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3-列国的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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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不君,臣也可不臣

    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单位的领导突然对你说,请你周末去他家里吃饭,你受宠若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领导家门口,凝神贯气,做了三个深呼吸,然后按下门铃,结果...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操着湖南方言说:“你找哪个?孙处长跟他的堂客到别个屋里打麻将克哒,晚上不回来吃饭。”你除了傻笑几声,偃旗息鼓地回到自己家里,还能怎么样?

    可是,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两位卫国人来说,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卫献公派人给朝中的两位重臣——孙林父和宁殖捎去一个口信,邀请他们到宫中共进午餐。接到这个通知,孙林父和宁殖赶快行动起来,洗了一个澡,穿上黑色的缁布衣,裹上素色的生绢裳,戴上黑里带红的布帽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坐上带盖的马车,提前一个时辰来到公宫等候。

    等啊等啊,眼看日近午时,两个人不住四下张望,就是不见有人来宣他们。

    “主公也许有要事在身,再等等就好了。”孙林父安慰宁殖。宁殖点点头,没说什么。

    两个人继续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宁殖忽然说:“老孙,不太对劲啊,主公该不会是把我俩给忘了吧?”

    孙林父说:“怎么可能?我猜啊,主公肯定是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没那么快整好,所以要我们多等等。”

    宁殖说:“什么山珍海味?”

    “比如说,熊掌啊,你知道,熊掌很难熟的。”

    “有可能。”宁殖说着,喉结动了一下。孙林父装作咳嗽,趁机也吞了一口口水。两个人继续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西斜,鸟儿归巢,两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那顿想象中的美餐仍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

    “老孙啊!”宁殖有气无力地说,“熊掌要煮那么久吗?”

    孙林父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皱了,说话也打颤了:“按理说,不,不应该啊......”

    两个人嘀咕了一阵,最终决定打道回府,这饭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人命了。刚准备上车,一个宫中的小内侍匆匆跑过来,说:“主公请两位大夫去后花园相见!”

    “你说去哪?”孙林父大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住小内侍的脸。

    “后,后花园。”小内侍吓坏了。

    宁殖赶紧拉拉孙林父的袖子,意思是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两个人跟着小内侍,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卫献公戴着一顶白鹿皮帽子(打猎专用),手里拿着一把弹弓,正在打鸟呢!孙林父和宁殖不敢惊着了鸟儿,远远地跟着他,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卫献公才突然察觉到他们在身后,大声说:“你们来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呢?”两个人赶紧快步走到卫献公跟前,恭恭敬敬地垂手立着,准备聆听国君的训示。

    “两位爱卿有何贵干?”卫献公笑吟吟地问。

    “这?”孙林父迟疑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宁殖,宁殖也是一脸的迷惑,“我们是应您的邀请,前来赴宴的啊!”

    “有这回事吗?”卫献公拍拍自己的脑袋,大笑道,“哎呀呀,我这记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来,来,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就陪寡人一起打鸟吧!”

    孙林父心想,你说得倒轻巧,老子可是饿了一整天,哪有力气陪你打鸟?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耐着性子和卫献公说话。按照当时的规矩,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的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卫献公似乎完全不懂这些礼数,皮帽子也不脱,一个劲命内侍去拿弹弓来,丝毫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酝酿。

    孙林父从宫中出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家也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但是又睡不着,气愤愤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胡乱喝了两口小米粥,命令家人:“打点行装,准备马车,回戚地去!”

    家人吃了一惊:“您不上朝啦?”

    “兔崽子居然戴着鹿皮帽子跟我说话,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国君?这官老子不当了!”

    “您小声点!”家人连忙劝道。

    “怎么啦?这事就算说到天子那里,也是他无理!”孙林父的嗓门更大了。

    戚地是孙氏家族的封地。孙林父这一走,其实就是用脚投票,炒了卫献公的鱿鱼。

    孙氏家族是卫国名门,孙林父本人也是扶持卫献公上台的有功之臣。孙林父的出走,按理说应该引起卫献公的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献公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啊?”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走的不是什么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家奴。

    孙林父毕竟不是陶渊明,在乡下过了一段日子,不禁又留恋起在朝廷的日子来。他倒不是怀念那几千石米的俸禄,而是耐不住成天在田间地头跟山野村夫打交道的寂寞。说到底,那个年代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动物,如果不能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不能参加那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不能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人生就太灰暗啦!孙林父想回到朝廷去,又拉不下那张老脸,于是想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办法——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回到首都帝丘,向卫献公请安。

    卫献公见到孙蒯很高兴,拉着孙蒯说了一大堆家常话,无非是令尊身体可好啊,戚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啊,你膝下有几个小孩啊之类的,亲热得不得了。末了还要留孙蒯吃饭,而且是按照国君招待臣子的最高规格上菜,还有乐队在一旁演奏,一边吃一边欣赏音乐,那叫一个享受。相比孙林父前些日子受的冷遇,孙蒯的际遇可真是让人感到君威莫测。

    孙蒯受宠若惊。席间他几次想向卫献公表达老头子的歉意,卫献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他这个机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乐师开始唱歌了——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这首名为《巧言》的诗见于《诗经.小雅》,翻译成现代文: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

    大家知道,歌词是很难听真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就很容易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但是在那天的宴会上,孙蒯将乐师唱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因很简单:乐师根本不是唱,而是将那首诗字正腔圆地朗诵出来,并且朗诵了三遍,不由你听不清。

    孙蒯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抬起头来看卫献公,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摇头晃脑,打着拍子听乐师“唱”歌,看样子十分享受。

    士可杀,不可辱。孙蒯暗自用力,将手中的青铜酒爵捏着几乎变了形。他没留意到,那天在堂上唱歌的,并不是他熟悉的宫廷大乐师,而是大乐师的副手——这个职务,在当时被称为师曹。

    这么重要的场合,大乐师为什么不亲自上场呢?

    原来,卫献公本来是要大乐师演唱的,但是大乐师一听《巧言》这个曲目,就知道卫献公不怀好意,怕惹祸上身,借口说嗓子疼,要回家养病,一早就开溜了。卫献公又找了几个人,也都不愿意,只有师曹主动站出来要求演唱。

    “臣的歌喉不如大乐师美妙,如果您不嫌弃,臣愿意代大乐师演唱。”

    “好!”

    卫献公赞许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脑子里没有闪过任何怀疑的念头。他也许忘记了,就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命师曹担任后宫的音乐老师,负责教他最喜爱的宠妾弹奏古琴。那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脑子却笨得一塌糊涂,连最简单的乐理常识也记不住,弹起琴来总是找不着调。师曹教得不耐烦,挥鞭抽了她几下。那女人便跑到卫献公面前哭诉,卫献公命人将师曹抓起来,狠狠地打了三百皮鞭。

    三百皮鞭打掉了一个宫廷乐师的尊严,也打掉了卫献公的和谐盛世。师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现在眼看卫献公要犯傻,他怎么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赶快跳出来,要求代替大乐师演唱。为了让孙蒯听清歌词,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朗诵的形式。

    毫无疑问,卫献公对师曹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也难怪,领导往往喜欢执行力强的下属,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无条件的执行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孙蒯回到戚地,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详细的汇报。孙林父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主公对我已经是恨之入骨了,如果我们不抢先下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孙蒯说,“他不仁,我不义,咱们偷偷杀回帝丘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林父进入帝丘是在一个晴朗而凉快的清晨,太阳在平原上露出整张笑脸,街道两旁树木的阴影被拖得老长。孙氏族兵摆出进攻的阵形,兵车在前,步卒在后,快速而有序地朝着公宫进发。城门和城墙上的卫兵早就被先头部队解决,整个帝丘防务轻而易举地落入叛乱者的掌控。

    对于国君和孙氏之间的这场纷争,卫国群臣基本持一种壁上观的态度,大伙都呆在家里,命令家臣和族人戒备守护自家院落,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万事大吉,这也是孙林父轻易得手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特立独行,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大街上拦住了孙林父的车,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打招呼:“哟,这一大早,您全副武装的,是打算去哪儿呢?”

    孙林父还没回答,他的戎右护卫暴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长戈就要扫过去,却被孙林父用手挡住。“不得无礼!”孙林父低声喝道。然后很客气地对那个人说,“国君的荒淫残暴,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很担心江山社稷毁在这个人手里,所以打算赶他下台,请问您有什么高见?”

    “国君是一国之主,您现在却想将他赶下台来,这不是以下犯上么?再说了,就算您废旧立新,又怎么知道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

    这个问题不轻不重,然而十分尖锐。孙林父答不上来,此后数千年无数抱有“革命”思想的人也答不上来。年轻人说完这些话,就主动站在路边,让孙林父的队伍通过,然后赶快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出了卫国,以躲避内乱。

    这个年轻人叫做蘧(qú)瑗,字伯玉,历史上一般叫他蘧伯玉。《论语》里记载了一些他的故事,最为有名的是: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拜望孔夫子,孔夫子向来人询问蘧伯玉的近况,来人回答说:“他正设法减少自己的缺点,可却苦于做不到。”来人走后,孔子就对弟子说:“使乎,使乎!”意思是这个人很了解蘧伯玉。当然,蘧伯玉本人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缺,即便到了五十岁这年,他还是能够深刻地反省前一年所犯下的错误,即所谓的:“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

    得知孙林父造反的消息,卫献公起先还不相信,对内侍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跟他开了两个玩笑嘛,他竟然……”结果就听到孙林父在宫门外大叫:“只杀昏君,余者无罪!”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派出三位公室子弟出来跟孙林父谈判——说是谈判,实际上就是将他们送给孙林父做人质,希望孙林父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孙林父根本没给三位公室子弟说话的机会,直接命令孙蒯:“将他们拉出去,斩了!”顷刻间三颗人头献上,被挑在旗杆上向宫内示威。

    卫献公一看,这事没得谈了,逃命要紧。集合宫中的卫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逃往齐国去避难。逃到齐卫边境的鄄地(卫国地名)的时候,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努力,派出胞弟子行向孙林父请求原谅,结果又被孙林父砍了头。这家伙,分明是杀红眼了嘛!

    卫献公只好继续狂奔,跟随他的人渐渐走散,只剩下公孙丁一个人替他驾车。幸好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孙林父也不敢轻举妄动,将大部队驻扎下来,只派了两名杀手级的武士——尹公佗和庾公差驾着轻车继续追赶。

    庾公差是尹公佗的老师,师徒俩都是卫国有名的射手。孙林父认为,将这两个人派出去,取卫献公的项上人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庾公差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替卫献公驾车的公孙丁。有了这层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尹公佗射术超群,驾车也是一把好手,道路又熟,追了一段路,便远远地看见卫献公的车了。尹公佗连抽了战马几鞭,将两车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段,庾公差长弓在手,从背后抽出一支箭扣在弓弦上,瞄准前车却又犹豫不决。

    “师傅!”尹公佗催促道,“您再不射,昏君就逃脱了!”

    庾公差眉头紧锁,仍是下不了决心。前面的公孙丁发现有追兵逼近,也将马鞭甩得震天价响,四匹战马发疯似的撒蹄子,将路上的泥土掀得四处飞溅。

    “师傅!”尹公佗再次喊道。

    庾公差长叹一声,弓弦响处,长箭出手。紧接着又搭上一支箭,前箭未至,后箭已发。

    两支箭一前一后,全部钉在前车的旗杆上。卫献公吓得闭上眼睛惊叫不已。“主公休要惊慌!”公孙丁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若是有心射您,绝不会失手。”

    卫献公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回头一瞄,果然后面的战车已经慢了下来,似乎已经放弃了追逐。

    后面的战车完全停了下来。尹公佗疑惑地看着庾公差:“师傅,您这是违抗主人的命令,回去如何交差?”

    “我的师傅在那辆车上,你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庾公差长叹一声,“回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他是您的师傅,不是我的师傅,我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主人的命令不可废,您如果不忍心杀他,就请您下车吧,我一个人去追。”尹公佗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尹公佗把孙林父的命令搬出来,庾公差也没办法反驳。所谓“士”的天职,难道不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吗?他默默地下车,对尹公佗说:“你要小心,我的老师比我还厉害。”

    “您放心。”尹公佗一甩马鞭,又朝着前方追去。

    卫献公刚松了口气,听到马蹄声,连忙回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公孙丁,公孙丁,敌人又追上来啦!”

    这次公孙丁也回头了,只见尹公佗一个人驾着战车越逼越近,而且正将缰绳系在车轼上,准备抽弓取箭。“您来驾车!”公孙丁顾不得细想,将手中的缰绳塞给卫献公,同时拿起自己的长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一箭。

    尹公佗听到弓弦一响,情知不妙,想要躲时,那箭已经射穿自己的左臂。公孙丁大声喊道:“这是师公对你警告,你要是再追,就不是射你的手了。”尹公佗大吃一惊,忍痛勒住缰绳,眼睁睁地看着卫献公的战车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关于师、徒、徒孙三人的故事,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讲述者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孟子。在孟子的笔下,事情是这样的:

    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不巧在这个时候,子濯孺子病发,庾公之斯追上他之后就问:“您为什么不拿起弓来?”子濯孺子说:“今天疾病犯了,拿不起弓。”庾公之斯说:“我在尹公之佗那里学射箭,尹公之佗又是您的徒弟,我不忍心用您的本领加害于您。不过,今天的事情是公事,我不敢放弃!”于是抽出一支箭,去掉箭头,朝着子濯孺子射了一箭就回去了。

    儒家追求秩序的稳定,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所谓忠义不能两全的困境,也就是在国君、父母和老师之间进行取舍。这个故事中,子濯孺子要在忠于国君还是尊重祖师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故事发生在西方,这就是一个“tobeornottobe”的难题,足以令当事人发疯甚至自杀。但是在孟子的笔下,子濯孺子的抉择一点也不艰难,拔掉箭头,虚射一箭,就那么简单。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自古缺乏悲剧意识,是因为中国的哲人太狡猾,太善于自欺欺人。

    回到正题。卫献公抵达齐国之后,原来走失的那些人也渐渐赶到那里跟他会合,其中有他的胞弟公子鱄(zhuān)和卫定公的夫人定姜。

    侥幸逃过一劫的卫献公认为这一切都是祖宗在保佑他,命令祝宗(宗庙的管理人员)设好祭坛,摆上祭物,向祖宗表示感谢,同时向祖宗报告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犯错误,责任全在孙林父身上。

    定姜并非卫献公的生母,早在卫献公上台的时候就看不惯他的作为,现在看到他跪在一堆石头前念念有词,不觉又好气又好笑,说:“如果没有神灵,你告诉谁呢?如果有神灵,你就不可以对神灵撒谎。你明明有罪,为什么告诉神灵说无罪?你不和大臣商量国事却和小臣计议,这是第一条罪;孙林父和宁殖都是先君委任的辅佐你的重臣,你却轻视他们,这是第二条罪;我尽心尽力地侍奉先君,你却如同对待奴婢一样对待我,这是第三条罪。你呀,向祖宗汇报逃亡的事就行了,不要在祖宗面前狡辩说自己无罪!”

    卫献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鲁襄公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特意派大夫厚成叔前往帝丘慰问,卫国人派大夫大叔仪接待。

    “听闻卫侯失去了社稷,流亡在外,寡君十分担心,特意派下臣前来,谨致慰问之意。”厚成叔说,“贵国有国君而不修仁德,有臣子而不敏于事;国君不宽厚,臣子也不尽职尽责,日积月累,现在终于酿成大祸,请问你们该如何收拾?”——这哪里是来慰问的,分明是来看笑话的!

    “鲁侯的美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对于大夫的说法,在下不敢苟同。”大叔仪说。

    “哦?”厚成叔多少有些意外。

    “事情闹成这样,是因为下臣们不敏于事,得罪了寡君。但是寡君并非不宽厚——恰恰相反,寡君就是因为宅心仁厚,不忍心将下臣依法严办,才抛弃了我们,远走他乡的。”大叔仪一本正经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事实就是这样。”

    厚成叔回到鲁国,遇到大夫臧孙纥。臧孙纥问起卫国的情况,厚成叔说:“卫侯还是很有希望回国的。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兄弟跟着他流亡,帮助经营谋划,他能不卷土重来吗?”

    鲁襄公打听到卫献公已经被齐国人安顿在郲地(齐国地名),便派臧孙纥前去慰问他。刚刚找到栖身之所的卫献公显然好了伤疤忘了痛,说起话来大大咧咧,根本没把臧孙纥放在眼里。

    臧孙纥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厚成叔看走眼啦,这个人满嘴喷粪,不思悔改,凭什么回国?”

    后来他见到公子鱄等人,交谈之后,看法又改变了:“唉,这个人还是能够回国的。这就好比驾车,跟随他的那些人,或者在前面拉,或者在后面推,想不回去都难!”十二年后,卫献公果然得以回国,这是后话。

    当然,跟随卫献公逃亡的人中,也有不坚定分子。大夫右宰谷就忍受不了思乡之情,偷偷逃回帝丘,结果被人抓起来送到孙林父府上。

    “大夫既然跟着昏君走了,又跑回来干什么?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立了一条规矩,但凡偷偷跑回来的逃亡者,一律以间谍罪论处,斩首示众?”孙林父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别,别这样!”右宰谷一听就急了,“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跟着昏君走,当时是被胁迫才逃亡的啊!”

    “这个我可管不着。”

    “咳,这个您一定要管,我是穿狐皮衣服,卷羊皮袖子啊。”右宰谷摆出一副可怜的表情。狐皮昂贵,羊皮轻贱,言下之意:我人是好的,只有一点小毛病,看人要看主流嘛!

    听到这个比喻,孙林父忍不住笑了,说:“看在你这件狐皮衣服的面子上,就饶了你吧。”

    孙林父对右宰谷网开一面是有原因的,他刚刚在卫国公室中找到了一位公孙剽,草草拥立为国君。新政权尚未稳固之际,他不愿意因为杀人而激起更多的矛盾。赦免右宰谷之后,他干脆下了一道命令,欢迎跟随卫献公流亡的人弃暗投明,重回祖国的怀抱,为新政权服务。

    但是他也明白,新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光有国内百姓的支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得到晋国的认可。

    这一年秋天,讨伐秦国失败的诸侯联军终于撤回了各自的国家。

    战争失败给晋悼公很大触动,他决定采取措施整顿军队——撤销新军的编制,晋国四军由此又变为三军,符合“大国三军”的原则,以示对王室的尊重。

    对于卫国发生的事情,晋悼公也持审慎的态度。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宫廷乐队的首席指挥师旷:“卫国人将自己的国君赶出国,这件事难道不是很过分吗?”

    “臣倒觉得,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师旷回答。

    “哦?”晋悼公放下筷子,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师旷说:“好的国君赏善罚恶,视人民如儿女,像上天一样保护他们,像大地一样容纳他们。人民侍奉国君如同父母,尊崇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灵,害怕他如同雷霆,他说的话就是命令,有谁能够赶走他?真正赶走他的是他自己,不认真履行国君的职责,让百姓陷于绝望。他自己已经丧失了当国君的资格,怪不得别人。”

    晋悼公连连点头。

    师旷接着说:“上天养育百姓,又立了国君来统治他们。为了不让国君走歪路,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他,保护他,不让他做过分的事。因此天子有公辅佐,诸侯有卿,卿有侧室,大夫有旁系,士有朋友,士农工商都有亲近的人互相帮助。美好就赞扬,过分就纠正,患难就相救,陈旧就改革。自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监督他的是非功过。所以《夏书》上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传令官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官长谆谆教导,工匠献艺以为劝谏。)’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不可能!”

    师旷这番话,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即便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后来晋悼公又就这件事征询荀偃的意见,荀偃说:“孙林父驱逐国君,另立新君,自然是大逆不道。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攻打它,不一定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反而要劳累诸侯,不如因势利导来安定卫国。古话说,即将灭亡的可以欺侮,正在动乱的可以推翻,已经存在的可以巩固,这是国家的常道。您还是安定卫国,静观待变吧。”

    有师旷的大道理在前,又有荀偃的现实分析在后,晋悼公由此下定决心,于同年冬天在戚地举行了诸侯会盟,承认了公孙剽(也就是卫殇公)政权的合法性。

    虚张声势,吓跑敌人

    公元前559年秋天,周灵王派王室大夫刘定公到齐国,向齐灵公下达了一道神气活现的圣谕:“当年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辅佐先王,成为王室的股肱、百姓的老师。王室世代酬谢太公的功劳,立他为东海诸国的表率。王室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败落,依靠的就是齐国啊!现在我命令你姜环(齐灵公名环),孜孜不倦地遵循太公的遗志,继承祖先的事业,不要侮没先人。要恭敬啊,不要违抗我的命令!”

    周王室与齐国公室自古联姻。周灵王向齐灵公下达这道圣谕,其实是向齐国公主求婚的一纸聘书。按照周朝的体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即便是求婚,也不能低三下四,必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布命令。收到聘书的诸侯则感激涕零,欢天喜地筹备婚事,为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王后而庆幸不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谁都知道,此时的周天子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傀儡,还要仰仗各位诸侯的施舍才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一个破落的贵族向富人求婚,还得瑟个啥啊?第二年春天,周灵王派卿士单靖公为代表,前往齐国迎亲。天子结婚,卿士迎亲,本来也是古礼。奇怪的是,单靖公走到鲁国便不再前进了,仅仅派副手刘定公继续前往齐国,将公主接回了雒邑。一场本应热热闹闹的婚礼,以“非礼”而告终。但奇怪的是,齐国不但没有因此而发怒,还默许了这一行为。

    当然齐灵公之所以对王室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是有原因的。据《左传》记载,晋国的士匄曾经向齐国借走一套五色羽毛做成的旌旗,却迟迟不肯归还,齐国人对这件事极为不满,一直耿耿于怀,并因此而对晋国产生了贰心。公元前559年冬天,晋国在戚地举行诸侯会盟,齐国没有派代表参加,更是公然挑战晋国领导的明显信号。齐灵公既然有心与晋国决裂,主动寻求王室的好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公元前558年夏天,齐灵公悍然发动对鲁国的进攻,派兵包围了鲁国的成城。在齐国的唆使下,邾国、莒国也从南方入侵鲁国。一时之间,山东的局势骤然紧张,鲁国连忙派人向晋国告急。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年仅三十岁的晋悼公突然发病身亡。

    晋悼公为人谦和,有君子之风,不擅长尔虞我诈的权谋之术,却有兼容并包的容人之度,在他的领导下,晋国的霸业以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势得以延续。晋悼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宽厚有余而威猛不足,对一些桀骜不驯的大臣管教不严,导致进退失度。公元前559年,晋国八卿讨伐秦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是晋悼公在位期间最大的失败。而齐国的公然作乱,是晋国霸业再度跌向低谷的标志性事件,晋悼公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开人世,虽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晋悼公死后,晋平公即位。新官上任三把火,晋平公上台之后,一是任命自己的老师叔向为大傅,负责晋国的司法事务,又任命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和士鞅为公族大夫;二是在曲沃举办了盛大的祭祀,请求祖先保佑;三是加强国内的警备,然后沿黄河而下,在湨(jú)梁(地名)举行诸侯会盟,命令同盟国内部和平共处,归还侵占的土地,而且逮捕了邾国和莒国的国君,以示惩戒。

    齐灵公没有参加湨梁之会,但是仍然派了上卿高厚为代表来参加会议。晋平公举行宴会招待各国诸侯,命令各国大夫起舞赋诗,说:“歌和舞的内容必须相配。”意思是,唱红歌必须跳红舞,不能像现在很多官员那样,在KTV里搂着小姐唱着“十送红军”。

    对于高厚来说,湨梁之会就是鸿门宴,是齐国与晋国彻底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缠绵。看着各国大夫喝得醉醺醺的在台上手舞足蹈,或是对晋平公暗送秋波,或是对齐灵公指桑骂槐,高厚突然感到悲从中来。轮到他跳舞的时候,他故意跳了一种东夷地方的民族舞,却唱了一首正儿八经的周朝的歌。只要粗通音律的人都知道他在故意违抗晋平公的命令,晋国的中军元帅荀偃大怒,一手按着佩剑,一手指着高厚说:“看来这里有人对晋国怀有贰心!”

    晋平公皱了皱眉头,示意荀偃少安毋躁。和晋悼公一样,晋平公也是个冷静的人,他明白齐国的背叛对晋国意味着什么,虽然齐国现在与晋国已经是离心离德,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他不希望这种同床异梦变成赤裸裸的决裂。

    高厚则轻蔑地看了荀偃一眼,继续他的表演。

    按照惯例,湨梁之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盟誓,各国代表割手指,喝血酒,以示真诚相待,互不背叛。由于齐灵公没有与会,高厚不能与各国诸侯平起平坐,晋平公特别命令各国大夫与高厚举行盟誓,企图对齐国进行最后一次拉拢。

    结果高厚不辞而别了。绝望之余,晋国的荀偃、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宁殖和郑国的公孙趸等重臣歃血为盟,誓词为:“同讨不庭。”也就是共同讨伐不尊重周天子的人。

    晋国霸业的衰落,一开始并不明显。即使有齐国的背叛,在其他中原国家看来,晋国仍然是不可一世的霸主。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晋悼公死后,郑国先是派公孙夏前往吊唁,又派公孙趸参与送葬。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去世,别的国家应当派普通的士族前往吊唁,大夫参与送葬。就算是当年晋文公、晋襄公称霸天下,他们去世之后,各国也仅仅是派大夫吊唁,卿送葬,以示隆重。而公孙夏和公孙趸在郑国都是卿一级的人物,也就说,郑国派出两位卿参与晋悼公的丧事,这是前所未有的。

    晋悼公去世前后,楚国也发生了一些大事。公元前559年秋天,楚康王派令尹公子贞讨伐吴国,吴国人闭门不出,楚国人占不到便宜,只能打道回府。由于公子贞轻视吴军的战斗力,没有严加防范,结果在一个叫皋舟的地方中了吴国人的埋伏,楚军死伤无数,大夫公子宜谷被俘。回国之后,公子贞便一病不起,临终之际,他将公子午找来交代后事,强调说:“一定要加强郢都的城防!”左丘明对公子贞的评价相当高,认为他临死还不忘国家大事,是对国君忠贞不二的表现。

    皋舟之败和公子贞的死是楚国的重大损失。此后,公子午继任楚国令尹,在他的主持下,楚国任命了一系列重要官员。公子罢戎任右尹,蒍子冯任大司马,公子橐(tuó)师任右司马,公子成任左司马,屈到任莫敖,公子追舒任箴尹,屈荡任连尹,养由基任宫厩尹。这些人齐心协力,保持了楚国政局的稳定。

    湨梁之会后,晋平公派荀偃和栾厌率领部队讨伐楚国,楚国派公子格领兵抵抗,双方在湛阪(地名)发生战斗,楚军失利,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北部边境,但是未敢深入,将已经并入楚国的许国洗劫一空后便回国了。这件事说明,晋楚争霸的战略优势仍然保持在晋国这一方,楚国在这个时候不能对晋国形成严重的威胁。

    真正让晋平公感到头疼的是齐国。高厚从湨梁之会逃回国不久,齐灵公再度出兵包围鲁国的成城。仲孙蔑的儿子孟速带兵救援,齐灵公畏其勇气,遂撤围而走,成城侥幸得救。

    由于感觉到齐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公元前557年冬天,鲁襄公派叔孙豹出使晋国,要求晋国切实担负起霸主的责任,解决好齐国的问题,确保鲁国的安全。晋国的官员敷衍他说:“先君去世之后,寡君国事繁忙,尚未为他举行仪式,将神位安放在大庙,加上前不久讨伐楚国,军队和人民还未曾得到很好的休养。否则的话,我们怎么会对齐国的行为坐视不理?”

    叔孙豹跺脚说:“正是因为齐国人对鲁国虎视眈眈,我才来到这里请求贵国的帮助。鲁国的情况危急,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朝着西方望断秋水,说‘晋国的援兵应该快来了吧!’如果等到各位得闲,鲁国早就灭亡了。”

    晋国人无言以对。

    后来叔孙豹见到了荀偃,念了一首《祈父》之诗: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所

    翻译过来就是:祈父啊祈父,你是君王的左右手,怎么能够尸位素餐,使百姓受困苦之忧,居无定所呢?

    荀偃听了,满脸羞愧地说:“我知罪了,怎么能够不跟您同恤社稷,让鲁国落得如此境地呢?”

    叔孙豹又去见士匄,对他念了《鸿雁》的最后一章: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意思是:鸿雁飞上飞下,哀鸣不已,只有明白人才知道我在受苦受累啊,那些愚蠢的家伙,还说我骄躁。

    士匄一听便明白了,说:“有我在此,岂敢让鲁国不得安宁?”

    然而,即使有军中的第一和第二号人物拍胸脯保证,晋国仍迟迟未有实际行动。公元前556年夏天,同盟国内部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卫国派兵入侵曹国,攻占了曹国的重丘(地名)。事情的起因,是孙林父的儿子孙蒯越过边境,跑到曹国的地界上去打猎。重丘的居民关起门来辱骂他,说:“亲手驱逐国君的人,就数你爸最为凶恶了。你不为此感到羞愧,还跑到这里来打什么猎?”因为这件事,两国关系恶化,最终以刀兵相见。曹国人打不过卫国人,就跑到晋国去告状,给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晋平公又增添了一丝烦恼。

    同年秋天,齐灵公再度出兵,入侵鲁国的北部边境,包围了桃城(地名);同时派高厚带领一支部队,包围了防城。防城是臧氏家族的领地,臧孙纥守土有责,被高厚困在了城中。为了不让国家重臣落入敌手,鲁襄公派部队从阳关出发去营救臧孙纥,驻扎在旅松(地名)。大夫叔梁纥,也就是孔夫子的老爸,带着三百名勇士,趁夜突破齐军的重围,进入到防城,将臧孙纥安全接到旅松之后,又回过头来再次杀入防城,加入守军,一直坚守至齐军撤离。

    齐国人也并非毫无收获。臧孙纥的弟弟臧坚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高厚带回了齐国。齐灵公钦佩鲁国人的勇气,知道臧家子弟性格刚烈,赶紧派宦官夙沙卫去慰问臧坚,希望臧坚不要自杀。

    说起这位夙沙卫,还有一段故事要讲:公元前571年春天,齐国派兵讨伐莱国,莱人知道夙沙卫深得齐灵公宠信,便派大夫正舆子带了良马一百匹和肥牛一百头去贿赂他。夙沙卫得了好处,在齐灵公面前替莱国求情,使齐灵公轻易放弃了进攻莱国的计划,收兵回国。“通过这件事,我便知道齐灵公为什么被谥为‘灵’了。”左丘明在《左传》中这样写道,“灵”是恶谥,代表的含义是“乱而不损”。古人盖棺定论,基本上是扬善隐恶,一个人只要不是闹得太不像话,无论如何不会得个恶谥。

    臧坚对夙沙卫说:“感谢君侯的好意。他赐我不死,却又有意派一名受过宫刑的贪婪小人来对一名‘士’表示敬意,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夙沙卫气得脸青,手指着臧坚骂道:“你、你这个囚虏,不要不识抬举!”

    “谁抬举我?”臧坚冷笑道,“你抬举我?对于我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么?”说完就拿起身边的一根尖木桩刺进自己的伤口,血流不止而死。

    形势进一步恶化。同年冬天,邾国在齐国的支使下,派兵入侵鲁国南部边境。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5年秋天,齐灵公又亲自带兵入侵鲁国北部。这一次,晋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晋平公命荀偃整顿军马,准备讨伐齐国。

    就在晋国大军即将出发的前一晚,荀偃做了一个梦,梦见晋厉公和他在天庭打官司,结果是晋厉公胜诉。晋厉公挥起一支长戈,将荀偃的脑袋砍了下来,掉在地上。荀偃的身体跪下,拾起脑袋装回脖子上,双手紧紧扣住,以防再掉,飞也似的逃跑了,在路上遇到梗阳(地名)的巫皋。

    众所周知,栾书和荀偃是二十年前绑架和杀死晋厉公的主谋,荀偃做这样一个梦,也许是潜意识里的负疚感在作怪吧。奇怪的是,第二天一早,荀偃率领大军出发,果然在路上遇到了巫皋。荀偃停下来和他说话,发现巫皋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这简直就是《盗梦空间》的剧情了。巫皋掐着指头一算,对荀偃预测了两件事:

    其一,一年之内,荀偃必死;

    其二,如果“有事于东方”,则可以得志。

    听到巫皋这么说,大伙都很难过。荀偃本人倒是很豁达,安慰大伙说:“人固有一死,我活到这个年纪,死亦无妨。至于有事于东方可以得志,说的不就是讨伐齐国这回事吗?这是好事啊!”

    大军渡过黄河的时候,荀偃用红色丝带系着两对美玉,祷告说:“齐国依恃地形险要,人多势众,背弃世代友好的誓言,欺负邻国,虐待百姓。天子的陪臣姬彪(晋平公名彪)要带领诸侯去讨伐,姬彪的臣子荀偃要在鞍前马后效力。如果打了胜仗,不使神灵蒙羞,下臣荀偃不敢再次渡过黄河,请神灵明察!”说完将美玉投入河中。

    所谓不敢再次渡过黄河,意味着荀偃自知死期将至,不敢祈求多活两年了。

    同年十月,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云集鲁国的济水之滨,重温湨梁之会的誓言,共同讨伐齐国。值得一提的是,莒、邾等山东小国本来唯齐灵公的马首是瞻,晋国大军一到,马上又加入到讨伐齐国的行列,见风使舵,也许是小国生存的必要手段吧。

    齐灵公将部队部署在平阴(地名)附近的防门(齐国修筑的长城,东起大海,西至济水),又在防门之外深挖壕沟,宽达一里,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准备跟联军打持久战。

    夙沙卫却认为这个阵地仍然不可靠,劝谏说:“敌军势大,不如退守泰山之险。”

    齐灵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侯联军在荀偃的带领下,日夜猛攻防门,双方将士死伤甚众。士匄和齐国大夫子家素有来往,派人给子家送去一封密信,说:“你我相识已久,所以我对你无所隐瞒。实话对你说,鲁国和莒国都请求各派战车千乘,从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突袭临淄,晋侯已经答应了他们。如果是这样,齐国必定灭亡,你何不早做准备?”

    士匄这话有点像哄小孩,一来军中机密断无理由轻易示人,二来莒国只是一个小国,即便集全国之力,最多拿出战车六百乘,何来千乘?但是子家看完这封信,脸色立马就白了,他顾不上穿戴整齐,赶快跑到齐灵公的大帐中汇报。齐灵公听到这个情报,也一下子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晏弱已经死亡,他的儿子晏婴侍候在齐灵公身边,看到齐灵公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暗自对人说:“国君本来就胆小,现在听说这样的事,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前面介绍过,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是《孙子兵法》中认为最不得已才选择的下下策。防门是齐国人精心修筑的长城,加上宽达一里的壕沟,险上加险,易守而难攻。诸侯联军猛攻防门,虽然给齐军造成重大的杀伤,但是自身的伤亡数字必定在齐军之上,很有可能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对荀偃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他必须尽快摆脱攻城的不利局面,所以才有了士匄送给子家的那封信。

    第二天,齐灵公登上巫山眺望晋军。荀偃派人开山架桥,即便是极其险阻的地方,也命人插上旌旗,装作有人在布阵的样子。又命战车上的士兵左实右虚——一车三人,车夫和车左射手是真人,车右的持戈之士是假人——以大旗先行,而且在车后拖上一捆树枝,造成尘土飞扬的阵势。齐灵公倒吸了一口凉气,对左右说:“敌人可真不少啊!”他借口要回临淄布置防务,当天就离开大部队,临阵脱逃了。

    齐灵公一走,齐军的斗志急剧下降。十月底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防门的齐军悄然撤出阵地,防门变成了无人防守之门,荀偃这招树上开花,虚张声势获得圆满成功。

    最先觉察到齐军撤走的是晋国宫廷乐队的首席指挥师旷。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的乐师多半是盲人,和《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一样,视力全无,听力绝佳。师旷在夜风中听到防城上空的鸟叫,便对晋平公说:“您听鸟儿叫得多欢快,齐国人肯定逃跑了。”

    第二个发现情况的是晋国大夫邢侯,他对荀偃说:“我听到战马盘桓之声,齐国人恐怕已经逃遁。”

    没过多久,太傅叔向也跑过来对晋平公说:“城上有鸟,齐军必定逃跑了。”

    十一月初,联军接管防门,进入平阴城。稍事修整之后,荀偃带领部队继续追逐齐军。齐国军中,夙沙卫主动要求殿后,他命令士兵用铁链将战车连接起来,堵塞了山中的道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人性的复杂,夙沙卫虽然是个宦官,而且在历史上有过污点,在关键时刻却不畏强敌,敢于担当大任。

    但夙沙卫的勇敢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齐将殖绰、郭最说:“您担任大军的后卫,这是齐国的耻辱啊,您还是先走吧,由我们来殿后!”听到这样的话,夙沙卫眼中不觉流露出一丝悲哀,他没有说什么,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他命令手下将士将战马都杀死,填到山中小路的最狭窄处。至今山东长清还有一个地名叫“隔马山”,据传就是夙沙卫杀马堵道之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殖绰和郭最瞧不起夙沙卫,他们自己的表现却不尽人意。晋军的前锋州绰追上了他们。州绰是晋国的神箭手,他远远地朝殖绰射了两箭,一支射中左肩,一支射中右肩,两支箭将殖绰的脖子牢牢夹住。殖绰疼得死去活来,一个劲催促驾车的郭最:“快跑,快跑!”只听见州绰在身后喊道:“你给我站住!大不了成为我军的俘虏,我不杀你。如果你胆敢再逃,我就射你的心脏啦!”

    殖绰转过身子说:“我才不信呢——除非你发誓不杀我!”

    州绰说:“有太阳为证,我如果骗了你,不得好死。”一边将弓弦拉得满满的。殖绰连忙说:“我信了,我信了。”停下车,让州绰将自己反绑起来。州绰的车右护卫具丙也扔掉兵器,将郭最绑起来。州绰将他们献给晋平公,晋平公命令他们坐在中军的鼓下。

    联军的士气空前高涨。晋军将士都不想停下脚步,一路追逐着齐国的逃兵。鲁国和卫国的部队也主动要求进攻险要的地方。十一月中旬,荀偃和士匄带领中军攻下了京兹,魏绛和栾盈带领下军攻占邿地,赵武和韩起带领上军围攻卢地。京兹、邿地和卢地都是泰山山脉的战略要地,这三个地方陷落之后,临淄已经无险可守,齐国就岌岌可危了。

    十二月初,联军抵达临淄附近的秦周,将秦周作为最后总攻的桥头堡。晋国的士鞅负责围攻雍门(临淄的西门),齐国人都不敢出战,士鞅的车夫追喜甚至跑到雍门下用长戈杀死了一条狗,还安然返回。鲁国的孟速砍下城外的树木,为鲁襄公做了一把颂琴。联军在临淄城外耀武扬威,先是放火烧了雍门外的建筑,接着烧了申池旁边的树林和竹林,又烧了城东的外城。士鞅转而攻打扬门(临淄西北门),州绰攻打东闾(临淄东门),在门洞里逗留了很久,将城门上的铜钉都数清楚了。

    齐灵公受不了这种惊吓,驾上马车,准备逃到棠地去。大子光和大夫郭荣拦住了他。大子光扣住戎车的马缰,说:“敌军行动迅速,作战奋勇,主要是想掠夺物资,并无久留之意,您怕什么呀?况且您是一国之主,不可以轻言放弃,否则将失去大家的拥戴,请您一定留在城中!”

    齐灵公脸色铁青,大叫:“让开!”驾着马车就要强行通过。大子光突然抽出佩剑,砍断了马鞅(马脖子上的挽具),才将戎车阻住。左右一拥而上,将齐灵公连推带劝,逼回了宫中。

    事实证明大子光的判断是准确的。十二月中旬,联军留下一部分人马继续监视临淄,主力却向东前进,劫掠了潍水流域;然后向南转移,一直打到沂水流域。

    不管怎么样,临淄算是暂时保住了。

    自取灭亡的齐灵公

    正当晋平公带领诸侯联军横扫齐国的时候,同盟内部却出现了问题,郑国的当权者公子嘉想趁着郑简公和公孙趸带兵在齐国作战的机会,除掉国内的政敌,独揽大权。

    公孙趸在晋国六卿入侵秦国的那场战争中表现突出,深得晋国人青睐。公子嘉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公孙趸必定会依靠晋国人的力量杀回来。为此,公子嘉派人给楚国令尹公子午送去一封密信,希望楚国出兵支持自己的行动,并以事成之后郑国投靠楚国作为回报。

    自公元前562年的萧鱼之会以来,郑国一直死心塌地追随晋国,做到了“无会不与,无役不从”,成为楚国人心中的痛。现在郑国的当权派主动要求楚国出兵郑国,对楚国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公子午却拒绝了公子嘉的请求。楚康王听说这件事后,连忙派人对公子午说:“现在全国人都在议论,说不谷(不谷为君王自称,有如“寡人”,语气更为谦逊)主持社稷而不敢出兵,不能继承先君的事业,死后都没有资格按照先君的礼仪下葬。不谷即位已经五年,从未统帅楚军北上中原,人们都以为不谷是贪图安逸而忘记了先君的霸业。请您好好谋划一下这件事,看看行不行?”

    楚国王室自古家风凌厉,自楚武王以来,历代楚王都是雄心勃勃之辈,楚康王不甘于偏安一隅,怕被人指着鼻子骂胆小无用,也是人之常情。公子午听到楚康王的话,长叹道:“君王这么说,难道认为我是贪图安逸之辈吗?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啊!”接着朝使者稽首下拜,说道:“诸侯正和晋国打得火热,我请求先出兵试探一下。如果事情顺利,则请君王亲率大军介入。如果事情不顺,我收兵回来,也没有什么害处,君王也不会受失败之辱。”

    公子午带领一支部队北上到颖水南岸的汾丘城。当时和公子嘉一道留守国内的还有公孙舍之和公孙夏,他们得知公子嘉的阴谋,加强了新郑的戒备,公子嘉也不敢轻举妄动。公子午在汾丘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公子嘉的任何信息,又将部队推进到鱼陵(郑国地名),命令右翼部队在上棘筑城,然后渡过颖水,驻扎在索水(郑国河名)之滨。蒍子冯和公子格则率领楚军的精锐部队攻打费滑、胥靡、献于、雍梁等地,大踏步绕过梅山,进攻了郑国东北部的城市,一直抵达虫牢才回师。

    由于郑国人一直不出战,公子午又将前锋推进到新郑外围,在纯门(新郑外城门)外驻扎了两天,见新郑的防卫无懈可击,只好班师回朝。时值隆冬,楚军在渡河的时候遇到大雨,大部分士兵被冻伤,挑夫、伙头军等杂役人员几乎死伤殆尽。

    远在齐国的晋平公一度对楚军的行动感到担忧,是瞎子师旷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没事的啦!我多次唱北方的曲调,也唱过南方的曲调。南方的曲调普遍阴柔,象征死亡的声音很多,楚国人一定不会得逞。”这话很难听出个所以然来。我只能这样理解,楚文化重视巫鬼,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会有所谓“象征死亡的声音”,但这与楚国人会不会得逞,似乎没有必然联系。董叔补充说:“岁星正在西北,南方的军队不合天时,难以建功。”这是用天象学来证明楚国人为什么不能成功,又给晋平公打了一剂强心针。

    只有叔向说了一句比较靠谱的话:“决定胜负的,是他们国君的品德与能力。”意思是楚康王的水平不足以领导楚国获得胜利。

    有了三个人的保证,晋平公便无视楚国的威胁,继续在齐国逗留。公元前554年春天,诸侯联军自沂水流域返回,在祝柯(地名)举行了会盟,誓词为:“大毋侵小。”意思是大国不要欺负小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次祝柯之会上,晋平公将邾悼公抓了起来,而且将邾国的一大块土地划给了鲁国——这不正是以大侵小么?

    鲁国人自然对这一安排举双手赞成。晋平公先行回国后,鲁襄公在蒲圃(地名)举行了盛大宴会,款待晋国六卿,自然又少不了一套隆重的“赐命”仪式,不但六卿被赐“三命之服”,连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等军官都被赐以“一命之服”。荀偃的待遇最高,另被授予锦缎五匹、玉璧五双、良马四匹和鼎一尊。

    可惜荀偃无福消受这些礼物了。早在晋军东渡黄河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枕骨之下生了一颗不祥的小肿粒,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硬,渐渐演变成了疽疮。但他一直没有找大夫来看,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强忍着剧痛指挥诸侯联军横扫齐国,而且谈笑自若地参加了鲁襄公在蒲圃举行的盛会。蒲圃之会后,晋国大军西渡黄河,抵达著雍(地名),荀偃再也掩饰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眼睛受到疽疮的影响,已经明显地鼓了出来,面相甚是骇人。得到这个消息,先期返回晋国的大夫们都跑回来。士匄请求入见,被他拒绝了,只能远远地隔着一排屏风说话。当士匄问立谁为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他简单而明确地说:“郑甥。”

    郑甥,就是荀偃的儿子荀吴,因为荀吴的母亲是郑国女子,荀吴自然是郑国人的外甥,所以称为郑甥。

    没过几天,荀偃便死了。回想起来,晋军东渡黄河的时候,荀偃曾经说过“不敢再次渡过黄河”的话,这一死也算是信守了诺言。

    士匄和列位大臣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只见他仍然睁大眼睛,嘴却紧紧闭着。按照当时的习俗,贵族死后,要在嘴中放置一颗明珠,以维持魂魄不散。可是荀偃的嘴实在闭得太紧了,家臣都无法打开,明珠也放不进去。士匄洗干净手,拍着荀偃的肩膀说:“您就放心去吧,我将侍奉荀吴如同侍奉您。”荀偃没有任何反应。这时栾盈在一旁提醒说:“元帅也许是因为伐齐之事未见全功而死不瞑目吧。”士匄又拍着荀偃的肩膀说:“您去世后,我如果不继承您的遗志征服齐国,就请河神惩罚我!”

    说来也怪,士匄说完这句话,荀偃的眼睛立刻闭上了,嘴也自动张开,接受了家臣奉上的明珠。士匄暗自擦了一把冷汗,出来之后就说:“惭愧啊,作为一个男人,我实在是很浅薄无知!”

    荀偃死后,士匄顺理成章地由中军副帅升为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执政大臣。这个职务,早在公元前560年,晋悼公本来就打算任命给他的,只不过士匄主动让给了荀偃,所以才推迟了六年。

    晋国讨伐齐国,最大的受益者是鲁国——不但保护了鲁国不受齐国的欺凌,而且让鲁国得到了邾国的一大片土地。鲁襄公对此感恩戴德,又派季孙宿来到新田拜谢晋平公。晋平公设宴款待季孙宿,新任中军元帅士匄出席了宴会,并且赋了一首《黍苗》之诗: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这是《诗经.小雅》中一首赞颂召伯的诗,意思是召伯为了诸侯奔波,有如春雨滋润禾苗。士匄用这首诗来比喻晋平公为了鲁国奔波,倒也不失贴切,只不过当着晋平公的面来念,有溜须拍马之嫌。季孙宿也是个聪明人,连忙跪坐起来,接着士匄的马屁继续拍:“小国仰望大国,有如禾苗仰望春雨,如果经常得到滋润,天下都将和睦相处,岂止鲁国受益?”于是也赋了一首《六月》之诗。《六月》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复国,也曾以这首诗相赠,希望晋文公担负起辅佐天子的责任。现在季孙宿又赋这首诗,当然是将晋平公比作尹吉甫,马屁拍得相当高明,决不输于士匄。

    回到鲁国之后,季孙宿意犹未尽,命人将从齐国战场上缴获的兵器熔炼成一座大钟,并在钟上边铭刻了鲁国的功劳,作为对这次战争的纪念。臧孙纥给他泼了一勺冷水:“您这样做不合礼法。铭文,是天子用来彰显品德的。诸侯如果相时而动,建立功勋,也可以镌刻铭文。至于大夫这一阶层,则是用铭文来记录军功。你现在这样做,如果是为了记录军功,那是大夫所为,不应当以国家的名义;如果是为了记录国君的功勋,那是借晋国之力才得到的;而且这场战争已经妨碍了我国人民的正常生产。我不知道您到底是想纪念什么?”

    季孙宿不以为然。

    臧孙纥感叹道:“大国攻打小国,用得到的战利品制造礼器,记载大国的功劳,让子孙后代知晓,是为了宣扬正义而惩罚无礼之徒。现在鲁国借助了晋国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危亡,侥幸战胜了齐国,不感谢上天的照顾,反而宣扬所得的战利品以激怒齐国人,是自找麻烦啊!”

    晋、鲁等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齐国则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下,齐灵公更是大病一场,生命垂危。

    说起齐灵公,那还真不是一般的“灵”。后人推测,齐灵公的昏庸,与他的母亲声孟子多少有关。

    这个女人在历史上以淫乱而著称,当年鲁国的叔孙侨如逃亡到齐国,没过多久就和声孟子搞到了一起,闹得沸沸扬扬不说,声孟子还异想天开要齐灵公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连叔孙侨如本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不敢接受,只好又逃到卫国去避祸。寡妇有生理需要,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将自己的生理需要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奇怪的是,齐灵公对母亲的这些行为不但不加以劝阻,反而百般纵容。

    叔孙侨如走后,另一个男人很快填补了声孟子的空虚。

    这个男人名叫庆克,是齐桓公的儿子公子无亏的后人,说起来也是公族人士。庆克不敢明目张胆地和声孟子来往,常常是男扮女装,按照当时女人出行的习俗,以布蒙头,坐着人力推行的辇车,从侧门进入宫中。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竟然很长时间没被人发觉。

    直到某一天,鲍叔牙的曾孙鲍牵上朝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一秘密。鲍牵觉得这事实在太不像话了,便报告了上卿国佐。国佐不敢批评声孟子,只敢将庆克找来,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有人看到你穿着女人的衣服从后宫中出来,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的事!”庆克连忙否认,但毕竟做贼心虚,脸已经红了。

    “有也罢,没有也罢,我不想深究,只是希望你检点自己的行为。要知道,你可是桓公的后人,别在男女问题上犯错,丢了祖宗的脸。”国佐不咸不淡地说,连看都没看庆克一眼,摆摆手让他出去了。

    应该说,国佐这件事处理得很到位,既没惊动外界,又达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庆克经他这么一说,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一连几天躲在家里不出门。

    庆克不上朝,对国家的影响不大;可是他不到宫中去幽会,对声孟子来说就不是一般难受了。她坐立不安,一连派了几拨人到庆克家中询问情况,庆克被逼不过,只好说:“事情败露,鲍牵告诉了国佐,国佐说了我一通,哪里还敢来!”

    声孟子正对着铜镜,让人给她化妆,好等着庆克来相会呢。听到内侍的回报,她“腾”地站起来,拿起铜镜就朝内侍扔过去,又将头上的玉簪、头花什么的胡乱抓下来,红着眼睛,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抓,恶狠狠地说:“鲍牵、国佐,你们这两个奸贼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

    公元前574年春天,齐灵公带着国佐参加晋国组织的诸侯联军,去讨伐郑国,命高无咎和鲍牵负责守卫临淄。

    高、鲍二人很认真地履行职责,加强临淄地区的戒备。齐军返回的时候,戒备尚未解除,临淄的城门紧闭,士兵们全副武装在各城门口检查来往的人员。齐灵公来到城下,想要打开城门,也被拒绝了:“高上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打开大门,只能从侧门进入!”

    相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解读。汉文帝在周亚夫的细柳营吃了闭门羹,盛赞周亚夫善于治军;齐灵公在临淄城下被阻拦,却对高无咎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再加上声孟子不失时机在他耳边吹风,说高无咎和鲍牵阴谋立公子角为君,所以才将他拒之门外,齐灵公就更觉得是那么回事了。

    “国佐也参与了这一阴谋。”声孟子没忘了恶狠狠地加上一句。

    齐灵公吓了一跳。要知道,国、高二氏乃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在齐国根深蒂固。当年管仲向齐桓公提出“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国、高二氏分别分到的权力与公室差不多是对等的。如果国、高二氏都阴谋反对他,那事情就很严重了。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当年七月下令逮捕鲍牵,判处了刖刑,并将高无咎驱逐出境。

    高无咎倒是没什么意见,老老实实地逃到了莒国避难。但他的儿子高弱不甘轻易就范,在卢地(高氏的封地)独树一帜,宣布反叛无道昏君,要为父亲找回公道。

    孔夫子读到这一段历史,不无讽刺地说:“鲍牵的智商还不如葵花呢,葵花还能保护自己的足。”这个葵花不是向日葵,而是秋葵。春秋时期,中国人常以秋葵为菜,将叶子掐下来,不伤其根,可以再长出嫩菜来,所以有“采葵不伤根”的说法。按照孔夫子的说法,看到寡妇偷情最好装作没看见,否则会死得很难看。

    高弱叛乱后,齐灵公派崔杼为主将,庆克为副将,带领军队围攻卢城。国佐觉得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国、高二氏本是齐国建立之时天子任命的上卿,自古以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如果高氏被灭,国氏必然唇亡齿寒,难以自保。考虑再三之后,国佐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借口前来助战,带着少数族兵进入围攻卢城的部队,出其不意地杀死了庆克,然后在谷城举起了义旗,宣布支援高弱。

    声孟子得到这个消息,当场晕厥过去。

    国、高二氏联合起来,齐灵公便顶不住了。他不得不采取暂时妥协的政策,与国、高二氏展开谈判。当年十一月,齐灵公与国佐在徐关签订了和平条约。十二月,卢城宣布投降。

    但齐国的动乱远未结束。

    事实证明,一个女人的怨念如果得不到释放,就会变成魔鬼,变成夜叉。庆克死后,声孟子每天早上天没亮就跑到齐灵公的寝宫,揪着他的耳朵将他从床上拎起来:“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居然让两个奴才给欺负了,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庆克是国家的重臣,国佐想杀就杀了,你居然还睡得着觉,就不怕天下人笑话吗?你快起来,给庆克报仇去,起来……”一边骂,一边掉眼泪。终于有一天,齐灵公受不了了,大叫道:“好啦,好啦,别再揪我的耳朵了,我这就派人去杀了国佐,给庆克报仇!”

    公元前573年春天的一次朝会上,大夫华免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利刃,朝着国佐连刺十几刀,将他当场杀死。没人敢制止,因为华免每刺一刀,便大叫一声:“奉夫人之命!”谁都看得出,华免并非虚张声势,确实是得到了夫人与国君的授意才敢那么做的。

    这个血淋淋的场面把大伙都吓坏了。有几个心理特别脆弱的,跌跌撞撞跑到声孟子的寝宫,在她面前磕头如捣蒜,语无伦次地叫道:“别杀我,别杀我,我和国佐不是一伙的!”

    “哦?”声孟子的脸上露出一丝残酷的笑容,“都快起来吧,我怎么会杀你们呢?”那诡异的声音,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

    杀戮继续进行。国佐死后,齐灵公又派人杀死了国佐的儿子国胜,国胜的弟弟国弱出逃到鲁国。

    声孟子完全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在她的要求下,庆克的大儿子庆封被封为卿,小儿子庆佐被封为司寇。国家的公器,彻底沦为这个女人怀念情人的赠礼。国佐泉下有知,唯一能够感到欣慰的是,齐灵公最终没有对整个国氏家族下毒手,而是将国弱从鲁国召回来,继承了国氏。一场寡妇门前的是是非非,至此才算是告一段落。

    与声孟子的胡搅蛮缠相比,齐灵公在家事国事上的率性而为也不遑多让。他年轻的时候,娶了鲁国的公主为夫人,称为颜懿姬。按照当时的风俗,诸侯娶妻,妻家又以妻妹或妻侄女陪嫁,称为“媵”。颜懿姬没有子嗣,但她的侄女鬷声姬为齐灵公生了一个儿子,被立为大子,也就是大子光。除了鲁国公主,齐灵公还有很多妻妾,其中来自宋国的戎子受到特别的宠爱,但也没有生育。戎子的姐姐仲子生了公子牙,从小就交给戎子抚养,戎子视之为己出。眼看齐灵公将不久于人世,戎子跑去向他请求,立公子牙为大子,将来继承齐国的君位。看到戎子哭得梨花带雨,齐灵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也没考虑后果,答应了戎子的请求。公子牙的生母仲子听说这件事,大吃一惊,坚决表示不同意,说:“万万不可这样做!废长立幼是不祥之事,触犯诸侯则更难以成功。这么多年来,光以大子的身份多次参与诸侯事务,已经得到诸侯的公认,现在无缘无故废除他,是公然藐视诸侯的行为,您一定会后悔!”齐灵公不耐烦地说:“立谁为大子,是我自己的事,与诸侯何干?”于是命令大子光迁到齐国东部去居住,改立公子牙为大子,又任命高厚为大子太傅,夙沙卫为大子少傅,负责辅佐大子登基。

    可是,齐灵公的这道命令,甚至在他还没有闭眼的时候,就被执行得走了样。大子光倒是老老实实迁到东部去了,只不过在大臣崔杼的帮助下,又偷偷地跑回了临淄,藏在崔杼的府上。当齐灵公处于弥留之际的时候,大子光和崔杼突然发动政变,宣布大子光仍然是齐国的法定继承人,公子牙出逃到句渎之丘(地名),随后又被抓了回来。

    接下来,大子光干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他冲入宫中,将戎子揪出来杀了,而且陈尸于朝堂之上。《左传》对此谴责道:“非礼也!”理由是自古妇人不接受死刑之外的刑罚,就算是被判死刑,也不能拉出来示众。看来,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妇女还是比较尊重的,不像后世那样热衷于对妇女采取侮辱性的惩罚。人类文明究竟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在很多方面都要打一个问号。

    公元前554年五月,齐灵公结束了他折腾的一生。大子光即位为君,也就是齐庄公。夙沙卫逃到高唐,公然反抗齐庄公的统治。这个时候,晋国大军在新任中军元帅士匄的带领下,已经东渡黄河,挺进到东阿附近的谷城,准备再度打击齐国,完成荀偃未了的心愿。得知齐灵公已经死亡,士匄便停止前进,带领部队返回晋国。这种不肯趁人之危的行为自然受到《左传》的高度评价:“礼也!”

    同年八月,崔杼杀死了高厚,鲸吞了高氏家族的田产和财物。齐庄公派庆封围攻高唐,没有攻克。同年十一月,齐庄公亲自带领大军再度围攻高唐。时值冬季,大地萧条,寒风凛冽,齐庄公看见夙沙卫站在高唐城头指挥作战,便大声叫道:“卫!你下来,寡人有话对你说。”

    夙沙卫点点头,真的走到城下,与齐庄公隔着一条护城河对话。齐庄公问:“高唐城中的守备如何啊?”夙沙卫说:“哪里有什么守备?粮食已经吃光了,人员也死伤殆尽,没办法再坚持啦!”齐庄公朝他作了一揖,夙沙卫也拱拱手,算是答礼,然后从容不迫地回到城墙上。

    当天夜里,夙沙卫将高唐城中尚能战斗的部队都集中起来,用大鱼大肉和好酒款待他们,说:“齐侯以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明天必定发动总攻。大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凌晨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在太阳出来之前一举击溃敌军!”

    夙沙卫严重低估了齐庄公的智商。当他认为齐庄公已经放松戒备的时候,他自己其实也就放松了戒备。齐庄公派出的两名武将——殖绰(去年被晋军俘虏,大概是逃了回来)和工偻会偷偷地爬上了城墙,趁着夜色将绳子垂下,将城外的齐军放进了城。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高唐守军在睡梦中几乎全部被歼,夙沙卫本人也被砍成了肉酱。

    齐庄公一上台就表现出果断的一面,对饱受联军入侵之苦的齐国人来说,显然比他的父亲齐灵公要英明得多。晋国人对这位新上任的君主也不敢轻视,很快接受了他伸过来的橄榄枝,两国代表在齐国的大隧(地名)举行会盟,结束对抗状态。齐国宣布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再度成为晋国的盟国。

    大隧会盟的消息传到鲁国,鲁国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妙”。上至鲁襄公,下至列位大臣都知道,齐国人一旦缓过劲来,鲁国的边境又不得安宁了。鲁国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

    第一,未雨绸缪,修筑曲阜的城墙,巩固首都的防卫;

    第二,将那口记载战功的大钟砸碎,重新铸造成别的礼器,以免留给齐国人口实;

    第三,派叔孙豹访问晋国,寻求晋国的政治保证。士匄接见了叔孙豹,又派叔向与叔孙豹就两国合作事宜进行具体协商。叔孙豹在会晤中,对叔向朗诵了《载驰》的第四节,其中有“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这样的句子,请求晋国保证鲁国的安全。叔向是个实在人,在他看来,齐国的臣服只是表面现象,鲁国人的担心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他很郑重地答复叔孙豹:“我怎么敢不接受贵国的请求?”叔孙豹从这句话中听出了端倪,回到鲁国就对大家说:“齐国仍然是个威胁,不可以不防!”于是鲁国又加快整顿防卫,巩固了武城的城防。

    公元前553年夏天,晋、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在晋国的澶渊举行了会盟,宣告齐国正式回到晋国领导的国际同盟。对于提心吊胆的鲁国人来说,这次会盟多少是个心理安慰。

    权臣的复仇

    前面说到,公元前559年晋国六卿讨伐秦国,栾厌的弟弟栾鍼战死,栾厌迁怒于士匄的儿子士鞅,逼迫其逃亡到秦国,后来士鞅在秦景公的帮助下又回到了晋国。

    士、栾两家原本是亲戚,栾厌娶了士匄的女儿为妻,在史料中,这个女人被称为“栾祁”,其中栾是夫家姓,祁则是士氏家族的姓。栾祁为栾厌生了栾盈。按照这层关系,士匄就是栾厌的岳父,士鞅则是栾盈的舅舅。但是由于公元前559年那件事,两家结下了仇恨,士鞅与栾盈虽为舅甥,又同时担任了公族大夫,却常常公开较劲,尿不到一壶。

    栾厌于公元前559年秋天去世。栾厌死后,栾祁耐不住寂寞,与栾氏家族的家老州宾私通。家老就是首席家臣,相当于大户人家的管家。自古以来,管家与主母私通,除了贪恋主母的姿色,更多是贪恋主人的家财。州宾自从搭上了栾祁,荷包就日渐鼓起来,隔三岔五地往家里搬金银财宝,甚至田产房契。短短数年之间,栾祁竟然将栾家的私产转移了百分之九十到州宾名下,栾氏家族几乎被这个女人掏空。

    栾盈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在那个年代,男女关系相当开放,寡妇门前有几个登徒子,那是很正常的事,栾盈也不想管。可是,栾氏家族毕竟是晋国的名门望族,祖先拼死拼活打下这么大一份家业,竟然让一个家奴凭着床上功夫就给霸占了去,让栾盈的脸往哪搁?他又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

    栾祁觉察到了栾盈的情绪变化。她知道,如果栾盈发作起来,十头牛也拦不住,到那时候,她和州宾不但做不成长久夫妻,连露水鸳鸯也做不成了。

    女人一旦陷入不伦之恋,做起事来就很不靠谱了。栾祁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士匄那里告了栾盈一状,说:“这小子怕是要作乱了,到处造谣,说您为了独揽大权而害死了栾厌,而且常对人说,‘我父亲虽然驱逐了士鞅,但是当他回国后,我父亲非但不愤怒,反而以德报怨,让他跟我一样担任了公族大夫,使得他可以独断专行。我父亲死后,士匄家里更加富有。对于这种不知感恩图报的人,我就算是死,也不能再跟随他了!’这小子说得出做得到,我怕您受到伤害,不敢不对您说。”

    “竟然有这样的事么?”士匄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心里五味杂陈。女儿关心父亲并没有错,可是为了父亲而牺牲自己的儿子,这难道不是很不可思议吗?

    “姐姐说的都是实话。”士鞅也在一旁煽风点火,他对栾盈的不满由来已久,落井下石只是举手之劳,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士匄是个聪明人,对栾祁和士鞅的话将信将疑。但是有一件事让他确实对栾盈很不放心,那就是栾盈和他的父亲栾厌不同,栾盈生性豪爽,好善乐施,很多士族子弟都愿意跟随他,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团体,隐然有领袖群伦之风。

    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私人团体的潜在威胁是不容忽视的。哪怕是个编草鞋的行业协会、舞文弄墨的文学社团,甚至是沿街乞讨的乞丐组织,统治者都能从他们身上嗅出一丝结党营私的气味。更何况,团结在栾盈周围的,是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贵族,他们有刀有枪,有钱财有领地,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一旦闹起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士匄对栾盈不放心,晋平公对栾盈就更不放心。据《国语》记载,晋平公曾经问大夫阳毕:“栾书曾经拥立我的先君悼公,栾盈也无罪于国家,我怎么好诛灭栾氏家族呢?”从这句问话可以看出,晋平公对栾盈早就动了杀机,只是碍于栾书是当年迎立晋悼公的有功之臣,而且栾盈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阳毕回答:“想要矫正国家的弊病,不能只看到眼前的问题,执行权力不可以因为私恩而看不见潜在的威胁。”意思是栾书迎立晋悼公,确实有恩于公室,但栾盈结党营私,对现政权是莫大的威胁。阳毕还建议:“您如果真是爱惜栾盈,可以公开宣布他的罪行,将他驱逐出国。他如果敢于反抗,那他就罪有应得,诛灭他的宗族还嫌不够。如果他顺从您的意思,远走他乡,可以给收留他的国家多送点财物,让别人好好关照他,以此报答栾家的情谊,难道不可以吗?”

    阳毕这话说到晋平公心坎上了,他把士匄找来,说:“寡人刚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士匄听晋平公把话说完,心里面偷着乐,但是他不露声色,用一种非常平淡的语气说:“下臣也是这么想的。”

    晋平公和士匄联合起来,栾盈显然不堪一击。公元前552年秋天,士匄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派下军副帅栾盈去修筑著城(地名)。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栾盈刚离开新田,晋平公便宣布栾盈是乱臣贼子,同时在新田城中大肆搜捕栾盈的同党,将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董叔、羊舌虎等十名大夫处死,又囚禁了伯华、叔向和籍偃三人。栾盈手中无兵,朝中无人,只能带着家臣仓皇出逃。

    叔向是羊舌虎的同父异母兄长。当年叔向的母亲叔姬嫉妒羊舌虎的母亲长得漂亮,依仗自己是大老婆,不让羊舌虎的母亲陪老公睡。叔向觉得这样做很不妥,劝母亲不要那么霸道,叔姬就说了:“深山大泽中,就会有龙蛇生存。这个女人长得太美了,我怕她生下龙蛇来祸害你们,我自己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于是就让那女人陪侍老公睡觉,结果生了羊舌虎。羊舌虎长得英俊,而且武勇异常,深受栾盈宠信,所以被杀,叔向也因此受到牵连。当时有人对叔向说:“您受此祸乱,难道不是因为自己不明智吗?”言下之意,叔向没有及早投靠士匄、与羊舌虎划清界限,是不智之举。叔向坦然道:“我只是被囚禁啊,总比被杀死好吧?古诗说,‘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这就是智慧啊!”意思是,各大家族之争关我屁事,我只想优哉游哉,安度我的余生。

    大夫乐王鲋跑到牢里去看望叔向,很同情叔向的遭遇,说:“我可以为您到国君面前去求请。”叔向眨眨眼睛,不置可否。乐王鲋告辞出来,叔向也不拜谢。他的家老陪着他坐牢,不理解地问道:“乐王鲋是国君面前的红人啊,他向国君说什么事,国君没有不听的。他主动要求帮您,您不答应。祁奚大夫在国君面前说不上话,您却说必须要等祁奚来救您,是为什么啊?”

    叔向说:“乐王鲋这个人啊,对于国君的要求无所不从,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可靠。祁大夫举荐人才,不弃仇家,不避亲族,难道他会独独忘记我这个人吗?”

    后来晋平公果然问起乐王鲋:“叔向这个人该怎么定罪呢?”乐王鲋也是眨眨眼睛,装作沉思了一阵子,说:“他和羊舌虎是兄弟啊,而且关系很密切,恐怕是有问题的。”当时祁奚已经告老还乡,听到这件事,专门坐着传车来到新田找士匄,说:“对于有谋略有智慧的人物,应当相信他而且保护他。叔向是那种深谋远虑,很少犯错误的人,而且诲人不倦,是社稷的柱石,即使他的子孙十代有过失,都应当赦免他们的罪过,以此鼓励有才能的人为国家努力工作。今天如果他不能免于祸乱,抛下守护社稷的职责而死,这不是让人感到困惑吗?古时候,鲧治水无功,舜流放了鲧,却又起用他的儿子禹;商朝的君王大甲即位的时候,荒淫无度,宰相伊尹将大甲放逐了三年,等他改过之后又辅佐他复位,大甲却没有怨言;管叔、蔡叔和周公是兄弟,管、蔡两人背叛了周朝,而周公终生护佑成王。为什么您要因为羊舌虎的罪过而抛弃社稷之臣呢?您多做善事,谁敢不做善事?多杀一个人有什么意义?”

    祁奚举的这三个例子,第一是说明父亲有罪,儿子不应当受过;第二是说明君臣之间,不应有怨恨的情绪;第三是说明兄弟有别。士匄听了心悦诚服,于是带着祁奚去见晋平公,共同说服晋平公赦免了叔向。

    祁奚救了叔向一命,也没去看叔向,就回乡下去了。叔向知道是祁奚救了他,但也没去感谢祁奚,继续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在祁奚看来,他救叔向,只不过是为国家考虑,并不是针对叔向这个人而来的。叔向显然也是持这种认识,所以也觉得没有必要感谢祁奚。君子之交淡若水,说的就是这种交往吧!只不过越到后来,人们就越不喜欢君子之交,叔向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在,他肯定会被人指责为“不会做人”。

    且说栾盈离开晋国,向东狂奔,一边跑一边忍不住落泪。一个人如果被自己的母亲陷害,被舅舅落井下石,被外公驱逐出境,还要“忍看朋辈成新鬼”,伤心是难免的。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经过成周地方的时候,那里的农民们看到他们衣冠不整,有如丧家之犬,一哄而上,打劫了他们的财物,连兵器和衣甲都被抢走。

    一行人傻呆呆地站在田野里,觉得万念俱灰。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家臣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年长的家臣们也暗自落泪。倒是栾盈很镇定,他走到一棵小树下,扶着树干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招招手,示意家臣给他拿来笔墨和竹简,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天子的陪臣栾盈,因为得罪了天子的守臣晋君,被迫流亡,以避祸害。没想到在天子的脚下又得罪了天子的臣民,走投无路,无处藏身,所以冒死上言。从前陪臣栾书有幸为王室效力,天子给予了奖赏。如果您还记得栾书的努力,那我还有地方可以逃避;如果您已经忘记栾书的功劳,那么我本来就是刑戮余生,大不了回国领死。谨此直言不讳,唯听天子发落。”然后将信交给一个家臣,要他找到当地的官员,将信转呈天子。

    周灵王看到这封信,十分同情栾盈的遭遇,下令禁止掠夺栾家的财物,又派人将被抢的财物找回来还给栾盈,并将栾盈等人礼送出境。

    这件事情不久就传到了晋国。同年冬天,晋平公在商任(地名)举行了诸侯大会,议题是:禁止任何同盟国家收留栾盈。这与当时阳毕提出的“让别人好好关照他,以此报答栾家的情谊”完全背道而驰。这样一来,栾盈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逃往楚国。

    商任之会被认为是晋平公和士匄的失败之作,为数年后栾盈的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参加会议的诸侯对于晋国君臣的这些恩恩怨怨也颇有看法,齐庄公和卫殇公更是公然嗤之以鼻,表现出极大的不敬。而在晋国国内,商任之会又引起了新一轮的动荡,大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素来与栾盈关系不错,他们预感士匄迟早要扩大打击范围,对自己下手,干脆用脚投票,出逃到齐国。

    州绰和邢蒯是晋国有名的勇士,州绰更是在公元前555年的防门之战中表现突出,以精湛的射术俘虏了齐国的殖绰和郭最。乐王鲋劝士匄将他们召回来,不要让晋国培养的人才流失。士匄说:“他们是栾家的勇士,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乐王鲋说:“他们原来是栾家的勇士,现在也可以成为你的勇士嘛。”士匄固执地摇摇头,拒绝了这一建议。

    此人之毒,彼人之药。士匄将州绰等人像一根草似的丢掉,齐庄公却如同捡到了宝,给他们都封了官职,让他们为齐国效力。有一天早朝的时候,齐庄公突然指着殖绰、郭最二人对州绰说:“他们可是寡人的大公鸡啊!”

    春秋时期,人们喜欢以公鸡比喻勇士。州绰对齐庄公说:“您说他们是大公鸡,谁敢说他们不是?不过呢,下臣虽然不才,在防门之战中,可是比这两位勇士都先打鸣哦!”

    齐庄公愣了一下,随即大笑。殖绰和郭最回想起当年被州绰俘虏的窘况,脸都红到了脖子根。齐庄公是个行事果断的人,史书上评价他“好武”,对于勇士自然是情有独钟,喜欢的就是州绰这种直率的性格。他故意端起酒杯,要敬勇士一杯酒。殖绰和郭最都很眼热,要求要有一份。州绰说:“攻打临淄的时候,在下曾经在城门里,数清了城门上的铜钉,这酒是不是应该让我喝呢?”齐庄公大笑道:“那你为的是晋君啊!”州绰不屑地看了殖绰和郭最一眼,说:“在下充当您的仆人时间还不长,不过这两位,如果用斗鸡作比方的话,在下已经啄到他们的肉,剥掉他们的皮了。”

    州绰原来与栾盈关系很好,士匄就是不用他,说明士匄已经丧失了原来那种宽厚谦让的品德,变得越来越刻薄了。州绰原来替晋侯攻打过齐国,齐庄公却能宽容他的过去,原谅他的狂放,说明齐庄公已经不甘居人下,有争霸天下之志,准备放手与晋国一搏了。

    公元前551年秋天,栾盈也从楚国辗转来到了齐国。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晏婴表示担忧,他对齐庄公说:“商任之会,我们答应晋国不接纳栾氏。今天您收容了栾盈,打算怎么使用他呢?小国侍奉大国,讲究的就是一个‘信’字。失去信用,则无以自立,请您三思!”齐庄公瞪了他一眼,心想,这个晏矮子,就知道满口仁义道德,什么小国侍奉大国,齐国难道不是大国吗?为什么齐国一定要侍奉晋国?

    晏婴的建议没有被采纳,退下来之后就对同僚陈须无说:“君王以信义为本,臣子以恭敬为本。忠、信、笃、敬,是上下都要遵守的原则,我们的国君却视信义于无物,恐怕难以长久。”陈须无听了,也去劝谏齐庄公,同样没有效果。如果说州绰在齐庄公眼里是一只好胜的大公鸡的话,那么栾盈就是一只雄鹰。齐庄公对一只大公鸡尚且如此重视,又怎么会为了所谓的信义放弃一只雄鹰呢?

    晋国人很快得知栾盈藏身于齐国的消息。同年冬天,晋平公在沙随举行诸侯会盟,重申商任之会的原则,要求各国不得收留栾盈和他的党徒。为了一个栾盈,晋国两度召集会盟,可见栾盈对于晋国的当权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齐庄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到晋平公在会议上发表针对栾盈的演讲,他心里暗自冷笑:堂堂霸主,为了区区一名臣子,竟然弄到如此紧张,看来晋国的气数已尽,该轮到齐国上场啦!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荷马史诗》中的“木马记”有得一比。

    公元前550年春天,晋平公为了进一步笼络吴国,决定将一位公主嫁给吴王诸樊。这在当时是“非礼”的事,因为生活在周朝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明确规定“同姓不婚”。晋国和吴国都是姬姓后裔,相互通婚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但是对于感觉到霸主地位日益动摇的晋平公来说,通过吴国来牵制楚国是一本万利的事,管它非礼不非礼!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嫁女,邻国或同盟国要以公室女子相“媵”,也就是派公室女子陪嫁。齐庄公得知晋国要办亲事,主动提出派公主相媵,并且命大夫析归父护送公主的车队前往晋国。

    车队离开齐国边境的时候,一伙全副武装的壮汉上了车。当时贵族男子乘坐的车,仅仅装有遮阳挡雨的车盖;贵族女子乘坐的车,不但有车盖,而且四面皆以布幔围蔽,称之为“藩”。这伙壮汉化整为零,分乘几辆藩车,混杂在齐国公主的车队中,躲过了晋国边境的检查,顺利进入了晋国。

    数天之后的一个夜晚,晋国曲沃的守将胥午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窗外有异响。胥午警觉地吹灯,拔出长剑,推窗而出,只见一轮明月当空,庭院中空无一人,再看看四周的屋顶,也没有任何异状。胥午在院中巡视了一圈才回到卧房,刚将长剑放回剑鞘,就听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胥午。”

    “谁?”胥午一下子跳起来,定睛一看,只见书案前有一个高大的人影,定定地对着他。那人挥挥手,将一个火折子晃亮,点燃了书案上的青铜油灯。

    “栾盈!”胥午失声叫道,“真的是你,栾盈!”

    有必要介绍一下,曲沃是栾氏家族的旧封地。在晋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曲沃:一个在今天的山西,是晋国公室的发祥地,也是晋国最大的城市,晋国的宗庙武宫就在那里;另一个在今天的河南,也就是当年晋国修建的桃林要塞的别名,至今河南陕县仍有曲沃镇。山西的曲沃地位特殊,不太可能封给栾家做封地,这里所说的曲沃,应当是河南的曲沃。栾盈被驱逐后,晋平公将栾氏的封地收归公室,并派胥午接管了曲沃的军政事务。

    “我回来,是要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你要帮助我。”栾盈不紧不慢地说,仿佛他不是被晋国驱逐的要犯,而是胥午的主人。

    说来也奇怪,胥午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便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请您不要冲动,栾家的悲剧乃是上天注定,谁又能逆天而行?您如果一定要报仇,恐怕难免一死。我死不足惜,只是知道事不能成,不想您白白送死罢了。”

    栾盈点点头,说:“我明白自己的处境,但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如果因为这件事而死,我不会有什么遗憾的,那是老天不保佑我,你没任何责任。”这完全是主子对家臣说话的语气了。胥午不由自主地重重点头,说:“诺。”答应了栾盈的要求。

    第二天中午,胥午在家中宴请曲沃的大小贵族。酒过三巡,胥午命乐师们奏响音乐,站起来对大伙说:“今天如果栾孺子在场,该当如何?”

    栾孺子就是指栾盈,犹指栾家后人。当时大伙喝得意气风发,听到胥午这么一问,马上有人站起来回答:“为了旧主人,就算为他死也值得!”席间一阵叹息,不少人甚至偷偷擦眼泪。胥午知道机不可失,将爵中的酒一饮而尽,又一次大声问道:“如果栾孺子在场,该当如何?”

    “我们就算死,也不会对他有贰心!”大伙异口同声地回答。胥午背后的帷幕徐徐拉开,栾盈双眼饱含泪水,朝着大伙深深地作了一揖。在场的数百人都惊呆了,胥午回过头率先朝栾盈下拜,数百人跟着下拜,栾盈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曲沃的支持。

    栾盈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除去个人魅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确实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连周天子都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何况是曲沃的旧臣?但同时应该看到,栾盈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于部分中下层贵族,至于掌握晋国大权的几大家族,基本上对他持敌对态度。

    赵氏家族,因为公元前583年的灭门惨案而深怨栾氏。

    韩氏家族,因为与赵氏家族关系密切,与栾氏结怨。

    荀氏家族,因为公元前559年讨伐秦国的战争中,栾厌不听荀偃的命令,导致全军大撤退,也对栾氏很有意见。

    只有魏绛的儿子魏舒与栾盈私交甚深,魏氏家族因而支持栾氏。同年四月,正是在魏舒的帮助下,栾盈带领曲沃的部队在大白天开进了新田城。

    栾盈夜见胥午,而昼入新田,说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夜见胥午,是因为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昼入新田,是因为轻易取得曲沃使得他内心膨胀,误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挥,必定应者云集,连仗都不用打就可以推翻晋平公的统治。

    事实证明,小心驶得万年船,一着不慎满盘输。栾盈昼入新田的时候,士匄正和乐王鲋在一起聊天,家臣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们报告了栾盈入城的消息。士匄站起来就想跑。倒是乐王鲋镇定自如,说:“不要慌,不要慌。您先到宫中,保护国君到固宫(晋国的别宫),加强防备,叛贼一时半刻也攻不进去。而且栾氏得罪的人太多,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既有权力,又有民众的支持,有什么好怕的?”士匄还在犹豫,乐王鲋又说:“栾盈只有魏舒支持,可以想办法将魏舒争取过来。国君赋予您权力,平定叛乱就是您的责任,请千万不要懈怠啊!”

    当时晋悼公夫人的兄长杞孝公刚刚去世,晋悼公夫人正在为兄长服丧。乐王鲋要士匄穿上妇人的丧服,伪装成夫人的侍女,坐着妇人乘坐的辇车,骗过了栾盈的士兵,进入到公宫中,顺利将晋平公带到固宫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士鞅带着少数武士来到魏舒家里,只见魏家的族兵已经全副武装,排列成作战阵型,准备去接应栾盈的部队。士鞅跳下车,快步走到魏舒跟前,说:“栾盈造反了,我父亲与诸位大臣已经在国君那里,派我来请你过去共商大计。”不待魏舒回答,士鞅便纵身一跳,跳上了魏舒的战车,右手拔剑架在他的脖子上,说:“走。”

    “去哪?”

    “去固宫!”

    魏舒的车刚到固宫,士匄就迎了上来,亲自将魏舒搀扶下车,又拉着他的手,说:“你来了就好了!没有你,我们这些老头子可真是心神不宁啊!”

    魏舒干笑两声,心想你们父子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可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但接下来,士匄又说了一句话,让他立马五体投地,将对栾盈的承诺抛到了爪哇国里:“只要你立场正确,曲沃就是你家的。”

    “此言当真?”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士匄拍拍魏舒的肩膀,“你现在就可以回去,命令你的部队看好家,护好院,别的不用你管。”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魏舒没做太多的思想斗争,就答应了士匄的要求。

    魏舒走后不到半柱香功夫,固宫就被栾盈的部队包围了。栾盈手下有一名叫督戎的家臣,是晋国有名的勇士,力大无穷,勇猛过人,只见他光着膀子,露出一身横肉,手持两把板斧,在宫门之外叫战。宫中的守卫看到督戎这个架势,都吓得躲在宫墙后面,不敢应战。士匄急得大骂:“难道就没有人能够替我将这个讨厌的家伙干掉吗?”

    士鞅站起来,“让我去”三个字还没出口,就被士匄一把摁下:“你不是他对手!”

    这时有个奴隶打扮的人不顾卫士的阻拦,冲到士匄面前说:“我愿意为您杀掉督戎。”

    “哦?”士匄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精瘦精瘦的,身上都没有两块肌肉,“你是什么人?”

    “我叫斐豹,因为偷盗被判为官奴,在固宫中养马。您如果焚毁我的丹书,我一定为您杀死督戎。”

    所谓丹书,是用红色颜料写在竹简的文书,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奴隶档案。士匄马上说:“你杀死督戎,我如果不请求国君焚毁你的丹书,请太阳神惩罚我!”

    “您等着!”斐豹说着,拔出一把短刀,要人打开宫门,冲了出去。刚一出去,卫士赶快又将宫门关上。

    督戎正在门外叫骂得欢,看见里面派了一个奴隶出来应战,勃然大怒,跑上前“刷刷”就是两板斧。斐豹举刀一挡,只听得“咣啷”一声,短刀被折断,剩下刀柄和一截刀刃。“不得了啦!”斐豹大叫一声,转头就跑。督戎跟在斐豹后面穷追不舍。

    斐豹短小精悍,跑到一所民宅的院子外,纵身一跳,跳进矮墙就不见了。督戎跟着翻墙进去,脚刚落地,猛然觉得后背一凉,接着看见一截刀刃从胸口刺出来。他转过身子就看到了斐豹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还带着一丝嘲弄的笑容。“懦夫!”督戎使劲平生气力举起板斧,但是没等他砍下去,整个身体就如铁塔一般倒下了。

    督戎战死的时候,栾盈正指挥部队猛攻固宫的大门。士匄藏在高台后面躲避外面射进来的箭雨,对士鞅说:“如果让栾氏的箭射进国君的寝宫,你就可以死了!”

    士鞅点点头,左手持盾,右手挥剑,大呼道:“都跟我来!”率先冲出宫门。大家被他这种英勇无畏的气魄所鼓舞,都跟着他向栾盈的部队发动反冲锋。就在此时,斐豹提着督戎的人头跃上城墙,大叫:“督戎被我杀死啦!”说着将人头扔向敌军。

    督戎的死给栾盈的部队造成极大的恐慌,战场上的形势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士鞅越战越勇,栾盈的士兵纷纷弃甲逃跑,栾盈见势不妙,命令撤退。士鞅抢过一辆战车,紧紧跟在栾盈身后。突然间,栾盈的堂弟栾乐从中横插出来,斜斜地挡住了士鞅的去路。

    “栾乐啊,别打了。就算你能杀死我,我也会向上天起诉你们栾家的罪恶!”士鞅一边快马加鞭绕过栾乐,一边喊道。栾乐一言不发,举起弓就朝士鞅射了一箭,没射中。栾乐又搭上一支箭,没想到自己的战车在奔驰中撞到一棵槐树突出地表的树根,摔了个人仰马翻。士鞅的人一拥而上,有人挥戈横扫过来,栾乐本能地举手去挡,结果胳膊被砍成两段,最后血流不止而死。

    这一仗以栾盈的失败而告终。栾盈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回到曲沃。士匄指挥大军包围了曲沃,日夜攻打。后人评论栾盈的这次冒险,有很多人为他的失败感到惋惜,认为他如果不是白天公然进入新田,而是半夜发动突袭,士匄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反应,历史很有可能就会改写。

    栾盈的冒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在晋国人日夜攻打曲沃的时候,齐庄公开始行动了。

    公元前550年秋天,齐庄公完成了战争准备,派兵入侵卫国。齐军摆出的阵容是:第一前锋由王孙挥率领,谷荣驾车,召扬为护卫;第二前锋由莒恒率领,成秩驾车,傅挚为护卫;齐庄公亲自率领中军,曹开为戎车驾驶员,晏父戎为戎右护卫;齐庄公的卫队由邢公率领,上之登为他驾车,卢蒲癸为护卫;左翼部队由襄罢师率领,牢成为他驾车,狼蘧疏为护卫;右翼部队由侯朝率领,商子车为他驾车,桓跳为护卫;后军由夏之御寇率领,商子游为他驾车,崔如为护卫,烛庸之越等人共乘殿车。上述人物都是齐国军中的精英,齐庄公摆出如此强大的阵容,当然不会是为了区区一个卫国,而是以卫国为桥头堡,准备进攻晋国。

    距防门之战不过五年,齐晋两个大国再度刀兵相见,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晏婴再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私下说:“国君仗着自己的勇气来讨伐盟主,如果不能取胜,反倒是国家的福分。如果获胜,那是不德而有功,祸乱就要来临了。”

    崔杼也表示反对:“我听说,小国钻大国的空子,必定有祸,请您收回成命。”齐庄公听了,心里很不高兴:第一,齐国虽然不如从前风光,但绝不是小国;第二,什么叫“钻空子”,栾盈回国发动政变,本来就是齐庄公的安排,是他攻打晋国的一棵棋子,是比前锋还早出发的先头部队,他这是创造机会,趁乱取势;第三,崔杼仗着自己当年拥立齐庄公有功,说话没大没小,让他觉得很不爽。

    崔杼从宫中出来,遇到了陈须无。陈须无问:“您见到国君,情况如何?”崔杼气愤地说:“我说了,他都不听。我们既然以晋国为盟主,却利用其内乱的机会兴兵讨伐,这是不智之举。下臣们如果自乱阵脚,哪里顾得上君主?你也别去劝了,咱们走着瞧!”陈须无唯唯而退,回来就跟亲信说:“崔老先生恐怕也有难了,他指责国君过激,自己却比国君还过分,这样的人不得善终。就算是自己的品行超过国君,也要注意自我控制,把握分寸,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以维护国君的尊严,何况他实际上比国君还差劲呢?”

    顺便说一下,这位陈须无是当年从陈国出逃到齐国的公子完的后人,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陈文子”。数十年后,陈须无的孙子田乞消灭了齐国的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权倾一时。而陈须无的曾孙田常更是架空了国君,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

    齐庄公不听任何人劝告,一意孤行要讨伐晋国。齐军从临淄出发,攻克卫国的旧都朝歌之后,兵分两路进入晋国,一路从孟门(地名)的隘道进入,另一路则翻过太行山,直取晋国腹地。由于晋军的主力被牵制在曲沃,齐军一路攻城掠地,打到了西距新田不过百里的萤庭(地名)。

    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近百年间,除了秦穆公曾经带兵入侵晋国,还没有任何一位诸侯带着军队踏上过晋国的领土。现在齐庄公不但入侵了晋国,而且打到了晋国的首都附近,当年鞍之战和防门之战的耻辱,可以说是一扫而光了。齐庄公本来还想继续前进,但是条件不允许。一来齐军从山东跑到山西,战线已经拉得很长,后勤补给跟不上;二来晋国的忠实盟友——鲁国已经派叔孙豹为大将,带领鲁军主力正在救援晋国的路上。如果晋军主力放弃围攻曲沃前来寻找齐军决战,齐军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齐庄公考虑再三,决定见好就收,他命人将战场上的晋军尸体堆积起来,建造了一座“武军”,也就是夸耀战功的建筑,类似于前面说过的“京观”(为炫耀战功,用敌军尸体堆成的高冢)。同时,齐国人还在沁水(地名)将晋军的尸体收集起来,埋于一个大坑之中。史料没有记载这次战争的具体情况,但是齐国人既然在萤庭修造武军,在沁水堆埋尸体,这两个地方必定发生过惨烈的战斗,而且晋军死伤甚众。

    齐庄公在晋卫边境的郫邵(地名)留下小股部队垫后,防止晋军袭扰,然后全军班师回朝。晋国东阳地区的领主、赵氏家族的赵胜(赵旃的儿子)为晋国挽回了些许颜面。他带领地方部队追击齐国的后卫部队,俘虏了晏婴的儿子晏牦。

    同年十月,曲沃陷落,栾盈被处死,整个栾氏家族只有栾鲂一人侥幸出逃到宋国。

    聪明反被聪明误

    公元前552年,邾国的大夫庶其因为得罪了国君,叛逃到鲁国,并将其名下的漆地和闾丘作为见面礼,献给了鲁襄公。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语境中,“远人来服”是一件不得了的大喜事。所谓远人来服,就是统治区域之外的人慕名而来,向统治者顶礼膜拜,哭着喊着要求被统治。这是对统治者人格魅力的肯定,更是对其政治成绩的肯定。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远人来服,都是非常欢迎的,不但好吃好喝的招待,还要给予重重的封赏,就算勒紧老百姓的裤带,也要让“远人”先吃饱,吃好。

    庶其不但“来服”了,还带来了土地,鲁襄公的欣喜自不待言,鲁国的权臣季孙宿更是深受鼓舞,决定要好好地赏赐庶其。当然,既然是赏赐,金银财宝之类的“干货”是免不了的。季孙宿大笔一挥,赏给了庶其一大笔钱财。不只是庶其,连他的秘书、保镖、车夫、厨子等人都重重有赏,一个不漏。赏完之后,季孙宿仍然不过瘾,总感觉还是差了点什么。他绞尽脑汁,殚精竭虑,终于想到了——应该给庶其配个鲁国老婆。

    这个女人很快被选定,那就是鲁襄公的姑母。这一年是鲁襄公即位的第二十四年,依常理推断,他的姑母不太可能是什么妙龄少女。事实上,她非但不是妙龄少女,而且还嫁过一次,只不过因为老公死得早,当时正在守寡,属于鲁国公室的闲置资源。季孙宿这一安排,既让远道而来的庶其感受到了鲁国人民的热情,又帮一个命苦的女人解决了生理需要,低碳又经济,可谓两全其美,受到朝野的一致好评。

    漫天马屁中,有个人对季孙宿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这个人就是臧孙纥,当时担任了鲁国的司寇,也就是首席司法官。

    据《左传》记载,庶其来到鲁国后不久,鲁国的治安形势恶化,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幅度下降。作为当权者的季孙宿十分不高兴,将臧孙纥找来说:“现在国内盗贼横行,你身为司寇,捕盗是你的职责,怎么也不管管这些盗贼呢?”

    “哪里管得了哟?我根本无能为力。”臧孙纥若无其事地说。

    “这是什么话?你太不负责任了!”

    “您把外边的大盗请到国内来,而且大大地给予礼遇,怎么可能禁止国内的盗贼?”臧孙纥说,“庶其在邾国偷盗了城邑,您却将姬氏的女子嫁给他为妻,还赏给他土地,他的随从都有赏赐。如果用国君的姑母和国家的土地来对大盗表示尊敬,这是鼓励人们去做盗贼,你叫我怎么禁止?”说完将两手一摊,眼睛直盯着季孙宿。

    季孙宿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臧孙氏在鲁国的历史。

    臧孙氏是鲁国公室的分支,其先祖公子彄(kōu)是鲁隐公年代的贤臣,以敢于直言而闻名于世。公子彄字子臧,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臧僖伯。公元前718年,鲁隐公想去看看群众捕鱼,遭到臧僖伯的强烈反对和严肃批评,被记录于史书之中。

    鲁桓公年代,臧僖伯的儿子臧哀伯(即臧孙达)供职于宫中,曾经对鲁桓公接受宋国贿赂鲁国的“郜大鼎”提出严肃批评,《臧哀伯谏纳郜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论文章,收录于《古文观止》中。

    臧哀伯的儿子臧文仲(即臧孙辰)生活在鲁庄公至鲁文公年代,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

    当然,孔夫子对臧文仲也有批评之辞。《论语》中记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zhuō),何如其知也?”意思是臧文仲这家伙养了一只大乌龟,藏龟的屋子斗拱雕成山的形状,短柱上画以水草花纹,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这个人怎么能算是明智呢?

    蔡国盛产大龟,因此蔡就成为大乌龟的简称。房屋的柱头刻为斗拱,其形如山,叫做山节。大梁之上承托二梁之短柱,叫做梲,在梲上雕画藻文,就是藻梲。按照周礼,山节藻梲是周天子的大庙装饰,臧文仲用来装饰藏龟之屋,自然是大大的“非礼”。

    以臧文仲的智慧,做出如此非礼的行为,是因为臧氏经过三代的发展,已经成为鲁国的名门望族,家大业大了,财大气粗了,做起事情来自然不拘小节了。单从臧孙辰的“孙”字便可以看出他在鲁国的地位非同一般——“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在鲁国的历史上,只有“三桓”、臧氏、郈(hòu)氏五大家族的嫡系传人才被尊称为“孙”。

    臧孙辰的儿子臧孙许在鲁文公、鲁宣公、鲁成公年代担任卿的职务,长达三十年,更是奠定了臧氏影响鲁国政局的基础。

    臧孙纥就是臧孙许的儿子。

    除了家族势力强大,臧孙纥还与季孙宿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是他敢于当面顶撞季孙宿的重要原因。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与季孙宿私交笃深,臧孙纥于公元前522年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

    季孙宿的嫡妻没有生育。按照当时鲁国的规矩,一家之中如果没有嫡子,则应当由庶长子,也就是众多庶妻所生的儿子中最年长的那个来继承家业。

    季孙宿的庶长子名叫弥,字公鉏。

    有一天,季孙宿将家臣申丰找过来,跟他商量:“我打算在弥和纥之中选择一个有才能的人继承家业,你认为谁更合适?”

    纥是季孙宿的另外一个儿子,字悼子,年龄比公鉏小很多,自幼受到季孙宿的宠爱。一直以来,季孙宿都在盘算着立悼子为继承人。但是很显然,他这种想法是“非礼”的,鲁莽推行的话,势必遭到众人的反对,也将引起公鉏的怨恨,甚至引发一场家族斗争。

    他希望申丰能够理解他的用心,顺着他的意思说“悼子更有才”。这样的话,“有才”便取代了“年长”,成为他立悼子为继承人的合法依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仅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权却交给了申丰,更能体现他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就算公众有意见,他也能将责任推给申丰。说白了,自古以来,下属不就是给领导背黑锅的吗?

    说句题外话,这种选人的办法倒是和现在提拔干部差不多。一把手想提拔谁,一般是不明说的,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政治暗语,叫组织部门拿意见。组织部门则心领神会,通过公选、公推等形式,将一把手心仪的人物准确无误地找出来。

    然而,公元前550年春天,当申丰组织部长听到季孙宿书记的政治暗语的时候,他的反应出乎季书记的意料:

    “这个问题啊,容我回去想想。”

    不待季孙宿再发话,申丰就赶紧退下了。

    回到家,申丰立刻命家人打点行装,做好搬家的准备。等到第二天季孙宿又追问申丰那件事的时候,申丰将两手一摊,说:“您要是再问,我就只好套上马车,举家离开鲁国,远走他乡了!”

    申丰的态度很明确,你爱谁谁,反正我是不会蹚这浑水,更不会给你背黑锅的。面对这样没有觉悟的下属,季孙宿感到很无奈,他只好放过申丰,转而去找老朋友臧孙纥商量。

    听季孙宿长吁短叹地将事情讲完,臧孙纥便笑了:“这事一点也不难——你请我喝酒,我为你立悼子,如何?”

    “就那么简单?”季孙宿不相信自己耳朵。

    “就那么简单。”臧孙纥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自古以来,臧孙家的人们以多谋善断而闻名鲁国。季孙宿看到臧孙纥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心里想,或许这家伙还真有办法,姑妄听之。

    几天之后,一场盛大的宴会在季家举行。季孙宿请了朝中很多大夫来做客,而主宾的位置上只坐着臧孙纥一个人。

    很显然,这场宴会是专门为臧孙纥而准备的。

    虽说臧氏在鲁国地位尊贵,但是与大权在握的“三桓”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个重量级。依常理而言,季孙宿请臧孙纥吃顿便饭,喝杯小酒,是很正常的。像这样郑重其事地宴请臧孙纥,并且将几乎整个朝廷的大夫都请来作陪,那肯定不只是为了吃饭那么简单。

    果然,季孙宿以主人的身份向宾客敬酒完毕后,臧孙纥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他命人在大厅的北面铺上两重的席子,摆上新的酒具并加以洗涤。

    周礼对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坐的席子是“公三重,大夫再重”,也就是国君坐三重的席子,卿大夫坐两重的席子。大伙看到两重的席子,便知道那是为卿大夫级别的人物准备的。于是疑问就产生了:两重的席子,却又坐北朝南,占据了最尊贵的位置,难道还有比臧孙纥更尊贵的卿大夫将要莅临吗?

    如果有的话,那只有可能是“三桓”中的另外两位——孟氏的仲孙速或者叔孙氏的叔孙豹了。

    大伙都知道,臧孙纥和仲孙速的关系历来不好,如果不是因为有季孙宿为臧孙纥撑腰,仲孙速说不定早就对他动手了。莫非季孙宿特意安排了这场宴会来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

    正当大伙猜测之际,季家的幼子悼子走进来了。一开始大伙都没怎么留意。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见臧孙纥赶紧站起来,快步走下台阶来到悼子跟前,毕恭毕敬地将其迎到新摆的席子上就坐。

    按照当时的礼仪,主宾起立,其他的宾客也要跟着站起来。整个屋子里,除了季孙宿,所有的人都被臧孙纥带动着,恭迎了悼子的到来。见到此情此景,大伙心里都明白了:除了季家的继承人,还有谁能够享受如此尊荣呢?臧孙纥这是在宣布悼子就是季家的继承人啊!

    季孙宿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暗地里给臧孙纥使了一个赞许的眼色。一件反复纠结的事情,被臧孙纥轻描淡抹就解决了,臧孙家的智慧果然名不虚传。

    酒宴继续举行。到了“旅”的环节,臧孙纥命人将公鉏请了过来。

    “旅”就是旅酬。在这个环节中,主人派宾相敬酒,众宾客答谢,主人再敬,众宾客按长幼尊卑互敬,同时按年龄排定座次。

    公鉏进来之后,被臧孙纥安排坐在众大夫之中。既然悼子已经被确定为继承人,公鉏就仅仅是季家的普通庶子了,身份和地位与大夫无异,与众大夫同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季孙宿脸色大变。为什么?这件事事先没有和公鉏通过气啊!万一公鉏撕破脸面,在宴会上闹起来,岂不是弄巧成拙,把一件好事给弄黄了么?

    还好,公鉏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臧孙纥的安排。季孙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不久之后,季孙宿任命公鉏当了“马正”,也就是季氏家族的司马,主管家族的军务。一开始公鉏不想接受,有人劝告他说:“您别这样。福祸无门,都是人自己将它们召唤来的。做儿子的,应该担心自己不孝,不应该担心自己没地位。只要您遵从父亲的命令,事情自然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算失去了地位,也可以在财富方面补回来。反之,如果您不服从父亲的安排,祸患马上就要来临,您躲都躲不及!”公鉏听从了劝告,早晚都跑到季孙宿面前问安,马正的工作也干得井井有条,卓有成效。季孙宿高兴了,带着祖传的酒器来到公鉏家里饮酒,把这些酒器都留了下来。公鉏因此而发家致富。后来季孙宿又安排公鉏担任了鲁襄公的左宰(官名)。

    季孙宿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安慰公鉏。从表面上看,公鉏也接受了父亲的安慰,但实际上,他对于自己失去了季家的继承权一直耿耿于怀,对于臧孙纥更是怀恨在心。

    报复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同年秋天,孟家的仲孙速病重。

    仲孙速的嫡长子名叫秩,按照当时的习惯,卿大夫家族的继承人称为“孺子”,因此他又被称为孺子秩。

    孺子秩有个弟弟,名叫羯,是仲孙速的侧室所生。受到季家发生的事情的鼓励和家臣丰点的支持,羯也打算向悼子学习,将孟家的继承权抢到手里。

    丰点跑去对公鉏说:“您如果帮助羯当上孟家的继承人,我就让羯仇恨臧孙纥,为您报仇。”

    公鉏答应了丰点的要求。

    有一天公鉏陪季孙宿吃饭,席间父子俩谈论起仲孙速的病情。“孟孙氏恐怕是将不久于人世了,”公鉏说,“如果我们趁机插手孟家的政治,废除掉孺子秩,让羯成为孟家的继承人,那么我们季家的权势就明显大于臧氏了。”

    季孙宿愣了一下。

    公鉏的逻辑是——季家弃长立幼,臧孙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使得臧孙纥声名鹊起;现在孟家已经确立了秩为继承人,如果季孙宿能够废掉他而改立羯,无疑比臧孙纥更厉害。

    这个逻辑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改变已有定论的事情,确实比促成尚未拍板的事情更有难度。问题是,季家弃长立幼正是季孙宿本人的意愿,他对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不愿意对人提起。现在公鉏当着他的面,拿这件事来说事,岂不是打了他一耳光么?

    季孙宿断然拒绝了公鉏的建议。公鉏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仅仅是一闪而过。

    同年八月,仲孙速去世。

    公鉏第一个来到孟孙家,并陪同羯站在门边接受其他宾客的吊唁。

    周礼规定,“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卿大夫死后,庶子是没有资格接受吊唁的,因为那是孺子的特权。公鉏此举,几乎是将臧孙纥加诸在他身上的把戏复制了一遍,而且比臧孙纥做得更直接、更粗暴。

    孟家的人们看到公鉏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自然而然地以为季孙宿是这件事的主使,再加上丰点在内部煽风点火,威逼利诱,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表示反对。孺子秩见势头不对,为了避免杀身之祸,连夜逃亡到邾国。

    季孙宿来了之后,在仲孙速灵前哭了一番,然后问:“我怎么没看到孺子秩呢?”别人都不敢回答,这时公鉏站出来说:“有羯在此。”

    季孙宿大怒:“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不知道孺子秩是孟家的长子?”此言一出,整个灵堂都安静下来,羯吓得脸色都白了。要知道,如果季孙宿不赞同这件事,单凭公鉏的支持,羯非但不能成事,而且势必落得一个以下犯上的罪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什么年长不年长?”公鉏反驳道,“羯的才能远远超过秩!再说了,这也是仲孙老先生的遗命。”

    当时季孙宿跟申丰商量立悼子的事,不正是以选择有才能的人为借口吗?公鉏这句话狠狠地戳到了季孙宿的软肋。季孙宿瞪大眼睛看了公鉏半天,目光终于软了下来,默然无语地离开了孟家。

    在众多吊唁仲孙速的人当中,臧孙纥哭得最伤心,眼泪流得最多。出来之后,他的车夫很不理解地问道:“仲孙速讨厌您,您都悲伤成这个样子,如果是季孙宿死了,您岂不要哭死?”

    “唉。”臧孙纥长叹道,“季孙宿对我很好,有如无痛之疾病;仲孙速对我不好,却有如治病之药石。无痛之病销人于无形,药石虽苦却能够让我活命啊!仲孙速这一死,我也危险啦!”

    臧孙纥这话说得有点玄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恐怕是看到公鉏站在羯(现在应该叫他仲孙羯了)的旁边接受大家的吊唁,已经意识到二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对自己很不利的协议,才会有此一说吧。

    果然,吊唁结束后,仲孙羯就关起大门,派人到季孙宿那里去告状,说:“臧孙氏要作乱了,不让我为父亲举行葬礼。”

    季孙宿当然不相信。他就算用脚指头也想得到这是公鉏针对臧孙纥的报复,因此不置可否。

    但是,当臧孙纥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却可谓剧烈。他马上加强了戒备,时刻提防着孟孙家的暗算。

    同年十月,仲孙羯为父亲修筑陵墓,开挖墓道,向臧孙纥提出借用人力。臧孙纥认为这是一个消除双方误会的大好机会,不但派了一些人去帮助他,自己还亲自跑到工地上去视察。

    因为此前听到过种种流言,加上自己心神不宁,臧孙纥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批全副武装的卫兵,这次去孟家的工地视察,更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事实证明,任何时候,紧张过度都是一个人最大的敌人。臧孙纥为了防备孟家而采取的这些非常措施,被仲孙羯告诉季孙宿之后,变成了臧孙纥想犯上作乱的铁证。

    季孙宿发怒了,下达了进攻臧氏的命令。

    十月十七日,臧孙纥砍断鹿门的门栓,逃亡到邾国。

    鹿门是曲阜的东南门。臧孙纥要砍断门栓才得以出城,可见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稍有迟疑的话,很可能就被抓住了。

    回想起来,臧孙纥本人其实并不是臧孙家的嫡子。臧孙纥的父亲臧孙许原来在铸国娶了一个老婆,生了臧贾和臧为。后来这个老婆死了,臧孙许又娶了她的侄女为继室,才生了臧孙纥。

    因为臧孙纥自小在公宫中长大,深得鲁宣公夫人穆姜的喜爱,所以将他立为臧孙家的继承人,原来的嫡子臧贾和臧为反而被迁到铸国外公家去居住。

    臧孙纥逃到邾国后,给臧贾送去一封信和一只大乌龟,说:“纥不才,以至于不能祭祀宗庙。然而纥的罪行不至于灭族,请您将这只大乌龟送给当权者,要求立您为臧孙家的族长。”

    臧贾的回答很有人情味:“这是家门不幸,不是您的过错,我听从这一安排。”他接受了那只大乌龟,并派臧为去曲阜办这件事。没想到,臧为很不厚道,一到曲阜便改变了说法,要求季孙宿立自己为臧家的族长。

    与此同时,臧孙纥写了一封信给季孙宿,大意是说我臧孙纥并无作乱之心,只不过一时糊涂才中了人家的圈套,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保留臧孙家的香火,我愿意将防城(臧孙家的领地)献给公家,自己远走他乡。

    有了臧孙纥的这一保证,再加上接受了臧家送来的那只大乌龟,季孙宿便答应了臧为的请求,立其为臧家的族长。臧孙纥如约献出了防城,转而逃到齐国。

    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有卿大夫逃亡到国外,当权者应当与在朝的诸位大夫盟誓,陈述出逃者的罪行,以示公允,同时也是谴责出逃者。臧孙纥在逃亡的路上,就有手下人问他:“季孙氏会为我们盟誓吗?”

    臧孙纥冷笑了一声:“我就怕他拿不出理由。”言下之意,如果以弃长立幼为罪,那还是季孙宿本人的意愿,谅他也不敢乱说。

    果然,当季孙宿将史官找来商量给臧孙纥定罪的时候,犯了难。史官说:“就写‘像东门遂那样不听国君的命令,杀嫡子,立庶子’,如何?”季孙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心想那不是戳我的软肋吗?连连摆手说:“不要这样写!”

    史官又说:“那就写‘像叔孙侨如那样废弃伦常,颠覆公室’,如何?”

    季孙宿还是摇头说:“臧孙纥的罪还没到那个地步。”

    大伙抓耳挠腮,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罪行安在臧孙纥身上。这时孟家的有个叫孟椒的年轻人站出来说:“何不将他砍断鹿门门栓的事写进去呢?”

    季孙宿眼睛一亮,是啊,这事可是大伙有目共睹,言之凿凿。于是这样给臧孙纥的问题定了性:

    “臧孙纥触犯国法,砍断门栓!”

    有趣的是,臧孙纥在齐国听到这样的定论,不觉大惊失色,说:“鲁国还是有人才的啊!谁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除了孟椒还有谁!”

    臧孙纥逃到齐国之后,受到齐庄公的重视,后者准备分给臧孙纥土地,好让他死心塌地地为齐国服务。

    齐庄公很清楚,掌握了臧孙纥,就掌握了控制鲁国的钥匙,为此付出几座城池是微不足道的。

    臧孙纥听到风声,马上跑到宫中去见齐庄公。当时齐庄公刚讨伐晋国归来,仍然沉浸在打败晋国的喜悦之中,便跟臧孙纥吹嘘起自己的战功来。

    “您的战功确实很了不得!”臧孙纥说,“可是在下臣看来,您却像是一只老鼠。”

    可以想象齐庄公当时错愕的表情。

    “您知道,这个老鼠啊,白天睡觉,晚上出动,不敢在宗庙中做窝,是因为害怕人的缘故。您趁着晋国有内乱然后起兵攻打它,等到它的内乱平定了,您又免不了去侍奉它,这不是老鼠又是什么呢?”臧孙纥很平静地说。

    “鲁国人!”齐庄公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你胆敢羞辱寡人!”

    “不敢,下臣只是实话实说。”

    齐庄公将手按在剑柄上,几次想抽出来,但是终于强忍住,愤而离席。本来打算封给臧孙纥的土地,不消说,就算是泡汤了。

    后人认为,臧孙纥故意激怒齐庄公,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比如不愿意为齐国服务),仅仅是觉得齐庄公的政权并不牢固,不想接受齐庄公的恩惠,从而避免卷入齐国的政治纷争罢了。

    孔夫子对臧孙纥此举的评价很高,但同时又说:“做聪明人难啊!有了臧孙纥这样的智慧,却不见容于鲁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合乎伦理,也不合乎恕道。”

    所谓恕道,就是行事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又是风流惹的祸

    公元前550年冬天,也就是臧孙纥砍断门栓逃出鲁国的时候,齐国大军正从晋国得胜而归。

    途经莒国的时候,齐庄公突然下达了进攻且于(莒国城市)的命令。这次节外生枝的战斗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完全是因为齐庄公一时兴起。结果齐军猛攻了一天,不但没有攻下且于,齐庄公本人还被一支流矢射中大腿。

    第二天一早,齐军在寿舒(莒国地名)集结,准备攻打莒国的首都莒城。为了打莒国人一个出其不意,齐庄公还派大夫杞殖和华还带领一支奇袭部队,于前天夜里迂回进入了且于与莒城之间的山谷,准备突袭莒城。

    然而,让杞殖和华还意想不到的是,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早上,当他们逼近莒城下一个名叫蒲侯氏的小村子的时候,发现莒子(莒国国君)率领的一支部队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了。

    奇袭部队如果被发觉,也就失去了奇袭的意义。再加上为了穿越山谷,奇袭部队全部由步兵组成,在严阵以待的战车方阵面前,可以说不堪一击。莒子派人给杞殖和华还送去一车金银财宝,说:“请你们不要死在这里,和我结盟吧!”

    站在莒子的角度考虑,齐国远远大于莒国,就算莒军取得一时的胜利,也无法改变齐国的军事优势。因此,莒子并不想把齐军打得太惨,而是希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劝退齐军,息事宁人。

    “因为贪图财物而放弃使命,也是您所不齿的吧?”杞殖和华还答复莒子,“我们昨天晚上受君命而来,还没到今天中午就放弃了使命跟您结盟,就算活着回去,哪里有脸见人呢?”

    对于真正的武士来说,没有所谓体面的退却,只有战胜或者战死,非此即彼。

    这一战的结果,齐军奇袭部队全面崩溃,华还逃亡,杞殖战死。得知这一消息后,齐庄公偃旗息鼓,接受了莒国提出的停战协议。部队撤出莒国,继续向齐国前进。

    在临淄郊外欢迎的人群中,齐庄公看到了杞殖的老婆。想到杞殖之死完全是因为自己节外生枝,齐庄公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向那个女人致以吊唁。

    “杞梁(杞殖字梁)战败有罪,岂敢有劳国君派人来吊唁?如果有幸能够免罪,还有先人的破房子在城里,贱妾不敢在郊外接受吊唁。”那女人拒绝了齐庄公的吊唁。

    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身份低贱的人才在郊外接受吊唁。杞殖是大夫,齐庄公派人在郊外吊唁他,感情虽然真切,行为却是“非礼”。听到那女人的答复,齐庄公大为惭愧,回到临淄后,亲自跑到杞殖家里进行了吊唁。

    因为这件事,杞殖的老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儒家学者追捧其为“烈女”,曾子和孟子等人都毫不吝惜地对她表达了赞美之情。民间传说更是将她的故事进行改编,说她得知杞殖战死的消息后,“向城而哭,地为之崩,城为之陷”。毫无疑问,这一哭穿越了时空,成为数百年后孟姜女故事的最初蓝本。

    从晋国回来后,齐庄公就着手谋求与楚国建立军事同盟,多次派人访问楚国,甚至提出与楚康王会面的要求。公元前549年夏天,楚康王派薳(wěi)启疆作为全权特使访问了临淄,为齐、楚两国国君的会面作前期安排。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尤其是齐国上下都在担心晋国报复的形势下,薳启疆的到来,无疑给齐庄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体现齐国人的热情好客,齐庄公不但给予了薳启疆最高规格的接待,而且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炫耀武力的背后,总隐藏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陈须无看到这一幕,冷冷地评价道:“齐国很快就要遭到侵犯了。我听说,有事没事把兵器拿出来炫耀,总有一天会割到自己!”

    晋国的报复来得比想象中快。同年秋天,晋平公召集鲁、宋、郑、曹、莒、邾、滕、薛、杞等十二国诸侯在晋国的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齐庄公得到消息,连忙派陈须无的儿子陈无宇跟随薳启疆返回楚国,一方面向楚康王说明战事将临,不能如期会面,一方面请求楚国出兵救援。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齐庄公争取了时间。这场大雨从十月下到十一月,洪水泛滥,淹没了道路,以晋国为首的十二国联军只能在夷仪待命,无法动弹。等到雨势消停,交通恢复的时候,楚康王行动了。他亲自带领大军从郢都出发,直扑郑国的首都新郑。楚军先是包围新郑的东门,发动几次威慑性的进攻,然后驻扎在新郑东南的棘泽,摆出一副迎战诸侯联军的架势。

    楚康王这一拳打得很准。郑国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如果有失,晋楚争霸的平衡马上就要被打破。晋平公输不起郑国,只好暂时将齐国放在一边,回师对付楚国。

    双方在新郑城郊对峙。

    自从公元前555年楚国令尹公子午率军讨伐郑国以来,楚国一直保持了军事上的沉默。

    公元前552年,公子午去世,公子追舒继任楚国令尹。但公子追舒只干了一年,就因为气焰太盛,用人失察,被楚康王派人杀死在朝堂之上。接着楚康王又任命薳子冯为令尹。有公子追舒的前车之鉴,薳子冯就小心谨慎得多了,凡事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楚国人那种敢作敢为、大刀阔斧的精神在薳子冯身上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这恐怕也是楚国这些年来甘于蛰居南方、不问中原事务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晋国有栾盈之乱,又被齐国人占了便宜,很难说楚国人敢不敢大举北上,与其一决雌雄。

    决战开始之前,晋平公派大夫张骼和辅跞前往楚军大营“致师”。

    前面介绍过,春秋时期,各国仍留有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进犯敌阵,打击敌人的士气,称之为“致师”。

    张骼和辅跞向郑简公提出了一个要求:给他们派一名车夫。这个要求很合理,因为晋国人不熟悉地形,只能依靠郑国本地人来带路。

    郑简公不敢怠慢,经过精挑细选和问卜算卦,找到了一位根正苗红、政治过硬、技术精湛的公室子弟——公孙射犬来当此重任。

    考虑到晋国人心高气傲,视天下诸侯如无物,郑简公还特意派大夫子大叔向公孙射犬交代,对待大国的勇士一定要谦恭,不要企图与他们分庭抗礼,凡事多让着一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国际矛盾。

    听到子大叔这样说,公孙射犬很不乐意:“我不管什么大国不大国,车夫的地位在其他人之上,这是普天之下通行的公理,凭什么要让着他们?”

    时间如果往后推两千五百年,自会有人教育公孙射犬,在对待大国的问题上,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轮不到你来叽歪。可是子大叔很显然不知道这么高深的理论,估计也没见过扁担,只能干巴巴地对公孙射犬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啦,小山之上没有松柏。”言下之意,郑国是小山,晋国是峻岭,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你又何必争这口气呢?

    公孙射犬憋了一肚子火,赶着战车来到晋军大营。正好张骼和辅跞在营帐里吃早餐,听说公孙射犬来了,也不传他进来,就让他坐在帐外等着。吃完了,才让人将剩下的食物端出去给公孙射犬吃。

    公孙射犬好歹也是郑国的“公孙”啊,张骼和辅跞显然没有将他当作“射犬”,而是将“射”字给省略了。公孙射犬强忍怒火,胡乱扒了两口食物,心里开始盘算着怎么报复这两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吃完早餐,三个人出发前往楚营。张骼和辅跞让公孙射犬驾驶战车先行,自己却坐着舒适的乘车(平时乘坐的轻便马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这哪里是去致师,简直是去度假!公孙射犬看着那两个人悠闲自得的样子,恨得直咬牙。

    直到看见楚军的旗帜,两个人才搭上公孙射犬的战车,接着各自从背囊里掏出一把——琴,架在车后的横木上,调准了弦,闭上眼睛,一唱一和地弹起来。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张骼排行第三,故曰张老三)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晋国正在山西)

    公孙射犬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眼看接近楚营,他暗中一抖缰绳,也不通知那两个家伙,战车飞驰而入。

    “慢点,慢点!”晋国人一边将琴收入袋中,一边拿出头盔戴上。

    进入楚营之后,他们也不拿兵器,赤手空拳地跳下车,见人就打,打晕了再举起来,像扔沙包一样砸向其他的楚兵,或者捆绑起来夹在腋下。只听得楚军惨叫连连,霎时之间,就被收拾了一大片。

    公孙射犬瞅准了这个机会,突然掉转马头,快马加鞭向营外冲去。拜拜啰两位!你们就留在楚营继续扔沙包吧,老子可不奉陪了。公孙射犬暗自大笑,将皮鞭挥得噼啪作响。

    当他冲出营门,忍不住回过头去看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差点连缰绳都拿不住——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张骼和辅跞已经上了他的战车,正张弓搭箭射向追击的楚兵呢!

    三个人一路狂奔,脱离险境后,张骼和辅跞又拿出琴来弹。辅跞调侃道:“我说公孙啊,同坐一辆车,就是兄弟,为什么你出入楚营都不商量一下?”

    公孙射犬支吾着说:“进去的时候是一心想着进去,出来的时候是心里害怕,都顾不上商量呢。”

    两个晋国人都笑了,说:“公孙可真是个急性子的人啊!”把公孙射犬闹了个大红脸。

    受到这次致师的打击,加上吴国人在背后策动楚国的属国舒鸠背叛楚国,引起楚国国内震动,楚康王决定避开晋军的锋芒,主动将部队从棘泽撤回了楚国。

    楚康王的北伐虽然没有占到便宜,却让山东的齐庄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趁着晋楚两国在河南对峙,他忙里偷闲,派出数百名工匠前往王畿,为周灵王修筑去年因水灾而损毁的王宫。

    齐庄公不惜血本讨好王室,自然是希望得到王室的支持,在道义上获得对抗晋国的资本。有趣的是,鲁襄公得知这一消息,也赶紧派叔孙豹访问雒邑,就修复王宫一事向周灵王表示祝贺。《左传》如此记载:“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说周灵王嘉许叔孙豹有礼,赐给他一辆“大路”车。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鲁国这次讨好王室,乃是间接地向齐国示好——你替天子修王宫,我就祝贺你修得好。这马屁拍得有水平!无奈齐庄公不吃这一套,第二年(公元前548年)春节刚过,就派崔杼带兵入侵鲁国的北部边境,以惩罚鲁国这些年来跟着晋国对付齐国。

    鲁襄公胆儿小,马上派人向晋国告急。大夫孟公绰分析说:“齐军这次入侵和往常不同,既没有劫掠财物,也没有逼攻城市,为什么?那是因为崔杼心里有别的打算,并不是真的想进攻我国,很快就会收兵回去,没有必要这么紧张。”

    这里插一句,孟公绰在儒学界还有点名气。孔夫子曾经这样评价他:“孟公绰如果做赵、魏的家臣,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要他当滕、薛两国的大夫,那就不够格了。”

    赵、魏即晋国的赵氏和魏氏家族,在晋国权倾一时。滕、薛则是山东小国,是鲁国的附庸。孔夫子说这句话的意思,孟公绰为人廉洁清静,无欲无求,如果当大国上卿的家臣,地位尊贵而工作轻闲,自然不在话下;如果当小国的大夫,成天琐事缠身,肯定不堪其烦,恐怕难以胜任。

    孟公绰分析得很准确。崔杼仅仅是在两国边境上虚晃了一枪,很快就回去了。

    崔杼心里究竟有什么“别的打算”,以至于被孟公绰看出端倪呢?

    说起来竟是一桩风流韵事——

    崔杼有个家臣,名叫东郭偃。东郭偃有个姐姐,因为嫁给齐国棠邑的大夫棠公为妻,被人们称为棠姜。

    很多年前,当棠公去世的时候,东郭偃驾车送崔杼去吊唁。不料崔杼一见棠姜就魂不守舍,直接对东郭偃说:“我要娶你姐姐做老婆。”

    东郭偃吓了一跳,倒不是觉得崔杼荒诞——女人嘛,死了老公就再嫁一个,在那个年代极其平常——而是觉得这事不合规矩。

    这个规矩便是“同姓不婚”。

    “您是丁公的后人,我是桓公的后人,我们都是姜姓,怎么可以结亲呢?”东郭偃对崔杼说。丁公即齐丁公,是姜太公的儿子,齐国的第二任君主。桓公就是齐桓公姜小白。由此可以看出,崔杼是姜姓崔氏,东郭偃则是姜姓东郭氏,确实是同姓,不能结亲。

    崔杼当然也知道同姓不婚的道理。但是,棠姜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即便穿着黑色的丧服,也自有一股销魂蚀骨的味道,让他魂不守舍,欲罢不能。回到家之后,他立刻命人就娶棠姜一事算卦,结果是“遇困之大过”,也就是由“困”卦变为“大过”卦。

    困卦的上卦为兑(代表泽),下卦为坎(代表水),即所谓的“泽水困”;大过卦的上卦为兑,下卦为巽(代表风),即所谓的“泽风大过”。

    在《周易》的理论中,坎又代表中男(区别于长男和少男),兑又代表少女。算命先生知道崔杼很想得到棠姜,敷衍他说,“中男配少女,这是大吉。”

    崔杼很高兴,但还是不太放心,又去找陈须无分析。陈须无掐着指头算了半天,眉头微皱,对崔杼说:“这是丈夫跟风(坎变为巽),而且陨落于妻之下(巽在兑下),依我之见,您千万不可娶这个女人,否则必有后患!”

    崔杼不以为然:“她不过就是个寡妇嘛,又不是什么少女,能有什么妨碍?就算克夫,她的先夫已经克过了,与我无关。”遂不听陈须无的劝告,将棠姜娶回了家。

    说来也怪,棠姜嫁到崔家之后,崔杼在官场上的运气倒是扶摇直上,官越做越大。

    公元前554年,齐灵公临终之际,将大子光(即齐庄公)赶到齐国东部去居住,改立公子牙为大子。大子光在崔杼的帮助下回到临淄,藏在崔杼府上,找机会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崔杼因此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卿。

    也许正是在这次藏匿的过程中,齐庄公跟棠姜有了亲密接触,两个人的关系便变得不清不楚起来。当上国君之后,齐庄公还常常往崔杼家里跑,找机会跟棠姜鸳梦重温。

    如果仅仅是有奸情便也罢了,崔杼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再嫁的女人跟自己的主子闹翻。问题是,齐庄公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但跑到崔杼家里公然调戏女主人,有一次还将崔杼的帽子带回宫来,赏赐给别人。

    连身边的近侍都认为齐庄公做得过了火,劝他不要拿上卿的帽子开玩笑。齐庄公却大笑道:“这帽子难道崔杼戴得,别人就戴不得?”

    世上还有比这更欺负人的事吗?自那时候开始,崔杼已经有了弑君之心,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因为齐庄公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大内高手”,个个武艺高强,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齐庄公好武,是个“勇士迷”,搜罗勇士是他毕生的嗜好之一。据《庄子》记载:有一天,齐庄公外出打猎,看见一只虫举起双臂挡住他的车轮,他觉得很奇怪,就问车夫这是什么虫。车夫回答说:“这就是螳螂啊!这种虫的特点就是知进不知退,从来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就轻视敌人。”齐庄公感叹道:“如果人有这样的勇气,那就天下无敌了。”于是命令车夫回车避开螳螂。

    后人以“螳臂当车”形容不自量力,多为贬义。但是在齐庄公看来,螳臂当车更是勇气超群的表现,值得敬佩。

    事实上,齐庄公对于任何形式的勇气,都是持赞许甚至容忍的态度的。前面说过,杞殖的老婆不接受他在郊外吊唁,他便亲自跑到杞殖家里去吊唁,这恐怕不只是对杞殖的勇气的肯定,也是对这个女人的勇气的肯定。而臧孙纥当面说他像老鼠,他也仅仅是愤然离席,没有给臧孙纥任何惩罚。历史上评价齐庄公,多半将他划为穷兵黩武的昏君一类。但在我看来,对于勇气的偏爱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倒是一个民族不至于沦为乌合之众的基本要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齐庄公有这样的爱好,当时天下的勇士都向往临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顶尖高手组成的小圈子,当年由晋国逃亡而来的勇士州绰也名列其中,成为“齐宫八大高手”之一。

    有这些人在齐庄公身边,崔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但是,再周密的防备也难免有漏洞,而且漏洞往往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出问题的环节。

    “齐宫八大高手”中,有一个叫贾举的人,因为某件小事惹得齐庄公不开心,被齐庄公拿鞭子痛打了一顿。

    在齐庄公看来,打是亲,骂是爱,打完之后,依然将贾举带在身边,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崔杼打听到这个情报,就偷偷地跟贾举搭上了线。

    齐庄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通过贾举源源不断地传到崔杼的耳朵里。

    公元前548年5月,莒子为了答谢去年齐庄公放过了莒国一马,来到齐国朝觐齐庄公。齐庄公在北城设宴招待莒子。崔杼假称有病,没有参加这次宴会。第二天,齐庄公亲自到崔杼府上去慰问,进门一问,才发现崔杼竟然不在家。

    稍微有点政治敏感性的人,很容易从中发现不对劲。崔杼既然病得连重要的国事活动都不能参加,怎么可能不呆在家里呢?但是齐庄公的第一反应不是狐疑,而是窃喜。他轻车熟路地走向崔家的后院,来到棠姜的门前,轻轻拍着柱子唱了一首意韵悠长的情歌。

    见到此情此景,贾举做了一个鬼脸,将其他几位高手挡在了后院的门口,悄悄地关上了院门。没有人对贾举的举动产生怀疑——领导睡觉我站岗,他跟谁睡我不管,不是吗?

    齐庄公把歌唱完,棠姜的房间仍然没有动静。他不禁觉得奇怪,以往不是这样的啊!于是轻轻推开房门,一只脚刚跨进房门,一只脚还在门外,黑暗中一道寒光袭来!他下意识地一闪,躲过了这一刀。再定睛看时,房中哪有棠姜,只有黑压压一片全副武装的士兵!

    “崔杼,崔杼在哪?”齐庄公一边往后退,一边大声喝道。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有步步紧逼。

    齐庄公跑到院子里,爬上假山上面的高台,这才发现崔杼为了对付他,竟然动用了一百名武士。这些人将假山团团围住,有人已经张弓搭箭瞄准了他。“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齐庄公大声叫道,“告诉崔杼,我知错了。”

    “不行。”有人回答。

    “我愿意与崔杼结盟,分给他半个齐国。”

    “不行。”

    “我是国君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崔杼,崔杼,你在哪儿?你一定要我死的话,让我到大庙里自杀吧,我不想死在这些人手上。”

    “您就别叫了。您的臣子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前来听命。这里是公宫附近,我们这些人奉命巡查,搜捕淫乱之人,除此之外,不接受任何命令。”下面的人这样回答。

    齐庄公一咬牙,做了一个助跑的动作,直接从高台上跳向围墙,企图越墙而出。人还没贴近围墙,一支箭射穿他的大腿,将他射倒在地。武士们一拥而上,将他砍死。

    与此同时,在门外守卫的“齐宫八大高手”,包括贾举,也被埋伏的士兵乱箭攻击,只有曾经被齐庄公称为大公鸡的殖绰侥幸逃脱。

    崔家的事变很快震动了整个齐国。

    大夫祝佗父当时正奉命在高唐举行祭祀,回来之后连祭服都没有脱,直接赶到崔家去谴责崔杼,被崔杼杀死。

    渔业部长(侍渔者)申蒯要家臣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逃跑,说:“国家有难,我只能以死报国。”家臣说:“我如果逃跑了,那岂不是违背了您的道义?”跟着他一起战死。

    齐庄公的舅舅鬷蔑在平阴被崔杼杀死。

    齐庄公的宠臣卢蒲癸和王何出逃到莒国。

    正当列位大臣前仆后继地以死报国的时候,有一个矮子带着自己的家臣站在崔杼的门外,既不发表演讲,也不拿刀进攻崔杼,就那样一连站了好几天。

    这个人就是晏婴。

    他的家臣忍不住问道:“我们也要以死来追随先君吗?”

    “胡说!”晏婴说,“他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他是全体齐国人的君主,要死大家一起死,凭什么单要我为他死?”

    家臣松了一口气,马上说:“既然不死,那咱们赶快逃吧!”

    “笑话!又不是我杀了国君,我为什么要逃?”

    “那……”家臣一时语噎,“咱们回去吧?”

    “国君都死了,我们回哪里去啊?国君是人民的国君,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而是主持社稷的重要人物。作为国君的臣子,也不是为了那份工资,而是要扶持社稷。如果国君为社稷死,臣子也应当死;为社稷逃亡,臣子也应当跟着逃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逃亡,除了他私人的亲信,别人为什么要跟着他去死、去逃亡呢?再说了,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想回,又能回到哪里去呢?”

    几天之后,崔家的大门终于打开。晏婴便走了进去,一直进到后院,将头枕在齐庄公的大腿上大哭。哭完之后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才从容不迫地走出去。

    有人对崔杼说:“快趁机杀了这个矮子。”

    崔杼呆呆地看着晏婴远去的背影,老半天才摇摇头说:“不行。这个人在朝野之间声望极高,我不杀他,可以得民心。”

    前面说到,公元前575年冬天,鲁国的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将自己的女儿献给齐灵公。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孟姬,她为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有一个儿子取名叫杵臼。齐庄公死后,崔杼立杵臼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崔杼自己担任了齐景公的相国,又任命庆克的儿子庆封为左相,在大庙为齐景公举行了即位仪式。

    所谓的即位仪式,其实就是表忠心大会。

    不是对齐景公表忠心,而是对崔杼和庆封表忠心。为此,连宣誓的誓词都做了全新的设计。当司仪官念到“如果有不亲附崔氏、庆氏者……”的时候,晏婴突然站起来,打断司仪官的话,大声说:“我晏婴如果不亲附忠君爱国的人,请神降罪于我!”

    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庆封脸色大变,当时就想发作,还是崔杼拦住了他,说:“由得他去吧,咱们没有必要跟这个矮子较劲。”

    《春秋》记载:“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

    而据《左传》记载,齐国的太史也是这样写的:“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到后,就杀死了他。接着要太史的弟弟写,又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的弟弟。

    那个年代,太史是世袭的官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别人不能插手,因此崔杼又将太史的另外一个弟弟找来,结果还是“崔杼弑其君。”这个弟弟又被杀掉了。

    等到太史最后一个弟弟被叫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悬念,这个年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这下连崔杼也没招了,只好听之任之。如果他再杀死这个年轻人,齐国的历史就只能由太史的副手来书写了,而太史的副手也做好了准备,手里拿着“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只等着崔杼来召唤。

    你能砍下史官的头颅,但是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

    同年六月,晋平公再度发动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攻打齐国。崔杼派隰鉏为使者,向晋平公请求和谈。并且派庆封到仪夷的联军大营,向晋平公献上男女奴隶数百名,以及一批齐国宗庙中的礼器。为了贿赂晋国人,崔杼可谓不惜血本,上至晋国六卿、下至三军大夫,甚至晋国国内的留守将领,都收到了齐国方面送来的厚礼。在这种情况下,晋平公答应了齐国的和谈,派大夫叔向遍告诸侯,夷仪之会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至于那位牡丹花下死的齐庄公,此时正躺在冰冷的地下。崔杼将他安葬在临淄北部一个名叫士孙里的小村中,葬礼共使用了长柄扇四把,破车七辆,没有任何武器盔甲之类的陪葬品。

    对于齐庄公来说,没有黄金珠玉也许不是问题,无矛可持,无甲可贯,恐怕才是最难受的。

    要会办事,也要会说

    前面说到,公元前555年,公子嘉为了独揽大权,趁着公孙趸领兵出征,引狼入室,将楚国人招到郑国,既害得郑国生灵涂炭,也害得楚国人被冻死成千上万,无功而返。这件事使得公子嘉在郑国的威望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公元前554年4月,公孙趸因病去世。郑国人将讣告发到了晋国。按照周礼,诸侯国的卿大夫去世,讣告对外只发给相应级别的卿大夫。但是士匄收到讣告后,想起了公孙趸为晋国所做的一切,感念之余,又将这事对晋平公作了汇报。晋平公不知哪根神经触动,居然亲自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请求王室关注公孙趸的丧事。周灵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大笔一挥,便批示赐给公孙趸“大路”车一辆。所谓“大路”,一说是天子诸侯祭天时用的车,一说是天子赏赐之车的总称,总之极其珍贵。公孙趸以诸侯之卿的身份获得大路车送葬,可以说是异数,引起了天下的轰动,而这正是士匄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往往成为人们发泄不满、声讨不义之人的契机。公元前554年的新郑城中,一股怀念公孙趸、批判公子嘉的暗流涌动,终于在公孙趸的葬礼举行之后爆发。

    后人无从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否发明了大字报——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似乎还不太可能,竹简毕竟不适合满街张贴——但是关于公子嘉的几大罪行,却被人们广为传播:

    其一,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派刺客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等重臣,公子嘉事先知道情况而没有揭发,坐视同僚被害;

    其二,尉止之乱后,公子嘉当权,独断专行,要求人们写盟书效忠于他,后来因为子产的劝阻才作罢;

    其三,公元前555年引狼入室。

    新郑城中群情汹涌,公子嘉也意识到危险临近,提高了戒备等级,每次出门,都由家臣带着族兵护卫。但这样做并没有使得他更安全。公元前554年秋天,公孙舍之和公孙夏突然发难,带领新郑的居民起来造公子嘉的反,将他杀死并瓜分了他的家室。

    公子嘉是郑穆公的儿子。当年郑穆公有两个宠妾,一个叫宋子,一个叫圭妫。宋子生了公子嘉和子然,圭妫生了公子志。宋子和圭妫情同姐妹,公子嘉兄弟和公子志也情同手足,好得就像一家人。子然和公子志死得早,但他们的后人子革和子良都视公子嘉如父,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牵连,被迫逃到了楚国。子革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右尹,被称为郑丹或者然丹,在楚灵王年代受到重用。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公子嘉死后,郑国的政局重新洗牌,公孙舍之成为郑国的当国(首席重臣),公孙夏执政,而子产也跻身于卿的行列,担任了少正(官名,相当于亚卿),在郑国众卿中排名第四。

    子产的长相十分奇特,据野史记载,“子产日角”,也就是额骨隆起,形成一个小太阳,和后世的包公有得一拼。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他的知名度不如包公,但是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他的地位极其崇高,远非包黑子能及。

    《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送了一条鱼给子产,子产让仆人把它放养到池塘里。仆人偷偷把鱼煮来吃了,回去报告说:“刚放下它的时候,还半死不活的,不一会儿就摇着尾巴游开了,再后来就不见了。”子产听了很高兴,连连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去它该去的地方了,去它该去的地方了。)仆人出来后就对别人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了,他还在说去它该去的地方了。”

    子产究竟知不知道仆人已经把鱼吃掉了?孟子的回答高深莫测:“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这句话在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最普遍的理解是:君子宅心仁厚,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事;但是君子的判断力不会背离常识,用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骗君子也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理解,鱼被放到池塘里,或者吃到仆人的肚子里,子产并不在意。人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小算盘,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就好比你在街上遇到乞丐,他有可能是真的需要帮助,也有可能是来骗人的,但你没有必要寻根问底之后才扔给他一个钢镚儿。

    从这个故事来看,子产是个漫不经心的老好人,信奉的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但是别以为老好人好欺负,老好人发起火来,简直就是雷霆之怒。

    公元前551年夏天,晋国派了一位使者到新郑,命令郑简公前往新田朝觐。子产以少正的身份接待晋国使者,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牢骚:“我们郑国靠近晋国,你们好比草木,我们不过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哪里敢对你们有贰心?只要你们发布命令,我们就参加会盟,或者前来朝觐。没有朝觐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年不派人前来拜访,没有一件大事不跟从。但是,贵国的政令没有一个标准,搞得各国都很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于我们没有一天不提高警惕,太累了!”

    晋国使者没想到子产会来这么一套,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子产这通牢骚,实际上是冲着晋国的中军元帅士匄来的。

    据《左传》记载,自从公元前554年士匄上台主政以来,晋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更严苛,给各同盟国下达的朝贡指标一年高过一年,动辄命令诸侯前往新田朝觐,或者发动诸侯出兵打仗,诸侯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士匄因此也获得了一个“老饕”的美称。

    而在晋国国内,士匄的口碑也不太好。据《国语》记载,士匄曾经与和邑(地名)的大夫争夺田产,长期相持不下。士匄打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动用军队压服对方。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晋国的大夫们有的保持中立态度,有的表示愿意去攻打和邑,更多的则是委婉地表示反对,最后是士匄的家臣訾祏(shí)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才不至于弄出乱子来。

    最让人耿耿于怀的是,公元前550年的栾盈之乱,主要原因是士匄心怀杂念,处事不公,有意打压栾氏家族。栾盈最后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士匄的所作所为使得国人十分反感,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士氏家族的名望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士匄本人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太在意,自我感觉仍然十分良好。公元前549年春天,鲁国派叔孙豹访问晋国,士匄代表晋平公接见他。国事谈完后,士匄问了叔孙豹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不朽?”

    叔孙豹回答不上来。

    士匄便给他上了一堂历史课:“我士匄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虞舜以上的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氏和杜氏。周王室衰微,晋国成为诸侯的盟主,我们世代食邑于范地,又被称为范氏。人们所说的不朽,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家族吧!”

    叔孙豹听了很不是滋味,他很直率地对士匄说:“这不能叫做不朽,而是叫做‘世禄’。”

    “哦?”士匄没想到自己会碰到一个软钉子。

    叔孙豹说:“我们鲁国有位先大夫臧文仲,人虽然死了很久了,但是他所说过的话一直被人们记在心上,这才叫做不朽。我听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然时间久远而仍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叫做不朽。如果只是家族延续,宗庙香火不断,世代有人祭祀,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只能说你们家官做得大,不能算作不朽。”

    士匄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年二月,郑简公在公孙夏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子产托公孙夏给士匄带去一封信。

    “您主政晋国,四邻诸侯没有感受到您的美好品德,只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对此我深感困惑。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不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君家里,同盟内部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您如果将这个作为利益,晋国的内部不会团结,您的家族也会受到损害。您怎么就不明白呢,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哪里用得着那么多财物?”

    “好名声,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根基牢固,才不至于毁灭。”子产接着写道,“一个人要有好的品德,快乐才能长久。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快乐的君子啊,是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吧!‘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天看着你呐,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说的有好名声吧!用宽容和谅解来发扬美德,那么就可以装上好名声向前走,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投奔,近处的人也会感到安心。您是希望别人对您说‘是您养活了我’,还是说‘你榨取了我来养活自己’呢?告诉您,大象因为象牙而毁了自己,钱多不见得是好事!”

    春秋时期,人们是用竹简来书写文字。士匄读完这封信,不觉大汗淋漓,原因有二:

    第一,字太多,竹简太重;

    第二,子产骂得太狠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士匄出完这身汗,将自己主政以来的点点滴滴梳理了一番,反思了一番,不觉幡然醒悟,有如大病初愈。不久之后,他就下达命令,宣布减少诸侯朝觐的次数,减轻各国朝贡的负担。

    郑简公此次访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请求减轻朝贡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希望晋国批准郑国讨伐陈国。

    郑国之所以要对陈国用兵,是有原因的:公元前550年,楚康王为了支援齐庄公,亲率大军入侵郑国,陈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自从晋楚争霸以来,中原小国有如风中之烛,不是跟着晋国攻打楚国,就是跟着楚国攻打晋国,小国之间刀兵相见也是常有的事,本来不值得大动肝火。只不过陈国人在郑国的所作所为有点过分——陈军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烧毁房屋,毁坏农田,极尽破坏之能事,给郑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郑简公希望报复陈国。但是,打狗还得看主人。陈国好打,楚国不好惹,一旦楚国插手进来,事情就搞大了。郑简公需要征得晋国的同意才敢放手去干。换而言之,打狗既得看狗主人,也得看自己的主人。

    但是晋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晋平公派士匄跟郑简公会谈,要求郑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轻率地进攻陈国。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战端一开,劳民伤财,对大家都不利。您说,这又是何苦呢?”士匄苦口婆心地劝说。

    郑简公不跟他争辩,突然朝着士匄行了一个叩拜之礼。士匄吓了一跳,连忙避开,表示不敢接受。

    晋国虽然大,士匄始终只是一个卿,而郑简公是诸侯级的人物,二者不可平起平坐,更不能颠倒尊卑,由郑简公来向士匄行大礼。士匄完全被郑国君臣搞糊涂了:子产写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郑简公却低三下四,向他磕头,这唱的是哪出戏啊?

    当时公孙夏在一旁陪着郑简公,士匄连连用眼神暗示公孙夏,意思是你倒是说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孙夏也朝着士匄行了个叩拜之礼,然后说:“陈国依仗楚国而侵害郑国,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岂敢不向您行大礼?”意思很明白,咱们态也表了,头也磕了,至于晋国同不同意这件事,反正陈国是一定要打的。

    郑国人说到做到。公元前548年6月,郑国派公孙舍之为大将,子产为副将,带领兵车七百乘讨伐陈国。郑军行动迅速,趁着陈国人不注意,夜袭陈国首都宛丘,轻而易举地进了城。

    陈哀公慌不择路,在大子偃师的保护下,逃到郊外的墓地里藏了起来。正好司马袁侨驾着战车从墓地经过,两个人大叫起来:“带上我们,带上我们!”袁侨正急于逃命,哪里顾得上他们?一抽马鞭,跑得远远的,在黑夜中留下一句经典的回答:“我赶着去巡城呢!”

    没过多久,大夫贾获驾着马车,载着自己的老母和妻子经过。看到陈哀公和大子偃师,贾获便要母亲和妻子都下车,将马车交给大子偃师,让他们赶快逃命。陈哀公觉得很过意不去,要贾获的母亲上车(一车正好载三人)。贾获说:“您贵为国君,如果与我母亲同车,恐怕不祥。”于是和妻子搀扶着老母走进墓地藏了起来。陈哀公父子因此得以逃脱。

    有趣的是,郑国人虽然来势汹汹,进入宛丘之后,却表现得文质彬彬,不仅对宛丘的百姓秋毫无犯,连陈国的公宫都没有受到侵扰。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打劫,公孙舍之和子产还亲自把守在公宫门口,禁止任何人出入。

    打听到郑国人在宛丘的所作所为,陈哀公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郑国人不是来消灭陈国,而是来讨一个说法的。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好办多了。他马上派袁侨回到宛丘,拿了一批陈国宗庙里的宝物去见公孙舍之,要求投降。

    所谓宗庙里的宝物,无非是一些青铜容器或乐器,统称为礼器。这些礼器的时代有点久远了,很多都是周朝初年铸造的,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文物。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些礼器的文物价值有限,人们更看重的是它们的政治价值,也就是它们代表着统治权力的象征意义。

    公孙舍之答应了陈哀公的要求。

    就这样,陈哀公从流亡之地又回到了宛丘。他穿上丧服,抱着社稷的神位,让宗室的男女反绑双手,分开排列,在朝堂上等待发落。类似的仪式,前面已经有过多次记述,大同小异,在此不再介绍。

    公孙舍之拿着绳子会见了陈哀公,捧着酒杯祝陈哀公身体健康,并向陈哀公奉上玉璧一双。绳子是用来系马足的。拿着绳子觐见,是当时的臣仆之礼,以示为君侯服务之意。

    子产进来后,仅仅是清点了一下男女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接着郑国人在陈国的神社前举行了“祝祓”仪式,一方面因为入侵陈国,向陈国的社稷之神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哀公穿上了丧服,为其驱除不祥之气。总之,郑国人在陈国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炫耀武功的意思,反而处处谨小慎微,堪称仁义之师。

    郑军入城的时候,陈国的官员纷纷逃亡,将管理民政的户籍本、掌握军权的兵符和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地契全部留给了郑国人。陈哀公投降后,公孙舍之命令将户籍本交还给陈国的司徒,兵符交还给司马,地契交还给司空,然后就带着军队回国了。

    同年九月,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献捷”,也就是向晋国报告讨伐陈国的战果,同时献上俘虏和战利品。

    前面说过,周礼对于献捷有明确的规定,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除此之外,皆为“非礼”。陈国并非四夷,晋平公也不是天子,因此,郑国这次献捷显得居心叵测,有拉晋国下水的嫌疑。让晋国人感到尤为吊诡的是,作为郑国的全权代表,子产居然一反常规地穿上了戎服。

    士匄已经于一个月前辞去了中军元帅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当年的“赵氏孤儿”赵武。新官上任三把火,赵武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进一步减轻诸侯的朝贡负担,提高接待诸侯的礼仪规格。他还公开表示:“从今以后,要尽量少打仗,最好不打仗。齐国的内乱刚刚平定,崔氏和庆氏都急于向诸侯示好。楚国的新任令尹屈建(薳子冯已经去世,屈建接任)和我私交甚深。只要我们依礼行事,谨言慎行,安定诸侯,战争就可以消除了!”

    新令墨迹未干,子产就来献捷,而且还是穿着戎服献捷,这不是存心和赵武唱对台戏么?

    士贞伯的儿子士弱奉命接见子产,要他先把攻打陈国的理由说清楚再谈献捷的事:“您想必也知道,去年郑伯前来请示攻打陈国的事,我们可是没有答应。陈国究竟有多大的罪恶,使得贵国一意孤行,一定要讨伐他们?我希望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任何人想要和郑国人玩弄辞令,都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听到士弱用这种不客气的语调和自己说话,子产并不生气,而是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语气回答道:

    “当年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陶器工业部长),服侍我们的先王。周武王见他工作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又考虑到他是舜的后裔,便将长女太姬嫁给他的儿子妫满,封他为陈侯,这也是对舜表示诚敬之意。所以说,陈国其实是我们周朝的后代,一直依赖周朝才得以延续。”

    子产的话说得很巧妙。晋国和郑国都是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而陈国是妫姓,是舜的后裔。通过回顾这段渊源,子产拉近了晋国和郑国的距离,而将陈国排除在外。

    子产接着说:“陈桓公死后,陈国发生动乱,蔡国人想干涉陈国的内政。先君郑庄公拥立公子佗为君,被蔡国人所杀。后来我们又立了陈厉公,乃至于陈庄公、陈宣公,都是我郑国所立。因为夏姬之乱,陈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们让他回国的。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恩大德,无视于郑国给予的种种恩惠,抛弃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的姻亲,而去亲附楚国,仗着楚国人多势众来侵略我国,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极尽破坏之能事。我们很担心这样会给太姬带来耻辱,所幸上天已经厌恶陈国,启发了我们攻打陈国的意愿。而陈国现在也知道自己的罪恶,甘愿接受惩罚。因此,我们才敢于向贵国献捷啊!”

    士弱说:“那你们攻打陈国,也是以大欺小,不符合国际原则。”

    “此言差矣!”子产说,“先王的命令,只要是有罪过的地方,就要给予惩罚,怎么能说是以大欺小呢?再说了,什么是大国?按照祖上的规定,天子地方千里,诸侯地方百里,现在的大国地方几千里,如果不是通过侵占小国,怎么能够大到这个地步呢?”言下之意,晋国之所以成为大国,难道不是牺牲了无数小国才达到的吗?

    士弱脸一红,赶紧又换个话题:“那您为什么穿戎服来晋见呢?”

    “我郑国的先君郑武公、郑庄公都曾担任天子的卿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复旧职’,要郑文公穿上戎服辅佐天子,以授受楚国的俘虏献给天子——我今天这样做,也是不敢忘记天子的命令啊!”

    士弱理屈词穷,回去之后,把情况如实向赵武汇报。赵武说:“他的话顺理成章,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些大道理,恐怕不吉利。”于是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孔夫子评论这件事,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善于言辞的话,有谁知道你在想什么呢?所以没有文采的人,成不了大事。郑国讨伐陈国,如果不是因为子产的文辞,就不能算是功劳。”说白了,做得好,还要唱得好,一味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可取。

    公元前547年春天,郑简公就入侵陈国一事论功行赏,赐给公孙舍之马车一辆、“三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八座;赐给子产马车一辆,“再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六座。

    子产收下了马车和“再命之服”,但是拒绝接受城池,他对郑简公说:“自上而下,赏赐的数额以二递减,这是规定。我在群臣中排名第四,按道理不能接受六座城池。再说入陈作战,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的功劳最大,我不敢要求赏赐,请您把城池收回去吧!”

    郑简公坚持要赏,最后子产只好接受了三座城池。

    不是每个浪子都会回头

    前面说到,公元前548年6月,晋平公召集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后来因为崔杼杀死了齐庄公,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国君臣,晋平公便答应了齐国的和谈请求,夷仪之会也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正是在这次夷仪之会上,齐国的使者隰鉏向晋平公提出了一个请求:十一年前,卫侯姬衎(即卫献公)因为得罪大臣孙林父和宁殖,被孙林父驱逐到齐国。现在时过境迁,再深的仇恨也该淡忘了,老让人家这么在外漂泊也不是个事。趁着这次开会的机会,请晋平公以霸主的身份出面斡旋一下这件事,让姬衎回卫国居住算了。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晋平公答应了。

    所谓霸主,就像是一个村里的村长。谁家有些家长里短,父子不亲,兄弟不和,村长都要管一管,这样才能体现村长的权威。夷仪之会还没落下帷幕,晋平公便派大夫魏舒和宛没前往齐国迎接卫献公,同时向卫国现任君主卫殇公提出,把夷仪让出来给卫献公居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夷仪并非夷仪之会的夷仪。夷仪之会的夷仪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境内,当时是晋国的地盘;准备让给卫献公居住的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境内,当时是卫国的地盘。

    卫殇公当然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晋平公都已经发话了,只能表示服从。就这样,两个月之后,卫献公从齐国起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卫国。

    回国之前,齐国的权臣崔杼找卫献公谈了一次话。谈话当然是为了送别,同时也是提醒卫献公:十一年前你被人赶到齐国来避难,齐国不但收留了你,还将郲地让给你居住,让你继续过着体面的生活。现在因为齐国的提议,你马上就要回到卫国去了,是不是该对齐国表示一下谢意呢?

    卫献公心知肚明,所谓谢意不是一句话或一封感谢信就能表达的。他很为难地对崔杼说:“我倒是很想报答齐国的恩情,只不过我回到卫国,也仅仅是在夷仪这个小城市当个寓公,无权又无钱,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就算我把夷仪献给齐国,齐国恐怕也看不上吧?”

    崔杼笑了。他拍了拍卫献公的肩膀:“夷仪你还是自个留着。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如果真心实意要报答齐国,回去之后,想办法夺回君位,再把五鹿地区献给齐国吧。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只是想当寓公,不想当国君哟!”

    崔杼的话给了卫献公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如果想夺回君位,齐国肯定是支持他的。而崔杼的另一个举动,就不仅仅是单纯地鼓励卫献公回去夺权那么简单了。

    他将卫献公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齐国。“什么时候献上五鹿,就什么时候将他们接回去。”崔杼很和气地说,“你只管放心,在这期间,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后人很难推测卫献公的复辟究竟是因为齐国的推动和胁迫,还是因为他本人早就有这种念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搬到夷仪后不久,便给卫国的大臣宁喜写了一封信,要求宁喜帮助他重登君位。

    宁喜是宁殖的儿子。

    十一年前,卫献公虽然是被孙林父赶出卫国,事情的最初起因是卫献公得罪了孙林父和宁殖。因为这层关系,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孙林父和宁殖合谋赶走了卫献公。

    五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3年冬天,宁殖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宁喜叫到身边,说:“我得罪国君(指卫献公),追悔莫及。现在各国的史书都这样记载,说是‘孙林父、宁殖流放了他们的君主’。我有口莫辩。将来国君如果能够复国,你一定要将功赎罪,将这段历史改写,为我证明清白,这才配做我的儿子。如果做不到,就算死而为鬼神,我也不接受你的祭祀!”

    古人自有古人的价值观。在宁殖看来,卫献公尽管荒诞无礼,作为臣子却没有任何权力驱逐国君,否则就是以下犯上,是乱臣贼子,这样的罪名他担不起。

    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宁殖的迂腐,但是如果对照身边发生的事情便不难发现,古人的价值观仍然在改头换面地发生作用。就像周立波说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总之,组织是它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可以对不起的玩意。只要将“国君”换成“组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价值观便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此打住。

    宁殖的遗言为卫献公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五年之后,当宁喜见到卫献公的使者,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的遗言。他答应了卫献公的要求,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此事非子鲜参与不可,如果子鲜不参与,事必不成。”

    子鲜就是卫献公的胞弟公子鱄,一直跟着卫献公流亡。与卫献公截然不同的是,公子鱄为人谦恭有礼,做事进退有度,深受人们好评。早在卫献公刚刚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鲁襄公派臧孙纥去慰问卫献公。在与公子鱄谈过话之后,臧孙纥就断言,卫献公虽然是个糊涂蛋,但只要有公子鱄的帮助,他复国是迟早的事。

    “如果有子鲜参与这件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宁喜这样安慰自己。然而,当大叔仪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对宁喜的决定感到很不可理喻,说:“这就是所谓的‘我躬不说,遑恤我后’吧!”

    “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见于《诗经·邶风》的《谷风》,意思是:我尚不容于世上,又怎么能够顾念我的后人呢?这既是批评宁殖临死的时候给宁喜摊派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又是批评宁喜不顾后代的福祉,同意帮助卫献公这样一个无道昏君重登君位。

    大叔仪还说:“君子行事,必须要考虑后果,还要考虑长远,要慎始敬终,才不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宁喜看待国君还不如下棋那么认真。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必定失败,何况对国君三心二意呢?可惜啊,宁氏九代为卿,一朝就将灭亡,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不只是大叔仪不看好这件事,公子鱄也不想被卷入卫献公的复辟活动。当卫献公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与宁喜谈判的时候,他跑到自己的母亲敬姒那里去诉苦:“哥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害怕这样做会导致祸患。”而敬姒的回答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答应他吧!”公子鱄这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公子鱄向宁喜转达了卫献公开出的条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政事由你宁喜决断,我只管管祭祀的事情,当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行啦。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承诺,又有公子鱄作为谈判代表,宁喜仍然觉得心里面并不踏实,他跑去向蘧瑗请教。

    前面说过,当年孙林父起兵造反,蘧瑗曾经挺身而出,希望劝说孙林父悬崖勒马。劝说不成,蘧瑗便主动离开了卫国,不忍心看君臣相残。后来卫国政局逐渐稳定,蘧瑗又回到了卫国。

    宁喜刚把话说完,蘧瑗脸色就变了,长叹道:“当年我没能亲眼看到国君被赶出去,今天哪里敢过问他回来的事啊!”于是又一次带着家人离开卫国。

    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指责蘧瑗不负责任,但在孔夫子看来,蘧瑗两次逃离卫国,却是仁、智、勇的表现:“君子哉蘧伯玉(蘧瑗字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很多时候,用脚投票是最接近良知的现实抉择。

    有大叔仪的批评在先,又有蘧瑗的用脚投票在后,宁喜对于帮助卫献公复辟这件事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又跑去问大夫右宰谷。右宰谷一听,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不行不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老宁家就得罪了两任国君(得罪卫献公在先,得罪卫殇公在后),天下哪里有你的容身之所!”

    宁喜有些无奈地说:“这是先父临死前的重托,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遗命?”

    右宰谷说:“那我替你打探一下情况吧。”

    右宰谷以宁喜使者的名义来到夷仪,见到了卫献公。回来之后对宁喜说:“国君在外流浪了十二年,脸上却没有一丝忧愁的样子,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刻薄,还是原来那个人!你如果不赶快停止这个计划,我们离死不远了。”

    宁喜说:“那不是还有子鲜在那里嘛!”

    “子鲜在那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右宰谷说,“一旦出现问题,他最多不过自己逃亡,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

    “尽管是这样,”宁喜沉默了半晌,“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公元前547年2月,宁喜和右宰谷突然发动政变,带兵进攻孙林父在首都帝丘的府邸。当时孙林父正好在自己的领地戚地,他的儿子孙嘉奉命出访齐国,另一个儿子孙襄则留守家中。宁喜和右宰谷攻了一气,没有攻破孙家的大门。

    因为担心孙林父从戚地发动反扑,宁喜便带着部队退出帝丘,驻扎在城郊,而右宰谷仍然留在城内监视孙家的动静。半夜里,孙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右宰谷派人去打探,原来孙襄白天受了箭伤,伤势过重,于当天夜里去世了。

    宁喜连夜杀回帝丘,再次进攻孙家。这一次他成功了。第二天一早,他和右宰谷又带兵来到公宫,杀死了卫殇公和大子角(卫殇公的嫡长子)。

    孙林父得到消息,马上跑到晋国去见晋平公,要求政治保护。当然,保护是有代价的,孙林父给晋国开出的条件是:从此之后,孙氏世代领有的戚地不再属于卫国,而是变成晋国的领土。《春秋》记载此事,说孙林父“入于戚以叛”。据《左传》解释,臣下的领地,其实是国君拥有的。国君有道则为国君服务,国君无道则保全性命而退,将领地作为私产并以此和别人做交易,应该受到诛戮。

    三天之后,卫献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帝丘。

    正如右宰谷所言,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改变他的品性。朝臣之中,有些人跑到夷仪去迎接他,他拉着他们的手说话;有些人在大路上迎接他,他在车上向他们作揖;而那些在城门口迎接他的,他就只是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当年卫献公流亡齐国,鲁国派厚成叔慰问卫国,大叔仪应对得体,给厚成叔留下深刻印象。厚成叔回国之后便对臧孙纥说:“卫君必定能够回国吧!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同胞兄弟跟随其流亡,帮他经营谋划,能不回吗?”现在卫献公回到帝丘,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谴责大叔仪:“寡人流亡在外,不少大夫都偷偷向寡人通报卫国的消息,只有您不关心寡人,没有只字片言。古人云,非所怨勿怨。我对您可是很有怨言!”

    大叔仪回答说:“我知罪了。我没有什么能力,不能跟着您到国外避难,这是第一条罪状。您在国外居住,国内又有一君,我不能三心二意,向您传递信息,这是第二条罪状。有这两条罪状,我还能活吗?”于是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卫国。卫献公自知理亏,连忙派人拦住他。

    前面说到,崔杼谋杀齐庄公,“齐宫八大高手”中只有殖绰逃脱。听到卫献公复国的消息,殖绰便投奔了卫献公。卫献公派殖绰带领部队进攻戚地,讨伐孙林父。

    孙林父派人向晋平公求救。

    晋平公派了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进驻茅氏(地名,在戚地以东)。所谓象征性部队,只有区区三百人,目的不在于打仗,而是代表晋国向卫国宣布:戚地已经是晋国的领土,进攻戚地就是进攻晋国。没想到卫献公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不买晋平公的账。殖绰一声令下,卫军发动全面进攻,将三百名晋军全部杀死。

    对于孙林父来说,殖绰这一举动无异于救了他的命——这样一来,晋国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卫国的事务,想不管都不行了。他马上派儿子孙蒯带兵进攻殖绰。

    也许是殖绰太有名了,孙蒯来到茅氏,一见到殖绰的大旗就不敢再前进,将部队驻扎在离殖绰远远的地方。那架势,与其说是来打仗的,不如说是来观光的。孙林父十分恼火,跑到茅氏对孙蒯说:“亏你还是个人,连那三百名晋国恶鬼都不如!”

    在孙林父的亲自督战下,孙蒯才向殖绰发动了进攻,并在圉地(卫国地名)打败并俘虏了殖绰。

    孙林父带着殖绰来到晋国,再度向晋平公告状。

    晋平公发飙了。同年六月,他召集各路诸侯在澶渊举行会盟,准备讨伐卫国,重新界定晋卫两国边界,正式将戚地划到晋国境内,同时还宣布将卫国西部边境的六十个乡邑赏赐给孙林父。

    卫献公知道闯了大祸。面对晋国的大军压境,他没作任何幻想,主动跑到澶渊来参加会议。可想而知,晋平公让他坐了冷板凳,而且逮捕了陪他来参加会议的宁喜和北宫遗。

    会议解散后,卫献公又跑到晋国去谢罪。晋平公仍然不解恨,干脆逮捕了卫献公,将他囚禁在士弱家里。

    同年七月,齐景公、郑简公联袂来到晋国为卫献公说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吟了一首《嘉乐》之诗,其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这样的句子,以表扬齐、郑两国君主的厚道。

    当时国弱陪同齐景公在座,他也回敬了晋平公一首《蓼萧》之诗,其中有“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这样的句子,意思是,晋、卫两国均为姬姓,是兄弟之国,您就放过卫侯一马吧!

    陪同郑简公而来的公孙舍之也吟了一首《缁衣》之诗: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衣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衣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衣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这是郑国人怀念郑武公的一首诗,赞美郑武公能够给贤者提供朝服、馆舍和美食。公孙舍之以此劝喻晋平公看在齐、郑两国诸侯不远千里来访的面子上,答应他们的请求。

    晋国大夫叔向见到此情此景,请晋平公向两位国君下拜,说:“寡君拜谢齐侯关心我国宗庙的安定,拜谢郑伯一心一意对待我国,没有贰心。”

    这是相当高级的装疯卖傻。齐、郑两国以诗喻事,为卫献公求情;叔向却故意装作听不懂,仅仅依着诗的本义来答谢两国。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茅氏的三百名晋军之死已经触动大国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卫献公。

    宴会之后,国弱派晏婴私下去找叔向,说:“晋侯在诸侯之中宣扬他高尚的品德,关心诸侯的疾苦,补正他们的缺失,所以诸侯都尊其为盟主。现在为了卫国的臣子而逮捕卫侯,这可如何是好呢?”

    叔向将这话转告赵武。赵武又转告给晋平公。晋平公便也不卖弄风雅了,派叔向去找齐景公和郑简公,将卫献公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们,明确表态:晋国不可能就此罢休。

    国弱还是吟诗,这一次是《辔之柔矣》:“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意思是,马的性子虽烈,仍然要用柔软的马辔来驯服,盟主对待诸侯要宽严有度。

    公孙舍之则吟了《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未嫁的女子怕别人说闲话而嗔怪情郎的一首诗。公孙舍之的意思是,人言可畏,卫侯虽然犯下大错,罪不当赦,但在众人看来晋国仍然是在干涉他国内政,国际影响很坏。

    晋平公听到这样的诗句,终于答应让卫献公回国。但是,答应归答应,晋国方面却一直没有放人。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卫国将公主卫姬送给晋平公当小妾,卫献公才得以回国。

    晋平公此举,一则有趁火打劫之嫌,二则触犯了“同姓不婚”的规定,在当时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

    公元前546年春天,卫献公从晋国回到卫国。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君位的第三十一年,也是他第二次登上君位的第二年。当他进入帝丘的时候,他发现朝中的众臣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的起因,是当他被囚禁在士弱家里的时候,先期回国的宁喜已经把持了朝政,成为了卫国的实际主宰。

    这也怪不得宁喜。当初卫献公派公子鱄与宁喜谈判,不是说过“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这样的话吗?现在宁喜真的大权独揽了,卫献公却感到很不舒服。大夫公孙免馀看出了卫献公的心事,主动向卫献公提出要刺杀宁喜。

    卫献公假惺惺地说:“哎呀,如果不是宁喜,寡人也没有今天。再说,让他执政也是我当时的承诺。你现在贸然去杀他,未必能够成功,只怕空得恶名,还是不要了。”

    公孙免馀听出了他的弦外之意,说:“那我就自作主张去杀他,您当作不知道就行了。”

    卫献公就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了。同年春天,公孙免馀与大夫公孙无地、公孙臣密谋进攻宁喜,结果事情败露,公孙无地和公孙臣都被宁喜杀死。卫献公听到这件事,仅仅是感叹了一句:“做臣子的有什么罪呢,可惜父子两人都为我而死了。”

    公孙无地和公孙臣的父亲早在十多年前的孙林父政变中被杀,所以卫献公有此一叹。

    同年夏天,公孙免馀再度密谋进攻宁喜,趁着宁喜上朝的时候,派人将宁喜和右宰谷杀死在朝堂之上。

    血案发生之后,公子鱄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逃到晋国。卫献公派人去劝阻,公子鱄说:“孙林父逐君,罪当一死,现在却在晋国享清福;宁喜纳君有功,现在却被您派人杀了。您的赏罚毫无章法可言,又怎么能够扬善去恶呢?身为君侯而没有信用,作为国家而没有法度,不是很难相处吗?再说,那时候是我答应宁喜执政的啊!”于是不听劝阻,执意要走。卫献公急了,又派人到黄河边去劝他。

    公子鱄不见卫献公的使者,而对着黄河发誓,宣布再也不回帝丘,就在晋卫边境的木门(晋国地名)居住下来。据《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终其一生,公子鱄不再向着卫国而坐,不吃卫国的粮食,不谈论卫国的事情,也没有再踏上卫国的土地一步。木门的地方官劝他出来为晋国服务,他推辞道:“为官而废弃自己的职责,这是罪过。如果尽到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宣扬我逃亡的原因,等于说卫侯的坏话。我难道还要向谁诉说吗?”

    值得一提的是,公子鱄的离去给卫献公很大的精神打击。一年之后,公子鱄在木门去世,卫献公不顾兄长和国君之尊,亲自为公子鱄服丧,也算是向这位同胞兄弟表达了悔恨之意。

    至于杀死宁喜的直接策划人公孙免馀,卫献公打算赏赐给他六十个乡邑作为领地。公孙免馀推辞道:“只有卿才能领有一百个乡邑,而我已经有六十个了,不敢超标。而且宁喜就是因为领地太多了,才惹祸上身,您如果再给我六十个乡邑,我怕自己无福消受哟。”

    卫献公坚持要赏他,他推辞不过,接受了其中的一半。后来卫献公还打算任命他为卿,他辞谢道:“大叔仪为人忠厚,没有三心二意,您还是任命他吧!”

    卫献公听从了公孙免馀的建议,任命大叔仪为卿。在这场政变阴谋中,这也许是他唯一做对的事。

    楚人栽树,晋人乘凉

    公元前547年春天,秦景公派自己的弟弟公子鍼出使晋国。这是公子鍼第二次来到新田。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5月,秦、晋两国已经就结束敌对状态进行了谈判,晋国的韩起和秦国的公子鍼于当年互访对方的国都,达成了口头上的和平协议。因此,公子鍼这一次出使晋国,就是要将口头协议变成白纸黑字,盖章生效。

    为了迎接公子鍼的到来,晋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臣叔向紧急召唤行人子员。

    所谓“行人”,就是负责迎来送往的外交官。恰好当时子员在老家休假,由另一位行人子朱当班。子朱主动站出来对叔向说:“子员不在没关系,还有子朱呢!”

    说了三次,叔向却没有听到似的,对他不理不睬。子朱发火了:“我和子员都是大夫,凭什么在朝堂之上当着大家的面故意不用我?”说着拔出佩剑,指向叔向。

    叔向说:“秦、晋两国不和已经很多年了。今日之事,幸而成功,晋国就可以得到安宁;不成功,则战端又起,不知道又有多少将士战死在沙场之上。子员沟通两国的关系,毫无私心杂念,而你却常常意气用事,违背国君的意愿。像你这种用邪恶来侍奉君主的人,我又岂会害怕!”也卷起袖子,拔出佩剑,准备迎战子朱。大伙一看,这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赶紧将两个人拉开。

    晋平公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感叹道:“晋国差不多接近大治了吧!我的臣子争执的都是国家大事。”

    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解读。晋平公的宫廷乐师师旷对此不以为然,说:“公室的地位恐怕已经受到动摇了。臣子之间有矛盾,不在心里暗自较劲而公然以武力相争,不修德行而挑起是非,这是个人欲望膨胀的表现啊!敢于在朝堂之上拔剑相向,公室的地位能够不下降吗?”

    当然,这些话,晋平公并没有听到。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将尊严看得很重,腰中的佩剑从来都不是装饰品,而是随时准备维护自己荣誉的武器。

    同年夏天,楚康王联合秦国人派兵入侵吴国。大军抵达雩娄(地名)的时候,发现吴国早已经有防备,便放弃了攻吴的念头,转而进攻郑国的城麇(jūn,地名)。郑国派大夫皇颉出战,被秦楚联军打败,皇颉也成为了楚军的俘虏。

    亲手俘获皇颉的是楚将穿封戌——穿封县的县公,名戌,所以称为穿封戌。但是另一名楚军将领王子围一口咬定,抓获皇颉的不是穿封戌,而是他本人。

    王子围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来头不小,但是穿封戌并不买他的账。两个人争执不下,于是找大宰伯州犁出面来主持公道,判定是非。

    前面介绍过,伯州犁是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公元前576年,“三郤”唆使晋厉公杀死伯宗,伯州犁逃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至此已经有近三十年。

    伯州犁是个聪明人——不聪明也不可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楚国混得如鱼得水,而且担任主管刑事案件的大宰达三十年之久。他一听两个人的来意,马上说:“这事我可断不了,最好的办法是将俘虏本人叫过来,当着两位的面问个清楚。”

    穿封戌说:“好啊,当面对质,我没意见。”

    王子围意味深长地看了伯州犁一眼,说:“就照大宰的意思办,我相信大宰会秉公办理。”

    于是皇颉被押过来,站在穿封戌和王子围面前。

    伯州犁对皇颉说:“这两位贵人争论不休,为的就是你啊!我听说你是一位君子,应该明白事理,不会乱说话,是吧?”

    皇颉点点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向你介绍一下。”伯州犁将手高高举起(上其手),指着王子围,“这一位,王子围,是楚王尊贵的弟弟。”

    王子围矜持地笑笑,面有得色。

    伯州犁放下手(下其手),虚指穿封戌,说:“这一位呢,穿封戌,是穿封县的县长。穿封你听过吗?在我们楚国方城山外,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小县,一般人不知道。”

    顺带一提,伯州犁这两个动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上下其手”的来历。穿封戌当然气得脸色铁青。

    伯州犁当作没看见。确实也没看见,因为他的眼光一直落在王子围身上,瞧都没瞧穿封戌一眼。“现在,”他将脸转向皇颉,“你如实说,究竟是哪位贵人俘虏了你?”

    皇颉也不傻,伯州犁这样上下其手,早就心知肚明了。“难怪我被俘虏!”他煞有介事地说,“王子在战场上气势如虹,我一遇到他就手脚发软,情不自禁地弃甲投降!”

    听到这样的回答,伯州犁暗暗给皇颉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算你小子聪明。王子围则给了伯州犁一个赞许的微笑。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穿封戌突然抄起一支长戈,向王子围猛刺去。

    王子围连忙闪避,拔腿就跑。穿封戌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王子围的营帐,被卫兵们挡住才罢手。

    如果穿封戌得手了,楚国的历史也许要改写。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城麇之战中,郑国大夫印堇父与皇颉一起戌守城麇,两人都被楚军俘虏,印堇父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秦国人。

    印堇父的家人凑了一笔钱财,要求郑国政府与秦国交涉,将印堇父赎回来。当时子大叔担任郑国的令正,负责撰写外交文书,写好之后拿给子产审批。子产看了之后说:“你这样写是赎不回印堇父的。”

    “哦?”对于德高望重的子产,子大叔历来是持尊敬的态度的,但是他左看右看,实在找不出自己的文书有什么毛病。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子产说,“你想想看,秦国接受了楚国奉献的俘虏,却因为贪图郑国的财物而释放他,体统何在?秦国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

    “应该这样写——在此拜谢君侯帮助郑国。如果没有君侯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郑国徘徊。”子产说,“另外,千万不要送太重的财礼,否则适得其反。”

    子大叔暗自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他没有接受子产的建议,带着几大车金银财宝就动身了。他来到秦国,秦国人一看国书,果然很不高兴,礼物也不收,坚决不放印堇父回国。

    子大叔碰了钉子,才想起子产对他说的话,赶紧更改了国书,又将献给秦国人的财物改为普通的见面礼,第二次送过去。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秦国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国书上的要求,将印堇父交给他带回了郑国。

    别说礼多人不怪,很多时候,要办好一件事情,“度”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城麇之战后,晋楚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一味对抗,变成了互相试探和解。带来这种变化的,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武和楚国的令尹屈建。前面已经说过,这两个人私交甚深。

    一个宋国人——向戌观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决心向自己的前辈华元学习,率先挥动铁锹,填平晋楚两国之间的鸿沟(公元前579年,华元促成晋楚“宋之盟”)。

    《左传》记载此事,认为向戌是“欲弥(mǐ)诸侯之兵以为名”,意思是说他贪图名誉。这是典型的“动机论”。晋楚争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诸国卷入两个大国的争端,深受其害近百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平息战乱,过几天安稳日子。向戌作为宋国的大臣,与赵武、屈建的交情都不错,愿意从中穿针引线,促成天下的和平,不应受到指责。

    在向戌的倡导下,一批不同国籍的有识之士游走于各国之间,为和平呼吁呐喊。

    公元前547年夏天,蔡国的公孙归生出使晋国回来,又马不停蹄地访问楚国。途经郑国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楚国的伍举。

    公孙归生是蔡国大师公子朝的儿子,伍举是伍参的儿子。公子朝与楚国关系不错,伍举与公孙归生自幼交往,情同手足。

    伍举娶了申县县公王子牟的女儿为妻。王子牟犯罪出逃,有人揭发说,伍举从中出了力,亲自护送王子牟出国。为了这件事,伍举被迫出走,取道郑国,准备投奔晋国,没想到遇上了老朋友。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两个人也不拘小节,扯了一些青草铺在地上当作席子,就喝开了。

    临别的时候,公孙归生送给伍举一双白璧,说:“你要多多保重,咱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以你的才能,完全可以侍奉晋侯成为天下的盟主。”

    伍举长叹道:“那不是我的心愿啊!我只要叶落归根,如果能够将尸骨埋在楚国,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那你就更要保重了。”公孙归生说,“你走吧,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楚国。”

    公孙归生来到郢都,见到了令尹屈建。屈建向他了解一些晋国的情况之后,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晋国的列位大夫与楚国的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有德有能?”

    公孙归生的回答很巧妙:“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晋国的大夫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

    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这是先给屈建戴了一顶高帽子,因为屈建位居令尹,相当于楚国的众卿之首。而从屈建的实际表现来看,公孙归生这顶高帽子倒也送得贴切,有史为证:

    公元前548年,居住在今天安徽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舒鸠部落在吴国人的策动下背叛楚国。屈建率领大军讨伐舒鸠,在离城打败吴国、舒鸠联军,消灭了舒鸠部落。

    同年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包围了巢城(楚国地名)。巢城守将牛臣将城门打开,引诱吴军长驱直入,牛臣躲在暗处发射冷箭,射死了诸樊。

    等到楚康王论功行赏的时候,屈建却坚持不接受,说:“消灭舒鸠是先大夫薳子冯的功劳。”楚康王于是将赏赐给了薳子冯的儿子,时任楚国司马的薳掩。

    屈建居功不傲,在当时传为美谈。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公子归生这样表扬自己,屈建很高兴,示意他说下去。

    “但是,”公孙归生话锋一转,“楚国虽然有人才,却往往为晋国所用。这就好比杞木、梓木和皮革,都是楚国的特产,晋国人得到它们之后,却能够用到实处。”

    “哦?”屈建感觉到公孙归生话里有话,反问道,“难道晋国就没有同宗和亲戚可用吗?”

    公孙归生说:“当然有,但是他们仍然喜爱使用楚国的人才。我听人家说,善于治国的人,赏赐有度,刑罚不乱。赏赐过了度,就怕小人得利;刑罚过了度,就怕冤枉好人。如果实在把握不住度,则宁可赏赐过分,而不可刑罚滥用。与其冤枉好人,不如让小人得利。因为如果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了。《诗》上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国家遭灾。《夏书》上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是怕好人被冤枉。《商颂》上说‘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赏罚得当,正是商汤得到上天眷顾的原因啊!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乐于赏赐而慎用刑罚,为百姓操心而不知疲倦。将要行赏的时候,心情愉悦,吃饭都要多加几个菜,这样可以将菜肴赏赐给下人,让大家都分享这种快乐;将要行刑的时候,心情郁闷,茶饭不思,降低伙食标准,音乐也不听了,这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慎用刑罚;平时早睡早起,勤于政务,让大家都知道他为百姓操心。这三件事,就是‘礼’的最基本要素。”

    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古人慎用刑罚,一是怕冤枉好人,二是即使刑罚得当,也于心不安。现代人显然缺乏这种“哀矜”的意识,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被处以极刑,总是一片锣鼓喧天,官民同乐,道德狂欢的背后,是人本思维的缺失。

    “一个国家如果有礼,则不会败亡。”公孙归生接着说,“现在楚国滥用刑罚的现象很严重,楚国的大夫逃亡到别的国家,为这些国家出谋划策来对付楚国,这就是滥用刑罚的恶果。”

    公孙归生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其一,楚庄王年幼的时候,公子燮和斗克叛乱,析公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让他坐在晋侯的车后,作为主要的谋士。公元前585年的绕角之战,晋国人本来是不想打的,析公说:“楚军轻佻,容易受到惊吓。如果同时击打多面大鼓,在夜里发动进攻,楚军必然败退。”晋国人听从了析公的建议,楚军果然被击溃。晋国趁势进攻蔡国,袭击沈国,征服郑国。楚国失去霸主的地位,析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楚国大夫雍子遭人陷害,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封给他土地,让他担任谋士。公元前573年,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雍子对晋军发布命令说:“年老的年幼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都回去,兄弟俩都在部队的回去一个,精选步兵,喂饱马匹,让士兵吃饱,摆开阵势,烧掉帐篷,明日决战!”楚军不敢与之争锋,连夜遁逃。晋国为宋国收复了彭城,楚国失去了东夷部落,这都是雍子干的好事;

    其三,申公巫臣为了争夺夏姬而逃亡到晋国,晋国人采用他的计谋,与吴国通好,教会吴国人驾车、射箭和长途奔袭,巫臣的儿子狐庸还担任了吴国的行人。被开启了心智的吴国攻打巢地,占领驾地,拿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到今天仍然不得安生,这都是拜巫臣所赐;

    其四,楚庄王年间,斗越椒发动叛乱,遭到失败。斗越椒的儿子贲皇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赐给他苗地,所以又称为苗贲皇。鄢陵之战中,楚军一早迫近晋军大营,苗贲皇说:“楚军的精锐在于中军的王族士兵,如果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抵挡他们,集中力量对付王卒,一定能够将他们打得大败。”晋国人听从了,楚军果然大败,楚共王被射伤,军队一蹶不振,公子侧因此而自杀。

    “郑国背叛,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都是楚国人干的。”公孙归生这样总结道。

    “确实如此。”屈建发了半天愣,终于吐出这几个字。

    “今天又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公孙归生说,“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因获罪而逃亡,世间传闻是伍举帮助他逃亡。伍举因为害怕而逃到郑国,整日里伸长了脖子望着南方,说‘也许可以赦免我’。但是楚国没有人将他放在心上,所以他又逃到晋国去了。我听说晋国人很重视他,打算封给他土地,与叔向同列。您想想看,如果伍举这样的人才替晋国出谋划策来危害楚国,岂不是大大的祸患?”

    屈建如梦初醒,马上向楚康王汇报,增加了伍举的俸禄,让伍举的儿子伍鸣到晋国去迎接伍举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伍举还有个儿子叫伍奢,伍奢有个很有名的儿子叫伍员,也就是伍子胥。

    就在晋、楚两国积极对话,准备谋求和平的时候,公元前547年7月,许灵公来到郢都朝觐楚康王,请求楚国攻打郑国。

    自一百多年前郑庄公崛起以来,郑、许两国即为世仇。郑国虽然一直被晋、楚两国欺负,对付许国还是绰绰有余。公元前576年,不堪郑国侵扰的许灵公干脆向楚国请求,将许国的臣民迁到楚国的叶城,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送给了郑国。

    许灵公在这个时候想挑起战端,显然不合时宜,理所当然遭到了楚康王的拒绝。没想到,许灵公在这件事上态度很强硬,公开宣称:“如果楚国不发兵,我就不回去了!”而且天天跑到王宫中静坐,只要楚康王一出现,就一言不发地跟在身后。这是什么搞法?他就不怕楚康王一发怒,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吗?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解释许灵公为何如此嚣张——一个月后,这位卑微的君主因病客死郢都。据楚国的御医推测,他是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没打算活着回去的。饶是如此,许灵公这种死缠烂打的精神仍然感动了楚康王,他说:“不讨伐郑国,楚国还有什么脸面称霸诸侯?”

    同年十月,楚康王亲率大军北上。公孙舍之得到情报,召集文武百官开会商议对策。

    在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面发兵抵抗,一面向晋国告急。只有子产一言不发,等到大伙都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谈判,诸侯将要和平共处,楚国现在来攻打我们,实在是有点冒昧,不合常理。依我之见,不如就让他痛快一次,得意而归,这样就容易媾和了。那些急于出战的人,不过是小人。小人的本性,只要有空子可钻就表现出血气之勇,喜欢在祸乱中追求虚名来满足他的本性,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怎么能够为了小人的一时之快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

    会议争论了一番,最终采纳了子产的意见,闭门不出。

    十二月初,楚军进入郑国的南里(地名),拆毁了南里的城墙。又从乐氏渡口渡过济水,攻打了新郑的“师之梁”(城门名)。由于郑国人将内城的城门放下,楚国人攻而不下,最后俘虏了九名来不及逃跑的郑国人就回国了。

    楚康王将那九个倒霉蛋押到许灵公的灵前陈列了一番,算是祭奠了许灵公,然后就将许灵公安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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