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了很久，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时候没有手机，没办法联系他。最后他总算来了，说在医生办公室里耽搁了。母亲去见哈密尔顿医生，因为她乳房上有个肿块，现在还在医生那儿做检查。
我和爸爸赶到医生办公室，医生说，他还不能肯定，不过他觉得肿块像是癌。那时候，你是不会去等待其他看法或分析的。母亲星期一上午就动手术。她有可能会切除右侧乳房，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个周末，我们都忙着为她住院做准备。母亲一直在做饭，做蔬菜炖牛肉鸡肉，然后放在冰箱里，这样她住院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东西吃。她忙个不停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我怀疑，她忙起来，是不愿意去想生病的事。在1970年，癌症就是宣判了死刑。她害怕，我能看出来。爸爸也害怕。我也害怕。和当初伯明翰爆炸时的害怕不一样。这次，恐惧像刀一样割在心上。没有母亲的日子，我想都不敢想。
星期天晚上，母亲住进医院。父母决定，我星期一还应该上学。我想，那大概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到一点钟上拉丁语课的时候，我真的没法等下去了。我跟温特斯太太说，我母亲正在动手术，我能不能到办公室去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在校长那间镶木装饰的办公室里，等了似乎有一个小时。最后，护士找到了我爸爸，他说手术结束了，真的是个恶性肿瘤。他问我是不是要离开学校。我说是的，随后他就来接我了。
我们到医院后，母亲已经醒了，看起来比我和父亲都更加放松。她知道了实情，多少踏实了一点儿，哈密尔顿医生也温柔地表示鼓励，说癌症发现得早。那时候，“早”的意思是，癌细胞至少已经转移到了两个淋巴结。她需要做化疗，在医院里开始，回家后继续做。
父亲给外公外婆、姨妈、舅舅们都打了电话，说了这个消息。一大家子人陆续赶来。母亲的姐妹们，以及她的弟弟和弟媳，都来了。雷伊外婆很明智地留在家里。我喜爱这个大家庭，也需要他们，但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有点儿不方便了。母亲在医院里住了十天。玛蒂姨妈走之前的那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她正在搬弄卧室里的家具。“你在干什么呢？”我问。她解释说，病人从医院里回来，看到东西和原来不一样，会好一些。我觉得母亲回家肯定不愿意看到精心装饰的卧室全变了样，就表示抗议，坚持要把家具搬回原来的地方。我的亲戚们又待了几天。他们都尽力帮忙，有一阵子也让妈妈心情很好。可随后他们就该回家了。母亲、父亲和我都希望日子恢复常规。我们需要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就我们三个人。最后一位亲戚离开的那天晚上，我们甚至去看了冰球比赛——那是我母亲手术之后两个星期。
但是，如果母亲被诊断得了癌症，孩子就得找一种新的常规生活。一旦癌症进入家庭生活，它就徘徊不去、令人憎恶。我每天晚上祈祷，希望母亲的癌症不要回来。母亲要做常规检查，先是一个月一次，然后是三个月一次，然后是六个月一次。每次检查前，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而检查的结果也只能安慰一时。有一次，在例行检查前，我问母亲，害怕不害怕。“不是那么可怕的。我就是在医生告诉我结果之前那一会儿有些紧张。”她这样回答。“五年期”过了之后，当时都认为，过了这个时期，癌症病人就算治愈了，于是我们举行庆祝。不过，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结果我是对的。
我母亲患过乳腺癌，作为她的女儿，我可以证明，病人的疾病所产生的持续焦虑感，会直接传递给孩子。1970年母亲初诊时，这种疾病的遗传学解释还不如今天那么清晰。但我一生中，母亲得过乳腺癌这一事实，一直是我健康诊断中的重要因素。我三十岁前，就开始进行乳房造影检查，有几次结果很“吓人”，就进一步做了活组织检查。尽早诊断（同时祈祷），成了我对抗这种可怕疾病的护身符。我对提前检查心存感激，这似乎给了我一个与之斗争的机会，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的脆弱。不过，我还是决定不去做乳腺癌基因检测。如果结果确定，那会是个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我不希望预知未来。
癌症还在其他方面改变了母亲的生活。她从不抱怨，但我知道，身体上的巨大变化对她是沉重的打击。记住，这是个以美貌优雅为自豪的女人。在1970年，癌症外科手术还比较粗糙。手术让原来乳房所在的地方凹陷下去。当时一般不会马上做重塑手术。相反，人们的态度都很无所谓：反正过了生育期，女人的乳房也没什么用了。母亲后来一直都戴着修复文胸。而且，切除几个淋巴结之后，她的左臂开始肿大，几乎是右臂的两倍。她总是穿长袖衣服，把肿大的手臂遮起来。我还记得，有一天母亲去买东西，她试了一件衣服，但袖子太紧，那条肿大的手臂穿不进去。女销售员天真地问，这是怎么了。母亲正面应对，解释说是因为做了乳腺癌手术。那个女人吓了一跳，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上帝保佑你。”母亲镇定而优雅，只回答说：“谢谢。”
看着安吉丽娜·赖斯面对这些挑战，我对她了解得更多了。她是癌症病人，但她不会屈服于这一身份所引起的任何“表层”问题。她克服了身体上的变形，以及与疾病共处的心理压力。她很感激自己能够幸存下来，能够继续为人妻、为人母。母亲的坚强，到今天我还不能完全领会，而且我自己肯定做不到。正是由于她的顽强，我们才可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父亲同样深受影响。他对我说，神回应了他的祈祷。得知母亲的诊断之后，他祈求上帝不要带走她。“我一个人怎么能养大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呢？”他不用一个人养。这么多年里，与妈妈相比，爸爸倒经常说出他内心的恐惧，比如他会跟我说（显然没跟妈妈说），他跟很多医生谈过，都说癌症永远也不会真正离开。“那些小种子潜伏在那儿，你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又会发起进攻。”他说。事实是，那个残酷的星期一之后，癌症渗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打破了这个和睦家庭的安全感：这就是新的常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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