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与做人——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梁启超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所以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智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它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听他变成细密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费的事，我想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样。“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人格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来。所以仁字从二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

    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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名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会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刚强极难。一个人有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

    “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坐，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居”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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但昔日之芳草兮，今真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现在你所爱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因不知才会感；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人。我盼望你有痛恨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现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敬告姊妹们

    秋瑾

    我的最亲爱的诸位姊姊妹妹呀！我虽是个没有大学问的人，却是个最热心、最爱国爱同胞的人。如今中国不是说道有四万万同胞吗？但是那二万万男子已渐渐进了文明新世界了，智识也长了，见闻也广了，学问也高了，身名是一日一日进了，这都亏了从前书报的功效，今日到了这地步，你说可羡不可羡呢？所以人说书报是最容易开通人的智识的呢。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球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还有那安富尊荣、家资广有的女同胞，一呼百诺，奴仆成群，一出门真个是前呼后拥，荣耀得了不得，在家时颐指气使，威阔得了不得，自己以为我的命好，前生修到，竟靠着好丈夫，有此尊享的日子。外人也就啧啧称羡，某太太好命，某太太好福气，好荣耀好尊贵的赞美，却不晓得她在家里何尝不是受气受苦的。

    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你将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试问这些富贵的太太奶奶们，虽然安享，也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罢咧。总是男的占了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为着要倚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这个幽禁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啊呀！诸位姊妹，天下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诸姊妹必说，我们女子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一生荣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诸般苦恼，也就无可奈何，安之曰命也，这句没志气的话了。

    唉！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反目口角的事都没有的。

    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这样美丽文明的世界，你说好不好？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拨么？无非僻处深闺不能知道外事，又没有书报足以开化知识思想的。就是有个女学报，只出了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如今虽然有个女子世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办这个中国女报，就是有鉴于此，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却也就算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

    惟是凡办一个报如经费多的，自然是好办了，如没有钱，未免就有种种为难。所以前头想集个万金股本，二十元做一股，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也不枉是中国女报为二万万女同胞生一生色，也算我们不落人后，自己也能立个基础，后来诸事要便利得多呢。就将章程登了中外日报，并将另印的章程，分送各女学堂，想诸位姊妹必已有看过的了。然而日子是过得不少了，人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人问起，我们女界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想起来实在痛心的呢。我说到这里泪也来了，心也痛了，笔也写不下去了。但这中国女报就是这样不办吗？却又不忍使我最亲爱的姊妹长埋在这样地狱中，只得勉强凑点经费和血和泪的做点报出来，供诸姊妹的赏阅。今日虽然出了首册，下期再勉力的做去，但是经费很为难呢。天下凡百事独力难成，众擎易举，如有热心的姊妹肯来协助，则中国女报幸甚，中国女界幸甚。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

    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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科学与民主

    顾准

    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呢？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这种对于民主的解释，和上面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号称为反对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通常主张，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制，但是两党制的实际状况也造成了那些民主主义者的幻灭。因为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象只有两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两个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你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于是，这种民主，不过是粉饰门面，不过是欺骗。何况，芸芸众生喜欢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存在，足以保障这种秩序。据说，苏联人怀念斯大林，就是出于这种感情。

    再说，所以主张把民主放在科学面前，是因为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但是仅仅着眼于这一方面的话，前面两种民主，亦即民主集中制，至少能够部分地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搞出来的。苏联的军事科学，不对，是武器科学，还有许多其他各门科学，50年来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

    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我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是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说穿了，这些不过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老生常谈而已。但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也许可以反驳，这么说，还可以归纳为民主是科学的前提。这种反驳当然还是有力量的，因为上面的论证，看起来是一种循环论证，你把民主当作前提也可以，把所谓科学精神当作前提也可以。不过我想，把民主当作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

    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

    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作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代替的应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

    也许主张人类进步也是一种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列宁反对相对主义就是这样论证的：相对成了主义，就是一种绝对化的主张。当然不能禁止这种反驳。不过，主张人类进步，主张人类进步而主张科学精神和多元主义，总和主张什么终极目的而坚持一元主义——权威主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我也是一元主义，那也不妨承认，我的一元主义是多元主义的一元主义。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当时大家承认的一种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制度无论何时（哪怕比现在完善得多）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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所以，它也是多元主义的。

    至于政府的形式，看起来不能做到大家当家作主，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而且，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状态下，职务的差别，表现在收入和特权上的差别将愈来愈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这样进展（你听起来似乎是神话，然而这是事实）。那里的经济学，确实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反响——他们在研讨一种有别于家裔的不平等（公爵时代，资本家的遗产，都造成家裔上的不平等）的功勋的不平等如何缩小的问题。不过，这里还适用马克思的命题，需要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才行。

    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些。所以，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的回响十分震动人心，而1945年以后，连陶里亚蒂也宁愿走结构改革的道路了。陶里亚蒂是对的。如果他选择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意大利的工人会埋怨他的。不过，在西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现在也并不稳固，至少它在日益削弱。

    东西异同论

    辜鸿铭

    有名的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它的合理处。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有许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

    因此，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为此而作出贡献，而且这也是有教养人们的义务。

    不久以前，一个德国友人定居在广东，他非常关心东洋文明，他死的时候，我给他做了墓志铭：“你最大的祝愿，是实现东西方优良方面的结合，从而消除东西畛域。”

    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因此，今晚我给大家讲讲东西文化之间有哪些差异。

    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尚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还不牢固的文明。

    一般说来，欧洲文明根源于罗马文明，而罗马文明又像诸位所知道的那样根源于古希腊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民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巴罗克文明，也就是欧洲中世纪文明。那时的欧洲虽然处在野蛮时代，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蛮人逐渐进步，从而开始创造文明，而后，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到来。

    恰巧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六朝的文艺复兴时代。众所周知，此时正是五胡乱华，而罗马人的古典文明也是被五个蛮族集团消灭的。从此欧洲人就以基督教和《圣经》为蓝本（基础），创造了新的巴罗克文明。

    然而，随着欧洲人知识的进步，过去的宗教文化就不能适应了，如同中国在唐代兴起文艺复兴一样，在欧洲，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而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此，欧洲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战争，终于成功地实现了改革，以后到了法国大革命，它是以改变政治结构为主要目的的。但社会自身却并未有所变化。因此，经历了上次的欧洲大战之后，欧洲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改造社会，因此社会主义、过激主义四处兴起，过激主义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旧的东西而制造新的东西。这种“破坏性”的主义，也是欧洲社会中必然产生的结果，所以，欧洲文明，实如同一个正在改造、构筑、建设当中的屋子。

    而我们东洋的文明，则不仅已构成了屋子，而且已经住上了人。东西文明的差别就由此而生。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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有“文以载道”这样一句话，“文”即“文学”，在中国，文学可以说是教给人们正确的人生法则的东西，西洋人长时间内为了寻找这真正的人生道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未果。而中国人依据《四五书经》，就可以明“道”。很遗憾，欧洲没有这样的东西。欧洲有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叫人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而孔子学说则教人怎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国民，努力做一个好人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比如登山拜神即可成为一个好人，而想作好一个良民，则须知“五伦”之道，这却是一件相当难的事。

    为寻找正确的人生之道，欧洲学者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斯宾塞、卢梭等等。他们的主张从某个方面看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完善的，不是那种真理性的东西。诸君如果以为它们完全正确而予以吸取，那是非常危险的。

    下面，我想分五条，讲一讲东西方的差异之处。第一，个人生活；第二，教育问题；第三，社会问题；第四，政治问题；第五，文明。以上五个问题，无论哪范围都很广，非一晚所能尽述，故今晚我只拣重要的说一说。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个人生活。

    作为个人，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活目的。换言之，即人应该做些什么？什么是人？对此，英国思想家弗劳德说：“我们欧洲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人是什么？”也就是说，做为一个人，是当一个财主好呢？还是去做一个灵巧的人好呢？关于这个问题，欧洲人没有成型的看法，由此可见，说欧洲人没有正当的人生目标，不是我一个人，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持与我同样的意见。

    相反，我们东洋人则早已全然领会了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这就是孔子展示给我们的人生观，也就是对于长者即真正的权威人士必须予以尊敬，并听从他的指挥。“孝悌仁之本”，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也是东洋人的人生观。

    关于人生观方面，再一个差别就是，欧洲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运动。而我们东洋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生活。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则为生活而运动，他们是为赚钱而活着，我们则是为享受人生而创造财富，我们不把金钱本身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为了幸福而活动。孔子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那意思就是好人为了生活而创造钱财，而恶人则是舍身去赚钱。

    西洋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了赚钱连命都不要，这就是东西方人的差异之处。也就是说，西洋人贪得无厌不知足，而东洋人则是知足者常乐。为了东西方能真正地走到一起，他们西洋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而采取我们的办法。

    下面谈一下教育。

    欧洲的教育目的，在于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怎样做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人。常常有西洋友人对我说：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而你们则由于还在接受19世纪的教育，所以就无法成功。实际上，我们东洋的教育，不仅能使我们的子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而且还能促使现代世界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孔子说：

    教育的目的在于称做“大学”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就是发明人们当中所固有的辨别道德的能力，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必须成为一个为社会所推崇的人，成为一个聪慧的人，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了明德，在于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而培养人才。《大学》中的“作新民”之“民”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创造新的更好的社会是高等教育的目的，这才是孔子的本意。诸位，共同努力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奋斗，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法学家，良好的工程师，共同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社会。

    下面再谈谈东西洋教育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一个清楚的划线：在初等教育阶段，主要是教孩子们使用他们的记忆力，而不注意让他们使用判断能力，首先让他们通晓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而在西洋，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他们灌输艰深的哲学知识。

    在中国则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方才对学生讲授深奥学问的。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办法，把像哲学那样深奥玄虚的东西讲给孩子们听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女孩子，还是不教为好。

    还在爱丁堡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曾组织了一个七八人互相钻研、共同进步的学习小组，互相学着做论文。有一回，其中一个人说，这样好的论文是否可以发表？另外一个人反对说，这样的东西不能出版。大家于是就根据这个人的主张，约定四十岁以前不出东西，因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问世之作有确切的把握，而这在四十岁之前是办不到的。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是坚决地遵守着这个约定的。我的第一部书出版时正值四十一岁。虽然现在日本连中学生都可以出杂志，但我觉得还是禁止为好。

    第三，谈一谈东西社会的差异。

    东洋的社会，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而西洋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换言之，在东洋，人与人之间关系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洋则是金钱关系。在东洋，我们注重的是名分。

    试想一下，在封建时代，当领主对家臣说：“你必须服从我”，而家臣反问“为什么”的时候的情形。那时，领主会很简单地回答道：“根据名分，我是你的主人。”如果家臣又问：“是什么样的名分？”领主又会回答道：“是大义名分。”

    然而在现在的日本，暴发户对工人说：“你必须服从我！”如果工人反问：

    “为什么？”那时暴发户将回答：“是依据名分。”可如果工人再追问：“根据什么名分？”暴发户将回答：“是金钱名分。”（指金钱关系、财产等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大义名分。可是在美国，名分完全以金钱为基础，在东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神圣的道德关系，夫妻、父子、君臣都是天伦关系，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只是利害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而东洋社会则建立在“亲亲尊尊”这样的两个基础之上，也就是Affectionand Hero—worship（社会之爱和英雄崇拜）。我们热爱父母双亲，所以我们服从他们，而我们所以服从比我们杰出的人，是因为他在人格、智德等方面值得我们尊敬。学者同车夫相比，所以比车夫更值得尊敬，是因为学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比较艰苦，而车夫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不像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那样高难。所以，他所受到的尊敬，自然要低得多。假如有这么一个社会，让车夫坐车，而让学者拉车，尊敬车夫而鄙视学者，那么，这社会还成其为社会吗？

    现在的中国就有这样的趋势，我们或许当车夫更合算。

    如果金钱成为社会的基础，那么，社会就有堕落到这种状态的危险。

    《中庸》上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如同上面所讲的那样，我们服从父母是因为我们热爱父母；我们服从贤者，是因为我们尊敬贤者，这就是东洋社会的基础。诸位来听我的这个讲演，是因为诸位有尊贤之心，尽管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资格。

    下面谈谈政治。

    关于政治，我以为可以分为三阶段。政治的构成是以保护人民的安宁为目的的，在它的初期，文化尚不发达，人民愚昧无知，同小孩相似。那时候为了保证社会的秩序和安宁，换言之，就是针对少数人做坏事，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为此统治者说：“你们不得做坏事，如果做坏事，就要受到神的惩罚。”在中国，这种政治方式被叫做“神道设教”。这便是初期的政治。

    帝政时期的欧洲是通过基督教来统治人民的。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民日渐觉醒，不再信神了，相应的也就不怕神灵的惩罚了。因此，欧洲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普鲁士国王，便实行警察统治，依靠警察来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所行的是强权政治。最近的欧洲大战，就是这种强权政治的结果。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就说：“欧洲社会是混乱加上警察”（即警察统治的无政府社会）。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政治如果放弃强权，第二天就会乱作一团。

    因此，怎样摆脱强权政治，就是战后欧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我们东洋，我们既没有那样的对神的恐惧，也没有对警察的恐惧。那么我们怕什么呢？因为怕什么才维持了我们社会的秩序呢？那就是良心！

    那就是廉耻和道德观念！正因为忌讳这个，我们才不干非礼之事。在中国，归还借的钱，并非因为怕律师，也不是怕法院的追究，不还所借之钱，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因此而还钱而非为别的。我服从中国的天子并非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尊敬，也就是说，我们遵守的是三纲五常，一旦有了这个，就不用警察了。当然，在中国也并非满街圣人，人人君子，坏人还是有的，所以警察也还是要的。

    我只是说，一般的纠纷，依据礼义廉耻就可以解决，所以警察用不着那么多。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欧洲人好好学习的，而我们则没有向他们学习的必要。

    最后，也就是第五，讲讲东西文明的差异。

    关于这个，我们得首先考虑一下文明的意思。所谓文明，就是美和聪慧。

    然而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别。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写东西，西洋人使用打字机，这样，我们所有的表现美的手法，就难以发挥出来。

    再一个就是在西洋，连招呼自己家的佣人都用电铃。而在东洋，则这样做（打一个手势）马上就可以叫来佣人，而这样做要好得多。在日本，现在也开始采用西洋的机械文明了，要想从明天开始就矫正它是困难的，但是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文明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在一边采用他们的文明的同时，一边要加以修改。如果说，现在无法排除已经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机械文明，那么，就不要再增加了。

    最后，为了在东京向诸位道别，我还想再说一两句。我在日本所作的讲演中，对日本颇加赞扬，这是我的真正公正的评价，但是一些外国论者歪曲说是对日本人的讨好。实际上我根本没讲讨好日本人的话，如果说讨好，也没有必要讨好日本人，要讨好毋宁讨好中国人，应该拍袁世凯、曹锟的马屁，那样的话，至今我不是大总统也是总理大臣了。因此说我讨好日本人纯粹是诬蔑。我赞扬了日本，因为赞扬也就相应地希望诸位把日本建设得更好。我常说日本人实在是了不起的国民，对于这样赞誉，诸君应该了解到诸位的责任更加重大。

    在孔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责备贤者”。它的意思就是高尚的人，领导社会的人，站在社会前列的人，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诸位是社会的指导者，因此诸位不要忘记你们身上负有比一般人更重大的责任。

    一般的人，即使做了坏事也无什么大害，而有教养的人，引人注目的人，也就是像诸位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坏事，那就将给社会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

    切望诸君不要有负于我对日本的称赞，做一个高尚的人。

    “复兴文化，旦旦生光”——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李政道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成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的，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古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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五行的一个很原始的看法，那就是金、木、水、火、土。

    可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相当重要的科学观察结果，在全世界恐怕最早的即是超新星的观察。全世界最早的有关新星的记录，是甲骨文，原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Nova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定的，这是在公元前1300年，是全世界最早的记录。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超新星记录，是在宋朝1054年发现的。

    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科学的仪器。这是商朝的悬机，大概是玉做成的。把它的中间架在一个架子上，当中一头对北极，而天是在转的，北极是不动的，因此这个星体正好是北斗。张衡的浑天仪是自动的，它有水源来推动，用齿轮的方法，自己会动，整个是自动的。第谷·布赖的观天仪器是1598年，张衡是125年，之间相差了1400多年。

    可是紧跟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科学下降了。这个望远镜（指伽利略使用的1642年时的望远镜图片）是在17世纪初，即明末清初时做成的。在西方，望远镜是帮助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它是崭新的科学仪器。我们没有跟上这一步。第二步，西方抓住了基础物理和应用物理的关系。在19世纪，经过法拉第的试验，麦克斯韦在1864年创建了电磁理论概念，即把磁生电、电动生磁这两个现象完全用精密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表示出来。此后很快就产生了19世纪末的发电机、电动马达，一直到20世纪的电报、电视、雷达，所有的现代通讯设备都是从这两个东西里出来的，因为经过麦克斯韦电磁学说，所有的总关键都抓住了。一切与电、磁有关的东西都是受麦克斯韦方程组规律控制的。

    从迈克尔逊和莫利的实验就产生了相对论，从普朗克的公式就产生了量子力学。到了1925年，整个基础科学的了解被人们完全操纵住了，之间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50年初，原子结构、分子物理、原子核能、半导体、超导体、计算机，这些20世纪的文化都已产生了。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没有20世纪的文化。再过了20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理论已达到顶点。回顾以上一段科学史，可知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我们的物质文化的关系是何等紧紧相扣、不可分割。我们现在正处在20世纪末，当我们面向21世纪时，不禁要问，什么是21世纪的科学文明呢？

    什么是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主要问题。

    中国从商朝到汉朝，科学文明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为什么到明末清初（17世纪）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文艺复兴完全在西方发展？道理之一是在物理上、在科学上。我们觉得所有的物质的动因、它的原理是由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理论操纵的，我们能找出这些原理，就可以知道一切东西的原理，如19世纪的电磁理论和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8世纪很难了解19世纪的文化，在19世纪根本无法想象20世纪的文化。同样，我们20世纪也很难猜测到21世纪的科学文化是什么。所以我提出，如何恢复中华民族在科技界的地位。在19世纪前，无疑中国是处于领导地位，今天不是。这里的主题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了解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机制关系；第二个是当我们展望21世纪时，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代科学的大问题，了解了这些大问题，才有可能突破，其他问题才迎刃而解。了解当代的大问题对于了解21世纪的科学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这只是猜测。

    当代的科学大问题，可以与19世纪末相当的大问题，在宇宙学里有两个：

    一个是类星体，一个是暗物质；粒子物质学里有两个：一个是对称破缺，一个是不可见夸克。若能了解这些问题，将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我先来解释宇宙学里的大问题。类星体是什么，新星忽然一下子亮度超过太阳1至10万倍。超新星又比新星亮1至10万倍，寿命从几天到1至2年。类星体更厉害，其亮度是1000个银河系的亮度总和，而每个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太阳，每个太阳几乎可以生存100亿年。那么，什么东西产生类星体能量？核能是普通的太阳能，它与核能之比相当于核与油灯之比。我们尚不知道其能量来自何处。我们宇宙里至少有100万个类星体，其中仔细研究了近1000个。我们宇宙间有一种我们尚不了解的发能方式，它远远超过核能，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下面谈一下暗物质。所谓看得见的物质是指用光学、红外、放射等手段，即凡是用仪器能推出有能量的物质。然而，我们发现，在银河系里，有个叫作星系群的圆球，里面有20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体，通过研究整个星系群里每个星云的运动可以推出地心引力，从地心引力里求出来，就发现在星系群里，有3/4的物质是我们看不见的，这就是暗物质。暗物质有很高的能量产生，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我们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来源如何。以上两个就是当代天体研究上的大问题。

    我们了解的理论，如量子色动力学、爱因斯坦的普遍相对论，所有这些理论有17个参数，都是对称出来的，可是在我们的宇宙里，对称的量子数是不守恒的。其中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宇称不守恒，现在还有不少东西不守恒。这就很奇怪，我们的很多理论是根据对称产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又是不对称的，这是非常奇怪的。那么是否我们相信对称就是错误的呢？不然，我们有很充分的实验证据表明，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对称的，这两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表明现有的全部知识是很不全面的，一定另外有一个力，这个力是推翻对称的。这个力是什么？我们不了解，它的存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认为，真空在里面起作用。真空与以太不同，它是洛伦兹不变的，可它有很复杂的性质，真空很可能是可以变化，如果我们了解了不对称的来源，很可能我们可以了解质量的来源，包括暗物质。

    第二个谜即看不见的夸克。所有的强子、核子是由夸克来的，有强作用。

    所有的强子都是由夸克构造的，但单独的夸克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也是很稀奇的。但若你据此说夸克观念是错误的，那就不然。我们有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夸克是不存在的。我们知道其质量不大，但就是看不见。所以，为什么一切强作用的物质是由夸克组成，而为何夸克又看不见，这是当代的一个很大的奇怪的事情。

    现在我们猜不到21世纪的文化是什么，就如同在19世纪我们猜不到20世纪的文化将是怎样一样。同样，若我们真能激发真空的话，很可能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要远远超过20世纪。将来的历史会写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微观的世界和宏观的世界用科学的方法联结起来。

    最后送给复旦青年两句话：复兴文化，旦旦生光。

    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在华中理工大学的讲演

    杨振宁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曾经过武汉，再经广州、香港、海防，绕道到昆明，那个时候我15岁，念高中二年级。当时的武汉是满目疮痍，因为日本人已经打过南京，所以沿江有很多逃难的老百姓，还有许多溃不成军的国民党人，所以当时武汉街面上非常之混乱。

    1938年2月，我们家到了昆明，我在当年秋天进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念了4年本科、两年硕士。这6年时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曾多次地回想过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的精神和认真的精神的好处。

    1945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我之所以选芝加哥大学最主要的是因为费米教授在那里执教。费米教授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又会动手，又会做理论研究的大物理学家，他在这两方面都有第一流的贡献。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人类利用自然界的能源最早是火，后来也用水。

    1942年费米所领导的核反应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芝加哥大学当时是人才济济。费米教授1954年得癌症去世了，他死时才53岁。另外有位非常重要的物理学家，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叫做泰勒。泰勒现在还健在，已经80多岁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学问的时候，泰勒已经是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更有名了，人们称他为“氢弹之父”。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我常常回想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训练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训练。在我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训练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是不同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给我的物理学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取名叫演绎法。什么叫演绎法呢？就是从大的原则开始，从已经了解了的、最抽象的、最高深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下来。因为有这个原则，所以会推演出结果。比如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推演的方法，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可以学习前人已经得到的一些经验，一步一步把最后跟实验有关系的结果推演出来，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很快就发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方法跟昆明的完全不一样。费米和泰勒他们的注意点不是最高的原则，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最高原则。这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他们不会忘记，可是这些不是他们眼中注意的东西。他们眼光中随时注意的东西常常是当时一些新的现象，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抓住这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抽出其中的精神，可以用过去的基本的最深的原则来验证。我把这取名叫做归纳法。

    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因为你是在探索，所以你走的方向往往是错误的。

    比如说，泰勒教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早上到学校里来，走到走廊上立刻抓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说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于是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过了一个钟头，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就讲另外一套理论。所以我说，泰勒教授一天大概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就会不得了。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办法跟我在昆明学的，跟从前我在北京小学、中学里学的是相反的。怎么说相反呢？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下，这个办法还是很普通的），你要在你的脑子里分清什么东西是你懂的，什么东西是你所不懂的，不懂的东西不要去沾它，你要沾的东西是懂的；然后来了一个老师，拉着你的手，走到一个你还不懂的领域里，一直到你完全懂了为止。这是中国从前的传统的教育哲学，也是今天儒家传统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的教育传统。对这个传统，大家知道有名的一句话，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办法有没有好处呢？有很大的好处。我之所以在昆明有很好的底子，原因就是受了这个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它可以使你少走弯路，使你一步一步地、完完整整地把一门学科又一门学科学好。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惊讶，美国的学习方法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讲泰勒教授常常有很多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错的，而他不怕把他错误的想法讲出来。他跟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指出他的想法有什么缺点，他很快就会接受；然后通过跟你的讲论，这些想法就会更深入一层。换句话说，他对于他不完全懂的东西不是采取害怕的态度，而是面临它、探索它。这个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在1948年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在芝加哥大学留校做了一年博士后，那时候叫教员。在那一年之中，我参加系里每周一次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人有费米、泰勒、尤里。尤里是20世纪的大化学家，他是发现重水的人。还有梅尔跟梅尔夫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有几位别的人，人才济济。在这个讨论会上，整个的气氛是探索的气氛。我记得这个讨论会常常没有固定的题目，大家坐着喝咖啡，谈谈有什么心得或新来的消息。我深深地记得我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受到启发写成的。有次讨论会上泰勒说，他听说在伯克利有人发现了所谓不带电荷的π质子，而且这个π质子会衰变成两个光子；他又说这可以证明这个质子自旋是零。于是在座的人就问他怎么证明，他就给出了一个证明在黑板上。但这个证明很快就被我们打倒了，大家指出他的证明没有想清楚，想得太快。可是当天晚上回去后，我想他这个证明虽然不完全，可是却走了第一步，再走两步不仅可以得到他所讲的结论，而且可以得到更新的一些结论。所以过了几天，我就写出了一篇文章。这只是一个例子。

    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从泰勒教授那里，也可以说无意中学到了一个做学问的方法。我在昆明的时候，念过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大家知道是物理学中的一门基础课，我念的是王竹溪教授所教的。他教得非常全面，而且也非常之深，我还留有王竹溪先生教的量子力学笔记。这笔记是用很粗糙的草纸记的，比现在的手纸还粗糙得多。这些笔记至今我有时候还要看，因为那上面有些公式我现在还要用。到了芝加哥大学，泰勒开的一门课也是量子力学，我又去重选了。泰勒非常之忙，所以他通常不备课，讲课的时候有时就会误入歧途。我那时对量子力学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所以当他误入歧途时，我知道他就要出问题了，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当他发现他要出错的时候，他一定要想法赶快弥补，当他想法弥补时，思想就像天线一样向各个方向探索到底是什么地方走错了。那么，在这关口，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是很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物理学上的想法：他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哪些真正是他心里觉得值得注意的，哪些只是雕虫小技，是不重要的。通过这点我也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像费米、泰勒这样的物理学家，他们对物理学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在这方面我受到了很大的好处。

    所以在十几年以前，在我60岁的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时我说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中国时是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影响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在美国，我又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育哲学影响之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我是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

    1949年夏天，我从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这是世界有名的研究学府，里面没有研究生，教授也非常之少，大概一共二十几人，其中研究物理的四五个人，研究数学的七八个人，剩下还有几个研究历史的，研究考古学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跟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关系，这两个机构都在同一个小镇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最有名的人当然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之一，另外一位是牛顿）。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他每天还到他的办公室去。当时物理方面有三四个博士后，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不太愿意去打扰这位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物理学家，不过他有时候作的演讲我们都去听，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孩子。在孩子4岁时，有一天我带他走到一条路上。我知道爱因斯坦每天都走这条路到他的办公室去，我把他截住了。我问：“爱因斯坦教授，你可不可以和我的孩子合个影？”他说：“当然可以。”所以，我就照了一张相，这张像一直保存在我们家庭的相本里。

    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前后呆了17年，这17年是我一生中研究工作做得成功的17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有很多非常活跃的、从世界各地来的、工作最好的年轻人。我们有激烈的讨论、激烈的辩论，也有激烈的竞争。

    到1965年，我的一位朋友叫做托尔，比我年轻两岁，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曾是马利安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他把马利安大学的教师阵容从20余人发展到100多，他的行政能力是很强的。1965年，纽约州的长岛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所以就请他做了非常年轻的校长。他对我说，希望我也到石溪去，可以帮助他一起创建一所新的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这对我，不是轻易能作决定的，因为刚才我讲过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17年，是我研究工作做得很出色的年代；而且在普林斯顿可以说是在世外桃源，没有这样那样的委员会，也不需要教课，可以每天用百分之百的时间做研究。不过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答应去那里。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40岁出头，我了解到，人生不只是研究工作，可以把普林斯顿比做一个象牙塔，可是在世界上不只是在象牙塔里，在象牙塔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教育年轻人。我把这点想清楚以后，就同意到石溪去了。

    到现在我在石溪也有29年了。在这29年间，我所主持的一个物理研究所有许多的博士生毕业，他们都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些在研究方面有一些成就的同事，也是我的学生。另外我们有很多的博士后，这些博士和博士后都纷纷到世界各国去了。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体制，就是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学校不一定留他做教师（在国内我觉得没有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博士后做得很好的结业生，我们通常也不留他。我们的博士和博士后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他们都建立了他们的新的影响以及收了他们自己的学生。这个办法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每一个研究所都有它的气氛，有它的注意方向，也可以说有它的价值观，学生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可以增加彼此观摩、彼此学习的机会。

    常常有同学问我，说我们将要得到博士学位，或者我们正在做头两年的博士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题目，是大题目呢还是小题目？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也问过费米。费米的回答很清楚，他说，他觉得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想，可以做，不过多半的时候应该做小题目。如果一个人专门做大题目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很小，而得精神病的可能很大。做了很多的小题目以后有一个好处，因为从各种不同的题目里头可以吸取不同的经验。那么，有一天他把这些经验积在一起，常常可以解决一些本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点，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受。

    刚才贵校杨校长语重心长地跟大家讲了一些话，希望大家在目前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设备和生活条件之下，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努力，做出贡献。在座的几乎有1万同学，我回想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全校只有1000名同学，而西南联大一共只办了8年，事实上大概先后只毕业了5000名学生，在这5000名学生里面，后来有大成就的学生非常之多。所以在今天1万个在座的同学里面，我想在以后20年、40年之内，能够对于你们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前途的发展有大贡献的会有很多。我借此机会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能够达到父母对你们的期望、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和学校对你们的期望。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丁肇中

    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“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一百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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艺术家之功夫

    徐悲鸿

    研究艺术，务须诚笃。吾辈之习绘画，即研究如何表现种种之物象。表现之工具，为形象与颜色。形象与颜色即为吾辈之语言，非将此二物之表现，做到功夫美满时，吾辈即失却语言作用似矣。故欲使吾辈善于语言，须于宇宙万象，有非常精确之研究，与明晰之观察，则“诚笃”尚矣。其次学问上有所谓力量者，即吾辈研究甚精确时之确切不移之焦点也。如颜色然，同一红也，其程度总有些微之差异，吾人必须观察精确，表现其恰当之程度，此即所谓“力量”，力量即是绝对的精确，为吾辈研究绘画之真精神。试观西洋各艺术品，如全盛时代之希腊作品，及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提香等诸人之作品，无一不具精确之精神，以成伟大者。

    至如何涵养此种之力量，全恃吾人之功夫。研究绘画者之第一步功夫即为素描，素描是吾人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惟一之法门。素描拙劣，则于一个物象，不能认识清楚，以言颜色更不知所措，故素描功夫欠缺者，其所描颜色，纵如何美丽，实是放滥，凡与无颜色等。欧洲绘画界，自19世纪以来，画派渐变。其各派在艺术上之价值，并无何优劣之点，此不过因欧洲绘画之发达，若干画家制作之手法稍有出入，详为分列耳。如马奈、塞尚、马蒂斯诸人，各因其表现手法不同，列入各派，犹中国古诗中之潇洒比李太白、雄厚比杜工部者也。

    吾辈研究各派，须研究各派功夫之所在（如印象派不专究小轮廓，而重色影与气韵，其功夫即在色彩上），否则便不能洞见其实际矣。其次有所谓“巧”字，是研究艺术者之大敌。因吾人研究之目标，要求真理，唯诚笃，可以下切实功夫，研究至绝对精确之地步，方能获伟大之成功。学“巧”便故步自封，不复有为，乌能至绝对精确，于是我人之个性亦不能造就十分强固矣。

    二十岁至三十岁，为吾人凭全副精力观察种种物象之期，三十以后，精力不甚健全，斯时之创作全恃经验记忆及一时之感觉，故须在三十以前养成一种至熟至精确之力量，而后制作可以自由。法国名画家莫奈九十岁时之作品，手法一丝不苟，由是可想见其平日素描之根底。故吾人研究绘画，当在二三十岁时，刻苦用功，分析精密之物象，涵养素描功夫，将来方可成杰作也。

    诸位，艺术家之功夫，即在于此。兄弟不信世界上有甚天才，是在吾辈切实研究耳。诸位目今方在二三十岁之际，正当下功夫之时期，还望善自努力也。

    谈谈吴昌硕先生

    潘天寿

    我在27岁的那年，到上海任教于上海美专，始和吴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先生的年龄，已近80了，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很充沛，每日上午大多作画，下午休息。先生平易近人，喜诙谐，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有熟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后，当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年龄相差，有前辈后辈之别，谈诗论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目前，一种深情古宜，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言语形容之概。

    昌硕先生诗书画金石治印，无所不长，并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

    书法专工古篆，尤以石鼓文字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吴昌硕先生的石鼓之说：

    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澄，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吴不逮也。缶道人，以篆刻名天下，于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吴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以后，精神甚好，就随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和，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上句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句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这副送给我的篆书对联，自然也是昌硕先生奖励后进的方法，但是这种的奖励方法，是他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所集的句子，真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世袭珍藏，有十年之久。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因未及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篆字，以“如锥划沙”之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划，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于篆书方面的成就，可说是举世皆知，无须叙述。因此能运其所成就的篆书用笔，应用于绘画上画，苍茫古厚，不可一世。他自己也以为钟鼎篆隶之笔入画，是其所长，故在题画诗上常常提到这点。例如题画梅说：“山妻在傍忽赞叹，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真不胜列举。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候，尚能写小楷扇面，笔力精毅，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他楷书的来路与功力的深至。行草书是用他篆书与楷书相参而成，如枯藤，如斗蛇，一气相联，不能遏止。极与吴昌硕先生的画风相配合，用以题写绘画，尤为妙绝，成画面上的新风格。故他作画时，也以养气为先。他常说：“作画时，须凭着一股气。”原来昌硕先生对诗书画治印等等，均以气势为主。故他论画诗上或题画诗上常常谈到气的方面。兹摘例句如下：

    《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

    墨荷点破秋冥冥，若铁画气不再形。

    《沈公周书来索画梅》：

    梦痕诗人养浩气，道我笔气齐幽燕。

    《得苔纸醉后画梅》：

    三年学画梅，颇具吃墨量。醉来气益粗，吐向苔纸上。浪贻观者笑，酒与花同酿。法拟草圣传，气夺天池放。

    《勖仲熊》：

    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使笔撑槎丫，饮墨吐畏垒，山是古时山，水是古时水，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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依，荆关董巨流，其气乃不死。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石涛、八大、青藤，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等，不论横幅直幅，往往从左下下面向右面斜上，间也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喜欢画藤本植物，或从左上角至右下角，或从右上角而至左下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天矫之概。其题款多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谓独开大写花卉的新生面。

    昌硕先生绘画的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古人的旧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欢喜用西洋红。西洋红是从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在任伯年以前，没有人用这种红色来画中国画，用西洋红，可以说开始自吴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色彩，深红而能古厚，一则可以补足脂胭不能古厚的缺点，二则用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足以配合昌硕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昌硕先生早年所专研的，是金石治印方面，故成功较早，成就亦最高，以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古厚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但是他常说：

    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

    他又常说：

    作画不可太着颜色相之间。

    自然，吾国的绘画，到了近代，每以墨色为主彩，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又说：“作画不可太着意于颜色之间。”这全是昌硕先生深深体会到用色的艰苦，有所领会而说的。近时白石老先生，他的布局设色等等，也大体从昌硕先生方面来，而加以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与昌硕先生不同，其底子，实从昌硕先生支分而出，明眼人，自然可以一望而知。白石先生自己在他的论画诗上，也说得十分清楚。兹录如下：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白石先生自注：郑板桥有印文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

    昌硕先生，不论诗文书画治印等等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以为主旨。

    他在刻印长古中有句说：

    今人但侈慕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又题画梅说：

    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萧鱼脱筌。

    又题葡萄说：

    吾本不善画，学画思换酒，学之四十年，愈老愈怪丑，莫书作葡萄，笔动蛟蚪走。或拟温日观，应之日否否，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所以自涂抹，但逞笔如帚世界隘大干，云梦吞八九。只愁风雨来，化龙逐天狗，亟亟卷付人，春醪酌大斗。又白石先生自嘲诗下注说：

    吴缶庐常与吾之友人语曰：“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但是有一次，我画成一幅山水之后，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之后，仍旧只是说好。然而当晚却做了一首长诗，第二天早晨，就叫人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全与平常不同，可说戒勉重于夸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学术过程，极重循序渐进，反对险速成。兹录其长诗如下：

    《读潘阿寿山水障子》：

    龙湫飞瀑雁岩石，石梁气脉通氤氲，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瓜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飞仙端，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荷篑沮弱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遇着吴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我在年轻时候，就欢喜国画，但每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趣味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绳勒，对于古人的重功严法则的主张特别轻视。这自然是一生的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即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的指出我的缺点，就是长诗中末段所说的：“只恐荆棘从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深深地为我绘画“行不由径”而作恳至的发愁与劝勉。

    昌硕先生谢世以后，每与诸旧友，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的派系与成就，一谈起就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引起昔年与昌硕先生过往的许多情况。

    抗战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硕荒废，每每对昌硕先生诗书绘画治印诸项，有他卓绝的特殊风格，而为左右一代风气的大宗师，时有所怀念，也因怀念而曾咏之以诗，兹录于下：

    忆呈缶庐先生月明每忆斫桂吴，大布衣朗数茎须。

    文章有力自折叠，性情弥古侔清癯。

    老山林外无魏晋，驱蛟龙走耕唐虞。

    即今人物纷眼底，独往之往谁与具。

    吾国近年画坛殊感寂寞，黄宾虹先生已归道山，齐白石先生因年高，也不能多作画，在谈谈吴昌硕先生过往情况之下，吾将试目有待于吾辈以后之可畏青年了。

    以史为鉴说《甲申》

    唐振常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1944年，今年是这篇文章发表的五十周年纪念。甲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两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于中国：

    统治了中国277年的朱明王朝灭亡（此后还有南明小朝廷18年的历史，不计），崇祯帝吊死煤山；灭明的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城四十二天（郭文误为四十天），为吴三桂引清兵所败，在逃出北京的前一天登基做了大顺朝皇帝，翌日即带领残兵败卒向西安进发，从原来的“流寇”再回到“流”去，大顺王朝实际上也如同灭亡了。一王朝灭，一王朝兴，兴者又灭。历史真捉弄人！一个北京城真是闹得天翻地覆，搅动了中国大地，这里面有多少辛酸，多少欢乐，多少悲剧与喜剧，多少弹冠相庆，多少败瓦颓垣；自古多少兴亡事，历史长河，还没有三百五十年前北京城这场演出如此悲壮，如此强烈，如此震动人心，如此令人低回吟叹！

    郭氏抓住历史这一幕，难怪其文发表时那么激动人心了。郭氏诚然为卓越的历史学家，然作斯文，意不在勾画这段历史的一幕，从严格意义上说，其文并不同于科学的史学论文。历史学是真正意义的科学，应该严格按照历史面貌再现历史，有所论述，也要按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谓纳入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去。郭氏此文，意在从一个王朝的灭亡，一个王朝从兴到亡去总结经验教训，是现代人看历史，着眼与着手便与写作史学论文有异。读者读其文，也就跟着郭氏的思路走，跟着他揭示的经验教训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郭氏此文，其欲起兴、观、群、怨之意乎？读者也就随之而兴、观、群、怨矣。

    题目叫做《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落在一个祭字。所祭者何？还是抄文章结语为当：“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按照全文的思路，作者批评了崇祯的为人，描绘了明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抒写了李自成及其军队的功劳，特别是李岩这个知识分子的作用，然后严格批评了李自成入京后的失策，尤着力于牛金星、刘宗敏辈的胡作非为。得出上引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那么，作者所祭，当在于明王朝与大顺朝之亡了。毛泽东盛赞郭文，并以之作为干部整风的读物，其意当在于鉴李军人京后所犯错误，以此告诫党内干部不可忘乎所以。这和他赞成黄炎培向他提醒的王朝变易的一句警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是相同，不过郭文具有形象化的作用而已。

    以史为鉴，是妇孺皆知之说，也是中国历史学家常引以为任的带有无限感慨的豪言，似乎如此一来，就把历史和现实联了起来。窃以为此说不误，然而历史与现实毕竟不同，历史现象诚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毕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种种端端不能强拉在一起。相似并非重演，即使有时表面去看，有重演之徵，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事所相似”甚或相同者，此时与彼时诚或有之，然推其事所以发生之理，则各有其不同的“理有固然”。因此，我一向不赞成把“以史为鉴”无限化极端化。所谓以史为鉴，只能在某事某物中去领会，意到而已，且领会也可能人各相异。历史学家切忌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其结果将会以历史来符合现实之需，甚至是现实观点、政策、方针的说明。这样，历史研究范围将成为狭窄，而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了。“文革”前历史学的研究即有此弊，其最大的恶果影射中学之产生，不为无因。此文命题《以史为鉴说甲申》，所称以史为鉴，是按我所理解之义。说《甲申》，自是指说一说郭作《甲申》之文。

    因此，我不愿以大顺王朝的各种贪残暴虐、强括搜财以至内讧与残杀知识分子（如李岩兄弟。宋献策也受排挤，不知所终）来和今天的贪污成风、“官倒”敛民相比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不惩治就不得了之局，惩治贪污腐败是极得民心之举。闯王入京后之事及其部下如刘宗敏、牛金早之所为，毕竟是彼时条件下所发生，而且迟早会发生，不过于闯军来得太快而已。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谓“农民革命”这相沿成习的称呼，实是对农民过高的估计，称之为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较为恰当（郭氏此文就没有农民革命一词的赞扬，他称之为农民运动）。农民起义成功，迟早必变质，殆成规律。大顺朝的悲剧是不能免的，我们不能听信小说家言，把农民领袖看成救世主。观乎陈胜方为王，同乡过访，讲了一句“夥移，涉之为王，沉沉者！”立刻被陈胜杀头，可知矣。你揭了他贫贱时的老底，能不杀吗？司马迁忠实写此，尽了历史学家的责任，给读者留下了沉思。而我们今天的贪污腐败，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多年以后新形势下所产生，是不该不应发生而发生的，其性质不同，其情况迥异，去除其弊之法亦必不同，强加类比，非只降低我们的水平，亦且将无大效。如果说以史为鉴，知忘乎所以可致亡国，此其大者。细一点，了解闯军苦心经营十六七年，几濒失败，终以不到二月之期，从山西打到北京，只三天的时间就打下了北京城，何其锐也，而明王朝则如同河堤溃决不可收拾，其中因缘，可加研究，可值深思。如此精锐之师，如此雄壮之气，何以四十二天就完了，亦可加研究，可值深思。读史鉴今，如是可矣。

    郭氏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所列诸事，皆有所见，足发深思。他又做了几个假设，大意以为李自成进京之后不是那么做，而如何如何，则大顺朝可以成功，“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牵制的命运了吗？”这个假设，可以去做，但郭氏下面也说了：“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们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断难例外。”这是确言。然谓异族统治，则清王朝中叶之前倒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朝代，不必惋惜大顺朝没有成功，王朝更迭，不能预测其好坏，端视得政权后之作为耳。

    抑有进者，郭氏浓笔重绘，歌颂了知识分子李岩（附及宋献策），深惜李自成听信谗言杀李岩，这是历史真实。当年毛泽东以郭文为整风材料，是否于此亦有感，无据不敢妄言。然观乎取得政权之前，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极端重视知识分子，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则此揣度或亦并非无因。

    还想说一点意见。历来都认为崇祯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与一般亡国之君有所不同。郭氏也引了李自成登极诏里所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敝恒多。”郭氏则对崇祯加以痛斥，所举之其时灾民遍地官多搜括之情，其买崇祯之前早已如此，不能由崇祯一人负责。崇祯当国时的积弱，是几代积累而成。平心而论，崇祯倒是想有所作为，问题是内部业已腐朽，而他本人则无大本事，最大毛病在于无决断，多疑，不信任人。郭氏所加于崇祯的具体罪名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内容是最爱下罪己诏，“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下罪己诏，减膳撤乐，诚然有皇帝以之为手段的一面，历代以来，已近于虚应故事，但也不能说全是假的，全为要誉，尚须作具体分析。能罪己，尽管是空话，总比只怪别人好，能减膳撤乐，总比人民饿死，皇帝老倌大吃大喝歌舞升平好。郭氏之评，过于绝对，爱附及之。

    闲话南宋

    柳亚子

    听朋友们说起，有一篇文章讲到南宋亡国的事情，而归咎于文人雅士，在我觉得这并不是高明的见解吧。

    南宋从高宗到帝昺，有一百多年的政权，而卒归于覆灭。在我看来，当然是政治腐恶的结果。首先还得从秦丞相讲起吧。有人说他夫妇俩都是女真的第五纵队，特地到南朝来兴风作浪的。这句话的正确与否，姑且不去管它。不过他的排除异己，心狠手辣，给与南宋政权的致命打击，确实比张邦昌、刘豫之流更中要害。岳武穆的精忠报国，决心直捣黄龙，是谁也钦佩的。他却为了个人私见，偏生把他害死，还又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于是，韩世忠以下一班人，自然只好逍遥湖上，寄沉痛于萧闲；而文人雅士像忠鲠的胡铨们，也贬斥罪谪。几乎弄得死无葬身之地了。接着，又来了一位韩仛胄韩丞相，他标榜恢复，竖起了抗战的招牌，一反秦丞相之所以。所以一时清流硕望而兼文人雅士的像辛稼轩、陆放翁之徒，倒也颇肯拥护于他。不过，在政治方面，编管赵汝愚排斥朱熹，厉伪学之禁，弄得太糟糕了，自然军事方面也不会打胜仗的，末路是祸国而适以自祸。再接着，便是史弥远史丞相，他对于和战，好像都不感兴趣。但在内政方面，他废了济王拥立理宗，自然也是权高一切，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了。最后结果南宋政权的，却是一位贾似道贾丞相。

    讲到对外，他倒也似乎很强硬的，曾拘留蒙古使臣郝经，数年不遣，作风和秦丞相的一味媚外不同。但在个人道德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他喜欢斗蟋蟀，下令民间捕捉，违者处罪，所以有蟋蟀相公之称。又在西湖广造别庄，收罗美女，争妍斗媚地供他享受。有人经过其门，稍稍驻足窥伺，便派侦探捉去秘密处死，旧剧中至今流传的《红梅阁》一戏，正是贾丞相的功德状呢。当国大臣如此骄奢淫逸，昏庸腐臭，国安得而不亡！拿来蔽罪于文人雅士而饶恕着他的罪名，真真是一叶蔽目，不见泰山了。政治方面的措施，他在蒙古大军围困襄阳的时候，按兵不救，却借了整顿教育或是统制文化的名义，和秀才们作对。当时便有人送他歪诗一首道：

    “刘整雄兵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平章军国全无计，只把科场闹秀才。”他又借整理财赋，充实军饷为名，下令丈量田地，滥加租税。于是人们又有上诗道：

    “犹把河山寸寸量。便使一田加一亩，也应不是旧封疆。”原诗为“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手边无书可查，故缺首句，非替他避讳也。）读了这两首诗。可以知道当时的文人雅士们对于国事是如何的感慨呢。

    并且，南宋时代的文人雅士，我觉得并不好做。一方面，政治的腐恶，战争的威胁，常常使他们有国破家亡不可终日之感。一方面，政府又严禁反动，道路以目，使他们动弹不得。陈东欧阳澈率领太学生徒，上书请愿，狂击登闻鼓，打死权阉的事情，已成为黄农虞夏的梦想般的黄金时代了。他们没有办法，也许只有做歪诗。但在南宋，做诗也还是犯法的事情。照当时的法律，是应该得着杖流处分的呢。所以，把南宋之亡来归咎于文人雅士，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正相反，文人雅士中，倒尽多有心的人物，不比高官厚禄者及其帮闲们的麻木不仁。

    有一位文及翁，他便有游西湖有感的《贺新凉》一词，内容是：“一勺西湖水。

    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一片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

    更有谁蟠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依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文及翁自己便是一个文人雅士，也曾官拜参知政事之职。但政权在贾丞相手里，他除了填词寄慨以外，又能做什么事情呢？“簇乐红妆摇画舫”，怕正是贾丞相的行乐图吧。

    像文信国这样顶天立地的人，他在起兵恢复以前，也曾纵情声伎过，但趣味当然和贾丞相不同。他也可以算是一个文人雅士，因为怀才不遇，有时候便不得不有所寄托。不知者说他是雅兴勃发，其实他正是一把辛酸泪眼，无地可挥呢。要是文信国、文及翁一班文人雅士早握政权，处了贾丞相的地位，怕残山剩水也并不是无可挽救，一定会万劫不复的吧。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实在是一件可以痛哭流涕的事情。后来郑所南、谢皋羽之徒，以及月泉吟社诸人，不都是文人雅士吗？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不起祖国。只有从秦丞相到贾丞相以及他们的帮闲们，才真真是民族的罪人。

    孔融

    徐懋庸

    孔融，字文举，山东人，生活于东汉后期。据说他是孔子的后代，他的父亲孔伷，做过泰山都尉。

    东汉后期的封建地主政权的实权，经常掌握在外戚（皇太后的亲属）和宦官（太监）的手里。有时外戚和宦官互相勾结，有时则互相残杀，但双方对于其他官僚，都加以排挤、打击。于是，其他的大官僚同所谓“名士”和太学生（两者都是官僚的候补者）结合起来，互相标榜，形成党派，以耿直自居，进行斗争，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宦官集团，所以与宦官斗争而失败的外戚，有时也同他们联络，共同反对宦官。这个大官僚集团，多次受到宦官集团的迫害，被叫做“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终身禁锢，不许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之祸”。

    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加以无论哪一个集团都是贪污腐化，对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的，因此引起了农民起义（黄巾）。对农民起义要靠地方的军阀来镇压，外戚在同宦官斗争中，也勾结起军阀来了，因此地方军阀的势力就大了起来。灵帝末年，外戚何进勾引军阀董卓进京，想屠杀宦官，结果，何进自己先被宦官杀死，董卓却乘机杀死宦官和灵帝，另立献帝，把持了中央政权，但被其他地方军阀所反对，于是天下大乱。董卓失败，曹操继而劫夺了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讨，终于和孙权、刘备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孔融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险恶的时代里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是一个忠于汉朝的鲠直的官僚，又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有些独特的思想。他和他的一家人，有许多事迹，是很突出的。据说，孔融四岁的时候，每次和五个哥哥分吃梨子的时候，总是自己拿小的。他说，我是小孩，应当吃小的。十岁的时候，他跟父亲到京城洛阳去，有一次，他独自去拜访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官李膺。李膺曾吩吩门房，说除了当代名人和通家（上辈间有朋友关系的人），都不接待。孔融知道了这个规定，就对门房说：你去通报李老爷，我是他的通家子弟，要见。李膺接见了他，问你怎么是我的通家子弟？孔融说：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是你的祖先老子（老子姓李名耳）的学生，我和你岂不是累世通家么？李膺和在座的宾客都非常惊异于他的聪敏。接着又有一个客人陈炜到来，大家把这事告诉他。陈炜说：一个人小时聪敏，大了未必高明。孔融就对陈炜说：听你说来，你小时一定是很聪敏的吧！说得大家大笑起来。

    这两件事，不过说明孔融从小就懂得谦让而且很聪明罢了。

    孔融十六岁的时候，有一个“党人”张俭，被宦官通缉，到处逃亡，有一次逃到孔融家门口，想找他的老朋友孔褒，就是孔融的一个哥哥，但孔褒不在家，张俭觉得很为难。孔融看了这个情况，就对张俭说：我哥哥不在，难道我不能作主么？就把张俭收容下来。后来这事被官厅侦查到，就到孔家来捉拿张俭，张俭逃脱了，孔融和孔褒却因此被捕入狱。在审问时，孔融说，收留藏匿张俭的是我，应当定我的罪。他的哥哥说，张俭是来找我的，和我的弟弟无关。他们的母亲又说，家里的事，应当由家长负责。母子三人，一门争死，弄得官厅都觉得不好办，最后还是定了孔褒的死罪。孔融因此就出了名。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孔融的家庭，是很不平常的。孔融小时候生活上的廉让和后来一生的正直，决不是出于什么天性，而是家庭教育造成的。

    孔融本来是不愿做官的，地方政府多次荐举他，他都辞谢了。后来不得已，才出去做官。他揭露宦官亲族的罪恶，受到当权者的责难，毫不屈服。他对外戚何进的态度，也很倔强，何进甚至想派剑客刺杀他。董卓专权以后，他提了许多反对意见，董卓不愿意把他留在朝廷，就派他到黄巾军势力量大的北海郡去当长官，镇压农民革命运动。孔融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对于农民起义，当然是反对的，但他对付不了黄巾军，打了几次败仗。有一次他被黄巾军围困在一个县城里，他派人到平原郡长官刘备那里去求救，刘备那时还是一个小人物，得了孔融求救的信，不禁惊喜道：孔北海也知道天下有我刘备么？就派兵去解了围。

    当时两个势力最大的军阀曹操和袁绍相争，孔融知道这两个人都企图篡夺汉朝，他对谁也不依附。他在北海呆了六年，经刘备向朝廷推荐，任青州刺史，不久就被袁绍的儿子袁谭所攻击，自春至夏，战士只剩下几百人，敌人逼近了，他无力抵抗，但仍然坐在桌边读书，谈笑自若，城被打破，才逃了出去。后来，曹操挟着汉献帝迁都许昌，献帝征孔融到朝廷里去做官，从此他就在献帝身边，发议论，出主意，想保卫汉家朝廷，防止曹操的篡夺。但是他没有实力，对于曹操，只好用讽刺的手段，揭发其短处，破坏其威信。譬如曹操打败了袁绍父子，曹操的儿子曹丕把袁绍的一个儿媳妇占为自己的妻子，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古代周武王伐纣，将妲己（纣王的妃子）给了周公（武王的弟弟）了。曹操问他这事的出典，他说，从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如，曹操要禁酒，说酒能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他也常常从正面反对曹操的主张。譬如，曹操为了镇压异己者，主张恢复古代的肉刑，孔融就反对说，古代统治者没有过失，百姓犯罪，都是自己的错误；现在统治者本身无道，所以民心离散，要想用古刑为制服百姓，是办不到的。从前纣王看到一个早晨赤脚渡水的人，不怕冷，就砍下这人的小腿，想看看有什么异样。天下因此就说纣王无道。现在全国九州共有一千八百个行政单位，每个单位的长官就是一个小皇帝，如果每个小皇帝都有权砍掉一个百姓的一条腿，岂不是出了一千八百个纣王了么？而且受过肉刑的人，身体残废，以后没有希望在社会上做好人，有许多反而冒死去做坏人，所以肉刑是不能使人改恶从善的。孔融的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但也包含着对曹操的讽刺，说他无道。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曹操感到孔融总是在反对他。

    孔融还举荐一些反对曹操的人到朝廷里来，计划扩大反对曹操的势力。譬如有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叫做祢衡，孔融把这人直接推荐给献帝（不通过丞相曹操）。

    祢衡到来之后，曹操把他侮辱了一番，祢衡也把曹操当众大骂一顿。结果是曹操把祢衡赶到刘表那里去，刘表又把他赶到黄祖那里去，借黄祖的刀把他杀了。

    孔融的名气早就很大，因此过去何进、董卓都讨厌他，但都不敢杀他；曹操本来也不敢杀他，想拉拢他又不成。但是社会上信服孔融的人很多，曹操怕他影响舆论，有碍自己的事业，终于使人告发孔融几大罪状，把他杀掉了。

    曹操杀孔融，根据的“恶状”，是这样几条：

    第一，孔融在北海郡时，看到天下大乱，招集队伍，想夺刘家的天下，自做皇帝——这完全是莫须有的。

    第二，孔融“里通外国”，对孙权的使者毁谤“朝廷”——这可能是有的，就是说曹操的坏话。

    第三，孔融在朝里，不守礼节，常常不戴帽子，走进宫廷——这也可能是有的，就是对曹操表示不敬。

    第四，孔融和祢衡互相标榜，祢衡说孔融是“仲尼（孔子）不死”，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孔子的学生）复生”——这一条也可能是有的。

    第五，孔融发“不孝”的怪议论，譬如他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只如瓶子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子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又说，假使闹饥荒的时候，有点食物，给不给父亲吃呢？他认为，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这些议论，孔融是有的，今天，在我们看来，不能说毫无道理，在当时却是一种新鲜而大胆的思想。确实是不合儒家的孝道的。但是曹操自己也说过，当干部的条件，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点才能就行；何况孔融虽有这些“不孝”的言论，却无“不孝”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可以用“不孝”作为杀他的恶名呢？然而，这是用不到问的，那时的政治斗争，要杀就杀，罪名是可以随便构造的。

    孔融被杀的时候，只有五十六岁，他全家的人都被杀了。他被捕的时候，有两个儿子正在下棋，他们看到父亲被捕，动也不动，人们问他们，他们答复道：鸟巢已破，鸟卵还能保全么？只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儿子，因为幼小，本来没有被捕，寄养在别人家里。主人给他们一碗肉汤，男孩子想喝，女孩子说，今天的大祸，我们还能长久活下去么？喝肉汤干什么？哥哥就大哭起来，不喝了。有人把这情况报告曹操，曹操也把他们捉来杀了。被捕的时候，妹妹对哥哥说，假如死后还有灵魂，那么可以见到父母，不是很可满意的事情么。由此可见，孔融虽然有那些“不孝的言论”，他的子女，对父母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他们的见解、骨气、风度，也和孔融一样。像孔融这样的家庭，是很少见的。

    然而孔融毕竟只是一个书生，虽然“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后汉书·孔融传》里的话）。他的文章是做得很好的，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很推崇他，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了。他的讽刺，只对曹操而发，对别的人却很宽容，特别爱护青年。

    孔融的同郡人郄虎，本来是孔融提拔起来的，后来却成为曹操的死党，他知道曹操嫉恨孔融，曾借一点小事，建议曹操罢了孔融的官。孔融当然很看不起他。曹操曾写信给孔融，叫他要和郄虎团结，并且用了威胁的口吻。孔融回信说，我前几次被罢官，是很高兴的，因为自己知道不称职，不杀头就是万幸的了。至于郄虎说我坏话，在我只如被蚊子叮了一口，并不觉得什么。有的势利小人，老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没有想一想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卖酒的人，买卖公平，对顾客的态度很恭谨，酒的质量也很好，却没有人上门去买，结果酒变酸了，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人告诉他，他养的狗太猛了，人们怕咬，所以不敢到他那里买酒了。——这信把郄虎比作蚁子和狗，十分轻视，又讽刺了曹操。后来曹操杀孔融，就是让郄虎出头控告的。

    孔融在罢官以后，说过一句被后来的文人传诵的名言：“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人们以为这句话只是表示他的潇洒、豪放。实际上，孔融是看到罢官以后，还是“座上客常满”，曹操不能把他孤立起来，所以“吾无忧矣”，却不知道正因为这样，曹操非杀他不可。

    法门寺

    季羡林

    法门寺，多么熟悉的名字啊！京剧有一出戏，就叫做“法门寺”。其中有两个角色，让人永远忘记不了：一个是太监刘瑾，一个是他的随从贾桂。刘瑾气焰万丈，炙手可热。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情态，在戏剧中表现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是京剧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贾桂则是奴颜婢膝，一副小人阿谀奉承的奴才相。他的“知名度”甚至高过刘瑾，几乎是妇孺皆知。“贾桂思想”这个词儿至今流传。

    我曾多次看“法门寺”这一出戏，我非常欣赏演员们的表演艺术。但是，我从来也没想研究究竟有没有法门寺这样一个地方？它坐落在何州何县？这样的问题好象跟我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存在似的。

    然而，我何曾料到，自己今天竟然来到了法门寺，而且还同一件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联系在一起了。

    这一座寺院距离陕西扶风县有八九里路，处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中。我们来的时候，正落着蒙蒙细雨。据说这雨已经下了几天。快要收割的麦子湿漉漉的，流露出一种垂头丧气的神情。但是在中国比较稀见的大棵大朵的月季花却开得五颜六色，绚丽多姿，告诉我们春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夏天刚刚来临。寺院正在修葺，大殿已经修好，彩绘一新，鲜艳夺目。但是整个寺院却还是一片断壁残垣，显得破破烂烂。地上全是泥泞，根本没法走路。工人们搬来了宝塔倒掉留下来的巨大的砖头，硬是在泥水中垫出一条路来。我们这一群从北京来的秀才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踏着砖头，左歪右斜地走到了一个原来有一座十三层的宝塔而今完全倒掉的地方。

    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这里难道就是为了看这一座破庙吗？事情当然不会这样简单。这一座法门寺在唐代真是大大地有名，它是皇家烧香礼佛的地方。这一座宝塔建自唐代，中间屡经修葺。但是在一千多年的漫长时间内，年深日久，自然的破坏力是无法抗御的，终于在前几年倒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倒塌后的样子。

    倒塌本身按理说也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倒塌以后，下面就露出了地宫。打开地宫，一方面似乎是出人意料，另一方面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异常珍贵的古代遗物。遗物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其中有金银器皿、玻璃器皿、茶碾子、丝织品。据说，地宫初启时，一千多年以前的金器，金光闪闪，光辉夺目，参加发掘的人为之吃惊，为之振奋。最引人瞩目的是秘色瓷，实物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另外根据刻在石碑上的账簿，丝织品中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武则天的裙子。因为丝织品都粘在一起，还没有能打开看一看，这一条简直是充满了神话色彩的裙子究竟是什么样子。

    但是，真正引起轰动的还是如来佛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舍利为数极多，我国也有不少。但是，那些舍利都是如来佛遗体焚化后留下来的。这一个如来佛指骨舍利却出自他的肉身，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我不是佛教信徒，不想去探索考证。但是，这个指骨舍利在十三层宝塔下面已经埋藏了一千多年，只是它这一把子年纪不就能让我们肃然起敬吗？何况它还同中国历史上和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论佛骨表》，千百年来，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恐怕有千百万。我自己年幼时也曾读过，至今尚能背诵。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唐宪宗“令群僧迎佛骨于风翔”的佛骨竟然还存在于宇宙间，而且现在就在我们眼前，我原以为是神话的东西就保存在我们现在来看的地宫里，虚无缥缈的神话一下子变为现实，它将在全世界引起多么大的轰动，目前还无法预料。这一阵“佛骨旋风”会以雷霆千钧之力扫过佛教世界，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了。

    我曾多次来过西安，我也曾多次感觉到过，而且说出来过：西安是一块宝地。在这里，中国古代文化仿佛阳光空气一般，弥漫城中。唐代著名诗人的那些名篇名句，很多都与西安有牵连。谁看到灞桥、渭水等等的名字不会立即神往盛唐呢？谁走过丈八沟、乐游原这样的地方不会立即想到杜甫、李商隐的名篇呢？

    这里到处是诗，美妙的诗；这里到处是梦，神奇的梦；这里是一个诗和梦的世界。如今又出现了如来真身舍利。它将给这个诗和梦的世界涂上一层神光，使它同西天净土，三千大千世界联系在一起。生为西安人，生为陕西人，生为中国人有福了。

    从神话回到现实，我们这一群北京秀才们是应邀来鉴定新出土的奇宝的。

    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如来真身舍利渺矣茫矣。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古代灿烂的文化遗物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即使对于神话不感兴趣的普通老百姓，对现实却是感兴趣的。现在法门寺已经严密封锁，一般人不容易进来。但是，老百姓却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价值观。我曾在大街上和飞机场上碰到过一些好奇的老百姓。在大街上，两位中年人满面堆笑，走了过来：

    “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是的。”

    “你是来鉴定如来佛的舍利吗？”

    “是的。”

    “听说你们挖出了一地窑金子？！”

    对这样的“热心人”，我能回答些什么呢？

    在飞机上五六个年轻人一下子拥了上来：

    “你们不是从北京来的吗？”

    “是的。”

    “听说，你们看到的那几段佛骨，价钱可以顶得上三个香港？！”

    多么奇妙的联想，又是多么天真的想法。让我关在屋子里想一辈子也想不出来。无论如何，这表示，西安的老百姓已经普遍地注意到如来真身舍利的出现这一件事。街头巷尾，高谈阔论，沸沸扬扬，满城都说佛舍利了。

    外国朋友怎样呢？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轰动，决不亚于中国的老百姓。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日本什么报的记者抢过扩音器，发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这个指骨舍利是如来佛哪一只手上的呢？是左手，还是右手？是哪一个指头上的呢？

    是拇指，还是小指？”我们这一些“答辩者”，谁也回答不出来。其他外国记者都争着想提问，但是这一位日本朋友却抓紧了扩音器，死不放手。我决不敢认为，他的问题提的幼稚，可笑。对一个信仰佛教又是记者的人来说，他提问题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又是十分虔诚的。据我了解到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佛教国家，都纷纷议论西安的真身舍利。这个消息像燎原的大火一样，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行将见“西安热”又将热遍全球了。

    就这样，我在细雨霏霏中，一边参观法门寺，一边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多年来没有背诵的《论佛骨表》硬是从遗忘中挤了出来，我不由地一字一句暗暗背诵着：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因谏迎佛骨，遭到贬逐，他的侄孙韩湘来看他，他写了这一首诗。我没有到过秦岭，更没有见过蓝关，我却仿佛看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忠君遭贬，我不禁感到一阵凄凉。此时月季花在雨中别具风韵，法门寺的红墙另有异彩。我幻想，再过三五年，等到法门寺修复完毕，十三级宝塔重新矗立之时，此时冷落僻远的法门寺前，将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与秦俑馆媲美了。

    可怕的曾国藩

    流沙河

    回忆高小初中，国文教师选讲《曾文正公家书》，催人瞌睡，记不起讲些啥。校长每周训话，又抬出曾国藩大圣人做榜样，烦死人了。四十年代来成都读高中，《曾文正公家书》有廉价本，青年路书摊上摆着呢。本想翻翻，听同学说蒋委员长爱读此书，便决心不看了。五十年代做了编辑，又听同志们说此书“反动透顶”，想看看到底是如何反动，图书馆里又没有了。跃入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炮火连天，读了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篇文章，才晓得曾国藩加冠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觉得这顶帽子有趣。现今混到六十快退休了，突然瞥见湖南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曾国藩家书》，非常吃惊，买一本来瞧瞧。

    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

    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不像我和我所见的一些人，自我批评挂在嘴上开会说说罢了，他有具体措施，落实在行动上。道光二十二年，他三十一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反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影》（我联想起我们的革命者“过电影”），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影》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过隙影》必须字字写正楷，以示狠抓狠斗狠修养。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影》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吗？“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想那《过隙影》中一定写有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

    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七十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咱们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咸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他不当了，这时候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对头，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逼近九江府，函告家人：

    “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如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鄱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前景辉煌，他却函训二子：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这时候南京城内那一群革命王侯在忙啥呢？在忙着建王府，筑侯宅，做礼拜，坐江山。广西大脚婆昔年生育的革命种子，恐怕早已养成小衙内了。天王洪秀全不时发神经，宣布昨夜梦见天父上帝怎么说，天兄耶稣又怎么说。东王杨秀清封了禾乃师，嫌九千岁少了不够用，要洪秀全给万岁。北王韦昌辉袭杀杨秀清，洪秀全又杀韦。翼王石达开全家被屠杀，不得不出走。对比两个阵营，站在革命那边，痛感到这家伙实在可怕！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的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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人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像他这样不近人情，悭头啬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旁边有同志说：“反革命的思想工作！”我想也是）。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入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而且最后埋葬了太平天国。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复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作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这八个字后来被奉为革命队伍的金科玉律，我辈耳鼓膜都听起趼皮了，天哪，原来竟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片请将自身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顶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歉悚”起来。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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

    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车了，仍坐蓝呢车。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

    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不但蒋委员长标榜过他，据《曾国藩家书·重印序言》说，青年毛泽东1917年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啊，这就更不得了啦！

    林则徐的梦

    陈向平

    东方的木乃伊睡觉了三千年，直到1842年的炮声一响，才在近代史的风雨中起了分解作用。这不是梦的觉醒，这是悲剧的开始。

    如果要追溯百年前的历史，则林则徐先生实乃是我们近代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站起来揉开睡眼的英雄。可是英雄站起来以后，他亲眼看见的，不是他自己的旗开得胜的勋业，却是木乃伊未曾腐败干净的那一副狰狞丑恶的面目。

    虎门一仗，好消息还没传到北京，清廷把他免职的命令先到广东了。南北主和的奴才们不说自己要主和，却怪打仗的人不应该打仗。林则徐便在勘办伊宁开垦事宜的美名下，被放逐到新疆去了。

    以后便是不平等条约的局面。

    历史是盲目的，觉醒的开始，也便是被压迫的开始。英雄揉开了睡眼，又做了另一个梦。大家都知道，江宁条约以后不久，便是太平战争的局面。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西南去，叫他从事另一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已经老了，没有用了。

    大清陛下对他的侮弄，只做到了一半，疾病救了他，他没有摇着婆娑的身子，抱着未烂尽的木乃伊，在太平军面前跳舞。

    可是历史的圈子没有打完，利用他的名节来同他开玩笑的，不是别人，却是他亲生的女儿。到过上饶的朋友，都知道上饶有一块林夫人林则徐的女儿讨救兵的碑石。碑石记着一件残酷的历史故事，当太平军自吉安破新城、下金溪、陷贵溪而攻上饶的时候，上饶太守沈葆桢恰巧在河口筹饷。林夫人夤夜发书到玉山总兵饶廷选那里讨了援兵，才使杨辅清在上饶城下碰了壁。这一仗保全了浙吴皖清军的江西粮道，与后来的战局关系是很大的。曾国藩在上本奏功时，所谓“军兴有年，郡县望风逃溃，惟沈某（即林夫人的丈夫沈葆桢）能独伸大义于天下”

    便指这件事。至今在那一块耻辱的碑石上，还留着林夫人当年用数千生灵之血写成的名札。

    后来习于苟安的士大夫们把这封信却当作清代中兴事业中的佳话看的，然倘林则徐先生地下还有精诚的话，我想，这块石头他将会不击而自裂。

    忠于汉族的郑成功，可以有一个降清的爸爸，这是郑成功的伟大处。而一个为民族自由而战争的林则徐，却不应该生出一个能为民族压迫而服务的女儿，这是林则徐不愿意看见的恨事。

    如果没有上饶这一仗，林则徐百年前开了头的事业，也许可以提早多少年吧。

    可是历史毕竟不是盲目的，民族压迫的过程，也便是民族求统一的过程，百年来虽然走了许多曲折的路，流了无数生灵的血，披带的枷锁，终于在百年之后解除了。

    我们今天仿佛看见了林则徐先生再揉睡眼以后的笑容。

    读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导言有感

    冯东书

    读恩格斯1895年3月6日为马克思著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使人很受教育。这段话是：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雾，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按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起在1848年共同写作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他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7年后，研究了欧洲新的发展，对自己过去的那些重要观点做了反思，勇敢地做了自我否定。

    如果我们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党执政国家发生的变故，与恩格斯讲的话联系起来细细琢磨，就可以发现恩格斯讲得多么有预见性！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提出要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经过47年工人运动的实践，恩格斯却说确立了大工业的“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说“这个基础（资本主义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说“我们（他大概至少是指他自己和马克思）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恩格斯特别说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

    多么巧啊！我们不是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宣布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经济、消灭了市场竞争以后，现在又在改革中恢复发展民营经济了吗？不是在“合作化”“公社化”二十几年后，又不得不按农民的要求，把土地分开，承包给农民，让农民自主经营了吗？这不是正好说明，恩格斯说的社会“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是多么正确！我们不这样改革行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全世界哪一个坚持走苏联模式的国家是行的？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经济，也就消灭了商品经济，消灭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文革”中甚至要“革私字的命”，要消灭“知识私有”，表面上“革命”得不得了，好像很平等，大家吃大锅饭，搞分配上的平均主义，连“按劳分配”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还不是真正的平等。结果呢？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问题越来越多。要是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人起来勇于否定过去的极左做法，那全国人民现在还会在粮不够吃、肉不够吃、油不够吃、衣不够穿的境况中过穷日子。要不是改革以后，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外资的引进，有了市场竞争，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危机感，不会下那么大的力气去进行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争着在那里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没有这场大改革带来的经济、科技、教育的大发展，这几年也就谈不上有钱来修那么多高级公路、铁路、海港、机场、医院、住房、高科技开发区。要是老让人饿肚子，老在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那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恩格斯是一百多年前讲的这番话，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创造出苏联模式开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破除过去的迷信，进行大改革以前，6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弯路。而中国改革以后20多年的实践，又证明了恩格斯的先见之明十分正确，证明了社会规律是最有权威的，是谁也违反不了的。

    我们应从恩格斯的科学认识上和上百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学到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要脱离社会实际，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跟上社会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勇敢地否定自己过去认为很正确但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观念。试想，我们如果真正走群众路线，尊重民意，不强制农民“自愿”搞“合作化”“公社化”（如果合作社是在群众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搞，当然是可以的，那就只会有一部分人搞，不会全国都“化”），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困难吗？革命是一场大试验，就是开始时我们按苏联农业集体化搞了中国形式的“合作化”、“公社化”，而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农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包产到户”，要求自主经营，农业生产始终搞不上去，中央领导层里也不断有人反映农民的呼声。毛泽东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就讲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既然这样，当时我们就应该尊重一下实践，不要用“阶级斗争”

    的大棒去乱打击意见不同的同志和群众，从实际出发，勇敢地否定一下自我，改过来，那该多好啊！

    实际上，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以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就曾向民主党派讲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15年到20年。新民主主义是在国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要是当时能够言行一致，不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和夺取政权斗争一样，在实践中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吗？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要学习恩格斯，以后我们的思想一定不要再脱离实际，一定要与时俱进，勇于在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

    宣南雨又来——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袁鹰

    一百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加上道路相传，说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人士纷纷被捕或远走高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闪闪，砍下六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其时天色如墨，忽然风雨交加，流淌街心的鲜血，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悲剧性结局，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匡世济民寻求改革救国之道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谱写了最后一曲令人椎心泣血的壮歌。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菜市口是北京宣武门南一处交通要道，向西出广安门过卢沟桥去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它的东南西北方向许多街巷胡同里，槐荫深处，紫藤架下，曾是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士的住宅和寄寓，散布在胡同中的许多会馆，更是南方旅京清寒文人栖身处所和各省进京应考士子、待选官员的歇脚处。

    当年康有为就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民国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安徽泾县会馆编《每周评论》，鲁迅住过绍兴会馆，毛泽东住过湖南会馆。这块被当时文人们亲切地称为“宣南”的地区，是京城一块宝地，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宣武区的黄金地段。前几年为了兴建新火车站，拓宽大街，拆除两侧房屋，烈士抛掷头颅处已被深深埋在沥青路面下，供监刑官下轿休息的老药铺西鹤年堂也移到大街以北。近日来，因为要开通向南的大道，更变成喧嚣的筑路工地，推土机不住轰鸣，运土车频繁来去，行人到此处，满眼瓦砾场，从何处寻觅菜市口的旧时模样呢？

    一百年风霜，一百年血泪，全在尘土飞扬中烟消雾散了吗？

    这些年来，有关那场从变法到政变一百天过程的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康广仁、梁启超、谭嗣同等殉难六君子，袁世凯、荣禄，特别是光绪帝、珍妃和慈禧太后，一百年前那些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在当代读者和观众前不断闪现，涌成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清官热”浪潮中一个具有悲壮色彩的亮点，也引起几许慨叹，几许沉思。

    纷纷扰扰中，我的眼前总浮起那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书生谭嗣同的身影，耳边也总响起他那浓重的浏阳乡音。谭嗣同于9月23日被捕，五天后就义。梁启超记叙了他这位知心好友最后的心曲，那句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誓言，传诵了一百年。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自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戊戌变记·谭嗣同传》）

    浏阳烈士的两句遗言，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变法、改革、革命，一切改变旧制度、旧观念，一切改造旧社会、旧世界的行动，“无不从流血而成”。谭嗣同目睹时艰，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者步步侵犯，得寸进尺；清朝廷腐朽昏庸，因循守旧，苟且图存，生机已尽，他才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沉睡的民族。千百年来，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临大节而不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义节烈之士，从来都被后来者奉为最高的楷模。他们身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有的只是满腔碧血，一片丹心。但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革命，他们上下求索，万里奔波，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耗尽毕生心血，直到最后一息，有的更是慷慨赴义，从容就死。

    这样的仁人志士，一百年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19世纪末叶是风云际会，英豪辈出的年代。不说远的，单说那最后十年的90年代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页上，就出生了刘伯承（1893年）、毛泽东（1893年）、邓中夏（1894年）、恽代英（1895年）、邓演达（1895年）、彭湃（1896年）、叶挺（1896年）、陈潭秋（1896年）、王若飞（1896年）、贺龙（1896年）、叶剑英（1897年）这样一大批领袖人物。而在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同一年的1898年中，先后就有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彭德怀出生于离他家乡浏阳不过八十公里的湘潭。还有在下一年（1899年）出生的瞿秋白、李立三、聂荣臻。今天，我们都已经或者将要为他们的百年诞辰寄托深深的缅怀和哀思。等到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初，那就更多更多，宛若繁星闪烁了。

    这些谭嗣同的后辈，不知是不是由于菜市口街头鲜血的感召，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以身许国，要将自己青春的才华，智慧和精力，献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们功勋卓著，泽及人民，有的人战斗一生，坎坷一生，到老来还不免横遭种种猜忌、委屈、诬陷以至残害。他们那伟大的精神和崇高品格，必然激励后来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而无惧色。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魂所在。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当时寄居宣南福建会馆，他几乎目击了菜市口的惨剧，震愕哀伤之余，在秋风秋雨中冷静下来，为六位烈士写了悼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

    诗写得感慨遥深，充溢着诗人的愤懑和忧伤。前四句表达了他对百日维新运动的成败和评价。末二句用了孔子的典故：在卫国不得重用的孔子，打算到晋国去投奔当政的赵简子，风尘仆仆到黄河边，听到赵简子杀了贤大夫窦鸣犊的消息，顿时吃了一惊。“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他认为赵简子未得志时，依靠窦鸣犊等帮助夺得权力，到掌握政权后就杀了他。

    这样的形势下，自己到晋国去也未必有好的遭遇，只好叹息命运不佳，放弃渡黄河，折回卫国（见《史记·孔子世家》）。严复将窦鸣犊比谭嗣同，并不确切，但他的重点是在末一句“莫遣寸心灰”，勉励自己千万不能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灰心，还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遥想他在福建会馆黯淡的窗下挥笔吟成这几句诗时，大约还未读到谭嗣同的题壁绝笔，但他们两位的心意似乎早已相通。严复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他发表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抨击顽固保守，呼唤救亡图存。戊戌以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

    翻译到中国来，为20世纪初的新学思潮推波助澜。作为世纪之交思想界的盗火者之一，他的功绩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一百年前的严复，以他睿智的眼光，预见到变法和改革事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艰辛前途，也预见到光明的远景，不管雨有多大，必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十二年之后的武昌起义，终于摧毁清朝廷的宝座，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王朝。再过十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掀开中国现代革命的新史页，神州大地上迎来崭新的局面。又过了三十年，天翻地覆，天安门前升起五星红旗。前文提到许多谭嗣同的湖南同乡后辈，无愧于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都是这一连串改天换地的伟大而持久的变革中叱咤风云、屠龙缚虎的猛士。还应该记上一笔的是，在谭嗣同殉难之后的十七年，即1915年，他的家乡浏阳，又出生了一位立志改变旧世界并且为之奋斗一生、无愧于前辈的杰出人物胡耀邦，到明年也已逝世十周年了。

    我看张之洞

    戴逸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代理两江总督，晚年人军机处，直到1909年去世，享年72岁。他死后两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倒台。因此，他是清朝268年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层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重要人物。

    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有矛盾性格，他身上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时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东西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未死亡，还相当强大；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还没有成长壮大。

    旧的未死，新的方生，正处于过渡时期。张之洞的言论、行动、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他身上的这种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的时代特征。

    尽管他是一个矛盾人物，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说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他一生的政绩和事业是很突出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洋务派。他的成绩以办汉阳铁厂（即汉冶萍，武钢前身）为最重要。当时既没有经验，也缺乏经费，不懂科学技术，可以说张之洞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困难之大，问题之多，难以想象，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书信、奏折中可见大概。然而，他不畏困难和阻力，艰苦创业，面临诸多开拓者所必然面对的问题，终于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厂早七年）。张之洞完全可以不去费心建厂，他可以像其他官僚一样去当太平官，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但他不是这样，而是不畏困难，坚忍不拔。尽管他有许多失误，不懂怎么办工业，花了许多冤枉钱，走了许多冤枉路，但他那种坚持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然，他并不仅仅办一个汉阳铁厂，还建了湖北枪炮厂（当时最先进，直到抗战中仍用汉阳造的步枪），还有湖北四局。在张之洞的倡导带动下，湖北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广州、天津。

    在教育上，张之洞开设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同时派学生留日学习。当时的官员留日学生中以两湖最多，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我们所熟悉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之洞在编练新军上也有所贡献。他所编练的自强军成为甲午战后振兴军队的典范，和袁世凯小站练兵同时起步，他的湖北新军第六镇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第六镇与北洋军队不同，它的思想很开明，所以革命青年大批涌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和主力。

    虽然张之洞本人是个官僚，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开工厂、建铁路、练军队都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挖了清朝统治者的墙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孙中山曾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他革了自己的命。不过，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数百人，有几个肯这样做事？谁肯去办实业、开学堂自讨苦吃，为筹措经费而弄得焦头烂额，到头来还得不到一个好。当时许多官僚认为张之洞在干傻事，讽刺他好大喜功。我们后人对他作为先驱者碰到的困难和作为开拓者所含的苦衷，应该更多地理解。他在任两广总督时，为办厂而订购好了机器，不料却又调任湖广。他的后任李瀚章是个讨厌新事物的大官僚，怕费钱费事，张只好带着工厂搬家。像李瀚章这样的官僚在当时占绝大多数，他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们后人宁可多要几个张之洞，多留几个工厂、学校，而少要几个李瀚章。

    张之洞在反侵略战争中抱何种态度呢？我们可以说，他在一生中自始至终反对外国侵略，是个抵抗派、爱国者，这可从他在三件大事中的思想、主张和行动来考察。

    首先是伊犁交涉问题。沙俄占伊犁，崇厚订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这个时候，张之洞协同张佩纶、陈宝琛带头反对，迫使清政府派曾纪泽改订条约。虽仍旧不平等，却也多少争回一些权利，应该说张之洞这种爱国的言行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其次便是中法战争。由于张竭力主战，清政府就把他从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实际上由他主持战事。张之洞坚决抵抗，积极备战。他做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奏请朝廷起用刘永福。当时在是否起用刘永福的问题上有争议，张之洞主张重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给刘永福以正式官衔，封为记名提督，并发饷15万两。他还起用了老将冯子材，冯子材本来已退休在家，张之洞把他请出山，给以兵权，终于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另外，张之洞还大力支持刘铭传在台湾抗法，资助30万两饷银，并派粤军支援。在中法战争中，他不是统帅，但实际上是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可以说他的功绩是很显著的。

    最后便是甲午中日战争了。他在战时已调代理两江总督，为了抗敌，他把两江、湖广的军队大批北调，并借款支援东北的抗战，态度很积极。待到马关谈判签约时，张之洞又坚决反对割台，他大胆陈奏声称：如果签约，“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锋芒直指慈禧、光绪。

    及至日本割台，台民激烈反抗之时，朝廷断绝对台支援，而张不顾禁令，由汇丰筹款援助台湾抗日，所以当时有人指责他，说台民“反叛”是他的主使。

    在近代史上，身居高位、掌握一定权力的大臣坚决反侵略的很少，可谓凤毛麟角。林则徐、左宗棠较突出，张之洞也可算一位。他虽未带兵上前线，但一生站在抵抗派一边。在关键时刻，有言论、有行动，能考虑到民族利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张之洞本人是过渡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新旧思想冲突很鲜明。他是清朝大臣，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他崇奉儒学，维护纲常伦理，这两个方面贯穿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代在飞速前进，他却跟不上时代，逐渐成为落伍者。戊戌维新时期是张之洞的一个转折点，这时的新旧冲突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本来支持维新变法，对康梁也很友好，特别是在湖广总督衙门接待当时仅为举人的梁启超，礼遇不亚上宾，实不寻常。另外，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最得意的弟子，跟张关系甚密，刘光第也是张所推荐。然而，张之洞和维新派之间渐生分歧，并走向了对立。开始仅是学术上的，张之洞对公羊学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政治分歧，反对“民权说”，终与康梁反目。《时务报》主笔汪康年与梁启超之纠纷便反映了这种矛盾。后来，张之洞又著《劝学篇》反对维新派，并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而自立军就是在康有为领导之下，以勤王为名搞武装斗争的军队。

    总之，张之洞是个矛盾人物，他做了很多好事，办实业、筑铁路、开学堂、建新军。他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是坚决抵抗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一点正是他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和李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但张之洞身上有许多旧东西，跟不上时代的前进而落后于时代。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这种情况，从先进转向落后，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的佼佼者，后来又都落后于时代，这是近代历史人物普遍存在的缺陷。新与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激烈交战，时代前进了，如不能及时抛弃旧思想，吸取新思想，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保守、落后，甚至走向反动。

    但无论如何，张之洞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功绩，值得肯定和纪念，至于他的局限和缺点，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得到解释，得到理解，不能够苛求。

    秋风宝剑孤臣泪

    姜鸣

    驱车出合肥城区，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东乡大兴集。在合肥钢厂的围墙边，朋友叫开了关闭着的铁门，带我走进一个荒芜的院落。没有想到，在高大的烟囱和轧钢车间厂房之旁，就是我想探访的李鸿章墓地。

    三开间的享堂正门，只有柱子和山墙，南北侧既无墙垣、更无门窗，一片凄凉的景象。享堂所在的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因为前些年做过钢厂幼儿园，侥幸地保留下建筑的基本轮廓。

    享堂院子里，栽有两株广玉兰。广玉兰是南方树种，在安徽本不多见。但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向淮军参战有功大员赏赐了一批广玉兰，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老家栽种，使得合肥一带保存了好些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眼前的广玉兰，一株略小，是后来补种的；另一株长得高大参天，正是当年御赐的原物。

    院子里，荒芜的杂草中，还横卧着两块截断的李鸿章神道碑。

    冬日的上午，阴霾的天空没有阳光，我的心也像灰色的天空，沉甸甸的。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鸿章临终的场景。

    李鸿章病逝于1901年11月7日。此时，距他代表清政府，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11国签订《辛丑条约》，恰好三个月。

    签约前两天，李鸿章得了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他是扶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签约的。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他呈现出风烛残年的衰颓景象。持续一年极为艰难和屈辱的议和谈判，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而签约之后，与俄国谈判从东三省撤退俄军的方案久拖不能定局，更使他焦虑万分。

    10月30日，李鸿章去俄国使馆谈判，回来后病情加重。当夜，李鸿章胃部血管破裂，咳血半盂，色紫黑，有大血块。急请德国、美国大夫治疗，安排药剂和鸡汤、牛奶、米汤、锅巴粥等流质食物。

    根据身边幕僚记录，11月1日，病人胃部感觉渐舒，能靠床坐，睡眠也安静。

    5日，病情似乎更有好转。早上起床后，幕僚感到病人精神清爽。白天所谈，皆是公事时事。话多了，吐字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有些恍惚。事后想来，这正是回光返照的症状。晚间，李鸿章吃了少量梨汁、藕汁。半夜中感到他喉中有痰，呼吸带喘。

    6月早晨，病情忽然转重。当他的老部下，直隶布政使周馥闻讯赶到贤良寺的时候，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在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延至7日中午，两目炯炯，瞠视不瞑。

    周馥哭喊着：“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的嘴唇忽然喃喃翕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阖上。十六个月后，李鸿章被安葬于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夏小影就是现在的大兴集。这一带安葬着宋代名臣包拯和朱元璋部下大将张得胜，待到李家墓地落成，当地就有了“一里三公”的说法，三座墓地处在一平方华里之内。

    这是李鸿章生前认可的墓地。1892年，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去世后，他在给儿子经方的家信中，曾谈到对身后葬事的安排：

    夏小影生塘，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做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塘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蚊，以安体魄。今世所云地师者，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为李鸿章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看出，李鸿章不太迷信风水。这同他请西医看病一样，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脾气。李鸿章生前爱办洋务，却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墓地会变为钢厂的一部分。

    但李鸿章并没有安眠在他曾经痴恋的工厂脚下。到了1958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人们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老人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

    同年，全民大炼钢铁，合肥钢厂兴建起来了。钢厂就把挖掘一空的李鸿章墓地划进厂区。

    临终前，李鸿章曾经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向他，并通过他，与沪上官、商圈内的朋友诀别。这封遗书，去年首次披露。遗书中写道：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封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

    鸿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意。愿诸君多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

    李鸿章是从上海起家的，临终时想起上海旧友并不令人意外。年轻时，李鸿章曾是个科场得意的才子，24岁就考中进士，又拜在父亲李文安的同年曾国藩门下做弟子，讲求义理之学。假如没有太平军起义，没有西方列强入侵，在平庸的咸丰朝，他只能逐日到衙门画卯，在京寓的四合院里读书吟诗；或者外放出去做父母官，在漫漫的宦海生涯中积累履历。只要瞻前顾后，不犯过失，内外打点，建立奥援，到了晚年，攀爬到权力金字塔阶梯中最高几层也是有可能的。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人物何止成百上千？他们死后，朝廷照例“交国史馆立传”，然后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列传中，再也无人理会了。

    然而，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的最大变化时代，他注定要成为重要人物。他创建淮军，恢复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铁路，矿山、学校，建立西式装备的海陆军，以图自强；他主持对外各项交涉，签订了许多条约。在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打开的时候，中国社会也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得他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直至一百多年后，人们依然在反思李鸿章当年的种种往事。

    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和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最为屈辱的城下之盟。但细细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前者，多是夹杂着对李鸿章军事和外交失败的严厉批评；而对后者，却认为李鸿章替朝廷解决了一场巨大的国运危机。所以，维新思想家严复给李鸿章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当此；

    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何如？

    挽联的上联，是惋惜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实施；下联则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这个区别，后世的人几乎很少体察。

    李鸿章和他当时的同事们，在签订两个条约的时候，其实都考虑过身后的名声。

    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披露，李“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仲日剧，神智不清，断难胜此巨任。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隐含了多少诡谲的政海波澜？

    在离开广州，北上与各国使节开展议和谈判前，他对送行的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说罢涕泪长流。此时，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为不可为之事。惟有北京人在期盼他欢迎他，等待他了结残局。著名戏曲作家齐如山先生回忆说：“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

    如今，世间已无李鸿章。今天的合肥人，也不再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了。

    前些年，合肥城区改造，动工的街坊涉及到李鸿章故居。经过有关人士多方呼吁，早已残破不全的故居终于保存下来，并修建成陈列馆供人参观。脚下这块李鸿章墓地，也将由故居陈列馆主持修复。

    陈列馆里，有一件带着长长血迹的黄马褂，这是复制品。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在从前李鸿章的祠堂里，保存着李鸿章马关谈判遇刺时的原件血衣。

    陈列馆里，还陈列着当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竟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

    当人们读着这道意味深长的题目时，似乎感受到李鸿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详着自己。

    无疑，李鸿章是清末官场最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外患逼迫的复杂局面时，却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被视为民族罪人。这是他能力不济，还是中国的国运不济？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交往中，依凭的是实力而不是口号，讲究的是审时度势折冲樽俎而不是激情冲动肆意行事。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俄国代表还逼迫他将东三省路矿及其利益全部让给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引发他激动、争辩、呕血，并导致死亡。李鸿章内心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主旨，最后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令人感慨良多。

    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亡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他的结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李鸿章做了无数研究，但总体把握和评价，却没有超过梁任公的识见。现在重读梁氏所写《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历史学家是否感到汗颜？

    庞贝——复活了的两千年前的古城

    周而复

    一座城市死了

    50年前，我读了莱通的《庞贝的最后日子》，虽然内容早已忘记，可是庞贝的景象还模模糊糊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曾经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到庞贝去看看就好了。这个希望埋藏在我的心底整整五十个春秋，没有实现。这回到意大利出席意大利全国作家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恰巧是在那不勒斯这个美丽的地中海边城市举行，而庞贝离那不勒斯不过数十公里。上午9时，我们坐上汽车，从圣塔露西亚旅馆出发，向庞贝开去。

    庞贝可能是来源于希腊语“Pempo”这个动词，意思是“处死”。公元前8世纪，居住在蒂勒尼安海岸边的一群殖民者，在火山南坡的高地上发现了庞贝这个新村。由于新村的战略地位，希腊航海家和商人把它纳入旅行计划里了。庞贝受希腊人的影响，还受伊特斯坎人（Etruscan）的压迫和统治大约50年光景。公元前5世纪末，萨姆尼特人（Samnites）下山，结束了希腊和伊特斯坎的战争，占领了坎帕尼亚的大部分领土，这个地区实现了第一次统一。庞贝消灭了希腊的痕迹，使其富有意大利的特征，大部分地区重建了。后来萨姆尼特和罗马之间又发生了战争，庞贝又沦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庞贝人虽然为争取独立而进行过战争，但终于成为罗马的殖民地。从此，庞贝的历史就和罗马的历史连在一起了。

    公元62年2月15日，庞贝城遭受了一次强烈地震。那毁坏的力量是强大的，但不是致命的，被毁坏的公共建筑慢慢在修复。17年后，在公元79年8月24日这个灾难的日子，庞贝遭到致命的袭击。这次是来自维苏威山峰。那一天下午，庞贝城的市民们，像往日一样在忙着各自的工作，维苏威火山突然发出恐怖的怒吼，惊天动地，火山顶卷起一股松树状的浓黑烟雾，火山渣和熔岩片喷向空中，硫黄烟弥漫附近的城镇，庞贝城的居民们到处寻找藏身之处，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挡住那下个不停的火山渣和熔岩片呢？三天以后，太阳又从碧沉沉的地中海那边升起来了，它照耀着寂无人烟的荒凉冷落的大地。就在这大地下面，在20英尺厚的火山泥浆和熔岩下面，埋葬着曾经是繁华一时的庞贝城。庞贝，像它含义那样被“处死”了。

    太阳升起又降落，降落后又升起，随着太阳的升降，庞贝城在地下无声无息地度过了很多世纪，使人们忘记地球上这一部分曾经有一座古老的华丽的城市。

    大约在1594~1600年，建筑师杜米尼柯·封塔纳（Domenico Fontana）偶然在田间发掘了一条地下通道，挖下去，竟然是圆形剧场的遗址，而且还发现很多题词。不过，他不曾想到在他的脚下埋葬着一座完整的城市。布朋查理统治时期，1748年根据科学考察的路线，进行了一次挖掘，没有成功。直到1860年，在裘西毕的指挥下，进行系统的挖掘，由于他提供了巧妙的技术，即在已成为一层凝固废墟的空洞中灌入稀释泥灰的液体，这样就可以一层又一层地挖掘下去。

    死了将近两千年的城市开始复苏了，终于成为世界著名的奇迹。

    庞贝复活了

    我们的汽车顺着山路开上去，到庞贝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下了汽车，向右边一边小路走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大小不同灰色和土黄色网状岩石砌成的城墙，有两个拱顶的大门，叫作海门。在古代，从这儿可以通向地中海，附近还有宫殿，专门供奉海神。这两个门很狭窄，一高一矮，矮门那边有木板铺的台阶，从门口往上的台阶是红砖砌成的。高的大门前面是个斜坡，全部用灰色不规则的网形石头铺路。这城，这门，这路，是罗马时期的典型的建筑样式。

    庞贝城中心有座长方形广场。当年广场禁止车辆通行，这样可以容纳成千上万的人群，成为居民的活动中心。我站在广场中央，看到西边各有一长溜的高大柱子，对称而又均匀，只是右边的柱子稀疏一些，毁坏了，没有再建。长方形广场尽头有一排柱廊，屋顶没有了。保存下来的那些圆柱高矮不一，但一律是庞贝红，比北京紫禁城墙的红色稍为淡一点。这些柱子都经过巨火燃烧的锻炼，坚强地矗立在那里，仿佛还可以抵抗风雨的袭击和时间的侵蚀。它们生活在地下很多世纪，现在露出地面，仍然昂首天外。从它们的英姿上，我进一步了解“支柱”的深意。

    广场西面有个公共演讲台，北边是祭祀罗马天神的殿堂，两边各有一个凯旋门。广场边沿有一些雕像的基座，上面曾经有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的雕像，都毁了，雕像和那些人物的声望都埋葬到地下去了。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太阳神殿却发掘出来了，科林斯式的柱子代替了原先爱奥尼亚式的柱子，门廊第三根柱子上是太阳神的雕像，完好地保留下来了，手拉弓箭，栩栩如生。太阳神的正对面，是月神的雕像。太阳和月亮好像昼夜不停地照耀着这个罗马风格的广场。

    广场附近有一座古物陈列馆，展出在庞贝发掘的古物：大理石雕塑和铜雕、车轮、火炉，以及大量的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品。我在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都看到过类似的这些古物，但是陈列的各种形状的人体遗骸却是第一次看到。有的遗骸坐着，曲着两膝，右手蒙着脸部，左手托着右边小胳臂，看出来是在一刹那之间死去的；有的遗骸脊背朝上，两腿弯曲，显然是被岩浆打倒在地立即死去的。考古学家还发现一具年轻健壮男子的遗骸，生前最后几秒钟为了保护他母亲和女儿，竭尽全力，三个人终于死在一起。动物的遗骸也是奇形怪状的。我看到玻璃柜里陈列着一条狗，三肢朝上，一肢向外抵抗，头部歪着在努力挣扎，仿佛要逃出如雨的岩浆。从这些遗骸上，可以看出火山突然爆发，岩浆和石子、碎片以闪电般的速度落在庞贝，使居民们猝不及防，立即停止了呼吸，所以能够保存生前的形状。感谢考古学家挖掘，用石膏把遗骸复原，做了技术处理，使我们能够看到悲剧的一些情景。

    广场附近房屋的屋顶都给火山的熔岩压塌了，一片荒凉景象，泥沙地上长着一丛一丛的碧绿的野草，给荒凉的广场带来一丝生机。在一片没有屋顶的住宅区中，公共浴室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并且已经修复，基本上保留了往日的面貌。古代罗马人有许多时间是在浴室里消磨掉的。浴室分男女两部分，都有暖气浴设备。走进大门以后，有一条走廊通向更衣室，室里还有几个可挂衣服的小衣柜。走廊前面，早晨太阳的光线从屋顶窗口射进来，正好射在地面上那个圆形的大理石浴盆，在这里冷浴。右边是温浴池，再往里走是热水浴池。暖气系统安置在双层墙结构里，热气则从旁边的火炉里传过来。

    华丽的维蒂之家

    我踏着废墟上荒凉的古老的街道，转进一条巷子，维蒂之家（House of theVetlii）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条小巷荒凉而又僻静，附近的宅弟大半是破壁残垣，唯有这维蒂之家的房屋十分完整，令人惊异。

    这幢宅第是1895年重见光明的。维蒂并非出身高贵，只是非常富有的商人。他们是尼禄时期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一阶层的人建造和装饰宅第有其独特的格调，装饰和陈设都十分华丽。挖掘这幢宅第时，发现每件东西都保存在原来的地方，于是按着庞贝有钱人家的生活方式，完整地修复了。我走进这幢宅第，仿佛走进一千九百零三年以前庞贝城的富户人家。穿过门厅，进入室内，有一尊神像，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挡住罪恶的眼睛（不过他闭上了眼睛，人们看不见了）。从这儿走入正厅，上面有天窗，地面上是大理石砌的四方水池，可以蓄水。水池左右两侧是坚固的盒子，里面收藏银器和金钱。迎面柱基上有一座爱神的雕像。正厅里有两幅画特别令人注目：一幅是背后有双翼的爱神站在螃蟹上，随着无肠公子横行，爱神好像也在前进；另一幅是爱神站在车上，左手拉着缰绳，右手扬鞭，弯着腰使劲拉住缰绳，飞驰前进。拉着车辆前进的并不是马，而是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这两幅画的风格流行于庞贝最后年代，叫做装饰风格，表现富有想象的神话内容，同富商的奢侈生活和华丽陈设正相适应。

    正厅右边屋子里绘了守护神，两旁各有一个家神，脚下有一条巨大的长蛇在蠕动，向祭坛上爬，想吃祭品。穿过正厅，便是宽阔高大的柱廊，在十分壮观典雅的四面柱廊当中，是一个花园，当中是喷泉，大大小小的雕像对称地排列在花园当中，桌子是用石雕动物的脚支撑的，上面放着珍贵精致的瓷器。正面和左右两边的柱廊的墙壁上绘满了画，底色一律是黄的，上面绘了五彩的神话故事，特别精彩的是靠近饭厅那边的壁画，描述爱神从事不同劳动和职业的画面，有的打铁，有的射击，有的卖酒，有的卖花，每一个人物都生动、自然，逼真。柱廊正面是一间五间平房，互相联通，是主人的卧室和起居室。站在门口，就可以看到高大柱外边的花园，一片翠绿当中有一条曲径，两边错落有致地长着一丛丛红花，把花园点缀得春意盎然。

    我走出维蒂之家，站在古城废墟的高处，望到维苏威山巍然屹立在远方，山峰凹下去的部分，云雾缭绕，给蓝蓝的天空一衬。特别令人注目，那云雾像是发自火山口的烟雾，岩浆还在火山下面翻滚燃烧哩。维苏威是座活火山。复活了的古城，会不会有一天又死去呢？再死一次也不怕。死了将近两千年的庞贝，人们不是又让她复活了吗？

    给珠穆朗玛峰正名

    叶至善

    正式给珠穆朗玛峰正名，是1952年。政府通报见于那一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5月8日发出通报。通报说明：“额非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通报全文如下：

    我国西藏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原名“珠穆朗玛峰”。远在公元1717年（即清康熙五十六年），清朝理藩院主事胜住合同喇嘛绘制西藏地图时，即根据当地藏族的习惯称呼开始用这个名称。“珠穆朗玛”是藏语“圣母之水”的意思，但自1852年印度测量局测得此峰高度以后，西人便从1858年起，将印度测量局局长额非尔士（英国人）的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错误。

    同时，多数地志舆图中，对于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一直沿用着“外喜马拉雅山”这一极端错误的名称。冈底斯山横亘西藏中部，位在喜马拉雅山以北，英帝国主义者竟以其侵略者的观点，妄称此山为“外喜马拉雅山”，这种称呼也是非常荒谬的。

    此后无论教科书、舆图或其他著作，凡用到珠穆朗玛峰或者冈底斯山，都不得再误称为“额非尔士峰”或者“外喜马拉雅山”。

    （四天之后，即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出更正说：“圣母之水”应为“圣母”。）

    最早提出应该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的，是开明书店的自然编辑室主任王鞠侯先生。鞠侯先生长我16岁，1950年暑假后进的开明。我写《雷雨》《台风》等科普小品，曾参考过他的《气象学浅说》，真个深入浅出，处处联系实际，因而以为他是从事气象工作的。直到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位地理学教授；两颊瘦瘦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没有一点儿教授的架子。

    1950年12月，开明的编辑部全部迁到北京，《开明少年》又归我主编。《开明少年》是供初中学生阅读的知识性刊物，每月16日出版，从不误期；我赶紧动手制订1951年的整体规划。那时抗美援朝已开始，各种报刊都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开明少年》自然不能例外。我设计了好几个专栏，并跟鞠侯先生商量，请他写一组连载，系统地介绍我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每期刊出一篇，三千字开外，总名《咱们的祖国》。我说连载满一年，就可以编成一本很像个样子的宣传爱国主义的小册子了。鞠侯先生欣然同意我的设想，马上作选题计划；没隔一个星期，就把头一篇《东西南北》写得了，是讲我国的版图和地理位置的，连插图也设计好了。我喜出望外，连载这样开头，刊登在《开明少年》迁京出版的第一期——1951年1月号上，还真有点儿气派。我马上张罗发稿，鞠侯先生接着就写第二篇，题目是《大小高低》，专讲我国领土之广大和地形之多样。

    1951年1月9日，我正在看《开明少年》1月号的清样，鞠侯先生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找我，让我看第一版右上角的《伟大的祖国》专栏。原来这一天刊出的是一幅照片，我国边境上的喜马拉雅山主峰，说明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高峰——额非尔士峰。鞠侯先生说：“额非尔士”是个英国人，上个世纪中叶，他偷偷地测绘了这座世界第一高峰，硬给这座高峰标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实比这个英国人早一百三四十年，康熙皇帝派人测绘全国地图，已经发现了这座高峰，在地图上按藏族人民的传统称呼，给标上了“珠穆朗玛”这个名称。鞠侯先生说他正想在他的文章中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现在《人民日报》这样说，真叫他左右为难。两个人商量了半天，结果说给珠穆朗玛峰正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题材，不能等闲弃置。文章照原来的构思写，至于《人民日报》的那则说明，文章中一句不提就是了。这篇《大小高低》刊登在《开明少年》2月号（总编号六十六期）上，鞠侯先生设计的插图也没把“冈底斯山”误称为“外喜马拉雅山”。我还在这一期的封里刊登了珠穆朗玛峰的照片，记得就是《人民日报》用的那一张，不知从哪儿借到的；照片下面一段不足两百字的说明是我写的，没有再麻烦鞠侯先生。

    这一期《开明少年》于1951年2月16日准期出版。没想到过了16天，3月4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为标题，一字不改转载了鞠侯先生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一大段文章，共750余字；前边加上了“编者按”。今将“编者按”抄录如下：

    耸立在我国西南边疆上的喜马拉雅山主峰，过去曾被称为“额非尔士峰”，这是错误的名称。它应该叫做“珠穆朗玛峰”。本报1月9日《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图片说明中错误地沿用了“额非尔士”的名称，应予更正。本年2月16日出版的《开明少年》杂志第66期上，发表了鞠侯先生的《大小高低》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说明这个问题的，现摘录转载在这里，请大家注意。

    鞠侯先生和我，还有开明编辑部的同仁，看了这则“编者按”都异常兴奋。这也难怪，不要说在当时，多少年来，几曾见过《人民日报》转载少年儿童报刊上的文章。伏案终日的鞠侯先生没想到再也坐不定了，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派人来访问他，还几次带着他去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寻找依据。有一天，他像捧宝贝似地带回来一部康熙时代的地图。地图是木版精印的，比8开本还大，有经线和纬线。最奇怪的是方向跟我们常用的地图正相反，是上南、下北、右西、左东；原来是专供皇帝看的，而皇帝在宫里只能坐北朝南。这且不去管他，要紧的是在西藏那一幅上，喜马拉雅山的各个高峰都标明名称，“珠穆朗玛峰”从经度纬度看，正好落在所谓的“额非尔士峰”的位置上。这就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鞠侯先生忙了一个多月才能坐定下来，照旧编他的书，写他的文章。

    鞠侯先生的连载没能写完，四月中，他发现痰中带血，检查下来说是患了肺癌。五月初住进医院，他继续写第六篇；到16日进行割除手术，还没写满三分之一。那天早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最后一句话：“今日大喜，癌瘤请它出去。”手术很顺利，很快就缝合了。后来，突然胸腔内大量出血，抢救不及，死在手术台上。鞠侯先生才四十八岁半，这样旷达乐观，认真肯干，真不该去得那么早。我把他没能写完的遗稿刊登在6月号的《开明少年》上，紧跟在后边，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地写上一段，讲清楚头一个提出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的，是王鞠侯先生。

    正式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的通报发表，鞠侯先生过世已将满一周年了。我是“神灭论”的信徒，既不信“告慰在天之灵”，也不信“含笑九泉之下”，也就没写纪念文章。后来想想，在这个当口开个追思会，朋友同事聚在一起，谈谈鞠侯先生一生的处世和行事，不是非常合适而且必要吗？如今是后悔也没有用了，真个成了一桩终身遗憾。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民国十七八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都承认他们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绩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这样的介绍我：“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不会忘记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开设的程五峰斋，那是一家在北京与胡开文齐名的笔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Les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实上胡先生从不闹酒。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我们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实在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讲得头头是道，亹亹不倦，听众无不欢喜。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胡先生赶快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给他的。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先生并不欣赏这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写信给我，劝我离开青岛到北大教书，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呎，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的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办的，那就是蛋炒饭——饭里看不见蛋而蛋味十足，我虽没有品尝过，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饭放在搅好的蛋里拌匀后再下锅炒。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他作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而且相当工正，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胡先生说起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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胡先生曾问过他，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蔡先生答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h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赵瓯北的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五百年”，也是胡先生所爱好的，显然是因为这首诗的见解颇合于提倡新文学者的口味。胡先生到台湾后，有一天我请他到师大讲演，讲的是“中国文学的演变”，以六十八高龄的人犹能谈上两个钟头而无倦色。在休息的时间，《中国语文一月刊》请他题字，他题了三十多年前的旧句：“山风吹散了窗纸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胡先生毕生服膺科学，但是他对于中医问题的看法并不趋于极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脸红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傅斯年先生反对中医，有一次和提倡中医的孔庚先生在国民参政会席上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胡先生笃信西医，但也接受中医治疗。

    十四年二月孙中山先生病危，从医院迁出，住进行馆，改试中医。由适之先生偕名医陆仲安诊视。这一段经过是大家知道的。陆仲安初无藉藉名，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绩溪会馆所以才认识胡先生。偶然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为他揄扬，名医之名不胫而走。事实上陆先生亦有其不平凡处，盛名固非幸致。十五六年之际，我家里有人患病即常延陆来诊。陆先生诊病，无模棱两可语，而且处方下药分量之重令人惊异。药必须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则不悦。每服药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点的药锅便放不进去。贵重的药更要大量使用。他的理论是：看准了病便要投入重剂猛攻。后来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请吃花酒，我发现陆先生亦为席上客，那时候他已是大腹便便、仆仆京沪道上专为要人治病的名医了。

    胡先生左手背上有一肉瘤隆起，医师劝他割除，他就在北平协和医院接受手术，他告诉我医师们动手术的时候，动用一切应有的设备，郑重其事的为他解除这一小患，那份慎重将事的态度使他感动。又有一次乘船到美国去开会，医师劝他先割掉盲肠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万一遭遇病发而难以处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术。

    我没看见过胡先生请教中医或服中药，可是也不曾听他说过反对中医中药的话。

    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徐志摩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语，是因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称，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戏谑。

    但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地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返台定居，本来是落叶归根非常明智之举，但也不是没有顾虑。首先台湾气候并不适宜。1957年11月25日给陈之藩先生的信就说，“请胸部大夫检查两次X光照片都显示肺部有弱点（旧的、新的）。此君很不赞成我到台湾的‘潮冷’又‘潮热’的气候去久住。”但是1956年11月18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早就说过：“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欢迎我长住下去。）”可见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

    1960年7月10日胡先生在西雅图举行“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的一篇讲演，是很重要的文献，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廿一、廿二、廿三，“中央日报”有中文译稿。在这篇讲演里胡先生历述中国文化之演进的大纲，结论是“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久久不停，情况是非常动人。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道这篇演讲具有“邱吉尔作风”。我觉得像这样的言论才算得是宏扬中国文化。当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复印信给我看，是当地主人华盛顿大学校长欧地嘉德先生特意复印给胡先生的。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国人写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谁不问可知，是写给欧地嘉德的，具名连署的人不下十余人之多，其中有“委员”、有“教授”，有男有女。信的主旨大概是说：胡适是中国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此番出席会议未经合法推选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资格，特予郑重否认云云。我看过之后交还了胡先生，问他怎样处理，胡先生微笑着说：“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与国运》。

    胡先生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弹的还是他的老调。我给他录了音，音带藏师大文学院英语系。他在讲词中提到律诗及平剧，斥为“下流”。听众中喜爱律诗及平剧的人士大为惊愕，当时面面相觑，事后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

    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平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平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

    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饭后要大家题字，我偶然的写了“无门关”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几部书，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元白先生的豁达

    来新夏

    元白先生是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几个经常到启功先生家去的学生对他的尊称。我19岁入大学后就受教于正当而立之年的元白先生，读大学语文，并向元白先生学书画。只是我的艺术资质太差，一直落后于其他同伴。但是，元白先生依然不厌其烦地加以教诲，给我的习作圈点修改。我曾经学画过两个扇面，那只能算是临摹习作，送给元白先生审阅，他看到后，却认为还看得过去，就当场动笔亲加点染，果然大不相同，顿见画意，不仅使我欣喜非凡，同伴们也都羡慕不已，当然这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种鼓励。等到四十年代初，元白先生在天津开个人画展，几位弟子正如大树底下乘凉般地参展，我的那两个经过先生点染的扇面也鱼目混珠地摆在会场，居然售出，我也得到一笔足够一个月伙食费的收入。这种经过包装的“伪劣假冒”行径一直使我感到不成材的惭愧，而元白先生却一再安慰我说，事情总有个过程的。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怀念这种温馨，又时时懊悔当年为什么这样草率地展售出去，辜负了先生的垂爱，失去了珍贵的纪念品。更为不该的是我终于因不刻苦努力，自己觉得在这方面难以成材，遂借口缺乏艺术细胞，而“学书不成去学剑”还以不再耽误先生对我的劣质品加工的时间作为饰词。画虽然不学了，但师生的情谊不衰。我仍然每周至少去启府一次，大多是周日，和同一年龄段的新知旧友，围坐在画案周围，静听元白先生谈古说今，增长了许多课堂上难以学到的掌故旧闻。有时还要“蹭饭”。有一次，我一进门，元白先生就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吃煮饽饽，我没有什么反响，心想棒子面饽饽也值得这么高兴吗？孰知吃饭时端上来的却是几大盘三鲜饺子，原来满洲俗称饺子为饽饽。我不禁自嗤幼稚，并把这种可笑讲给元白先生听，他听后哈哈大笑，而我则明白了婚俗中的子孙饽饽原指吃饺子而言。

    元白先生少孤，家境也不算富裕，是由老母和亲姑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的。启老太太是位慈祥敞亮的老人，有时也和年轻人讲点笑谈；亲姑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具有豪气的爽快人，为了协助嫂氏抚孤，一生未嫁。元白先生很敬重她，按照满洲习俗叫她爹爹，我们则顽皮地称她“虎二爷”。虎二爷对我们有点差错就直爽地数落几句，但总让人感到很亲切而不以为意。元白先生对两位老人都极尽孝道，言谈间总感谢老人培植自己的恩情，有时还向两位老人说点讨喜欢的话语，做点有趣的举动，很有点老莱子娱亲的意思。元白先生勤奋苦学，终于有成，给老人以最大的回报和安慰。

    元白先生和夫人数十年夫妻间感情甚笃，真称得上是相濡以沫。启师母是位非常贤淑的女性，终日默默不语地侍奉老人，操劳家务，对元白先生的照顾尤为周到，说她无微不至，极为恰当。她对学生也都优礼有加，从没有师母架子，有时还给我们倒杯水。我们都心中不安而逊谢不遑，但启师母仅仅微微表示一丝笑意。启师母在我们师生间交谈时从不插言，即使元白先生有时对师母开个小玩笑，想把她拉进谈话圈里来，师母也只是报之以微笑，不像有几位老师家，师母往往喜欢喧宾夺主地絮谈不已，常常使老师处于一种无奈的尴尬境地。

    元白先生是个天生幽默豁达的人，几十年来，我从未看到过元白先生疾言厉色地发过脾气，即使很不如意的事也是常以一种幽默来解脱。平日谈笑间也都坦荡豁达，如果不是生性淡泊，识透世情是决难做到的。《启功韵语》是元白先生著作中我最喜欢读的一种。它虽说是元白先生的一本诗词集，但我总看它像一位性情中人流露真情的一幅自我画像。它以一种率真的笔墨，豁达的心态，坦诚地把自己裸露在世人的面前。它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写的都是平易之词，所以很多人爱看喜读，我手头由元白先生题赠的那本是我藏书中出借率最高的一种。人们读后或许会有各种不同的收益，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们似乎从嬉笑的文字中读懂了元白先生幽默豁达的性格，感到老人很有趣；但是，人们或许没有看到这种嬉笑是无泪的笑，苦涩的笑。因为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倾吐着一位饱经沧桑老人的郁愤。我读过几遍《启功韵语》，都笑不出来，对有些篇章词句甚至会无声地流泪。《自撰墓志铭》充分体现出元白先生的豁达，他用七十二个字明快洒脱地概括了一生，铭文中说：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是一篇辛酸的人生总结，也是元白先生的骄傲。这应是碑铭文字中别具一格的名篇。1957年的不公正遭遇仅用“派曾右”三字来概括他人生旅程中多么不平常的一段经历。貌似轻松，实则包含着多少同命运者的辛酸。我从六十年代被“挂”起来以后，有些旧友无可责怪地与我疏远了，惟有元白先生相交不变。

    我每次去京，元白先生总是了无顾忌地热情接待。他虽然已经“摘帽”，但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却一再劝我“要想得开，要善于等待”。他用这些语词来宽慰我的抑郁，并且请我到高级饭馆去改善生活，这在三年困难时期，“一饭之恩”是永志难忘的。十八年后，我终于被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元白先生是最早知道“喜讯”的，他写来的信也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安慰信。他在信中一本其幽默豁达的性格，调侃我十八年寒窗盼来了薛平贵，他还引了自己说过的“王宝钏也有今日”的词语，引我为同调，我真是和着笑的眼泪读了他的来信，深深地感谢我青年时代恩师的殷切关注。元白先生对政治挫折平淡达观，但对启师母却是伉俪情深远胜于政治挫折。这就是元白先生的真情所在。元白先生在《自撰墓志铭》中曾两处涉及启师母的逝去，但他仍以为这远远不足以表达他悼亡之情。

    所以，他另写有《痛心篇二十首》专篇。《痛心篇》前前后后写了一年，缠绵悱恻，哀痛悼念，读之令人心碎。这是一位贤淑女性应得的回报，也是诗人的一种人生情怀。《韵语》中有一首题名为《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

    的诗，结尾一联说：“如果有轮回，执笔他生再。”真是快人快语，不行就是不行，有事下辈子再说，真可为之浮一大白！我对元白先生的诗作说了如此之多，也许不是元白先生的本意，但是，诗是允许以意逆志的。

    元白先生对金钱看得很淡薄，他的字画成名较早，本可以获取很多钱，但他并不富有，晚年还寄居亲戚家，出亦无车。近几十年，元白先生极少作画而字名日盛，聚财也并不难，但他多从情谊出发。如果人们注意到，中华书局有许多书签都是元白先生所题；在不少学者家里，也常可以看到元白先生的墨宝；拙著有多种都是由元白先生有求必应地写付好几条横竖不同的题签备选，甚至还在来信中一再说明“如有不适于印刷处，示下重写，勿客气也”；又在另一次我求书的复函中谆谆嘱咐说：“近题书签多半字大，印时不加缩小，每觉难看，兹写力求较小，如书册略大，可放大付印也”。但是，传说有某权要以钱索书则被元白先生所拒。

    近年来，有人为元白先生组织过几次书展，有所收入，元白先生用来资助教育，但并没有为自己设立“启功奖学金”，而是为励耘老人陈垣老师设“励耘奖学金”。也许有人认为援老曾有恩于元白先生。可是当今受恩反噬者又有几多，自我标榜者也大有人在。元白先生的风格与情操于此可见。近年来，元白先生声望日隆，艺术成就也蜚声于海内外，求字请教者不断，这对于年老多病的老人来说自然很不适宜。学校领导视元白先生为国宝，特加保护，元白先生不太习惯，曾自喻为“熊猫”。有一次，他因病谢绝来访，特书“大熊猫病了”一笺张贴门上，表现出一种诙谐豁达，使来访者见此，在笑声中欢快地离去。元白先生很重旧情，我在拙作《林则徐年谱新编》的后记中，曾把我被落实政策后，元白先生对我的深情厚谊写进去了，元白先生在一份刊物上看到后，特意写信来重温往事，信中说：“读到《东方文化》杂志中有大笔‘捧柴’之文（按：后记曾在《东方文化》上发表，题名作《众人捧柴》），其中涉及不佞题签事，因及旧谊，并及薛平贵之典故。回忆前尘，几乎堕泪，以不佞亦曾自言‘王宝钏也有今日’之语，虽然身世各自不同，而其为患难则一，抵掌印心，倍有感触，半世旧交，弥堪珍重！”披肝沥胆，实发乎至情。

    元白先生对生和死也很豁达。1996年初夏，我因公出国访问，为便于到北京机场赶早班飞机，在前一天就投宿于北京师大的新松公寓。傍晚，我专诚去小红楼看望元白先生。非常幸运，他中午方从医院回家，长久不见，互问情况。

    他还非常客气地，首先对因住医院没能及时为我新作《林则徐年谱新编》题签表示歉意，并说在我访日回来前一定完成，我感谢元白先生的盛情。等我很快访日归来回家时，不意在我书桌上赫然陈放着一件特快专递，原来是元白先生为《林则徐年谱新编》所写的横竖标签数则。元白先生以高龄病躯为我题写书名，用情之深，使我非常感动。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元白先生一生豁达，幽默可爱，虽历经坎坷而不移其志。我半个世纪前受教门下，哪想到半个世纪后又受到一次识透人生的教诲，谈笑间解答了“坎儿”的困惑。虽是谈笑，却隐隐约约地启示人们不要拘束在各种各样的“坎儿”里，要拿得起，放得下。愿人生的勇者都能像元白先生那样豁达，敢于和形形色色的“坎儿”碰撞，能喜笑颜开地闯过包括“大限”在内的各种“坎儿”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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