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罗泽南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胡适

    为什么要读胡适？

    S兄：

    ……你问我，为什么这两年屡屡推荐你读胡适：胡适的书，或者关于他的书？

    模仿胡适的老师、历史学家布尔的口吻：“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年纪越大，越觉出胡适的重要性；而且不必和谁对比，他就是我们思想的维生素C。

    许多人都喜欢拿胡适与鲁迅对比，抬高一者，贬斥另一者，譬如布尔之言，换作他们，可能会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胡适比鲁迅更重要。”我说过，鲁迅与胡适并不构成鱼与熊掌的二元关系，对我而言，他们都无比重要，如果说胡适是维生素C，鲁迅则是钙片，你愿意缺哪一个呢。他们都不可或缺。

    据我的阅读经验，鲁迅如高山，胡适如平原。我从16岁开始读鲁迅，此后每重读一次，感悟便深一层，诚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过这座高山，只能仰止，无从超越：一来，鲁迅难以被超越，他是迈古超今、空前绝后的人物，鲁迅之前，并无鲁迅，鲁迅之后，再无鲁迅（窃以为鲁迅之为鲁迅，个体的因素要超过时代的因素，而非相反，如今颇有一些人强调，没有民国，就没有鲁迅，事实上，民国自始至终却只有一个鲁迅）；二来，他不是我的路标，无须超越。

    今年我在乡下，重读鲁迅杂文集，以其写作时间为序，愈读到晚年，愈发心痛。我以为在《三闲集》《二心集》之后，他的大多杂文，除了教人如何疑心、如何刻薄、如何骂战之外，意思实在不大，原本可以不写。早在1925年底，他编《华盖集》，便意识到“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尽管他“并不惧惮这些”，然而我们却深深为之惋惜。以鲁迅之雄才，“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耗费的精力与时光，若用来写作《故事新编》或《中国小说史略》之类，那该多好。

    所以我从不建议你多读鲁迅，他生命晚期的作品，粗览即可，他既百无聊赖，你何必陪他空虚；更不建议你学鲁迅写作，他的杂文，陈义再高，都难改病态的本色。相比之下，胡适就健康多了（当然另有一个原因，鲁迅不可学而胡适可学，正如李白不可学而杜甫可学、苏轼不可学而辛弃疾可学）。

    病态与健康之别，不仅取决于思想，更取决于思想的逻辑与风度。我们读胡适，他说出了什么道理，只是第二义，第一义在于他怎么说理。学习写文章有三重境界：第一重看他写什么，第二重看他怎么写，第三重看他怎么不写（为什么这样写而非那样写）。读胡适，眼光要停留在第二重——他不是文章大家，第三重就不必琢磨了。

    胡适说理，第一贵在晓畅、通达。其白开水般的文风，历来备受讥嘲，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读者越多越好，这就决定了他们行文尽量平白如话，最好连引车卖浆者，都爱读，能明了，想想看，为什么“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满天下，胡适之的朋友遍布三教九流呢，从其文章，可窥一斑。

    他的文章，通俗到什么地步呢，如《差不多先生传》，立意并不低，却可以当作童话，给小朋友读。

    而且，文字通达的背后，往往是道理的通达，你看一些学者，写文章艰深晦涩、缠杂不清，原因之一，即他们尚未把道理想清楚，从而造成了表达的滞碍。胡适的文字，老实说并不好，却因道理的通达，给人以干净、辽阔之感。

    第二贵在逻辑、理性。去年谢泳先生编选的《独立评论文选》出版，我读罢，感慨万千，胡适能成为百年一人，绝非偶然。此书选文逾百篇，作者皆一时俊彦，包括胡适、任鸿隽、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陈之迈、张佛泉等，他们之间，不乏争论，如轰动一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等，八十年后再回首，胡适完胜。他说民主、论宪政，至今犹不过时。能够支撑他在狂热而迷惘的乱世之中保持清醒的判断，支撑他的观念穿越百年风雨而依然挺拔、清澈，正基于逻辑和理性的力量。

    第三贵在平和、宽容。读胡适的文章，你几乎难觅一丝火气、戾气、装腔作势、剑拔弩张，无论谈哲学、政治，还是生死、爱情，都是平心静气，娓娓道来，犾如晚饭之后邻家老人和你拉家常。甚至在其早年便是如此，这一度令我诧异，后来渐渐明白了，这不仅可以归结于他的思想，还需要上溯他的出身和家教。他一直感激母亲的九年教育，“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你若有心，可对比一下少年生活对鲁迅的影响。

    胡适照

    宽容之于胡适，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和灵魂。我平时爱讲平恕之道，这一“恕”字，可以胡适为例。1930年4月30日，他复信杨杏佛：“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此前还有一段，言及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与鲁迅兄弟谈《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放眼二十世纪，能说这番话且令人感到发自肺腑，唯胡适一人。

    这些“贵在”，都是我们阅读胡适的缘由，也许你并不认同，没关系，只要你去读他，你终将发现，与他同行，将是多么幸运。如果说读鲁迅，可以发掘我们生命的深度，那么读胡适，则可以拓开我们生命的宽度。我将胡适比作平原，他的辽阔与坦荡，恐怕穷尽我们漫漫一生，都无法企及，然而我们不必越过他，我们只须追随他的足迹：读胡适，做公民。

    2013年6月28日

    怎样读胡适？

    S兄：

    ……承蒙不弃，命我再谈谈怎样读胡适。胡适一生笔耕不辍，可谓“文名满天下，卷帙对平生”，其作品，中英文加起来，当在两千万字以上；别人写他的文字，更是无以计数。如果你要当“胡学家”，恐怕不能漏过其中任何一本；倘只想了解胡适这个人及其思想，那么，该读哪些书，如何阅读，正可说道一二。

    对初学者而言，读胡适当从传记读起。其传记，包括自传和他传，我读过不下十种，有名家之作，亦有无名者之作，有学者的手笔，亦有文青的感怀，有胡适同时代人的见证，亦有仰慕他的后辈追索他的足迹。尽管乔治·奥威尔嘲讽道：“自传只有在其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论可信度，还是应该先读胡适的自传：一是《四十自述》，由书名可知，此书只写到四十岁，胡适的生命，随岁月浩荡，越到晚年越波澜壮阔、光华夺目，所以还得读第二本，唐德刚记录、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是口述史的经典之作，值得一读再读，读上三五遍，也许你会发现，唐德刚的注释，比胡适的口述还有看头呢。

    他人为胡适立传，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如胡兰成批评林语堂《苏东坡传》，称“只觉真是人不能写比他自己高的对象”，林语堂缺乏苏东坡旷达的胸襟，难以领会苏与王安石这一对政敌之间的深挚友情，以至于“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胡适这辈子，论精神高度、深度，或不及鲁迅等人；论宽度，不止民国，放眼百年，谁人能及？对此认知不足，描摹胡适，不免局促，将他的形象脸谱化、狭隘化，丰腴的精神瘦成了一条干枯的河流。

    在我看来，写胡适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自由（胡适对自由精神的体悟和践履，百年一人而已），二是怀疑。这里单说后者。胡适主张“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为胡适立传，如何能忘记“在不疑处有疑”的原则，陷入对传主的迷信，导致胡适说过什么就是什么，江勇振将此戏称为“胡适说过就算主义”。其实胡适的文章，不乏错谬（如“容忍与自由”一文，胡适便记错了布尔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时间；“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为蒋总统祝寿”，他记错了第一次见蒋介石的时间；1945年，他致信王征，引用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画，在力行如何耳”，就我所见，吾国无此老话，申公的原话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不知这是胡适记错了呢，抑或故意杜撰，以契其说），甚至还有故意撒谎的地方。对此，不为尊者讳，直指其错误，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倘为胡适遮羞，反而玷污了他的光辉，胡适传便名不副实。

    基于对怀疑精神的贯彻，胡适的传记，我最中意江勇振所撰《舍我其谁：胡适》（皇皇巨着，共计五部，迄今已经出版两部）——这不是最好的一部，而是最不坏的一部。江勇振写胡适，一直将胡适当作平等的对象，不溢其美，不讳其过，相形之下，有些作者，因采取了仰视的姿态，则无法望见胡适背后的暗影与伤痕，他们笔下的胡适只可能是片面、单向度的胡适。当然，江勇振的胡适传并不完美，一来，他虽秉笔直书，火气未免太大了（此即胡适所批判的“正义的火气”），对同行的鄙夷和奚落比比皆是，有时竟压倒了正题；二来，“舍我其谁”之名，更适用于陈独秀、梁漱溟等，我觉得不宜用来概括胡适的平生。

    还有一本书，严格来讲，不是传记，却可纳入传记之列，即唐德刚《胡适杂忆》。唐德刚虽是胡适的弟子辈，写起胡适，却从不屈身，那一口一个“胡老师”，更像是调侃。这是立传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平等。平视胡适，因而能体味胡适生命深处的种种矛盾与苦衷，如其“懦弱的本性”、对雷震的内疚等；平视胡适，才能发出这样的持平之论：“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而且，不像其他传记作者的一本正经，唐德刚的口语化写作，使胡适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简直把胡适写活了”。这正是胡适最喜欢的写法，如其所云：“用力写出的文章，要使别人觉得‘就站在我身旁在亲口慢慢地跟我讲一样’，这样的清楚明白就行。”胡适桃李满天下，论文风，大抵只有唐德刚继承了他的衣钵。

    接下来说年谱。年谱可谓编年体的传记，相比传记，更直观，更朴实。不过今人对这一体例似乎有些隔膜。有一回我在微博推荐胡适的年谱，竟有人问：年谱是什么，年画吗？

    胡适曾为章学诚与齐白石修年谱（《章实斋先生年谱》、《齐白石年谱》）。他本人的年谱，恕我孤陋，只见过三种。最着名的那部，自然是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此书费时十余年，共计十卷，三百万言，巨细无遗，“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既曰“工程”，注定难以普及，而适用于专业研究，或者将十卷本捆起来，作为凶器，当头一棒，轻者脑震荡，重者一命呜呼。

    附带说一点，《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之际，曾请余英时作序，余先生擅作长序，下笔四万言，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后来他为《胡适日记全集》作序，长达八万言，名“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这些序言，汇成一书，即《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由于这封信主要谈入门读物，研究胡适的书，暂且搁置，否则余先生此书，堪为必读之首。

    说起长序，想起了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我将此书纳入传记之列，这本是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大陆出过两本胡适年谱，一是曹伯言、季维龙版，二是耿云志版，皆出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早已湮没成尘，几乎无迹可寻。2012年，耿云志修订的《胡适年谱》重出江湖，我们终于不必再依赖电子书。不过，耿版虽经修订，还是不如曹、季版翔实。好在年谱的要义在于线，而非面，翔实与否，不是考量的第一标尺。况且市面之上，你只能买到耿云志版《胡适年谱（修订本）》，别无选择。

    胡颂平编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发现最后四年篇幅过重，几占全谱三分之一，遂抽出部分内容，编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起来，没有哪个人比他更适合写作此书。从1937年起，胡颂平一直追随其浙江同乡朱家骅，达20年之久。1957年秋，朱家骅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翌年，胡适接任，作为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期的学生，胡颂平义不容辞，留守中研院，成为了胡适的秘书和助手，再续师生缘。胡适生命最后四载，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助理，是学生，还是保姆，是儿子（他少胡适13岁，隔了半代人）。他对胡适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在学术，更在生活。在我看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最有意思的细节，恰恰在于生活点滴。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可参其文集、书信、日记；追寻他晚年的生活史，这本谈话录是最可信赖的文本，也许没有之一。

    譬如这样的细节。1960年12月30日早晨，胡适喉部有些发炎，胡颂平怀疑，昨晚喝的酒有问题，胡适说：“不要怪人，连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的话，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胡适的风度，有口皆碑，什么叫风度，这就是。

    1961年12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起蒜的气味：“李石曾，他是北方人，爱吃大蒜，身旁还带有大蒜。那天他来看我，我和我的太太都在家里。我和他在谈天，一会儿，我的太太来说：‘适之，你不是有约会吗？’我们仍旧谈下去。一会儿，我的太太又来说：‘你的约会时间快到了。’这分明是送客，我们谈了一点多钟，李石曾才走。我的太太说：‘他的大蒜气味这么重，你怎么忍得住？’我一点也不觉得。客人走后，太太赶快把门窗打开，烧起香来。”由此可见胡适与江冬秀的性情差异。这么好玩的轶事，倘胡颂平不记，谁人知道？

    从1958年12月起，胡颂平开始秘密记录胡适的日常言行：“每晚从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适之先生的言谈，最感兴趣，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失，岂不可惜。”大约一年后（1959年12月30日），胡适方才知情，不过他并未阻扰胡颂平为他所做的“起居注”。基于此，这本谈话录愈发可信。毛子水为此书作序，将其与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歌德谈话录》并论，我以为并不过分。不妨断言，读胡适，你可以不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却一定要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读罢谈话录，倘不过瘾，还想听胡适谈笑风生，享受胡颂平所言的“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欢愉，则可读（听）他的演讲。胡适口才极佳，在同时代人当中，简直无可匹敌。后人赞誉钱穆的口才，有“北胡南钱”之说，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胡适与钱穆讲课最为叫座，门庭若市，盛况空前。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借胡适抬举钱穆。单说一点，钱穆便不及胡适：他的乡音太重了（一口无锡官话）。我听过胡适的原声演讲，略微有些口音，不过并不妨碍聆听。

    胡适的演讲集，我见过两种，一是《胡适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系胡适平生演讲的精选，配有胡适原音演讲CD；二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的胡适演讲集四卷。就入门而言，读前者即可。

    读罢这些，如果你仍意犹未尽，那只能去搜罗胡适的日记与书信。说“搜罗”，因胡适日记，大陆最好的版本，当是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八册，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如今虽不能说湮灭无闻，却也极难寻见（2005年，以《胡适日记全编》为底本，台湾联经出版了《胡适日记全编》，更加完备）。《胡适留学日记》的单行本，倒是常见，不过我觉得意思不是太大，可读可不读。

    胡适那一代人，书信是最通用的媒介。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交游之广，每信必复之热忱，其书信集自当蔚为大观。他的一丝不苟，落于信笺之上，使书信与文章一样工整、真诚、分量十足，甚至他的一些思想表达，书信竟先于文章；他论学问的书信，尝单独辑录成册，可知轻重（杜春和《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后人整理出版的胡适书信，版本芜杂。1980年前后，中华书局出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三册，忽忽三十载，俨然文物矣。我使用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也是三册，编者系耿云志、欧阳哲生两位“胡学家”，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购得。201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制作了一本《胡适书信选》，我翻过目录，似无出奇之处，不过此书的封面令人过目难忘，出版方选载了一张青年胡适的玉照，风流蕴藉，帅气逼人。胡适是民国着名的美男子，倘生在今世，单是这张脸，足以刺激市场。只是后人如此“与时俱进”，未免有些唐突先贤，胡适泉下有灵，不知该哭耶，笑耶？

    谈及这些书，唯恐记忆有误，遂上豆瓣查询版本信息。这一查才发觉自己落伍了。2013年7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依然三册。据介绍，“本书信选包括胡适1949年飞离北京时保存在北京寓所内的1915-1948年的部分电报和信稿、电稿及其所保存的其他书信、一部分手稿和一些与书信内容有关的有参考价值的文件手稿等”。看起来要优于中华、北大两个版本，而且容易买到，似可作为首选。

    最后来说胡适的文集。请记住，对胡适这等一度被举国批判、冷藏、封杀，至今尚未完全解冻的人物，大陆出版的“全集”，往往徒具虚名，从来不全，只是选集。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倾力打造《胡适全集》，囊括专着、时论、书信、日记、英文着述等，共44册。面世之后，饱受争议，一是不乏手民之误；二来定价过高，总价2860元，平均65元一本，哪怕置于今日，都不便宜，何况十年之前；三，朱正先生曾专门撰文谈此版本的阙失，“有遗漏所致，也有删节所致”，读来令人扼腕叹息（不止《全集》，如大陆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日记全编》等，何尝没有删节）。

    全集不全，北大版《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共12册）便成了最可依赖的版本。若你囊中足够宽裕（2013年新版《文集》总价1180元，算起来，其单本比《全集》还贵呢），不妨备一套，堆在案头。平日可读选本，需要引注，则参考《文集》。我读梁启超，亦用此法。

    作为参考书的《饮冰室合集》12册，系中华书局的影印版。老实说，阅读影印本，相当损耗视力，不过有一个好处：原版照录，毫无删改。2013年，外文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胡适文存》，善莫大焉。其内容包括《胡适文存》（即市面常见的四卷本，近代史上声名远播，据说影响了数代人，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我读此书，感觉平平，这只是未成熟的胡适，大致相当于写作《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时期的鲁迅）、《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等。要说遗憾，即依据原版，《文存》所录的胡适文章，止于1930年春。

    说罢文集，再说选本。估计大多数人，初读胡适之书，都是选本。以《全集》《文集》《文存》入门，不仅需要眼力，更需要家底（我手上的《胡适文存》四卷本，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定价128元，你可以想见，那年头，128元是什么概念）。这一比，愈发可见一个优秀的选本是何其重要。

    我最早读到的胡适选本，也许不配称为选本，而是一本硝烟弥漫的论战集。此即欧阳哲生编选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书中胡适与论敌的文章，大约各一半，不过，胡适的名作，大都入选了；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胡适思想的精要用作书名，更见良苦用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欧阳哲生不愧胡学名家。那年我20岁，阅读此书，不是景仰胡适，而是怀揣一种看热闹的心理，看看民国人物如何论辩、吵架。读毕，相比胡适的思想（彼时觉得胡适见识浅显，卑之无甚高论），更为他与人辩论的风度所折服。

    此后，单是名曰“容忍与自由”的胡适选本，我就见过五种，读过两种：一是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二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潘光哲编）。此外，2013年初，九州出版社还出了一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开给当今社会的最好解药》，书名照搬欧阳哲生，副题媚俗至极。三者有一定重合，倘从脉络而言，当以潘光哲选本最为清晰。

    然而，哪怕是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的潘光哲的选本，亦有重大疏漏。胡适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并非始自晚年他写作“容忍与自由”一文，这是纵贯一生的主张，自其青年时代就开始谆谆宣讲。1925年12月，胡适致信陈独秀，1926年5月，胡适致信鲁迅、周作人与陈源，都谈到容忍与自由的关系，提出容忍异己是自由的前提。在其晚年，致信陈之藩、苏雪林等，谈及“正义的火气”，主旨还是容忍与自由。可惜这些书信，未尝见于各大选本（九州出版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选了一封胡适致陈独秀）。

    胡适生前，尝留意选本的问题。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0月12日，胡适看到香港现代书店盗版的《胡适文选》，说：“此本倒有可取的地方。如‘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东亚的命运’‘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取的方向’三篇，都是某些人最反对的文章。至于‘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赠与今年的大学生’‘信心与反省’等等，居然他都大胆地选去了。而别的偷版的《胡适文选》，就不如现代书店选得好了。”

    推荐胡适的选本，实在是一大难题。没有完美的选本，纵由胡适亲自出手编选，恐怕都难调众口：1930年，胡适从《胡适文存》三集当中挑选了二十二篇文章，印作一册，“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此即《胡适文选》，可惜这一选本侧重于文化与人生，而遗漏了政治，终究不够完善。

    就我所读，不妨以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为首选，止庵《胡适论社会》为辅（前一本清晰，后一本详尽，二书重叠之处，便是胡适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当然，这是论政治与社会的胡适，如果你想听胡适谈文化、谈人生、谈教育、谈宗教、谈红楼梦——胡适博学，几乎无所不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经典论丛”是我见过的最可取的选本（止庵《胡适论社会》即属此列）。

    好选本难觅，坏选本易见。若命我提名，哪个选本不必读，我则乐意效劳。这里且举一例。2013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制作了“民国大师经典书系”，其中有胡适一本《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单看书名，谁能想到这是胡适的选本呢，而会误以为方文山的歌词或哪个网络作家的文集。再看目录，形同大杂烩，怀人、论政、游记、诗歌，一应俱全，这不是繁华，而是纷乱。

    附带说一句，这一书系，书名都十分神奇，值得胪列：“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鲁迅），“时光阡陌，你一直未曾走远”（周作人），“烟雨纷繁，负你一世红颜”（张恨水）“倾城春色，终只是繁华过往”（郁达夫），“烟花易冷，那些我们不曾懂得的爱情”（徐志摩），“笙歌唱尽，阑珊处孤独向晚”（朱自清），“陌上谁人依旧，固守流年”（梁实秋），“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沈从文）……

    最后要强调一点：胡适的文字，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遗产；然而文字之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胡适。胡适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还在于行；不仅在于思想，还在于对思想的践履和守护。所以我们读胡适，更需要注意文本之外的胡适，在“立言”的胡适之外，还有一个“立德”的胡适：胡适之德，即公民之德。胡颂平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与胡适谈起《论语》，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愕然，然后缓缓答：“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正是胡适一生恪守的原则。记得我和你说过：读胡适，做公民。公民的美德，同样可以在胡适身上得到印证。

    2013年12月30日

    容忍与自由

    有一句名言，经胡适之口发扬光大，甚至成为了胡适思想的代表性话语，于是其知识产权常常被归于胡适名下。其实此言的合法主人乃是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胡适尊称其布尔先生，他们相识，不会迟于1916年：据耿云志《胡适年谱》，1916年6月16日，胡适“至绮色佳访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布尔先生”。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此言还有一个版本，曰：“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见1948年9月27日胡适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词“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其一，名垂后世的“容忍与自由”一文，胡适作于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16日）。此文写作极其辛苦，单是标题，就三易其稿，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从这三次修改，可见胡适对“容忍”的强调。此文开头，胡适回忆他与布尔谈话，说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过并未说明具体年月，只模糊记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推衍起来，应在1940年后。考胡适年谱，应可成立，1937年9月下旬，胡适动身赴美，直到1946年才返回故土。然而，考Burr生平，问题就来了。Burr生于1857年，死于1938年，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只能与Burr的鬼魂谈天说地。所以，这二人的对话——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适记错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词义，胡适译为“容忍”——这是他的语法习惯，他从青年时期就喜欢使用此词；查词典，可知还能译为“宽容”。这二词本是近义词，不过计较起来，还是有些差异。宽容的含义，比容忍正大。宽容发生在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容忍，如包容，则发生在强者与弱者之间。胡适采纳“容忍”一义，正契合他所生存的年代的政治生态，只是这么一来，可能与Burr的初衷擦肩而过。在Burr立论的语境，总统与草民、富豪与乞丐并无高下之分，谁也没有权力欺凌谁，谁也没有必要容忍谁，所有的权力主体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尤其平等。然而，胡适直面的社会状况，却与这种平等无缘。

    试想，Burr此言，如果译作“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会不会少一些争议呢？

    刚才说胡适好言“容忍”，始于早年，试举两例。1925年12月上旬，胡适致信陈独秀，谈上月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一事，认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这番感悟，比从布尔先生那里听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早了十数年。

    1926年5月24日，胡适在天津裕中饭店，读鲁迅杂文集《热风》有感，遂致信鲁迅、周作人及陈源（陈西滢），对他们之间长达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表示惋惜。信中说：“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信中还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

    就这两例来讲，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并无不当。质言之，在公民之间，容忍的确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但是，这句格言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此。推及到公民与权力者之间，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就不再那么明了。

    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任何格言都有其生长的语境。脱离了语境，不是被误读、曲解，使淮南之橘，沦为淮北之枳；便是流于空谈。譬如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自是名言。不过，倘若细究对信仰的定义，此处之“信仰”，指一种宗教信仰的话，那么此言断难移植到中土，中国人对法律的态度，哪怕是法律人，都不免视之为工具理性，要上升到超验的纬度，谈何容易。

    再如西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它的成立，需要一个前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假如你脚下的土地并不属于你，而为国家、集体所有，假如你对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占有，还有年限的制约，那么你的房屋，哪怕如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国王的铲车却随时可能开进来，此刻，呼喊这一格言，不免被讥为不识时务的空谈。

    同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宪政国家的常识，却是威权国家的谬论。不难想见，在威权主义治下，自由何其虚幻，何其脆弱，何其稀缺，你不呼吁民众争自由，反而呼吁他们容忍，不被视为权力的鹰犬、政府的走狗才怪呢。“容忍与自由”一文之所以激起巨大争议，正源于此。

    胡适作此文，确有现实的动议。他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当是同时规劝国民党当局与《自由中国》的同仁。只是，当我们读到此文结尾，胡适引“四十多年前”的《新青年》往事，说他与陈独秀争论白话文学运动的路径，一人认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另一人认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知胡适的规劝方向，偏重于《自由中国》。因此前《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及当局的批评过于凶猛，引来了权力的反扑，故胡适主张容忍，建议停办讽刺性太强的“短评”栏目，以退步的姿态继续争取中国的自由（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的演讲标题还是“容忍与自由”，可见他的态度持之以恒）。

    针对胡适的言论，《自由中国》的主将殷海光提出异议。他写了一篇读后感，盛赞“容忍与自由”一文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是“一位老成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目前中国怎样解决之一个总的启示”。其文大半篇幅，都在呼应胡适，临近结尾却急转直下：

    同样是容忍，要求别人对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对别人容忍却难。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还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殷海光的回击十分明确：我同意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过胡先生您这话，应该先说给蒋介石听，眼下不能容忍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这样的反驳，应在胡适的预料之中，他自然认为，两边都该容忍，知识分子并非无权无势，笔杆子和观念并非毫无力量，否则何以令统治者害怕呢？争论至此，双方各执一端，必将陷入僵局。

    不比胡适、殷海光置身迷乱的局中，周策纵身在美国，以旁观者的中立姿态笑看风云，因而他的视野更辽阔，立论更超脱。1960年11月30日，他撰文“自由、容忍与抗议”，从标题可知，他跳出了容忍与自由的二元框架，而加入了抗议精神。此文首先辨析容忍之于自由的充分与必要：

    ……容忍虽然有点像自由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它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却还得看情况如何而定。换句话说，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中国的妇女在旧礼教的束缚下不是容忍了几千年么，她们何尝得到婚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有许多专制政治和独裁政治下，大多数的人民往往容忍到了极点，但自由也不曾自动地降临，固然有许多被迫的服从不能算作容忍。原来一个社会里要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容忍而另一部分却可以不顾的时候，容忍还可能成为奴隶的道德。我们若希望容忍发生好的效果，能作为自由的保障，必须社会上的人全体或大多数都多多少少能采取这种态度。

    这一说，则比胡适透彻多了。过于强调容忍，未必能通往自由，“有时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周策纵使用“抗议”，而非“反抗”，缘于后者的暴力色彩过重）。因为容忍有其适当的限度，超过了限度，便是“鼓励别人来侵犯自由”，“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为了一种罪行”。此刻，抗议必须出场：“抗议有一个功用，它可以促使有实权者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态度，因此可说是自由的一个重要保障。”

    周策纵说，抗议与容忍，其实相辅相成，两者都要鼓励。容忍的主旨之一，就是“容忍抗议”；同时，“除了必须容忍别人的抗议之外，还必须抗议自以为不该容忍的事”。文中有一段至论，正适合抄在这里：

    没有容忍，则抗议或被扼杀，或流于偏激极端，终于不会有自由。没有抗议，则片面的容忍只维护了压制，即使全体都能容忍，也只会造成一个静止萎缩的社会，绝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活泼泼的自由理想。栏里的一群绵羊，服服帖帖，即使都相安无事，也不象征着自由的社会。

    胡适《自提小照》

    Burr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是出于老年人的智慧，殷海光称胡适为“老成人物”，Burr更当得起此说；二是有感于美国人争取积极自由过了头。然而，彼时的台湾与美国不同，一者是海水，一者是火焰，宪政主义的龙种，种错了土壤，只能长出专制主义的跳蚤；胡适与Burr不同，自从与公权力发生关系，“做了过河卒子”，他便无法摆正自己的身位。他与执政者，一直若即若离，却不能一刀两断。他的定位，是“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请许我诛心一下，究胡适本心，还是有国师情结），可是他的谏诤，不像奴仆对主人、臣子对帝王那样设身处地，投怀送抱，从而为执政者所不喜。同时，他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奉为领袖，他亦乐于接受这些人的拥护，从观念上讲，这才是他的同志。基于此，中年后的胡适，长期摇摆于公权与民权、庙堂与江湖——如国民党当局与《自由中国》——之间，他深知，他的理想更近于后者，若要实现理想，则须依赖前者之力，他企图在两者中间寻一个平衡的支点，两边都讨好，结果却是两边都不讨好。譬如他写“容忍与自由”，吁求蒋氏政府与《自由中国》各退一步，互相容忍对方，然而，双方却各进一步，狭路相逢，以至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被禁，雷震案发，入狱十年，胡适对蒋介石“大失望！大失望！”，蒋同样不满胡适的言行：“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至于殷海光这一方，则直斥“胡适是个大乡愿”，1962年胡适去世，他竟未去吊唁。

    两败俱伤的结局，是“摇摆人”胡适必须吞咽的苦果。他循循善诱蒋介石的做法，往好了说，叫以身饲虎，往坏了说，则是与虎谋皮。饿虎一般的权力者，哪里听得进“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苦口良言，因为这两样东西，对它们都不重要。就像电影《让子弹飞》的结尾，土匪对恶霸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没有胡适，没有雷震和《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很重要。

    再重复一遍：容忍何时才比自由更重要，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极权或威权语境之中，这毋宁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最起码的自由，谈论容忍实在是一种奢侈，就像乞丐幻想五星级宾馆的满汉全席，太监幻想与天上人间的花魁一亲芳泽。假如不能引进周策纵所强调的抗议精神，把权力者关进宪政的铁笼，习惯了张牙舞爪的他们从来就不知容忍为何物。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公权不会容忍，民权更不该容忍，后者一旦退缩，就给了前者得寸进尺的机会，令本就稀罕如华南虎的自由，更加彷徨于无地。我们所见的“自由”，都是周老虎式的伪劣产品。

    今日中国，谁该容忍呢，《让子弹飞》给出了答案：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忍耐！

    2011年4月13日

    正义的火气

    “正义的火气”之说，出自胡适先生。其原文作“正谊”，此词有一义项，可释为“正义”。胡适的同时代人，以“正谊”代“正义”，不乏其例。1963年，郭沫若赋《满江红》，歌颂从前苏联归国的邓小平，其中云：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此处之“正谊”与“正义”相通，一目了然（在郭沫若的作品当中，“正义”随处可见，为什么这里偏偏写作“正谊”呢，我则不得其解）。前不久见人撰文纪念习仲勋，题为“但伸正谊，何惜一身”，看来“正谊”的语法传统依然有其市场。

    1957年5月2日，胡适复信陈之藩，谈治学方法：“勤、谨、和、缓”（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四字经，本是前辈教人做官的方法，胡适拿来治学）。说到和缓，他话锋一转，引出“正谊的火气”：

    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是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方面的一点“正谊的火气”罢？

    后一段批评，也许可以理解为自我批评。因为年轻的胡适，一度无比推崇俄国革命与苏俄建设，不知这是否与“正谊的火气”有关？

    1961年双十节，胡适复信苏雪林，再次谈及“正义的火气”（这次不再写作“正谊”）：

    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在此，胡适明确定义了“正义的火气”。他谈到其名作“容忍与自由”，我则想起勒尼德·汉德对自由的定义：“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顾准对专制的定义：“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以及刘瑜的论断：“一切政治上的专制，它的知识论前提就是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

    将这些名言置于一处，何谓“正义的火气”，便十分明了。这里的“正义”，与我们平常所言的“正义”，略有差异。后者指一种价值，前者则指一种思维，即自以为居于正义（真理）一方，正义（真理）在握，甚至自视为正义（真理）的化身，于是自负、专断、独裁，不能容忍“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事实上，自居正义，未必就是正义，自负正义，往往陷入虚妄；况且，即便你掌握了正义，对待异己，却一腔火气，这必将损坏正义的品质：宽容正是正义的要义之一。

    这么说，并非暗示人们不要追求正义，而是提醒，也许正义只有一个，正义的面相，却不止一张，通往正义的路径，却不止一条。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正义的孤独扞卫者，不要以为只有你把握的正义才是唯一的答案，更不要使你手中的正义，沦为凌虐他人的工具。

    胡适一生，屡屡与“正义的火气”作战。这里且说与陈独秀的争论。陈独秀此人，可谓“正义的火气”最形象的代言人，他毕生追逐真理，虽九死犹未悔，而以其一贯的自负、偏激、刚愎自用，常常自觉真理在手，火气四射。1917年，胡适发起“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更进一步，呼吁“文学革命论”；对于白话文学，胡适还是一副商榷的口吻：“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断言：“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是何其决绝，其口气，不是火气，而是杀气呢。

    胡适晚年，谈“容忍与自由”，特地回顾此事，作为反面的教材。依他的意思，容忍的一大前提，在于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对照汉德之言，可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正是对“自由的精神”的严重背叛。“正义的火气”不仅关乎正义，更关乎自由，以及容忍。要化解这种火气，大概只能重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不知容忍，就不知自由，正如不知怀疑，就不知真理，不知宽容，就不知正义。

    可惜胡适的提醒，从来被当作耳旁风。在我们生存的年代，“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状况，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比比皆是，相比陈独秀、胡适当年，更是变本加厉（毋庸置疑，这个时代愈发偏激、愤怒，甚至愤怒被某些人视为正义的捷径）。有时，有些人非但不容他人匡正，反而要去匡正他人，譬如一些人自恃占据了正义和真理，从道德高地俯视众生，扫荡异己，开口便是十万火力：你为什么不忏悔？你为什么不呐喊？你为什么不签名？你为什么不上街？……

    这般杀气腾腾的质问，大抵便是“正义的火气”最鲜明的表达。正义毒火攻心，正义感泛滥成灾。此刻，是不是该换一个名目呢，借用郝建先生的话，这叫“正义的戾气”。当正义露出了暴戾的獠牙，其精神便开始崩解。

    2013年11月13日

    怕老婆与民主

    我的朋友蔡朝阳老师，在其谈教育的新书末章自供，他怕老婆，并言之凿凿为此举声辩：“作为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人，怕老婆是好品质之一。”上升到政治高度，且谈及自由主义，自然要引出胡适。胡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曾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当年聂绀弩读到这段话，认为“是一种玩笑性质”，“企图以玩笑来解消学生们对严肃工作的情绪”。这自然是一厢情愿的诠释。胡适的本心，虽不可问，参照他一生的事迹，可知以怕老婆来谈民主，并不仅仅是幽学生一默。

    从1942年起，胡适就开始收集世界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他发现，中国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却无一个；美国、英国、斯堪的那维亚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德国却无一个。“倘然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里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

    除了日本和德国，还有俄国，胡适说，全世界唯此三国无怕老婆的故事。他还提到与德日同属轴心国的意大利，不过是拿来作为反例，称意大利不乏怕老婆的故事，所以他预言意大利迟早会背叛轴心国，果然，1943年9月，意大利便向盟军投降了。

    有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有多少怕老婆的故事，便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从这“两个凡是”来看，胡适显然把问题简化了。不说其他，反躬自省，在中国，怕老婆的故事代不绝书，然而中国——无论古今——与民主的距离，相比德国、日本，孰近孰远？不论民主的结果，还是民主的基因，与怕老婆的关系，一旦上升到宏大叙事（譬如一国的政体），也许并不如胡适所预期的那么大。

    有些时候，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观察民主的视角出现了偏差。我们惯于视民主为庞然大物，殊不知民主更应该落实于个体的细微言行；我们惯于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应该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惯于宣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殊不知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不坏”与“好”，意思相同，角度相异，就像你面前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说：还有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有半杯水！认为民主为好东西，那是从乐观的角度；认为民主为最不坏的东西，那是从悲观的角度，现代政治的建构，毋宁更接近后者——当然，民主首先必须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基于此，可见怕老婆与民主之间，假如有一条隐秘通道的话，其前提当为：这里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而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方式、日用伦理——用胡适自己的话讲，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高谈怕老婆的故事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则属误入歧途；反倒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更易呈现民主的要义，与他对民主理念的热爱和追逐。

    与蔡朝阳一样，胡适常常将“怕老婆”三字挂在嘴边。古代中国，针对女性，有“三从四德”之说，胡适将其改编为“三从四得”，压在男人头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有人从巴黎给他捎来十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他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将铜币分赠友人，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这就有些恶作剧的意思——胡适向来喜欢开玩笑，他还说，自己属兔，老婆属虎，兔子见到老虎，焉有不怕之理呢。

    事实上，宣扬自己怕老婆的男人，未必是真怕。1961年5月6日，《征信新闻》（后改名《中国时报》）刊文“胡适之伪装惧内”，称胡适尊夫人江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胡适读到这一节，哈哈大笑。

    一个“怕”字，并不足以表现胡适以及许多号称怕老婆的人对老婆的真实态度。这一面源于汉语的匮乏，另一面，则是在父权主义的中国，历来男尊女卑，如今，但凡尊重女性，主张妻子与丈夫是平等的主体，便容易被扣上“怕老婆”的恶名。反之，如“怕老公”，却被视为常态，而非作为一种弊病，风行于闲人的口角。

    胡适谈“怕老婆”的时代，中国正从父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可悲的是，至今转型尚未成功——故他不免使用一种激进甚至极端的姿态，譬如拼命抬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拨乱反正，平等男女。“怕老婆”云云，并非畏妻如虎，敬妻如神，究其实质，胡适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为利器，解构男尊女卑的父权主义传统——自由与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切记，胡适谈“怕老婆”的意图，在于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沦为对河东嘶吼的恐惧与屈服，夫与妻，如兔子与老虎，那便无关民主。以“怕”为基石的政体，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最后依然要申明，哪怕如胡适这样用心良苦的“怕老婆”，并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并不必然是民主国家。我们只能说，怕老婆如胡适、蔡朝阳者，相比那些善于欺压老婆、欺压女性与弱者的壮士，与民主的距离，则更近一米；他们更具备民主的潜质——如你所见，在胡适、蔡朝阳们的中国，民主仅仅是一种潜质。

    2012年6月20日

    从胡适与蒋介石的一张合影说起

    胡适与蒋介石合影

    胡适与蒋介石有一张着名的合影，摄于1958年4月10日。查曹伯言、季维龙编着《胡适年谱》，当天上午九点，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南港中研院考古馆楼上发表演说，称这一职位，自朱家骅卸任以来，蒋介石请他出山，他正在病中，曾数次恳辞，后念及中研院工作者都是老朋友，深感义不容辞云云。随后，他请前来主持就职仪式的蒋介石致辞。查《蒋介石年谱》，蒋介石的讲话内容主要为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复兴中华历史文化等。仪式结束，二人合影。

    照片之上，胡适与蒋介石并肩而坐。蒋正襟危坐，仪容严整，身体向胡适一侧微倾；胡却跷起二郎腿，谈笑风生，意气自若。这充分体现了二人的人格与性格之差异。蒋介石中年豹变，此后一贯以庄敬自律，从精神到举止，莫不合于礼法，他参与公务的照片，几乎都是正颜厉色，不苟言笑。胡适恰恰相反，他的照片，我收藏近百张，其青年时期，偏于严肃，眼中的焦灼与迷惘像时代的阴霾一样挥之不去；中年以后，不论在何种场合，与何人合影，大都神态从容，襟怀洒落，从他脸上，你可以读出什么叫清雅，什么叫坦荡，这不仅缘于年龄和阅历的增进，更缘于修为和思想的通达。

    胡适与蒋介石这张合影，流布甚广。如你所见，它常被拿来与周其凤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对比，以胡适的端正，暗讽周其凤的卑屈，进而批判北大——胡、周都曾担任北大校长——的堕落。这些批判能否成立呢，纵使结论无误，其批判的逻辑能否自洽？以一人而废一事，正如以一人的面相、行止而废一人，不免以偏概全。

    胡适与周其凤，确有差距。除了造物的不公（胡适是美男子，周其凤如土行孙），我以为最大的差距，并不在他们与权力者的关系（若论关系，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之亲近，岂是周其凤所能比），而在他们的人格。这不是要刻意贬损周其凤，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是基于个人还是时代的因素，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拥有健全的人格。这种人格，保证了胡适与任何权力者合影，都可以一脸坦然、淡定。

    胡适并不孤单。他的学生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比他还要霸气，不仅平起平坐，高翘二郎腿，还嘴衔烟斗，说话指手画脚，当时满朝文武都在蒋介石两旁肃立，无人敢坐。

    这能说明什么呢：胡适一身傲骨，不向权力者屈身？蒋介石胸襟博大，尊重知识人？无论哪个答案，显然都抬举了一张照片的历史重量。拿胡适来讲，他的性情，其实并不以傲骨见长，他留给后世的人格遗产，当是自由、理性、宽容与坚忍，也许可以加上“独立”——这与傲骨接近，不过还是不能等同。

    在我看来，胡适与蒋介石并肩而坐，言笑自如，只不过在表明：这是两个正常人。就像奥巴马，可以弯腰九十度，让参观白宫的小男孩抚摸他的脑袋，这能说明小朋友勇敢么，或者奥巴马谦恭？美国人会觉得，世间事本该如此，何必过度美化。

    我们不能因为跪惯了，见到一个人直立行走，便高呼英雄，望而兴叹，他只是正常人而已。胡适与蒋介石的这张合影，当作如是观。

    对于胡适、蒋介石等民国人物，如今我们所陷入的误区，是神圣化，正如以前所陷入的误区，是妖魔化（说起来，坊间对周其凤亦有妖魔化之嫌，听说他在北大师生口中的名声并不差）。对妖魔化，自然要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然而无论怎么反正，都该谨防过犹不及。

    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平恕之道和平常心才是治史之本。可惜，今人研究民国史，陈义过高之误，几乎无所不在，区区平常心竟成了稀世之珍。须知民国的月亮，并不比今日更圆。民国有自由、开放的一面，同样有专制、混乱的一面。胡适在蒋介石面前，谠论侃侃，直言无讳，这是事实；雷震案前后，他对蒋介石的委曲求全，被唐德刚斥为“懦弱的本性……毕露无遗”“百无一用之可怜”，被殷海光斥为“乡愿”“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这何尝不是事实呢。

    若你一定要赞颂胡适的傲骨，却不该以这张合影为例，倒是在合影之前，蒋介石致辞，勉励中研院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之艰巨任务，随后胡适上台答谢，第一句话就是“总统错了”，“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他强调，中研院应该“为学术而学术”，恪守学术本位。对此，蒋介石气愤至极，甚至“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他写日记道，这是他“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以至于在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他再未踏入中研院一步。论证胡适的傲骨，这一幕无疑更具说服力了。

    转念一想，这原也寻常。恪守学术本位，当是知识分子的本分，他们挺拔的脊梁，本该有这一块骨头。

    2013年6月23日

    从王照到胡适：天下事哪有捷径

    王照（小航）曾参与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参倒该部六位堂官，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梁不是一路人，终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

    他曾述及与康有为的一段争论：“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故称其“老康”。

    这则史料，我在胡适的书中，至少读到两次。1930年10月8日，年过七十的白头老人王照访胡适不遇，留下一大包文字，想来应是《王小航先生文存》的底稿。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的四卷文存作序，结尾便引用了这段话。

    王照“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戊戌年，他主张多立学堂，以教育为新政之本；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依旧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最对胡适胃口。因为他自身便是如此。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一讲，同样是三十余年。

    1948年3月3日，胡适复信正读大学、年轻气盛的陈之藩，再次引用了这段争论，并告诫陈“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

    王照的同代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一段回忆录，可为参照。李提摩太写过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反观现实，在我们身边，“缓不济事”、“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的话语正泛滥成灾，“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不得”的告诫却乏人问津，或被视为迂远之论。不要说三年，有些人，连三天都不愿等待，对他们而言，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还说什么深谋远虑、百年大计？

    到底有没有时间呢，历史足以证明康有为的错误。中国的转型，确然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然而，如今距离王照与康有为争论的年代，已经超过了百年，转型犹未完成，教育尚需普及，可见时间并非决定性因素，正如王照在三十二年后的感慨：“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尽管在戊戌变法时期处于同一阵营，王照渐进，康有为却激进，王照主张日拱一卒，康有为却主张一步将军，他们争议的关节点，并不在时间，而在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针对病入膏肓的中国，王照的药方是静养，康有为的药方当属猛药，如其上皇帝书所云：“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可惜药效过于刚猛，非但不能药到病除，反而加重了病情：康有为们的急躁、操切与轻浮，正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大缘由。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用五个“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纲领：“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他开出的药方，则与王照近似：“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后来他在狱中，还对谭嗣同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历史不容假设，假如戊戌年的改革，不是由康有为、谭嗣同，而是由王照，以及更加稳健的张之洞、陈宝箴来主导、规划，朝廷能否突围，中国能否自救，谁知道呢。然而我们由此必须承认，改革与时间的关系一向十分微妙，它迫于时间的压力，却最需要时间的打磨；言必称“缓不济急”，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时间头上，正是一种懒惰、懦弱的行为。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康有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像王照这样的主张，永远不会过时；像王照这样的人物，永远不可或缺。他是做事情的人。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语）的中国，做事的第一要务，当是坚忍一心，积微成着，决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王照说：天下事哪有捷径！

    2013年8月1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