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整个世界弥漫着一股凝重的气氛,孩子们似乎也感觉到了。当她们在阳台上俯望巴黎时,她们总是出奇的沉默和忧郁。这些变化影响到了邓肯的情绪,她觉得腹中的胎儿似乎也比较衰弱,不那么健壮。
7月中旬,罗恩格林提议将这些学生送到他在英国德文郡的宅邸度假。孩子们陆陆续续地跟邓肯告别,偌大的房屋顿时变得很冷清。邓肯觉得很疲倦,她经常在阳台上一连静坐数小时,俯视巴黎,心里觉得似乎有一场巨大的灾难会从东面袭过来。
7月底,战争爆发了。就在邓肯准备恢复她的艺术,讴歌人类的欢乐和解放时,其他的势力却正在推进战争、死亡和灾难。邓肯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她一己之力,如何来抗拒这股激怒的洪流呢?
8月1日,邓肯感到了快要生产的初痛。窗外,不断有人高喊动员的新闻。那天天气很炎热,邓肯的呻吟、痛苦和无奈,夹杂在外头呼喊和动员的鼓声里。
这次生产很不顺利。一个陌生的医生代替鲍森医生来替邓肯接生,因为鲍森医生已经离开巴黎前往投军。
最后,经过一番曲折艰难,孩子终于出生了,是个男孩。邓肯很快乐,她觉得自己在过去一年所遭到的创痛,在这一刻全都得到了补偿。
窗外的动员声还在继续,邓肯一直不能相信真的爆发了战争。换句话说,战争和这样一个刚刚生产完的母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抱着自己的孩子,满足地咀嚼这份喜悦,那些灾难还很遥远。
晚上,很多朋友来看望邓肯,为这个婴儿庆生。朋友们走了之后,邓肯悄悄地对孩子说:“你是哪一个,迪尔德丽或帕特里克?你又回到我的身边了。”突然间,婴儿瞪着邓肯,接着开始喘息,好像呛到了什么东西,冰冷的嘴唇还缓缓地吐了一口长气。邓肯急忙叫护士进来。护士进来看了一下,很慌张地将婴儿抱走。接着邻室里不时传来要氧气和热水的声音。
经过大约一小时焦虑的等待后,奥古斯汀走进来对邓肯说:“可怜的伊莎多拉,你的宝宝,已经死了。”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邓肯在那一刹那领略到的悲哀,她以为孩子终于回来了,她可以继续看着他长大,抚育他,教导他,可原来一切不过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
撕裂一样的痛楚让邓肯极度虚弱,她一直躺在床上,无法起身。有一个朋友来看她,对她说:“你个人的哀伤算得了什么?战争已经使无数人牺牲生命,有数以千计的伤者和死者被从前线运回来。”
在战争时期,每个人都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参加进去,然而这股经由战争引起的亢奋,却只能导致几千里的断垣残壁和连绵的墓地。谁又能判断这到底是正确或是错误呢?以我们目前的眼光来看,那些战争根本徒劳无益,不能给发动战争的人带来任何他想要的东西,相反只会让他不断地失去。然而,深陷其中的人又如何能判断出这些呢?
战争让人疯狂,艺术家们开始宣扬艺术无用论,邓肯在这种大环境的感染下,也放弃了继续创造艺术的想法。她将舞蹈学校捐献出来,改造成了一间医院。
她那美丽的舞室里,再没有蓝色的布幕,那里摆着无数排的病床等待伤兵来临。她那摆着成列成排书架的图书馆,被改成一间手术室,等着病人来临。邓肯那时候还很虚弱,这些景象更使她为之怅然不已。
过了不久,邓肯首次听到担架抬来第一批伤员的声音。
从这一天开始,艺术消失了,邓肯听到自己的第一阵哭声,墙的那一面是伤者母亲的哭声,窗外有婴儿被战鼓惊醒的哭声。她的艺术殿堂变成了伤者的挣扎地,也成了他们流血而死的藏骸所。邓肯曾经盼望的一连串类似天堂的和谐音乐,现在全变成了痛苦的呻吟。
未忘记
当邓肯能够下床活动后,便离开贝勒维前往海边。她经过了战争的警戒区,每次邓肯通报自己的名字时,总能获得特别的优待。这让邓肯觉得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荣誉。
她住在诺曼底旅馆里,邓肯既疲倦又虚弱。几个星期之后,她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便请人到医院请医生。
出乎意料,医生竟然不肯来,只是让人带回一份托辞。没有一个人可以来照顾邓肯,她继续躺在诺曼底旅馆,身体越病越厉害,以致无法思考未来的任何计划。
那时候,这间旅馆成为许多巴黎著名人士的避难所,邓肯的隔壁住着一位伯爵夫人,她有一个诗人朋友,经常在晚餐后用假声朗诵他的诗。在战争的一片屠杀声中,能够尽情地听着他们朗诵,这对邓肯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萨沙·古特里也是旅馆里的客人,每天晚上,他都会在大厅里讲述各种轶事和趣闻。
只是当前线来的信差带来关于战争的消息时,旅馆的气氛往往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沉重。
邓肯觉得生活越来越无趣,她病得太重无法旅行,也不能长时间住在诺曼底旅馆里,因此,她在附近租了一栋有家具的别墅。这栋别墅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黑白两色。邓肯最初租下它时,只觉得它很别致,可是搬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的气氛很沉闷。
9月,罗恩格林写信来告诉邓肯,已经将她的学校迁往纽约,希望能在那里寻觅一个避风港。
有一天,邓肯觉得比平常更难受,便到医院寻找那位拒绝来看她的医生。那是一个矮小、蓄着黑色胡子的男人,邓肯质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肯到旅馆来为她看病,医生喃喃不能自圆其说。不过,他答应隔天到别墅看望邓肯。
第二天早晨,秋天的风雨开始肆虐。海浪卷得很高,大雨倾盆而下,医生到别墅来看望邓肯。
经过诊断之后,医生又问了邓肯一些问题,邓肯告诉他在贝勒维她所遭受到的痛苦。医生很同情她,他告诉邓肯,她这是心病,只有爱情的滋润能够缓解她的病痛。
在这样孤独而悲戚的时刻,邓肯自然而然地将爱情寄托在这个医生身上。
之后的每一天,医生结束了医院的工作后,便到邓肯的别墅来。他会告诉邓肯在那一天里发生的许多可怕的经验,伤者的痛苦、绝望的手术,所有关于战争的恐怖事件。
有时候,当他值夜班时,邓肯便前往医院陪他,偌大的医院似乎跌入沉沉的睡眠,只有中央的一盏灯终夜点着。时常有伤员辗转难眠,痛苦呻吟,他便走上前去,安慰他们几句话,或是给他们一点水喝,有时候还施一点催眠术。
经过这些日夜的相处,这个医生已经获得了邓肯的爱情,她的身体也渐渐痊愈了,她已经可以在海边散步了。
有一天晚上,邓肯问医生为什么拒绝她的初次求诊,他没有回答,眼睛里却染上了几许痛苦和悲伤的神色,这使得邓肯不敢再问。但是,她的好奇心却越来越强。她觉得,其中一定另有蹊跷。她的过去一定和他拒绝回答有关联。
11月1日,纪念殉难者的日子。邓肯站在别墅的窗口注视着花园,她觉得花园里的白石堆和黑石堆突然变成两个坟墓。那些朦胧的幻觉使她忍不住打颤。从前繁华一时,充斥着爵士鼓声和笑声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痛苦的大本营,火车载着伤者和死者一车一车地运到这里。邓肯越来越忧郁,医生也时常陷入那些阴暗的幻影。他沮丧的样子就像一个被恐怖的回忆缠住的人。
有一次,邓肯在夜里醒来,发觉他弯着身子正在注视她的睡容,眼里的神情低沉得可怕,邓肯再无法忍受这种不知情的压力。她要求医生告诉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移开几步,垂头注视着邓肯:“难道你不认识我了?”邓肯也看着他,一个身材矮小、面庞四方的男人,蓄着黑胡子。
突然,邓肯尖厉地叫了出来。是的,她记起他了,那个可怕的日子,这个医生跑来告诉邓肯,她的孩子死在了一场车祸中。
医生说:“当时,你的小女孩躺在那里,我费了好大的劲要救她,可是我没有成功。”
他的话勾起邓肯痛苦的回忆,那些她以为已经埋藏在心底的回忆。这一夜邓肯无助地痛哭,而医生的哀伤似乎也和她一样深。
没有救活邓肯的女儿这件事,对医生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在面对邓肯的时候,时常产生幻觉,他时常用哀伤的目光凝视着邓肯。邓肯明白他的幻觉最终会导致他们两人都陷入疯狂的境地。
之后的一天,邓肯沿着海滩散步,越走越远,她突然萌生一个可怕的想法,最好永远不要再回到别墅,以及在那里缠绕她的梦魇般的爱情。她不自觉地往前走,天色渐渐暗了,邓肯发觉她必须要回头了,潮水很快涨了上来,邓肯不时走在浪端上,那种冰冷的感觉,使她很想笔直地跃进海中,结束这种无法从艺术或新生儿或爱情中得到解脱的哀伤。但是,每一次她以为自己已经逃离这些束缚时,看到的却只是毁灭、烦忧和死亡。
邓肯往回走,半途中,医生跑来找她,他非常焦虑,因为他发现了邓肯丢在海边的帽子,以为她会跳海寻求解脱。当他看到邓肯活生生地从前面走来,他像个孩子般哭了出来。他们相偕返回别墅,但彼此十分清楚,他们的分离不可避免,因为这样的爱情只会将他们带到死亡或者疯人院里。
这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使邓肯的哀恸大为增加。她寄信到贝勒维去,请人寄一些御寒的衣服过来。包裹到达别墅时,邓肯打开箱子,赫然发现里面全都是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衣物。她听到自己发出一阵尖叫,那声音类似某些受了伤的野兽临死前的嗥叫。
当医生进来时,发现邓肯毫无知觉地躺在地上,旁边摆着一个打开的箱子,手里抓着那些小衣服。他将邓肯抱到隔壁房间,并且将那个箱子拿走,从此以后邓肯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箱子。
战鼓中的舞者
1914年底,奥古斯汀和伊丽莎白也到了纽约,他们经常发电报给邓肯,希望她加入他们。最后,邓肯终于决定去纽约。
医生陪邓肯到利物浦,送她搭上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
一路上,邓肯既悲伤又疲倦,白天几乎很少踏出舱房,只有晚上其他旅客都睡着时,她才会到甲板上徘徊。当船在纽约靠岸后,奥古斯汀和伊丽莎白来接邓肯,他们很惊讶邓肯的改变竟然如此之大。
邓肯的学校被移到一所别墅内,她又租下一间宽敞的舞室,在里面挂起蓝色布幕,重新展开工作。
从英勇地流着血的法国回来,邓肯很看不惯美国人对于战争的漠不关心。有一天晚上,邓肯在大都会剧院的演出结束后,又即席挥舞她红色的披肩,跳了一首《马赛曲》,想唤醒美国的青年们关注战争,为保护法国的文化出一份力。第二天早晨,各大媒体都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演出,其中有一份报纸的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伊莎多拉·邓肯小姐在节目结束后即席演出的《马赛曲》获得观众的热烈喝彩,观众起立为她鼓掌欢呼数分钟……她裸露着肩膀,姿态高贵,就像巴黎凯旋门上的那些古代雕像。观众们发出欢呼,赞叹她高贵的艺术。
邓肯的舞室又变成诗人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从这一刻开始,邓肯拾回了自己的勇气,刚巧剧院有空档,她便将它租下一季,在里面继续创造她的“酒神”舞。
不过,剧院里俗不可耐的布置却令邓肯觉得厌恶。为了将它改成一座希腊式的剧院,邓肯将交响乐团的座席全部移开,在那里铺上蓝色的地毯,又用一些巨大的蓝布幕将那些丑陋的包厢遮起来。第一场演出,她用了35个演员、80个乐师和100个合唱者,演出悲剧《俄狄浦斯》,由奥古斯汀担任主角,邓肯和学生们则参加合唱的部分。
观众群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来自东部,当时的美国人中东部人算是真正喜爱艺术的。他们对邓肯的欣赏令她很感动,因此邓肯带着所有的学生和乐团到东部的剧院为他们做了一场免费的表演。假如不是因为经济问题,邓肯很愿意继续留在那里为那些心灵充满了音乐和诗篇的人演出。这次的演出开销实在太庞大了,邓肯几乎破产。她去求助纽约的一些百万富翁,却遭到了这样的质疑:“你为什么只愿意演出希腊悲剧呢?爵士舞也是很好的艺术。”
那时候,整个纽约都陷入爵士舞的热潮,上流社会的男女老幼,全都聚在舞厅里,和着粗鲁的声音和黑人乐团的嘶吼声,快步地舞着。邓肯曾经几次被邀请参加这种盛会,但是这引起了邓肯的愤怒。她觉得此时法国很需要美国的帮助,美国却呈现出这样一片歌舞升平。1915年的美国让邓肯很厌恶,她决定带学生回欧洲。
然而邓肯却没有钱支撑这段旅途,他们定了船,在起锚前三小时,邓肯仍然筹不到钱。这时突然有个年轻的美国妇女,穿戴整齐地来到邓肯的舞室,并且问邓肯那天是否要前往欧洲。
邓肯指着穿戴整齐的孩子们,告诉她,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却没有钱买船票。
这位夫人问邓肯需要多少钱,邓肯说两千美元。然后,这位夫人掏出两千美元放在桌上,对邓肯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这是一点小意思。”
邓肯很惊讶,她确定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她甚至不要邓肯开借据,便把钱借给她任意使用。邓肯猜想她很可能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后来,邓肯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为了筹措这些钱,她在前几天卖掉了所有的股票和证券。
她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来给邓肯送行。她的名字叫罗丝。罗丝说:“这群人将来都是我的人,你们努力开创的路也是我所要走的路。”从此之后,她追随邓肯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当汽笛响起,轮船开始移动时,孩子们挥舞着暗中夹带的法国国旗,高唱《马赛曲》,离开了富庶而欢乐的美国。他们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抵达那一天正是民心亢奋的时候,意大利决定退出同盟国,加入协约国,邓肯很高兴能回来,他们在乡间举行了一个宴会,邓肯还对一群围观的路人和农夫发表了演讲:“感谢上帝赐给你们一个美丽的国家,你们不需羡慕美国,在你们蓝天覆盖下的美丽土地上长满了丰富的橄榄树和葡萄树,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比美国的百万富翁还要富有。”
在那不勒斯时,她们讨论下一个目的地,邓肯很希望到希腊去,住在曾经住过的那座山上,一直到战争结束。不过这个主意却使得几名年长的学生感到很畏惧,因为她们持有德国护照。于是,邓肯决定暂时前往瑞士避难,在那里有举行一连串演出的可能。
为了这个目的,她们先前往苏黎世,住在一间旅馆里。那里同时还住了一个美国著名百万富翁的女儿,邓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引起她对舞蹈学校的兴趣。因此,一天下午,邓肯要学生们在草坪上为她跳舞。学生们的样子很可爱,她一定会深受感动,但是,当邓肯恳求她支持学校时,她回答说:“是的,她们的确很可爱,不过我对她们不感兴趣,我只对自我分析有兴趣。”她已经追随弗洛伊德博士的著名学生荣格博士学习好几年了,她每天都要花几小时,将夜里的梦详细记下来。
这年夏天,邓肯搬到在乌希的一家旅馆。她的房间很漂亮,有一个可以看到湖景的阳台。邓肯租下了一个曾经是餐厅的地方,在四周挂上蓝色布幕,将它变成一间舞室,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里面教导学生跳舞。
每天早上,邓肯总能看到对面阳台上聚集了一群穿着丝质睡袍的男孩和她一样俯望湖景,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似乎是他们的领导者——身材高大、金发、长得有点像王尔德。他们常常站在阳台上对邓肯微笑,有一天晚上还邀请邓肯和他们一起吃晚餐。邓肯发现他们是一群迷人而有才华的男孩,也是来此避难的,其中有一位长得很英俊,他是年轻的某公爵。
另一个晚上,他们带邓肯乘上一艘汽船,在月夜里徜徉在浪漫的湖上。船上洋溢着兴奋和香槟的气息。他们经常在清晨四点钟时在蒙特勒码头登陆,那里有一个神秘的意大利公爵,他总会为他们准备“四点钟的餐点”,这位公爵长得很英俊,不过流露出苍白文弱的气质,他白天都在睡觉,只有夜里才起来活动。他经常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银色的注射器,然后在自己白皙瘦弱的手臂上注射一针,这时,其他人大都假装没有看到。注射完毕后,他的精神会变得很亢奋,不过,据说他白天过得很痛苦。
和这群愉快的年轻人在一起,邓肯心中那些哀伤和寂寞的情绪得到了疏解,然而,他们对女性魅力无动于衷的表现,却大大伤害了邓肯的自尊。
有一天晚上,邓肯单独由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也就是他们的领导者陪伴,坐上一辆豪华车。这辆车在邓肯的怂恿下一直往前开,最后居然到了那不勒斯。
当邓肯在途中突然看见海时,便产生了一股极强烈的欲望,她很想再看一次雅典。
他们搭上一艘意大利的小汽船,第二天早上,邓肯发现自己登上白色的大理石阶前往膜拜庄严的巴特农神庙。对于上一次到这里的情景,邓肯还记得很清楚,她为自己这几年来在智慧和品性上的严重堕落,感到很惭愧。
他们抵达的这天,正是政治家维瑟尔斯下台的日子,城里一片骚动,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皇室很可能会倒向德国。那天晚上,邓肯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客人中包括国王的大臣梅拉斯,邓肯在餐桌中央摆了一大盆玫瑰花,花下面暗地里放了一个小型留声机。在同一个房间里,还有一群从德国来的高级官员,突然间,从他们那边传来举杯高呼声:“德皇万岁!”邓肯立刻将玫瑰花推开,打开留声机,里面传来《马赛曲》的声音,然后她举起酒杯,高喊,“法国万岁!”
国王的大臣面露惊愕,不过却显得很高兴,因为他忠诚地拥护英法联军。
这时候,有很多群众聚在窗前的广场上,邓肯高举着维瑟尔斯的照片,吩咐那个年轻的美国朋友拿着留声机紧紧跟着她,留声机里依旧唱着雄壮的《马赛曲》,他们走到广场中央,邓肯配着留声机的声音和群众的歌声跳着法国的赞美曲。然后邓肯又对群众热烈地说:“维瑟尔斯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什么你们要为难他?为什么你们不追随他?只有他才能帮助希腊完成富强。”
接着,她们又组成一个队伍走到维瑟尔斯家,站在他家的窗户底下轮流唱着希腊赞美诗和《马赛曲》,一直到士兵拿着刺枪不客气地将他们驱散。
结束这一段插曲后,邓肯觉得很高兴,他们乘船回到那不勒斯,继续之前的行程。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邓肯都尽量设法使学生们能团聚在一起,心想战争结束后,她们便能一起返回贝勒维。但是战争持续不歇,邓肯不得不以高利向别人借钱,以便继续维持学校在瑞士的生计。
南美之行
1916年,基于上述目的,邓肯签下一份前往南美演出的合同,出发前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当船经过纽约时,奥古斯汀不放心邓肯在战时单独到远方旅行,因此便决定陪她一起前往,他的陪伴使邓肯获得很大的慰藉。同船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拳击手,由泰德·刘易斯领队。他们在清晨六点起床后,就开始一连串的训练,然后在船上的海水游泳池里游泳。邓肯为了让身体更强壮一些,每天清晨和他们一起接受训练,晚上便为他们跳舞,这次的航行充满了欢笑,行程的遥远似乎也不那么在意了,这次陪邓肯一起旅行的钢琴师是莫里斯·杜梅尼尔。
布兰卡港是邓肯第一次到达的亚热带城市。这里气候温和潮湿,经常下着倾盆大雨,一片绿意盎然。当地的妇女走在街上时,常常穿着湿漉漉的棉布衣,好像根本不在意是否下雨,或者身上的衣服是干的还是湿的。他们在一家餐厅吃午饭时,她看到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同桌吃饭,隔桌却是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女子在一起。在一家小教堂里,有一些妇女抱着她们的黑白混血儿准备接受洗礼。邓肯还是第一次看到黑白种族能如此怡然自得地混合居住。
城市的街心花园里,开满了红色的木槿花,整个布兰卡港充满了谈恋爱的黑人和白人。
在他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某天晚上,他们到一家学生俱乐部,那是一间充满了烟味的、低窄的屋子,里面挤满了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全部都在跳探戈。邓肯从来没有跳过探戈,但是,年轻的阿根廷导游却极力怂恿邓肯下场试试看。在邓肯踏出第一个羞怯的脚步后,她的身体就随着这令人意乱神迷的音乐舒展开来,那种感觉就像在蔚蓝的天空下恋爱,更像在热带森林里危险又充满刺激性的冒险。当眼前一个青年用手臂牢牢地抱住邓肯,用那黑色而深沉的眼睛大胆地注视她时,之前提到的那种感觉更强烈地浮了上来。
突然间,邓肯被学生们认出来,并且被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告诉邓肯那一晚正是阿根廷获得自由的纪念日,他们要求邓肯跳出他们的国歌。邓肯为了使他们高兴,便答应了。他们对邓肯翻译了国歌的歌词,邓肯感受着歌词的内容和曲调里的感情,将他们在专制统治中受到的痛苦,以及解放后的自由淋漓尽致地舞出来。邓肯的舞蹈好像一股电流感染了他们。这群学生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方式的舞蹈,热情地叫嚷着,并且要求邓肯一再重复,他们则在旁边附和着。
当晚,邓肯带着胜利很快乐地回到旅馆,她真是太喜欢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可是,她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清晨,经理从报上读到了有关邓肯前夜轰动表演的报道,他气急败坏地跑来指责邓肯破坏了演出合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流人士全部退回了预订票,并且宣称要联合抵制邓肯的演出。就这样,这一次令邓肯愉快的舞蹈经验却成了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中的败笔。
邓肯参加这次旅行演出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获得一点资金以便维持学校的开销。当她接到一封电报,说寄去的钱由于受到战时的限制全部被没收时,我们可以想到她是多么惊慌失措。如果学生们付不出房租,一定会被房东赶出去,她们现在的处境又该是何等的困难。邓肯坚持要奥古斯汀带着资金立刻前往日内瓦解救学生们,却没有为自己留下足够的房租。此时,经理已经带着喜剧团前往智利演出,邓肯和钢琴师便被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众对邓肯的舞蹈反应很冷淡,邓肯付不出旅馆的房租,只好把行李押在旅馆,继续前往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演出。
蒙得维的亚的观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众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几近疯狂的热情。之后,邓肯又继续前往里约热内卢表演。他们到达那里时,身无分文,也没有行李,然而市区剧院的负责人却很友善,立刻安排他们的演出,并开始售票。邓肯发现这里的观众很有鉴赏力,能够给优秀的艺术家最直接的鼓励。
邓肯在这里遇到一个诗人吉恩·里奥,他是全里约热内卢年轻人的偶像,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喜欢写诗。当他们并肩走在街上时,后头会跟着一群年轻人,大声喊着:“吉恩·里奥万岁,伊莎多拉万岁。”
由于邓肯的钢琴师在里约热内卢很受欢迎,所以他不打算离开,邓肯只好自己一个人回纽约。这趟南美之行显得格外凄凉和寂寞,因为邓肯实在太思念她的学生了,先前和她同船的那些拳击手有几个也在这条船上,他们的这趟旅行也并不成功。
同船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威尔金斯的美国人,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每天晚餐时,他都会说:“将这瓶1911年的好酒送到伊莎多拉·邓肯的桌上。”引得旁人为之侧目。
当邓肯抵达纽约时,并没有人来接她,这很可能是因为战时通信困难,他们没有接到邓肯的电报。无意间,邓肯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阿诺德·杰瑟,他是一个魔术师,后来又迷上了摄影。他曾经替邓肯拍了许多照片,邓肯觉得那些照片拍出了她真实的灵魂。
他向来是邓肯的好朋友,当邓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码头时,就想到要打电话给他,然而出乎意料,电话那头传来的并不是他本人的声音,而是一阵邓肯很熟悉的声音。那是罗恩格林的声音。他那天早上凑巧去看杰瑟。当他听说邓肯一个人在码头,既没钱也没朋友时,便立即答应马上来帮助她。
几分钟后,他抵达了,当邓肯再度看到他高大魁梧的样子时,心里泛起了一种安全和信任的感觉,邓肯很高兴能再看到他,他似乎也很快乐能再看到邓肯。
罗恩格林将邓肯的行李从海关领出来,然后带她到杰瑟的画室,之后三个人一同到河滨餐馆吃午餐。
这一餐的气氛很愉悦,他们很高兴能再度相聚,喝了不少香槟。午餐结束后,罗恩格林马上到大都会剧院接洽一次免费的公演,并且花了整个下午和晚上邀请每一个艺术家来参加这个盛会。这次演出是邓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经验,全纽约的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都悉数到场,邓肯很高兴演出时没有官员坐在包厢里,免掉了许多心理压力。当然在节目接近尾声时,邓肯仍延续之前的习惯,以《马赛曲》作为终曲,结果获得一阵对法国和联军的热烈喝彩声。
邓肯告诉罗恩格林,她叫奥古斯汀到日内瓦照顾学校的事,罗恩格林汇去了需要的资金,要奥古斯汀将学校迁到纽约来。不过,这些钱对邓肯的学校而言却是来得太迟了,学校里年纪较小的学生都已经被家长带回去了。这个牺牲了许多年的心血建立起来的学校已经面临解散。这令邓肯很痛苦,幸好奥古斯汀稍后带了六个年纪较大的学生回来,才使她得到一些慰藉。
罗恩格林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租下了一间大的舞室,邓肯和学生们每天下午都在那里练舞。纽约的冬天来临时,邓肯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罗恩格林提议到古巴旅行,他还派了他的秘书陪邓肯一起前往。
罗恩格林的秘书是一个年轻的苏格兰诗人。邓肯的健康情形不允许她做任何演出,所以他们就在哈瓦那的海边搭车兜风,享受如画的风景。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邓肯悲喜交加的事情。
距离哈瓦那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古老的麻风病院。不过,病院的围墙并不太高,因此可以看到许多怪异的面孔探头探脑。政府当局认为这所病院紧邻著名的避寒胜地,容易对当地的旅游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决定把它迁走。但是,麻风病患却拒绝迁移,他们有的爬上门墙,有的爬到屋顶坚持不肯下来,还有人谣传有一些病患逃到了哈瓦那市区。对邓肯而言,这好像是一出恐怖剧。
邓肯对哈瓦那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忆,那是一个节日的夜晚,所有的酒店和咖啡馆里都挤满了人,他们依然到海边和草原兜风,之后便到一家咖啡馆,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他们在这里看到一些吗啡中毒者和吸食鸦片的人,以及一些酒精中毒者,还有其他各种生活糜烂的人。他们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室内的天花板很低,灯光朦胧又乌烟瘴气,邓肯的视线被一个面色苍白、眼神灼热,似乎陶醉在梦里的男人所吸引,他修长的手指轻快地抚弄琴键,出乎邓肯的意料,他竟然开始弹奏肖邦的曲子,而且弹得出神入化。邓肯仔细倾听了一会儿,然后靠近他,他没有在意,依然像梦呓般喃喃自语。邓肯的行动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不过她知道这里一定没有人认识她,所以也就大胆了些,她披上自己的披肩,指挥着那位钢琴师,一连跳了好几支曲子。逐渐地,这间小咖啡馆里的人都静了下来,当邓肯继续舞下去时,他们不但看得很专往,有些人甚至忍不住哭泣起来。那位钢琴师也似乎从吗啡的幻境中清醒过来,非常尽兴地为邓肯伴奏。
邓肯不停地舞着,直到天亮,当她要离开时,他们依依不舍地拥抱着邓肯,邓肯觉得这样的演出比在剧院中的表演更值得骄傲,因为这是没有经过剧院经理的帮忙或是广告宣传的成功的演出,更能真正地证明她的才华。
这件事后不久,邓肯便和诗人朋友一同搭船回到佛罗里达州,在棕榈滩上岸,邓肯在那里发了一个电报给罗恩格林,他立刻来旅馆找他们。
这时候,所有的朋友都以为邓肯已经忘记了过去,她的伤痛已经得到了抚慰,没有人知道,当她听到一个小孩子喊“妈咪”时,她的心好像被戳了一刀,全身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这些惨痛的经验,使得邓肯渴望创造新生命、新艺术。
罗恩格林带了一位美国诗人柏西·麦凯一同到棕榈滩来。有一天,他们三人一起坐在阳台上,罗恩格林据邓肯的想法描绘出一个未来学校的蓝图,并且告诉她,他已经买下花园广场,以便作为建设学校的基础。
虽然邓肯对整个计划很热衷,但是,她并不赞成在战争中骤然展开这么庞大的计划,结果她的想法激怒了罗恩格林。他们回到纽约后,罗恩格林马上将购买的契约解除,一如当初冲动地买下它时一样。
回归家乡
1917年上半年,邓肯在大都会剧院表演。那时候她和其他人都相信世界要趋于解放、自由和复兴,必须取决于协约国军队的胜利,所以邓肯在每场演出的最后,都以《马赛曲》作结。这期间,罗恩格林曾为邓肯举行一次宴会,一开始先是一顿晚餐,然后再继续进行舞蹈,最后还有一个精心组织的餐会。在这个宴会上,他送给邓肯一条非常美丽的钻石项链,邓肯平常很不喜欢珠宝,而且从来不戴首饰,不过,罗恩格林似乎很高兴,因此,邓肯便允许他将项链戴在她的颈子上。将近黎明时,大家都喝了不少香槟,变得很兴奋,邓肯突发奇想要跳探戈。她找了一个年轻的男孩当舞伴。罗恩格林对这件事很愤怒,宴会结束后,他突然不告而别,留下一大堆旅馆的账单和学校的经费让邓肯独自处理。经过多次的求助无门后,邓肯将那条钻石项链送到当铺,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它。
夏季末,邓肯身无分文,流落在纽约,她身边只有罗恩格林送的一件银貂大衣,以及他从一位印度王子手中买来的一颗上等翠玉。邓肯将这两件东西卖掉,然后在长滩租了一栋别墅避暑,并且将她的学生全部带到这里,等待演出的机会。
这个夏季,邓肯在别墅中照常款待许多艺术家。别墅里不时洋溢着欢乐。她们没有舞房,便在海滩上跳舞。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邓肯是很没有理财意识的,她一旦有钱后,就马上搬到别墅里,很少考虑以后的事情。
夏日结束后,邓肯返回纽约,这时候她已是山穷水尽了。好在她接到了一个合约前往加州表演。
从邓肯第一次背井离乡,出外奋斗,到现在已经整整22年没有再踏入旧金山一步,那种近乡情怯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经历了1906年的大地震后,市容已经完全改变,邓肯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很陌生。
在旧金山的哥伦比亚剧院里,许多观众都对邓肯的舞蹈很赞赏,但是,邓肯并不满意。她希望能为广大中下层的百姓表演舞蹈,然而当她为了这个理由和剧院接洽时,却遭到拒绝。在旧金山,邓肯又再度和母亲重逢,自从她回国后,邓肯已经有数年未曾和她见面。母亲看起来非常苍老,当她们一起到餐厅吃饭时,邓肯注视着镜中的两个人影,几乎无法揣摩出这两个憔悴的身影在22年前曾经怎样怀着高度的期望冒险出外寻求声名和财富。如今两者都有了,为什么心里却觉得如此悲哀呢?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仿佛总是与心愿相违背。邓肯曾经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聪明的以及所谓成功的人,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过得快乐。纵然他们表面上假装过得很愉快,私下却仍然有一种不安和痛苦的情绪。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快乐并不存在,如果有的话,也是转瞬即逝。
在旧金山时,邓肯还遇到一个音乐心灵上的志同道合者——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他告诉邓肯,她更适合当一个音乐家而非舞蹈家,虽然她的舞蹈能激起他对巴赫、肖邦和贝多芬的作品更深一层的了解。他们在一起相处了几个星期,领略到艺术上的完美合作,他的很多见解帮助邓肯思考到许多先前忽略的细节。
哈罗德生活的多姿多彩远超出一般人,他并不像其他的音乐家,只局限在音乐领域里,他还精通各种艺术,而且对于诗歌和深奥的哲学理论也都有涉猎。当两个对艺术都怀有高度理想的人碰到一起时,那种感觉便像是不饮自醉。在一起的许多天里,他们没有饮酒却仿佛坠入了沉醉里,全身的每一条神经都战栗着,不断地激起创作的渴望。
他们曾经一起在旧金山的哥伦比亚剧院演出,邓肯觉得这是她艺术生涯中最快乐的一件事,和哈罗德相遇使她再度领略到一种欢畅的光彩,这种光彩源于和一个高超心灵的沟通。邓肯一直期待他们能够继续合作,而且可以尝试发展一种表现音乐的新组合方式。不过,因为一些客观的环境因素,他们的合作终究还是步入了戏剧性的结局。
这期间,邓肯还和一位著名的作家兼乐评家雷德芬·梅森建立起一段友谊。
哈罗德离开旧金山后,他成了邓肯最好的朋友和安慰者。
旧金山的观众虽然很欣赏邓肯的舞蹈,但是他们却不支持邓肯创立一个舞蹈学校的想法,这令邓肯很沮丧。当时的旧金山已经有很多模仿邓肯的舞者和学校,他们认为这些已经足够了,而且他们怀疑邓肯的舞蹈学校很可能会造成灾害。那些模仿者剽窃了邓肯作品中的“和谐和美丽”的一部分,尽量表现出类似糖浆般的甜蜜,却删掉其中严肃的部分,事实上,那些才是邓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
邓肯很久以前读到惠特曼的诗时,就萌生一种幻想——美国人能创出一种独特的舞蹈,而且能完全吻合惠特曼所听到的美国之歌。
当她听到别人称她的舞蹈是希腊式时,邓肯就觉得很好笑,但是也有一点辛酸,她的舞蹈起步于旧金山连绵不断的海岸,起源于落基山优美的弧线,后来,又从惠特曼那里汲取了很多心灵上的理念。这些精神全部加起来便是邓肯散布于世,被世人称为希腊舞蹈的原来精髓。
邓肯经常怀疑美国是否会出现一位作曲家,听得到惠特曼的美国之歌,而且能为真正的美国舞蹈谱出适当的音乐,那应该是表现心灵深处,能够上升与天空的星辰同列的旋律,一如美国的国旗精神。她祈祷年轻的美国作曲家能够为舞蹈创造一种音乐,这种音乐将能表达出沃尔特·惠特曼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理想中的美国。
邓肯觉得有些人认为爵士乐能够代表美国的精神,实在是一件很荒谬的事。爵士乐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情操。还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够抓住美国音乐的精髓——它的内容过于庞大,不太容易把握住。然而,有一天,它将会从地层迸发出,从巨大的苍穹宣泄而下,这种音乐使混乱趋于和谐,这是一种激昂而升扬的动作,将会越过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特农神庙,超越所有文化曾经表现过的美感。
这种舞蹈将不包含芭蕾舞的矫揉造作,或是黑人舞蹈的性感。邓肯已经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舞蹈,它一只脚屹立在落基山的最高点,两只手从大西洋伸到太平洋,头顶着天际,全身闪烁着万丈光芒。
邓肯希望孩子们能受到不一样的舞蹈教育,与其让他们屈膝跳那些繁杂的小步舞、旋转舞,或者那种故作细腻的华尔兹,不如让他们抬头挺胸,蹦蹦跳跳,伸展自己的手臂,跳出祖先拓荒的精神,或是性格中的公正、友善、纯洁,以及所有源自母亲温和的爱。让美国的儿童按这种方式跳舞,将会使他们成为美丽的形象,真正符合伟大民主国家的名义。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舞蹈。
战火消弭
邓肯停留在美国的最后几个月里,遥远欧洲的俄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十月革命胜利了。邓肯对平民取得这样的自由和解放,感到很高兴。她穿着红色的舞衣,不断地跳着革命曲,想要唤醒那些被压迫的民族。
不能建立学校的困境和那些孤独、悲痛和失望的情绪使得邓肯想要回到巴黎。那时候,邓肯的朋友玛丽刚从欧洲回到美国,并且打电话给邓肯,邓肯将自己的困境告诉她,她刚好有一个叫塞尔弗里奇的朋友第二天要到欧洲去,她可以请求他带邓肯一起回欧洲。
邓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二天早晨便搭船离开美国。但是,不幸的事却紧紧跟随她,由于战争的关系,晚上甲板上不能开灯,邓肯在船上的第一晚到甲板上散步,失足跌入一个15米深的缝隙,伤势颇为严重。塞尔弗里奇将自己的舱房让出来供邓肯使用,并且很和气地照顾她。
在邓肯眼中,塞尔弗里奇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男人。和邓肯过去认识的那些艺术家和梦想家完全不同,他的生活极为正常,他滴酒不沾。这让邓肯很惊讶,因为她无法想象一个人能从自身的生命里得到乐趣,对她而言,生活只能寄托于艺术和爱情,在未来中寻求一种短暂的快乐。但是塞尔弗里奇却能从实际的生活中找到乐趣。
抵达伦敦后,邓肯的伤仍然没有痊愈,又没有钱到巴黎去,于是便租了一间房子暂时安身,并且分别发了许多电报向巴黎的朋友求助。不知是不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邓肯在那间灰黯的屋子里过了数星期忧愁的日子,她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孤独地生着病,身无分文,学校解散了,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她经常在晚上坐在黝黑的窗旁,望着外面的空袭,盼望有一颗炸弹能掉在她身上,这样就可以结束所有的烦恼。这时候的邓肯,自杀的欲望很强烈,脑海里不时浮起这个念头,但是又总有某种力量将她及时拉回。在绝望中,邓肯发电报给罗恩格林,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某位经理为邓肯的学生安排演出,她们以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团的名义在美国演出,赚到的钱却没有分文寄来给她。邓肯发现自己的处境愈来愈窘迫。直到后来的一次偶然机会,她遇到一个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她带回了巴黎。
到巴黎之后,邓肯暂时在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并且立即外出借钱。
每天清晨五点钟左右,炮声将沉睡的人们惊醒,恐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一天中,前线会传来许多可怕的消息。日以继夜地充斥着死亡、流血和屠杀,以及空袭的警报声。
这段时期中,邓肯比较愉快的一个记忆便是有一天晚上在一个朋友家遇到一位“空军英雄”格洛斯,他弹着肖邦的曲子为邓肯伴奏,并且陪着她散步回旅馆。那时候刚好又赶上空袭,他们抬头看看上方,然后邓肯在轰炸中为他翩翩起舞,他坐在喷泉旁边为她鼓掌,他忧郁的眼睛反射出掉落在身边的炸弹的熊熊火光。之后不久,这位英雄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段日子的步调过得极为缓慢、枯燥。邓肯想过去当护士,然而她没有丝毫救护经验,加入了也只是徒劳无益,于是,她继续将注意力放在艺术工作上。
这时,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天使,那就是钢琴家拉梅尔。
当他走进邓肯的房间时,邓肯怀疑年轻的李斯特从画像里复活了。他高高瘦瘦,额前覆着一缕光泽的卷发,眼睛深邃地盛满光彩。他为她伴奏,邓肯称他为“天使长”。他们在剧院大厅跳舞,当爆炸声和战争的新闻不断响起时,他为邓肯弹奏李斯特的《在荒原中冥思上帝》《圣弗朗西斯对鸟儿的谈话》,邓肯受到他弹奏的鼓舞,也不断创出新的舞蹈,舞出所有的祝福、甜蜜和光明,她的生命再度充满活力,倾倒在他手指下流泄出来的仙乐里。
没有人能够和天使长一样演奏出李斯特曲子的奥妙,因为他具有幻觉的力量,能够看出曲谱外的真正意义。
他非常温柔又甜蜜、热情,他尽情地弹奏,他的精力为之耗尽,他的精神也不断起伏。他并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让天生的热情流泄出来,相反地,他极端厌恶自己那种无法抗拒的澎湃热情。他就像一个在焦热的煤块上跳舞的圣者。爱上这种男人是一件既危险又困难的事,因为他很可能将对爱情的憎恶转为厌恶对方的情绪。
1918年,当夏意渐浓时,他们到南方寻找一个避难所,后来在靠近菲勒角附近的圣杰恩港找到一家荒凉的旅馆,他们将宽敞的停车房改装成舞室,天使长在里面日以继夜地弹奏神仙般的音乐,邓肯则配合音乐不断起舞。
邓肯觉得自己那时拥有的时光很幸福,身边围绕着天使长的欢笑和大海的环绕,她完全沉浸在音乐领域里。
两人经常外出为那些受伤或不幸的人举行音乐会,但是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单独在一起,享受音乐和爱情。
他们在这里住了很久,直到11月,宣布停战后,才又回到巴黎。
最后一次雅典之行
战争结束了,邓肯和天使长携手前往贝勒维,他们发现那里的房屋已经完全倾圮了,几星期后,他们重建房屋的企图宣告失败。
最后,他们将这栋房子卖给了法国政府,改装成毒气工厂,以防备下一次战争。邓肯亲眼看到她的这座殿堂变成医院,现在又不得不沦为战争用的工厂,邓肯的惋惜和无奈我们可以想见。
当房子卖掉,钱存进银行后,邓肯买了另一栋房子,这是贝多芬从前住过的房子,她将舞室设在这里。
天使长是一个相当体贴的伴侣,他似乎完全明白邓肯心中的痛苦。每当她彻夜无眠的时候,他总是用闪亮怜悯的眸子注视着邓肯,使邓肯的心灵获得不少抚慰。
在舞室里,他们的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是第一个将李斯特的作品完全融入邓肯心灵的人,他们将他的音乐编成许多表演曲。在贝多芬这间宁静的音乐厅里,邓肯也开始研读一些壁画。
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刻,他们的精神被一股神秘的内在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当邓肯跳舞时,他便为她伴奏,邓肯高举着手臂,她觉得自己的灵魂从躯体内超脱而出,他们的精神似乎完全融合在一起,邓肯的舞姿朝向无垠的天空舞动,而上方似乎也传来一阵遥远的回音。
这之后,两人一起演出时,观众似乎也能感觉出那种结合的力量,剧院总是弥漫一股奇特的气氛。生活稍安定一点,邓肯便又想起了她的学校,她发电报到美国,希望学生们能回来。
当他们回来后,邓肯又找了几位可靠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和她一起到希腊建一所学校。
在前往希腊的途中,邓肯的一个女学生与她的天使长坠入爱河。她曾经梦寐以求完成理想的地方成了一段爱情的终点。
抵达雅典后,学校的事进行得很顺利,维瑟尔斯很慷慨地将一栋房子交给邓肯使用。她们在这里有自己的舞室,每天清晨邓肯便和学生开始工作,她不断地鼓舞她们,希望她们能舞出巴特农神庙的圣洁。邓肯还计划训练一千名儿童,以便在竞技场上庆祝酒神节。
学生们在美国生活时,曾经感染了一些世俗的习性,这一点令邓肯感到不快。但是她们受到雅典圣洁的天空,以及四周山海美景和伟大艺术的熏陶,在不知不觉中摒弃了那些习性。
邓肯回到原来居住了一年的山上,从前建的房子已经倾圮不堪了,偶尔有一些牧羊人住在那里放牧山羊。邓肯希望将房子重建起来。重建的工作很快开始进行。堆积成年的废物都被清扫而光,一位年轻的建筑师负责这个工程,很快将门窗、屋顶搭建起来。邓肯在高而宽敞的客厅里铺上一块大地毯,还运来一架大钢琴。每天黄昏,当夕阳散发出多彩的余晖,海面上映着金色的晚霞时,她便带着学生们在这里翩翩起舞,天使长弹着各种伟大而带有神韵的音乐,有巴赫、贝多芬、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作品。在凉爽的傍晚,她们都戴上从卖花少年那里买来的白茉莉花冠,慢慢地走到海边散步。
当邓肯看到天使长和她的学生的恋情与日俱增时,一种可怕的痛苦不断啃噬她,虽然她极力控制自己,但愤恨在心中翻搅,有时候她几乎快失去理智,萌生杀人的念头。
有一天黄昏,邓肯看到她的天使长和她的学生四目相遇,眼底燃烧的热情就如同夕阳般亮丽。这幕景象,使邓肯全身不自主地痉挛起来,心里翻腾的欲望令她自己都感到害怕。她转过身子朝向山坡,整夜在山间游荡。她知道自己被一种可怕的情绪纠缠住,她热爱他们,同时却又痛恨他们,这感觉让邓肯忽然间很能体会并同情那些因爱生恨而杀死爱人的人。
为了避免自己濒于这种不幸,邓肯带了一部分学生和她的画家朋友爱德华·斯德齐一同到卡尔基斯去。然而,这种时候,即使是全希腊的光辉也不能驱除邓肯内心的阴霾,她的脑海里不断闪出他们两人在雅典热恋的样子,嫉妒的情绪就像酸液一样腐蚀邓肯的理智。回去的途中,邓肯又想起他们依偎在阳台上的亲密样子,焕发出年轻人热情的光辉,她的心忍不住抽痛起来。
撇开这些事情,邓肯每天仍然教授学生们舞蹈,并继续进行在雅典建校的计划,学校的前途似乎充满了希望,维瑟尔斯对邓肯的计划很支持,雅典的民众也很热心。
有一天邓肯和学生们被邀请参加竞技场里举行的大会,以庆祝维瑟尔斯和年轻的国王执政。当时大约有五万名民众和全希腊的教会人士参加这次大会,当维瑟尔斯和年轻的国王来到竞技场时,会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教士们都穿着织锦的长袍,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一片令人眼花的景象。
当邓肯穿着柔软的古希腊短裙进入会场时,后面跟了一群美丽的学生,这时梅拉斯高兴地走上前,为邓肯戴上一顶桂冠。
邓肯恰在这时看到了天使长与他的爱人十指紧扣的手。她立刻抑制住自己的激动,想到未来伟大的远景,试着宽恕他们。
之后的日子,邓肯每天照常教授舞蹈课程,在山里长途步行、在海里游泳,有时也借酒浇愁。
这时,希腊的政局发生了变动。年轻的国王被一只野性大发的小猴子咬伤了。
一连数天,他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后来,政府宣布了他的死讯,由于他的死亡,希腊再度陷入内乱,维瑟尔斯和他的政党又被推下台,邓肯也被迫离开希腊,她和她的学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者。雅典建校的理想破灭了,一行人搭船经由罗马回到巴黎。
1920年这最后一次雅典之行,给邓肯留下了很痛苦的回忆。回到巴黎后,她又有了新的苦恼,她的天使长终于和她的学生分手,但是他们却离她而去,虽然邓肯觉得这件事里她才是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她的学生似乎很不谅解她,她认为邓肯在故意和她作对。
最后,邓肯又一个人回到贝多芬的那座房子里,当她看到房子里为天使长所做的种种准备时,内心的绝望真是无以复加。她无法再忍受这座房子,她渴望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
诗人的爱情
1921年春天,邓肯接到一封苏俄政府寄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只有苏俄政府能够赏识你,到我国来,我们将帮助你创立学校。
邓肯答应了苏俄政府的邀请,她决定从泰晤士河搭船离开伦敦前往俄国,再到莫斯科。
在她离开伦敦前,她曾去找一个算命师看相,算命师说:“你将有一次长途旅行,你会遇到许多奇怪的经验,遭到许多麻烦,你将结婚。”
一听到“结婚”两个字,邓肯便笑着打断了她的话。那是邓肯一向最不屑的,她怎么可能结婚?可算命师却肯定地说:“等着瞧吧。”
在前往苏俄的途中,邓肯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发生了蜕变。她觉得自己将永远脱离欧洲式的生活。她相信的确有理想的境地,就像柏拉图、马克思、列宁梦想的一样,她也相信这种理想已经奇迹似地存在于世界上。在欧洲推行艺术理想,给邓肯带来了太大的困扰,使她心灰意冷。那么,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文化,也许理想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
当船渐渐往北行时,邓肯带着轻蔑和怜悯的心情回头望望她已经远离的社会结构古老的欧洲,她觉得从此以后,自己将融入平等关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将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船抵达时,邓肯的心忍不住快乐地悸动,眼前美丽的新世界已经被创立起来。她满怀希望地步入这个世界。
苏俄政府实现了之前对邓肯的所有承诺,邓肯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对待,她经营自己的舞蹈学校,在剧院里演出,日子过得十分愉快。
192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日,莫斯科大剧院里座无虚席。舞台上,邓肯身着红衣,身段迷人,她那优美娴熟、富有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舞姿,以及那充满热情的、具有青春活力的出色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观众席的一角有一位模样英俊、举止潇洒的青年男子。他那平时显得有些忧郁的蓝眼睛里闪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光芒,他完全被邓肯的出色演出所征服。这个青年男子就是苏联当时著名的抒情诗人叶赛宁。
演出结束后,叶赛宁和邓肯相识了。
邓肯曾经读过叶赛宁那些美丽的抒情诗。如今见到这位诗人竟是这样年轻英俊,她被迷住了。叶赛宁也被邓肯身上那种独特的美丽所倾倒,他们一见钟情,很快陷入热恋中。
叶赛宁当时只有26岁,而邓肯已经43岁。两人又语言不通,叶赛宁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彼此没有可以直接交谈的语言。
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如痴如狂的热恋。虽然语言不通,但彼此都能从对方的身上和眼睛里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强烈的爱。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仅凭直觉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不久之后,就像邓肯离开伦敦之前那个算命师说的那样,他们结婚了。
婚后,邓肯被邀请到欧美做巡回演出。1922年5月,叶赛宁和邓肯一起出发,踏上了去欧美的旅途。
邓肯这次旅行的计划是,先到德国,然后经由意大利、法国、比利时,最后到达美国。
叶赛宁作为一个年轻的富有才华的诗人,在欧洲也很有知名度。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然而,一个受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人,面对欧洲种种社会主义批判的现象,不免产生反感和不满。
这次旅行生活彻底暴露了邓肯和叶赛宁之间在各方面的严重差异,他们为时不久的爱情和婚姻面临着危机。
车祸身亡
叶赛宁和邓肯之间的爱情只有艺术这个基础,在出身、教育、年龄、性格等很多方面他们都差距甚远。恋爱初期的甜蜜和兴奋自然可以掩盖这一切,但那之后呢?接触和了解越深入,他们就越清晰地发现彼此之间的鸿沟是多么的不可逾越。诗人是“忧郁”的,而舞者是“快乐”的,这样明显缺乏和谐一致的性格注定了他们的不能长久。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很严重的语言障碍,两个人交流思想感情只能借助于手势和代名词。最终的分手是一种必然。
邓肯非常伤心,她的第一次鼓起勇气的婚姻最后却只能以悲剧收场。
1925年3月初,在一个家庭晚会上,叶赛宁认识了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他闪电般地爱上了这位豆蔻年华、血统高贵的美貌女子。半年后,他们结婚了。但是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叶赛宁感到压抑和束缚,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灭了……看来,这个家给我的并不是轻松和快乐。”不久后,他就离开了莫斯科的新居,去了高加索一带。12月28日凌晨,叶赛宁在旅馆的房间里自杀了。
邓肯收到叶赛宁自杀的消息后,十分吃惊,但是她也想到了这是一种必然,她在巴黎的各家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唁电:
叶赛宁悲惨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俄罗斯人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们心中……
1927年,邓肯在法国尼斯和一群朋友聚会,聚会结束后,她在大街上穿过时,由于精神恍惚,长围巾脱落,被卷进汽车轮子。虽然汽车立即停住,但她的颈骨已经骨折,最后不治身亡。
葬礼上,她的棺木上覆盖着她演出《丧礼进行曲》时穿的紫色斗篷、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束大红的菖蒲花。火化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巴黎拉雪兹公墓,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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