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婴的两次讽谏——操琴奏《大武》和苑囿观兽斗，对齐宣王的教育、感召很大、很强烈，特别是那个兽斗的惨毒场面，一堆堆尸骨，一摊摊血肉，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兔子可能是善良的，花鹿也许是仁慈的，但它们却只能做猎狗和豺狼的口中肉，腹中食，填塞强者的辘辘饥肠。只有狮子最伟大，它雄壮勇猛，能食虎豹。孟子说“仁者无敌”，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强者无敌。因此齐宣王决心做雄狮，做不了雄狮就做虎豹，反正不能做花鹿与兔子。
齐宣王自然不会像孟子那样想到人类与禽兽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有理智、有善性，丧失了的善性还会再寻找回来。
然而，人毕竟比禽兽复杂得多，齐宣王虽然决心做雄狮，做虎豹，但他却读过历史，知道尧、舜、禹、汤，了解文、武、周公，倘说儒家思想毫无道理，惟强者能取天下，前边这些历史人物则无法理解，这些时代的历史则无法解释。倘说儒家迂腐不合于世，那么，孔子宰中都，为什么会“行之一年，四方则焉”呢？夹谷会盟，孔子为什么能不战而收复失地，令齐之君相狼狈不堪，见笑于天下呢？孔子在鲁为大司寇，代行相事，执掌国政，齐之君相景公与黎鉏为何竟会如此惊慌失措呢？特别是孟子来齐后，与宣王频频接触，孟子又能言善辩，经过这个暑期的雪宫相处，齐宣王的体内已经生成了许多儒家思想的细胞，他的血管里已经在流淌着某些仁政的血液。
不仅人的思想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也是复杂的，一个国家的当政集团更是复杂的。
虽说富国强兵，对外侵伐扩张，称霸诸侯做雄狮和虎豹，不做花鹿和兔子，这个基本观点和国策田婴与齐宣王是一致的，但田婴武断专权，擅杀稷下先生，逼走了忠勇双全的国之栋梁之臣朌子，却令宣王怏怏不快。宣王自雪宫归临淄后，田婴提也不提，报也不报，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这么一回事，似乎他就是国君，他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他可以主宰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此一来，他眼里哪里还有国君，他心中哪里还有齐宣王，齐宣王又不是那庸碌之辈，他有自己的抱负，他要干一番齐桓、晋文那样的事业，他不甘作那受人摆布的傀儡，于是他便不能不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田婴操琴和兽斗这两次讽谏，宣王似乎清楚地意识到，这两次讽谏，田婴不是在劝谏自己学雄狮，做武王，统一天下，而是在向自己炫耀、示威，表明他的心迹，暴露了他的隐私和野心。
齐宣王想，诚如无盐君所言，王驩确有些小人之为，他气量小，见识短，喜言人恶，好拨弄是非，对这样的人不能器重，不能大用，但他对自己毕竟是忠诚的，不然的话，怎么会顶酷暑，冒炎热，千里迢迢地赶往雪宫去报告田婴杀稷下先生，逼走了盼子的噩耗呢？这可是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啊，若让田婴知晓，岂能容他，回想起来，前一个时期自己对他太冷漠了，特别是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雪宫以后，自己的态度竟是那么冷淡，不仅毫无奖赏与款待，竟连一句褒奖之辞也没有。
孟子的观点、见解、他的仁政学说也许是不适时宜的，但他确是绝对可靠的。宣王想，孟子对我绝无坏心恶意，更无觊觎权柄之野心，这是个值得敬仰和信赖的贤者、老者，今后凡逢疑难问题，国之大事，要多向孟老夫子讨教，多与之协商。
最令齐宣王苦恼的是国无重臣，当日先王所培养的栋梁之材，或亡，或老，或离，现有的文武臣僚，或观点不同，政见不一；或同床异梦，怀有贰心；或昏庸无能，枯木朽株；或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或居功自傲，依老卖老；或桀骜不驯，惹是生非。他很想选拔一批既忠诚，又有才干的新秀，培养一批文能安邦定国，武能鞍马征战的贤才。没有经世济民的文武臣僚，霸诸侯或行仁政，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不过是纸上谈兵。但是，人才怎样培养，臣僚怎样选拔，他既无方略，又无措施。正当齐宣王苦恼异常，犹豫徘徊之际，孟子进宫来了，宣王便向他请教这个自己日思夜想而难以定夺的人才、臣僚问题。
齐宣王首先向孟子提出了公卿的责任，大约他想以孟子的标准考察朝廷上的每一个公卿，考虑该如何处置。孟子问道：“陛下所问，系指哪一种类之公卿。”
齐宣王第一次听说公卿有不同的类别，感到很新奇，于是问道：“公卿难道还有所不同吗？”
孟子回答说：“公卿可分两类，一类是王室同宗族之公卿，称为贵戚之卿；一类是非王族之公卿，称为异姓之卿。”
宣王说：“寡人问贵戚之卿。”
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废弃之，改立他人。”
齐宣王只觉得轰的一声，头脑涨大若斗，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战抖了一下，脸色变得煞白，神志不清，仿佛失去了知觉一般。
孟子见势不妙，认识到自己出言太重，使齐宣王难以接受，倘宣王因此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委实应负若干责任，急忙解释说：“陛下请勿见怪。陛下问臣，臣不敢不以诚实之语答复。望陛下海涵恕罪！”
宣王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是呀，孟子素来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实话实说，开门见山。他说的这是实情、真话，绝不会有什么恶意，于是又问异姓之卿。
孟子学不会口是心非，学不会讨好取悦，仍以诚实之语答道：“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离去。”
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孟子只讲了他们的神圣责任和权力，而未讲其义务，诸如忠君，报国，献身等等。
谈话转到了选拔贤臣方面来，孟子应宣王之问，说道：“我们平时所谓之‘故国’，并非指其国有高大之乔木，而是指其有累世功勋之老臣。如今大王并无亲信之近臣，往日进用之臣，至今多已被陆续罢免了。”
这自然是对齐宣王的批评，但孟子所言，正是宣王苦恼之所在，宣王急忙问道：“寡人该如何识别那些平庸之辈、无能之卿臣而舍弃之呢？”
孟子回答说：“国君选拔贤才，倘不得已而欲用新进，就该将卑贱者置于尊贵者之上，把疏远者提拔到亲近者之上。人事安排，不可不慎。”于是孟子向齐宣王谈了选拔和处理官吏的方法。
如果想选拔某一个人担当重任，即使左右近臣，满朝文武都夸他好，也不能轻易晋用，必须进行民意测验，然后实地考察，见他确实是品德高尚，又有超人的才干，才能委以重任。
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犯有过失的官吏和无能之辈，也须进行一番类似的考察，确实不堪造就者，然后才能宣布罢免。万不可凭国君之好恶，一时性起，随意选拔、晋用、擢升，或者降职、罢免。
杀人更需审慎以行，假使有一个大夫犯了死罪，左右近臣都说可杀不可留，不能轻易听信；哪怕满朝文武都说他十恶不赦，也不能立即处死；必须征求民众的意见，然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证明，此人确系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才能处以死刑。只有这样认真对待，慎重行事，才能选拔到真正的贤才，也不至于冤枉和伤害好人。在人事问题上，只有这样，国君才能配称民之父母。
这里孟子给齐宣王拟订了三条处理人事问题的原则：
第一，选拔贤才，必要时可将卑贱者置于尊贵者之上，把疏远者提拔到亲近者之前。
第二，要慎重，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
笫三，要重实践，重考察，重事实。
在等级森然的封建社会，在视民若土石草芥的时代，在金口玉牙的中国历史上，孟子的这些思想像璀璨的明星，使一小块黑暗变得光明，似蜿蜒的闪电，划破了漫漫的夜空。
齐宣王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便是自己欲行霸道，孟子欲行王道，二人的观点不同。孟子知识渊博，才干超群，文韬武略，无所不具，且绝无取代之野心。倘能改变观点，支持自己的霸业，是可封其为相，其能必出晏婴管仲之右，齐何愁不强，霸业何愁不成！为此齐宣王曾专门召见孟子，设盛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宣王屏退左右，向孟子表白自己的这番心迹，且颇有乞求之意，很是可怜巴巴的样子。
不管怎样，孟子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不能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给齐宣王解释说：“王欲构造殿堂，必命工师去寻大木。工师寻得大木，王则必喜，以为能胜此任。倘工匠将木料锯短砍小，王则必怒，以为不胜其任。由此可见，技术人才必不可缺。这些人自幼学习某一种专业，学成后便在社会上运用实行，而大王却迫使他们舍其所学，改弦易辙地服从自己，这难道能行得通吗？
“倘有人获一璞玉，虽其价值连城，不经雕琢，则只能是顽石一块，于是请玉工至家，强迫其按照自己的意图雕琢，结果因主人不懂雕琢之技而美玉被毁。
“如今大王治理国家，强令舍其所学，服从自己的意志，这同玉工雕玉有何不同呢？”
孟子与人谈话，很少就事论事，总要形象取譬，委婉地谈出许多具有普遍意义和富有哲理性的道理来。
齐宣王不是那鲁钝之辈，他听出了孟子这是在拒绝他，而且拒绝得有根据，有道理，令你无法再求。
齐宣王因此对孟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像一双明亮的眼睛，揉不进半粒沙子。他像一块从陡峭的高山上滚下来的巨石，不折，不弯，奔向既定的方向，永不回头，不仅不知困倦与疲惫，而且速度愈来愈快，冲力愈来愈大。
齐宣王堪称圣明之君，他有着异乎寻常的胸怀与大度，他似乎意识到，世间的一切，目的是第一位的，实现目的的方针、策略、方法、手段、渠道、步骤则不必计较，尽可以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常言道，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既然孟子欲行仁政，何必硬拉着他行霸道呢？他行他的仁政，我行我的霸道，“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说法未必正确，或者干脆是错误的，我就是要与不同道的孟子“相与谋”。我要频繁与孟子接触，虚心向其讨教，好比对待食物，凡自己需求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发育的便摄取，储存，消化，吸收，反之则听之任之，默然置之，不接受也就是了，何必整日争论不休呢？方针确立之后，齐宣王便频频召孟子入宫，尊之为长，奉之为师，促膝交谈，聆听教训，对几斟酌，开怀畅饮。不仅如此，齐宣王还时常屈尊拜访孟子，而且每往必携带贵重的贽礼。
人都愿受人尊敬，都喜欢听奉承的溢言美词，大约圣贤也不能例外，于是宣王每有请教，孟子则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齐宣王是大国之君，孟子所谈自然很有针对性，多是为君之道，为政之道。
概括孟子的谈话，大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尊民，重民，爱民。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陛下认为，何为诸侯之宝？”
齐宣王被问得面红耳赤，讷讷半天，无言以对，最后应付似的勉强答道：“珍珠美玉，乃诸侯之宝也……”
齐宣王自知这个回答很没有把握，答完之后羞愧地低垂了头，等待着孟子的评论。
孟子听了，感到好笑。为君者总是贪婪成性，然而齐宣王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芝麻，看不见远处的西瓜。
齐宣王的答卷很糟糕，孟子只能给他画个“0”分。孟子告诉他：“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以珍珠美玉为宝者，殃祸必及其身。”
在诸侯的这三件宝贝中，“人民”是第一位的，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诸侯的政事之一是“制民之产”，保证百姓有足够的土地耕种，使耕者有其田，具体措施便是实行井田制。诸侯的整个政事是造福于民，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居于社会的中心和主宰地位，他们的生活富庶了、安定了，则必诚心地拥护和爱戴国君，这样上下同心，君臣一致，君民一致，国家则必然强大，社会则必然长治久安。
齐宣王与孟子对几而饮，三杯下肚，心跳加剧，面飞红霞，周身的神经犹如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全都兴奋起来了。孟子乘着酒兴问齐宣王：“一国之内，何为贵？”
齐宣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自然是君为贵。”
齐宣王回答得很坚决，很肯定。他认为自己的回答准确无误，这一回孟夫子可该给他个满分了，哪知孟子口中正咀嚼着一块鱼肉，摇摇头，摆摆手，笑了笑。
齐宣王被孟子笑愣了，不无惊奇地问道：“怎么，又错了吗？”
孟子口中的鱼肉咽于腹内，说道：“又错了。”
齐宣王不解地问：“依夫子高见，一国之内，何为贵？”
孟子停止了饮食，严肃地答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一个人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水旱灾害依旧，那就改立社稷。
孟子认为，人民是与天齐平的，民便是天，其顺序为：人民——天子——社稷——诸侯——大夫。诸侯、社稷，他们的责任是造福于民，人民奉养他，祭祀他，是为了让他们为自己谋福利，倘他们不能很好地尽职尽责，人民便有权改立他们，所以孟子说“民为贵”。
本来嘛，人民是社会的根本，社会的主体；没有了人民，便没有天下国家的一切。
没有了人民，便没有人种地打粮，生产物质财富，天子、诸侯、大夫都会因无人奉养而活活地饿死，土谷之神也会因无人祭祀而不复存在。
没有了人民，天子、诸侯、大夫便都成了光杆司令，他们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土谷之神是为五谷丰登而存在的，既然大地上没有了人民，他们也就失去了作用，无存在的必要。
所以，孟子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里，孟子的呼声是大逆不道的，必然要引起天子、诸侯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齐宣王自然也很反感。然而，渐渐的他似乎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至少是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个事实。综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最高统治者，无不打出人民的旗号，以人民为标榜，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和化身。当然，这多是欺世盗名而已。
在一次交谈中，孟子告诉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单使人民丰衣足食是不够的，倘以此为满足，这便与饲养猪牛犬马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要求国君必须打心眼里爱民，国君既号称“民之父母”，就应该爱民若子。其实，国君只为民父母，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还应为民之子，尊民若父母。离开人民的供养便不能活命，这还不是万民之子吗？
又有一次，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却不用仁德对待它；对于百姓，用仁德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君子亲爱亲人，因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因而爱惜万物。这里孟子要求国君对百姓既施以仁德，又钟以深情。
对百姓不仅要施以仁德，钟以深情，还要注重教育。孟子说，仁德的语言不如仁德的音乐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赶不上良好的教育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百姓怕它；良好的教育，百姓爱它。良好的政治得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第二，“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
一天，齐宣王听取了一位地方官吏的汇报，地方官刚刚离去，孟子便进宫来了。只见宣王满脸阴云，怒发冲冠，独自一人在殿内走来走去。他不是在悠闲地散步，也不是在踱步深思，而是像盛夏时节，天气闷热，空中浓云翻滚，在迅疾地奔向一方，有似千军万马，听到了集合的号角，正在迅速集结，只待一声令下，便是一场厮杀血战。乌云愈积愈浓，天愈来愈低，愈来愈暗，变成了铅灰色，黑紫色，整个天地之间，弥漫、充塞着愤怒，即刻就要爆炸。起风了，是怒吼的狂风，大约狂风过后便是炸雷，便是倾盆大雨，便是毁灭性的灾难。齐宣王的腿抬得很高，步迈得很大，速度很快，而且不时地在殿内旋转，宽大的袍子带得呼呼风响。倘步进殿来的不是孟子，而是别的臣僚，他定会破口大骂，命他滚出去！他只觉得要呼喊，要杀人，要毁灭这个世界。见了孟子，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仍未打一声招呼，半天不说一句话。
原来东夷有一处地方，今秋遭受了严重的雹灾，数万亩土地颗粒不收，农民因而难以缴纳赋税，邑宰再三催逼，捉去了许多带头抗税的人，严刑拷打。朝廷派去的官吏，催逼更紧，惩罚更甚，用刑更酷。官逼民反，百姓怒不可遏，杀死了跋扈的朝廷命官。齐宣王正因此而雷霆震怒。
孟子了解了实情之后，既未劝慰齐宣王，也没为东夷之民辩护开脱，更没为被杀之官吏愤债不平。他避开了这个具体问题，向宣王谈了一些为君之道。
孟子告诉齐宣王，当年伯夷避开纣王，隐居于北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便说：“何不归到西伯(即周文王)那里去，我听说他是善养老的人。”姜太公避纣住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亦说：“何不归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的人。”天下善养老的人，仁人们便把他作为自己的依靠了。孟子说：“每户有宅五亩，墙边屋角栽桑植麻，妇女养蚕织布，那么，老者则足以有丝帛可穿。每户养五只母鸡、两头猪，饲养、繁殖无失其时，则老者足以有肉蛋可食。百亩之田，男子耕种，八口之家，可以足食。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在于其制田亩制度，教民栽种、畜牧，引导其奉养老人。五十者非丝绵不暖，七十者非肉蛋不饱。穿不暖，吃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苦，将文王尊之若父，感之若天，愿为文王效犬马之劳，虽肝脑涂地而不辞！如此一来，霸诸侯，王天下，有何难哉！”
为了说明问题，孟子又给齐宣王打了个比方。百姓没有水火便不能生存，黄昏夜晚敲开别人家的门户来求水火，没有不给予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遍地皆是。
孟子说：“搞好耕种，减轻赋税，可使民富足。按时食用，依礼消费，财物则用之不尽。圣人治天下，使粮食多如水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百姓哪里还会再有不仁者呢？”
孟子的比方和主张已经接触到了东夷人抗税不交，杀朝廷命官这个具体问题，因为齐宣王在破口大骂“刁民不仁”。
孟子指出，造成东夷悲剧的主要原因是赋税苛重，他说：“有征布帛之赋税，有征米谷之赋税，有征人力之赋税。君子应于三者之中择其一，那两种暂缓不用。倘同时用其二，百姓便会有因饥饿而死者；倘三种同时并用，则必父子离散，彼此难以顾及。荒年饥岁，官府不仅应酌情减免百姓的赋税，灾情严重者，还应开仓赈济，以资其不足。如今东夷数万亩土地惨遭雹灾，颗粒不收，百姓衣食无着，官吏照样催粮逼款，百姓岂有不反之理！……”
孟子本欲回避这个具体问题，但却难以回避，还是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好在齐宣王早有思想准备，二人不致舌辩一场。不仅如此，听了孟子的这一系列议论，宣王心中的怒气早已泄了大半，表情很严肃，很庄重，仿佛在平心静气地考虑该如何对待孟子这一番谆谆教诲，该如何处理东夷灾民的具体问题，该如何平衡调整各种政策……
第三，以仁政为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齐宣王的政事总不如意，类似东夷那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或臣僚之间不团结，明争暗斗，相互倾轧，乃至动干戈；或臣僚对国君阳奉阴违，模糊了国君的视线，致使决策错误；或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大量掠夺民财，侵吞集体财物；或生活奢侈糜烂，荒于酒色，不理政事；或社会秩序混乱，偷盗、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民无宁日；或民众闹事，抢国库，捣署衙，杀官吏；或聚首山林，打家劫舍，弄得一方鸡犬不宁……这些虽都是部分的和局部的，尚未形成规模，但已经弄得齐宣王焦头烂额。究竟应该怎样治理一个国家，宣王带着这个疑虑和烦恼来请教孟子。
孟子借机发表了他的仁政演说。
纵有离娄离娄——相传为黄帝时人，目力极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的目力，公输般公输般——鲁人，故又称“鲁班”。大概年岁小于孔子而长于墨子，为中国古代的巧匠。的技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纵有师旷师旷——晋平公的太师(乐官之长)，为中国极有名的音乐家。审音的耳力，如果不用六律六律——指阳律六而言，它是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钟。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简，以简之长短分别声音之清浊高下，乐器之音即依此为准则。分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合称十二律，便不能校正五音；纵有尧舜之道，不行仁政，也不能管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有仁爱之心肠和仁爱之声誉，但百姓却不能受到他的恩泽，他的政治也不能成为后世的模范，就是因为不去实行前代圣王之道的缘故。所以说，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自己也动作不起来；好心好法必须配合而行，《诗经》说过：“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都依循传统的规章。”依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未有过的事。圣人既已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仪、绳墨，来造做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已用尽了耳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已用尽了脑力，又实行仁政，那么，仁德便遍盖于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沼泽；如果管理政治不凭借前代圣王之道，能说是聪明吗？因此，只有仁人应该处于统治地位。不仁者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群众。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法律制度，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法，国家还能生存的，那真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未开辟，经济不富裕，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在上位者没有礼义，在下位者没有教育，违法乱纪者都起来了，国家的灭亡也就在眼前了……
谈完了这个普通道理，孟子再次列举了伯夷避纣于北海之滨，姜太公避纣于东海之滨的典型事例加以证明，最后强调说：“伯夷与太公，乃天下最有声望之老者，二老者归西伯，是天下之父皆归西伯也。天下之父皆归西伯，其子孙何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
孟子侃侃而谈，谈得很兴奋，很激动，嘴角冒着泡沫，他仿佛要将自己的语言化作万丈飞瀑，从高山上倾泻下来，冲去齐宣王身上的一切污秽，使他变成一个焕然一新的齐宣王，一个仁德的齐宣王。齐宣王却沉默着，一手端着盖碗，一手拿着碗盖，碗里的蒸汽在升腾，在缭绕，在散去，在消失。碗里的茶由热变温，由温变凉，他也未抿一口。他也许正在洗耳恭听，屏息凝思；也许周身的热血都凝固了，全部神经都麻木了……
说了这许多话，孟子很有些口干舌燥，忙端起盖碗来大口喝茶，一碗热茶下肚，孟子感到舒服而轻松，兴致与劲头似乎又勃然而起。他的演说本欲到此收场，可是抬头瞥见齐宣王那可怜的窘态，惟恐这长篇大论是在对牛弹琴，宣王竟丝毫也未领悟其仁政的真谛，于是饮过茶，稍事休息之后，补充道：“有人说，‘我善布阵，我善作战’，此乃罪大恶极之辈。国君好仁，则天下无敌。当年汤南征而北狄怨，东征而西夷怨，说：‘为何不先到我们这里来？’这是为何？因为汤之征讨，解民倒悬，救民出水火。武王伐纣，兵车三百乘，勇士三千人。武王对殷民说：‘众位莫怕，我是来安顿百姓的，非以你们为敌也。’百姓无不感动，欣喜若狂，纷纷叩头，额角触地，其声若山陵崩塌。这又是为何？因为武王是在吊民伐罪，而非以人民为敌。”
讲完了这段话，孟子端详着齐宣王的脸，观察他的表情，分析他的心理。只见他紧锁着的双眉舒展开来，绷紧的肌肉松弛开来，嘴角似乎露出了几丝笑意，仿佛炉中的铁已被烧红，正在变软。于是孟子猛加炭，紧鼓风，提高炉温，力争将它熔化。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譬如有一座小城，每边长仅有三里，它的外廓也只有七里。敌人围攻它，而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时的战机，但却不能取胜，这就证明：得天时者不及占地利者。
又譬如，另一守城者，城墙不是不高，城池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不锐利和坚固，粮食不是不多；然而敌人一来，便弃城逃走，这就证明：占地利者不如得人和者。
所以我说，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行仁政者，帮助他的人必多；不行仁政者，帮助他的人必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也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拿全天下顺从的力量来攻打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仁君圣主或者不用战争，若用战争，则必然获胜！
本来话已讲完，但孟子却又提高声调，加重语气重复了两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而欲得到“人和”，则必须“得道”，即实行仁政。
经过孟子这一番加炭，鼓风，提高炉温，炉中的那块铸铁变得怎么样了呢？……
没有恰如其分的比喻，人毕竟不是铸铁。炉温提高到一定的程度，铸铁总会熔化成铁水流淌；即使化为齑粉，亦不改变观点者，世上大有人在，这正是所谓“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那种人。然而，齐宣王之不行仁政，如前所述，他受诸多力量的牵扯，诸多因素的制约，更决定于战国纷争的天下大势。
孟子在齐为客卿，虽无具体职守和工作任务，倒也十分繁忙，不仅忙于齐宣王的频频召见和来访，还忙于给弟子们讲学，解答弟子们的询问，更忙于接待各国来访的客人，他们向孟子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弄得孟子应酬不暇，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上午，孟子正在给弟子们讲课，忽报有客人来访。儒家最讲礼节，既有客人来访，孟子自然不会因忙而将客人冷于一边，他匆匆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让弟子们分头练习，腾出时间接待客人。
来访者是卫国新任太宰北宫铸(qí)，五十多岁，身高不过六尺，肥头大耳，脑袋更大得出奇，与那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幸而他全身粗壮、敦实，人们才不必担心他那大脑袋会从颈上折掉或滚落下来。他生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像两泓清池，里边盛满了智慧和慈爱。他衣着朴素，举止温文尔雅，见了孟子深施一礼，尊称“夫子”。他上任后欲对国家的制度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翻遍了古籍文献，也未查到周朝制定的官爵和俸禄的等级制度，请教了许多人，俱不能答，只好不远千里迢迢，到齐国来请教孟子。
北宫铸自然无法查找，因为诸侯们厌恶那种制度对自己不利，早把那些文献毁灭了，孟子也无法谈得太详细，只能根据自己听到的谈个大略。
天子为一级，公一级，侯一级，伯一级，子和男共为一级，一共五级。君一级，卿一级，大夫一级，上士一级，中士一级，下士一级，一共六级。天子直接管理的土地纵横各一千里，公和侯各一百里，伯七十里，子和男各五十里，一共四级。土地不够享十里的国家，不能直接与天子发生关系，而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的卿所受的封地同于侯，大夫所受的封地同于伯，元士所受的封地同于子和男。公侯大国土地纵横各一百里，君主的俸禄为卿的七倍，卿为大夫的四倍，大夫为上士的一倍，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则和在公家当差的百姓相同，所得俸禄也足以抵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小国的土地为方圆五十里，君主的俸禄为卿的十倍，卿为大夫的二倍，大夫倍于上士，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则和在公家当差的百姓相同，所得俸禄足以抵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耕种的收入，一夫一妻分田百亩，百亩田地的施肥耕种，上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九个人，其次的养活八个人，中等的养活七个人，其次六个人，下等的五个人。百姓在公家当差者，他们的俸禄也比照这个分等级。
北宫铸对孟子的回答很是敬佩，自然十分满意。他本欲当即告辞回国，但见孟子面容慈祥，为人谦恭而热情，颇似孔夫子“诲人不倦”，便素性留了下来，向孟子请教，探讨治国之道，孟子则有问必答，百问不厌，循循善诱。
北宫铸刚刚上任不久，国家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请教孟子该先从何处下手。
孟子说：“智者无不知也，但以当前之重要工作为急。仁者无不爱也，但以爱亲人和贤者为先。尧舜之智，不能通晓万物，因其急于知晓首要任务。尧舜之仁，不能普遍爱一切人，因其急于爱亲人与贤人。不能服三年之丧，而讲求缌(sī)麻三月、小功五月之丧礼；在长者面前用餐，大口吃饭，大口喝汤，毫无礼貌，但却讲求不以牙齿啃断干肉，这叫做不识大体。”
孟子讲话，总是很温和，很亲切，不时地瞥一眼对方的面部表情，特别是那双眸子，从中捕捉其心理状态。孟子发现，北宫铸满脸困惑，似乎有话要问，但又难于启齿，于是他闪电般地回顾自己这段话的内容。这也难怪，方才所言，只讲了些原则，要抓当务之急，要识大体，这自然是正确的，可是，当务之急是什么，何为大体，自己并未讲清楚，颇有些似是而非，答非所问。孟子对人、对事，素来极负责任，这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回答，人家怎么能够满意呢？于是急忙补充道：“不信仁德贤能之人，则国必空虚；无礼义，则上下的关系必然混乱；无贤政，国家的财用则必然不足。”
这就给了北宫铸一个治国大纲：第一，任贤使能，俊杰在位；第二，以礼义教民，以礼义治国；第三，整顿政治，惩治腐败。
这样一来，既有指导思想，又有原则纲领，虚实兼备，视之有形，触之可即。
北宫铸不愧是一位政治家，他抓住了孟子的这三条治国纲领不放，追问道：“请问夫子，选择贤臣的标准是什么？”
孟子回答道：“今之事君者皆日，‘我能为君开拓疆土，充实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国君不向往道德，无意于仁义，为臣者却欲使其富之，此乃助桀为富也。又说：‘我能为君邀结盟国，战则必胜。’今之所谓良臣，实乃古之民贼也。君主不向往道德，无意于仁义，为臣者却想勉强助其为战，此乃助桀掠地也。由今之路而行，不变今之陋俗，纵使以天下与之，亦不能有一朝之稳居也。”
在北宫铸问到为什么要以仁义教民时，孟子答道：“在求得百姓安逸的原则下来役使百姓，则百姓劳而无怨。在求得百姓生存的原则下杀人，则被杀者死而无怨。”
在谈到为什么要以仁义治国时，孟子说：“霸主之功业显着，民心欢娱；圣王之功业浩荡，民心舒畅。百姓被杀而无怨；得到好处，不认为应该酬谢，每日只向好的方面发展，亦不知谁使其如此。圣人经过之处，民心受到感化，停留之处，所起的作用则神秘莫测，上下与天地同运转，国岂会不强，民岂会不富！……”
北宫锜还提出了许多卫国的具体问题，与孟子商讨；孟子全都知无不言地耐心予以解答。
看来北宫锜是位推崇儒家思想的政治家，他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很是赞赏，对孟子的为人更是由衷地敬佩，常与孟子促膝畅谈，彻夜不眠。旬日后，北宫锜千恩万谢，恋恋不舍地辞别孟子而去。
北宫锜回国后，卫国的政治形势会发生怎样的好转，这恐怕不是北宫锜一个人所能主宰的。天下的大潮并非决定于某几个天才的政治家，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倒是这大潮的旋涡，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家。
孟子对纵横家的游说活动本来是深恶痛绝的，认为他们为了一己的私利在四处奔窜，拨弄是非，致使诸侯混战，数以万计的生灵涂炭，他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但对宋勾践的来访却异常热情。人的思想观点，斗争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人是在斗争中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的。孟子想，纵横家既然能言善辩，足迹无所不至，何不借助于他们的嘴、他们的腿宣传仁政思想，让他们做个义务宣传员，不断扩大仁政思想的影响和阵地呢？这便是孟子热情接待宋勾践的指导思想。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不是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我，我自得其乐；别人不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
宋勾践问，要怎样才能自得其乐呢？
孟子回答说，崇尚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自得其乐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义，得义时不离道。穷困而不失义，所以自得其乐；得义而不离道，所以百姓不致失望。古代的人，得义，惠泽普施于民；失义，修养个人品德，以此表现于世人。穷困时独善其身，得义时便兼善天下。
孟子的这番话，既是在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也是对宋勾践的批评和嘲讽，更是在表露自己的心迹。
虽说宋勾践对儒家思想一时难以接受，但碍于外交情面，也不好说什么，只能以礼相待。本来嘛，长期形成的思想观点，哪能通过一席话就轻易改变了呢？正如孟子不肯舍弃仁政思想，屈服于齐宣王的霸权主义一样。
一天，一位叫貉稽的仕者来访问孟子。貉稽是鲁国中都一位司职吏，司吏人口。春秋、战国肘期，诸侯纷争，战争频仍，人口大量死亡，人口多寡，常常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司职吏表面上是调查人口，但实质上更重要的任务却是繁殖人口，因而多委派贤者和颇具才干的人担当此任。
貉稽四十多岁年纪，相貌堂堂，早年丧妻。亡妻撇下一男两女，为了子女不受继母虐待之苦，他发誓不娶。他的邻居张嫂，长得一表人才，三十多岁了，风韵仍不减当年，也是红颜多薄命，两年前丈夫死于疆场，撇下孤儿寡母四五口人，生活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貉稽在外为官，每月有固定而可靠的收入，见张嫂一家实在可怜，出于同情和怜悯，也出于邻里的情谊——在妻子卧床不起的那些岁月里，张嫂曾帮过他的大忙，便不断地对张嫂一家有所周济。貉稽在县衙为官，常常一连数月不回家，家中的三个孩子尚小，顶大的女儿也不过十八九岁，不懂过日之道，并常闹得人仰马翻，张嫂为报貉稽经济上的接济，同时也出于母性的慈爱，便主动挑起了帮助貉稽照料家务的担子，她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本来是和睦团结、友好相助的邻里，很值得众乡亲学习和效法。然而，就因为貉稽不肯续弦，张嫂寡居，便生出许多口舌和是非来。好事不胫而走，坏事也会不翼而飞，很快便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了。千遍谣言成真理，众口铄金，闻风是雨的中都宰，不问青红皂白，不仅撤了貉稽的司职吏，而且开除了他的公职。貉稽有口难辩，有冤难申，怀着满腹的委屈跑来找孟子评理。貉稽苦诉之后说道：“我被人说得很坏，一无是处……”
孟子微微一笑说：“这有何妨。读书人最厌恶这种七嘴八舌的议论。《诗》云：‘烦恼沉沉压在心，小人当我眼中钉。’孔子即是如此。”又云：“不灭他人之怨恨，亦不失自己的名声。这说的是文王。圣人尚不免遭小人之口舌，更何况我等平庸之辈呢？大家均应以文王为光辉榜样，我行我素，让世人怨恨去吧，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
孟子这样规劝教育貉稽，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战国当时有一位德隆望尊的公明仪，据说他是曾子的弟子，这样算来，便应该是孟子的师祖了，年龄总该在百岁以上。孟子也确实尊其为师，谈话时曾多次引证他的言论，似乎他的话便是真理，便是证据。这公明仪虽受儒家嫡传，却颇有道家的风范，他鹤发童颜，须髯垂胸，飘飘有致，被誉为道骨仙风。他一生不做官，不入世，云游天下，好论是非，评人短长。公元前318年初冬，公明仪云游来到了齐国。这时的孟子虽说已经七十二岁，但跟公明仪相比，还是后生晚辈，因此主动到公明仪下榻的馆舍稽首拜见。二人虽说彼此早有耳闻，但这还是第一次见面，首次相聚。大约因相互尊重和对世事的见解相似，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都打开了话匣子，拉谈起来没完没了。交谈中曾扯到了上古时援弓射九日的司衡羿。羿乃天下有口皆碑的神射手，因他射九日的功劳，避免了一场空前洗劫和灾难，挽救了人类，挽救了地球的毁灭，因而人类尊之为“羿父”。逢蒙跟羿学射箭，完全获得了羿的技巧之后便想，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便以暗箭伤人，将羿杀死了。逢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乃一罪不容诛之无义之徒，为万世所唾骂。至于羿，历来被公认为是位完美无缺的英雄，但今天谈到逢蒙杀羿这件事，孟子却认为“这里亦有羿之罪过”。这是不同于凡俗的见解。
公明仪不尽同意孟子的意见，说道：“好像并无罪过吧。”
孟子“当仁不让于师”，反驳道：“罪过不大罢了，怎能说毫无罪过呢？”
孟子并未指出羿为什么有罪，罪在哪里，而是给公明仪讲了一段历史故事：
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这也是个天下少有匹敌的神射手，徒子徒孙遍及诸侯各国，不幸的是战斗中旧病复发，右膀酸麻疼痛，拿不了弓，抬不了臂，与卫刚一交锋，便只好节节败退。一天，两军再次相遇，郑军不战而逃，卫帅命庾(yǔ)公之斯率部追歼。子濯孺子说：“今日吾病愈甚，臂膀疼痛若卸，吾命休矣！……”问驾车的人道：“追我者何人？”御者答道：“庾公之斯。”子濯孺子喘了口粗气，仿佛随着一声叹息，心中正有一块石头落地，随后说道：“吾命存矣。”御者说：“庾公之斯乃卫之善射者，将军反说性命可保，是何道理？”子濯孺子告诉御者，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射，而尹公之他是自己门下的得意高徒。尹公之他是个很正派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弟子，一定也很正派。片刻之后，庾公之斯追了上来，忙下车向子濯孺子深施一礼，问道：“老师为何不拿弓？”子濯孺子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会说假话，更不会送人情，比方说“我不忍心杀害你”，而是照实回答道：“今日吾病发作，拿不了弓。”庾公之斯便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弟子不忍心以夫子授予的技巧，趁夫子之危，反过头来伤害夫子。然而今日之事，乃国之公事，弟子不敢因私而废公。”他说着从矢箙(fú)中抽出四支箭，向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向子濯孺子连发四箭，然后再拜而去。
故事讲完了，它在告诉人们，交友，授徒，都应该有所选择，羿的错误正在这里。
孟子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整日这样辛劳，哪里经受得住，入冬不久，便病倒了，周身困惫不堪，不思饮食，两颊绯红，大约正发着高烧。恰在这时，墨家的信徒夷之来访。孟子本欲起床接见，众弟子纷纷劝阻，认为夫子病得这样，绝对不能会客，特别是不能会见墨家的信徒，两家的观点不同，相见后难免会有一场争辩，夫子好激动，这对他的病体是很不利的。
孟子素来以礼待人，虽说与墨家的见解不一，互视对方为异端邪说，但这是学术之争，不是仇敌，不能冷淡了客人。既然弟子们纷纷苦劝，自己也确感精力不济，便命与夷之有旧交情的弟子徐辟前去婉言谢绝。孟子说：“我本欲接见，但因近日身染重病，确系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会客，万望先生海涵恕罪。待病体稍有转机，便前往回访，望先生不必再来。”
夷之离去了，但并未离开临淄，而是住进了馆舍，等待孟子身体康复。他似乎下定了要见孟子的决心，欲与孟子辩个是非曲直，水落石出。过了些时候，夷之又要求来见孟子，但孟子病体难支，仍由徐辟转达自己的意见。孟子说：“朋友相见，不直抒己见，真理则难以表现，姑且容我直言不讳吧。吾闻夷之为墨家信徒，墨家治丧，以薄为合理，夷之亦欲以薄葬而易天下之俗，自然以为不薄葬则不足为贵。然而夷之葬其父母却极其丰厚，这岂不是以其所贱而事双亲吗？”
徐辟将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说道：“儒家之道，以为古之圣君爱民若爱其子，此言何意？之则以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相爱，并无亲疏厚薄之别，只是实行起来从父母亲开始罢了。那么，墨家兼爱之说很有道理，而我之厚葬父母，亦有解说矣。”
徐辟又将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莫非夷之真以为爱其侄儿，如同爱其邻人之子吗？他不过抓住了这样一点：婴儿匍匐于地，将坠于井，此非婴儿之过。此时此刻，无论谁家婴儿，无论何人见之，皆会往而相救。夷之以此为爱无次等，其实不然，此乃人之恻隐之心。况且天生万物，根源只有一个，以人而论，惟有父母，故儒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夷之却说根源有二，因此认为我之父母与人之父母并无区别，主张爱无差等。道理就在于此。
“大约上古之时，人有不葬其父母者，父母身亡，弃尸于沟壑。他日过之，见狐狸食其尸，蝇蚋(ruì)嘬其肉。那个人不禁额头热汗淋漓，斜眼望望，不敢正视。此热汗非为流其他人看的，实乃由衷悔恨而达于面，于是匆忙归家，取锄畚而掩葬之。掩埋父母之尸诚然不错，那么，仁人孝子厚葬其亲，亦系理所当然。”
徐辟将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怅然良久，喟然叹曰：“孟子教我，令之深明大义！……”
大约从此以后，夷之放弃了墨家观点，改学儒家。
农谚说“小雪”封山，“大雪”封河，但这一年的冬季却与以往大不相同，节气尚未“立冬”，便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莽莽华夏大地，山冰封，野雪飘，原铺银，水断流。在积雪如棉的大路上，有一辆被风挟雪裹的马车在艰难辗转，蠕蠕前行，犹似惊涛骇浪中漂泊的一叶扁舟。车内乘坐的是魏国新任冢宰苟衍成，他顶风冒雪赶往临淄，专程访问孟子，请教为臣之道。
苟衍成不过三十岁年纪，细高个，白面皮，大眼睛，举止文雅，风度翩翩。也许是年轻心盛，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上任而不就职，遍访天下贤士，不管是哪家哪派的观点、见解、主张，他都想访一访，听一听，立志改革魏国的政治，统一天下。
孟子对苟衍成颇有好感，耐心地回答了他提出的一切问题。
苟衍成首先请教了应该怎样为臣，特别是应该怎样做一个辅国之臣。
孟子避开了这个问题不答，向苟衍成介绍了为人臣者的四种情形：
有侍奉君主之臣。他们的所作所为，全在侍奉某一个君主，不管这个君主的行为端正与否，一味地顺从、阿谀奉承，旨在取悦于君，取宠于君，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看来对国君忠心耿耿，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个人，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
有安邦定国之臣。他们舍弃了一己的私利，夜以继日地操劳，废寝忘食地工作，目的全为了国家的富强，社稷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们想方设法辅君治国爱民，君有大过则谏，屡谏而不听，或另立新君，或辞职离去。他们是在为民负责，为国家社稷负责，而不是为国君一人负责。
有天民。这些人有自己的主张、信仰和学说，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宣传自己的学说，推行自己的学说，实践自己的学说，力争使其通行于天下，为达此目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
有大人。所谓大人，即人们所谓之圣人。这种人有崇高的追求，坚定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勇敢的奋斗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他们以此来端正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以自己的端正教育、影响、感化他人与外物，使其也随之端正。
四种人臣的情形和标准摆在这里，你苟衍成究竟欲做哪一种呢？你究竟能做到哪一种呢？
苟衍成问君子的本性是什么。
孟子回答说，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这是君子所希望的，但君子的乐趣并不在此；居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君子以此为乐，但是他们的本性不在这里。君子的本性，纵使他们的理想通行于天下并不因此而增，纵使穷困隐居并不因此而减，因为本分已经固定了的缘故。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之根植于心中，发出来的神色纯和而温润，它表现于颜面，反映于肩背，以至手足四肢，因而不必言语，别人便可一目了然。
苟衍成问舜与跖(zhí)跖(zhí)——亦作跖。相传为柳下惠的弟弟，春秋时大盗，《庄子》有《盗跖篇》，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等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孟子说，舜鸡鸣即起，努力行善；踱亦鸡鸣即起，但却孳孳为利，一个为善，一个为利，这便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苟衍成问怎样才能无不及人之忧。
孟子说，饥饿的人觉得任何食物都是美的，干渴的人觉得任何饮料都是甜的。他们不能知道食品和饮料的正常滋味，是由于受了饥饿干渴的损害的缘故。难道仅仅口舌肚皮有饥饿干渴之损害吗？人心亦同样有这种损害。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培养心志，不使它遭受口舌肚皮那样的干渴与饥饿，有甘泉润喉，以美食果腹，那自然容易进入圣贤的境界，再不会以赶不上人为忧了。
苟衍成问怎样做才能少犯错误，少结怨。
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主张兼爱，哪怕是磨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对天下有利，无不为也。子莫子莫——鲁之贤人。主张中道。主张中道便差不多了，但是主张中道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固执与拘泥。为什么要厌恶固执呢？因为它损害仁义之道，容易只抓取一点而废弃其余。
能够办事中道，不偏颇，不过激，而又能机动灵活，便会少犯错误，少结怨于臣僚。
公孙丑不知夫子正在会客，与桃应争执着闯进孟子的居室，从他们面红耳赤的表情可以看出，二人正争论得难分难解，大约是来请孟子评判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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