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几件事

    丁永志[1]

    王统照先生是我的舅舅。我在上海、青岛读书时，都曾在他的身边，接受过他的教诲。现将我记忆中有关他的几件事，追述如下：

    一、舅舅的家庭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常向我讲到舅舅的家庭。母亲说，我的外祖父叫王秉慈，是诸城县相州镇人，字季航，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到外祖父时已日渐破落。外祖父是一个有才华而没有作为的人，他知书达理，能诗善文，但又长期闭门读书，不问世事。外祖母李氏却是一个既坚强、刚毅，又温柔、贤惠的女子。她通文墨，有见识，喜读唐诗宋词，善讲神话故事，并且教子有方。外祖父母只有舅舅一个男孩，过去认为男孩传宗接代，后继有人，所以十分疼爱。我母亲王慧宜是舅舅的大姐，舅舅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卓宜，一个叫佩宜。舅舅七岁时，外祖父去世，当时母亲才九岁，舅舅的两个妹妹才学会走路和玩耍。外祖母带着四个不懂事的孩子，自叹命苦，但她尽力而为，对孩子们进行培养、教育，特别是寄希望于舅舅，希望他能够成才。舅舅从小聪明，喜欢读书，加以外祖母严格检查督促，启蒙老师王香楠先生教学有方，学业进展很快。到15岁时已读了许多经、史、子书以及一些古文、诗词。课余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产生了浓厚兴趣，陆续读了《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石头记》《水浒》等文学书籍。舅舅16岁时考入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利用假期试写了一部二十回长篇小说《剑花痕》，此书虽未发表，但为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二、舅舅出国考察

    舅舅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大学学报社，并担任编辑，后来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并成为该会发起人之一。年轻时，他就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到过许多地方，经常从各地给我母亲来信。母亲把他从各地来信上的邮票都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母亲很乐意向我展示这些邮票，并且指着其中的一些外国邮票对我说：“这些邮票都是你舅舅出国考察时从欧洲寄来的。”母亲告诉我，舅舅曾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山雨》，这本小说出版后就被国民党政府所查禁。舅舅也为此上了黑名单，被迫变卖全部家产，出国到欧洲考察文学和艺术。他于1934年初从上海出发，乘直达威尼斯的康脱柔佛号邮船，经过香港，渡过印度洋到达埃及。又途经意大利、瑞士、法国，渡过多佛尔海峡到达英国伦敦，研究英国古典诗和其他文学艺术。又曾赴爱丁堡参加万国笔会，还到德国、波兰和苏联参观访问。舅舅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都给我母亲来信，简要介绍所见所闻。母亲积累了一些外国邮票，视为至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舅舅是一位有才华、有见识，值得尊敬的长辈。

    三、舅舅鼓吹抗日救国

    舅舅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早年在北京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四”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他不仅参加游行示威，并且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爱国行动。他在1935年从欧洲回国后，住在上海极司菲而路华村二号，致力于写作，后来又主编大型文艺杂志《文学》。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当时抗日浪潮风起云涌，遍及全国。舅舅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教国会”，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他撰文讲演，奔走呼号，鼓吹抗日。在此期间，他曾写信给我父亲丁叔言，劝说父亲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信中讲道：“中华儿女，在国家危急之时，理应尽其全力奋起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父亲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母亲便带着几个孩子到上海投奔舅舅。记得舅舅亲自到轮船码头迎接我们。他十分高兴，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欢迎我们到上海来。他曾对母亲说：“姐夫参加抗日，你们到上海来住，可免除姐夫的后顾之忧。”

    日本侵略军占领青岛之后，曾以舅舅在青岛观海二路四十九号的住房和全部藏书为质，要挟舅舅返青为日寇服务。舅舅大义凛然，不为所屈，对日寇的威胁置之不理，继续从事抗日的宣传活动。日寇凶相毕露，将舅舅在青岛的住房没收了，将舅舅多年收集和珍藏的数千册书籍作为废纸拍卖了，其中包括舅舅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些外国原版名著和收藏的中国古代名著珍本。这些书籍都是舅舅的珍宝，舅舅一生不爱钱财，但却爱书如命。特别是还有他多年来经过辛勤劳动，亲笔撰写的一些手稿，也被日寇全部毁掉了。舅舅闻讯后极为震怒，万分痛心，他曾对母亲说：“我的许多珍宝丧失了，半生心血，付之东流，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啊！”但舅舅并没有屈服，而是继续战斗，他不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文，抒发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憎恨，鼓舞群众奋起抗日，保卫中华。舅舅在他所写的《上海战歌》中就曾以诗的语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写道：“看，多少家庭永打成离散，多少儿女都被挑上枪尖，多少楼阁在火光中一霎消散，多少田野把收获丢在一边。”他号召人们：“共同抗战！要击碎铁爪，以血还血，作一次彻底清算！……把这本血账结成清篇。”这铿锵的语言，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和夺取胜利的必胜信念。

    四、舅舅在“孤岛”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犯上海，当时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先后撤离上海，往大后方转移。舅舅也想一块撤离，但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当时舅舅的长子济诚已去大后方四川求学，次子金诚自幼得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衣食住行都需要有人照料。三子立诚还很年轻。加以我们母子还在舅舅身边，舅舅不忍心丢下我们不管，所以最后没有成行。为了能够继续战斗，舅舅搬家住到了法租界吕班路256弄7号，化名王恂如。我们搬到了雷未路，母亲改名王淑仪，我也改了姓名叫陈宏文。由于“租界”处在周围都是沦陷区的中间，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一般，所以舅舅和他的朋友们都称之为“孤岛”。舅舅说：“孤岛不孤”，意思是抗日和支持抗日的群众如同汪洋大海一般。

    后来，日寇冲入“租界”，上海全部沦陷，所谓孤岛已不再存在了。面对这严峻的形势，舅舅情绪不好，除了与少数好友聚谈之外，轻易不与人来往，深居简出，闭门译著，生活十分困难，甚至有时不得不典当文物。但他来看望我母亲时总是带着点吃的东西，有时他对母亲讲讲抗战的形势，有时彼此相对无语。有时也和我们几个孩子谈几句话，叮嘱我们努力学习，力争成才，将来报效祖国。并说：“我们中国人要有骨气，宁愿清贫挨饿，也决不屈节事敌。”

    五、舅舅看透了国民党政府

    抗日战争胜利后，舅舅兴高采烈地搬回了青岛市观海二路四十九号旧居，并出任山东大学教授。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妄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同时对文艺界的进步人士进行残酷迫害。著名文学批评家、教育家李公朴，著名诗人、文学家闻一多先生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所暗杀。这两个事件引起了舅舅的极大愤怒。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都是舅舅所尊重的人，特别是闻一多先生又是舅舅的好友，舅舅听到他被刺的噩耗，愤不能及，曾连夜著文以示悼念。他曾对我父母谈及此事，气愤地说：“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已被杀害，我已看透了国民党政府，不能再对国民党政府存在任何幻想了！”1947年初，我父亲丁叔言因国民党张天佐部逼交巨额金钱，负债过多，无力偿还而服毒自杀。舅舅闻讯后十分悲痛，曾写过一篇文章表示哀悼，他写道：“潍邑丁叔言先生自胜利后难纳地方公费，负债累累，周转无术，又向重信誉，不肯自逸，遂于上岁新历除夕服毒自尽，一时潍邑与青济各报俱有登载，虽详略不同，然以‘望六’老人，抗战六七载，不死于日兵若干次‘扫荡’‘包围’之中，竟于胜利后年余，入不敷出，债累无方，以是殒身！此诚中国当前之社会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无法解决。舅舅和我谈到父亲自杀前写的遗嘱中有“如此世界，何足留恋”的句子时，他曾说：“我们期望着抗战的胜利，胜利后的局势仍然是‘如此世界’，这是可悲的，但我们的希望在未来。”舅舅悼念父亲还写过一首悼诗，诗中有“中原何日真平定，旷野澄江万里舒”的句子。我对此很不理解，舅舅解释说：“这是希望出现一个新的环境，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他还曾补充说：“‘如此世界’必将改变，新的时代必将到来。”他期待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崩溃，盼望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六、舅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舅舅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期间，由于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得到了学生的爱戴。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学生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青岛市的学生以山东大学学生为骨干也组织了游行示威，6月2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通过市区，高呼口号，震动全市。山东大学的某些领导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横加指责和阻挠，舅舅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宣称：“学生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行动。”并对学生们表示：“誓做你们的后盾！”后来，学生们的爱国运动遭到了镇压，不少学生领袖被开除，舅舅也遭到学校当局的仇视，而被解聘了。

    七、舅舅送给我的两件礼物

    舅舅一生很少送给我什么东西，但我在青岛读书期间却送给我两件珍贵礼物，那就是一本《山雨》和一页“题词”。

    《山雨》是舅舅在1932年写成的长篇小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书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即以这本书宣传阶级斗争为理由，下令禁止，后来删去了两章才得以继续发行。1947年底的一个星期天，舅舅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中，把他自己保存的一本《山雨》送给了我。他说：“这本书是我的代表作，送给你，有空时看看。”他还亲笔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上了“赠永志甥”四个字。我问舅舅，为什么这本书起名《山雨》，舅舅回答说：“这有个典故，唐代许浑曾写《咸阳城东楼》一诗，其中有‘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描写山雨即将来临时的情景，可以用它比喻将发生重大事件前的种种先兆。我选择‘山雨’作为这本小说的书名，用意是说明我国北方农村的崩溃，农民的觉醒和时代即将发生的变化。”

    舅舅送给我的另一件礼物就是一页“题词”。有一次，我拿着一本“纪念册”，走进舅舅的“书房”，请他给我题个词，他欣然应允。我磨好墨后，他立即翻开“纪念册”，聚精会神地写起来。他写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如物。二语虽浅，饶有深意。为永志甥书此。剑三。”写完后并勉励我要努力学习，早成大器。他诙谐地说：“你不是叫永志吗？要励志恒心啊！”

    这两件珍贵的礼物，我一直作为最心爱的东西保存着，后来《山雨》这本书在“文革”中丧失了，这一页题词我从“纪念册”上取下，单独保存起来，至今还珍藏着，作为我永久的纪念。

    八、舅舅为了党的事业努力工作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舅舅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解放后不久他就任了山东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他精神焕发，老当益壮，继续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1950年3月舅舅又赴济南，就任山东文教厅副厅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成了山东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省文联主席，还任全国文联委员和作家协会理事等职。他公务繁忙，很少有机会来青岛，而我当时已在青岛工作，所以也很少见到他。只是从他给母亲的信中，知道他身体不好，肺气肿渐重，侵入心脏，曾两次住院，但出院后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1950年，我在济南省委党校学习时，曾两次去看望他。他的健康状况很差，不能坚持长时间的谈话，但仍坚持工作。可是心情很好，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要认真学习，努力为党工作。有一次还谈到他自己，他说：“当年曹操曾写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曹操的精神可嘉。我也要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舅舅，因为我又回到青岛工作。舅舅1957年11月病逝于济南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后安葬于济南市金牛山公园。舅舅1924年在北京工作时，就与陈毅同志相识，以文相交，成为好友，并介绍陈毅同志参加文学研究会。1954年，又在济南重晤，同游龙洞，极为欢快。事后，舅舅曾写诗四首赠陈毅同志，其中一首说：“海岱功成战迹陈，妇孺一例识将军。谁知胜算指挥者，曾是当年文会人。”舅舅逝世后，陈毅同志闻讯，写了《剑三今何在》一诗表示悼念，其中有“四十年来风雨急，书生本色能自爱”和“只以点滴献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坏”的诗句。我认为，这是对舅舅一生的正确评价。舅舅去世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毕生事业，他的光辉形象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1990年3月于青岛

    注释

    [1]作者曾任青岛建筑工程学院哲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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