数人接受他的观点，大多数人仍然侧重于追求管风琴的外观而不求其实质，认为原来旧有的管风琴过于古老，外表美观的新管风琴才够气派。许多真正美好的管风琴都是因为外观破损，音量不够大，而被宣判死刑。施韦泽费尽口舌地劝告对方与其换架新的还不如修理旧的，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他，应该如何去整修。这一类的信发出了几百封之多，他却从不感到厌倦。施韦泽不知道拯救了多少架旧式管风琴的命运。

    斯特拉斯堡托玛斯教堂内所安置的管风琴，是由名匠吉尔巴曼制作的，也是在施韦泽的极力维护下才得以保留。日后，施韦泽决定前往非洲，常有朋友揶揄道：“你在非洲拯救老黑人，在欧洲也拯救了不少老管风琴。”

    施韦泽研究管风琴，前后共30年之久，历尽不少艰辛。他认为这也算是为真理而奋斗，因此一直咬紧牙关，百拆不回。每逢礼拜日上午，教堂中传来优美的管风琴声，他会随着琴声回忆起当年的种种情景。

    转行做医生

    1905年10月13日，施韦泽回信给父母及好友们，表示自己将来想当医生，前往处于热带的非洲行医。为了达成这个愿望，在新学期开始时，他就决定就读医学院。由于医学院的功课繁重，难以兼顾舍监的工作，他向托玛斯教堂的宿舍主管提出辞呈。

    就读医学院的计划，施韦泽很早就拟定了。那是1896年夏季，适逢圣灵降临节的假期，一个晴空无云的早晨，他返回京斯巴赫，睡醒后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啊！突然间，他强烈地意识到，把幸福视为理所当然是不恰当的，他必须对幸福有所回报。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小鸟的鸣叫，施韦泽静静地思考着。他终于下定决心，30岁以前以做学问和从事音乐为主，30岁以后将自己奉献给世界。

    在学生时代，施韦泽曾参加由同宿舍学生所组成的救济活动团体，每星期都要去探访贫苦家庭并致送慰问金，回来后加以整理做成报告。经费是向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募捐而来，市民就是他们幕后的支援者。

    他们每年必须分两次去募集自己所需的金额，施韦泽的个性较为内向不善交际，这对他而言，真是一件苦差事，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渐渐能够适应。他发现募款不能采取勉强方式，必须有技巧，要委婉客气地说明本意使对方了解，因而产生同情，慷慨解囊。即使被回绝也不能生气，仍要笑脸致谢。

    1904年秋季的一天，施韦泽发现托玛斯教堂的宿舍桌上，放着一本绿色封面的小册子，他对这本小册子相当熟悉，它是巴黎传教协会发行的月刊。突然有篇文章进入施韦泽的视线，是传教协会会长贝格尼尔所写。内容是报道非洲刚果殖民地的北部，有个叫加蓬的地方缺乏医护人员，以致无法进行传教工作。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本教堂为了响应主的感召，征求‘主啊！我愿前行’的自愿人选。”读完这篇报道后，施韦泽虽然仍和往常一样做着自己的工作，但内心却已有了抉择。

    几个月后，施韦泽度过了30岁生日，这一天，他整日都在计划着以后的事情，他前往非洲服务的意愿越来越坚定。关于他的计划，只有一位朋友知道，他准备到了巴黎，再写信告诉大家。当他们知道他决定远赴非洲时，都异口同声地责备他，劝他再好好考虑一下，他们认真地说道：“你的这种决定，简直是埋没自己的天才，你是否考虑到这一点？蛮荒未开化地区的工作，只需留给那些没有学问、没有艺术才能、甚至没有知识的人去做！”

    视施韦泽如己出的维多也愤慨地骂他：“你这样做简直像是带着猎枪奔向战场的将军一样。”

    有位贵妇对他说：“我认为你与其直接为黑人治病，不如以旅行演讲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关于这个问题，施韦泽经常与所谓的基督徒辩论，结果他发现这些人虽然认为《圣经》上记载着耶稣说的“想着爱之路的人，必须抛弃从前所走的路”这句话很有道理，可是一旦当他们面临到实际问题时，却裹足不前，将耶稣的教育完全抛诸脑后。这一点，他始终无法理解。

    在施韦泽的所有计划中，最令朋友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前往非洲是当医生而不是传教士。更让他们惊讶的是，他到了30岁，才开始研究艰深的医学。施韦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项工作比任何事都困难，每当他想到未来的遭遇，就会惴惴不安。他之所以作此决定，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他不再瞻前顾后，而是专注于现在。

    根据非洲传教士的报道，可以想像的到，他准备前往的地区是目前最迫切需要医生的地方。在非洲，只要具备医学知识，无论做任何事都会畅行无阻，据传教士所办的杂志上报道，许多黑人都企望早日解脱肉体上的病痛，却苦于没有人帮助他们解脱。为了拯救这些不幸的人，施韦泽才决定学习医学，以便为他们服务。

    苦攻医学

    施韦泽前去拜访医学院院长，并向他说明来意，由于施韦泽神情木然，院长认为他脑子有问题，甚至建议他去看精神科的医生。后来经过多次努力，教授被他的诚心打动了。

    当时，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校方认为他是大学教授，不能同时兼备学生的身份，除非是以旁听的资格，否则不能到校听课，但是学校有规定，旁听生不能参加医生资格的鉴定考试。但施韦泽毫不泄气，四方奔走，最后终于获得有关方面的支持，校方提出的条件是，如果医学院教授肯发给旁听证，他就可以参加医生考试，许多医学院教授是他的同事，都对他网开一边，免费授课。从这一天开始，施韦泽开始了长达几年的艰苦学习。

    施韦泽无法立刻辞掉神学教授以及牧师的工作，礼拜日仍和往常一样上神学课和讲道，同时还得学习医学方面的课程，而且他比以往更加努力地练习管风琴。

    1905年，他们创立了“巴黎巴赫学会”，会长指定施韦泽担任管风琴演奏，因而鼓励他进一步学习，每逢冬季，他必须前往巴黎演奏。他的生活被工作全部填满，几乎找不到一丝空闲的时间，在圣尼古拉教堂讲道的底稿，绝大多数都是往返巴黎与斯特拉斯堡途中写完的。在研究医学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将有关管风琴制作的论文以及《耶稣生平研究史》的最后一章完成。

    1909年5月13日，施韦泽参加医生预备考试。在学习中，他备感艰辛，无论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比不上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的记忆力。施韦泽平时就非常厌恶为考试而读书，他认为应该为学问而读书。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他在同班同学的帮助下，加入“应考协会”，在那里他学到考试的窍门，以及如何作答。那一阵子，他身心均感疲惫，但幸运地通过了考试，这完全要归功于在“应考协会”里受到的指导。之后的课程以临床实验为主，比过去轻松得多。

    施韦泽对药物学特别感兴趣。这门课是尤康教授执教的，他是研究毛地黄（治疗心脏病药物）的专家，与修米德·倍克教授共同研究毛地黄。提到修米德教授，施韦泽就会联想起一件事。1919年春，施韦泽有事路过斯特拉斯堡的诺得福车站，有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德国人正好在这里搭车，当他俩四目相接的一瞬，施韦泽突然发现这人竟是他所敬爱的老教授。斯特拉斯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德国割让给法国，教授因此遭到驱逐。施韦泽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教授也非常吃惊。他向教授说：“如果有需要我效劳的地方，请提出来，不用客气，我会尽力去做。”

    老师郑重其事地指着一捆稿纸，满脸忧郁地对他说：“我没有什么事值得担心，唯有这包东西……它是有关毛地黄的最后一批论文。听说，我们的东西在上车前都要接受检查，我怕万一遇到麻烦而被没收，到时一切努力毁于一旦，因此我一直十分不安。”于是，施韦泽答应替教授保管这捆东西，等老师抵达巴顿后再寄过去。这些论文发表后不久，教授便与世长辞了。

    施韦泽刚开始攻读医学时，生活很拮据，后来出版了德文版的《巴赫论》，加上演讲酬劳，生活才逐渐宽裕起来。

    1910年10月，施韦泽参加国家医生考试。12月17日，施韦泽在马德鲁库教授那儿完成了最后的外科考试，他迈出医学院，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冬日的夕阳里。只剩实习以及博士论文了，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医学院的学生生涯。可是他又好像失去了真实感。“这不是梦境，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周围的人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毫不介意，继续漫步。

    准备出发

    施韦泽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一边准备前往非洲。1912年春，他辞去大学教授和圣尼古拉教堂牧师的职位。一想到即将放弃长久以来的讲道与上课的工作，施韦泽的心头就会涌现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寥感。在他前往非洲以前，都尽量避免路过托玛斯教堂和斯特拉斯堡大学附近以免触景伤情，他想或许今生不可能再重返此地了。

    施韦泽与妻子返回京斯巴赫父亲的牧师公馆，共同度过去非洲前的这段时日。他的妻子是斯特拉斯堡历史学家的女儿海伦娜·布雷斯劳，他们在1912年6月18日结婚。尚未结婚以前，她就常常帮他誊稿，是他最好的助手。施韦泽必须在远行之前，将所有著作整理出来，多亏妻子的帮忙，才能够顺利完成。

    1921年春，施韦泽前往巴黎，研究热带医学，顺便购置赴非洲所需的装备用具。在此以前，他的经验只局限于精神方面的工作，现在必须看目录写订单，为了买东西还得马不停蹄地在街上逛来逛去，甚至要连续好几天。回来后，还要查看交货单与账目，以及监督打包等琐事。一切都需要他亲自处理。

    生活的日用品由妻子帮忙选购，有关医院所需要的器具、药品、纱布等由施韦泽亲自购买，花了不少时间才购置齐全。这些事非常繁琐，刚开始筹备需要费上一些精力，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丝毫不能马虎。

    如果想工作进行得顺利，必须拥有一笔充裕的资金做后盾。为了筹款，施韦泽常常奔走于朋友之间，由此而体验到这种毫无说服力的工作，是如何地难以获得他人的信赖，募款也相当困难。幸亏大部分朋友都能解囊相助，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你经过深思熟虑而决定的计划，我们才愿意帮忙，如果换成别人，这种冒险工作我们是不会轻易慷慨相助的。”

    施韦泽也曾遇到过令人尴尬的事，当对方知道他的来意后，口气立刻大变，以一副冷漠、藐视的态度拒绝他。虽然受到侮辱，但仍然有许多人关心和勉励施韦泽，使他在精神上鼓起勇气继续为达成目标而努力。

    最令施韦泽感到兴奋的，是斯特拉斯堡大学德籍教授捐助了大量金钱，帮助他在法国殖民地建设医院。施韦泽的资金多半是由圣米克莱教区捐赠的，阿尔萨斯各教区有许多牧师是他的同学或学生，他们都鼎力相助。巴黎的巴赫协会也汇款过来。由于各方的鼎力协助，资金问题终于得以解决，那些家境富裕的朋友还告诉他，如果缺钱他们会再度帮助他。

    资金有了着落之后，施韦泽立即和巴黎的传教士协会取得联系。施韦泽申请在奥戈维河沿岸的传教中心地兰巴雷内自费当医生。1874年，美籍传教士首先开始了在奥戈维河沿岸的传教工作。

    加蓬后来成为法国殖民地，于1892年由巴黎传教士协会接替美国人传教，因为美国人无法实行法国政府所要求的——使用法语进行学校教育。施韦泽的申请，基于神学立场不同，遭到部分协会会员的反对，协会会长却全力支持他，最后他的申请终于获得通过。

    1913年2月，施韦泽将所有行李安放在70个坚固的箱子中，送到波尔多，然后再回来准备随身的行李，他打算把随身备用的一部分纸币兑换成金币，却遭到妻子的反对。他向她解释说：“我们得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无论走到那里，金币的价值不会变，纸币却不同，随时有贬值的可能，如果放在银行，有时会提不出来。”

    不论是法国或德国，都不希望打仗，但是他们不能不预防万一！长久以来，施韦泽一直在研究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以便更深一层地了解。这两个国家为了保持和平，彼此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和平。可是，整个欧洲的命运，并非全然取决于德、法两国之间的关系上。如今不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在尽量的回收金币，再由政府发行纸币，他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且从1911年以后，两国官员领薪时全是纸币，再也看不到金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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