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系辞上》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与“器”的关系进行了解读，以“形”为中介，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逻辑中的“道—器”关系。所谓“形”，是对天象地形、宇宙万物的总体概括。“形而上”指的是在“形”上的抽象原理，也就是“道”；“形而下”指的是在“形”下的具体事物以及它们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器”。

    唐代的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言：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

    （元）赵孟頫《行书三段》卷，此为首段。

    节录《周易·系辞》，署款：“大德九年十月十一日谒介真馆，为南谷尊师书此章。弟子赵孟頫。”钤“赵氏子昂”印。书于元大德九年（1305），作者时年52岁。

    这是说，“道”是天地之间最恒久的存在，也是无限无穷的过程，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形态，才能生出无穷的可能性；在“道”的基础上生出了“形”，是可见可感的物质与能量；有了“形”之后有“器”，才是可以让我们感知到的万事万物。

    道家的观念与《周易》对“道”的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中曾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这是道家对“道”和宇宙万物关系的描述。“道生一”，是说“道”孕育出了最原初的物质，然后分化为“二”，即阴、阳；再继续分化为“三”，即天、地、人。

    西汉刘安编撰的《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是这样解释的：

    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著作。

    这里的“一”可理解为太极，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存在，也就是“有”和“无”的合体；“二”是阴、阳，“三”是阴阳和合，冲和为人。在天、地、人三者之间，继而有万物的发生，由此构成了万事万物。

    以上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说法。这一观点听起来好像很玄秘，其实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论也是这么回事。现代物理学界认为，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大约发生在137亿年前。在这过去的有限时间内，宇宙是由一个密度极大且温度极高的初始状态演变而来的。这是“一”的阶段，此时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在宇宙大爆炸之后，宇宙温度不断下降，经过持续的膨胀，能量和物质被释放出来，构成了质量，方能形成万物。

    在这样的过程中，“道”可以被视为贯穿始终、无所不在的内在规定性，存在于万事万物的规律之中，决定着万事万物的发展状态，它并不是后天或人为的力量形成的，而是在宇宙的起点便存在，永远不会变更。

    “道”的外延可以无限广大，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只要能说出来的“道”，都不是“道”的本身。我们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所感知的“道”，不过是此时、此情、此景的概括，并非可以放之于天下皆准的“道”。换句话说，凡是能说明白的“道”，都是局部的小道，大道是不能言传的。

    2.形而下者谓之器

    如果我们思考问题，都是从较高境界、较远视角入手，那我们就会不断地改进，不断地向前走，最后到达更遥远的成功之地。反之，如果思考的都是琐碎的小问题，停留在具体操作层面，或者说技术性的层面，那我们就会被此所束缚，在这个有形的圈子里兜兜转转，只能做很普通的事情，成为再普通不过的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始至终都在提倡“形而上”和“道”，有关于它们的思考要比西方的管理学早得多，也透彻深入得多。我们不妨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政府机关或公司，一般称管理人员的部门为人力部，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一般称为人事部。“人力”与“人事”，看似差别不大，可显示出的是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的思维多是归纳性的，重视网络化、扁平化的模式，故而把人整合为人力，认为众多的人与人力，是整个社会管理或生活管理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做出的人力，相互之间可以叠加；而中国传统的思维多是演绎性的，重视金字塔式的模式，故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事，个人与个人不尽相同，人事自然要分而视之。例如，我们的《二十四史》皆是以人为中心编撰的，基本上是一人一个传记，再结合每一个人的事来记载。所以说，西方文化提倡的理念是，人是生产的要素；而中国传统提倡的管理，则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上，要把人与事结合起来考虑。

    再具体点说，尽管两者的对象都是人，许多管理内容与管理方法也是近似或相同的，但区别在于：

    所谓人力资源，是把人或员工视为一种资源，将他们贯穿于公司的整个运转周期中，可以对其工作进行细致的设计和量化的分析。比如竞争上岗，重视能力选拔，而其更高的目的是开发潜能，将人的资源在最大程度上优化，在为公司服务、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发展个人，这其实是一种战术思维。

    所谓人事，是把人与事捆绑起来，事与事之间有关系，人与人之间也要得到良好的协调，人不是开发主体，而是管理对象。比如晋升，多重资历，而其更高的目的，是把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去，实现对人事的更好控制，这可以视为一种战略思维。

    无论如何，要做大事业的企业者，必不能纠缠于细节，要站得高，看得远，抓住主干问题、主干矛盾。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教导他的弟子子贡，要牢记“君子不器”的信条，君子不要只像器具一样，只有单一方面的用途。这句话放在《为政》中，也是说明了孔子教导自己的众多弟子，无论谋求官职还是从政为官，都要“为政以德”，修君子之为，为天下之事，而不要仅求得自己的温饱无忧。

    子贡，本姓端木，名赐。他是孔门弟子中最会做生意的人，同时也是做官做得位置相对较高的人，一度官拜鲁、卫二国之相。他的经历恰好与他的同门颜回形成鲜明的对比。《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孔子心知肚明，德行出众的颜回不善经营，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对行商之事颇感兴趣，可能是他在此事上颇有些天赋，用心猜测商品涨落行情，每每都能猜得对。

    子贡将赴任，向孔子辞行，孔子勉励他要勤俭、公正、廉政，处世要谨慎。

    但孔子仍认为子贡停留在“器”的层面。《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对子贡的一段评价：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

    子贡在与孔子学习的时候，曾请教过孔子：“先生，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称他为“器”。子贡反应得很快，马上就又问了，我是什么样的器呢？孔子说，“瑚琏也”。瑚琏是什么？瑚琏是宗庙盛黍稷即小米、黄米的盛食器，用来祭祀天地和鬼神的器具，是非常珍贵的大宝礼器。

    孔子的评价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肯定了子贡是难得之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有夸赞褒扬之意；另一层意思，也是在教导子贡不要执着于具体而烦琐的行政事务，不要只顾着赚钱，同时也要观天下之事。

    子贡听从了孔子的教导，他后来许多的商业活动，都与孔子的政治理想密切相关。子贡先后在卫国和鲁国担任过重要职务，政绩不凡，还曾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诸侯，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外交成就。可以说，子贡是孔子周游列国、实现儒家理想最有利、最实际的支持者。也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识见与才学、能力，子贡被后世推崇为儒商的始祖。

    3.管理以诛心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讲道和器，同时也讲心和性。以思孟学派为始，孟子在《孟子·尽心》、《孟子·告子》、《孟子·公孙丑》中多讨论“尽心知性”的思想，“礼、义、仁、智”皆根于心性；《大学》强调“明”，而“明明德”正在于正心，在于明自本心，《中庸》则说“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尽在一心之中。宋明理学的程颢、程颐兄弟、朱熹、王阳明，更是将“心有体用”、“心统性情”、“良知”等视为基本观点。以上这些，足以说明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都在努力思考人之性、人之心，也就是人的性情如何，人心在想什么，进而考虑怎样修炼自己的性情，如何透视他人的心性。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的管理，首先要做的是了解对方，熟悉人的心性，直接洞穿人的内心，这样方才能够抓住人性的好恶、人心的向背以及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在此基础上进行心性管理，必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京故宫外朝三大殿的中和殿，其宫殿之名“中和”二字即出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提倡儒家的中和之美。而“中和”的观念，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的“允执厥中”，全句为：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帮。

    释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钤印：有德司契、咸丰之宝、养心殿宝、经纬阴阳。

    题识：咸丰元年孟春月，御书。

    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被称为“十六字心传”，相传最早出自尧、舜、禹禅让之时，提醒接任的帝王，人心才是治理天下的关键，只有明心，才能担负起天下与百姓的重任。宋明理学更是将此视为圣人心性的精义相传。

    所谓“人心惟危”，指的是人心险恶，人心叵测，尤其是从事商业活动，大多时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一个人都有分别心、是非心，还有胜心、妒心、悭心、吝心，人我心，或在声色，或在名高，或在货利，充满了各种欲望的沟壑，无一不需要我们去警惕。而真正跳出私欲的“道心”，则是最为精微的规律。“人心”与“道心”的对比，正如程颢所言的“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道心即天理，是天命之性，是天地自然之心与万物的融为一体，彼此不分你我。

    唯有用天下之心去修养人心，才能达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最高境地。这个“中”字，是核心，更是精髓。《中庸》中说，“中”是天下之正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中”，可以是天地之中的天人合一，也可以是人与人之中、事与事之中，不偏不倚、不远不近。而这种“中”，还要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下，方可大成。

    我们集中讨论的“商”，正有商量的意思，何谓商量？就是要协商到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都能认同的、理解的、支持的、中间的状态，用最大公约数来维系一个团队的运转。

    2010年我去台湾，到过很多当年迁台学者的故居，听了不少让人唏嘘的往事。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阎锡山。

    阎锡山当年在山西割据千里，叱咤风云，统治山西长达三十余年。在此间，他耳濡目染了山西晋商的习惯，有了钱财便置备不动产，买房子、买地、建院子。当然，阎锡山的产业财富不是一般人家所能比拟的，山西的好多山林、煤矿，包括铁路都属于他的个人资产。却不料在1949年迁台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时间无法迅速出手，也没办法随身带走。结果阎锡山辛辛苦苦置下的产业，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

    到了台湾之后，阎锡山最初上任为行政院院长，后来又当了总统府顾问。尽管这听起来名头很响亮，其实不过是个虚衔空职罢了。蒋介石又颇为忌惮阎锡山之前的兵权和实力，更是不敢把重要的政务给他，只是象征性地咨询些不痛不痒的意见。一时间，阎锡山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不仅清闲起来，而且生活水平也跟着降了下来。他在台北的零星收入，怎比得上在山西时的割据一方？

    聪明者如阎锡山，他透彻地看清了局势，在台湾这弹丸之地，自己已经很难东山再起。与其招来蒋介石的猜忌，莫不如过平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平平淡淡才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在阳明山上盖了个小院子，几间草房，几亩耕地，平日里读读书，写写字，消遣悠长的时光。后来，宋美龄实在看不过去，给阎锡山捐了点钱，让他把草房修缮成了瓦房。这几间房子现在还在阳明山上，但早已人去屋空。

    故事就是从盖草房开始的。

    阎锡山当年去台湾，颇有避难的性质，不可能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他的大军都留在了大陆，随身只有7名侍卫，这些侍卫多从小就跟着阎锡山，算得上半个家里人，他们的衣食用度都需要阎锡山来支付。所以说，到了台湾阳明山之后，他们8个人亲如一家，同甘苦、共患难了。

    阎锡山到阳明山后，是真心地把这几个侍卫当家里人，这几个人也未曾弃他而去，一直在山上陪伴着他，直到阎锡山1959年过世，前后足足十年。日子穷苦，他们就在山上开荒种地，种白菜、种土豆、种稻米、养猪、养鸡，来养活阎锡山；阎锡山的妻儿并不在山上，他们甚至还要接济他的妻儿。阎家的这十年，大都是由这些侍卫卖力养活的。

    1959年之后，他们仍住在山上，给阎锡山守墓。一晃几十年过去，他们渐渐凋零，退出舞台，被大多数人遗忘。2010年我去的时候，只见到了最后一位老兵，他当时已有80岁高龄，尽管早已经搬迁到了台北市，但每个星期还会定时坐半个多小时的捷运去阳明山打扫房屋，给阎锡山扫墓、上香。他从不觉得辛苦，反而是把这作为一项虔诚的事业来做，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

    当时与我同去的几位朋友，都是在深圳、广州等地做企业的人，看此情景，他们不禁大加感慨。老板们即便有千万、上亿的身价，身边可有这样忠诚的人？且不说一起吃这样大的苦头，还给养老送终，半个世纪的时间，时时扫墓探望。试想自己身边的员工，哪怕十几年后，能记得自己的又有几个呢？

    仔细想一想，阎锡山是用了心，抓住了他们的心，才换得了这一切。《资治通鉴》中常出现“诛心”一词，说杀人只是要了这个人的性命，其实意义并不大。更狠的是，杀人的时候，让这个人的心也死了，唯有心死，才是真地毁灭了这个人的所有一切。而要让一个人死心塌地、心服口服地跟随着你，去做一切事，根本也是要得到他的心。

    后来，我和朋友们一起约这位老兵吃了顿便饭。席间，这位老兵说，他从小是个孤儿，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阎锡山给他的。内乱烽火一起，阎锡山还把他们都带到了台湾。可见，在老兵心里，一直是把阎锡山放在最先、最重要的地位上的。老兵认为，从他的心到他的人，他的一切都属于他的长官。当然，这与老兵自小受到的教育密不可分。但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唯有得人心者，方才能聚人。

    作为现代的管理者、企业家，让企业发展的本根，并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让这支队伍能够志同道合地一起向前走，一起发展壮大，这样企业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4.商道至简

    道家常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意思是说，最高明的道理往往是最简明的。比如说，普通的人生不过是生死问题，天地之间不过是阴阳之道。对于商业而言，高明的商道也是至简的。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能将最简单的智慧付诸实践之中，越过层层细小的障碍，最后登峰造极。比如说，很多人在一起谈论很复杂的商业活动，若有人能一句话概括其要点，这便是一语中的，一字千金。有些讲商业之术的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最后的总结。

    商业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如果要决定做商人，就要看得透商界的起起伏伏，生意场上无朋友，利益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平衡。所以说，宁可输事，也不要输心，因为生意无非就是用心、用脑，再加之胆量，且不过度贪婪。就像俗话说，打下江山要靠胆；守住江山就要靠脑；传下万年基业就得靠心了。

    商道的根本，在于道，在于心。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从彼得·德鲁克的管理论，到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再到汤姆·彼得斯的客户关系，其实都是我们讲过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层面，而形而上的“道”的层面，则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商业精神。

    为什么当今某些商业活动缺乏规范？尤其是食品业，几乎是危机四伏，从奶粉到蔬菜，再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个网络上挺流行的段子说，“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黄，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我们的健康，似乎都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保障。

    但在西方，商业氛围更加浓厚，商业竞争也很激烈，却很少有这些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走过了我们当下的这种稍显混乱的阶段。我们只要读一读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就不难发现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一段类似的历史进程。

    二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有着基本伦理的，这种伦理也就是社会的底线。

    社会底线也可以叫做社会伦理。比如，在香港和日本的影视界，是允许拍摄大尺度的三级影片的。但这些影片在上映的时候有观看的限制，也就是电影分级，给每一级规定特定的群众群。如香港电影的第Ⅱ级、第Ⅲ级，可以和好朋友去看；也可以和心上人或爱人、未婚妻、女朋友去看，但绝不能和孩子去看，这就是伦理。伦理是人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了伦理，那人类也就与动物没有区别了。

    商业中也有商业伦理。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盛行。尽管资本主义是为了追求利润而追求利润，盈利本身是目的，但其中自有伦理存在，同时这种伦理也是具有约束性质的。如人要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但不应该贪图享受、过度纵欲行乐，因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韦伯指出，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教义及宗教实践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其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的相关性。在韦伯看来，若没有了或抛弃了这些伦理，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

    马克思·韦伯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三是西方有典型、成熟的企业精神。这与基督教信仰有关。西方人心中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西方人对待子女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是平等的，父母是上帝的孩子，孩子也是上帝的孩子。父母养育子女，是在给上帝尽义务，所以养到18岁成人了，任务完成了，孩子就要自我发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西方的很多“怪事”，父亲和孩子吃饭要AA制；父母有大笔的遗产，却把遗产留给基金会。在这样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的家族式企业并不多，而且政府征收高额的遗产税，这也使得西方的企业不能完全依赖一代代的传承。

    佛教在这一点上，也有相通之处。佛教认为人的生命其实是轮回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使命以后，就要离开了，而下一世的轮回与他这一生的作为有很大关系。

    而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此相悖。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喜欢说一句话，“我这个钱挣得这么多，我几辈子都花不完”。中国人在骨子里边，把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把妻子视为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大家庭的观念，一家之主可以主宰一切。或者说，中国人始终认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代代相传。有好多父母都在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了孩子以后，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付出，给予孩子”。所以很多家庭在有了孩子之后，就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文化的基因流传下来。

    这就使得我们的财产观更多地去思考几代人的花销、收入，甚至期望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将财源滚滚、子孙满堂视为成功。所以有些企业做了几十年，也都还在家族、家庭中打转，缺少直面社会的、成熟的企业观念。

    5.财神如何炼成

    专门记载中国“商道”的最早文献，算得上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

    有人会说，《史记》是一本史书，而且还是纪传体，也就是以人为主的史书，那怎么会讲商业活动呢？其实，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专门记叙了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的、优秀的人，其中讲解了不少的为商之道。

    所谓“货”，这个字包含“贝”“化”，贝壳是最初交换商业中使用的等价物，也就是货币的初级形态。“贝”的变化，就是买进卖出的商业活动引起了增值。“货”一般解释为货物，渐渐引申为财富。所谓“殖”，是生殖、繁殖的意思，引申为增长。这种增长，无疑就是利润。当我们将“货殖”连起来解释，那就是将货物先囤积起来，“聚天下之货”，有预期地给人使用，“致天下之民”，然后再想办法转手卖出，获得商业利益。

    在西汉中期，除了普通的商业交换买卖之外，还有农业、矿业、放牧业等，也都被计算在内。如在《货殖列传》中罗列出的，山东多鱼、盐、漆、丝；山西多竹、玉石；江南出金、锡、丹砂等。只是在后来，我们不再使用“殖”这个字，而改成“值”这个字，取其价值之意，“货殖”这个词被替换，才慢慢被遗忘了。

    在司马迁看来，市场活动出现得很早，人本就有食色耳目之好，喜欢吃好吃的，喜欢用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商业出现的根本前提。一旦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消费随之出现，商业自然浮出水面。

    那么，最好的商业活动是什么样？或者说最好的管理者是怎样看待商业的呢？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最高明的做法，是顺应老百姓的想法。“因”是因顺，顺应老百姓，“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依赖农民耕种生产粮食，依赖掌管山林水泽的虞人捕猎，依赖工匠制造工艺，依赖商人流通。实际是说，因势利导是最高明的经营。

    其次，是用利益来导向，对于好的就多分配一点利益，对于不好的就从利益上掐住一点，这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可以引导商业的良性循环。

    再次，是用教诲的方法，也可以用法律来规范，也就是“整齐之”，即规范市场，规范经营方式。

    最后，就是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竞争，这样的经营存在极大的风险，可能会赢得盆满钵满，但也可能输得一败涂地。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重点讲了三位大商人，最有名的当属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其余那两位，一位是子贡，这个前面已经讲过；还有一位是白圭，我们在后面也会讨论。

    范蠡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吴越争霸之时。吴越两国连年战乱，范蠡倒是把形势看得很清楚，很早就有了“越必兴、吴必败”的断言，并竭尽全力帮助越王勾践。

    越王勾践剑

    剑身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千年不锈。上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

    若要细究起来，还是有个中原因的：

    范蠡发现勾践有狼顾之相、豺嚎之声。狼顾之相是说他在肩头不动的情况下，头能完全向后转，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而豺嚎之声是指说话发出的声音，很像豺嘶叫的声音。他认为有此两相的人，一是疑心比较重，而且是有反心的。我们想一想，走路的时候总是不断回头张望，很可能是担心后面的人突然袭击自己；二是比较隐忍狠毒，《左传·文公元年》中有句话说：“蠭目而豺声，忍人也”。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所以勾践才能卧薪尝胆，苦等多年后复国再起。

    不过，范蠡深知自己功名太盛，容易招忌。在越国灭吴后，他就向勾践提出了自己有意退隐江湖的想法，尽管勾践没有同意，范蠡还是放下一切，自由自在地泛舟五湖去了。这正是范蠡的高明之处。在当时，他还给同僚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再留在他的身边。可惜，文种没有范蠡这样的果断，在犹豫又犹豫间，终究招来了杀身之祸。

    民间传说范蠡当年跟越王勾践灭吴归来，到了五湖，范蠡便不再跟他回去了，“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也有的说，范蠡是和美女西施一同离开的，这些大都是野史中的传说。《史记·货殖列传》中确切的历史记载是，范蠡带着家人，离开越国去了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定居了下来。后来，他又到了陶（今山东定陶），这个地方是四通八达的都会，在当时号称“天下之中”，于是范蠡开始做生意。

    范蠡做生意是与时代争胜，靠的是眼光、胆识和见识，而不是跟具体的人竞争。我们知道生意有两种，一种是时间的生意，一种是空间的生意。时间的生意，比如说冬天收，夏天卖；或者夏天收，冬天卖，重要的是时差。也就是要让东西在最恰当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收获。而空间的生意，则是在此地买的东西，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卖，也就是挣的是空间的价差。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到了一个特定的地点，一样物品成了特别需要的稀缺东西，它的价格就会大幅度提高。

    范蠡就是用了这个至简的原则，“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他在十九年间，有三次把家财积累到了上千金，而挣到了这些钱以后，范蠡却没有私自囤积，而是仗义疏财，施善乡梓，分完之后再去挣钱。就这样周而复始，一轮又一轮，好行其德的范蠡，成了散财的典范。被后世供奉的财神，就是以范蠡作为原形来敬拜的。这里边正体现了中国早期商人的特点，那就是把做生意当成游戏，并不完全在意积聚了多少财富，而在于怎么能够不断地、随时地再次起步。

    我们要学会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行业，把握趋势，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就像《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有人总是在问，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定能致富？其实并没有哪一个确定的行业。所谓“货”者，活也，本来是要变来变去的，或者能迅速转行，或者能多种经营，那么就找到了商业的秘诀。我们学习国学也好，学习商道也好，就是逐渐要让自己从技术的层面走出来，而走向一个对世界发展趋势、对国家发展趋势的理解中去。

    6.富而好礼

    《论语·学而》中记录了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师徒二人说的，尽管在境界上略有区别，但都是很高的道德境界，并不容易做到。我们仔细揣摩，这对我们的现状是有很警醒的指导作用的。

    现代社会“富骄贫谄”的现象很常见。很多人被财富诱惑，被虚荣的心理所局限，认为有钱就可以生活在天堂，对穷苦人的生活不屑一顾，这是“富者骄”。还有一些人，受到这种心理冲击与刺激，不能安于平淡的现状，总想在平凡中寻求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对富有者低三下四，趋之若鹜，这是“贫而谄”。正是因为这样，社会变成了一口煮沸腾的大锅，很多人开始看不清自己，崇拜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抵制不住诱惑。

    真正健康的时代，应该是“富而好礼”，加之以“穷而尚文”。对于富者而言，这是比低调的不显富、不露富、不炫富更高的层面。明代徽州人程春宇撰写的《士商类要》中说：“富以能施为德，贫以无求为德，贵以下人为德，贱以忘势为德。”一个人富裕了，也不应该傲慢无礼，或者穷奢极欲，而应该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我们在上面讲到，陶朱公范蠡发财之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赞他“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这就是真正体现了孔子“富而好礼”的本意。

    那这里的“礼”，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是礼节。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互相打交道的人，自然大都是大企业家，或者说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士。若总保持“泥腿子”，或者说小商小贩的本色，那是绝对不行的。

    第二，是规则。儒家所讲的礼乐制度，目的本就是维护社会规范，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最终形成等级制度。所谓“礼别异、乐和同”，出自《礼记·乐记》，意思是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的存在，是让人在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场合中，明白个人所处的位置，有分寸、有规矩地待人接物。

    小企业一旦发展成为大企业，管理者尤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切记要严格遵守商业道德与规范，要建立起企业的信誉度和形象需要日积月累，是十分困难的；而将它们毁掉，也许就在一件事，或者说一瞬之间。

    为什么容易犯这种错误？那就是，有的企业就是以盈利为终极目的。其实只有社会才是财富最好的分配者。企业即便拥有几十亿、几百亿的资产，从“道”的层面上讲，那也不过是虚拟的数字而已。真正核心的商道，是要把经营看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并从中享受这个过程，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做好了，那还愁没有财富吗？那还愁分配不到社会资源吗？

    7.富可敌国

    《史记·货殖列传》中除了子贡、范蠡外，还记载了当时另一位富可敌国的商人，那就是白圭。“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不同于子贡的“儒商”标签，白圭被誉为是一切从商之人的“祖师”。

    用现在的话讲，白圭是个非常纯粹的商人。据说他能赚取的利润，一年间可以翻一倍。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现代企业但凡能达到20%的，已是高盈利，要翻一倍可能需要整整十年。而据统计，现在企业最高的利润值，也就在30%左右。由此可见，白圭创造的“积著率岁倍”，简直就是商界的神话。

    司马迁评价白圭，说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意思是说，他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很少奢华享受。其实现在许多真正的富豪，也是如此。因为做生意，总要先做好吃苦的准备，即使经济条件允许了，商场如战场，也是要时时警惕的。只有先控制自己的欲望，才能避免在商场上因一时的欲望，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一旦机会到来了，就要像猛兽看到猎物般的本能，瞬间爆发，迅速地获取。商场的成功之道，简单来说，就是眼要准、手要快、心要狠、会权衡、会算计，方才能一击得中。

    白圭成功的秘诀，在于适应了市场的需要。“乐观时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利用时间或空间来做生意。大家不需要的货物，他就大量买进囤积；大家需要的时候，他再以适当的价格卖出。而且，白圭懂得薄利多销的道理，他一次收购的数量很大，这样卖出的价格，只要比买入的价格稍高一点即可，尽管买卖之间没有暴利，但可以保证货物迅速出手，不会烂在自己的手里。《史记·货殖列传》中举的具体例子是，丰收的时候收购谷子，把丝漆卖出去，等蚕茧出的时候就收购帛絮，把粮食卖出去。这样周转快，一年就可以有好几个来回。

    但同时要注意，“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买卖要合理地计算成本。比如说，把稻米从安徽运到北京去，里程是多少？走多长时间水路？走多长时间旱路？要经过多少关卡？关卡里面怎么运作？这都是要仔细盘算的问题，若是预计的盈利还不够车马路费，那就根本没必要投资经营了。

    但若遇到了需要长期投资的产品，那就一定要看产品的质量，再决定是否囤积。要有权变的意识，如果肯定，那就必须要有耐心，放上一段时间，等价格扬高了再出手。但要对周期有个基本的把握，切记周期不能太长，而一旦超过了周期，也要有相应的策略；如果否定，那就断然放弃，“勇不足以决断”是不成的，否则造成货物堆积，资金不能回流，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简单一点来讲，这里说出了做生意的法则。下雨天的时候要买车，天旱的时候呢，反而要买船。这是相反性的投资理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也就是“低买高卖”。商品价格贵时，就毫不吝惜地卖出去；价格低时，就要积极地买进来。下雨天的时候，到处发洪灾，车是走不动的，很多人就会把车卖掉；同理，天旱的时候，船基本上不能再运东西了，这时候的舟和船都很便宜，能压缩成本。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在下雨天的时候卖船，在天旱的时候卖车。如此循环来回，“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其实就是掌控了市场中牛市、熊市相反相成的规律。

    我们借用明代人编撰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中的一段话再来分析一下：

    决断不可狐疑。货贱极者，终虽转贵。快极者，决然有迟。迎头快者可买，迎头贱者可停。价高者只宜赶疾，不宜久守，虽有利而实不多，一跌便重。价轻者方可熬长，却宜本多。行一起而利不少，纵折却轻。

    在做决断的时候，一定不要犹疑。商场形势与贸易机会皆转瞬即逝，甚至给人的感觉如同在坐过山车，忽高忽低。但要记住的是，很多商品眼前看着很便宜，但一段时间后很可能成为销路上的抢手货。所以有见识、有胆识的企业家，一旦能预料到利润好的商品前景，千万不要患得患失，要看准时机，迅速决策，顺价逐利，即在物价看涨时及时购进，当涨幅达一定程度时卖出，至物价看跌时，停止购进。

    更进一步地说，当商品价格忽然抬得很高时，一旦手中有货，便要尽快出手，不要期冀再等待价钱扬得更高，尽管好似在涨幅间抛售是有些亏，但这是实实在在的利润，否则一旦跌下去，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反之，价钱平稳上升或者维稳的商品，可以投入大量的资产，进行商品囤积，行情合适后再慢慢地出手。这样的策略，才能保证企业的有效利润，即使一次失手，也不会彻底折损，一败涂地。

    8.如何做人

    “做人”这个词，有两种解释：一是人品的提升，二是技巧的增加。

    我们先来看另一个词，做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做出来的动作并不出自本心本愿，而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虚伪地去乔装作态，一般表现得不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是装模作样、惺惺作态、矫揉造作，那就是伪饰。我们看有些做小生意的人，那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四面讨巧。他标榜自己的“温良友善”，不过是想赚取人情，意图回报；到处说自己是“诚实”的，其实不过是在口头上掩饰自己的小聪明罢了。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当然，这种人并没有好人缘，是会遭人唾弃的。孔子在《论语·学而》里面讲：“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了刻意讨人喜欢，满口都是花言巧语，满脸都是伪善神色，这种人几乎不会是真正的仁爱之人。

    这句话说得是有点严重，但是我们联系现实想一想，很多职业培训出来的、装饰出来的微笑，是不是真的出自本心、真心？我们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比如“微笑服务”，它的最高目的是“我微笑，是为了让您微笑”。这种微笑如果是发自内心，那才是真正感染人的。可是许多的“微笑”，难免功利性过强，温和的语调与礼貌的语言，笑要露出几颗牙齿，进门要说“欢迎光临”，出门要说“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给工作带来便利，提高工作效率，进而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那对于我们，对于消费者，内心会有所感动吗？没有。因为这只是表象，而不是本质。

    真正的做人是什么？是不断地改变自己，让自己表里如一，透彻真实，即便在心存窃窃之念时，也能用强烈的自省和坦荡的品格，照亮灵魂中不应有的灰色面和阴暗面。因为生活不是演戏，做人不是做秀。即便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我们也不能改变我们做人的初衷。以孝悌处理家庭关系、以恕道处理邻里关系、以忠义处理朋友关系，这才是做人之本。

    对于企业家而言，领导企业发展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有时候不是我们聪明、我们有资历、我们干练睿智，就能够活得体面，就能够完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埋怨命运，怀疑自己的运气不好，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修养自己，让自己更睿智、更明达地思考问题。一旦意识到前进途中自己最大的失误在什么地方，能够立即去改正它。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做人做好了，可以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想办法去补足内心、补全内心，才能够调节自己的命数命理，进而掌控自己的命运。

    9.做企业首先是做人

    商业是社会资源的对接，商人就是社会资源的对接者，因而商人先要做人，只有把人做好了，我们才能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企业的初级阶段，要通过一笔笔买卖、一笔笔合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依靠广泛的人脉资源。而这人脉资源首先在于自己的为人得到大家的认可，才能成为可用的财富。若一个人做事谨守伦理道德，以仁义为千金，就能在长期的相互认识中产生信任，取信于人才能顺利地开展事业。

    明代天启年间，有个徽州人叫做程春宇，他编撰了一本《士商类要》，其实这本书并不是单纯写给商人的读物，它的读者对象也包括了一般读书人，不过因为书中的主要内容大多与经商有关，所以将之归入商业书一类。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最重要的是第四卷，主要内容是商人的自我修养，进而涉及营销技巧、管理经验、贩货商程，在公私、义利和诚信等问题上，对商道做了一些阐发。

    如《经营》篇说：“凡人作事，先须克己无私。为客经营，勿以贪小失大……财何损身，只为私贪而致害。利终养己，盖因公取以成家。”做人做事要公正无私，不能为自己的小利而损害大局。财既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坏就坏在过度贪婪财富，义利公私若分得不清不楚，财富便成了催命符，终至祸患。唯有把小我拓展为大我，天下之公在我，商道之正在我，方才能终至福禄。

    《和睦宗族》篇又说：“凡处宗族，当以义为重。盖枝派虽远，根蒂则同。仁人之恩，由亲以及疏，笃近而举远，岂可视之如路人邪？”这里讲的是商人如何处理与家族、乡里之间的关系。古代社会大都是大家庭制，商业也是家族似的经营，商道与伦理道德紧密相连，要以儒家的仁、义、礼为本，先修身，再齐家。移植到现代社会的商业中来，那就是要求商人能以大局为重，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将商道中的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完美的结合起来。

    另外，《买卖机关》篇说：“交易之时，即要讲明价钱银水，若含糊图成，齿下不明，至会账必然混赖。允与不允，决于当时，既已成交，转身嗟怨，此非君子道义之交也。”又说：“至诚忠厚，虽无能干，其信实正大可取。纵有妙才转环之智，若丧心丧德，设诡设诈，此不可交。”这里讲究的是商业的诚信之道。交易时要明码明价，表里如一，说是如此，实便是如此，切不能使用诈骗之术。而若一旦成交，双方承认后也不得反悔，不能转头就抱怨，这不是君子之道。商人有了诚信，尽管最初看似吃了些小亏，实际上这种诚信才是真正的致富之道，一段时间后即可看得清清楚楚。在商业伦理中，诚信要比智慧更为重要，因为“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才可修业”。

    《士商类要》最开始从《乾坤定位》、《人伦三教》、《先贤名士》、《丧礼古制》讲起，进而讲到人的起居、四时杂事。然后进入重点，是为《立身持己》。其中有一句很是警醒：谶语近于娼，混语近于忧。

    这第一层意思在于，做人要真诚实在，不能妄加议论，“唯知有己，好议人之差错，不责己之过失，嫉贤妒能，重利忘义，尤善于拒谏饰非，难逃乎口评众论。一日时衰运去，祸起萧墙，盖为不仁之所召也。”

    第二次意思在于，做生意的死忌，乃是嫖和赌。我们若是遇到了有这两种倾向的生意人，那一定要避而远之。俗话说，吃、喝、嫖、赌、抽是五大毒恶习。明代的《生意世事初阶》对学徒有远离烟酒之训诫，谓“烟酒最为误事，有损无益，切不可勉强，致坏身体”，并称“酒乃杀身酰毒，色为刮骨钢刀”，要“戒之慎之”。其实宽容点说，吃、喝、抽三者还尚可忍受，因为在一定范围内，这不会动摇人之根本。

    但赌却可以让万贯家产一夜之间倾荡，嫖可以让人以色迷身，把精力都用在了招蜂引蝶身上，哪里还能聚拢财富呢？《士商类要·醒迷论》直言：“楚馆秦楼非乐地，陷井之渊薮矣乎；歌姬舞女非乐人，破家之鬼魅乎；颠鸾倒凤非乐事，妖媚之狐狸乎！”又写了《戒嫖西江月》来强调：

    花柳风情休恋，椿萱甘旨应供。烧香剪发总成空，海誓山盟兼哄。识破不遭罗网，执迷定坠坑中。身家保守免飘蓬，结发佳人相共。

    风月全凭脱洒，举动务要端庄。誇能斗胜圣刚强，岂是宽宏雅量。富贵何须卖弄，有麝自然馨香，任君做作在他行，毕竟他行见广。

    《醒迷论》更强调要“锐志坚持，必不堕于勾引”，应是“宁甘清淡，不以利禄关心，正大光明，唯求洁白，虽大食峨冠置前，不能移其志也”。唯有这样，才能富贵盈身。

    10.君子与小人

    君子和小人是中国文化常谈的一对概念，何为君子？何为小人？

    从国学的角度讲，一种解释是，君子是德行好的人，小人是德行不好的人。另一种更深刻的解释是，君子具有大我格局，胸怀天下，有担当，有责任感，德化四方，泽被百姓，能引导民众，如风行水上；而小人仅有小我气度，其生活目的就是满足个人的需求和名利，总是藏着、掖着自己，优点看不清，缺点也看不清。君子和小人的核心区别，在于格局的大小、气象的有无、眼界的高低、胸怀的宽狭。

    我们来归纳一下，小人做事的规律和方法。

    若是普通的小人，一大特点是转念即深。就是做事时，本来都敲定好了计划，结果他还要提一些自己的要求。当我们不能满足他的私欲时，他就会中途退出。这样一来，计划被打乱，接下来的事情也许都做不成。但是小人不管这些大事小事，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自己能不能在这件事中得到好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道义为追求，小人以利益为追求。大家在做企业管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单位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说“这个事情该做”，领导要求员工加班，把某项工作完成，他马上回答说：“行，没问题。”不仅做了，而且还能做得很好。还有一种人会找各式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比如“我家里有事”。其实原因很简单，什么好处都没有的事，他是肯定不做的。

    义利之辨，是中国文化衡量君子和小人的尺度。大而言之，所谓“义”，就是道德；所谓“利”，就是利益。可以说，“义”最初是从“仁”中生发而来的。《孟子·尽心上》说：“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孔子讲的“仁”，本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一种完美的道德状态。而到了孟子这里，开始讲的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仁”的精神，那就靠“义”，见诸于事，乃是由“仁”的内心，向外生发的做事原则、做事规范、做事方法。其核心观念即是责任。

    尽管商业是“在商言商”，但天下之事不能完全依靠“利”来衡量。这个道理放在企业的管理中，那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或中国的企业，更重视的是以“义”为中心的道德要求，这与西方的管理学理念相差甚远。

    西方的零售企业在中国推广的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这种中西管理意识差别的问题。他们在北美、在欧洲，用西方的管理模式都非常顺利。而到了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总感觉是“按了葫芦起了瓢”，总有不平整的地方。比如说清洁工需要清洁拖地，西方的管理理念是量化，明确要在几点清洁、拖地要拖几遍才算合格的条文。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不生效的。即便地拖了三遍，但每一遍都不好好拖，它还是不干净的。其实，这是因为在西方的管理意识中，没有很好地融入“义”的概念。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我们企业家去深入思考个中原因。

    若是管理者没有气度、没有格局，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难言成功。

    一是没有方向，做事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有时候拥有了瞎猫撞上死耗子的运气，也许就成功了。但实际上，从整体看来，做事没有规划，没有方向，到最后一定是输家。比如说，有些人做生意有从众心理，看着别人做什么生意赚钱，自己也马上跟风去做。这几年房地产业发展迅速，紧随着市政绿化效益也不错，很多公司开始转手，一会儿做土地贸易、一会儿做绿化。而这两个行业现在基本是饱和的状态，如果不能推陈出新，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众人中，别说盈利，有时候本钱都难以保障。还有的人看到担保赚钱，营业利润高，然后就抛掉在房地产业中辛苦打下的江山，重新去开展担保业、保险业等。我们说，在任何一个时期，总有一个行业的利润是惊人的；但另一方面，大企业若要长久地生存下去，必须多元化，能在几个行业内齐头并进。但这种行业间的游刃有余，不是在别人赚到钱后的盲目跟风，而是需要用自己的眼界，提前做出预测与判断。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能从现在的市场趋势中，从细微处、从别人不经意处，看得出在三五年后，什么行业是最有潜力的行业，然后在其他人未反应过来时，就先下手为强。只有这样，方才是商业致富之道的上上策。

    二是没有志向，每天浑浑噩噩，缺少长远的目标。就像暴发户一样，有了钱以后就买房子，然后买车，觉得自己有了钱，就远远高人一头，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不懂得进一步规划。

    三是孤芳自赏、朋友稀少。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从商的人不可能是单打独斗。优秀的企业家，都有如同蜘蛛网般的人脉，一个人的为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在平日的工作中，必定顺风顺水；而一旦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会有朋友伸出援手，不至于让他自己深陷低谷。

    一般来说，成就事业必不可缺少四类人：

    第一类是高人。高人不一定是样样都高明，但只有一样高明，而他又愿意在这件事上指点你，那就足够了。比如有精通投资的、有精通法律的，当你的公司遇到了这类问题，你去询问他们，也许轻轻地一点拨，你马上就茅塞顿开，问题与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第二类是贵人。在追求成功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若干次拐点，或者低洄处。在这时候，贵人就是来提携你的人，他可能给你一单生意，就能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或者给你打一个招呼，你的企业就能够不断地发展；甚至说给你一个专利，那么企业就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第三类是友人。所谓友情，那就是“响必应之与同声，道固从至于同类”。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人在世界中都是很孤独的，总要有个能倾诉的对象。当你遇到重大的投资意向的时候，你跟谁去商量？当你有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你跟谁去分享？当你心里面有苦恼的时候，有时候连夫妻间都不能谈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跟谁讲？只有朋友。可以说，朋友是你登高时的一把扶梯，是你受伤时的一剂良药，是你饥渴时的一碗白水，是你过河时的一叶扁舟。而如果我们真的在芸芸众生中寻找到了精神如同一体的朋友，那要记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第四类是小人。小人磨砺或者小人刺激，当有小人是你的强大对手，反而会激发你的斗志，能够更认认真真地去做事。我们看到有些小企业，最开始是顺风顺水，发展迅速，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吞并了几个小企业后，反而焦躁起来，到处跌跟头，最后倒掉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缺乏竞争对手的激励。

    11.穷人和富人

    要是按照财富来分，社会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穷人，一种是富人。具体来说，靠自己的劳动所得，不能够养活自己或自己应当赡养的人，以及低于当下的最低生活水平者，应该算作是穷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和自己应当赡养的人，以及高于当下的平均生活水平者，就应该算作是富人。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只要存在贫富差距过大，那不论是何种政治体制，都要马上解决贫富矛盾的问题，否则很容易在一些小事的诱发下发生暴乱。这虽然不能生硬地定性为阶级矛盾——因为穷人不是永恒的，富人也不是永恒的；穷人可以成为富人，富人也会蜕变成穷人，但在实际上，2%富人占据了国家98%的财富，98%的穷人却只有2%的财富。穷人勤奋工作却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财富，甚至还要忍饥挨饿，富人不劳动却能坐享其成。更严重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地位还是“世袭”的，穷人的孩子看不到希望，而富人的孩子含着金汤匙出生，不需要奋斗，靠着遗产可以过完优越的一生，这个结个婚花费几千万，那个家有豪车三四十台，有的还有私人游艇、私人飞机。这也就造成了许多“富二代”无所事事，反而成为社会的负面能量，并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最开始是穷人的不满，接着会出现仇富意识，穷人经常的骂人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而富人呢？其实对于许多富人来讲，他们并不差钱，金钱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个数字而已，他们关注的主要是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的问题。但糟糕的是，他们把自己与穷人的关系变成了简单的金钱关系，似乎谁有钱，谁就最有人格，谁就最应该受到尊敬，谁就属于社会的“上等人”，谁就处处应该受到“照顾”。到最后只剩下彼此的不和、勾心斗角，甚至仇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世界上的人是谁养活了谁？到底是由穷人养活了富人，还是由富人养活了穷人？是富人剥削了穷人，还是穷人被富人进行了掠夺？作为政府，是应该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说话、保障穷人的利益？还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保障富人的利益呢？

    很多国家，比如美国、英国都是两党轮流执政，有的党派代表的就是穷人的立场，有的党派则代表的是富人的立场。比如说在美国，共和党代表富人，更倾向于支持军工企业的集团；而民主党代表穷人，着眼于改变之前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格局。从这里也能总结出一点规律，那就是，当经济形式下滑的时候，多是代表穷人利益的人当选；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多是代表富人利益的人当选。可以说，政府站在谁的立场上，是取决于经济形式的走势。

    近年来泰国政治动荡，起因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也是不少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病。泰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信2001年当选总理后，在扶持农村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花费了大量心思，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穷人的生活。但这却触碰了许多富人的利益，于是他们组成了反对派，几乎是公然对立。结果是什么呢？穷人几乎没什么有效的办法抗衡，因为富人们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对于泰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于是，在反对浪潮中，他信辞职了。

    当年，这件事引起了东南亚的一段波动，很多国家从中反思。如何面对更多群体对政府合法性的挑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必须确保建立一个公平分配国家财富的机制。

    从富人与穷人本身的角度说，两者的关系也是交替上升的。第一代富人，最初也是穷人，但他们成为富人后，就会利用手中的财富和借助财富获得的权力，制定一整套对自己有利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试图将其本身的地位固定化。一段时间后，穷人开始试图从改善到改变这种情况，他们合伙打击富人、夺取富人的财富，认为只有消灭富人，平均财富才能产生公平公正的社会。在其中，会有一部分人努力让自己也变成富人。而当梦想成真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会像第一批富人一样，开始认不清自己，为所欲为。

    但在一个社会中，总是要有富人，也总是要有穷人。那么，两者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呢？那就是不要用金钱来衡量人，穷人即使生活拮据，他们也是扛起社会栋梁的一群人。某年过年，很多打工的人回老家，导致了北京地区没有人送牛奶，小型超市纷纷歇业，很多市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整个社会链也乱了，专家还对此展开了讨论。穷人作为社会的基础，也是需要稳定的社会地位的，而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更是富人无法替代的。

    穷人要有适应现状的心理。这不是安于现状，而是能安守本分。钱不能衡量一切，尤其是幸福感。人生无须长生不老，健康就行；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家居无须广厦千间，温暖就行；金钱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不能因为金钱，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没有天生的，或命中注定一辈子是穷人的道理。穷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富人，还可以超越某些没有道德的富人。这不但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因为社会中生活水平高的人越多，社会文明程度越高。

    而富人呢？富人更有责任帮助穷人变成富人。应该为穷人提供劳动的场所和就业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得双赢，为什么？如果没有穷人给富人打工创造财富，富人何来之富？富人与穷人不是仇人的关系，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不是有我无你或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

    12.赏不遗小，罚必就大

    《素书·道义章》中有言：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

    志高量广，以礼宽恕于人；德尊仁厚，仗义施恩于众人。有小怨不能忍，舍专欲报恨，返招其祸。如张飞心急性燥，人有小过，必以重罚，后被帐下所刺，便是小怨不舍，则大怨必生之患。

    赏轻生恨，罚重不共。有功之人，升官不高，赏则轻微，人必生怨。罪轻之人，加以重刑，人必不服。赏罚不明，国之大病；人离必叛，后必灭亡。

    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

    《黄石公素书》，简称《素书》，相传为秦末黄石公作。

    《素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及儒、法、兵等思想。

    意思就是说，小的功劳不奖赏，便不会建立大功劳；小的怨恨不宽赦，大的怨恨便会产生。人心一旦变得不服气，那叛变很有可能出现。奖赏不能服人，处罚不能让人甘心，必定引起叛乱；赏及无功之人，罚及无罪之人，就是所谓的昏聩。

    如何能用赏罚服众呢？简单的总结为八个字，那就是：

    赏不遗小，罚必就大。

    因为“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奖赏是用来鼓励人的，惩罚是用来警诫人的，喜不可以纵有罪，悲不可以戮无辜。好的管理者，往往能用奖赏一人来激励百人，惩罚一人以警诫大众。

    当年刘邦建立汉朝后，封赏功臣，最初只封两个人，一个是张良，还有一个是萧何。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手下亲近的人告诉他，现在封了一两个人，有90%的人心存不满。因为他们想的是，同样为汉朝建功立业，为什么封他，却不封我们呢？与其这样，想解决问题，莫不如再封一个最好的，封一个最差的。最好的自然要封为丞相。那么，什么叫最差的呢？那就是很普通的、功劳很小的，或者只能算是功过相抵的，也许平日里你还不喜欢他，但也要升升官职。这个道理就是《吴子·励士》中说的：“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这样大部分的人会想，我虽然没有最大的功劳，但我的过失也不是最严重的。既然功劳最小、过失最多的人尚且能够封赏，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也同样能得到封赏。这样的话，人心就不会思变，开国的局势也就稳定了。

    关键在于，去奖赏大家都可能意想不到的。比如说年终奖金，不但要发到每一位员工的手中，而对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员工，更要特殊对待一些。一位普通员工，他每天早上总能够最先到办公室，把地打扫得很干净，也总是能和颜悦色地和同事们相处，那么就更要在这种时候表彰一番。因为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管理者表彰了他，那么就有示范作用。这样其他员工见了：“连这样都得到这么多奖励啊，那我也要好好工作，我也这样去做，我也能得到。”奖赏为何有如此大力量，皆因其符合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如此这般，就能够提升大家的干劲儿与士气。而更高的一层次，那就是给员工以尊重与信任的满足、施展才华的满足，追求出优异成果的满足，这是更为重要的激励之道。因为“金钱能买到有限的体力和技术，但绝买不到热忱、创造力、决心、忠诚和灵魂”。

    处罚的时候，则一定要罚重大的过失，罚的目的是教育人，选一个对全局有影响的、震撼感强的典型事件，再选一个适当时机进行处理，使之取得“点灯一盏，照亮一片”或“儆一以警百”的作用。比如孙武训练女兵，在三令五申之后，吴王的两个宠妃仍不以为然，孙武便下令处斩，女兵皆骇然，无不听孙武号令而动。这就是说，罚要罚重大的责任人，才能有立竿见影的成效，而不能只找虾兵蟹将去罚，那样的话就会失信。

    孙子一般指孙武，齐国人，尊称兵圣。《孙子兵法》是孙武向吴王阖闾进呈的所著兵法13篇，被誉为“兵学圣典”。《史记》中提到的“孙子膑脚”则是孙膑，是孙武的后代。

    还有一句话，叫不责人之小过。也就是，当手下人有小过失的时候，不要轻易地去处罚他们。庄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管理者心里太清楚、太明白，让手下一点小过都不犯的时候，的确有好处，可以让员工队伍整齐划一。但实际上，这样从不犯错的员工实在是太难找，管理者会发现，他的每一位员工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人做事麻利，但说话却不讲究；那个人很聪明，大事有决断，小事却不注意；若照着短处来管，管来管去，最后乱成一团，管也管不过来。而一旦动辄得咎，动不动就受到指摘或责难，还会伤及员工的内心。

    西方的管理学中是这样说的，管理者只关心员工把事情做好，至于员工是什么样的人，那交给上帝管去吧，我们要的是双手，手背后的谁我们没必要管。而中国的商道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要看这个人的本质，他的性情如何？他的人品如何？如果都是善的，那即便犯了小错误，也应当做白璧微瑕，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他机会，让他翻身。而唯有用人之长，则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则天下无可用之人。

    批评人的时候，切忌揭人隐私。或者说，干脆就不要讨论人的隐私。《格言联璧》中有一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人要时时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日三省吾身，而闲谈时，一定不要去谈论别人的是非，这便是给自己留足了口德。

    进一步说，人要学会不念旧恶，做到这一点，需要内心足够宽大。我们常听人说，有人十年前伤害了自己，我现在还记得呢。这便是小人心腹。但我们想要做好一个企业，或者说，想要在社会上做出一番事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心性？那就是宽容，像大海一样有容乃大。当我们看到其他人的不足与缺点，一方面可以庆幸些，因为若其他人都是完美的，我们怎可能脱颖而出？这可以喜。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抱着忧患意识，一是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缺点；二是忧心，要思考如何帮助他们改变现状。

    传统儒家以道德教化行天下，让每一个人都能更完善的发展。而还有一种观点与之相反，正是因为人有缺点才可用，或者从大的范围来说，人只有有了欲望才可用。这个逻辑就是管理学中认为的，企业家组建企业，员工来打工，大的结果是帮助企业家做成了事，而小的结果，则是这些员工在其过程中，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求。

    13.因性还是化性

    传统文化中讲“性”，生谓之性，“性”是“心”的本体。《礼记·中庸》中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其提出的“诚”和与此相关联的五行说是思孟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思孟学派在当时讨论的，都是天命、心性的问题。《中庸》是集中讲心性修炼的著作，也是最经典的一篇。后世的宋明理学，如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观点，多是以《中庸》为起点的。

    “天命之谓性”，说的是人性本善，天命赋予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像《三字经》说的那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曾大力提倡“性善说”。《孟子·告子上》中有这样的讨论：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认为，人的生性就像水一样，把它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流成什么样子。人性是无善无恶的。而孟子则说，就像水都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人性也都是善良的。

    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具有的“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些是性善的最好体现。举个例子，我们看到马路边或者马路中间，站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在那东张西望地要过马路，很多人心里就咯噔一下，说这么小的小孩，一个人过马路多危险。当人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便说明心灵深处是有善念的，而把善良的本性不断地向外扩展，推己及人，小而言之，做点身边的善事，大而言之，做些公益的慈善，这就叫作性善。

    与“性善”说相反的，是荀子提出的“性恶”说。《荀子·正名》中说：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人性本恶，所谓的善只是后来人为修养而成的。因为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动物性的东西，这种动物性的东西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叫兽性，而在中国文化中被归纳为食与色。

    人有两种动物性的本能：第一，个体要生存，人类也好，动物也好，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吃东西，这就形成了第一个特点：食。第二，人类要绵延生息，动物也要绵延生息，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需求：性。两者都是人一生下来就存在的本能，不接受任何教育都可以自然而然地懂得，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一样。

    我们拿日常生活中的事举例子。人最初要满足的是温饱问题，最初是为了吃饱，后来保证有吃的，慢慢就会变得贪婪。比如，我们总是想吃得多点，吃点更好的，原先自己有一碗饭，却想占着两碗饭。最典型的事，比如吃自助餐。现在人吃自助餐的特点是什么呢？为了自助餐的四五十元花得很值得、很划算，吃得“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为什么会“扶着墙进去”呢？因为之前饿了两顿，身子很虚弱；为什么会“扶着墙出来”呢？因为吃得撑得不行，走路很不舒服。我们从这个小细节上，就能看出来人性中的贪婪。

    再就是色。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性从来都是很愉悦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在色上出问题，本能地喜欢帅哥美女，越来越不知足，占有欲望强大了，就非常难以控制。

    从学理上去讲，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并没有完全的、绝对的抵牾，只存在其一，而不存在其二。原因之一，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孟子主张人之善性与生俱来，说的是人性。荀子的“性”，则说的是本性，指的是“生之所以然”，是人生而即有的自然之性，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其实，汉代扬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善恶混”，“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而自扬雄后，儒家探讨心性之学，皆不出孟子、荀子、扬子三家之说。

    原因之二，王阳明《传习录》中曾这样说，“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而“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救正”。孟子、荀子二人对人性本质评价的不同，在于两者对人性判断方向的把握有差异。孟子所说的是人性，侧重于社会属性，由此才与动物分开；而荀子恰好相反，他认为人的本性多侧重于自然属性，它不可学、不可事，是不需要学习而自然就有的东西，而社会属性是由后天修养才渐渐得来，经过学习才能提升。“性”与“伪”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

    王阳明，即王守仁，明代哲学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

    所以，荀子又认为：

    人性生而好利，顺之则争夺生，而辞让亡。人性生而疾恶，顺之则残贼生，而忠信亡。人性生而有耳目之欲，顺之则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

    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要想让人变成高明的人，变成有成就的人，变成社会中取得大的作为的人，那么就要改变他的本性，即化性。这就是说，通过教育的方式慢慢地去改变他。

    回到管理的角度，所谓“化性”，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熏陶中改变员工，比如要定时举办一些课程，或者定时给他们做一些报告。目的是什么？让员工知道什么是礼，什么是义，什么是仁、智、信。

    还有一种管理思路是“因性”。什么是因性呢？就是员工是什么样的本性，管理者就按照什么样的本性管理，并不试图去改变，而是因人制宜。这更多是法家的观点，所谓“用人之为己，不用人之为我”，根据员工的所求，设很高的职务，设很高的奖金，设很高的职位，由此吸引员工，让员工为我所用，我就可以定期考核、要求，员工就会依附我。

    比如说，某位员工就是一个善于谋财的人，父母都改变不了，你让他改变，他也很难改变。与其改变他，莫不如让这种善于谋财的人，从事销售业务，老板可以给他奖金和提成，从而发挥他的优势。再比如，非常廉洁的人可以负责出纳事务。用人，就是将合适的人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所谓“化性”，就是王道；所谓“因性”，就是霸道。王道讲求德、情、义，讲究以德服人，以情义感动人；霸道讲求法、术、势，注重于用手段、用计谋、以势迫人，以力服人，但是两者都必须以成就自己的伟业为目的。而一般说来，王道的手段重感情，比较柔和，使常人容易接受；但对于治乱，则显得浅薄无力，甚至陷入说理的悖论，它是承平之术；而霸道厉害、盛气凌人、冷酷残忍，容易出现惮压。但好处在于有一种为求达成目的的刚直之气，可以拨乱反正，当世局还在变动，一切还未回归正轨时，只有霸道才能挽救危局。

    王道和霸道各有利弊，于是在传统文化中，开始讲究“霸王道杂之”，两者兼用。即使不停地提倡王道，也只是披上了温情面纱的法家霸术。而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更是要兼用之，用法家的这一套约束小人，用儒家的这一套引导君子。

    14.卓越出自修养

    《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论语·里仁》里也有相似的一句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说，通过不仁不义的方式得来的荣华富贵，君子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它们如浮云一般无有，似过眼云烟之不可取，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在这两句话中，孔子所强调的“富且贵”，恰恰说明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与“贵”其实是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

    “富”是物质生活过剩的状态，“贵”是精神生活超越的状态。或者说，“富”不过是奢侈生活的铺排，而“贵”才是品质生活的提升。一个富人最多算是有钱人，却不见得就是“贵”；即便赚了再多的金钱，也换不来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并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如果是不义之财，还要招来众人的唾弃与骂名。而人之“贵”，也未必是家财万贯，一掷千金，而是具有的高尚的精神境界、生活态度与人生襟怀。这两者虽不是对立的关系，但绝对不可等同。当然，最完美的是能将两者合一。

    不难看出，“贵”是比“富”要更高层次的品质。在如今这个商业社会，想通过各种途径赚到钱，并不是件难事。据胡润财富榜单报告，在2012年中国的亿万富翁总数达到6万，而千万富翁更多，几乎平均每1万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尤其是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的比重更大，几乎每5000人中，就能找到仅仅将房产与公司两项加起来，资产便可以超过1000万的人，按照这个数据统计，在中国成为“富裕”人士的门槛其实并不高。

    拥有了财富，就一定是社会的上流人士吗？就一定幸福吗？这些金钱，真的都是有道而来的吗？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现在众多的社会现象，都在警示我们，我们陷入了一种唯富不贵的怪圈，金钱成为某些社会阶层表面上、最简单的，甚至是一种奇怪的衡量标准，但无论是在国内大众心中，还是在国外，它都是得不到认同的。比如说，很多有钱人到国外、或到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去消费，钱花了不少，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为数不少的旅游收入，但却无法赢得它们的尊重。反之，现在有些西方国家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人，奢侈品的消费中国人充当了主力，人均消费超过了万元。甚至有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人买走了全球1/4的奢侈品，且60%以上是在境外市场。中国真的有这么富裕吗？其实并不是，那么这些中国人的行为，岂不是太过于疯狂？

    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国人买走大量的奢侈品，不过是想人靠衣装，只是外在的修饰，却很少注重内在的修为。他们要的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镀金，却在有礼有节的行为上相差太远。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已是小事一桩，凑堆高谈阔论屡禁不止；不讲卫生、乱丢垃圾、衣冠不整、争抢拥挤、插队加塞之类的行为，都登上了央视新闻的头条，也没见什么改观；而“到此一游”的不雅照，不仅不能让国人感到惭愧，反倒有多少人以这种“奇特”的、难得一见的照片为荣？其实这些反映出的——正是国人道德的缺失。

    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取得的成就与获得的尊重，按他的修为，可分为三个层面：知识、能力和修养。

    第一层面：知识。什么叫知识？概念上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的熟悉程度，包括事物的基本常识与基本逻辑。这也就是我们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严格地说，所有人都拥有知识，只是数量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浅不同。有数据显示，知识获得的多少，可能与智慧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一个人系统学习到的知识越多，并能不断丰富与拓展，他就有可能越有智慧。显示在外在行为上，那就是能够让人做出更英明的决策，并加速行动过程。

    就企业员工来讲，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去看，掌握了管理知识的人，可能会成为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掌握了投资理财知识的人，可能成为股市上的好手；掌握了机械加工、材料制作等知识的人，可能会成为工程师。可以说，这些大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从事本职工作所必须的。换句话说，如果精确熟练地懂得这些，那成为一名合格的员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仅具有这些专业知识是不行的。知识最多意味着知道是什么、知道为什么、知道怎么做而已，而真正要让知识发挥作用，那就要上升到能力的层面。

    第二层面：能力。如果说，知识停留在合格的层面，那么能力则飞跃到了优秀的层面。合格只是及格线的60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想停留于此，那就需要我们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才能达到80分的好成绩。

    国内的企业一直缺乏独创的魅力与精神。我们并不缺乏高科技人才，也不缺乏政府的支持，但让人失望的是在创新上一直收效甚微。

    仔细想一想，问题就出在这些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大多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缺失敏锐的商业意识以及创新的能力。简单点说，就是他们能制造出产品，但却销售不出去。因为他们过多重视技术，而却忽略了商业创意，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屑于商业创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固步自封，自家企业和自家的产品在自卖自夸、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现象是，越是简单的商品，不需要过多的商业行为协调的，倒是能卖得红红火火、沸沸扬扬，甚至走出国门，营造一个庞大的“MADE IN CHINA”的小商品帝国。

    那么，什么是商业行为中的能力呢？能力与知识的差别，体现在哪里？

    举个例子来说，在现行物价下，不考虑通货膨胀和地区因素，一个苹果大概能卖多少钱？也就是，作为商家，如果打算一个一个地出售苹果，那它大约价值几何？也许有人会说，满大街的苹果都是论斤来出售的，收获的季节和多产的地区，甚至都要按筐来计算才能出手，不至于出现滞销，怎么能论个卖呢？就算是把价钱折合出来，最好的质量也就在6~7元左右浮动，质量差些的，不过也就2~3元钱罢了。更何况，从最普通的苹果树长出来的苹果，与掉在牛顿头上、启发了牛顿对万有引力思索的苹果，其实都差不多啊。大家都认识到了，苹果若论个出售能卖多少钱，其重要的，并不在于生产要素。也就是，只要通晓种植苹果的知识，除去不同种类的物种的影响，产出的苹果产品价位浮动不大。

    一个苹果的价位，关键取决于什么呢？在于营销的策略。但凡做销售的，也一定都系统学过相关的销售知识，应用到苹果这个问题，就是能力了。

    比方说，在农贸市场中，苹果都是一堆堆放在那里卖的，自然没办法论个。但如果在超市呢？把苹果逐个分拣好，一个个包装好，再用精美的纸盒装上，平均就是5~6元钱。若赶上平安夜、元旦节等，用包装纸包装，再打上一些花饰，在地摊上都能卖到10元钱了。再换一种思维，在冷饮店或快餐店里出售，把一个苹果切成果盘，或者打成一杯苹果浆、苹果汁等，那完全可以超过10元钱了。

    我们再想，有没有可能把一个苹果卖到100元呢？如果说，前面的那些办法，最多是在买卖中附加了包装的价值。接下来，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广告的效用了。苹果之所以能成为流通商品，最基本的原因是它是食品，可以吃。但按照这种商品价值来看，最多也就能卖到十几二十几元，绝不可能更多了。而如果我们把苹果附加上其他的商业价值呢？比如说社会价值。假设在慈善拍卖会上，将某一个普通苹果，赋予特殊的意义，比如它是某个贫困地区生产的，这棵苹果树长在某个希望小学中。为了慈善的募捐目的，这个苹果就可能会拍卖为上百元，甚至上千元。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苹果体现出的不再是实用价值，而是社会价值。

    企业中能使用出如此策略的员工，必定拥有在知识之上的能力。因为他能把简单的商品价值附加上社会服务意识，这便是更上一层楼。

    据统计，近几年美的占有的市场份额比较大。原因在哪里呢？在于美的提高了他们的服务质量。这是很符合消费者心理的，比如说一个家庭买一台空调，在样式、性能及价格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售后服务，也就是保修维修。空调好用的时候，那都是一样的；而空调出现故障不好用的时候，售后服务就凸显出来了。近两年，美的的制胜法宝是，他们采用了终身保修的策略，这也是一种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出售时是三年保修，但过了保期可以加保，要附加一些新的费用，这个理念就使得美的公司的产品在众多相似的产品中脱颖而出。

    修养是卓越的前提，换句话说，修养是你能否成为一个卓越的员工，或者卓越的职业经理人，或者卓越的老板必须具备的条件。所谓修养，可以从内到外地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从小的方面说，它是一个人日积月累形成的好习惯；体现在家庭环境中，即教养；体现在社会环境中，即修养。这看似是很简单的事情，实则是一个企业做出卓越的关键。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随着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高，其成败并不再取决于正确的商业策略，合适的商业行为，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团队自上而下的修养。可以说，对于小企业而言，80%的可控因素制约了成功与否；而对于大企业而言，20%的非可控因素，也就是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才是成功与否的分水岭。

    有个朋友在一个地方谈生意，是关于房地房建设的项目，具体点说，是对某一个城市的老城区改造。在洽谈初期，一切都很顺利，却不料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朋友放弃了这门生意。我的朋友要离开的时候，对方请他在饭店吃饭，两人都有抽烟的嗜好，对方给了他一支烟，朋友觉得不错，就半开玩笑地和对方说，这烟不错，哪里生产的？对方说是本地烟，价位也挺便宜的。朋友就问，那能送我一些不？对方当时满口应承，说这都是小事，没问题；等你回去了，我给你寄送到你家里。

    朋友也本以为这不过是段插曲，而对方却在小节上忽略了。在一段时间后，到了签订合同的时候，朋友依旧没有收到对方的“承诺”。朋友考虑了一段时间，还是放弃了这个项目。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说，细节决定成败。对方连小事上都糊涂着，更何况当时吃饭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其他人在场，他都不能兑现如此小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他会兑现他在项目上的大承诺？

    也许有些人会说，我的这位朋友未免也太较真了。其实不然，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微观的问题。《老子》中就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小的地方一步一步形成的。而“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现在缺少的不是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

    很多管理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许普通的员工只有知识，达到合格的层面即可；但若是要选拔中层领导，就要看他有没有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否达到优秀的境地；而若要进入到企业的核心团队，那更需要有高雅的内在修养。因为唯有有了高雅的修养，方能如《大学》里面讲的那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正心全性、讲究大度怀德，循序渐进，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成为真正睿智干练的社会精英。

    对于一个人来讲，修身养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需要长期的坚持。这就像运动一样，唯有到了最疲惫的时期，再坚持一下，熬过去，才能达到效果。它还像爬山一样，越向上爬越累，但唯有咬紧牙关向前的人，才能到达最顶峰。这种不懈的意志力，本身就是一种修养。因为它督促你坚守原则，“不可乘喜而轻诺”，不会因为自己高兴就放弃一些原则，心血来潮轻易承诺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不可因醉而生嗔”，也不会因为自己悲伤或暴怒，改变自己的初衷；更“不可乘快而多事”，不要图一时快活，去惹是生非，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可因倦而鲜终”，绝不能虎头蛇尾，开始做得很起劲，后来不了了之。

    我们看很多没有成功的人，不是行业选错了，不是方向走反了，也不曾在资金问题上烦恼过，但他们仍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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