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6年，由赵武和屈建主导的、向戌牵线搭桥的弭兵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所谓“弭兵”，就是收藏兵器，消除战乱，呼吁天下各国和平共处。作为弭兵运动的序幕，这一年春天，晋国采取非常措施，向齐、鲁、卫三国归还失地。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乌馀叛逃到晋国，将齐国的领土廪丘献给晋平公。那时候还是齐庄公当政，晋国和齐国处于敌对状态，晋国对乌馀的叛逃持观望态度，也没有派兵接收廪丘。乌馀便成为了独立于齐、晋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他以廪丘为基地，袭击了卫国的羊角（地名），又趁鲁国没有防备，攻占了鲁国的高鱼（地名）。
乌馀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进攻高鱼的时候，正好天降大雨，鲁国人以为他无法发动进攻。他却带领部下赤手空拳地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了城，潜入到武器库中取得了武器和甲胄装备自己，然后登上城墙，杀死守卫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城池。
公元前547年冬天，赵武向晋平公建议：“晋国作为天下的盟主，诸侯如果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现在乌馀控制的几座城邑，都属于应该追讨的那一类，如果我们贪图它们，那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您主持公道，将那些土地归还它们的诸侯。”
晋平公说：“好，派谁去办这件事呢？”
赵武说：“派胥梁带去吧，他能够不动刀兵就把事办好。”
公元前546年春天，胥梁带秘密召集齐、鲁、卫三国军队，将他们带到廪丘附近。又命令乌馀集合军队，出城接受晋国的封赏。乌馀不知是计，欣然出城。胥梁带趁他不注意，突然逮捕了他。乌馀的手下群龙无首，又被诸侯的军队团团包围，只好弃甲投降。事后，胥梁带将廪丘还给齐国，羊角还给卫国，高鱼还给鲁国，赢得了满堂喝彩。
同年四月，向戌来到晋国与赵武会谈。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向戌对赵武正式提出：由晋、楚、齐、秦四大国发出弭兵倡议，号召天下诸侯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
赵武就此事召集晋国的卿大夫开会。韩起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凶手、经济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现在有人要倡导和平，消除战争，就算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要答应他。如果我们不答应，而楚国答应了，那么楚国便占据了先机，用来号召诸侯，我们就失去了盟主的地位了。”
晋国答应了向戌的要求。
向戌又跑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齐国人对此有所顾虑，陈须无说：“晋国和楚国都答应了，我们为什么不答应？而且人家说要消除战争，我们不答应的话，国内的老百姓都会有意见，到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领导他们？”于是齐国也答应了。向戌又来到秦国，秦国同样没有异议。于是，晋、楚、齐、秦四个大国联合发表声明，通告天下诸侯，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
同年五月，赵武率先抵达宋国，接着郑国的良霄到达。
六月初，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陈须无，卫国的石恶、晋国的荀盈、邾文公到达宋国。
六月中旬，楚国的王子黑肱先于楚国代表团到达，并与叔向举行会谈，商定了有关弭兵的条款。
六月下旬，楚国令尹屈建抵达陈国。向戌从宋国出发，到陈国与屈建会面，商定相关的条款。屈建向向戌提出：晋、楚两国各有盟国，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
屈建的这一提议，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晋、楚两国共同领袖群伦的国际新秩序，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向戌回到晋国向赵武复命，赵武回答：“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够让秦国国君驾临晋国，寡君岂敢不说服齐国国君到楚国去朝觐？”言下之意，就算是晋、楚两国共同领导天下，也免不了要给齐国和秦国面子，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
向戌又跑到陈国向屈建转达赵武的意见。屈建派人向楚康王请示，楚康王说：“那就放下齐国和秦国，其他国家照此办理。”
七月上旬，向戌自陈国返回宋国。向戌返回的当夜，赵武和王子黑肱连夜商定了盟书的措辞。两天之后，屈建在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的陪同下抵达宋国。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先后抵达。至此，弭兵会盟的各国代表全部到场，各国军队分区驻扎，相互之间用篱笆划分界线。晋国和楚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分别驻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仿佛太顺利，太理想化了。两个国家打了近百年的仗，现在突然要握手言和，未免有点不太习惯。问寒问暖之间，总有些神态不自然；笑面相迎之时，又难免笑里藏刀。眼看离盟誓的日期越来越近，双方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忽然一日，有情报传到晋军大营，说楚国人准备发动袭击。据说屈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杀死赵武和他的随从，晋国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荀盈建议赵武加强防备，赵武倒是很坦然，说：“万一楚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全军向左回转，进入商丘，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楚国人这边同样是顾虑重重。到了盟誓那一天，屈建命令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以备不测。伯州犁劝谏道：“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会盟。如果您不信任别人，等于是抛弃了使诸侯前来顺服的东西了。”屈建不以为然道：“晋国和楚国积怨已久，我不能不考虑什么事有利于自己。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信任不信任？”伯州犁退下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令尹恐怕活不过三年了。只求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这样能够得志吗？有意愿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会产生信用，有信用又会巩固意愿，这三件事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信用丢掉了，还能活到三年吗？”
晋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楚国人将穿皮甲赴会的消息又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赵武对此感到担忧，将叔向找过来商量。叔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普通人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一个会盟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应该担心的事。以信用召集别人，结果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够伤害我们？再说了，我们在宋国的地盘上，有宋国人帮着我们抗敌，就算楚军多一倍也无济于事，您又有什么好害怕呢？不过，事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您就宽心去参加会盟吧！”
不只是晋、楚两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其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鲁国的季孙宿虽然没有参加会盟，但是一直在国内进行遥控。他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给鲁国的代表叔孙豹送去一封信，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国与邾国、滕国同等对待。”
众所周知，鲁国远大于邾国和滕国，而且鲁国人历来自视甚高，怎么会突然想起要与邾、滕这样的小国相提并论呢？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口袋指挥脑袋——季孙宿担心会盟之后，鲁国同时要向晋国和楚国朝贡，不堪重负，所以想降低鲁国的级别，同时也降低朝贡的标准。
叔孙豹对这个命令感到很为难。凑巧不久之后，齐国人提出将邾国作为附庸，宋国人请示将滕国作为属国，这两个小国就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加会盟了。叔孙豹说：“邾国和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国是堂堂正正的诸侯之国，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因为这件事，《春秋》里没有记载叔孙豹的族名，而仅仅是称之为“豹”，算作是对他违背国君命令的惩罚。
七月五日，弭兵会盟正式在宋国西门外举行。到了这个时候，晋、楚两国仍然在互相较劲，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这也难怪，排座次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关注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
晋国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晋国之前歃血。”所谓歃血，就是将牲口的血涂抹在嘴唇上，以示守信之意。
楚国人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那就是楚国低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轮流组织诸侯会盟已经有很多年了，难道每次都是由晋国来主持的？”
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于晋国的德行，不是归服于晋国主持结盟。您致力于德行，不要去争执先后。再说了，诸侯会盟，小国本来就应该承担一定的具体事务，就让楚国这个小国来主持会盟吧！”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赵武当即点头称是。于是，屈建率先歃血。轰轰烈烈的弭兵运动，经过一系列前戏、试探与摩擦，终于有惊无险地达到了高潮。
七月六日，宋平公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晋国和楚国的大夫。按照当时的礼仪，宴请众多客人，应当奉一人为主宾。宋平公将这一尊荣给了赵武，屈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也许在屈建看来，赵武已经在盟誓的时候给足了他面子，现在让赵武当主宾，就算是投桃报李吧。
七月九日，宋平公又在商丘的东北门举行宴会，招待与会的各国代表。在这次宴会上，屈建问了赵武一个问题：“贵国的先大夫士会的品德如何？”
赵武回答：“这个人的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于晋国人来说，一切都坦坦荡荡，他家的祭祀官对鬼神献祭，没有说过言不由衷的话。”
士会历经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和晋景公五个朝代，有“五朝贤臣”之称，《国语》里评价士会，说他“辅佐晋文公、晋襄公称霸诸侯，诸侯对晋国没有贰心；以上卿的身份辅佐晋成公、晋景公，军中没有产生过问题；当晋景公的中军元帅主政晋国，还兼任太傅，修正刑法，整理法规，晋国没有不守法的百姓，后人都以他订立的法规为准则。”
屈建回去之后，将赵武的话转述给楚康王，楚康王很感慨：“高尚啊！能够让神和人都高兴，难怪士会能够辅佐五世国君为诸侯的盟主。”
屈建也感叹道：“晋国领袖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人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有叔向这样的大夫来辅佐他们的卿，楚国却没有和他们相当的人才，不可与之争锋！”
弭兵会盟后，晋国代表团经过郑国返回晋国。郑简公在垂陇（地名）设宴招待赵武，公孙舍之、良霄、公孙夏、子产、子大叔、印段和公孙段七人作陪。这七个人都是郑穆公的后人，被称为“七穆”，也就是郑国最有权势的七大家族的代表。赵武很感动，对他们说：“七位大夫陪同君侯招待赵武，这是赵武的荣幸。为了完成君侯的赏赐，请你们都赋诗以言志，我赵武洗耳恭听。”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春秋时期的中国贵族，如果不会吟几句诗，是应付不了大场面的。当下公孙舍之吟了一首《草虫》：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
陟（zhì）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唧唧，扰乱我心；见不到心上人，忧心忡忡；只有见到他，两情相悦，我的心才能平静。——这是《诗经·召南》中记载的一首爱情诗，公孙舍之以此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信赖，也是表达他本人对赵武的尊重。赵武听了，连忙站起来对公孙舍之说：“好啊，您真是百姓的主人！只不过赵武愧不敢当。”
接着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鸟儿成双成对，互相追逐，君侯如果品行不良，又怎么能够当君侯呢？——据说，这是当年卫国人讽刺宣姜与公子顽通奸而写的一首诗，载于《诗经·邶风》中。
十六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郑简公曾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释放回国。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对郑简公有意见，所以借这个机会发泄出来了。
赵武当然听明白了良霄的意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正面回应良霄，只好装傻道：“哎呀，这可是床笫（zǐ）之间的话语，不能出门的，何况是在这远离国都的地方？我不敢听啦！”
轮到公孙夏了，公孙夏吟了《黍苗》的第四章：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这是将赵武比喻为周朝初年的政治家召伯，赞扬他的文治武功。赵武谦虚道：“这都是寡君的功劳，并非赵武的功劳。”
子产吟了《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洼地的桑树婀娜多姿，树叶茂盛繁密，能够在这里见到君子，别提多高兴！赵武听了，微笑着说：“我愿意接受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心中爱慕这个人，却又欲说还休；心中对这个人有深深的爱意，如何能够忘记！这是委婉地告诉子产，你就别光对我说好话了，我更想听听你的教诲。
子大叔吟了《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青涩的爱情诗，写的是清晨在山野里偶遇美人那种一见钟情的欢欣。子大叔第一次见到赵武，所以有此一比。赵武感谢道：“您太客气了。”
印段吟了《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前鸣叫，一年就要结束了。今天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就要溜走了。但是不能过度欢乐，应该居安思危，请您提高警惕，提防意外。赵武正色道：“说得好啊，这是保护家族的大夫应有的品德，我受教了！”
公孙段吟了《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sì）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sì）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sì）
兕（sì）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这首诗收录于《诗经·小雅》中，寓意君子知书达理，受到上天的护佑。赵武说：“彼交匪敖（不骄不傲），这福气还能跑到哪里去呀？如果按照这些话去做，就算想推辞福禄，也不可能啊！”于是举杯向郑国的各位大夫敬酒，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之后，赵武和叔向谈论郑国的几位大夫，说：“良霄这家伙将要有灾难了。诗以言志，他的心愿在于指责自己的国君，这样能够长久吗？就算侥幸，将来也一定会逃亡。”
叔向说：“是啊，这个人太过狂妄，不出五年便可见分晓。”
赵武又说：“其他几位倒是不错，尤其是公孙舍之，因为他处于上位而谦虚自抑，他的家族必定长久。其次是印段，因为他欢乐而有节制。欢乐是用来安定百姓的，乐而不淫，不也是可取的吗？”
弭兵运动是春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外交活动。通过弭兵运动，晋、楚两大军事集团第一次真正走到谈判桌前，为结束对抗、谋求和平而进行对话。自此之后的四十年间，两个大国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原各国因此也获得了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如果有人对四十年的和平嗤之以鼻的话，我建议他算算巴黎和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多少年的间隙。
弭兵运动的实际主导者，无疑是赵武和屈建。但是由于向戌在其中穿针引线，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历史上一般将弭兵运动的主要功劳归于向戌。而作为当时两个大国的统治者——晋平公和楚康王——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弭兵运动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国际局势缓和，外部斗争的压力减轻，各国内部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卿大夫阶层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头破血流，公室的势力普遍遭到削弱。一般认为，以公元前546年为界，春秋由诸侯争霸的时期转入了大夫兼并的时期。
向戌本人对自己的这一壮举也颇为自得。据《左传》记载，弭兵会盟之后，向戌主动向宋平公请求赏赐，也就是讨赏。他的原话是：“请免死之邑。”
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请求免死的城池”。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戌的自谦之言，请求国君赏给他聊以为生的土地；另一种观点认为，弭兵会盟兹事体大，直到歃血的前一刻还有诸多变数，万一事破，向戌难逃一死，因此向戌是将脑袋挂在裤裆上来办这件事，现在事情成了，所以称为“免死之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免死之邑”类似于后世的丹书铁券，是国君发给功臣的“脱罪保证书”，如果有犯死罪的行为，功臣本人“身免三死”，其子孙则可以“免一死”。
不管出于何种理解，当时宋平公准备赐给向戌六十座城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将这六十座城镇的土地文书发给向戌之前，宋平公先拿给司城乐喜（子罕）过目。乐喜说：“但凡诸侯小国，晋、楚两国总是用武力来威胁他们，使得他们害怕。也正是因为害怕，这些国家才上下和睦，力求安定，以在大国之间求得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了外部的威胁，他们就难免骄傲，骄傲则祸乱发生，祸乱发生则必然灭亡。上天生长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原料，百姓全部都用上了，废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行。谁能够真正丢掉武器？自古以来，武器就存在了，它是用来威慑不轨之徒、宣扬文德教化的。圣人依靠武力而兴起，害群之马因为武力而受到惩罚。天下兴亡，都因刀兵而起。现在向戌想尽办法搞什么弭兵运动，谋求丢掉武器，这不是忽悠大家吗？不惩罚他已经不错了，还敢来要求奖赏，这简直是贪得无厌！”说着拔出防身的小刀，将文书上的字都削去，然后扔了它。
乐喜的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有人类就有战争，弭兵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军事的平衡而不是失衡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只有敌对的各方都对别人的武力心存畏惧的时候，弭兵才成为一种可能。以晋国和楚国为主导的弭兵运动，也正是因为两个国家近百年来的相持不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握手言欢的背面，是蠢蠢欲动的刀兵相见，只要这种军事平衡在某一处被打破，战争必定又重新开始。对于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而言，弭兵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外部压力的消失往往是内部矛盾激化的先兆。乐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向戌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关于乐喜这个人，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公元前558年，宋国有个平民给乐喜送来一块宝玉，乐喜拒不接受。献玉的人说，这是一块难得的宝玉，经过玉师鉴定才敢献给您的，请您一定要收下。乐喜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玉，那我们两个都失去了自己的宝贝，这又何必呢？”那个人赶紧跪下磕头说：“我一介平民，拿着这么好的宝玉实在是不安全，所以才来献给您的啊！”乐喜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将宝玉收下，给了那个人相当的财富，并派人送其回乡。
向戌得知乐喜毁掉了土地文书，情绪十分稳定，仅仅是给宋平公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推辞那六十座城镇，不要封赏了。但是向氏家族的其他人十分恼火，商量着要攻打乐喜。向戌制止了他们，说：“我将要做自取灭亡的事情，是他让我生存了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难道你们要向恩人开战吗？”
乐喜的直言不讳和向戌的从善如流，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左传》对此评价：君子说‘那位人物，是主持正义的人’，指的就是乐喜吧！‘用什么赏赐我，我都接受它’，指的就是向戌吧！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现在我们来说说另一桩关于崔杼的家事。
无咎这个年轻人，原本不是崔家的。他的父亲棠公，是齐国棠邑的大夫；母亲东郭姜，是东郭偃的姐姐，因为嫁给了棠公，所以又被称为棠姜。棠公死后，崔杼娶了棠姜，无咎便跟着母亲来到了崔家，认崔杼做了继父，并且跟舅舅东郭偃一道成为了崔杼的家臣。
崔杼的原配夫人死得早，给他留下了崔成和崔强两个儿子。棠姜嫁给崔杼后，又给他生了崔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本来应该由崔成来担任家族的继承人。但是崔成自幼体弱多病，加上棠姜深得崔杼宠爱，崔杼便废除了崔成的继承人地位，改立崔明为继承人。
崔成对这一安排倒也没什么太大意见，毕竟身体状况摆在那里了，没有必要硬撑着。但是他向崔杼提出一个要求——将崔地封给他，作为养老的地方。
崔地是崔氏家族的发祥地。崔成的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但崔杼还是打算答应他，当作是对剥夺了他的继承权的补偿。但是，当具体经办家族事务的无咎和东郭偃得到这个消息，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这怎么行？”
“崔地有崔氏家族的宗庙，只能够归宗主所有。”无咎理直气壮地对崔杼说。所谓宗主，当然是指崔家未来的主人崔明。从血缘关系上讲，无咎与崔成、崔强没有任何瓜葛，和崔明却是同母异父，当然要向着崔明，保护他的权益。
崔杼觉得无咎说得也有道理，便将这事给搁了下来。
崔成和崔强兄弟火冒三丈，他们觉得父亲的做法很不可理喻。无咎是什么东西啊，他连崔家的血脉都沾不上边，不过是一个寡妇带过来的拖油瓶罢了，崔家给他一碗饭吃，让他人模人样地当个家臣，已经是很大的照顾，他凭什么对崔家的内政指手画脚呢？
还有那个东郭偃，本来只是个车夫，因为把姐姐嫁给了崔杼，便堂而皇之地洗脚上田，当上了崔家的内务总管，他能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居然也敢在崔杼面前胡说八道，挑拨他们的父子关系！
兄弟俩越想越觉得委屈，跑去找庆封诉苦，将家里的不平之事一股脑向庆封倒了一遍，说：“他老人家（指崔杼）的为人，您是知道的，只听得进无咎与东郭偃的话，别人都说不上话。这样下去，我们担心那些人会害了他老人家。”
自从齐庄公死后，齐国就是崔、庆两家的天下，而庆封的这场富贵，又是拜崔杼所赐。因此这些年来，庆封对崔杼言听计从，视为父兄。按理说，崔杼家的事，庆封也应该关心一下。但是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齐国第一权臣的家务事？听到崔氏兄弟这么说，庆封也不便于当场表态，只好安慰他们：“你们先回去，我考虑一下。”
崔氏兄弟走后，庆封将自己的家臣卢蒲弊找来，把崔家发生的事给卢蒲弊说了，然后询问他的意见。
“您说的那个人，不是弑君之贼么？”卢蒲弊大大咧咧地说。庆封吓了一跳，连忙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示意隔墙有耳，要卢蒲弊不要乱说话。
“我说的是事实啊！”卢蒲弊不理会庆封的紧张，接着说，“他犯有弑君之罪，就是国君的仇人，现在家里又闹矛盾，那是上天将要抛弃他了，您有什么好操心的呢？再说了，崔氏被削弱，那是庆氏将要崛起的征兆啊！”
最后一句话说得庆封怦然心动：是啊，如果崔杼家里发生内斗，崔氏的势力必定遭到削弱，到那时，庆氏趁势而起，何愁齐国不是庆氏的天下？
就让崔家去乱吧，我瞎操什么心呢？
过了几天，崔成和崔强又来找庆封。这一次，庆封干脆火上浇油，说：“只要是有利于他老人家的事，我都会去办。区区无咎和东郭偃又算得了什么，你们尽管放手去干，若有危难，我自会出面帮助你们。”
说完这席话，他拍了拍兄弟俩的肩膀，用一种近乎诚挚的眼神看了他们一会儿，又说：“我深受崔家的大恩，如果能够报答一二，此生也就无憾啦！”
收到庆封开出的空头支票后，崔成和崔强的心中便有了底气。公元前546年9月，兄弟俩发动军事政变，在崔家的议事大厅上公然刺杀了无咎和东郭偃，然后带领武士向内院进攻，准备向崔杼讨一个说法。
崔杼是什么人？他是靠耍阴谋起家的人，齐国的两代国君齐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死于他的手下。他怎么会不知道“讨说法”意味着什么呢？他没有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命人驾车，准备逃出府邸。事发突然，家里的人都被外面的动乱吓坏了，个个慌不择路，一哄而散，只有一个养马的还在坚守岗位，替崔杼套好了马车，然后由一个贴身的宦官驾着马车往外冲。
“求列祖列宗保佑，如果崔氏有福，就让这灾祸仅仅降临到我身上吧！”崔杼暗自祷告。
他逃出自己家，转了两条街，迎面就遇到了庆封和他手下的武士，全部是全副武装到牙齿，黑压压的足有一两千人。
“崔氏和庆氏有如一家，是谁胆敢作乱？我来为您讨伐他！”庆封威风凛凛地站在战车上，也不待崔杼回答，大声喝道，“全体将士听令，讨伐敢于犯上作乱的崔氏逆臣，格杀勿论！”
听到“崔氏逆臣”四个字，崔杼的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庆封如何能够预知崔家有乱，这么快就调集人马前来搭救呢？
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思考了，只见卢蒲弊将手中的宝剑一挥，庆氏族兵同声喝道：“诺！”向崔府杀去。
崔成和崔强万万没有想到庆封会来这一手，连忙关起门来迎战，但是很快就被卢蒲弊攻破了。庆氏族兵闯进崔府，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崔成和崔强来不及逃跑，死于乱军之中，棠姜上吊自杀。只有崔明翻出围墙，躲到墓地之中，才侥幸躲过一劫，后来又辗转逃到鲁国。
而那些没被杀死的崔家男女老少，统统被卢蒲弊以谋反之罪抓起来带走，送到庆封府上去做奴隶。
做完这一切之后，庆封派卢蒲弊向崔杼报告：乱臣贼子已经伏法，现在您可以放心回家了。
卢蒲弊亲自驾车，将崔杼送了回去。这时的崔府只剩下断壁残垣，空无一人。在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府邸中，发生过诸多影响齐国历史的大事。当年大子光被齐灵公发配到齐国东部，又偷偷回到临淄，就是藏匿此处，伺机发动政变，当上了国君；棠姜与齐庄公私通，多少次松风午后，花前月下，他们不避人耳目地公然调情，在这里给崔杼送了一次又一次绿帽子；而崔杼终于无法忍受，又是在这座宅院中埋伏兵甲，将齐庄公送上了不归之路。现在，崔成和崔强倒在血泊之中，棠姜成为了孤魂野鬼，崔明不知所终，这一切，仿佛给崔杼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当天夜里，崔杼找了一根绳子，将自己和棠姜吊在同一根房梁下，结束了自己充满阴谋和冒险的一生。
崔杼的死，无疑是庆封所期盼的结果。但是，如果从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崔氏兄弟与无咎的矛盾是最初的诱因，卢蒲弊对庆封的点拨是关键的推力。至于庆封本人，似乎并没有起到太明显的作用。换个说法，庆封虽然靠阴谋诡计挤垮了崔杼，但那主要是卢蒲弊的功劳，与他本人的政治手腕没有太大关系。
公元前545年夏天，齐、陈、蔡、北燕、杞、胡等诸侯联袂前往晋国朝觐晋平公。齐景公出行之前，庆封明确表示反对，说：“我们并没有正式参加宋之盟（即弭兵会盟），为什么要去晋国朝觐？”
听到庆封这样说，齐国的群臣都面面相觑，齐景公也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大伙心里都在想，这庆封难道是天外来客，不谙世事吗？但是谁也不敢发表异议，因为自崔杼死后，庆封一家独大，大权独揽，连齐景公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又有谁愿意去触他的虎须呢？
最后还是陈须无站出来说：“先考虑如何应付大国，再考虑财货，这是合于礼的。小国事奉大国，即使没有参加大国组织的活动，也要顺从大国的意图，这也是合于礼的。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敢背叛晋国吗？就算我们没有参加宋之盟，重丘的会盟却是不可以忘记的，请您务必让国君出行！”
“这样啊……”想不到庆封倒也通情达理，略作思考后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大伙这才醒悟过来，敢情这庆封根本就不通政治，只是在那里瞎胡闹呢！
没过多久，庆封将国事交给儿子庆舍处理，自己带着妻妾和财产跑到卢蒲弊家里，成天喝酒打猎，过起了寓公的日子。
既然是当寓公，呆在自己家里就很舒服，为什么非要跑到卢蒲弊家里去呢？说起来也是一桩奇闻——原来庆封有个非常特殊、前卫的爱好，喜欢跟别人交换妻妾来玩乐，也就是所谓的换妻。这个爱好口味太重了，只有卢蒲弊与他臭味相投，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庆封嫌来来回回太麻烦，所以干脆搬到卢蒲弊家里，过起了共妻的日子。
虽说将国事交给庆舍处理，庆封仍然是齐国的首席重臣。没过几天，朝中的大夫就跑到卢蒲弊家里来向他汇报工作。
庆封在卢蒲弊家里发布了一道命令：那些因政治原因而流亡在外的齐国人，如果得到崔杼余党的消息，前来报告，就可以将功抵罪，回到齐国。
这道命令自然是为了收买人心，而且很有可能是出自于卢蒲弊的建议。不久之后，当年因为崔杼之乱而逃亡在外的卢蒲癸（guǐ）便回到了齐国。
卢蒲癸是卢蒲弊的同族，通过卢蒲弊的介绍，担任了庆舍的家臣。庆舍很欣赏卢蒲癸，将女儿嫁给他。有人对卢蒲癸说：“男女结婚要区别是否同姓，你却不避同宗，这样恐怕不好吧？”
庆氏是姜姓，卢蒲氏也是姜姓，按照同姓不婚的原则，本来是不可以结亲的。卢蒲癸却不以为然地说：“同宗不避我，我为什么要避同宗呢？这就好比赋诗的断章取义，我按自己的需求去理解就是了，管他什么同宗不同宗？”
卢蒲癸当了庆舍的女婿，两个人的关系就密切了。他又对庆舍说起了当年跟他一起逃亡的王何，庆舍便让王何也回到齐国，让卢蒲癸和王何当了自己的贴身警卫。
庆封父子如果稍微有点政治敏感性，就应该觉察得到不对劲：卢蒲癸和王何都是齐庄公的亲信，因为齐庄公被杀才流亡在外。而齐庄公死后，崔、庆两家专权，齐庄公的旧臣对他们无不恨之入骨，怎么会突然改变立场，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庆氏门下的走狗呢？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针对庆氏家族的风暴正在酝酿，而幕后推手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成天与庆封玩换妻游戏的卢蒲弊。
按照齐国的规定，卿大夫在朝中办事，由公家供给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只鸡。齐景公当朝的时候，政局先后由崔氏和庆氏把持，公家政治荒废，连管伙食的人都敢于贪污腐败，私自将两只鸡换成了两只鸭。传菜的人知道了，干脆连鸭肉都私吞掉，只端上肉汤来。可怜那些大臣，在朝中办了半天事，只喝到点汤汤水水，大部分人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子雅和子尾两个人站出来表示愤怒，发了一通牢骚。
庆封听到这件事，就告诉了卢蒲弊。按照庆封本人的意思，宫里的后勤工作也确实该抓一抓啦，连卿大夫的鸡都敢偷，成何体统？卢蒲弊听了，却是另一种意见，他对庆封说：“把这些人比作禽兽的话，我就要睡到他们的皮上了。”
古人杀死野兽，食其肉而寝其皮。卢蒲弊的意思很明显：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成天叽叽歪歪，不如杀了清静！
庆封完全没有意识到卢蒲弊这是在将他往火坑里推。在卢蒲弊的建议下，他命令析归父去找晏婴，明确告诉晏婴：“子雅和子尾仗着自己是公孙（均为齐惠公之孙），狂妄自大，目无尊长，我打算讨伐他们，请你共同参与。”
晏婴连连摇头，说：“您找错人啦！我手下那些人既不中看，也不中用，我的智慧也不配与您同谋，您还是另寻高明吧！但我也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您如果不相信，可以盟誓为证。”
析归父回去将晏婴的话转告庆封。庆封说：“他都这样说了，还用得着盟誓吗？”于是派人去找大夫北郭子车，北郭子车也婉拒道：“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忠君报国，这件事不是我能够做到的。”
没过几天，整个临淄都知道庆封要对子雅和子尾动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有一家人显得特别镇静，那就是陈须无和陈无宇父子。
陈家人的思维与众不同。按一般人的思维，大乱将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避祸？”但是据《左传》记载，当时陈须无问陈无宇的问题是：“大乱将至，我们能得到什么？”
陈无宇回答：“我们能够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木材一百车。”
庄街是临淄城里的大街，木材则是建房子的主料。这是一句政治隐语，意思是：庆氏必败，我们可以趁乱而起，掌握大权。
陈须无说：“如果是那样，我们可要好好地守住它们啊！”
自公元前672年公子完逃到齐国寻求政治避难，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他们代代相传，诚敬守业，小心翼翼地延续了家族的火种，同时目睹了齐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洞悉了其中的生存法则，也开启了他们谋求权力的欲望。后来的人一般认为，通过陈须无父子的这次对话，陈氏家族篡夺姜氏政权的野心已经萌芽。
公元前545年9月，卢蒲癸和王何决定杀死庆封父子，为齐庄公报仇。事前，两个人举行了占卜，然后还将占卜的龟板拿去给庆舍看，煞有介事地问庆舍：“有人为了攻打仇人而占卜，请您看看结果如何？”庆舍哪里知道这是在算自己的命？他仔细观察了龟板的裂纹，说：“事能成，见到了血。”
同年十月，庆封离开临淄，前往莱地打猎，命令陈无宇等一批大夫跟从。几天之后，陈须无派了一名使者到莱地，向庆封请示说：“无宇的母亲病重，请让他回去送终。”
庆封一听，也很重视，派家里的占卜官给陈无宇的母亲占卜，并将龟板拿给陈无宇看。陈无宇一看就捧着龟板大哭起来，说：“这是死兆啊！”
庆封看到陈无宇那悲伤的样子，自然深信不疑，也没有要求亲自察看龟板，准了陈无宇的假，让他回去给母亲送终。但是，庆封的堂弟庆嗣在一旁看到了，隐隐觉得不对劲。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仔细梳理了一番，认定陈无宇的请假绝非偶然，而是另有原因。
“莫非，庆氏家族将有大难了？”庆嗣想到这一层，不寒而栗，连忙跑去找庆封：“请您停止打猎，赶快回到临淄，否则将有大祸！”
庆封笑了，整个齐国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临淄又有庆舍坐镇，能出什么乱子呢？他不听庆嗣的劝告，继续在莱地喝酒打猎，丝毫没有担忧之意。庆嗣退下来之后就对亲信说：“兄长恐怕要流离失所了，如果能够逃到吴国、越国这样的偏远之地，也算是万幸。”
陈无宇渡过济水，顺道就将济水上的桥梁毁坏，渡船也统统凿沉。而在临淄城内，卢蒲癸和王何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政变。一连数日，卢蒲癸都是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家里也明显地加强了戒备，不断有武装人员出入。
这一切引起了卢蒲癸的老婆卢蒲姜的怀疑。她对卢蒲癸说：“你如果有事情就不要瞒着我，否则一定不能成功。”
卢蒲癸一开始不说，卢蒲姜可是庆舍的女儿啊，这事告诉她还得了？但是经不住那女人纠缠，卢蒲癸又不是个会撒谎的主儿，竟然就将要攻打庆舍的事告诉了她，而且告诉她，只等到“尝祭“（也就是秋祭）那一天，庆舍从府里出来就动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说，差不多就没戏了。当年郑厉公想用雍纠杀祭仲，就是因为雍纠向老婆走漏了风声，反而被祭仲抢了先机，结果雍纠被杀，郑厉公出逃。现在卢蒲癸又重蹈了雍纠的覆辙，将这么重要的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婆，可见一个人，不学点历史是不行的。
但是，当卢蒲姜听到这个事情，采取的立场很耐人寻味，她对卢蒲癸说：“我父亲性格倔强，喜欢和别人对着干。如果没有人劝阻他，他反倒不想出门，请让我去劝阻他。”
卢蒲癸说：“好。”
同年十一月七日，齐国在宗庙中举行尝祭，庆舍将要到场主持。当天早上，卢蒲姜跑到娘家，对庆舍说：“有人想要在宗庙中刺杀您，请您千万不要出门。”
庆舍不耐烦地说：“谁敢刺杀我？”不听卢蒲姜的劝阻，按原计划出行。
自古以来，恐怕没有比这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了：女婿要杀岳父，女儿一边帮着老公出谋划策，一边又跑到父亲这里将阴谋告诉他，客观上却又促使父亲更加坚定了出门的意愿。人说忠孝不能两全，这个女人却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对丈夫的忠和对父亲的孝。作为后世之人，很难评价这究竟是一种智慧，一种无耻，还是一种无奈？
宗庙在公宫之中。庆舍命卫兵将公宫包围起来，卢蒲癸和王何手持长戈跟在他身边。从这一安排来看，庆舍是有防备的。但是，当最亲信的人已经背叛，再多的防备也不过是虚设。最坚强的防备是人心而不是武士，这一点，是诸多统治者难以明白的道理。
当天祭祀之后，齐景公还安排了众多娱乐节目招待各位大臣，大家喝酒狂欢，簇拥着前往鱼里（临淄地名）看戏。在这种普天同庆的气氛之下，庆舍的卫兵们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他们脱下盔甲，放下兵器，将马匹从战车上卸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看戏。
趁着这个机会，子雅、子尾、陈须无、鲍国的手下偷偷地拿走了庆舍的卫兵的武装。子尾从袖子中抽出一支鼓槌，在门上敲了三下。
庆舍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根本没有留意子尾这一动作。他举起酒杯，突然感觉背上一凉，接着腹内一阵剧痛，回头一看，只见卢蒲癸狞笑着，双手握住长戈，戈锋已经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来不及惊叫，王何又一戈斜扫过来，将他的左膀硬生生地砍下。
一时之间，戏台下血肉横飞，变成了杀戮战场。作为一个政客，庆舍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武士，他的武勇让人刮目相看。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他仍然奋力拼杀，撞到屋柱上，连屋梁都为之震动。甚至连桌面上的青铜器皿，也成为了他的武器，一连砸死了好几个人。最后，因为失血过多，庆舍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亲信庆绳和麻婴也被杀死。
齐景公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色苍白，汗流浃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鲍国跑到他身边说：“群臣这是为国君铲除忤逆之臣，请您不要担心。”陈须无则将他搀扶起来，给他换了衣服，迅速退到宫内。
远在莱地的庆封得到消息，星夜兼程赶回临淄，由于陈无宇破坏了济水上的桥梁和渡船，回到临淄城外已经是十一月十九日。他组织族兵进攻临淄的西门，没有攻克，继而又攻打北门，从北门进入了临淄，攻打公宫。陈、鲍等家族在公宫中拼死抵抗，打退了庆封的进攻。眼看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越来越多，庆封不敢恋战，带着少数亲信逃到了鲁国。
作为见面礼，庆封将自己乘坐的马车送给了鲁国的权臣季孙宿。据《左传》记载，这辆车做工精细，装饰华丽，光可照人，堪称马车中的劳斯莱斯。
季孙宿很高兴，将这辆马车摆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来往的朝臣无不对它赞不绝口。大夫展庄叔见了，用手抚摸着闪亮的车身，说：“车甚泽，人必瘁！”（车这么漂亮，它的主人想必很憔悴吧）言下之意，连马车都造得这么漂亮，庆封必定敛聚了不少钱财，恐怕难免为此而心力交瘁。
一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46年春天，庆封曾经代表齐国访问鲁国，他的车驾之美就已经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关注。仲孙羯对叔孙豹说：“庆封的马车可真漂亮啊！”叔孙豹说：“一个人的衣着、车马、装饰如果和他的身份不相称，必得恶果。马车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当时叔孙豹还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大大咧咧，席间表现出诸多不敬，引起了叔孙豹的反感，于是吟了一首《相鼠》之诗对其进行规劝：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老鼠尚有皮，人却不知礼仪，不死还等啥？叔孙豹的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庆封却听不出其中的含义，还以为这是赞美他，一个劲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时隔一年，叔孙豹又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心想：今时不同往日，一年前我是齐国权臣，人人敬畏；现在我是流亡之身，必须有所收敛。庆封的想法是对的，可是做出来的事情却让人不敢恭维。
开餐之前，庆封煞有介事地端起酒杯，向诸神献祭。按照周礼的规定，但有饮食，必先献祭，这倒是没错，可献祭是主人的专利，客人来越俎代庖就很不合适了，而且有托大的嫌疑。
叔孙豹很不高兴，命乐工唱了一首《茅鸱》之歌，讽刺庆封不敬主人。和上次一样，庆封仍然不知道这是在批评他，赶紧端起酒杯向叔孙豹表示感谢。
不久之后，齐国派人到鲁国，责备鲁国收留庆封一事。庆封在鲁国呆不下去，只好南下投奔吴国。吴王馀祭收留了庆封，让他居住在朱方（地名），而且将女儿嫁给他。
奇怪的是，庆封虽然不通政治，不读诗书，搞经济却是一把好手。他在朱方收聚族人，投机赢利，很快就积聚了大批钱财，比在齐国的时候更为富有。消息传到鲁国，有人对叔孙豹说：“这还真是恶人好命，庆封又当上暴发户啦！”叔孙豹说：“不可这样说，好人发财叫做奖赏，坏人发财那是灾难，我看老天是想降灾于他，所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好一网打尽吧。”
同年十一月，齐国实行拨乱反正，将崔杼之乱时逃亡到各国的公族人士都召回齐国。赏赐给晏婴邶（bèi）殿（齐国地名）附近的乡镇六十个，晏婴拒不接受。子尾对晏婴说：“富贵，是人们都有的欲望，您为什么不接受？”晏婴说：“庆氏拥有众多土地，满足了欲望，结果逃亡了。诚然，我现在拥有的土地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如果将邶殿的土地赏赐给我，那也就满足了。可是欲望满足之后呢？离逃亡也就不远了。逃亡在外的人连一座城邑都不能主宰，那多没意思！我不接受邶殿的土地，不是讨厌富贵，而是喜欢富贵，怕失去富贵啊！而且，富贵这玩意，要像布帛一样，有一定的长度限制，让它不能无限制增长。治理百姓，要考虑到他们总是想生活富裕，器用丰厚，那就要用端正的道德加以限制，让他们的富贵程度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不贪多，这就是对自己的限制。”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晏婴的这段话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
齐景公又赏赐给北郭子车六十个乡镇，北郭子车接受了；赏赐给子雅土地，子雅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赏赐给子尾土地，子尾悉数奉还；至于庆封的亲信卢蒲弊，竟然仅仅被流放到北部边境，这在当时也算是异数了。
弱国的外交智慧
公元前545年春天，曲阜一带出人意料的暖和，没有出现冰冻天气。鲁国的大夫梓慎夜观天象，预言道：“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了，岁星本来应该在星纪，现在却已经到了玄枵（xiāo），这是因为天时不正，阴阳也因此不调。蛇骑乘于龙之上，而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发生饥荒的是这两个国家。玄枵，虚宿在它的中间。枵，就是消耗。土地虚而百姓耗，饥荒自然就产生了。”
简单地解释一下：
第一，岁星就是木星，其公转周期为11.86年，古人误以为是12年，所以用木星记年，称之为岁星；
第二，西方人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之为黄道十二宫，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十二星座；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则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二十八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
第三，星纪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中的魔羯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斗宿和牛宿。玄枵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的水瓶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女、虚、危三宿。根据梓慎推算，当年木星应当在星纪的位置。但是据观察所得，却在玄枵的位置，所以叫做“天时不正”；
第四，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木星为青龙，虚宿和危宿为蛇。木星跑得太快，插到了虚、危两宿之下，所以说“蛇骑乘于龙之上”；
第五，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疆域，即所谓“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宋、郑两国所在位置，正是木星对应的疆域。木星位置不正，宋、郑两国自然受到影响，将会发生饥荒。
关于星相命理之学，自古以来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在此亦不做深入探讨。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这一年中原地区的收成确实不太好，宋、郑两国尤其不景气。但是，就在这一年秋天，按照弭兵会盟中“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的约定，各国诸侯顾不上饥荒，纷纷派代表或亲自到新田和郢都朝觐晋平公和楚康王。一时之间，进出山西和湖北的大路上，飘扬着各国旗帜的华丽马车络绎不绝，国际之间的交流大大活跃起来。
在位已经四十七年的蔡景公不顾年事已高，前往新田朝觐了晋平公。从蔡国到晋国，郑国是必经之路。蔡景公去的时候，郑简公派公孙舍之到新郑的东门外慰劳他；回的时候，郑简公又在新郑城内设宴亲自招待他，以尽地主之谊。应该说，郑简公做得蛮有人情味，但是蔡景公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对郑国人的热情始终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有诸多不敬。
子产对此评论道：“蔡侯恐怕有灾难降临了。一个月前他经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到东门外慰劳他，他表现得很倨傲。现在他回来又经过这里，国君亲自接待他，他还是那么漫不经心，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侍奉大国，本来应该战战兢兢，他倒好，反而将轻慢作为本性，能有好结果吗？如果他被杀，杀他的人肯定是他儿子。”
子产敢于如此确切地预测蔡景公的下场，并非空穴来风。据《左传》记载，这位蔡景公人老心不老，长期跟自己的儿媳通奸，而且不避人耳目，已经在国际上传为奇谈。两年之后，蔡景公果然死于亲生儿子之手，扒灰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蔡景公访问晋国的时候，郑简公也派大夫子大叔出访楚国。但是子大叔没有见到楚康王，刚走到汉水就被楚国人劝回去了。楚国人说：“在宋国结盟的时候（即弭兵会盟），贵国的国君亲自参加，现在却派大夫前来朝觐，寡君对此感到迷惑。大夫姑且回去，我们将派人专程赶赴晋国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明确贵国国君是否应该亲自前来朝觐，再告诉你们。”话说得很客气，表达的意思却是毫不含糊：你不够资格朝觐楚王，换你们的国君前来！
子大叔回答：“在宋国的会盟，楚王明确表示要做有利于小国的事，让小国安定它的社稷，安抚它的百姓，用礼仪承受上天赐予的福气，这都是楚王亲口说的，也是我们这些小国的希望所在。今年郑国的收成不好，寡君因此派我奉上财礼，向贵国的办事人员表示敬意。现在您却对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参与郑国的大事？难道一定要寡君抛弃守卫疆土的职责，跋山涉水，顶风冒雨，才能满足楚王的心愿吗？如果是那样，寡君唯楚王的马首是瞻，岂敢不听命？只不过……”子大叔话锋一转，“这不符合会盟的精神，也使得楚王的德行有所缺失，对于您本人也不利，我们怕的就是这个啊！如果不是因为这层担忧，寡君哪里敢害怕劳苦，不亲自前来呢？”
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是算命高手，预测专家。子大叔没有去成郢都，回到新郑之后就对公孙舍之说：“楚王快死了，不致力于修明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索取无度，以图一逞，这样能够活得长久吗？”他还以《周易》的知识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周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遇复之颐’（由复卦变为颐卦），也就是迷了路往回走，凶象已现。这说的就是楚王吧！想实现他的愿望却忘掉了来时的路，想回来却找不到北，这就叫做‘迷复’，能不凶吗？”
预测归预测，当务之急却是给楚国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子大叔劝郑简公：“您就去一趟楚国吧，让他们高兴一下，而你就当是去给楚王送葬，如何？依我之见，楚国在近十年之内都无力争霸天下，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惹怒他们，就不会有战乱降临，郑国的百姓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大夫裨灶也说：“臣夜观天象，今年岁星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而是运行得过了头，已经危害到鹑（chún）尾（鹑火和鹑尾，分别包含柳、星、张三宿和翼、轸两宿，对应地上的王畿和楚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只怕周天子和楚王都活不长了。”
郑简公心想，既然你们都那样说，那就去吧，犯不着为了一个将死的人闹别扭。怀着这种阿Q心理，郑简公派子大叔前往晋国，向晋国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于同年九月由子产陪同前往郢都朝觐楚康王。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到他国访问，未入对方国都之前，要接受对方的“郊劳”，也就是出城慰问。为此，必须寻找一块空地，拔除野草，清洁土地，然后堆土为坛，并用帷幕围蔽四周，以接待对方人员。
郑简公抵达郢都城外，却仅仅搭建了一些休息用的帐篷，没有搭建土坛。负责安排住宿的外仆（官名）对子产说：“从前先大夫陪同先君到各国访问，从来没有不筑坛的先例，这一规矩至今沿袭不改。现在您不除草也不筑坛，就搭起了帐篷，这样恐怕不好吧？”
子产说：“是这样的，大国诸侯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诸侯去到大国，草草搭起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了筑坛？”
外仆表示不解。
子产说：“大国诸侯去到小国，有五种好的目的——赦免小国的罪过，原谅它的错误，救助它的灾难，表扬它以德治国而且有法可依，教导它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小国没有困惑，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国的领导，所以筑坛以宣扬功德，告诉后人不要懈怠。而小国诸侯去到大国，有五种坏的目的——听大国掩饰自己的罪过，要求得到所缺乏的物资，主动前去听命于大国，向大国贡献物品，服从大国突如其来的指示。如果不这样做，大国就加重小国的负担，无论红白喜事都要求小国出钱出力。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还用得着筑坛来宣扬这些祸患，而且告诉后人吗？”
说白了，郑简公本来就不想来楚国，是楚国人逼着来的，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做足功课，将就着应付一下就行了。
裨灶的预测很准确。同年十一月，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驾崩。而这个时候，宋平公、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都在忙于前往楚国朝觐。对于天子的死讯，大伙也许仅仅是“哦”了一声，如同不相干的人一般，很快就将它抛诸脑后了。鲁国的史书《春秋》干脆没有记载这件事。《左传》则解释说，王室没有发来讣告，所以不记载这件事也是“礼也”！
前面说过，郑国是中原的心脏。各路诸侯南下楚国，郑国是必经之道。鲁襄公经过郑国的时候，郑简公已经在楚国了，只能委托良霄前往新郑北部的黄崖（地名）慰劳鲁襄公。
但是，良霄的傲慢态度引起了鲁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叔孙豹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不受到惩罚，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用来维系民心的，他却丢弃了它，还能用什么来继承保有祖宗的积业？如果郑国人不讨伐他，也必定会因他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孙豹也是预言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裨灶的预测再一次得到验证。鲁襄公走到汉水的时候，听到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但是陪同鲁襄公出访的大夫叔仲带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国，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还是继续走吧！”
孟椒对此不以为然：“君子考虑长远，小人却只顾眼前。但是如果饥寒都顾不上解决的话，谁还会有工夫去顾及后果？不如姑且回去。”
叔仲带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楚国，不是因为楚国的仁义，而是因为它有盟主的名分，而且害怕它的武力。如果是为了它的仁义而来，当然应该庆贺它的喜乐，哀悼它的悲伤；因为畏惧而来，就更应该这样做啦！我们在国内听到楚国有丧事还要前往吊丧，现在途中接到讣告反而回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轻侮楚国么？到时候楚国人如果以此为借口讨伐我国，你们有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有，那现在回去也罢；如果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向前走吧！”
两种意见碰撞，叔仲带占了上风。叔孙豹评价道：“叔仲带可以考虑让他独当一面了，孟椒还要多多学习才能任用。”大夫荣成伯也说：“忠诚的人多半目光较为长远。”在这种情况下，鲁襄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继续前进，并于当年年底抵达了郢都。
公元前544年的春节，鲁襄公是在郢都度过的。南方的春寒料峭，比北方更多了一层湿冷，让长期生活在曲阜的鲁襄公感到很不适应。更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楚国人提出，要他亲自为楚康王致襚。
所谓“致襚”，就是为死者穿衣，是春秋时期诸侯使臣参加他国诸侯的丧礼必行的礼仪——当然，死者的衣服早就由亲人给他穿好了，致襚也就简化成为向死者赠送衣服，并置于灵柩的东面这样一种形式，并非真的要为死者穿衣。
值得一提的是，致襚是由使臣完成的，从古至今，没有诸侯亲自致襚的先例。楚国人要鲁襄公亲自为楚康王致襚，无论对鲁襄公本人还是对鲁国来说，无疑都是极大的侮辱。
他把叔仲带找来臭骂了一通：“都是你的馊主意，早点回国的话，怎么会有今日的羞辱？”叔仲带无言以对。
他又向叔孙豹抱怨：“你看人家向戌多聪明，听到楚王的死讯，立马劝宋公打道回府，咱们还傻乎乎跑到郢都来自取其辱。”——宋公就是宋平公，向戌陪同宋平公访楚，听到楚康王去世的消息，对宋平公说：“我们就是冲着这个人来的，不是冲着楚国来的。国内的饥荒尚且顾不上，哪里还有工夫去安抚楚国的悲伤。姑且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着楚国人再立新君之后前来回罪好了。”宋平公听从了向戌的意见，就返回商丘去了。
叔孙豹到底比叔仲带底气足，等到鲁襄公发完牢骚，才不紧不慢地说：“事已至此，咱们还是想办法面对吧！”
“如何面对？”鲁襄公余怒未消。
叔孙豹对他说了八个字：“祓殡而襚，则布币也。”翻译成现代文：先扫除棺材上的不祥之气，然后再致襚，这就好比朝觐时陈列钱币，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可行吗？”鲁襄公有点犹豫。
“当然。”叔孙豹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到了致襚那天，叔孙豹也未事先知会楚国人，安排了一个鲁国巫师，手里拿着桃木棒和笤帚，口中念念有词，绕着楚康王的灵柩转了一圈，用笤帚在灵柩上做了几个打扫的动作。事发突然，楚国人还来不及反应，巫师已经完成了驱邪仪式。鲁襄公这才捧着衣服，不慌不忙地走到灵柩以东，将衣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架子上。
楚国人一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后来有心细的人翻遍周朝的典籍，找出了这么一句：“君王参加臣下的丧礼，先派巫师以桃木棒和笤帚在灵柩上扫除不祥……”这才恍然大悟：敢情鲁国人这是反客为主，占了我们的便宜啊！
自古弱国无外交。对于鲁襄公来说，便宜是短暂的，屈辱是长久的。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古礼，楚康王的葬礼拖到公元前544年四月才举行。根据楚国人的要求，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一直乖乖地呆在郢都等候，度过了一个极其乏味的春天，为的就是参加葬礼，给楚康王送葬。
《左传》记载，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为楚康王送葬，送到了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卿大夫则彻彻底底当了一回孝子，一直送到了墓地。
葬礼之后，楚康王的儿子熊麇（jūn）即位。此时屈建已经去世，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当上了令尹。鲁襄公和各国诸侯又参加了熊麇的即位仪式。正是在这次仪式上，王子围的专横和熊麇的懦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国的公孙挥就评论说：“这就是所谓的不配套吧！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松柏意指王子围，小草意指熊麇，强大的帝国总是在政权交替的时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但是，鲁襄公显然没有心情去幸灾乐祸。自去年十一月离开曲阜以来，他已经在国外足足呆了六个月。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六个月足以让一个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他想念曲阜了。不只是他，叔孙豹、叔仲带、孟椒等一干随员也都变得恹恹不乐，成天掰着指头计算回家的日子。
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
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
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
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
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
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
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
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
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
“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
“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
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
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
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
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令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感到欣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一些国家采用着这种制度。比如说，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金正日又传位于金正恩，这就是“父死子替”；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位于劳尔？卡斯特罗，这就是“兄终弟及”；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正在茁壮成长，时刻准备着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
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从逻辑上讲，父死子替和兄终弟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还是兄弟？
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他所在的年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的寿命也很短。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儿子，或许儿子还很小，不足以担当大任，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以保持家族的延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开始增长，私心也变得狭窄，男人们越来越愿意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而不是兄弟。久而久之，父死子替成为常规，兄终弟及的事情则越来越罕见了。
前面说过，早在周朝建立之前，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周太王的嫡长子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
也许是长久以来与世隔绝，当中原诸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为继承权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吴国还保留了一些先祖的古风。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据《史记》记载，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馀祭，老三叫夷昧，老四叫季札。季札从小聪明过人，又饱读诗书，深受寿梦喜爱，他的三个哥哥也对他爱护有加。寿梦去世后，诸樊即位，当了国君才三年，就提出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在诸樊看来，老头子喜欢季札，王位就应该传给季札，他只不过是过渡一下，替老头子守了三年之丧，就算完成任务啦！
季札坚决不同意，说：“您是嫡长子，君位本来就应该由您来继承，谁敢对此有不同意见？再说，成为一国之君不是我的愿望，还是让我自由自在地生活吧！”
诸樊坚持要让位，季札干脆离开首都，搬到乡下去种田，诸樊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公元前548年冬天，诸樊亲率大军讨伐楚国，在巢城战死，馀祭即位为君。根据《左传》记载，杀死诸樊的是楚国巢城守将牛臣。但是据一本名为《吴越春秋》的野史记载，诸樊为了传位于季札，“轻慢鬼神，仰天求死”，按照这种说法，诸樊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死于天打雷劈之类的意外。这也是无聊文人的臆病，一定要让位于季札的话，大可以自己一走了之，何必要搞得那么悲情呢？
司马迁也不消停，在《史记》中写道，诸樊临死的时候，给馀祭下了一道密令，要馀祭将王位依次传下去，直到让季札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君，“以称先王寿梦之意”。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馀祭和夷昧必须死得早，否则的话，等到夷昧去世，季札恐怕也差不多行将就木，甚至先夷昧而去了。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带兵入侵越国，带回来一批战俘。其中一个人被处以刖刑（挖去膝盖），然后被派去干守船的工作。没过多久，馀祭突然提出要去看船。这事颇为蹊跷，想想看，馀祭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船对他来说如同北方的马车，稀松平常得很，为什么要专程跑去看船呢？再考虑到守船的人都是带有防身利刃的，后人恐怕难免认为馀祭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事实正是如此。当馀祭毫无防备地在江边看船的时候，那个越国战俘瞅着他走近，突然从腰间拔出短刀，准确地刺入了他的胸膛。这一年，距寿梦去世已经有十七年了。
接下来，夷昧继承了王位，经历了三次王位更迭之后，季札终于站到了起跑线的位置。
同年五月，夷昧给季札派了一趟差使，让他去中原各国访问，表达新政权对各国的通好之意。谁都没有意料到，季札的这次出访，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轰动，而且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季札从吴国的首都句吴（今江苏无锡一带）出发，一路北上，首先经过了徐国。
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建立之前。据说，其先祖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到今天的山东郯城一带（当时称为徐地），建立了徐国。周穆王时期，徐国迁到今天的徐州一带，与东夷部落混居，成为东夷诸国中最大的国家。
季札在徐国受到热情的招待。徐国的国君与季札一见如故，多次宴请季札，一再留他多住几天。据说，季札有一把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但是一直不敢说出口。季札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但是考虑到自己还要出使中原各国，必须要有符合身份的佩剑，只好装作不知道，打算回国的时候再送给徐君。
季札正式访问的第一站是鲁国。
吴国和鲁国都是姬姓后裔。鲁国地处中原，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大国；吴国蛰居江南，与世隔绝，直到寿梦年代才与中原有所往来。在心高气傲的鲁国人看来，吴国是比楚国还蛮荒的国度，吴国人到鲁国来，就是来学习文化，接受再教育的。
叔孙豹代表鲁襄公接待季札，两个人聊了一上午，叔孙豹惊喜地发现，这位来自蛮夷之地的年轻人，不但知书达理，才思敏捷，而且具备一种在鲁国人身上极其罕见的朝气。
“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当两个人谈得入巷，大有相见恨晚之际，季札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但讲无妨。”
“那我就直说了。”季札坐直了身子，“您恐怕难以善终！因为您心地善良，却不善于识人，看不透人间的善恶。我听说，君子必须善于择人，您以鲁国宗卿的身份担当国政，不慎重选拔人才，怎么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呢？我担心您因为用人的问题而遭受祸害。”
听到季札这样批评叔孙豹，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叔孙豹的脸色也变了一下，但很快掩饰过去，对季札说：“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会注意的。”
叔孙豹表现得很有风度，却不知道季札这番批评的话，不只是肺腑之言，而且是有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这件事，以后还会讲到，在此不提。
季札在鲁国访问，向鲁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想观赏一下鲁国的周乐。这个要求提得很对路。一个聪明人，如果去朝鲜访问，主动向主人提出要看“阿里郎”，主人肯定会很高兴，夸奖他识货；鲁国人历来以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自豪，周乐则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季札这个要求一提出，鲁国人便乐了，二话没说，为他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
一开始演唱的是《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两篇，这也是《诗经》的开场白，自古以来被列于《诗经》之首。从篇名上看，《周南》和《召南》是赞美周朝初年周公旦、召公奭的文治武功，说他们将周朝文化自北向南广泛传播，从泾渭流域到江汉平原，都建立起了牢固的统治。
季札听得如痴如醉，时而低眉沉思，时而击节轻和。是啊，那是姬姓子孙引以为荣的年代，周武王在周公旦、召公奭等人的辅佐下，长戈一挥，将貌似不可一世的商王朝击得粉碎。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姬姓子孙被封到各地去建立国家，加上周公旦和召公奭的苦心经营，周文化在中原大地乃至蛮荒之地上迅速传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牢固地树立在人们心中……
一曲终了，季札似乎仍然沉浸在音乐的美妙意境中，半天才睁开眼睛，感叹道：“太美了！王朝这就奠定了基础，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臣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没有任何怨言。”
陪同观看演出的鲁国人都在想：咦，看不出这个南方来的蛮子竟然精通音律，点评得很到位嘛！他们对于吴国的轻视之心，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所收敛了。
接下来演唱的是《邶风》《鄘风》和《卫风》。邶、鄘、卫都是周朝初年在原来商朝王畿建立的姬姓国家，被称为“三监”，用于监视商朝的旧贵族。后来邶、鄘两国背叛，周公旦平定叛乱后，将两国领土并入卫国，所以《邶风》和《鄘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卫风》的一部分。
季札听完这一段，再度发表点评意见：“美而渊深，虽有忧虑，但是并不困窘，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品德就是这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刚演奏的就是《卫风》吧！”卫康叔是卫国的首任君主，卫武公则是春秋初年的人物，在平定犬戎之乱和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季札此言一出，鲁国人对他就不只是不敢轻视，而是刮目相看了。
接下来演唱了《王风》，这是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城雒邑地区的乐曲。季札又评价道：“太美了！虽然有些忧思，但仍然有先王遗风，无所畏惧。这恐怕是王室东迁之后的音乐吧！”
又听了《郑风》，季札说：“不错！但是琐碎得过分了，老百姓恐怕接受不了，这恐怕是国家将要先灭亡的音乐！”
再听《齐风》，季札赞赏道：“美好而宏大，这是泱泱大国的音乐啊！能够作为东海各国表率的，只能是姜太公建立的国家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
接着听《豳（bìn）风》。豳是周民族早期建立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夏朝的时候，周人的先祖公刘逃到戎狄部落，在那里聚族而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受到百姓的拥戴，建立了豳国。《豳风》是周朝建立之后，后人怀念公刘的功德所作的乐曲。季札感叹道：“美好啊！博大啊！乐而不淫，这应该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吧！”
接下来是《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了。夏就是大，而且大到极致了，这恐怕是我周朝的旧乐。”古人以西方为夏。比如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可为一证；东晋的时候，赫连勃勃占据今天的内蒙及陕西等地，国号为大夏；宋朝的时候，元昊在今天的宁夏一带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亦可为证。而在春秋时期，河南、陕西一带的语言中，“夏”与“大”同义。秦国在西方，当时占有的土地是周朝建立之前的周人旧地，所以季札有此一说。
听到《魏风》，季札评论：“这粗犷的音乐，竟然不失温婉，再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再佐以美好的品德，这就是所谓的明主了。”
听到《唐风》，季札评论：“考虑得很深沉啊！这恐怕是尧的后人。不然的话，为什么有这样遥远的忧思呢？如果不是祖上有美好的品德，谁又能像这样？”
听到《陈风》，季札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这个国家没有主心骨，难道还能够长久吗？”不幸被季札言中，六十五年之后，陈国为楚国所灭。
再往下听桧国和曹国的音乐，季札就不发表评论了，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太微不足道，他也懒得浪费口水。后来鲁国人又演唱了《小雅》，季札听完，说：“太好了，虽然有所忧虑，但是没有三心二意，怨恨而不表露于语言，恐怕是我周朝国运衰微时的乐章吧。唉，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牢记着自己是先王的遗民啊！”
接下来是《大雅》。《大雅》和《小雅》都是宫廷的音乐，季札说：“真是宽广而和美的音乐啊！听起来抑扬顿挫，然而又不失刚健，这是我们先祖周文王的品德！”
再听到《颂》，季札说：“这已经是到达顶点了，正直而不倨傲，委婉而不低贱，亲近而不侵夺，远离而无贰心，即使被流放也不邪乱，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快乐而不放纵。这美好的品德，施行起来没有匮乏，宽大而不自夸，让百姓受益而无所损耗，收获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滞，行动而不流荡。五音协调，八风和谐，节奏有度，排列有序，这都是盛大的品德所共同体现的！”听到这一评论，在场的鲁国人都向季札行注目礼。因为《颂》有《周颂》《商颂》和《鲁颂》，都是宗庙中使用的乐曲，季札将鲁国的宗庙音乐与商、周的宗庙音乐相提并论，赞扬了鲁国的盛大品德，自然让鲁国人心生感激之情。
这场音乐会历时长久。演唱结束后，又表演了舞蹈。开始是《象箾》和《南籥》，这是一种手持乐器和羽毛边奏边跳的舞蹈，用来歌颂周文王的功德。季札看了之后说：“确实是美！然而有所缺憾。”周文王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那一天，所以有所缺憾。
接着表演了《大武》，这是歌颂周武王的舞蹈。季札评论：“太好了，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接下来是《韶濩》，乃是纪念商汤的舞蹈。季札说：“像圣人那样宏大，尚且有所惭愧，可见当圣人也不容易啊！”商汤消灭夏桀，虽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也是以下犯上，所以季札有此一说。
看到赞颂大禹的《大夏》时，季札说：“太美好了，勤劳而不自以为功，除了禹还有谁能做到呢？”
接下来是歌颂舜的《韶箾》。季札聚精会神地看完之后，站起来说：“功德已经到达顶点了，太伟大了！有如上天的覆盖无边，又如大地的无所不载。就算再有什么盛大美好的品德，也不可能超过它，就到此为止吧（观止矣）！如果还有其他音乐，我也不再欣赏了！”
现场鸦雀无声。这本来也是鲁国人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当天演出的高潮部分，有如贝多芬第九乐章最后的大合唱，无以复加。季札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精当的点评，征服了心高气傲的鲁国人，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延用数千年的词汇——叹为观止。
到此为止，满足了，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永无止境。
季札结束在鲁国的访问，又去了齐国。他在齐国认识了晏婴，两个人惺惺相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您赶快将封地和权力都交还给国君，无地无权，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季札对晏婴说。
“哦？”
“依我之见，齐国目前政局并不明朗，在尘埃落定之前，恐怕动乱不会停歇。”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晏婴回去仔细一想，觉得季札说得有道理，没过多久就通过陈无宇将封地和权力交还给公室。季札料事如神，十二年后，齐国发生“栾、高之乱”，晏婴因为无权无地，得以置身事外，幸免于难。当然，这也是后话。
离开齐国后，季札来到了郑国，与子产一见如故。作为见面礼，季札送给子产一条白绢大带，子产回赠他一件麻布衣服。绢是吴国的特产，麻布则是郑国的特产，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古人重情轻物，由此可见一斑。
郑国的首席执政官公孙舍之于不久前去世，他的儿子罕虎接任首席执政官，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良霄排名第二，子产居于第三位。季札再一次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子产说：“良霄为人奢侈，行为不检点，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到时候郑国的政权必将移交到您手里。您如果当政，一定要慎之又慎，依礼行事，否则郑国就要败亡了。”
接着季札到了卫国，与蘧瑗、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打得火热。
关于蘧瑗这个人前面已经介绍过，是孔夫子极为欣赏的一个人，在此不再赘述。
史鱼则以直言不讳而闻名于世，孔夫子评价他“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思是不管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史鱼都能像箭一样正直。
公子荆被认为是知足常乐的典范，孔夫子谈到他，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一点家业，便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增加了一些，便说“差不多完备了”，相当富足了，便说“这可真是富丽堂皇啊！”
公叔发也与孔夫子有些渊源。有一次孔夫子向别人问到公叔发：“听说他老人家不爱说话，不爱笑，不贪婪，这是真的么？”那个人回答：“这是误传啊！他是该说的时候就说，该笑的时候笑，该拿的时候才拿，别人都不觉得讨厌。”
“卫国多君子，应该不会有什么祸患。”季札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后，下了一句定论。
季札从卫国前往此次中原之行的最后一站——晋国。途经戚地的时候，他打算在戚地住宿一晚。戚地原本是卫国孙林父世袭的领土，公元前547年，孙林父投奔晋国，戚地因此被并入晋国。季札正准备住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钟鼓之声。他惊奇地说：“我听说，那些发动叛乱而没有德行的人，必然受到诛戮。这位老先生就是在这里得罪了自己的国君，本来应该害怕还来不及，为什么还有心情寻欢作乐呢？”
孙林父从别人那里听到这话，到死也不敢再听音乐。
抵达晋国之后，季札拜访了晋国的各位大臣，对赵武、韩起、魏舒三人特别有好感，说：“晋国的政权恐怕将要落到这三家手里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后来瓜分晋国的正是赵、魏、韩三家。
季札一路走，一路点评各国政治与人物，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为卿大夫们提供参考意见，扎扎实实当了一回春秋时期的政治麦肯锡①，而且是免费的。离开晋国的时候，他还对叔向说：“请您努力工作吧！你们的国君奢侈，但臣子们很优秀，大夫们也很富有，长此以往，政权就会由公家转入卿大夫之家。您喜欢直言不讳，以后说话之前一定要三思，以免惹祸上身！”
季札回来再度经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已经去世。他跑到徐君的墓地祭拜，并将自己的佩剑取下来挂在墓前的树上。
手下人说：“徐君都已经死了，还用得着这样做吗？”
季札伤感道：“话不是这样说，我一开始就想过要送给他，岂能因为他死了就改变心意？”
良宵的覆灭：酗酒误事
公元前544年夏天，郑国的“当国”公孙舍之去世。
前面介绍过，按照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这一代，就不能再跟“公”字挂钩了，要由国君赐给一个氏号，自立门户，称为“赐族”。一般而言，国君赐给的氏号就是其祖父的字。以公孙舍之家为例：
公孙舍之的父亲公子喜，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罕。公孙舍之的儿子名叫虎，即被赐以罕氏，历史上称为罕虎。
郑国的政权结构异于他国，国君之下，除了“当国”，还有“执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若以企业而论，大致是这样：国君相当于股东，当国是董事长，执政则是总经理。虽然谈不上三权分立，但多少还有些制衡作用。
公孙舍之死后，罕虎子承父业，成为了郑国的当国。这位罕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上台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据《左传》记载，那时候，上一年度中原的饥荒仍在蔓延，宋、郑两国的灾情尤为严重，天天都有人饿死。罕虎命令打开仓库，给全国的老百姓免费发放救济粮，标准为每户一钟（约一百五十斤）。而且，他还很谦虚地告诉大家：“这其实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先父的遗愿，我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他老人家的命令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罕虎的聪明之处。放粮本来就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这样一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拥护他；郑简公和同朝的各位卿大夫也不会觉得他太过锋芒毕露，不会对他产生多余的戒心；更重要的，他维护了父亲的面子，也就维护了家族的面子，使得罕氏家族在郑国的威望直线上升。朝野之间甚至出现这样的议论：郑国的“七穆”，罕氏恐怕将是最后灭亡的。
所谓七穆，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传下来的强权家族，在当时分别是罕氏的罕虎，驷氏的驷带，国氏的子产，良氏的良霄，游氏的子大叔，丰氏的公孙段，印氏的印段。其中罕虎以当国的身份排名第一，良霄以执政的身份排名第二，子产排名第三。这些人不是郑穆公的孙辈，就是郑穆公的曾孙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然而在罕虎当国的年代，却祸起萧墙，发生了反目成仇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年前。
公元前562年，当时是驷带的祖父公子騑当国，郑简公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获释。
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发泄和报复。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之后，晋国的赵武接见郑国的七穆，要求大家赋诗，别人都是歌功颂德，唯独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当着赵武的面讽刺郑简公品行不良，不配当国君，搞到连赵武都听不下去，只好装傻敷衍。
公孙舍之当国期间，良霄当上了执政。人说穷酸刻薄，富贵宽容，在良霄那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位的上升不但没有使他忘却当年被楚国人囚禁的屈辱，反而使得他的报复心愈来愈强烈。公孙舍之在世的时候，良霄还有所顾忌，不敢乱来，等到公孙舍之去世，他料定罕虎当国未久，立足未稳，必定不敢太约束他的行为，便决定对公子騑的后人展开报复。
公子騑字子驷，因此其后人以“驷”为氏。公子騑早已于公元前562年冬天去世，继承家业的是其长子公孙夏。而公孙夏亦于不久前去世，将家业传给了儿子驷带，并嘱托其弟弟公孙黑辅佐驷带。
公元前544年冬天，良霄在朝会上提出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
公孙黑不愿意去，说：“楚国和郑国刚刚交恶，派我去出访楚国，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平心而论，公孙黑这个借口找得并不高明，谁都知道，郑简公前不久才亲自去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两国的关系即便不算亲近，也绝不至于是交恶状态。现在去楚国，谈不上任何危险。良霄如果心无杂念，很容易戳穿公孙黑的借口，逼他乖乖就范。但是很显然，良霄肚子里的火已经憋得太久，只要轻轻一碰，就爆发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们家世代都是办外交的行人①，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凭什么不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驷氏家族世代为卿，公子騑曾任当国，公孙夏在众卿中排名也不低，即便是公孙黑，也好歹算个“卿”，怎么会是世代办外交的行人呢？大伙惊诧之余，不由得都将目光转向了公孙黑，看他有什么反应。
“外交的事，可以去就去，有危险就不去。”只听见公孙黑冷冷地说，“什么世代办外交，先父当国的时候，您才是办外交的行人吧？”
良霄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冒火，死死盯住公孙黑：“你难道想抗命吗？”
公孙黑也“刷”地站起来，手按剑柄：“没错，我就是要抗命，你能将我怎么样？”一脚踢翻桌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朝堂。
良霄气得浑身发抖。
良霄和公孙黑的这次冲突，史称“良驷之争”。事情发生后，郑国的卿大夫们纷纷出面调和，希望这件事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同年十二月，在众人的斡旋下，良霄和公孙黑握手言和，并在良霄家里举行了盟誓。
然而，表面上的把酒言欢不能掩盖内心的剑拔弩张。当时在良霄家里见证会盟的诸位大夫中，有一个名叫裨谌的就私下对好朋友然明说：“虽然结盟了，但它有什么用呢？《诗》上说，君子动不动就结盟，祸乱因此而滋生。现在我们这样做，也是滋生动乱的做法啊！我悲观地估计，这一轮动乱恐怕要三五年才能结束。”
“是啊！”然明也忧虑地说，“依你之见，如果动乱的话，国家的政权将落到谁手上呢？”
“好人取代坏人，这是天命所归，除了子产还有谁？”裨谌很直接地回答，“就算是按部就班，也该轮到子产了。选择这样的好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连老天也为子产扫除了障碍——伯有（良霄字伯有）失魂落魄，子西（公孙夏字子西）又已经去世，除了子产还有谁？老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这次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国家还有希望。否则的话，郑国就将灭亡啦！”
公元前543年春天，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晋国。叔向问起郑国的政局，子产回答说：“我也说不准，形势不明朗，今年应该有一个结果了。驷氏和良氏正在明争暗斗，不知道怎么调和。”
叔向说：“我听说不是已经调和了吗？”
子产说：“伯有奢侈而又倔强，子皙（公孙黑字子皙）又好居人上，两个人互不相让，就算表面上和好，内心却不服气，乱局很快就要来临了。”
同年四月，由于对“驷良之争”感到忧心忡忡，郑简公亲自出面，将朝中的卿大夫都叫到一起举行盟誓，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和平共处。此举的出发点自然是好的，然而也暴露了郑国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有人这样评论：连国君都参与大夫会盟，郑国的祸乱为时不远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郑国上下都处于一种不安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事情的当事人——良霄却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冷静。
所谓出人意料的冷静，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大智若愚，要不就是真的蠢到了家。良霄显然是属于后者。
《左传》记载，良霄有一个爱好：酒。他不是一般地爱酒，而是嗜酒如命。按照周礼的规定，天黑之后，卿大夫是不能饮酒的，否则就是骄奢淫逸的行为。良霄当然不能忍受这样一条规定，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家里建造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晚上躲在地下室里饮酒作乐，而且往往是通宵达旦，乐而忘返。
据说有一天早上，各位大夫按惯例先到良霄家里朝见，准备在他的带领下一起去朝见国君。碰巧良霄前天夜里喝得高兴，酒宴持续到天明还未结束。大伙等到日上三竿，看不到良霄，就问他的家臣：“执政呢？”
回答很幽默：“我家主人正在山谷里呢！”
正在这时，地下隐隐传来钟鼓齐鸣之音。大伙儿面面相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都打着哈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去了。”于是也不上朝，各自回家。
第二天，良霄倒是起得很早，跟着大伙一起来到公宫朝见了郑简公。说了没几句话，良霄又提出：公孙黑出使楚国那件事，怎么还没有落实？
此言一出，公孙黑“刷”的一声就站了起来，在场的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郑简公的脸也黑了，他心里想，大伙为了调和良、驷两家的矛盾，光是结盟都搞了两次，连我这个国君都屈尊去为你们劝架，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样局面。你倒好，一大早就满嘴酒气，坐都坐不稳，就提什么“出使楚国”，嫌天下不够乱是么？
良霄却没有注意到众人脸色的变化，打着酒嗝继续胡言乱语。散朝回到家里，又一头钻进地下室，继续喝酒。
喝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当天夜里，良霄喝得酩酊大醉。恍惚之中，他似乎见到了自己的爷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去疾。公子去疾字子良，所以他的后人以“良”为氏。在郑国的历史上，公子去疾是一个广受尊重的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郑灵公死后，人们本来要推选他为国君，被他坚决推辞，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公子坚，也就是后来的郑襄公；第二，郑襄公上台后，想将包括七穆在内的所有穆族兄弟驱逐出境，是公子去疾据理力争，才没有那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公子去疾，就不会有今天的郑国七穆，这也是良霄一直引以为傲的。良霄看到公子去疾，连忙跪起来，想向他行礼，不料酒后身体失去平衡，刚跪起又瘫倒下去。公子去疾脸色冷峻，长叹了一声，嘴角微动，对良霄说了几个字。良霄没有听清，连滚带爬来到公子去疾的跟前，一把抱住他的衣服的下摆，却抱了个空，这才发现公子去疾原来是没有腿的。良霄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得魂飞魄散，再看公子去疾的脸，已经变成了惨绿色。那张清瘦而骇人的脸上写满了悲伤，而嘴里分明在说着什么。这回良霄听清楚了，公子去疾说的是：“快跑吧孩子，不要再回来了！”
接着良霄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经过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场，然后又被扔到一辆颠颠簸簸的马车上。马车快速奔驰，有好几次差点将他颠下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满天的繁星。
“这是在哪？”他愕然问道。
“雍梁。”耳边响起了家臣的声音。
他猛地坐起来，四周寂寥，一片漆黑，显然是在旷野之中。依稀能看到十几名家臣围坐在他身边，手持刀弓，保持戒备的姿态。
“雍梁？”良霄脑子里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他知道这是一个离新郑约四五十里远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公孙黑突然发难，带着驷氏族兵攻袭我们，放火烧毁了良府，我们把您从地下室抬出来，就跑到这里来了。”家臣如实回答。
“啊！”良霄大叫一声，“公孙黑公然袭击执政府邸，难道没有人制止他？”
“朝中列位卿大夫，恐怕都在暗中支持公孙黑吧，否则的话，他也不至于胆大包天。”家臣说。
“什么暗中支持，分明是全力相助！”另一位家臣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围攻我们的不仅仅是驷氏族兵，还有其他家族的人？”
“那国君呢！国君难道也支持他？”良霄急忙问道。
“只怕也是。”
良霄颓然坐倒，好半天才问：“罕虎有没有派人参加？”
家臣们互相交头接耳了一阵，明确告诉他：“没有看到罕氏族兵。”
“那就好办了。”良霄露出一丝欣喜的神色。他心里想，罕虎没有参与攻打他，说明罕虎并不支持公孙黑，这就意味着罕虎还站在他这边，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
他带着家臣们逃到了许国。很快他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的。
罕虎对良驷之争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良霄逃亡的第二天，郑国的卿大夫们会聚一堂，商量善后的事宜。罕虎这样表达了他的意见：“古人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已经灭亡的事物，干脆清扫干净，不要留残渣余孽；仍然存在的事物，我们就来巩固它。这就是国家利益的所在。七穆本是同气连枝，伯有过于骄奢，与兄弟之族离心离德，所以才有此下场吧。”言下之意，良霄的逃亡，多半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从国家的稳定起见，就让他去吧！
从客观上讲，良霄的逃亡，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子产。他在郑国众卿中已经排名第三，良霄一走，他就排名第二，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执政了。有人向子产建议，目前驷氏风头正劲，而且罕氏、驷氏和丰氏本是一母所生，势力强大，不如主动向这三家靠拢，结为政治同盟。
子产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反驳说：“我难道跟他们是一伙的吗？国家的祸乱，谁知道怎么去平息它？如果主持国政的人正直而强有力，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我啊，还是姑且在这乱世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吧！”他亲自带人收敛了良霄家里死难者的遗体，没有参加当天的朝会就出走了。印氏家族的印段为子产的气节所感动，也跟着他一起出走。
正在开会的罕虎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去劝阻子产，有人感到不理解：您不是说走了的就让他走吗，子产既然不愿意跟着您，为什么不让他走？
“这个人对死人都能保持尊重，何况对活人呢？”罕虎说着，离开了会场，亲自驾着马车去追子产，并且向子产保证，只要他在世一天，就会保证子产的安全。
对于子产来说，出走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很快接受了罕虎的好意，于第二天回到新郑，印段则迟一天返回，两个人都来到公孙黑家里，与众位卿大夫举行盟誓，认可了公孙黑攻击良霄的行为。几天之后，郑简公在宗庙与卿大夫盟誓，后来又在新郑的城门外与首都的居民盟誓。良驷之争以公孙黑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事到如今，良霄对形势的判断仍然过于乐观。他的反攻来得很快，也很有创意——逃亡之后的第十三天，他带人从新郑墓门（卿以下人士出殡专用之门）的排水沟潜入新郑，在驯马师羽颉的帮助下打开了当年郑襄公的武库，取出兵器盔甲将自己武装起来，进而攻打旧北门，企图控制整个新郑。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带发动首都的居民抵抗良霄的入侵。两边都派人去拉拢子产。子产说：“兄弟之间闹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无话可说。老天帮助谁，我就听谁的！”其实也就是坐视不理，保持中立的态度，由得他们去了。
战斗的结果，良霄这方一败涂地，良霄本人也死在新郑的牲畜交易市场上。
回想起来，十一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4年，郑国的公孙趸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大夫公孙挥与裨灶清早起来商量丧事，路过了良霄家门口，看见他的门上长了狗尾巴草。公孙挥开玩笑地问裨灶：“你算算，伯有死的那天，这狗尾巴草还在么？”当时木星正好在“降娄”的位置，也就是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座，降娄还在天空的中部，天就已经大亮了。裨灶掐指一算，指着降娄说：“还可以等木星再绕一周，不过伯有活不到木星再到这个位置就是了。”公孙挥当时不信，等到良霄被杀，果然木星正在“娵訾”的位置，还要到下一年才能抵达降娄。
子产听到良霄死讯，跑到现场给良霄穿上礼服，伏在尸体上大哭了一阵，然后命人将良霄埋葬在斗城。驷带和公孙黑对子产的举动十分不满，打算将子产一并除去。罕虎知道之后勃然大怒，训斥他们说：“礼，就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杀死有礼之人，国家也就垮掉了！”才打消了他们的念头。
后人很容易指责子产置身事外，不负责任，独善其身。但我认为，在乱世之中，保持沉默、坚守道德底线以及给予失败者尊严，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要知道，那些动不动就参与到乱世纷争之中，胡乱给世界开药方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始乱终弃之徒，最终带给世界的不过是更绵长的祸乱。
日薄西山的晋国霸业
公元前544年夏天，中原的饥荒尚未结束，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鲁国的仲孙羯、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子大叔、公孙段以及曹、莒、滕、薛、小邾等十一国大夫各自带着工匠来到今天山东省安丘县境内，为杞国修筑城墙。
杞国姒姓，据说是大禹的后裔，因为长期与东夷地区的少数民族混居，沾染了东夷的风俗，渐渐为中原诸国所排斥。从历史的记录来看，鲁国人就很瞧不起杞国人，如公元前633年春天，杞桓公来到曲阜朝觐鲁僖公，不自觉地使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没有搭理杞桓公。而鲁国的史书《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
十一国大夫为杞国修城，当然不是为了学雷锋。《左传》解释得很明白：“晋平公，杞出也。”也就是说，当时的霸主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的公主。因为这一层关系，晋平公想对自己的外公家好一点，便派荀盈召集各国大夫为杞国修城。各国大夫凑到一起了，就难免发点牢骚。卫国的世叔仪见了郑国的子大叔就抱怨：“为了外公家修城而动员诸侯，这也太过分了！”子大叔苦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晋侯不担心周朝亲戚的困窘，反而费力去保护夏朝的遗老遗少，他迟早会抛弃姬姓诸国，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听说，置同姓于不顾而亲近异姓，这叫做离德。他连姬姓亲戚都抛弃了，还会有谁来归附晋国呢？”
牢骚归牢骚，工作还是得做。在十一国诸侯的努力下，杞国的城墙很快就修好了。晋平公很高兴，派士鞅专程前往鲁国表示感谢，但同时又派司马女齐跟着去鲁国交涉，要求鲁国归还原来侵占的杞国土地。可以想象，女齐的差使很不好办，鲁国人象征性地归还了部分土地，就将女齐打发回去了。
晋平公的母亲很不满意，对晋平公说：“女齐这家伙办事不力，先君如果泉下有知，必定不会认同他这种做法！”
晋平公将这事告诉了女齐。女齐说：“她要是这么说，我就彻底无语了！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这些小国家，都是姬姓，跟我们晋国是同宗，我们尚且吞并了它们，晋国才得以强大。大国如果不侵略小国，还能在哪里取得土地？自晋武公、晋献公以来，晋国吞并的国家多了去了，难道我们还要向谁去归还它们的土地吗？杞国是夏朝的后裔，风俗也接近东夷；而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长期以来跟晋国和睦。要我说，就算把杞国封给鲁国也没什么不可以！鲁国对于晋国，贡品从不缺乏，珍品按时送到，公卿大夫接踵前来朝觐，史官从来没有中断过记载，国库没有一个月不收到鲁国的贡品。人家做得够意思了，何必损害鲁国的利益来增肥杞国？假如先君泉下有知，宁可派夫人去办这差使，哪里用得着老臣我啊！”
古代妇女足不出户，更不会去办外交。女齐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先君想必也不会赞同夫人的做法。
同年六月，杞文公来到曲阜答谢鲁襄公。《春秋》记载：“杞子来盟。”这也是鲁国人惯用的精神胜利法：人家明明是伯爵，故意要写成子爵，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公元前543年二月，晋平公的母亲在新田接见了为杞国筑城的民工，并招待他们吃饭。堂堂国母屈尊接见下人，自然不是为了亲民，而是为了继续给娘家杞国抬身价。在这次与民同乐的宴会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个参与筑城的绛县老头，头发胡子全白了。按照周朝的传统，城市居民年过六十，农村居民年过六十五，就不用再承担服徭役的义务。这个老头看起来实在是太老了，有人怀疑他已经是超期服役，便问他的年龄。老头回答：“下臣是小人，不知道怎么记录年龄。只记得我出生的时候，是正月初一甲子日，到现在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了，最后一个甲子日到今天正好二十天。”
在场的官吏掰着手指头算了老半天，也算不出老头究竟多少岁。在那个年代，数学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对一般人来说，加减乘除恐怕比相对论还难。官吏们没办法，只好跑到宫里去请教。晋平公的乐师、瞎子师旷沉默了片刻，说：“这是鲁国的叔仲惠伯在承筐会见我国的郤缺的那一年。这一年，狄人攻打鲁国，叔孙得臣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狄人部落的酋长侨如，并且用侨如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这样算来，老人家已经有七十三岁了。”
赵武问起老头县里的大夫是谁，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家臣。他赶快命人把老头请过来，向老头道歉说：“赵武不才，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由于晋国多有忧患，没有尽早发现您，让您辛苦劳作得太久了，这是我的罪过。”言毕恭恭敬敬地朝老头下拜，说：“因为本人无能而造成失误，谨此向您表示歉意！”打听到老头没有儿子，便提出要老头出来当官。
老头也被自己的年龄吓了一跳，他心里想，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把年纪了还做什么官呢？于是向赵武叩头致谢，说自己年龄太大了，官就不做了。赵武也不强求，赏给了老头一些土地，当场任命他当了绛县的“县师”，专门负责办理免除徭役的事务，而且撤去了征发老头服役的地方官吏的职务。
当时鲁国的使者正好在新田，目睹了这件事，回国便告诉了诸位卿大夫。
因为修筑杞城和归还杞国土地两件事，鲁国人已经对晋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听完使者的汇报之后，季孙宿感叹：“晋国还是未可轻视啊！有赵武主持国政，有士匄担任辅佐，有史赵、师旷可以咨询，有叔向、女齐做国君的顾问。他们朝中的能人和君子有不少，哪里能够轻视，还是尽心尽力侍奉他们吧！”
同年五月，宋国的首都商丘发生了一场大火，大庙和公宫都被焚毁。对于本来就遭受了饥荒的宋国来说，这场大火无疑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说起来这场大火是有预兆的。火灾发生前几天，宋国的宗庙中突然传出几声怪叫：“嘻嘻，出出。”卫兵们将宗庙搜遍，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既而亳社（宋国的社稷之庙）里传出鸟的怪叫，仔细听起来，好像也是“嘻嘻”。到了五月初五日，火灾便发生了。
火灾中丧生的最尊贵人物是宋共公的夫人伯姬。这位来自鲁国的公主于公元前582年嫁到宋国，六年之后守寡，至此已有三十四年。火灾发生的时候，伯姬完全有机会逃生，但是为了等待自己的保姆，她坚持呆在房间里，结果被活活烧死。
所谓保姆，不是洗衣做饭的仆人，而是帮助贵族妇女“正其行，卫其身”的嬷嬷。关于这件事，《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的说法大同小异——伯姬的房间失火，左右都劝她赶快逃生，伯姬说：“妇人的规矩，保姆不在，晚上不得外出！”命人传保姆过来。保姆还没到，大火烧垮了房屋，伯姬死于非命。好一个古板固执的妇人！
《左传》评论这件事，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写道：“伯姬奉行的是大闺女而不是妇人的守则。大闺女应该等待保姆，妇人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嘛！”
然而《谷梁传》《公羊传》以及《列女传》对伯姬的评价甚高，将她当成了舍生取义的代表，大有“烧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意。这也真是滑稽。想想看，伯姬守寡都守了三十四年，至少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难道还要像个小姑娘那样，不带保姆就不能出门？
宋国的火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年十月，晋的赵武、齐国的公孙虿、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大夫在澶渊开会，商量帮助宋国灾后重建的有关事宜。在赵武的号召下，大家纷纷表示愿为宋国的火灾买单，给宋国捐赠钱财。这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在《春秋》记载中，上述人物都没有留下名字，仅仅以“晋人、齐人、宋人……”代替。《左传》对此解释，他们确实开了会，而且会议开得很热烈，也很成功，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表的态也表了，只不过回去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给宋国捐过一个铜板，所以不写他们的名字，以示不屑。
澶渊之会虎头蛇尾，说明晋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弭兵会盟使得晋楚争霸的压力骤然消失，晋国上下都荡漾在一种安逸的情绪之中，早就没了那种雷厉风行的威势，对于国际事务的管理，也就没那么认真了。
从澶渊回国，叔孙豹对仲孙羯说：“我看赵武的日子不长了，说起话来见识很短，不太像是百姓的主人。而且他年纪不到五十，但是絮絮叨叨好像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很难长久啦！如果赵武死了，接替他的恐怕是韩起吧。您何不去跟季孙宿商量一下，趁早与韩起建立友好关系？这个人是个君子，执政之后，自不会忘记鲁国的好处。”
仲孙羯皱了皱眉头：“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叔孙豹说，“据我观察，晋国的国君将要失去权力了，如果不及时建立友好关系，让韩起早点为鲁国做些工作，不久之后政权旁落到那些贪得无厌的卿大夫手里，就算韩起想帮也帮不了咱们了。到那时，齐、楚两国不足以依靠，鲁国又难以满足晋国大夫的无厌需求，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仲孙羯不耐烦地说：“人这一生能活多久？得过且过就行了。早晨出门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何必去建立什么友好关系？”
叔孙豹出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仲孙羯快死了！我告诉他赵武得过且过，但是他的得过且过的程度还远远超过赵武！”他干脆直接去找季孙宿说这件事，季孙宿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叔孙豹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此暂且不提。
同年六月，在位三十一年的鲁襄公去世。《春秋》这样记载：“公薨于楚宫。”鲁国的君主为什么会死在楚国的宫殿中呢？别误会，这个楚宫只是按照楚国的风格建设的宫殿，位置还是在曲阜，并非真是楚国的宫殿。前面说过，公元前545年到公元前544年之间，鲁襄公因为参加楚康王的葬礼，在楚国逗留了大半年。这半年的客居生活使得他对楚国的宫廷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曲阜之后，他就命人仿照楚国的样式在曲阜兴建了一座宫殿，并且搬到了里面去住。叔孙豹对此颇有微词，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咱们的国君看来是想念楚国了啊，所以盖这样一座宫殿。他如果不再去到楚国，必然会死在这座宫殿中。”叔孙豹这张乌鸦嘴也真敢说，一会儿说赵武要死，一会儿说仲孙羯要死，连鲁襄公也不放过，分明就是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嘛！
鲁襄公没有立夫人，生前宠爱一个名叫敬归的小妾。他死后，大臣们一致决定立敬归的儿子子野为新君。但是子野无福消受，还没等到鲁襄公下葬，便由于悲伤过度而去世。
子野去世仅仅六天，仲孙羯果然应验了叔孙豹的预言，在自己家里无疾而终。
后来季孙宿又提议立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裯（chóu）为君。叔孙豹对此有异议，他说：“大子死了，如果有同胞兄弟，自然应当立他；如果没有，就立年长的；年纪如果相当，就选择有贤能的；如果贤能相当，就通过占卜来选择。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现在死去的并非嫡子，何必非要立他母亲的妹妹的儿子？再说，我观察这个人，父亲死了并不悲痛，反而有喜悦的神色，这是不孝。不孝之人，很少不出乱子。假如立了他，日后恐怕会成为季孙家的忧患。”季孙宿听不进意见，还是立了公子裯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昭公。这一年，鲁昭公已经十九岁，在当时已经是成人了，但是行为举止还像小孩子一样轻佻。即便是在鲁襄公的葬礼上，他也表现得差强人意，三次更换丧服，三次都将丧服弄脏，让所有来宾都大跌眼镜。
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传统，鲁襄公于公元前542年10月入土为安。就在同一个月，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了晋国。
如果是在弭兵会盟之前，晋平公肯定会对郑简公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现在不同了，整个晋国都处于一种懒洋洋的状态，晋平公也不再热衷于国际事务，他甚至懒得接见郑简公，随便派了个使者来到宾馆对郑简公说：“寡君因为鲁国有丧事，不能接见任何人。”
这算是什么借口啊？郑简公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子产也愣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只能尊重晋侯的感情，不见就不见吧！”他和气地说，然后招了招手，换了一副严肃的神色，“来人，马上动手，给我把宾馆的围墙拆了，好安放车马！”
“什么？”晋平公派来的使者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数十名郑国武士已经冲到院子里，挥舞着镐锹，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您这是，您这是……”他看了子产一眼，接触到子产那凛然的神色，不由得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赶紧告辞退出，快马加鞭地离开了宾馆。
河南人的拆迁效率很高，半个时辰之后，士匄行色匆匆地来到宾馆，四面围墙基本上都拆得差不多了。
子产带着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表情接待了他。
士匄指着门外的断壁残垣：“你们这是干什么？敝国由于管理不善，盗贼横行，因此派人修缮楼堂馆所，故意将大门造得很高，围墙筑得很厚，就是为了不让贵宾们受到骚扰。现在您拆毁了围墙，虽然您的武士能够防备盗贼，但是让别的国家的宾客怎么办呢？寡君特意派我来请教拆墙的原因！”
问完这句话，士匄便下意识地挺直了身子，气沉丹田，严阵以待。子产的口若悬河，他是领教过的，不敢有丝毫怠慢。
“关于您提的问题，”子产清了清嗓子，“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郑国是个小国，不幸处于大国之间，大国对我们总是要求多多，而且没个准信，因此我们的国君不敢安居，挖地三尺地搜罗了全国的财富，前来贵国朝觐。（士匄感到一股怨气袭来）不巧贵国的办事人员忙于事务，无暇接见我们，而且也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接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敢献上财礼，又不敢让它们日晒夜露，害怕时而干燥时而潮湿导致货物腐朽。如果要将这些财礼送到贵国的府库中，必须经过在庭院中陈列的仪式，而贵国又没有任何安排，所以只好自作主张，推倒围墙，以陈列礼品。（士匄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听说，当年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宫殿造得非常低小，没有可以眺望远方的高台，但是把接待诸侯的宾馆修建得又高又大，好像现在君侯的寝宫一样。宾馆内部的库房马厩都被加以修缮，司空按时整修道路，泥瓦匠定期粉刷墙壁。各国的宾客来到，甸人（官名）点起火把，仆人巡视宫殿，车马各有安置，宾客的随从有人替代，车辆管理员为车轱辘加油，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晋平公就算再忙，也从来不让宾客耽搁等待，也没有听说他为此而荒废政务。他关心宾客的悲喜，时时加以安抚，对宾客不知道的事情加以教导，缺乏的东西慷慨周济。宾客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自在，哪里有什么忧患？不怕抢劫偷盗，也不怕干燥潮湿！（这一拳打得士匄眼冒金星）可是现在呢，晋侯的铜鞮宫（宫殿名）延绵数里，而前来朝觐的诸侯住的房子就好像奴隶宿舍，门口进不去车子，又不能翻墙而入。盗贼公然横行，传染病也趁机肆虐。宾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接见，如果还不拆毁围墙，就没有地方收藏财礼，那罪过就更重了。（又是一记老拳！）我小心翼翼地问您一句，到这里来有什么指示？听说晋侯因为鲁国的丧事而伤心，我们对此也是十分悲痛啊！如果您能够为我们引见一下，献上我们的财礼，我们马上修好围墙就回去，而且会记得您的恩惠，不敢有半点埋怨！”
子产说着，朝士匄深深地作了一个揖。士匄恰似刚刚回过神来似的，赶紧回礼，说：“您言重了，我马上回去转达您的意见。”说完整理好帽子，急匆匆地走了。
士匄回到宫中，将情况向晋平公如实汇报，晋平公哑口无言。赵武说：“人家说得有道理啊！我们确实做得很差劲，让诸侯住在这么破旧的院子里，这是我们的罪过啊！”请士匄回去向郑国君臣表示歉意。
第二天一早，晋平公便接见了郑简公，不但礼仪有加，而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慰劳他。郑简公临回国的时候，晋平公还回赠给他一大笔财礼，又派人重新修建接待诸侯的宾馆。叔向看在眼里，感慨地对家臣说：“看看，你们现在知道口才的重要性了吧！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都因他而得利。诗上说，辞令和睦，百姓团结；辞令动听，百姓安定。子产深谙此道啊！”
刚柔并济，扬长避短的政治纲领
回过头来说说郑国的事。
良驷之争以良霄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如前所述，从客观上讲，最大的赢家不是公孙黑，也不是驷带，而是一贯不瘟不火的子产。无论从政治声望上，还是从政治排名上，现在都应该轮到子产接替良霄的位置，成为郑国的执政了。
然而，当罕虎提出这一毫无悬念的动议时，仍然有一个人表示反对，那就是子产本人。他对罕虎说：“国家弱小，而且接壤大国，再加上各大家族势力庞大，受到国君宠爱者甚众，我很难治理好。您德高望重，管理有方，还是请您来吧！”
罕虎心想，这怎么行呢？我既做当国，又做执政，这不是坏了郑国的规矩吗？再说了，诚如你所言，郑国的形势很复杂，外有大国，内有豪族，那就更不能由我一个扛着，你得帮忙啊！他拍着胸脯说：“您放心好了，我会带个好头，带领大家都听从您的命令，我不相信还有谁敢冒犯您？请您好好辅佐国君吧，国家没有大小之分，只要小心应付大国，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子产再推让就显得虚伪了，他郑重接受了罕虎的提议，接任郑国的执政。
子产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丰氏家族的公孙段为卿。
前面说过，郑国的七穆之中，罕氏、驷氏和丰氏三大家族是由一母所生，关系相较其他四穆更为密切。加上罕氏当国，驷氏刚刚打败良氏，三大家族的势力如日中天。子产这样做，无疑是在向三大家族示好，希望以实际行动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要笑子产势利，政治就是各种势力磨合妥协的艺术，在宗法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想要办点事情，没有宗族势力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任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当宣读任命的太史来到丰府，公孙段郑重其事地说：“请您回去转告执政，鄙人才疏学浅，不敢担当此任。”太史开始认为这是一种程序上的客套，并未在意，也打着官腔说：“哪里哪里，您是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啊！”如此推来推去几次，太史才发现公孙段并不是客套，而是真心实意的不想当大官。“既然如此，那我就回去复命了。”太史说着，退出了丰府。
接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太史回到子产那里，刚把情况汇报完，公孙段的家臣就尾随而至，拉着太史的袖子说：“我家主人请您再回去宣读一次，他又改变主意了。”
“啊？”太史心里泛了老大一个嘀咕，这唱的是哪出戏啊？他看看公孙段的家臣，又看看子产，正在犹豫之间，子产说话了：“那就麻烦太史再去一趟吧！”
太史第二次来到丰府，将任命向公孙段又宣读了一次。“等等！”公孙段突然打断太史的话，“我考虑再三，还是不能接受任命。”太史差点跳起来，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强忍住怒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丰府。
子产听完太史的汇报，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他很快冷静下来，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公孙段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是刻意向世人表现他的谦逊，还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向他这个新上任的执政示威？如果是前者，那也未免表演得太拙劣；如果是后者，那就必须要引起重视了。正在思索之际，公孙段的家臣竟然又出现了！只见他支支吾吾地在太史耳朵旁边说了一阵，太史的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子产看在眼里，心里豁然开朗，也不待太史说话，朝着他点了点头，意思是：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去吧！
太史第三次来到丰府。这一次，公孙段没有再推脱，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跑到宫里向郑简公谢恩。这件事之后，子产对公孙段下了一个基本的定论：此人不可信任，必须严加防范。为此，子产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将公孙段在众卿之中的排名提升到第三，仅次于自己。这既是怀柔，又是加强监控，将公孙段紧紧控制在自己直接掌控的范围内，不让他有作乱的机会；
第二，每次派公孙段办事，子产都会主动提出，如果事情办得好，就赏给他一块土地。
对于第二点，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子大叔就是其中之一，他问子产：“国家是全部人的国家，您为何单单拿东西去赏赐他一个人？”
子产回答：“世界上哪有无欲无求的人？让他们满足欲望，然后才好去办事而取得成功。国事之成败，在于主政者如何用人，他们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啊。至于土地，那有什么好爱惜的，就算赏赐给他，又能跑到哪里去？”
子大叔说：“话虽如此，就怕四方的邻国对此有议论啊！”
子产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群臣的团结，而不是让他们互相分裂闹矛盾，邻国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我们的祖上曾经说过，安定国家，必先安抚大族。我执政未久，还是先安抚大族，再看他们的言行吧！”
说来也怪，公孙段接受了两次子产的特殊奖励，第三次便不敢接受了，甚至将前两次收受的土地都退回来，并且主动要求与别的同僚同样待遇。《左传》这样记载：“伯石（公孙段字伯石）惧而归邑。”后人评价，单此一个“惧”字，足以见子产手段高超。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宽大到了极点，纵容到了极致，被优待的那个人只要不是个傻瓜，就会不自觉地心里发毛：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想要整我啊？进而想到，这个人笑里藏刀，城府很深，我还是小心为妙。
子产收到公孙段退回土地的申请，不动声色地说：“土地是国君赏赐给您的，国君言出必行，请不要再提这事了。”公孙段听得冷汗直冒，不敢再说什么。
通过这件事，各大家族都体会到了子产的用心良苦，同时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罕虎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为自己选对了人而高兴。
解决了上层问题之后，子产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新政。
子产的新政可以用十六字概括：“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庐井有伍。”
都鄙有章：都指城市，鄙指农村，这是强调城乡的区别，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确保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上下有服：服即职责，这是强化封建等级制度，使得公卿大夫和贩夫走卒都各安天命，不作非分之想。
田有封恤：封指田地的边界，恤指水沟，在田界上挖水沟，一方面便于灌溉，一方面便于清点和界定田地的权属。早在公元前563年，公子騑当政的时期，郑国就曾经开展过兴修水利、整顿田界的活动。子产的封恤，是对公子騑封恤的延续，目的是清查土地，多占者没收，不足者补齐，实现耕者有其田。
庐井有伍：庐井是指田间的农舍，伍是指赋税。通过封恤运动，郑国的田界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要重新进行人口普查，确定应交的赋税，以免遗漏。
不难看出，子产的新政重在加强社会管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他执政的第一年，人们在大街上咒骂他：“计算我的衣帽而收费，计算我的田地而课税，谁要杀子产，我就助他一臂之力。”更有人在乡校（公众聚会场所）公然议论政治得失，口无遮拦，动不动就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大夫然明向子产建议，干脆把乡校关了，不让人们瞎议论，否则的话，维稳的工作很不好做。子产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关？人们把工作做完了，就喜欢到那里游玩，免不了会议论政事的得失。这是好事！他们认为是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认为是不好的，我就想办法改正。他们就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关掉它？我听说过以行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权威来防止怨恨的。我难道不知道用权威可以很快制止议论？只不过，这就像是防止洪水一样。洪水如果冲破堤坝，伤人必然很多，连我都不能挽救。与其这样，还不如开一些小口子来加以疏导。至于那些批评我的话，我就当作是治病的药石吧！”
然明听了十分感动：“我现在知道，您确实是可以让我一辈子侍奉的人。您所做的事情，大利于郑国，这与只有利于两三位大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子产不毁乡校，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的佳话。据说孔夫子闻知此事，曾经感叹道：“仅此一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或政党，如果是站在国家的立场而不是自身的利益上考虑问题，就应该听得进批评，能够正确对待批评，而且能从批评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反之，如果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考虑问题，那就只能算是政治掮客。
事实证明，子产的新政是有生命力的。子产执政不到三年，百姓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教他做人；我有田地，子产为其增加产量；如果子产死了，没人能够继承他的位置！”
推行新政的同时，子产注重提拔和使用人才。通过认真考察，他发现大夫冯简子“能断大事”，善于分析问题，查找根源，并作出准确的判断；子大叔举止优雅，文采飞扬；公孙挥善于搜集外交情报，了解各国政令，而且对各国卿大夫的姓氏、官爵、地位、才能等了如指掌，口才也很好；最有意思的是裨谌，此人则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是在旷野之中，没有任何干扰，他的思路来得特别快，如果在城市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他就静不下心来，完全没办法工作。掌握了这些人物的特点之后，子产对他们进行了分工。比如说，遇到外交上的问题，子产便先将公孙挥找来，要他提供各诸侯国的最新情报，并且准备几份外交辞令的草稿；然后跟裨谌一道坐着马车到野外去商量，让他策划是否可行；回来后再要冯简子分析决断，形成方案；最后交给子大叔去执行，让他在外交场合谈笑应对。
公元前542年十二月，卫国的北宫佗陪同卫襄公出访楚国。经过郑国，子产派印段到棐林去慰问他们，严格执行了周朝的慰问礼仪，用词也恰到好处。为了报答印段的慰问，北宫佗进入新郑拜谢，公孙挥、冯简子和子大叔负责接待，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北宫佗出来之后，就对卫襄公说：“郑国人极其有礼，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以免除大国的讨伐了。礼仪之于政治，有如天热了就要洗澡，用洗澡来驱除炎热，那就没有灾难啦！”
后人认为，郑国人办事如此郑重，足见子产领导有方，而且得人善用。话说回来，子产之所以对外交活动如此慎重，也是因为郑国弱小，又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不得不小心周旋吧。
子产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自己的新政，与上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按照郑国的政权结构，郑简公相当于幕后的一把手，罕虎是负责决策的二把手，子产则是具体执行的三把手。一、二、三把手之间能够有如此良好的合作，得益于子产的温良恭俭让，也得益于罕虎心胸宽阔，甘当铺路石，还得益于郑简公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胡乱插手政事。
据说，郑简公曾经对子产说过这样一番话：“喝酒不能尽兴，钟鼓不能悦耳，这是寡人的责任；国家不得安宁，朝廷得不到治理，对诸侯的外交达不成目的，这是你的责任。你别干涉我寻欢作乐，我也不干涉你治理国政。”郑简公这话说得很有水平，看似撂挑子，实际上是在告诉子产：你尽管放手去干，我不会干涉，但是你要做好，做不好是要担责任的。孔夫子对此评论说：“像郑简公这种喜好，就算抱着乐钟上朝都没问题。”
罕虎更是严守自己对子产的诺言，成为子产执政的坚强后盾。
据《左传》记载，有一年丰氏家族的另一位后人丰卷准备祭祀先人，想开展狩猎活动，打几头野味来孝敬祖宗。打猎要动用刀兵，必须得到执政的批准。丰卷给子产打了一个报告，子产批复不同意，说：“自古以来，只有国君祭祀才用新猎取的野兽，其他人没有必要那么讲究。”丰卷很生气，回家之后就召集家臣和族兵，想要讨伐子产。罕虎得到情报之后，立刻调集部队制止了丰卷的行动，而且将他驱逐出境。
子产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宽宏大量。他向郑简公求情，要求不要没收丰卷的田产和住宅。三年之后，他又让丰卷回国，将丰卷的田产、住宅和仆人都归还给他。
公元前542年冬天，罕虎想封尹何为首席家臣，负责管理自己的封邑，并就此事询问子产的意见。子产很直接地告诉他：“尹何太年轻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担此重任。”
罕虎说：“这个年轻人吧，做事很谨慎，对我也很顺从，我很喜欢他，也相信他是不会背叛我的。如果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好好学习一下，他必定会有所提高，以后就更会办事了。”
“万万不可。”子产连连摇头，“喜欢一个人，就要想办法让他更好。现在您喜欢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这就好像一个人连刀都不会拿，你却让他去割东西，我怕他会伤到自己。”
罕虎默然无语。
子产既然把话说开了，就一股脑说了出来：“您这种喜爱人的方式，其实是害人，还有谁敢企盼获得您的喜爱？想想看，您可是郑国的栋梁，栋梁如果折断，整栋建筑就会坍塌，我也不能幸免。就算是为我个人考虑，我也必须对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您有一匹漂亮的彩绸，会拿给一个压根没有做过裁缝的人去剪裁吗？国君赐给您的封邑，是您的庇护之所，怎么会反而拿给一个学徒去实习呢？我听说过学业有成然后去做官的，没听过把做官当成学习的，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办，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像打猎，弓马娴熟的人可以轻易获得猎物，如果是让没驾过车、没射过箭的人来干，他一门子心思都在担心会不会人仰马翻，哪里有工夫去考虑猎物的事啊！”
说句题外话，后人将“操刀伤锦”作为一句成语，比喻能力太低，不能胜任一件事情，即出于此。
罕虎接受了子产的建议。任命首席家臣，本来是他的家事，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他将这件事拿出来问子产，既是出于对子产的信赖，也是想看看子产这个人究竟有多真诚。让他感动的是，子产几乎是没有任何保留地给了他意见。他拉着子产的手：“您说得太好了！在您的面前，我真是显得太无知了。我听说，君子力求知道大事和未来的事，小人只求知道小事和眼前的事。我就是小人啊。衣服穿在我身上，我知寒知暖，会慎重地对待它；封邑是用来庇护家族的，我却随意处置。如果不是您点拨，我还没意识到这些。原来我说过，您治理郑国，我打理好自己的家事就行了。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够的，我向您郑重请求，从今而后，即使是我的家族事务，也请您照顾和打理。”
子产连忙说：“您言重了。我只不过是心里觉得有危险的事，就把它告诉您了。”
顺便说明一下，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罕虎是郑穆公的曾孙，按辈分子产是罕虎的叔叔，罕虎以晚辈的口吻对子产说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件事之后，罕虎和子产之间的关系比原来更密切了，子产处理政务，也比原来更得心应手了。
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41年，郑国再度发生家族纷争。冲突的双方分别是驷氏家族的公孙黑和游氏家族的公孙楚。
《左传》记载，大夫徐吾犯（徐吾为氏，犯为名）的妹妹长得十分漂亮，和公孙楚已经订婚，并且接受了男方的聘礼。不料公孙黑也看中了徐吾家小妹，依仗家族势力强大，强迫徐吾犯将妹妹嫁给他。徐吾犯很紧张，跑到子产那里去诉苦。
子产的回答有点无奈：“出现这样的事情，说明国家的政治出了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忧虑。这样吧，我们把选择权交给令妹，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如何？”
徐吾犯想，公孙楚都已经订了婚，公孙黑非要插一竿子，曲直是非已经摆在那里，还有必要这样操办吗？但是子产已经发了话，徐吾犯只得遵从，公孙黑和公孙楚也没意见。于是乎，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非诚勿扰”就在徐吾犯家举行了。子产和诸位大夫作为特约嘉宾出席了这次盛会。
公孙黑的出场令人眼前一亮。这位驷氏家族的后人身形俊美，着装华丽，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子富贵气。只见他手捧一双白璧，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到堂上，将玉璧奉献在案几上，然后自信满满地走了出去。
公孙楚则另辟蹊径，穿了一身整齐的戎服，带着一副弓箭，从车上跳下来，径直走到中庭，左右开弓，将摆放在庭侧的两个陶瓶射得粉碎，然后退出中庭，轻轻一跃，在人们的惊呼声中登车而去。
徐吾家小妹在房中看到这一切，对保姆说：“子皙（公孙黑字子皙）确实是英俊潇洒，但是子南（公孙楚字子南）更有大丈夫的气概，嫁人就应该嫁子南这样的人，我就选他了。”
保姆出来一说，子产便看看公孙黑，意思是：现在你没话可说了吧？公孙黑满脸涨得通红，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徐吾家。回到家里，他命人拿来盔甲，就套在那身漂亮的衣服上，也不带随从，驾上马车直奔公孙楚家。
公孙黑的脾气历来暴躁，加上在“驷良之争”中打败良霄后，整个驷氏家族霸气倍增，连罕虎和子产都不太放在眼里，大有老子天下第一之势，这次在女人的问题上输给了别人，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他在衣甲下暗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打算见到公孙楚就给他一刀，把情敌杀死再去抢徐吾家小妹。
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都有一种警惕性。公孙楚听到公孙黑在门外求见，心里明白来者不善，他随手操起武器架上的一支长戈，快步走出来，还没等公孙黑开口，长戈已经刺出。
公孙黑也不是等闲之辈，侧身一闪，躲过了这一击。公孙楚一戈刺空，第二戈又至。公孙黑转身就跑，公孙楚紧追不舍，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大街上展开了追逐。跑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公孙黑被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挡了一下，公孙楚正好赶上，长戈出手，狠狠地扎进了公孙黑的左肩。他还想再来一下，马车上跳下来一个人，一把抓住他的戈柄，喝道：“叔父，你想犯死罪么？”
那个人正是游氏家族的族长子大叔。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极强，公孙楚虽然是叔叔，在这个族长侄子面前还是得服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黑逃跑。
公孙黑跑到宫中把这件事稍微改编了一下：“我好心好意去见他，想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这个人误会了，还把我刺伤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子产想和稀泥都和不成。他将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大夫们众说纷纭，同情公孙楚者居多，然而都害怕驷氏家族的权势，不敢明确表示支持。最后子产判决说：“各有道理，然而就伤人一事而言，公孙楚有罪。”于是命人将公孙楚抓来说：“国家的大原则有五条，你都触犯了。国君在朝，你擅用兵器，这是不畏惧君威；行凶伤人，触犯刑律，这是不听政令；子皙是上大夫，你是下大夫，却不甘居其下，这是不尊重贵人；你年纪不大，缺乏恭敬之情，这是不尊重长辈；拿着武器追逐堂兄（指公孙黑），这是不养亲。但是国君仍对你网开一面，说不忍心杀你，要你赶快离开郑国。你就赶快逃跑吧，逃得远远的，不要再因为违背君命而加重自己的罪过。”
后世有人认为，这次判决明显不公，倾向于权贵而不是正义，是子产执政期间的污点。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公孙黑想杀公孙楚，仅仅是一个念头，还没有付诸实施；公孙楚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出击，刺伤公孙黑的左肩，确实应该负主要责任。
出于对游氏家族的尊重，子产在流放公孙楚之前，先向子大叔通报了有关情况，并且征询他的意见。子大叔说：“这件事情属于国政，不是私事，您为郑国打算，有利于郑国就可以了，有什么疑惑呢？当年周公诛杀管叔和蔡叔，难道不爱他们吗？但是为了巩固王室的地位，这又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本人犯了罪，您也要将我绳之以法，何必将游氏诸人放在心上！”
管叔和蔡叔是周公旦的兄弟。据《史记》记载，周朝初年，周公旦将他们封到商朝故地，要他们监视商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却密谋造反，所以被周公旦杀死。听到子大叔这样表态，子产一方面如释重负，一方面又深感不安，不再说什么，只是向子大叔深深地作了一揖。
同年六月，郑简公和众卿在公孙段家里举行盟誓，对公孙楚的犯罪事实进行定性。罕虎、子产、公孙段、印段、子大叔和驷带参加了盟誓。公孙黑得到消息，硬是闯进来，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进盟书，而且强迫太史在史书上记下来，称为“七子盟誓”。这是非常无礼的僭越行为。一来有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带在场，轮不到他发言；二来他的身份只是上大夫，却非要和众卿写到一起，而且号称“七子”，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中，这两条罪名足可以让人一个毁灭。但是子产对此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默认了这一事实。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在内部斗争中连续打败良霄和公孙楚的公孙黑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没有留意子产那看似沉默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凌厉的凶光。
同床异梦的国际会盟
公元前541年春天，楚国令尹王子围在伍举的陪同下对郑国进行国事访问，顺便迎娶公孙段的女儿为妻。
对于王子围这个人，中原各国并不陌生。
公元前544年，楚康王去世，郑简公和各国诸侯参加楚国新君熊麇的即位仪式，王子围的专横便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孙挥当时就评论说：“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公元前543年春天，熊麇派大夫薳罢访问鲁国，以示通好之意。叔孙豹在宴请薳罢的时候问起王子围执政的情况，回答是：“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过是听听使唤，混碗饭吃，成天害怕工作做不好挨批评，哪里知道什么政事？”叔孙豹以为这是客套话，一再追问，薳罢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叔孙豹私下对人说：“楚国的令尹恐怕要谋反了，薳罢就是他的帮凶，否则何必支支吾吾，掩盖内情？”果然，这一年秋天，王子围找借口杀掉了大司马蒍掩，将他的家财和土地全部纳入囊中。
蒍掩是蒍子冯的儿子，于公元前548年接任大司马，以办事有条理而闻名，被公认为贤臣。他的死引起了楚国政坛的震动，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对王子围的胆大妄为感到担忧。
公元前542年，卫襄公在北宫佗的陪同下出访楚国，也亲身感受到了王子围的霸道。北宫佗对卫襄公说：“这哪里是令尹？分明是国君的威仪！恐怕他已经有了异心，很快就要付诸行动了。”
可以说，王子围想当楚王，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郑国君臣对这位尊贵的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派公子挥到新郑城外接待他们，委婉地提出：“城内的宾馆正在修缮，能否请令尹就在城外安歇？”
这实际上是不打算让王子围入城。王子围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客随主便，听从了郑国人的安排。只不过在国事访问结束后，王子围提出，为了表示对丰氏家族的尊重（公孙段是丰氏族长），他将要带着全部随从入城迎娶新娘。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让人难以拒绝。郑国的大夫们凑到一起商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能再给王子围难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子产坚持不同意，在他看来，王子围绝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如果让王子围带着数千名全副武装的随从进入新郑，很有可能会发生不测。他派公孙挥再度出城，对王子围说：“新郑是个小城，恐怕容纳不下您的随从。请允许我们清扫地面，就地筑坛，再听命于您。”
按照当时的礼节，迎亲之礼应当在新娘家的祖庙中举行。子产不想让王子围入城，所以提出就地筑坛，以取代丰氏家族的祖庙。楚国人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太宰伯州犁当场回答说：“承蒙贵国国君看得起我们的王子围，主动提出要将丰氏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王子围十分看重这件事，出国之前，在楚庄王、楚共王的神庙中郑重告祭，然后才前来迎娶新娘。现在你们提出，就在野外将新娘交给我们，这是将贵国国君的恩惠扔在草丛里了，也是没把我们的王子围当作卿来看待，而且等于让王子围欺骗了先君，无脸回到楚国去。请您一定要慎重考虑。”
公孙挥说：“既然您这样说，那我也不绕来绕去了。小国本来没有罪过，但过于信赖大国而不设防备就是罪过。小国很想依靠大国获得安定，而大国却总是包藏祸心来打小国的主意，所以不得不有所防范。我们担心，一旦您的部队入了城，又发生了什么不测，会让诸侯们集体恐慌，全都对大国产生不信任的情绪，这种罪过我们可担当不起。否则的话，郑国就等于是贵国的宾馆，岂敢吝惜丰氏的祖庙？”等于把话挑明了：我们不让那么多人进来，就是担心你们趁机攻取新郑，因为类似的事情，你们楚国人不是没做过。
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伍举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人还是悉数入城，但是不携带任何武器，连弓箭袋子都口朝下，接受郑国人的检查。这个提议得到了郑国人的赞同。于是同年正月十五日，王子围板着脸进入了新郑，在丰氏祖庙迎娶了新娘，然后便退了出来。
王子围没有马上回国。他这次出行，除了访问郑国，迎娶新娘，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代表楚国与各诸侯国在郑国的虢地举行会盟，重温弭兵会盟的誓词，史称“虢（guó）之盟”。
虢之盟是卿大夫一级的会盟，与会人员包括晋国的赵武、楚国的王子围、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向戌、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蔡国的公孙归生、郑国的罕虎以及许国、曹国的大夫。
这一年，距弭兵会盟已经有五年了。五年之中，各国基本能够遵守约定，没有重大战事发生，天下的百姓因此也度过了相对安定的五年。在这个时候重温誓词，再续前缘，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会盟之前，晋国的大夫祁午向赵武建议：“当年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的时候，楚国人已经占了先。现在王子围不守信用，已经天下皆知，您如果不提早防范，恐怕又像在宋国一样，让他占了我们的便宜。屈建号称至诚君子，尚且那样做，何况现在这位是不守信用的惯犯呢？您辅佐国君当盟主，至今已经有七年了，期间两合诸侯，三合大夫，使得齐国和狄人都臣服于晋国，使得中原大地重获和平，军队不再疲于奔命，国家得以安宁，百姓没有怨言，诸侯没有意见，上天不降灾祸，这些都是您的功劳。您有这样的好名声，如果反而被王子围这样的人压住风头，那可就太不应该了，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赵武受教了。”赵武站起来，朝着祁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当年在宋国结盟，屈建有出头之意，而我有爱人之心，所以才让他占了先机。现在我还是这样的心，就算楚国人又干不守信用的事，也伤害不到我。我坚持以信用作为根本，按照这个去做。这就好比农民种田，只要勤于除草培土，虽然偶尔会有饥馑，最终还是会丰收的。”
祁午的担心不无道理。晋楚两国不相伯仲，弭兵会盟中楚国人率先歃血，这次该轮到晋国人在前。但是王子围是出了名的不守信用，很有可能耍花招，在诸侯面前占晋国的便宜。赵武的态度则显得很超脱：谁先谁后并不重要，只要晋国坚持诚信，诸侯终归还是会归附于晋国的。
果然，到了将要举行盟誓的时候，王子围提出要简化程序，改为宣读盟书，然后放在献祭的牲畜上面，不歃血。
不歃血就不分先后，对于那些对五年前发生的事情仍然耿耿于怀，企图通过歃血仪式寻回自尊的晋国人来说，这个提议很无赖。但是这一切已经在赵武的意料之中，因此他并未在意，同意了王子围的要求。
同年三月，盟誓仪式在虢地隆重举行。王子围一出场就给大伙带来一阵议论——他使用了整套的国君仪仗，还有两个人高马大的卫士手持长戈在前面替他开路。
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国君出行，才配使用两名执戈武士开路。王子围此举，无疑是大大地僭越了自己的身份。当时鲁国的叔孙豹就感慨道：“这人可真神气，好像个国君啊！”
“是啊！”郑国的罕虎也说，“两名执戈武士都站在他前面了。”
“我听说，令尹在楚国都已经住进了蒲宫（楚王的离宫），两名执戈武士又算得了什么？”说话的是蔡国的公孙归生。大伙听了，都低声哂笑。
伯州犁在一旁听到这样的议论，心里很不是滋味，插嘴道：“这些东西是令尹这次出来的时候向楚王请求借出来的。”
“哦，是嘛？”郑国的公孙挥反应很快，“只怕他借了就不想还了哟！”
“这事不劳您操心。”伯州犁也不甘示弱，“依我之见，您还是担心一下你们的公孙黑是否想犯上作乱吧！”公孙黑桀骜不驯，也是举世皆知的事，所以伯州犁有此一说。
公孙挥的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我也奉劝您一句，贵国的当璧还在那里，借了国君的东西不还，您就不害怕吗？”
所谓“当璧”，有一段典故。
据《左传》记载：楚共王没有嫡长子，但是有五个宠爱的儿子，不知道应该立谁为继承人，于是拜祭名山大川之神，将一双玉璧埋在宗庙的院子里，祈祷说：“正对着玉璧下拜的，就是神明喜爱的，立他为储君。”然后叫儿子们进来拜祭祖先。结果楚康王两脚跨在了玉璧上，王子围的胳膊放在了玉璧上，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都离得很远。只有王子弃疾当时还小，被人抱进来，两次下拜都正好压在玉璧上。这个故事仅在楚国的显贵圈中流传，“当璧”也就是暗指王子弃疾。公孙挥善于收集外交情报，由此可见一斑。
听到公孙挥讲出“当璧”两个字，伯州犁着实愣了一下，气势上已经低了一截。确实，王子围想要当楚王，最大的障碍不是现在台上的侄子熊麇，而是潜在的竞争对手王子弃疾。这件事情，在楚国也是高度的机密，郑国人又如何得知呢？他心里暗自道：“郑国人不可小觑！”
齐国的国弱站在后面，听到他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长叹了一声，对身边的公子招说：“说实话，我很替这两位操心呐！”他指了指王子围，又看了看伯州犁。
公子招说：“是啊，可那两位倒是不操心，似乎还很高兴呢！”
“如果他们事先知道，就算有危险也能化解吧？”说话的是卫国的齐恶。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宋国的向戌正一言不发地看着台上，便推了推他，道：“您对此没什么看法吗？”
“您在说什么？”向戌一脸迷惑的样子，“我可是什么都没听到哟！我只知道，大国发号施令，小国恭敬服从。我保持恭敬的态度，服从领导就行了。”
齐恶心想，这都什么人嘛，一味装傻！顿时觉得无趣，又去找晋国的乐王鲋说话。
“您听过《小旻》这首诗的最后一章吧，我很喜欢。”乐王鲋说完这句话，就不再搭理他，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卖弄个啥啊？”齐恶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收了回去。
《小旻》见于《诗经·小雅》，最后一章是：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翻译成现代文：不敢赤手打老虎，不敢徒步涉大河，人们只知道有一种危险，没有想到世道多艰难。还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吧，就好像站立在深渊旁边，就好像脚下踩着薄冰。
乐王鲋的意思很明白，世途险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危险，要时时警惕，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要让别人抓着辫子就万幸啦！
散会之后，公孙挥跟罕虎谈起这件事，将各国大夫作了一番点评：“叔孙豹就事论事，言辞准确而委婉，向戌言简意赅，合于礼仪，乐王鲋洁身自爱而且谦恭有礼，您和公孙归生说话得体，都是有福之人。齐、卫、陈国那几位则恐怕不得善终：国弱替人忧虑，纯属瞎操心；公子招有点幸灾乐祸；齐恶知道忧患却不会引起重视。但凡喜欢杞人忧天的，人家有难而自己高兴的，明知忧患而无动于衷的，都不可避免招来忧患。这三位大夫有了招来忧患的先兆，忧患岂能不来？”
现在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世故圆滑了。早在两千多前年的春秋时期，人们便已经熟知如何打官腔，如何把话说得天衣无缝，如何装傻让人家摸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读史越深入，对我们的祖先的景仰之情便越滔滔不绝，唯一感到疑虑的是，如果所有人都像向戌们一般滴水不漏，这个世界岂不是变得很无趣？
虢之盟是继弭兵会盟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国际活动。如前所述，虽然晋国和楚国各怀心思，暗中较劲，会议的主旋律仍然是好的。各国卿大夫会聚一堂，重温了誓词，交流了经验，增进了感情，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赵武元帅和王子围令尹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弭兵会盟确定的各项原则，以务实的工作态度，将国际间的和平与协作不断推向深入。
该表的态表了，该喊的口号喊了，正当大伙儿打点行装，准备散会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山东的莒国派使者十万火急地赶到虢地，向大会报告，就在半个月前，鲁国的权臣季孙宿率领大军入侵莒国，攻占了郓城。
也就是说，这边厢叔孙豹代表鲁国宣誓和平，那边厢鲁国的军队正在攻打莒国的城池，抢占莒国的土地。这是典型的阳奉阴违！王子围得到这个消息，马上跑去找赵武商量，要给鲁国人一点惩罚。
“我们会还没开完，鲁国就侵略莒国，分明是亵渎盟约，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如果不给他们惩罚，别的国家必然效尤，天下又要大乱了。”王子围气呼呼地说。
赵武也觉得鲁国人做得很过分。自古以来，顶风作案乃从政之大忌，那些饱读诗书的鲁国人怎么会不明白这点呢？他对王子围说：“我赞同您的意见，必须要给鲁国人一点惩罚，否则没办法给各国一个交代。”
“那好，就把鲁国派来参加会议的使者杀掉吧！”王子围很干脆地说，并且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
赵武吓了一跳。他心里想，这惩罚也未免太重了。且不说叔孙豹是鲁国的“三桓”之一，位高权重，杀了他势必引起鲁国乃至各国的反感；就算从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季孙宿侵略莒国，叔孙豹也未必知情，因为季孙氏的罪过而杀叔孙氏，岂不是头痛医脚，搞错了对象？赵武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王子围，只见此人满脸杀气，正摆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他不禁暗暗后悔，早知道王子围是做这样的打算，一开始就不附和他了。
自从晋文公称霸以来，近百年间，鲁国一直是晋国的忠实盟友。叔孙豹多次到访晋国，为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与晋国众卿建立了良好私交，是“晋国人民的老朋友”。再加上叔孙豹为人谨慎，口碑甚好，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感情上，赵武都没有想过要拿叔孙豹开刀。“此事非同小可，容我考虑考虑，明日再和令尹商量。”他使了个缓兵之计，暂时将王子围打发走了。
晋人自古有生意头脑。王子围和赵武谈话的时候，乐王鲋正好在一旁侍立，这个精明的晋国人马上嗅到了商机，他一转身就跑到叔孙豹的住处，将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叔孙豹，说：“您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但是我能想办法让赵元帅不杀你。只要赵元帅坚持，楚国人也没办法，您的性命就保住了。”
“哦？”叔孙豹的反应还和平时一样慢条斯理，他把玩着案上的一只玉杯，老半天才对乐王鲋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太感谢您了。”
“您瞧瞧，这样说就见外了吧？”乐王鲋爽快地笑道，“不过话说回来，我救了您，您如果将现在系着的那条腰带赠送给我，我是不会反对的。”
一条腰带换一条命，这生意听起来很划算。叔孙豹却听出了乐王鲋的弦外之音，不觉微微一笑，顺着他的话说：“大夫的意思是，我的性命就值一条腰带？”
“哪里，哪里？您可是鲁国的栋梁，千金之躯……不，万金之躯。”乐王鲋一听叔孙豹还会开玩笑，以为他已经答应，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话虽如此，我的这条腰带却是友人所赠，不能轻易送人。”没想到叔孙豹话锋一转，又将他从美梦中拉了回来，“大夫请回吧，好意我心领了。”
乐王鲋灰头灰脸地走了。叔孙豹的家臣梁其踁一直在幕后听着两个人的对话，这时走出来埋怨叔孙豹：“钱财不就是用来保全性命的吗，您怎么突然爱惜起钱财来了呢？”
叔孙豹说：“我们来参加国际会议，为的是保卫社稷。如果我用钱财来逃脱性命，鲁国还是免不了要遭受惩罚，这就不是保护社稷，而是将祸水引向社稷了。人家里之所以要筑墙，是为了防范盗贼之流；墙壁有了裂缝，这又是谁的罪过？我本来是保卫社稷的，结果却害了社稷，我的罪过岂不是比那烂墙还大？”
梁其踁跺脚道：“要怪也只能怪季孙宿啊！”
“你说得没错，我确实很恨季孙宿，但是鲁国有什么罪呢？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季孙守国，叔孙在外，已经成为惯例。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又该去怨谁？只能怨自己命不好罢了。只不过那个乐王鲋贪财好货，如果一点也不满足他，恐怕还会没完没了。”叔孙豹说着，命人将乐王鲋的家臣叫过来，当着他的面从衣服上撕下一条长布交给他，“身上的腰带太窄了，只能撕衣服给你的主人另做一条。”
事情不知为何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这个一直为如何处置叔孙豹而纠结的人似乎突然找到了答案：“面临灾难而先想到国家，是忠；意识到危险而不离职守，是信；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忘记死亡，是贞；思考问题从忠、信、贞出发，这就是义。这样的人，难道我们还要杀掉他吗？”
当天晚上，赵武好好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准备了一肚子长篇大论。第二天早上，当王子围再度催促他下决心杀死叔孙豹的时候，赵武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鲁国确实是有罪，然而它的办事人员叔孙豹没有逃避灾难，他在您的威严之下承认了错误，甘于接受惩罚。”一顶高帽子送过去，王子围的脸色果然缓和了不少。“但我建议您赦免这个人。”赵武趁热打铁，“这样的话，您可以用这个人为榜样来教育楚国的群臣。您想想看，如果您的官吏在国内不怕困难，在国外不逃避责难，国家还有什么忧患？国家之所以安定，是因为有贤能之士。叔孙豹就是鲁国的贤能之士，我才斗胆向您求情，希望您能够赦免他，以安定楚国的贤人。您如果赦免了有罪的国家，又赏识它的贤人，如此一来，哪怕楚国地处偏，诸侯也会望而归服。”再看王子围，正捏着胖胖的三层下巴沉思，看来是听进去了。
赵武进一步说：“就鲁国入侵莒国这件事而言，也不是什么大到不得了的罪过。疆场上的土地，时而属于这个国家，时而属于那个国家，什么时候有过定主？古代的三王五伯为各国划定边疆，设置标志，而且在法令上写明非法越境就要受到惩罚。饶是如此，虞舜也出征过三苗国，夏启则灭掉了观氏和扈氏，商朝诛杀了姺氏和邳氏，就算是咱们周朝，也吞并过徐国和奄国。自从王室衰落，诸侯争相扩张，交替称霸天下，难道又有什么一定的规矩吗？抓大放小，关注大的祸乱而不计较小的过失，这就足以成为盟主了，哪里管得了太多？边境被侵略的事，哪个国家没有经历过？如果吴国和百濮部落有机可乘，楚国难道会拘泥于盟约，不趁乱而入？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楚国就不要过问，诸侯也不要烦心了。请您考虑一下。”
赵武这段话，说白了就一个道理：弱肉强食本是世间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他的坚持下，王子围终于被说服，放了叔孙豹一马。
公元前541年四月，虢之会终于落下帷幕。按照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习惯，正事办完之后，照例是开怀痛饮。
首先是王子围设宴招待赵武。这位野心勃勃的楚国令尹在席间赋了《大明》的第一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君王的明德在下，神灵的护佑在上，天意如此难测，领袖着实不好当。——《大明》见于《诗经·大雅》，本是歌颂周文王的一首诗，王子围取其首章，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轮到赵武赋诗的时候，他便赋了《小宛》的第二章：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聪明圣智的人啊，喝起酒来温文尔雅；稀里糊涂的人呢，总要一醉方休。做人还是应当注重礼仪，天命一去，不可复还。——这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章，意在劝人谨言慎行。王子围的霸道举世皆知，赵武赋这段诗，也是念及王子围在处理鲁国的问题上给了他面子，因此委婉奉劝王子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过于锋芒毕露。
然而王子围似乎完全没有领会赵武的好意。
宴会之后，赵武对叔向说：“看来令尹已经把自己当成楚王了，你怎么看？”
叔向说：“楚王羸弱，令尹强势，应该能够成事，但是难有善终。”
“为什么这样说？”
“以强凌弱而且心安理得，这是强大而无道义。没有道义的强大，很快就会灭亡。诗上说，声威赫赫的大周王朝，褒姒灭亡了它！说的就是强大而无道义。以令尹的性格，如果当上了楚王，必定会谋求诸侯的拥护。而晋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诸侯只能服从楚国的领导。这样的话，他的自信心爆棚，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比现在更加残暴，老百姓就会受不了，他又怎么能够得到善终呢？要知道，依靠强力来夺得王位，不合于道义而能取胜，必然将无道作为常道，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的。”
王子围回国后，赵武、叔孙豹等人又应邀访问新郑，受到郑国君臣的热情招待。宴会的前三天，罕虎奉命向赵武告知宴会的时间和地点，赵武给罕虎吟了一首《瓠叶》。瓠是一种葫芦科植物，其果可食，其叶则弃，或者被穷苦人当作杂粮来吃。后世也有人考证，《瓠叶》叙述的是下等贵族举行酒宴时的情景。因此，赵武吟这首诗，意思是郑伯的好意我心领了，希望酒宴不要办得太丰盛，一切从简即可。
但是罕虎似乎并不明白赵武的隐喻。后来他去通知叔孙豹的时候，顺便将赵武赋《瓠叶》之诗的事也告诉了叔孙豹。叔孙豹先是一愣，很快就明白过来，对罕虎说：“赵武这是在向您表示，希望宴会办得简朴一点，一献既可。”
所谓“献”，即主人向宾客敬酒，一献就是敬酒一次。根据周礼，招待公爵当用九献，招待侯爵和伯爵用七献，子爵和男爵用五献，卿用三献，士大夫用一献。献的次数越多，礼节越隆重，宴会也越丰盛。按照赵武的级别，至少应该享受三献。而且在当时，各国为了尊崇晋国，在招待晋国的卿时，往往将待遇提升一级，采用五献。
听到叔孙豹这样解释，罕虎不禁有点发虚：“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叔孙豹说，“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你们照着办就是，错不了。”
到了宴会那一天，郑国人出于谨慎，还是准备了五献的物品，陈列在席间。赵武见了，微微皱了皱眉头，将子产找过来，附在耳边说：“我不是已经向子皮（罕虎字子皮）请示过，要求使用一献么？为什么还要搞那么铺张浪费？”
子产一时语塞，支吾道：“这不是铺张浪费，是必需的礼仪……”这也难怪郑国人。一般来说，请领导吃饭，领导都会说简单点，最好就吃点青菜，喝点稀饭。但如果你真按照领导的话去安排了，那你也就离下岗不远了。郑国人显然也是有这个担忧，没有想到赵武是动真格的。
“唉，晋国和郑国都是兄弟之国，何必那么客套？”赵武摆摆手，示意子产不要再争辩。
宴会最终以一献的规格举行。
喝酒的时候，叔孙豹向赵武献上一首《鹊巢》之诗，其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这样的句子。鸠占鹊巢的意思想必不用解释，但是《诗经·召南》中的这首《鹊巢》，却是一首欢快的嫁女之歌。叔孙豹将赵武比作鹊，将自己比作鸠，意思是晋国主持会盟，鲁国得以安宁，自己免于被楚国所杀，全是因为赵武的功劳。
赵武赶紧说：“我担当不起。”
叔孙豹便又吟了《采蘩》一诗，说：“小国的物产不丰，大国能够加以爱惜而慎重使用，岂敢不听从大国的号令？”
见到叔孙豹接二连三地拍马屁，罕虎也坐不住了，站起来赋了《野有死麇》的最后一章：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是一首男欢女爱的情诗，最后一章借女子之口对男子说：“轻点啊慢点啊，不要把我的佩巾弄乱了，不要让狗儿在一旁叫。”——什么情况下女人会说这种话，尽管大胆去猜。当然，罕虎的意思是，赵武以仁义道德安抚诸侯，从来没有做出非礼的事。
赵武回赠了罕虎一首《常棣》，其中有“常棣之华，鄂不韡（wěi）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句子，意思是：当今之世，难道还有比兄弟更可靠的人吗？念完诗，赵武笑着对罕虎说：“我们兄弟亲密无间，可以让狗别叫了。”
叔孙豹和罕虎都站起来，朝着赵武下拜，举起牛角杯敬酒，说：“小国依赖着您，便可以免于欺凌了。”于是在这次仅仅一献的宴会上，宾主都喝得极其尽兴。
觥筹交错中，没有人留意到，赵武的眼神中泛着一丝淡淡的悲伤。据《左传》记载，当赵武走出宴会大厅，悄悄抹了一把眼泪，对身边的人说：“我不会再见到这样开心的场面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也是赵武在虢之会上如此仗义主持公道的重要原因吧！然而，相同的态度在不同的眼中，会有不同的解读。赵武返回晋国的途中，经过了周王室的领地。周景王派刘定公在颖地（王畿内地名）慰劳赵武，让他居住在雒水之滨。刘定公看着雒水滔滔而去，深有感触地说：“禹的功绩是多么伟大啊！如果没有禹，我们大概都要变成鱼了吧。现在我和您戴着礼帽穿着礼服来治理百姓，应酬诸侯，这都是拜禹所赐。您何不继承禹的事业而大大地庇护百姓呢？”赵武回答：“我这个糟老头子现在唯恐犯下错误，哪里有精力去考虑这么长远的问题？我们这些苟且度日的人，早上不会去想晚上，说那么长远的事情做什么呢？”刘定公回去就对周景王说：“赵武不到五十岁，却已经老糊涂了。他身为晋国的正卿，主持诸侯大事，反而将自己等同于那些下贱的人，朝不谋夕，这是抛弃了上天和百姓赋予他的使命了，这样怎么能够长久？我估计他活不过今年了。”
但依我之见，一个人如果位高权重，自然应该敢于志存高远，感于担当；但是如果精力不济，思维已经迟钝，莫如向赵武学习，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要再去妄想什么尧舜禹汤的丰功伟业。毕竟，人老了就容易糊涂，位高权重的老人犯起错误来，那就是灾难。
色字头上一把刀
赵武明显地老了。这位自幼惨遭灭门之灾的赵氏孤儿，一直怀着一颗不合时宜的义胆忠心，致力于扶助大权日渐旁落的晋国公室，同时为天下的和平而呼吁奔走。也许是这些事情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以至于不到五十岁，他就已经老态毕露，言谈举止之间，越来越让人感觉到一种草木凋零的萧索之意。
公元前541年五月，秦国的公子鍼来到了晋国。
公子鍼是秦景公的胞弟，自幼受到父亲秦桓公的宠爱，在秦国的地位非同一般，甚至到了“如二君如景”的地步，也就是和秦景公如同两君并列。
可想而知，秦景公对这个弟弟很不满意。这一点，他们的母亲也看出来了。但是这个女人的智慧委实有限，她没有想办法让公子鍼摆正自己的位置，争取兄弟和睦，只是简单地告诫公子鍼：“千万不要轻易离开秦国，你只要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这话等于没说。由于感觉到秦景公对自己动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公子鍼未雨绸缪，一声不吭地离开首都雍城，前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
很难说公子鍼这是逃亡还是旅游。据《左传》记载，公子鍼从晋国到秦国，带走的车子就有一千辆。他以客人的身份设宴招待晋平公，在黄河中排列船只当浮桥，每隔十里就停放一批车辆，派人回国取奉献的礼物，先后多达八次！晋国的大夫司马侯开玩笑地问：“您的车辆就这么点啊？”公子鍼倒是很实在，回答道：“就是因为车太多了，否则的话，哪里至于要跑到晋国来见您哟！”
刚从虢之会回国的赵武接见了公子鍼，问他：“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呢？”
公子鍼回答：“我害怕国君降罪，所以逃亡至此，一时半会儿回不去，恐怕要等到下一任君主即位了。”
“哦？”赵武又好奇地问道，“秦伯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无道昏君。”
“连您都说他无道，难道说秦国将灭亡了吗？”
“怎么可能呢？就算一任国君无道，国家的命运并没有断绝。一个国家存在于天地之间，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若非经过数代君主荒淫无道，怎么可能轻易灭亡？”
“那，就他本人而言呢？他将要不久于人世了吗？”
“嗯。”公子鍼突然发觉眼前这位晋国的头号实权人物，实在是絮絮叨叨，像个乡下的小老头。
“您认为他还能活几年？”
“这个……我听说，国家无道而粮食丰收，这是上天在保佑他，估计就在这五年之内了。”
“原来如此。”赵武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时值黄昏，日薄西山，他看着院子里的大树拖着长长的阴影，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在对公子鍼说，“早晨和晚上竟然是完全不同的景色，您说什么五年这么长远的事呢？”
公子鍼告辞出来，对随从说：“这位老先生快死了吧，身为晋国的首席重臣，一边虚度光阴，一边急不可耐，他还能活多久呢？”
秦国的命运没有因为秦景公的“无道”而衰落，晋国的命运也没有因为赵武的未老先衰而急转直下。这一年的夏天，晋军在荀吴的率领下，在大原（地名）大败狄人部落。
大战的之前，晋军大将魏舒向荀吴建议：“狄人全部采用步兵，我军仍以战车为主力，而眼前的地势又十分险要，不利于行车。依我之见，不如将战车弃之不用，完全改编成步兵，从我的部队开始。”
不要小看这段话，它带来了春秋时期一场重大的军事变革。前面介绍过，在春秋前期，中原各国的军队均以战车为主力，一辆战车配备甲士三人，后面还跟着步兵七十二人。一般而言，甲士由“士”或城市平民阶层担任，步兵则多由农民组成，无论从受训程度还是作战热情来看，前者都远远高于后者。因此，战车的数量和素质往往就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越来越发现步兵的重要性，由此而带来的变革是，虽然不心甘情愿，部分“士”和城市平民不得不放弃那象征身份的战车，转而徒步作战，使步兵的战斗力得到大大加强。
魏舒走得更远，他的计划是完全放弃战车，建立一支纯步兵部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那些原本担任车兵的甲士们的强烈反弹。荀吴采纳魏舒的建议后，他的家臣中便有人公开表示反对，不肯从战车上下来变成步兵。
荀吴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将那些家臣抓起来，砍头示众。在如此强有力的推动下，晋军迅速完成了改编，以“伍”为单位，每五乘战车的十五名甲士被组建成三个“伍”。与之相配套，魏舒还将原来的五种战车阵型改变成步兵阵型，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步兵方阵：以三千八百人为前锋，九千人为后卫，六千人为右翼，二千二百人为左翼，一千八百人为游击。
开战的时候，晋军的游击部队率先逼近狄军。狄人一看，产生了一个大大的误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晋军的前锋必定是数百乘战车，惊天动地而来；眼前这稀稀拉拉的一两千人，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拼凑起来的游兵散勇。正当狄人交头接耳，嘲笑晋军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些步兵突然挥舞着刀剑，呐喊着冲了过来。很多狄人还没来得反应，脑袋就已经搬了家。晋军的游击部队迅速渗透，不让狄人有列阵的机会，而前锋紧跟着冲了上来扩大战果，左右两翼则实施包抄。不到一个时辰，狄人全线溃败，晋军的后卫也适时加入屠杀。晋军大获全胜。
大原之战是晋国在军事上沉寂了多年之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的意义在于：
第一，证明晋国仍然是一个军事强国，虽然这些年来它没有与楚国、齐国在中原战场上一较高下，但是也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的战斗力仍然非常可观；
第二，揭开了步兵取代战车的序幕，自此之后，各国纷纷仿效，在中原战场上唱了近千年主角的战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胜利的消息传到新田，晋国人欢呼雀跃，通宵达旦地庆祝了一番。郑国的执政子产也不失时机地来到了新田，一方面对晋国的胜利表示祝贺，一方面则是对晋平公进行探视。
据晋国宫中传出的消息，晋平公的身体也不太安康，虽然遍求名医，却仍然找不着准确的病因。子产拜见过晋平公后，叔向又跑到宾馆登门拜访子产，说：“世人都称赞您见多识广，因此特地前来向您请教。寡君这一场病，算命的说是‘实沈、台骀（tái）作怪’，但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神灵，算命的人自己也不甚了了，请问您知道吗？”
“在下略知一二。”子产说，“上古时期，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他们居住在大森林里，然而不能和睦相处，时时大动干戈，互相攻伐。后来尧认为这样不好，为了不让他们兄弟相残，干脆将阏伯迁到了商丘，命他主持商星（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即天蝎座）的祭祀。将实沈迁到大夏（地名，即今天的太原市），让他主持参星（即猎户座）的祭祀，并以参星来确定时节。古代唐国人沿袭了实沈的纪年法，世世代代侍奉夏、商两朝天子，一直延续到周朝初年。周武王娶了姜太公的女儿为妻，史上称为邑姜。邑姜有一次怀孕，梦见天帝对她说：‘我为你的儿子命名为虞，准备赐给他唐国，让他祭祀参星，大大地繁衍他的后代。’等到孩子出生，手掌心果然有个虞字，所以就真的命名为‘虞’，也就是周成王的胞弟叔虞。”
叔向点点头：“这位叔虞，自然就是我晋国的先祖。”
“没错。后来周成王灭了唐国，便将唐国封给了叔虞。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承君位，被周王室改封为晋侯。因此，参星也就是晋国的星宿，而实沈就是参星之神。”
“那台骀呢？”叔向听得津津有味。
“台骀也得从上古时期说起。黄帝的儿子金天氏有个后人，名叫昧，担任了玄冥师（水利部长）。台骀是昧的儿子，他继承昧的事业，疏通汾、洮流域，加固堤防，让大原人可以安居乐业。当时的天子颛顼赏识台骀，将汾川封给他。由此可知，台骀就是汾水之神。”
听到子产侃侃而谈，简明扼要地解释出实沈和台骀的来历，叔向的眼神中明显表露出敬佩之意。博学广识已经是很难得，更为难得的是，子产竟然对与晋国有关的历史传说了如指掌，让他这个土生土长的晋国人自愧不如。
“但是，如果说到神灵作怪，实沈和台骀这两位倒是不至于涉及到晋侯。一般而言，山川之神作怪，表现为旱涝瘟疫这类灾害；日月之神作怪，表现为风霜雨雪不合时令。至于晋侯的病，我看主要是因为作息不当，饮食不健康，情绪不稳定所致，与日月山川之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听说，君子相时而动，早晨神清气爽，用于听取政事；白天精力旺盛，用以调查研究；傍晚思路清晰，用以确定政令；半夜里气定神闲，用以安睡养神。这样有节制地使用体力，散发体气，别让它有所壅塞而不通畅，以至于身体衰弱，心绪不宁，行事无度。”
“言之有理！”子产的养生之道让叔向觉得耳目一新。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晋侯现在是将精、气、神都用在一件事上，所以就生病了。”子产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自古以来，国君不能娶同姓的女子为侍妾，因为近亲结婚会导致子孙不昌盛。周礼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买妾如果不知其姓，就必须先占卜其凶吉。可是我听说，晋侯的宫中有四位姬姓的侍妾，而且深受宠爱，早晚都在晋侯身边侍候，把他的精力都耗掉了，这就是他生病的主要原因吧！如果他能够悬崖勒马，把这四位侍妾赶出宫，事情还可以挽救，否则就危险了。”
叔向听得目瞪口呆，老半天才说：“您说得太对了，这些事情，连我都闻所未闻，被您这么一点拨才茅塞顿开啊！”他回到宫中，将子产的话一五一十转告给晋平公，晋平公也是愣了半晌，说：“子产真是位学识渊博的君子。”命令赏赐了一大笔财礼给子产。
因为病情越来越重，晋平公派人到秦国求医，秦景公派自己的御医医和来到晋国。在给晋平公做过仔细的检查和询问之后，医和下了一个结论：“这病已经不能治了。因为您亲近女人，房事过度，患上了所谓的蛊疾。这不是由于鬼神作怪，也不是因为饮食不干净，而是被女色迷惑，丧失了心志。患上这种病，好比国失良臣，老天都没法救您。”
晋平公脸一红，反驳说：“照您的意思，女人都不能亲近啰？”
“瞧您说的！”医和笑道，“做什么事都要有节制。男女之事虽然很快乐，但是也要有节制。先王创造音乐，就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有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和而得美妙的音乐，然后降于无声。五声皆降，则不可再弹。如果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势必产生繁复的手法和淫乱的声音，让人感到神思恍惚，就会忘记音乐使人心平气和的本义，这样的音乐，君子是不听的。凡事和音乐一样，一旦过了度，就必须赶快罢手，不然就会因此得病。君子亲近女色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必须有礼有节才不会惹上麻烦。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候，派生而成辛、酸、咸、苦、甘五种口味，表现为白、青、黑、赤、黄五种颜色，应验为宫、商、角、徵、羽五种声音，这些事情如果过了度，就会产生寒、热、手足病、腹病、神智不清、心性迷乱六种病。如果过多地在夜间沉溺于女色，就会发生内热蛊惑的疾病。现在您搞起女人来不分昼夜，能不得病吗？”
医和这段话，以天理论房事，从头到尾贯彻了中庸之道，可谓四平八稳。他的某些观点，比如说只能在晚上行房，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可笑的。但是，凡事有所节制，把握节奏，不走极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都是金玉良言。
医和从晋平公宫中出来，迎面遇到了赵武。医和把看病的情况向赵武做了汇报，赵武问了一个问题：“您说国家的良臣将死，谁是良臣？”
“这还用说，当然是您。”医和毫不避讳，“您主政晋国已经八年，国家没有动乱，同盟的诸侯没有丢失，您不是良臣，谁是良臣？我听说，身为国家的重臣，享受国君的恩宠，担负国家的大事，有灾难发生而无所作为，必然受到惩罚。现在国君因为淫乱而生病，您却不能禁止，还有比这更大的失职吗？”
赵武心想，这真叫命歹，领导夜以继日地耽于女色，下属哪里管得了？说到受惩罚，下属反倒是有份了，这首席执政官的工作没法做了。想了想，又问道：“那您所说的蛊疾又是怎么回事呢？”
“沉迷于淫乱而无法自拔，就是蛊疾。从字面上看，器皿中有虫是蛊，稻谷中有飞虫也是蛊。在《周易》中，女人迷惑男人，风落山下也叫做蛊。您明白吗？”
《周易》中的蛊卦，上艮下巽。艮为山，巽为风，因此称为“山风蛊”。按照后天八卦的理论，艮又代表少男，巽代表长女，以少男而配长女，在古人看来是不匹配的，所以叫做蛊惑。赵武完全被医和的理论折服了，感叹道：“真是良医啊！”于是赏给医和一笔钱财，并派人护送其回国。
同年十二月，赵武离开新田，前往南阳祭祀自己的先祖赵衰。在这次祭祀的旅途中，赵武问了陪同自己出行的叔向一个问题：“如果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能够活过来，你觉得我更愿意跟谁共事？”
叔向说：“大概是阳子吧！”——阳子就是阳处父，是晋襄公年间的重臣，前章有述，在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阳处父是赵衰的亲信，在当年的“狐赵之争”中，阳处父赤胳膊上阵，为赵氏家族掌握晋国大权立下汗马功劳。
“阳子以清廉正直闻名于晋国，却不能使自己免除灾难，他的智慧不值得称道。”赵武摇摇头，否定了这个人。
“那么狐偃呢？”
“狐偃看到有利可图就不顾自己的君主，他的仁义不值得称赞。”赵武说的是当年晋文公回国渡过黄河时，狐偃以璧投河，用软刀子逼晋文公指河为誓的故事。“我看还是随武子比较好相处。”最后赵武自己给出了答案，“这个人善于听取好的意见而不忘记提意见的人，谈论自己的优点而不忘记自己的朋友，侍奉君主而不拉帮结派，也不会曲意逢迎。”
随武子就是士会。“随”是士氏家族的封地之一，“武”则是士会死后的谥号。
就在这次对话之后没几天，赵武真的如愿以偿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不过不是那些人活了过来，而是赵武自己去了。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12月7日，赵武在温地去世。得到这个消息，郑简公第一个亲自跑到晋国去吊唁，结果还没抵达温地，就被晋国人婉言劝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按照周礼的规定，就算是诸侯去世，也不劳别的诸侯亲临吊唁，何况是卿大夫去世呢？看来这位郑简公自从到楚国参加过楚康王的葬礼之后，已经是吊唁成瘾了。
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政权相继由狐、赵、士、荀、郤等家族轮流执掌。其中狐、郤两家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为过去，而赵家虽然一度岌岌可危，却又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并且在“赵氏孤儿”的手上实现了复兴。诚如医和所言，赵武执政的八年，晋国国泰民安，内外和谐，甚至与楚国都实现了和平共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赵武的账。清朝有位叫姜炳璋的学者这样评价赵武：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赵武的功绩不过是减轻诸侯的纳贡负担，礼遇各国使者，实在是差强人意。赵武干过的最不道义的事情，莫过于为孙林父出头逮捕卫献公和弭兵会盟。为臣执君就不消说了，而弭兵会盟有很多人认为是功劳，这真是大错特错！
咦，化干戈为玉帛，倡导天下和平也有错吗？回答是肯定的。在姜炳璋看来，弭兵会盟是“贪少安，而贻亡国之祸也”。有八大罪状：第一，弭兵会盟之后，晋国失去了多年的霸主地位；第二，诸侯原来只要向晋国纳贡，现在不得不向晋楚两国纳税，负担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第三，发动天下诸侯朝拜楚王，为虎作伥；第四，以弭兵为名，不再过问各诸侯国的内政外交，对那些以臣弑君、以强欺弱的事视而不见，反倒是使得楚国有机会仗义执言；第五，由于没有外部战争的压力，导致晋平公无所事事，耽于淫乐；第六，晋国的卿大夫趁机损公肥私，以至于公室大权旁落；第七，废除战车不用，空有四千重车，却无一卒可驾，全部去当了步兵，武备松弛；第八，如此重大的军事改革，不让国君参与，晋国的分裂已经于此埋下伏笔。
“所以说，弭兵会盟是晋国灭亡的先声，赵武的所谓贤能，大抵如此罢了。”姜炳璋最后这样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姜老学究说得倒也没错。从古至今，一切强权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有一个可怕的敌人。一旦这个可怕的敌人不再与之为敌，强权便会自内部土崩瓦解。君不见，当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垮台，诸多替洋人操心的遗老遗少们不免痛心疾首：这就是结束冷战，追求所谓世界和平的结果！
表扬赵武还是批评赵武，或者说，表扬戈尔巴乔夫还是批评戈尔巴乔夫，取决于这个人的脑袋是更关心主义还是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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