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王统照先生

    秦王克[1]

    我认识王统照先生，是50年代初期在省文教厅文化处艺术科工作的时候，那时艺术科共十来个人，记得有周正、赵剑秋、李世钊、李克、孙琳等，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这些人虽说年龄都不算大，可都资格较老，几乎全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所以都背着个“功臣包袱”，对人往往看不起。但是唯独对于王统照先生却是那样的尊敬和爱戴，这不仅因为他是个作家，当过大学教授，更不是因为他的官大（当时他任省文教厅副厅长），最主要的是他的文品和人品令人敬佩。

    下面就我个人当年在王统照先生领导下工作的所见所闻，回忆几个片断。

    一

    早在王统照先生调来省文教厅的前夕，先生要来的消息，在厅里同志们间就传开了。先生是“五四”运动新文艺的先驱者及著名作家、诗人，是爱国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刚刚组建省文教厅时，先生由青岛来到济南，那时他刚50出头的年纪，个头不很高，身体较瘦弱，戴着一副黑边近视眼镜，衣帽十分整洁。他待人亲切、诚恳而又讲礼貌，一眼便看出是一位很有文化素养的人。

    我与王统照先生第一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和我们一样的那套政府干部入城后发的深灰色细布单军装，可以看出，他的这身衣服已经洗过好几水了，虽然比较旧，但显得挺括、整洁。他那瘦弱的身躯，穿上这套十分可体的军服，再以那副黑边眼镜一衬，就愈发显得潇洒、英俊和朴素。

    先生在工作上对我的循循善诱和细心指导使我终生难忘。那时王统照先生的办公室兼宿舍离我们文化处不远，他常常深入到我们处里来了解情况。每当他来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欢迎和尊敬，他便与大家一一握手。若见我们都忙着，他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了；若见我们空闲的时候，就坐下来与我们攀谈几句，但不是闲扯，而是谈谈工作方面的问题。由于过去在战争年代生活上游击惯了，我对蹲机关坐办公室很不习惯，连写字也连飞带跑地游击化了。对于我这一缺点，王统照先生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说：“字写得不在俊丑，得让人家一看就懂，千万不要让人家琢磨半天都不敢认。”以后我下决心做到了写字规范化，先生看了高兴地说：“这就好了！”

    我们文化处的所有文件都是王统照先生亲自批阅。他批阅的文件不是“阅”而“不示”或批而不明，而是非常认真、扎实、细致、明了。他在批阅我们起草的文稿时，总是像教师给学生批改作文那样，一字一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给改正，在文稿后头还要给你加上批语。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起草了一个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稿，请王统照先生审阅。他整整让我写了三遍，就是最后那一遍，他几乎全给我改没了。往常他改完文稿，便打电话让我去拿，但这一次他却亲自送到我们办公室来，还给我一点一点地讲解他改正的道理。他这一讲不要紧，大家一齐围拢上来，都想通过我这活“样板”来长学问、长知识。

    有一次，我在王统照先生屋里闲坐，我向他暴露了不安心蹲机关想下去写点东西的思想，王先生听后没正面对我进行批评教育，他诚恳而又严肃地说：“要想写点东西是要深入生活，不过在机关工作也有好处，你可以先多读点书，练练笔。”接着他以自身为例教育我说：“比如我吧，难道不想写点东西，搞点文学研究？可是党把这副文化行政工作的担子交给了我，我若做不出成绩来，就放下这副担子去写东西，这于情于理都难忍啊！”听了先生这一番话，我的脸刷地一下全红了。暗暗自忖：先生这种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服从组织安排的精神，是多么感人啊。

    二

    由于王统照先生和丁志刚同志等的积极筹划，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1年4月下旬在济南大明湖畔省政协礼堂胜利召开。从北京、上海及祖国各地发来的贺信、贺电像雪花似地飞来泉城。各单位为大会赠送的贺幛挂满了整个大会会场。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227人，列席代表18人，王统照先生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向明，山东省人民政府主持工作的副主席郭子化和苗海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彭康、副部长夏征农等领导均到会讲话和祝贺。

    大会持续了七天，会上产生了山东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王统照先生当选为省文联第一任主席，骆宾基、丁志刚为副主席。同时还成立了山东省文学、美术、戏曲、音乐、曲艺工作者协会筹委会。从此，省文联正式成立并对外办公。

    省首次文代大会的胜利召开，是王统照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我省文学艺术界所办的第一件大事。由于他没有私心杂念，一心扑在工作上，团结同志好，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连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年轻文艺工作者，也都个个心情舒畅，精神焕发。

    继文代会之后，王统照先生又领导我们在济南举行了全省首次文工团、队会演，也叫全省文工团、队会演整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除青岛市外的十二个专区及济南市文工团共540人。当时，济南解放不久，物质条件很差，凡来参加会议的都是自带行李，趁学校放假之机，借用学生宿舍来住。吃饭则是各单位自带司务长和炊事员，借用学校的伙房就地自己起伙。生活如此简朴，可大家的心情却非常愉快。

    这次会演整训整整进行了25天，王统照先生自始至终靠在会上，不但亲自作报告，观看演出，还参加座谈讨论。会议共举行业务专题报告十多次，组织观摩会演二十多次。通过学习观摩，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方向，提高了思想和业务水平。同时，初步统一了文工团、队的组织机构、编制和一些必要的制度，加强了对文工团、队的领导，使各个文工团、队能更好地独立发挥作用。

    此次全省文工团、队会演整训会议，由于领导坚强，准备充分，内容丰富，开得非常成功，在全省文学艺术界影响很大。会后，各代表队都纷纷组织下乡、下厂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有的一边深入基层演出，一边辅导基层的业余文化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工厂，到处莺歌燕舞，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景象。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艺的基础十分薄弱，已成为省文联主席的王统照先生非常焦急。“三反”运动刚刚结束，他和副主席丁志刚同志就筹划着办艺人训练班。那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费相当困难，王统照先生提出借学校放假的机会，利用学生宿舍办训练班。这样，一来可为国家节约一大笔经费，二来可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老八路”作风。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这年七八月份，便在城东关济南一中举办了全省第一期艺人训练班。我记得，凡来参加学习的人员，不论是剧团的负责人还是名演员，不论是领导同志还是一般干部，都是自带行李。来学习的成员中有部分戏改干部、国营剧团的业务团长、编剧及主要演员，如青岛京剧团业务团长张文臣，青岛文联纪根垠等；济南市民间职业话剧团主要演员金文英、京剧名演员孟丽君、韩少山等，共计194人。尽管天气炎热，生活艰苦，参加学习的人员却全都情绪高昂。

    由于对办这种训练班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王统照特别注意，他和丁志刚同志亲自抓。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时，王统照先生亲临主持，并特邀了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马保三同志为全体学员作了长篇讲话。马老在讲话中阐明了旧戏不改不行，不改没前途；在表演艺术上可以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流派，彼此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不要互相拆台，有行帮思想。最后他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学习好了好为人民服务。马老的讲话不但鼓舞了全体学员的学习热情，也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和方向。

    我在学习班上分工宣传教育工作并兼任摄影。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当我正要举起相机为主持会议的王统照先生拍照时，他在台上向我摆了摆手，又招了招手，我赶紧跑到他跟前去。先生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你光给马老照就行了，不要照我！”从这点小事上，我更加看到了先生的为人之谦逊，品德之高尚。遵照先生的意思，我只给马老拍了他在讲话时的镜头。

    就在这一期艺人训练班期间，适逢著名京剧演员杨宝森先生来济南演出，杨先生专为训练班献演了一场戏。为了表示酬谢，训练班打算设便宴招待杨先生，王统照先生决定亲自出席作陪。可是由于我在安排接杨先生的车辆问题上出了娄子，杨先生自己坐三轮车到了一中，然后又马上回去了，使宴会没有办成。为此事，同志们都不满意，有的甚至面带愠色，说三道四。有的说这是杨宝森摆他的臭架子。有的说我们本来是好心好意请客，没想到杨宝森竟来了个“罢宴”。还有的甚至主张要给杨宝森点颜色看看。这时，惟有王统照先生和大家不一样，他批评了大家这些错误的看法和粗鲁的语言。他批评的大意是：杨宝森先生是一代名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对他的工作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因为我们工作上出了漏洞，人家以晚上演出为由提前回去，这不是人家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过错，为什么不检讨自己工作的缺点，而一味对别人横加指责呢？经王统照先生这么一讲，大家都无话可讲了，尤其我心里更感到惭愧和不安。从这件事上，我看到王统照先生所具有的那种实事求是、宽厚待人的优良作风。

    四

    王统照先生和丁志刚同志刚刚办完了第一期艺人训练班，便马上投入了组建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的工作。当时房舍、经费都相当紧张，要组建一个厅局单位，困难之多可想而知。王统照先生和丁志刚同志两人互相尊重，密切配合，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组建任务。我亲眼看见他们二人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没白没黑地工作，不是向上请示，就是向外求援。鉴于统照先生的声望和影响，所求之处都是以礼相待，积极支援。那时，我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组建工作，虽然工作紧张忙碌，但心情非常舒畅，觉得能跟这样的领导干部，确是一种幸福。

    文化局组建成功之后，原文教厅文化处的同志都搬出文教厅，来到了新址经二路纬三路，不久又迁到纬一路自然科学研究所院内。王统照先生也来了，他住在一进大门路南那座旧式的小二层楼下。一切就绪之后，省文化局就在王统照先生和丁志刚同志（文化局副局长兼党组书记）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工作。我非常佩服他们二人有谋略，有能力，有魄力；我更佩服他们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他们的领导下，具有50年代先进水平的山东剧院胜利建成。山东群众艺术馆、山东艺术学校、省电影发行公司、省戏曲工作组和音乐、美术工作室，也都相继成立和组建起来。同时还成立了省文化干部轮训班，接管了原省人民政府管辖的新华电影院，买下了原来私人经营的“北洋大戏院”及邻近的同泰粮店，在两处旧址上新建起了人民剧院。为了活跃淄博市工矿区的人民文化生活，以王统照先生为首的文化局，还责成山东省京剧团用该团的演出经费，在淄博市新建了人民剧场。随后又成立了山东省歌舞团。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举行了两次全省戏曲会演，一次曲艺会演，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其他文艺活动，这对丰富、繁荣全省人民的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956年在山东剧院举行的全省第二次戏曲会演大会上，由于我工作上的疏忽而使王统照先生不高兴的一件事。

    那时我任会演大会秘书组的组长。大会决定由王统照先生致开幕词，我布置一位秘书负责开幕词的起草，并要他直接送王统照先生审阅修改，改好后再誊写清楚。结果那位秘书在将王先生的修改稿誊清后没经我看，就直接送给了他。在大会开幕前不久，有人告诉我说，王统照先生因讲话稿抄得太草发火了，我跟先生工作多年，未曾见他发过火。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先生，他严肃地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字写得不在俊丑，得让人家看懂，不要让人家猜谜，以后要记取这个教训！”一会儿，会议开始了，王统照先生拿着那份未抄清的讲稿走上了主席台，他并没有照讲稿读，完全是自己临时想出来的，但讲得很有逻辑性，很条理。我佩服先生的才华，更佩服他那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好作风。

    五

    省文化局成立之后，面临着许多工作要做，以王统照先生为首的文化局的领导善于抓主要矛盾，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力扶持、发展、提高和改造地方戏曲方面。这是因为我省地方戏曲剧种比较多，地方特色比较浓，更便于反映现实生活。在抓地方戏曲改革中，重点放在为全省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吕剧上。王统照先生亲自抓省吕剧团，先后改造了《井台会》《小姑贤》《拾玉镯》《姊妹易嫁》等传统剧目，并着手抓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

    《李二嫂改嫁》原是农民作家王安友同志的小说处女作。从小说变成剧本，是一次再创作。记得省吕剧团还没成立前，原省文联地方戏研究室的同志们曾根据王安友同志的小说搞过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很原始，不成熟。王统照先生看准了这出戏，紧紧抓住不放。省吕剧团正式成立之后，特调来刘奇英同志执笔重写剧本，又从昌潍专区文工队调来尚之四同志担任导演。尚之四同志还提议从专区文化队把郎咸芬、杨瑞卿等演员调来演这出戏。有人埋怨说：“吕剧是戏曲，从文工队调人来干什么？”但王统照先生为了把吕剧《李二嫂改嫁》这一现代剧搞上去，还是尊重和支持了尚之四同志的意见，将郎咸芬等同志从昌潍调到了省吕剧团。

    当时不但有人对尚之四同志挑选演员一事说三道四，甚至对王统照先生指名调尚之四同志来省吕剧团干副团长兼导演也七嘴八舌，怀疑老尚不是戏曲行当出身，干不了这个差事。实践证明，尚之四同志不但革命热情高，也有能力，有魄力。他上任后，加强了对青年演员戏曲基本功的训练，聘请了老戏剧人士当顾问，与演员们一起切磋技艺，甘当小学生。经过几番努力，《李二嫂改嫁》这出现代戏从内容到形式都日趋完善，公演之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要说尚之四、郎咸芬在发展吕剧现代戏上有功的话，这功首先应归于王统照先生。1987年在济南举行的王统照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上，吕剧《李二嫂改嫁》的编剧刘奇英同志对我说：“省吕剧团凡接到通知的同志都来了，你是知道的，我们省吕剧团及吕剧团的同志们对王统照先生太有感情了！”这“太有感情”四个字，蕴藏着多么深厚的内涵啊！

    六

    王统照先生不论是任省文教厅副厅长，还是以后任省文化局长兼省文联主席，都是事必躬亲，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虽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丝毫也没有那种工作上不敢负责任和不敢坚持原则的弱点。当然他也从不自以为是，主观武断。他与其他党内的领导同志相处得非常融洽。但这个融洽又绝不是一团和气，当老好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山东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刚成立时，王统照先生的意见是将原文化处管辖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省博物馆合并，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住处腾出来给山东实验剧团和省吕剧团合用，原省实验剧团的住处，准备举办全省文化馆干部轮训班用。先生的这一方案，乍看起来比较复杂，但从长远的观点、发展的眼光来看是一个正确的方案，当时有人反对，但先生坚持。以后得知，当文化局在经二路纬三路成立时，先生所以住在文教厅不搬家，正是为了坚持他的这一正确方案。由此看来，王统照先生是一位能够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领导人。我们这些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共产党员，对他这一优良作风与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人品无不敬佩之至。

    1954年上海华东地区戏曲会演前夕，丁志刚同志调往北京，省委派冯毅之同志来文化局接替丁志刚同志的工作。因冯毅之同志当时正在赶写一部长篇小说，王统照先生的担子就更重了。时值全力准备参加华东地区戏曲会演，凡我省准备参加会演的节目，先生都是亲自审查和过问。尤其对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用旧戏曲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吕剧《李二嫂改嫁》更为关心。由于这一阶段工作过于劳累，他的病情加重了，咳嗽得很厉害。但他仍白天晚上坚持观看彩排。许多同志看他身体不支，劝他只看主要戏和主要场次，他婉言谢绝，坚持全看。看后还亲自听座谈，最后还发表他的意见。他对事业和对工作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所有的同志都深受感动。

    当年秋季我省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去上海参加华东地区戏曲会演，这时王统照先生的身体已到了瘦弱不堪的地步，但他还是自任团长。恰巧这时，他又要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坚持先到北京开会，又带病从北京直达上海，当他赶到上海时，会演已接进尾声了。会演结束后，大会传出喜讯：我省参赛节目全部获奖。尤其是吕剧《李二嫂改嫁》轰动了上海，轰动了全国。从剧本、演员、导演到音乐、舞台美术设计全部得奖。各省市代表团纷纷要求去他们省市演出，要求签订演出合同的应接不暇，各电影制片厂要求拍电影的也接连不断。这时，山东代表团的成员个个心里乐滋滋的。遗憾的是，我们即将载誉而归的时候，我们可敬的王统照局长却病倒了，他一直在上海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才回来。从此之后，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没白没黑地工作了。

    七

    1956年春，我从省京剧团调回省文化局艺术处，这一年，省文化局、文联从纬一路搬到了趵突泉原行政学院。办公室将王统照先生安排在院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居办公兼作宿舍，因先生身体不好，直到他谢世也未曾搬来，仍住在纬一路。这样，除个别会议场合能再见见面以外，平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是年秋，听说先生身体状况更差了。一天，我约尚之四同志一起去看望他，只见他躺在床上病得很重，说话已很吃力，可他床边桌子上仍铺满了稿纸，看来就在重病缠身的此时，他仍然没有放下他那枝战斗的笔。他还惦记着局里的工作，问这问那，当他问到戏曲研究室成立的问题时，我谈到尚之四同志可能要调到戏曲研究室来，先生似有点不理解的样子，他抬起头问尚之四同志：你为什么要离开吕剧团呢？老尚有点不好回答，我便接过话来，说明情况：这不是老尚的问题，是因为一方面同志们有这个要求，让老尚来戏研室，另一方面老尚在吕剧团工作有点不愉快，有人嫉妒他。先生听了我的话，叹了一口气，咳嗽了几声，有点生气地说：我真不理解，为了搞事业嘛，怎么就容不得人呢？我怕先生动感情对健康不利，便借故与老尚告辞了。

    1957年春天，省文化局艺术处新上任的处长高杰同志让我与其他几个同志到我的故乡——掖县、招远这一带去调查一个古老的剧种——兰关剧。临行前我去看望先生，告别时先生要我完成任务回来向局里汇报时，他只要身体能支持得住，一定要亲自听听我们的汇报。可是当我们从掖县返回济南向局里领导作汇报时，却没见先生参加，我估计一定是他身体不支。因我深知先生对地方剧种的关心，会后我单独登门向先生作了汇报。当我向他汇报到掖县、招远一带群众对古老剧种兰关戏感兴趣的一段歌词时，他高兴得笑了起来。这段戏词是这样唱的：

    李家的兰关响了台，

    吴家的老婆跑掉了鞋。

    张福先，你过来，

    买副带子吊着鞋。

    （张福先是剧中货郎的名字）

    他还对今后地方戏的发展和提高的问题谈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怕时间长了累着先生，特意缩短了谈话时间而向先生告别。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1957年秋“反右”运动中，我因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受到牵连。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本来应该参加先生的追悼会，但因政治处境不允许我参加，只能独自一人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默默地哀悼了一番，也算略尽了一点心意。

    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已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假若先生亡灵有知，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到当年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纪念他、缅怀他，对他革命的一生和对他的人品及文品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一定是会含笑于九泉的。

    注释

    [1]作者曾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联委员，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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