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先父王统照在上海“孤岛”时期的生活片断

    王立诚[1]

    一、前言

    要介绍先父在上海“孤岛”时期的生活，我觉得不能不谈谈他在“孤岛”前期的思想，甚至有些往事还要追溯到1936年抗日战争的前夕。

    那时我的家在青岛。在这个绿树红瓦相互掩映的海滨城市里，我们家住在观海山的西坡上，即观海二路四十九号住宅。那是一座树木葱茏，花影扶疏的幽静院落，居高临下，遥瞰烟波浩渺的胶州湾，碧水连天，远山如眉，黛色青青，尤其是一朝一夕，天光海色，千变万化，真个是仪态万方，百看不厌的。门前的街道铺着黄沙，整天难见到几个行人，更听不到车辆的喧声。房子是比较简陋的，不过十几间平房，雨大时，山水渗漏下来，石墙也曾倒塌过。院子很大，大部分是山坡，院中铺着水泥砖小径，从大门口到住房大约有100来层石阶，迤逦而上，所以一些年老体弱的亲友都惮于到我们家来，说我家的台阶像“南天门”一样难以攀登。

    我的父亲很喜欢花木，虽然并不着意搜求，但是信手培植，也十分繁茂。院中有松、柏、海棠、桃、李、杏、梨、石榴、无花果等树。每逢春季，梨花像一团白雪，因为位置高耸，街上行人都可以望见。记得有一年，朋友送给他一株小小的樱花树，就随便栽在院子里了，殊不知生长得很快，霞蔚云蒸，压倒群芳，衬上火红的石榴，淡淡的月季，为小院增色不少。我的母亲还亲手栽了几丛晚香玉，每逢夏日的夜晚，院子里便飘着一股幽幽的甜香。1936年我母亲还栽种了两棵榆树，婷婷立在院落中心。石阶上一架虬根盘错的紫藤萝，倒垂着淡紫色的花串，拂着来客的肩膀。

    全家的中心是父亲的书房。开窗面海，帆樯历历如画，这是他写作和会客的地方，他有时在文章中题书房为“望海楼”。一些老朋友如闻一多、老舍、洪深、臧克家、吴伯箫、杜宇、孟超、王亚平等等都是座上常客。夕阳西下，就把椅子搬到小院中来，对海谈天。在30年代中期，这个小院也是青岛文艺界人士聚会的场所，如《避暑录话》的写作，就是在这些场合的谈话中发起的。书房并不太大，书橱也不多，都已经塞得满满的，以至有的书只好堆在椅子上或地板上的木箱里。家具也很简单，一张大写字桌，一个藤编的圆几，几张硬木椅子而已。墙上挂着几幅书画和汉碑拓片，间以一幅很别致的日本古画，绘着僧人和寺庙，那是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

    我所以要描绘这个家居，只是想说明一点，就是在抗日战争前夕，父亲已经作了思想准备，必要时宁可舍弃他的家、他的藏书和充满着美好回忆的这一切。

    那是在1936年11月左右，华北风云日趋险恶，绥远抗日民族战争已掀开了序幕，青岛处在日本海军炮口下面，风声日趋紧张，不断有谣言说日军即将登陆，胶州湾里的日本军舰也一天天的增多，我和同学们常常跑到栈桥上眺望。终于有一天，市面突变，商店闭门，行人路绝，邻里纷纷传言，日军登陆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那一年父亲正担任《文学》月刊主编，经常住在上海，我的母亲十分着急，就打电报，写信催我父亲快点回来想个办法。风声日紧，她就携同我们兄弟二人暂时住到济南的外祖父家去了。

    父亲并没有回来，只是写了一封信寄给我的五舅祖李绍航先生传话，安慰家里，信里附了四首旧体诗，这四首诗记在他的一个笔记本上，留存至今，兹抄录如下：

    奉到平安一纸书，

    感经抢攘慰离居。

    高楼空负凭栏意，

    风雪寒宵泪盈裾。

    江头沉雾幕苍茫，

    楼外笙歌乐未央。

    仰见暗空星一点，

    万方此夜耀光芒。

    避兵何复问桃源，

    到处苍黄行路难。

    一例沙虫同劫日，

    空将素泪洗江山。

    雪深塞北苦鏖兵，

    血染寒原照月明。

    多少男儿殇国去，

    大青山外战云横。

    我理解，其中第二首是抒写他在上海黄浦江头的感慨，“仰见暗空星一点”，不知何指，显然是有所寄托的。第三首，大意是说国难当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教导家人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最后一首指的是绥远抗日前线，当时傅作义将军正领导了百灵庙大捷，抗战正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就比较明白了。

    不久就是春节，他回到了家里，这一年青岛的雪特别大，一些朋友约他喝春酒，席间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当前的民族危难，离不开战争。

    踏雪归来，他又写诗赠给友人，其中有两句：

    飘灯沧海流何急，

    袖手危栏愧未能。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实际没有“袖手”，那年他在上海已参加了文艺界爱国救亡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民主运动。

    第二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了，家里又一次把他从上海电催回来。这一次他下了决心，携同我的母亲和兄弟三人，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定居十年的青岛的家，南去上海。

    我还清楚地记得，津浦列车路过南京时，济诚大哥买了几张报纸，上面大字标题印着上海虹桥飞机场事件，中日军队发生枪战等等，我的父亲沉重地说：“这一次算赶上了！”

    就是这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我们全家来到上海，在炮声隆隆中度过了在上海的第一天，从此一住就是七八年。

    不久就接到消息，青岛沦陷了。

    二、《海上战歌》

    我在这里借用父亲在“八一三”事变后写的一篇长诗作为标题，用意倒不在研究这首诗，而是用以说明当时上海炽热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和他的诗一般的抗日爱国热情。

    我们到上海的那几天，因为战争刚刚开始，形势混乱，暂时住在公共租界跑马厅旁的东方饭店，记得是在三楼的一间客房里。这里租金昂贵，几天之后就匆匆搬到法租界环龙路四号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我的父亲把家人安顿了下来，就赶到极司斐而路华村二号——“文学社”的编辑部去了。他从1936年7月起就担任《文学》月刊的主编。《文学》是生活书店发行的几个大型刊物之一，在国内文学界很有影响。

    极司斐而路是公共租界的所谓越界筑路（本来是华界，因为租界的洋人筑路越出租界，他们的势力范围就扩大到这里），西临曹家渡。战争正在闸北、宝山、嘉定一带激烈进行，随时可能发展到这一地区，环境很不安定。入夜，在“文学社”楼顶凉台上眺望，闸北一带火光烛天，枪炮声不断，有一次一颗流弹飞过，打到了我们晒衣服的竹竿上。

    父亲隔一两天回家来一次。每次回家都向我们热烈地绘声绘色地叙述他所知道的战况。这些日子里，他多次到租界边缘上眺望战场，有一次还带着我钻过铁丝网到华界访问难民，了解战局。他的长诗《徐家汇所见》就是在这样的感受下写成的。那时，他所主编的《文学》月刊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已和《文季》《中流》《译文》三个刊物合刊，取名《呐喊》，二期即更名为《烽火》，在上海出版。在合并后的新刊物上，他发表了长诗《上海战歌》，记得其中最后一句是：

    “为民族，为我们的苦难者，我们还将一江血水还报敌人。”

    好像抗日救国斗争，激发了他身上潜在的精力。那一段日子里，是我所记得的他最为朝气蓬勃的时期，白天出去参加集会，调查战况，晚上回来在灯下秉笔直书，写成诗文。我年纪很小，曾随他参加了在冠生园等处举行的文艺界人士座谈，看到他精神激昂，谈起话来滔滔不绝，和我在幼年家庭生活中所见的严肃、沉默的父亲大不一样。在这个时期里，他还曾应邀在广播电台和一些大学发表演说，鼓吹以文艺这个武器进行抗日斗争。

    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随他去访郑振铎先生，郑先生那时住的好像是愚园路的一栋小的花园洋房。他们在客厅中长谈，我则在小院子观赏花木，他们谈得非常激动，记得我父亲竟坐在郑先生的大写字台上了。谈话结束，告辞以前，我腼腆地取出一个小纪念册请郑先生为我题字留念，他毫不犹疑地以其刚劲阔大的笔法直书如下：

    “经过了我们这个苦难的时代，你们应该是一个光明的幸福的时代吧！

    书赠立诚小友”

    大约他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深深感受到祖国的苦难，又充满着对来日的无限光明的信心。

    50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郑振铎先生这两句勉励的话。

    这一年秋天，我家又暂时迁往极司斐而路文学社编辑部，因为这样住，可以节省两方面租房的开支，便于安排家庭生活。那时的文学社只是一栋弄堂房子，三层楼，有一扇黑色的铁门，门上仍挂着白底黑字仿宋大字的文学社招牌，不久就取下来了。进门就是客堂间，只有一大二小一套黑绿色的沙发，一架电话机，靠门口亮处摆了一张书桌，一位秘书先生在这里办公，他协助我父亲编辑刊物，遗憾的是我久已不记得这位先生的名字了，只知道他不久就返回了乡下的老家。

    我父亲的工作室兼卧室在二楼。从这间屋子可以看出他在文学社生活的一个侧面。我初进这屋时，发现家具十分简单，一张大床吊着圆顶蚊帐，一张大写字台，一把转椅，一个玻璃柜，柜里除了书以外，还放了几块面包，半块黄油，大约就是他的“夜宵”了。到处堆放着报纸、刊物、稿子、信件。看来这都是他在夜间工作时的对象。实际上他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我们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不过是籼米饭加油煎咸鱼、炒青菜而已，这也就是他天天吃的饭食。夜间蚊子成群，因为附近就是河滨，孳生蚊蝇，我在青岛从未遇到这样多而凶猛的蚊子，夜间点了蚊香都驱之不去，可以想见他在夜间写作和编辑时的不便。

    三楼一间大屋子，地板上堆满了几年来出版的文学新书和刊物，高可没人，我几乎天天钻在里面翻看。

    我的父亲指导我选了一系列爱国主义的书刊，给我这个11岁少年留下了终生难磨灭的印象，也可见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他指导我读范长江先生的《塞上行》，使我开始了解了抗战前夕的国内政治大局，他还挑出了刊登在《文学》月刊的那篇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让我认真阅读。他说：“这篇小说受到普遍好评，作者是一个青年作家，将来很有希望。”当时，我作为一个少年，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很低，他却为我推荐了周树人（即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用清隽的文言文，曲曲表达，读之引人入胜。他叫我用心看其中《酋长》《灯台守》这几篇，并讲给我听，叙述的是波兰人民的亡国之恨和印第安民族的亡族之恨，目的是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我确也身受其益，毕生难忘。

    “华村”离市中心比较远，来往客人也少，他常到市内会客、办事，间有客人来访。记得常来的是赵家璧、章靳以两位先生。有一次附近响起了枪声，他们二位穿着睡衣就跑过来，大约住得很近。

    1937年深秋，国军撤离大上海，上海华界沦陷，全家也离开了华村，迁到法租界吕班路二百五十六弄七号一所白俄人开的公寓中。房东是一位白俄乐师，在法租界工部局乐队拉小提琴，房东太太是一位善良的白俄妇人。这里的邻居几乎全是白俄和犹太人。也有一两个做低级职员或军士的法国人。谁也不问我们是干什么事的，只要按月交上房租，大家就相安无事。这大约是我们能在上海沦陷时期安全住了七八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时起，我的父亲改名王恂如，改籍贯为山东益都，户口本上写的是职员，对外还说是兼业中医。一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用原来的姓名。

    他在青年时代本来读过一些中医书，过去闲中常以给亲友看病为消遣，这时他就以这个技能为韬晦，但不公开挂牌。记得有一位近邻，是北平来的一位资本家，曾请他诊病，几剂药后竟告霍然，于是在朋友间大为张扬，此后竟真有人登门求诊，回想起来是很有趣的。

    三、《你的灵魂鸟》

    1938年，他写了一首后来在“孤岛”文学界很著名的诗《你的灵魂鸟》，登在《文汇报》上，其第一段是：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

    有多少烛光在天半辉耀；

    不要惊惶群狼狗的嗥叫，

    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徐开垒先生后来在一篇追忆文章中说：“这首诗反映了当时留沪作家秉烛待旦的心情。”“在当时的学生中流传过。”（参见《战地》1980年第一期，第76页，《人民日报》文艺部编）徐先生正是当时上海的爱好文艺的青年大学生之一，他的回忆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的。

    《你的灵魂鸟》这首诗，是上海“孤岛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在那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是一剂清凉药，是继续唤起民众的号角声，它表明了在“孤岛”上还有正气，还有傲骨屹立的文化人。

    这一时期，战事已经远去，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也离开了上海，远赴内地。我父亲也曾打算把家眷送回山东，只身远游，但是，不幸得很，一场伤寒大病，缠绵数月，大大削弱了他的健康，从此过早地进入老境。由于母亲的竭力反对，他不得不放弃远行的计划，继续滞留“孤岛”。

    我还记得，他在病前是怎样和茅盾先生商量到内地去的。那时茅盾先生住沪西一带，也是一栋弄堂房子。父亲携了我去拜访他们。茅盾夫人孔德沚先生热情地招待我们用晚餐。饭后一边啜着孔先生亲手煮的咖啡，一边谈话。我在一边静听他们谈论在兵荒马乱之中，如何绕道去武汉的计划，一只手抚摸着孔先生饲养的大白猫，心中想这只可怜的猫恐怕要失去主人了。不久，茅盾先生就走了。

    那时留在上海的老朋友还有郑振铎先生，他就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聘我父亲去主讲中国文学。每周上课，编讲义，甚为忙碌，常有他的学生来访，我记得名字的有上海的诗人华玲和作家关露，那时华玲已著有诗集《满天星》等了。

    父亲在吕班路的斗室中客人不断，他不在家时，我就成了接待客人的小“秘书”了（巴金先生曾这样戏称我）。在那些常来的客人中，我记得有郑振铎、巴金、陈西禾、柯灵、王长简（芦焚，亦即师佗）、郭绍虞、徐调孚等先生。

    他这时常在《文汇报》《宇宙风》等报刊上用笔名写稿。

    巴金先生南游，朋友们在中法联谊会置酒送行，他也在场。国难家愁，心情悒郁，知己相聚，终于被大家灌醉了（其实他酒量本来不小），由巴金和陈西禾二位先生用汽车送回家来，呕吐狼藉，母亲招呼他安睡下来。次日酒醒，写了一首长诗，用花笺毛笔誊清，分寄送二位朋友，以示道谢，诗很长，是古风体，畅叙抗战开始以来的心情，可惜已找不到存底了。我只记得开头两句是：“狼藉归来谢友生，十年未复此夕情。”

    这时期对他的一个重大打击是日本人没收了我们在青岛的住宅和藏书，全部财产被抢掠一空。原因是日军登陆后，曾授意族人捎信叫父亲回去为日伪做事，被他断然拒绝。日寇恼羞成怒，采取决然的行动，没收全家财产，尤其是他的书籍文物，全部失散，包括自国外购回的几箱西方文学、美学书籍和在国内搜集的古书碑版，有的流落在书肆摊贩手中，有几位族人和朋友看到书上有他的题名还好意设法收购回来一点，但这已是九牛一毛了。这些珍藏书籍的丢失使父亲痛楚万分。及至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旧居时，看到连地板都已被撬开，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只有院中的榆树，仍然长得十分茂密颀高，这就是他在50年代初题诗“双榆仍健在，大海自安澜”二句的由来。

    这时，敌伪对上海“孤岛”进步文化界打击更加剧了，父亲常为之写稿的文汇报社被扔了炸弹，日本人所培植的汉奸们纷纷出笼，一位文学界朋友在日寇和汉奸威逼利诱下就了汉奸高位。父亲对此非常气愤。他曾向我们家人说：“冻死，饿死，也不能当汉奸。中国人要有民族气节！”记得这句话是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位著名新月派文人参加汪伪政府时说的。

    说实在的，那时家庭生活相当拮据，物价飞涨，我从学校下课回来常常要提着口袋到粮店排队买平价大米，菜蔬也极简单，常常是炒青菜、面筋，甚至连上海市民所不大吃的豆腐渣，我家也买来炒了吃，难得见到一点肉类。记得有一次烧了一点羊肉，剩下一小碗，母亲还给父亲留着，这一天他外出时原说不在家吃午饭，母亲让我吃，大喜过后刚要动筷时，他忽然回来了，说还没有吃饭，于是这一小碗羊肉又从我面前端到他的餐桌上去了。

    郑振铎先生关心朋友，托人用平价买到几袋大米，分给我家一袋，从此有很长时间我不用排队买米了。

    这几年内，他在教书之余，仍然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每天夜里，他伏在写字台上，一灯荧然，很晚才睡。他的《题石集》就是这时开始译的，用文言旧诗体译欧美诗人的爱国诗，在当时的政治、战争环境中是用心良苦的。其中大部分是波兰的民族主义诗歌，这些诗的原本是他在英国爱丁堡参加世界笔会时波兰的诗人当面赠给他的。他十分同情波兰人民的亡国之恨，曾亲去访问过波兰，他也十分珍视这些诗集，回国后一直带在身边。这时译出这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诗作来并且自费付印，自然有其不寻常的深刻感情和用心的。这一点，我想是《题石集》的许多读者所不一定理解的。

    1941年12月8日深夜，飞机声、炸弹声大作，大家都被惊醒了。清晨起来，听说日军炸沉了黄浦江上的几艘英、美军舰。楼上的白俄朋友还告诉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已在太平洋向美英开了战。这天，父亲依然上暨南大学上了最后一课，从此学校就停课了。据说他在这最后一堂课上还号召同学们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相信光明一定到来。

    中午他回到家中，立即捡出一些诗文稿子和朋友信件来，匆匆烧毁，大约是为日本军队开进租界以后的应变作准备。我们全家都怀着紧张的不吉的心情，等待着敌人的直接的残酷镇压。

    四、“橘柚怀贞历岁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父亲应聘到开明书店上海编辑部担任编辑，收入微薄，勉强度日。

    文学界留沪的老朋友们大都隐藏了起来，郑振铎先生也改名陈敬夫，办了一家“蕴华阁书店”，继续从事抢救和研究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仍然在积极推进《中国版画史》的出版，并邀约我父亲参与其事。这部大书的序言和目录，就是他请我父亲用工楷书就，数易其稿，最后寄到北平付刻的，可惜至今已难见到了。

    这几年间，除了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同事们之外，我父亲的交往也极少，只有柯灵先生常来谈谈，传递一点信息，议论一下时局，彼此都得到安慰和鼓舞，真是“相濡以沫”啊。

    柯灵先生接手主编《万象》文艺刊物，这是“孤岛”时期上海最大的文艺刊物，还邀请我父亲执笔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双清》，讲的民初山东的故事。只登了半部，并未写完。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署笔名“鸿蒙”。

    这时，日伪势力开始指向留在上海的爱国文化界人士，1943年底，日本特务逮捕了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雪村）先生和在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的著名作家夏丏尊先生，一时消息传遍上海、香港以至内地文化界。经过各方营救，日寇终于不得不释放了这两位知名学者。我父亲在这些日子里也心情沉重，准备随时应付不测之变，一直到他们被释放，才松一口气。

    章、夏二位脱险归来，开明书店同人置酒热情慰问，我父亲用花笺题诗一首相赠：

    橘柚怀贞历岁时，

    充庭丹实耀寒枝。

    繁霜鸿雁空飞唳，

    南国芳馨寄梦思。

    密雨敷阴成碧树，

    冬喧噀雾佐清卮。

    积荆遍植争前路，

    受命灵根未可移。

    （参见《王统照文集》第四卷，第522页）

    我想，这一首诗也就是他在上海当时心情的表述罢，在敌人直接统治下，他的气节依然是“未可移”的。

    1944年，波茨坦会议开过，美军正在太平洋跳岛作战，日军节节败退，日寇在中国大陆的泥足愈陷愈深，在人民战争的压力下，败局已定。为了缓解家庭生活的困难，父亲决定把家属送回青岛居住。这年7月（其时我长兄济诚早已远赴四川）母亲和我们两弟兄回到了青岛，暂租张家表叔在齐东路的空房子居住。1945年7月中，上海已面临美机轰炸的危险，父亲也由同乡引导返回青岛，与家人团聚。不到一个月，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1990年3月于北京

    注释

    [1]作者为高级农业经济师，曾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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