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入名，似嫌不祥，徐血儿英年早逝，不知是否犯了此忌。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湖北黄梅人喻血轮同样以血为号，却活了76岁，堪称高寿。尽管他的一生颠簸流离，千磨百折，最终沦落孤岛，客死异乡，然而生于乱世，能得善终，即是三世修来的天大福气。况且喻血轮之平生堪称传奇：少年投身革命，以笔为枪，中年浮沉宦海，而以文学终老。其在立言一面，纵然难称文豪宗师，却自有其可观之处。
论文学派系，喻血轮当可归属鸳鸯蝴蝶派之列。不过今人品评此派作家及文学史，却极少提及喻氏之名，他连附于徐枕亚、包天笑、陈蝶仙、张恨水、严独鹤、周瘦鹃等名家之骥尾的资格都未落得，足见历史不公，造化弄人。自1917年起，喻血轮所作《芸兰泪史》《蕙芳秘密日记》《林黛玉笔记》等，不仅无比畅销（据喻氏追忆“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且开“日记体”写作之先河。这其中以《林黛玉笔记》最负盛名，曾被鲁迅先生当作批判的靶子加以讥讽：“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版的《林黛玉笔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其实《林黛玉笔记》与《红楼梦》并不具几分可比性，一者是经典的树干，一者是诠释的枝节，鲁迅如此论调，反是抬举了喻血轮。
林黛玉笔记
写《林黛玉笔记》之时，喻血轮仅26岁，正值才情喷薄的盛年。故此书哀感顽艳，缠绵悱恻，乃是当之无愧的才子书。只是这种才子，到了鲁迅笔下，被讥为“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这一批评用在喻血轮身上或无不当。因为一方面，《林黛玉笔记》受女主角之原型所严重限制，自然不大可能写出花木兰式的勇悍、柳如是式的决绝，开篇便只能是“夕阳西下，倦鸟投林，长堤衰柳千树，受斜日余光，惨红如血，秋风吹之，叶簌簌堕……”；另一方面，则基于喻血轮的性情，不说其他，但观他的雅号——绮情君、绮情楼主——便可知喻氏为何种人，擅写何种书。这就像琼瑶、亦舒等，必然对应言情，古龙、梁羽生等，必然对应武侠，前者的名字充满金粉气，后者的名字则潜藏刀光剑影。
喻血轮既名绮情，后作《绮情楼杂记》，可谓名得其所。我最初睹此书名，还以为是《幽梦影》《浮生六记》一类着作，读后才知书中内容全是“硬通货”，其笔底龙蛇，质直浑厚，波澜老成，一字一句，一腔热血，一腔忧愤，洒向沦陷的故土与家国。文字背后，甚至还有一种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别忘了，喻血轮不仅是才子，是言情小说大家，还是强项的报人，是敢言的志士，当年曾对抗强权，报道惨案之真相，差点命丧军阀之手。可想而知，在乱世浮沉数十年，心中若无一股硬气，恐怕早已随风摇落，化作炮灰。其于晚年，风雨之夕，写儿女悲欢离合，英雄扰攘纠纷，成此《绮情楼杂记》，足以说明那一份抱负与幽思，依旧在沧桑的肺腑激荡不息。
《绮情楼杂记》的体例，应属历史笔记。誉者称其有《世说新语》之遗风，我们只能善意理解为广告言论。《世说新语》立意之高远，气韵之清雅，岂是寻常史家记言载笔所能及？质言之，这世间，只有一部《世说新语》，却可以有一万部《绮情楼杂记》。这么说并非刻意贬损喻血轮，而只想老老实实作对比。若论及近人的笔记体，则可分为两派，其一，已经称其为一门大学问，曰掌故学，代表人物如徐一士、郑逸梅诸先生；另一派，大多为当事人对历史风雷的见证记录，如胡思敬《国闻备乘》、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等。细究起来，这后一派，仍可一分为二，一类是作者只记其所经历、所熟悉的历史人事，如《梦蕉亭杂记》；另一类，则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将所听所见，不管是耳闻目睹，还是道听途说，统统纳于笔下，《国闻备乘》《世载堂杂忆》皆属此列——若论可信度，自然以前者为高。
相比之下，喻血轮《绮情楼杂记》更近于《世载堂杂忆》之流。其中大多笔记，所写的名人，所记的史事，作者并不亲近，亦未亲历，他之记述成文，或闻之友人，或阅之报章，或传之街巷。这样一来，与历史真相的距离，必定就越来越遥远。譬如《张佩纶一诗缔良缘》一则，写张佩纶读到李鸿章幼女李经璹吟咏马关战事的诗，涕泪横流，忽然跪下向李鸿章求亲，这显然是误听了野狐禅，以至于以讹传讹。因为张佩纶骄狂则已，却并不冒昧，如此唐突的事，他断然做不出来，更何况他当时乃是白衣之身，寄人篱下，更需时时谨言慎行。其后记：“女以张龄长，意颇不悦，李（鸿章）委婉谕之，亦即释然。”这更与史实不符。李经璹既然写出了“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这样十分体贴入微、令张佩纶感动不已的诗，足以说明她对张的观感之佳。我读到的说法则是，嫌张佩纶年纪太大，不是李经璹，而是她的母亲，李鸿章的夫人。只是后来被李氏父女说服了，才成就了一段金玉良缘。
《易实甫之奇文怪诗》一则，记易顺鼎（字实甫）写诗嘲讽清宗室宝廷纳船女为妾：“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属于典型的张冠李戴。宝廷这一桩风流韵事，发生在1882年，其时易顺鼎年方24岁，连进士都未考取，还说什么给当朝红人宝廷寄诗，俨然老友故交？真正作此诗者，系李慈铭。原句本为“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喻血轮还记错了两个字呢。
这些都是前朝旧事，发生之时喻血轮尚未出世，他所记出现偏差，情有可原。然而，另有一则《梁启超吼住龙济光》，据喻血轮所记：“此为梁氏民十一过汉时亲语予”，按理说应该非常可信，实则依然有误。其文如下：
民五云南起义，推翻洪宪，主持之者，虽为唐继尧、蔡锷，而策动之者，实为梁启超。梁自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即化装由津搭某外轮，匿煤舱中，经越南入滇。旋组织军务院，梁任六总裁之一。时龙济光尚雄据粤东，效忠袁氏，梁遣门徒汤觉顿等赴粤，劝龙反袁，被龙刺死海珠。梁得耗，悲愤填膺，亟欲亲赴广州说龙，左右力阻，不听，唐继尧欲遣兵随之，梁亦峻拒，乃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龙闻梁且至，大为惊愕，佯表欢迎，阴欲杀之。梁至，迳赴督署，龙立召集军事会议，意欲以杀梁之谋，委之军事会议。梁入会议室，见卫士满布，荷枪实弹，与会军官，亦各握手枪，形色愠怒，梁知今日为生死关头，乃竭尽平生气力，狂吼一声，顿令全场震慑。梁遂亢声演说，力言帝制不可为，由世界大势，迄中国人心，一一剖析，断言袁氏必败。初演说半小时时，全场紧张形色，即告松驰；一小时时，众皆窃窃称是；迄一小时半演说毕，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于是龙氏决易帜反袁，粤局遂定矣。
查梁启超年谱，此次广州之行，实在是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然而，第一，梁启超并非单刀赴会，而是与李根源、张鸣歧等同行，张鸣歧与龙济光有旧，同仕于晚清，张任两广总督，龙在其属下任广东提督，有张鸣歧这样的大佬随行，梁启超便多了一道护身符；第二，危急关头，梁启超的确发表了演讲，慷慨激昂，“意气横厉”。狮子吼一事，却无记载。而且梁启超的演讲，效果并不明显，后来，“任公从间道出，始得无事归”——这相当于逃遁。“故返肇之后。有密电与蔡松坡，云鸿门恶会，仅乃生还，盖纪实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4页）既如此，“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云云，或者是梁启超的自我美化，或者是喻血轮的过度诠释，距离实情则远矣。
喻血轮是小说家出身，他的笔法难免有一些演义、滥情的成色，故细节之处，确有疏漏（另有一处，将小凤仙与小阿凤两位妓女搞混了，小凤仙随蔡锷，小阿凤随王克敏，原是二人）。然而这并不足以减损《绮情楼杂记》的价值。我自视略通近代史事，读罢《绮情楼杂记》，依然受益良多。游弋于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喻血轮不但恢奇多闻，而且有高识远见。这里且举两例：
其一如《辛亥起义遗事》：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人皆知为工程营熊炳坤放第一枪，然促成工程营起义，实为党人梅宝玑。梅为湖北黄梅人，清末任共进会鄂东支部部长，秘密吸收党人，共图革命。八月十七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爆炸，梅曾在场，面部且受微伤，当晚渡江至武昌，匿阅马厂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家。次日武昌大朝街机关破，彭杨刘三烈士就义，梅知事急，亟欲通知各方党人起事。乃于十九日晨，至工程营门前，坐一烤红薯摊贩处，伺工程营兵士出，以秘密信号探索同志，历数次，始获一人，因告以武汉机关被抄及彭杨刘死难各情，其人闻之，大为惊骇，亟问各册是否搜去？梅因欲激动党人，诡称名册已在宝善里搜去（其实当时名册并未搜去），并谓：“武昌城关已闭，瑞澂将按名索捕，营中各同志，如不速自为计，势成瓮中捉鳖。”其人闻语，沉吟久之，曰：“吾将通知营中同志，迅速起事。”是晚，工程营遂首先发难，造成光辉历史。故工程营举义，实梅宝玑报告消息有以促成之。后梅曾膺非常国会议员，抗战期间，在赣以贫病死！
这一则恐怕为孤证，无法查对。由于是喻血轮的记言，却增加了三分可信度。因为当事人梅宝玑，乃是喻血轮的舅舅。这大约就是出身世家的好处。
其二，秋瑾长诗“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我以前读过，却不知标题。《绮情楼杂记》写秋瑾一则，则谓此诗名《东渡长歌》。《徐树铮之大胆》一则，写民国九年夏直皖战争，皖系兵败，直军逼近都城，“是晨树铮犹衣白夏布长衫，乘敞篷汽车，出宣武门至其主持之殖边银行，提取现款，转赴琉璃厂旧书店，偿还欠账。时都中均知皖军已败，直军瞬将入城，店主见树铮犹从容若无其事，颇为惊愕！频谓：‘此小事，何劳督办大驾。’树铮笑谓：‘此刻不来还，将成倒账矣。’迨其由琉璃厂转至东交民巷时，直军已蹑其后矣。”徐一士、刘成禺等所谈徐树铮皆未言此事。我在他处读过梗概，不曾想全景如此。另有《公民价值》一则，记民国六年公民团一事，录有公民王合新致《醒华报》的信函：“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原来，“五角（毛）党”早有其源流。
喻血轮此类杂忆，可补历史之阙。其人之见识，同样值得玩味。如写黄兴，“人多以军事人才目克强，其实克强诗文，实在其军事学术之上”。我倒不觉得黄兴的诗文有多好，不过，喻血轮作此对照，我却无比赞同。因为我一直认为，黄兴的军事才能严重被高估。他之成为民国柱石，凌烟阁上的排名仅次于孙文，是因其德行，而非才具。他这一生，打了多少仗，却几无胜绩，堪称“常败将军”。诚然，有时其麾下的兵力处于劣势，但对一个优秀的将军而论，他不仅要会打顺风仗，还得善于打逆风仗，善于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在打仗这一块，黄兴勇悍有余，战术、机变皆不足。民初的将星，第一流当是蔡锷与吴佩孚，黄兴最多是二流。
喻血轮写《绮情楼杂记》那年，已经60岁，且随蒋氏父子逃亡台湾，身为逋客，回望家国，山川琳琅，日月光华，却似梦中旧物。按说，其笔下应该风雨苍茫，悲声不绝如缕。然而，喻血轮如老骥伏枥，依旧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在喻氏笔下，却化作坚忍一心、发扬蹈厉的风雷之气，跃然纸上，直击我的眼目，以至我读其中章节，竟有泪涔涔。这莫非是一种心疾吗？如喻血轮所写的北京某乞丐，徜徉街市，或歌或哭，一日登陶然亭，援笔题诗于壁上：“为感浮生亦太劳，可怜无地处英豪。伤心未是中原事，犹向狂流着一篙。”“此衷苦况向谁说，欲哭还歌泪几行。为问诸公心丧否？狂人犹自笑人狂。”
对喻血轮而言，伤心最是中原事，欲哭还歌泪千行。
2010年11月23日
（此文系《绮情楼杂记》序。《绮情楼杂记》，喻血轮着，眉睫编注，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补记：
名中含“血”的民国文士，还有本名陈景韩的陈冷血。他有两重身份，一是报人，先后在《时报》与《申报》担任主笔，擅写时评，尤其是二三百字的短评，开一时之风气；二是小说家，着译双绝，据胡适回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着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最早的一段历史。”这里的“冷”、“冷血先生”，即陈冷血。他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享年88岁，比喻血轮还要高寿。
2013年9月5日
吴经熊的乡愁
如果你在这两年来到吴经熊先生的家乡宁波，随处可见一块城市标语，曰“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前半句颂文化之盛，后半句赞商贸之达。最聪明的宁波人，往往能融二者于一体，集大成者，如余秋雨。
宁波文化最繁华的时节，当属明清。方孝孺、王阳明、范钦、朱舜水、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等，这些名字宛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皇权时代的夜空。至近代，家国多故，文运衰微，宁波所出土的文化人，随之沦为柔石、殷夫、巴人、苏青之流。不过，倘拓宽文化的边疆，而非局限于文史一域，那么，近代史上的宁波文化，依然蔚为大观。这其中明媚一脉，即是法学。
只须把出生在宁波或籍贯为宁波的法律人胪列出来，默念一遍，你的舌尖霎时便沉重起来：吴经熊、桂裕、龚祥瑞、史久镛、江平、应松年……
吴经熊排在这个谱系的第一位，并不仅仅因为，他诞辰最早：他生于1899年，早于龚祥瑞12年，早于江平31年。
许章润尝论吴经熊：“中国现代法学发轫于清末变法，迄而至今，骎骎乎已历五代。然而，回眸百年生聚，整个二十世纪，真正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中国法学家，惟吴公经熊先生一人而已。世事云烟，百年后回头再看，论世道，察法意，究人心，还是吴公高瞻一俦。”言下之意，吴经熊俨然百年中国法学界第一人。
但是，读吴经熊的书越多，就越发犹疑：他凭什么拥有了“世界级声誉”？盛名之下，其才学究竟几何？今人对他的称颂，到底是如望山斗，仰之弥高，还是别有肺肠，借吴氏之酒浇自我心中之块垒？
吴经熊（左）与徐志摩
吴经熊的天才，即便置于群星闪耀的民国，也是一流，绝不亚于他的大学同学兼好友徐志摩，我以为可比梁启超、张荫麟和钱钟书。结合他的经历，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壮丽的传奇。1921年，22岁的吴经熊，仅用一个学年便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J.D.）；1923年，他到哈佛大学法学院任研究员，从事比较法哲学研究；1927年，任东吴法学院院长，被徐志摩戏称为“东吴法科的猴子王”；1929年，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之职，在任上公布了《吴氏宪草》，并参与起草《五五宪草》，这两份宪法，虽为草案，在中国宪法史上却自有一席之地。1937年，正值盛年的吴经熊决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政法事业，皈依天主教，投入神的怀抱，“演绎出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名案”，这一急转，正符合传奇的叙事。
空说无凭，且以文本为证。吴经熊的书写，横贯中西，这里的“中西”有两义，一指中西文化，譬如他一手研究中国法学，一手研究西方法学，一手研究老子（将《道德经》译作英文）、唐诗（着有《唐诗四季》）、禅宗（着有《禅学的黄金时代》），一手研究圣经（译有《圣咏译义》《新经全集》，前者系用古诗体例翻译《圣经》的诗篇）；二指他既能用中文写作，也能用英语、法语、德语写作，论及他的法学着述，竟以西文居多，其代表作，仅《法律哲学研究》系中文，其余如《法学文选》《法律的艺术》《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法理学》《自然法哲学之比较研究》等，皆为英文。当然，吴经熊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宁波人一样，不论说普通话，还是英语、法语、德语，都带有浓重的宁波口音（滕固向邵洵美介绍大名鼎鼎的“阿德哥”吴经熊，便说吴和所有宁波人一般，‘江山易改，口音难移’）。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吴经熊法学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即从吴经熊早年的英文着作《法学文选》（1928年）、《法律的艺术》（1936年）编译而来。尽管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吴经熊早已声名赫赫，然而国人对他的了解，更多源于事迹，而非文本。2005年3月，经许章润重新编订的《法律哲学研究》出版，据我所见，这是1949年后吴经熊的法律着作第一次在大陆公开发行。第二本为《吴经熊裁判集与霍姆斯通信集》，主要收录了吴经熊在上海担任法官时期所撰写的判决书，以及他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通信。《文选》只是区区第三本而已——吴经熊的法学着述，计有十余本之多。
将《文选》与前两本书对照阅读，再次验证了我五年前的一个判断：“吴氏法学方面的成就，不在于他的理论之深刻，而在于他开一时之风气；不在于创造，而在于融合：他属于观念的二道贩子，将西方的经典学说运输到相对滞后的中国法学界；转译之时，他并没有尽信书式的生搬硬套，而不乏对元理论的拓展与批判，并试图使用中国的文化试剂融汇从西方舶来的法律食品。基于此，他的多数见解，都充满了深沉而悲怆的时代感……”
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直言之，吴经熊在法学尤其是他发力最深的法理学领域的成就，并不十分高明。无论他谈法律的一元论与多元论，还是谈自然法，那些精彩的段落大都是对西方法学家的引述。以“法律之一元论”一文为例，其第二节谈历史法学派，我数了下中译文，共75行，其中11行是霍姆斯的话，18行是萨维尼的话，32行是亨利·梅因的话，吴经熊的原创书写，仅占二成，而且几乎全是穿针引线的介绍性文字，这倒接近于本雅明所幻想的引文写作。吴氏的书写风格，大抵可总结为“引而不论”或“引多于论”；他的论，常常是卑之无甚高论。这么说，并非苛责，吴经熊那一代法学家，限于国情与时代性，研究现代法学，以引介为主，诠释为辅——中国正是不毛之地，如何凭空创造？
相比之下，《文选》第二编所收录的吴经熊撰写的判例，更为可观。他是霍姆斯的信徒，霍姆斯留在法学史上的第一名言便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所谓经验，我们可以片面地理解为对法理的实践。由此而论，吴经熊的确不负霍姆斯的谆谆教诲，他当法官、当律师，都十分成功。“我的裁决得到中外报刊的良好评价。我感到，我正在用自己的法学观点塑造中国法律。”他曾审判一起定作物纠纷案，一家美国报纸报道称“所罗门王坐在审判席上”（Solomon Sits in Judgment），中文报纸则称他“吴青天”。他的盛名甚至惠及家人，其妻在外购物，竟因“您是吴法官的夫人”而“不用马上付现金”，可赊账。
《文选》最精彩的章节应该是第四编“法学人物研究”，确切说，即霍姆斯与卡多佐研究。此编共七篇文章，四篇论霍姆斯，两篇论卡多佐。“霍姆斯大法官的心智”与“怀念霍姆斯法官”二文当属全书的华章，我读到这里，才觉得这本书没有白读。吴经熊对霍姆斯的诠释，是否契合霍姆斯的本意呢，我不敢确认；不过，可以确认的是，霍姆斯一定乐意接纳这种诗化与哲学化的解读，以及吴经熊对他的礼赞，将他与莎士比亚并论：“莎士比亚在文学上无人能及，霍姆斯在法学上领先群伦。”这样的颂扬，谁不爱听呢？
作为一位法学家，吴经熊能在国际扬名，除了才学，他与霍姆斯、卡多佐、威格摩尔、庞德等人的交情，当是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呢）。耄耋之年的霍姆斯视他为忘年交，14年来给他写了七十封信，一字一句总关情；卡多佐是他的密友；威格摩尔、庞德都为他写过揄扬的书评，称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法律哲学家……单是这一份资历，百年中国，无人能及。
吴树德称其父吴经熊为“温良书生”，事实上，吴经熊身上并无几许书生气，学者只是他的一张面孔，法官、律师、立法者、外交官等则是他的另一张面孔；他的自传《超越东西方》虽侧重书写沐浴神恩的精神历程，从中却可窥见，他并不畏惧世俗，他自有一套待人接物的处世技巧。犹如胡适出身徽商家庭，孕育了他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性情，吴经熊出身甬商家庭（其父吴葭苍，是晚清时期宁波商界的风云人物，乾丰钱庄的经理，宁波商务总会的首任经理），宁波商人所特有的精明与果敢，遗传于他，令他在世俗的洪流之中游刃有余，周旋于霍姆斯、庞德等法学宗师之间而不失尊严。
据吴经熊自传，他最后一次返乡，当在1949年三四月间（查宁波图书馆馆藏地方报纸，《宁波晨报》曾报道“吴经熊返甬省亲”，时为1949年3月25日，仅逗留二日，27日离开），八方风雨，山河飘摇，他深知，这可能是诀别，于是他去了母校，去了城隍庙，去了天主教堂。从此，宁波只能作为一种缥缈的乡愁，浮现于他在异邦的梦中。
休对故人思故国，这块土地已经彻底遗忘了它荣耀的子民。如今你问宁波人，吴经熊是谁，答案恐怕是一脸惘然。然而，每当我走过荣华不再的念书巷，还是会想起他，正如每当我走过软红十丈的和义大道，还是会想起龚祥瑞先生，百年前，他们曾生于斯、长于斯，播下了法治梦的种子。我想起那个立志做中国孟德斯鸠的宁波青年，终究一步一步远离了法律，想起他未完成的法治梦，在故土之上开出了什么样的花朵呢。
正寻思间，却听见一声高叫：拆迁地块，注意安全！
参考文献：
《吴经熊法学文选》，吴经熊着，孙伟、李冬松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吴经熊裁判集与霍姆斯通信集》，孙伟编着，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
《法律哲学研究》，吴经熊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超越东西方》，吴经熊着，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附：吴经熊的父亲与出生地
吴经熊自传《超越东西方》第二章写“我的父亲”：
“我几乎对我父亲的早年一无所知。他名叫葭苍（Chia-Chang），人都称他‘苍师傅’。他于1847年2月13日生于宁波一个穷人家里。他只受过三年的私塾教育。他先做学徒，后来成了米商。40岁时，成了一个银行家。50多岁时，是一家本地银行的总经理，并且是新开张的商会的首任主席。他死于1909年。”
五年前我读到这一段，便开始查考吴葭苍，穷尽我所能触及的图书与网络，结果一无所获。
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吴经熊的自传系用英语写成，后由周伟驰译作汉语。由中文到英文，再由英文到中文，百折千回，不免误差横生，尤其是那些地方性知识，如人名、地名、民谚。譬如一句嘲讽宁波话的俗语，曰“宁跟苏州人吵架，不跟宁波人说话”。吴氏自传提到此节，称“宁波方言听起来像最糟的爵士乐，以致上海曾有一个说法：跟苏州人吵架也胜过和宁波佬谈恋爱”。这一翻译，韵味全无。
关于吴父的姓名，周先生显然译错了，不是吴葭苍，而是吴葭窗，一作葭牕，这是他的字，其名吴传基。
吴经熊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一家本地银行的总经理，晚清的宁波，尚且不兴叫银行，而叫钱庄。吴传基所开的钱庄，名乾丰。当时，钱业发达，号称百业之首。乾丰钱庄则是宁波钱业的一大领头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宁波商务总会成立，公推吴传基为第一任经理（吴经熊自传所言“新开张的商会的首任主席”，即指此事）。因吴传基“可谓当时的风云人物，上通官府，下达群商，人称‘仁厚长老’，连任二届”。时有记述：
“吴传基，字葭牕，甬市中最称仁厚长者。（乡绅盛）炳纬深契其人，凡举公义，必与之偕，曰：惟吴君不为名役，可与谋也。清末宁波成立总商会，传基首被推为会长，前后凡两任，平亭息耗，变化有概。家不甚裕，而性好务义，尝曰：必待富有而后济，人之失济者众矣。其存心有如是者。”
查彼时的《申报》，吴传基的名字曾出现数次。有一回被人指控，称他庇护延寿庵尼僧，阻止兴学，宁波府的长官喻庶三为他辩护，“查吴传基立品端正，此事未闻干涉，何得谓其庇尼阻学”。由此可知吴传基的品行，以及他与政府的关系。还有一回，宁波士绅公开致信官方，请求开镇江米禁以济民食，领头的人物，便有“花翎候选道吴传基”——可见吴传基曾捐过官。
吴氏自传，还有一处可商榷的译名。吴经熊说他“生在宁波市一个叫做‘二十四院’的地方”。二十，宁波话念“廿”，二十四院即廿四院。我推测，其英文所指，应为“廿四间”。《鄞县通志》载：念书巷，旧名廿四间。《三字经》的作者、南宋人王应麟便诞生于此，此地更因他而得名。据《宁波市志》：“1927年，鄞县（今宁波市）成立以冯孟颛先生为首的‘街巷整理委员会’，将王应麟故居右首的小巷命名为‘念书巷’，以纪念这位先贤。”吴经熊生于1899年，1927年他不在宁波，未必知道改名之事，故其回忆录，照旧称“廿四间”。
可为佐证的是，吴经熊六岁那年，便和与他同年出生的李德兰女士定亲。李女士的父亲李亭山，是宁波立丰钱庄的经理，虽与吴传基同行，却非相轻，而相交莫逆。立丰和乾丰更是比邻而居，都在江厦（宁波有两句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走过三关六码头，不如宁波江厦头”——这里的江厦，即现在的三江口一带，百年以来，一直是宁波最繁华的地方，当时钱庄大多聚集于此，如今仍保留宁波钱业会馆的古建筑）。在吴经熊十来岁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未婚妻住在哪里，少年思春，“有时放学回家，便绕一段路，好从太和桥她家门前经过，指望她倚在门口”。这里的太和桥，1914年宁波城厢图有标，大约在今之天一广场药皇殿西、开明街上，距离县学街的廿四间并不远，论直线距离，仅数百米之遥。然而，宁波虽早早港通天下，却一向讲究传统伦理，礼法的规约之下，咫尺即天涯，吴经熊与李德兰在结婚之前，并未见过一面。直到洞房花烛夜，喝完交杯酒，吴经熊才看清妻子的脸，“对她真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四字，何其真挚，何其辛酸。
201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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