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是免费的
尤今
1992年3月号的《读者文摘》，刊载了一篇发人深省的作品“巨片之秘”。
文中讨论的四部影片是：《山水喜相逢》、《洛基》、《火战车》、《甘地传》。该文作者分析这四部影片叫好又叫座的一些共同原因时，说：
“它们反映人性本善、宣扬种种受人尊敬的情操：勤奋、苦干、自重；表现出对家庭、朋友、社会的爱心；显示了一个人能对他自己的一生和别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改变；最重要的，它们给了我们希望。”
在这一段话里，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最后一句：
“它们给了我们希望。”
电影、音乐、文学，都是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我们固然不必以道德的桎梏来扼杀它应有的生命力，但是，创作者是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的。
有些作者，把创作当作是个人情绪或情欲的发泄，任意而又任性地为他的作品涂上各种色彩——有的着重黄色，恣意渲染色情；有的偏爱黑色，刻意描绘暴力；有的钟爱灰色，故意散播颓废思想或灌输消极的人生观。
黄的、黑的、灰的，都是毒素，都具有惊人的破坏力。然而，在这三种毒素当中，我觉得最最危险的，是灰的。
说它危险，是因为它看似无害，但却能令人慢性中毒，而中毒之后，毒素有若附体之幽魂，极难摆脱。
《山水喜相逢》一片的主角摩根弗里曼说了一句令人拍案叫绝的话：“你不应该向公众推销绝望，他们如果想要绝望，可以免费得到。”
艺术应当担负教育思想的责任。
甜饼的秘密
［美］盖尔·乔克斯特译/王悦
烤小甜饼时，总有人试图一心多用，身兼数职——我也不例外。我把无绳电话夹在耳朵跟肩膀中间，一边煲电话粥，一边洗碗、熨衣服，眼睛则盯着电视新闻，直到烟雾报警器响彻云霄，巧克力甜饼被烤得形如焦炭。对高效率的追求，不知断送了多少小甜饼，我却乐此不疲。
直到有一天，姑姑讲起她的婆婆布伦纳太太。布伦纳太太烤的橙味栗子曲奇饼举世无双。姑姑40年前尝过一个，从此再也无法忘怀。姑姑还说，布伦纳太太烤甜饼的秘诀，她至今记忆犹新。
“什么秘诀？”我迫不及待地问，以为会听到“她总是先筛4次面粉”或者“她只用不加盐的黄油”那样的绝技。但姑姑的回答却令我大吃一惊。
“布伦纳太太总是坐在烤箱前。
“当时的烤箱远没有现在先进，没有玻璃窗，没有温度显示，更没有计时功能，她需要不时拉开烤箱门，观察甜饼的情况。”
姑姑慢条斯理地说：“布伦纳太太烤甜饼时，别的事一概不干，就只专心地守着烤箱里的甜饼——这就是她的秘诀。”听了姑姑的话，我恍然大悟，布伦纳太太的秘诀就是她安适纯净的心态。
从那以后，我的习惯彻底改变了，烤甜饼时，无绳电话安静地躺在那里，电视从厨房里销声匿迹，熨斗被束之高阁。我不再依赖于电动搅拌机、电子温度计、自动报时器。每次用手指测试面饼是否有弹性时，我手上都留下奶油的余香；每次拉开烤箱门试探甜饼的虚实时，我整个人都沉浸在巧克力醇厚甜润的热气中，发髻衣角上的香味久久不散。但多数时间，我还是坐在温暖的烤箱前，从烤箱的窗口看着椰丝变成金黄色，油汪汪的小甜饼慢慢长大，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紧张工作之余，烤甜饼成了我的减压阀。
很快我的甜饼名扬全社区，但我知道自己得到的远比烹饪秘诀更宝贵。现代人看重效率，力求事半功倍，忙碌中却忘了享受生活中美妙的点点滴滴。有的朋友向我抱怨生活令他们手忙脚乱，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送上一盘小甜饼，外加布伦纳太太的秘诀。
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日］黑柳彻子
小时候，有一次我在一瞬间突然在心里悄悄地感到“真开心啊”。那是在一个黄昏，雨哗哗地下着，但是爸爸已经结束工作回家来了，家里人都在，连牧羊犬也进了屋，灯很明亮，我和弟弟坐在饭桌旁，等着妈妈把饭做好。我心里非常安宁，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大家都在家里”。爸爸对妈妈说了一句什么话，妈妈看着爸爸笑了，我们也笑了。我从心里感到快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近20年来，我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去了许多国家，那里的孩子们都需要帮助。
去年，在西非的利比里亚，我和曾经在内战中充当童子军的孩子们见了面。那些孩子们10岁的时候就被迫拿起枪去参加枪战，朝大人和孩子们开枪。还有很多孩子和家人失散，成为了孤儿。
我还见到了许多营养不良的孩子们。
海湾战争结束5个月之后，我去了伊拉克。由于遭到多国部队的高精确轰炸，伊拉克全境的发电站都被破坏了。没有了电就无法净化河水，自来水管里流不出水来。巴格达的居民们甚至要到底格里斯河里去汲水，然后就直接饮用河水。但是由于城市无法进行下水道处理，厕所里的污水甚至会流到河里去，为数众多的孩子们感染了伤寒等传染病，或者不停地腹泻。综合医院什么病都治疗不了，牛奶、药品、手术用的麻醉药、预防的疫苗等都已用完。因为停电，无法进行肾脏透析，总之什么都无法进行下去。每天早晨，医院门前母亲们抱着生病的孩子排成长队，气温高达50℃。我曾经见过一个婴儿，因为营养不良，他的脸简直像是老人的脸。本来婴儿的脸蛋和嘴唇周围都应该是胖乎乎、圆鼓鼓的，可这个孩子的脸上却满是皱纹。才刚刚3个月的婴儿，他的腿就像是木筷子一样，从大腿开始就布满皱纹。那个孩子突然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他才3个月大啊！那一瞬间，我发现那孩子眼睛里也完全没有小孩子的水灵劲儿，干巴巴的，仿佛是老人的眼睛。那个孩子的眼光中流露出绝望的神情，简直不像是孩子的眼神，好像在诉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呢？”我还发现，不仅仅是这个孩子，那些早夭的婴儿们也这样睁着眼睛使劲地看着世界，那眼光也都像是老人的，他们仿佛要多看一眼这个世界：“我的人生这么短暂，我要好好看一看！”在非洲的卢旺达，由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冲突，上百万的图西族人被杀害，实在是非常恐怖。我在部族冲突结束4个月后去了卢旺达，那时候，被屠杀的人的尸体还随处可见。在屠杀进行的时候，小孩子们在一片惨叫声和临死的呻吟声中四处奔逃，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姐姐被杀害，孩子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夹杂在大人们中逃生。在这些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痛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家人被杀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
地球上有很多孩子就这样一边为家人和自己的命运担忧，一边拼命地生存下去。仅仅一小部分孩子能够喝上干净的水，能够吃饱饭，能够打预防接种的疫苗，能够接受教育。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当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安心地满怀着希望生活的时候，那就可以说是真正的幸福了。
如此想来，我小时候在那个下着大雨的夜晚，待在家里感觉到“好开心”的那一刻，就可以说是真正的幸福了吧！孩子把自己封闭在屋中，拒绝去上学、家庭暴力、儿童的自杀、家庭的崩溃、杀害亲生孩子、虐待动物……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现代家庭。而一个完全没有这些问题的家庭可以说是真正的幸福了吧！
“能够和家人在一起相视而笑的家庭”，这并不是什么新说法了，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幸福”了。
每一个人可能的最大幸福是在全体人所实现的最大幸福之中。
良心的安抚
星竹
困难时期，粮食成了全社会的中心，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粮食去。“民以食为天”的平淡警句，在那个时候，彻头彻尾地被我们所理解，牢牢地记在心上。
在普通的家庭里，一天要吃几两粮食，一顿又该怎样分配，成了大家要反复掐算计较的事情，绝不可以有半点疏忽。
就是在粮食如此困难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奶奶突然而意外地扛回了一袋粮食，是拣来的。天上掉馅饼！足足三十斤重的白面。我们全家都愣了，呆呆地望着那袋粮食，不是大喜，而是惶恐。是谁丢的粮食？！
奶奶说，也许是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毛驴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大卡车……奶奶伸出冻红的手，说我守着这袋粮食，在路边等了两个小时。我们心情复杂地望着这袋粮食，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奶奶说，要不，咱就跟这个人买点粮食，只买一碗，只一碗！我们都不明其意。奶奶拿起碗，从口袋里舀出一碗，又将口袋扎紧，拿出十块钱，将粮食又扛了出去。全家人如释重负。奶奶拿着钱，背着粮食，又到路边去等候了。直到傍晚，夜幕降临，奶奶又将口袋背了回来。没有人认领这袋粮食。
第二天，我们又从口袋里“买”了一碗粮食，奶奶又拿出十块钱……整整三个月，我们全家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将一口袋粮食“买”光了。小柜上放下了一百多块不知该给谁的钱。在那个冬天，奶奶的心情一直很不安，像做了天大的错事。空空的粮袋成了她最大的心病。她甚至神经质地一手攥着钱，一手拿着空粮袋子，三番五次地站在路边，等候那个丢粮的人。
岁月如梭，奶奶的不安，似乎一直都没有化解。在后来的年份里，奶奶总要拿出家里的吃食送给邻居。甚至无故地塞给小孩子们钱，为他们买糖果。有一天，奶奶将父亲给她的工资一分不剩地全丢了。奶奶回来不是丧气，而是有些兴高采烈。她不断唠叨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就算是还上了。原来，她还是想着那袋粮食。两件事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奶奶却像是做了某种道义上的补偿。奶奶的这种“交换”虽然可笑，甚至近于迂腐，但我们却能理解奶奶的心情。
在奶奶的晚年岁月里，她因那一袋粮食，而做了许多的善事，很投入地去帮助别人。她常常帮得生硬过火，令人不解。但在奶奶的这些善举里，她的眉眼渐渐地舒展了，脸上渐渐地多了笑容。在她临去世的那年，她终于开心地说：奶奶到底还上了那袋粮食，一定是还上了，你们说呢？！我们随声附和，使劲说，还上了，还上了！
奶奶是用了多少代价去偿还那袋粮食，我们说不清，奶奶心里自然有自己的计算，也许是十倍，也许还不止十倍。从她津津乐道的言语中，我们觉得她是还上了！是多少倍地还上了！
这件事，让我记了许多年，印象之深，永不可磨灭。尽管奶奶的做法近于可笑和迂腐，尽管她的举动是那么不可思议，但左右思量，却又觉得十分相称。人世间就是这样，良心是需要安抚的。后来我发现，凡是世上的好人，忠厚的人，都会有这般的迂腐。仿佛冥冥之中，与上帝早已签好了一张契约。守规矩，讲良心的人，都会遵守这张冥冥中的契约。
世上有些事，我们大概永远也找不到债主，永远也不知道那个我们该去感恩戴德的人是谁。甚至双方谁都不被对方所知晓。但我们却躲不过良心的自审。对于善良的人，活一生，莫过于良心上的安逸了。它是一种温暖，一种可靠，一种约定，人生是万万不能失去的。人自然需要许许多多物质上的东西，但往往更离不开良心上的安抚。
奶奶在还清了“债务”之后，每晚睡得特别踏实，夜夜香甜。
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枕着这个温柔的枕头，无论窗外有什么样的响动，我们都可以安然入眠。
猜心
刘墉
高中时代，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团里分成女高音、女中音、男高音和男低音四个声部。大概因为经验差，演出时，常有人在不该自己唱的时候开了口。最可怕的是，当大家都静默的时候，突然听见高亢的一声从队伍里冒出来，说多臭就有多臭。我们管这种情况叫“放炮”。
人人都怕放炮，所以大家常常你等我，我等你，唯恐自己先开口。
直到有一天，指挥说：“你们知道吗？许多独唱的人才，都是在放炮的时候被发现的。”
当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时，真正懂得发掘人才的音乐家却可能从放炮中，找到不可多得的嗓子。
“我是伯乐，”指挥说，“你们不要怕，只管放胆唱，唱成千里马。”
大学上“心理学”课时，老师在一张白纸上滴一点墨水，把纸对折，压一压，再打开，问同学们觉得像什么。
同一个“墨痕”，有人说像蝴蝶，有人讲像盾牌，有人说像骷髅。
“这叫‘墨痕测验’，常能由你的感觉中，探索出你的心灵。”教授说。
课上完不久，有人找我做室内设计。
拿了壁纸的样本给他挑，明明是花的图案，那人硬说像鬼脸，正面看像鬼，倒过来也像鬼。
我想起心理学教授的话——
“同一个墨痕，你的心里有美，它可能是花；你的心里有鬼，它就可能是鬼！”
读过一个相近的笑话。
一对姐妹同时看上了新来的交通警察。
“那个警察对我有意思，”姐姐回家说，“我一到，他就把红灯变为绿灯，好让我通过。”
接着妹妹说：“那个警察对我有意思，我一到他就把原来的绿灯改成红灯，好多看看我！”
下雨天到乌来内山，山谷深处是一片浅滩和急湍，更远处则是飞瀑。
千百道银丝白练的水花，从山壁间飞泻而下。
“可惜下雨，不能好好地欣赏瀑布。”我说。
“幸亏下雨，否则瀑布绝不可能那么壮观。”一个青年笑道。
一位学佛的朋友对我说：
“不要觉得地狱一定在死后，这个人吃人的世界，就可能是地狱！也不要认为清凉世界在往生，只要你有一念清凉，当下就是清凉的世界！”
总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在老旧的印度火车上，一位老者问一名年轻人：“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有，”年轻人说，“是火车头喷出的呛人的浓烟。”
“我也闻到了，是山边野茉莉的幽香。”老人说。
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常想：多看看吧！在那不顺心的背后，一定会有令人惊讶的、美好的事物！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看出一个天堂。
境由心生
邓笛译
布朗先生途经一个偏僻小镇，来到一家旅店打算投宿。这时，另一个人也正好来订房间。然而，不巧的是，这家旅店只剩下一个房间了。
“这是一间双人房，”服务员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同住一个房间，可以吗？”
一开始，两人都不愿意，但由于此时已经是深更半夜，外面又开始下起了雨，他们就勉强同意了。他们稍做收拾之后，各自上床睡了。在睡梦中，布朗先生忽然听到有人喊叫，忙睁开眼，房间里漆黑一片，“出了什么事？”他惊问。
同房间的那个人用虚弱的声音答道：“对不起，我不得不将你叫醒。我有哮喘病。我现在感觉很不好，头痛得十分厉害。如果你不想我死掉的话，麻烦你赶快帮我把窗户打开。”
布朗先生跳下床开灯，但是停电了，灯不亮。病人继续呻吟道：“空气、空气……我需要新鲜空气。我快支撑不住了。”
布朗先生摸黑设法去找窗户。花了好长时间，他终于找到了，但是却怎么也打不开。
同时，病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情急中，布朗先生操起身旁的一张椅子，猛地朝窗户砸去，玻璃哗啦一声破碎了。病人立刻停止了呻吟，紧接着说他感觉好多了，并向布朗先生表示感谢。然后，两人平静人睡，直至天明。
可是，他们醒来时，惊讶地发现，房间里唯一的窗户关得紧紧的，完好无损，而室内穿衣镜却成了碎片。
这就是境由心生。弥尔顿曾说：“心，乃是你活动的天地，你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国，亦可将天国变成地狱。”
认识到这一点，在有着各种压力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营造心境，诗化生活，超越生活，实现一种思想、文化和精神的自我拯救，从而开垦出芳菲满地的精神桃花源来。
远灯和近灯
却斯
一个人在实际上的生活哲学和他在形式上所标榜的不能混为一谈。一个人的生活哲学就是他的思想和信仰的综合，而这种思想和信仰则会造成他意识上的种种决定。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条乡间的公路上驾车，两盏前灯射出极强的亮光。我看见在半英里外另一辆车上的两盏灯在向我移近。当我们的距离缩短了一半时，我将车上的远灯熄灭，而另外开上了两盏光线较暗的近灯。可是这一辆车上的人却并不如此做，他不顾一切地急驰而过，强烈的灯光使我目眩神迷。“你这该死的东西！”我向着窗外的黑暗怒吼着，同时，扭动开关，使远灯重新亮起来。
哦！前面又驰来一辆亮着远灯的汽车。看这次这家伙将怎么做？我已知道如何去对付他了。他来了，我亮着两盏远灯飞快地向他驶去。
看啊！他的灯光暗了下来，虽然他的两盏近灯中的一盏已坏去。原来他是一位君子或一位学者。而我却如此地对待他。我急急地寻远灯的开关，可在匆忙中我按着了加速的按钮，使我的汽车在最高速度下超过他。因此我不但给予这个朋友一道炫目的灯光，而同时又令他深为吃惊。
现在我一个人在黑暗中了，我开上了近灯，用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前进，算是表示我的悔过。我是全世界最不明白事理的人，将甲做错的事归罪于乙，他们之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我却将他们混为一谈。
而且对于甲或许我可以加以原谅，说不定他车上的暗灯坏了，或许他是一个失业已久的工人，正坐着他的旧车去城里找工作，即使他富为一个银行的老板，我也不能因为他做错了事而使乙这样一个好人来代为受过。如果这样，对甲又会有怎样的教训呢？他现在也许还在城里的大道上兴高采烈、不顾一切地开着车呢！
我现在将怎么办呢？我决定从此每遇一辆汽车，一定将远灯熄灭一次，直至抵家为止。我不想去问对方是正在越狱的逃犯或是赶着去开秘密会议的阴谋家。去年丧生于车轮下的人在4万名以上，而且大部分在晚上遇难。
人乃是为内心所形成的各样感受而活。
萝卜花
丁立梅
萝卜花是一个女人雕的，用料是胡萝卜，她把它雕成一朵一朵月季花的模样。花盛开，很喜人。
女人在小城的一条小巷子里摆摊儿，卖小炒。一小罐煤气，一张简单的操作平台，木板做的，用来摆放锅碗盘碟，她的摊子就摆开了。她卖的小炒只三样：土豆丝炒牛肉，土豆丝炒鸡肉，土豆丝炒猪肉。
女人三十岁左右，瘦，皮肤白皙，长头发用发夹别在脑后。惹眼的是她的衣着，整天沾着油锅的，应该很油腻才是，却不。她的衣服极干净，外面罩着白围裙。衣领那儿，露出里面的一点红，是红毛衣，或红围巾。她过一会儿，就换一下围裙，换一下袖套，以保持整体衣着的干净。很让人惊奇且喜欢的是，她每卖一份小炒，必在装给你的方便盒里，放上一朵她雕刻的萝卜花。这样装在盘子里，才好看。她说。
不知是因为女人的干净，还是她的萝卜花，一到饭时，女人的摊子前，总围满人。五块钱一份小炒，大家都很耐心地等待着。女人不停地翻铲，而后装在方便盒里，而后放上一朵萝卜花。整个过程，充满美感。于是，一朵一朵素雅的萝卜花，就开到了人家的饭桌上。
我也去买女人的小炒。去的次数多了，渐渐知道了她的故事。
女人原先有个很殷实的家。男人是搞建筑的，很有钱。但不幸的是，在一次施工中，男人从尚未完工的高楼上摔下来，被送进医院，医院当场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女人几乎倾尽所有，抢救男人，才捡回半条命——男人瘫痪了。
生活的优裕不再。年幼的孩子，瘫痪的男人，女人得一肩扛一个。她考虑了许久，决心摆摊儿卖小炒。有人劝她，街上那么多家饭店，你卖小炒能卖得出去吗？女人想，也是。总得弄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吧？于是她想到了雕刻萝卜花。当她静静地坐在桌旁雕花时，她突然被自己手上的美好镇住了，一根再普通不过的胡萝卜，在眨眼之间，竟能开出一小朵一小朵的花来。女人的心，一下子充满期待和向往。
就这样，女人的小炒摊子，摆开了，并且很快成为小城的一道风景。下班了赶不上做菜的人，都会相互招呼一声，去买一份萝卜花吧。就都晃到女人的摊儿前来了。
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女人，攒多少钱了？女人笑而不答。一小朵一小朵的萝卜花，很认真地开在她的手边。
不多久，女人竟出人意料地盘下了一家酒店，用她积攒的钱。她负责配菜，她把瘫痪的男人，接到店里管账。女人依然衣着干净，在所有的菜肴里，依然喜欢放上一朵她雕刻的萝卜花。菜不但是吃的，也是用来看的呢。她说，眼睛亮着。一旁的男人，气色也好，没有颓废的样子。
女人的酒店，慢慢地出了名。大家提起萝卜花，都知道。
生活，也许避免不了苦难，却从来不会拒绝一朵萝卜花的盛开。
玫瑰大师
王蒙
玫瑰大师栽培的玫瑰四方驰名，他布置的玫瑰大厅堪称欧洲大陆上的一珠璀璨。有一次英国女王和荷兰女王慕名前来赏盛，到了约定的时间却见不到这位大师。一找，原来他正在厨房里与四个女佣吵架。见到本国的皇室文员，他诉苦不迭：一个女佣买菜账目不符，第二个女佣与大厨有染，第三个女佣说话用了脏字，第四个女佣偷吃了他给两位女王准备的布丁。大师非常激动，义愤填膺，滔滔不绝，他解释说：“不，绝不能让步！绝不！你让她们一回她们就会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她们就会认为你怕了她们！女人？女人怎么样？女人恶起来更不得了……”直用了15分钟使本国皇室文员彻底地理解了他的苦处，同情了他的境遇，附和谴责了四个该死的女人。然后，玫瑰大师洗脸梳妆更衣打领带，来到玫瑰大厅，当然，女王已经离去。
兹后又有几起贵宾来访的事件，不是遇到大师在厨房里与人争吵，就是在厕所里与人打斗，还有一次是在牛栏对牛乱吼。大师见人便说他养的牛得了英吉利疯牛病，耿耿于怀而永不释然。
大师创造出了最好的玫瑰，布置了在欧洲及至世界光芒四射的大厅，却一辈子徘徊在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美的殿堂外面。
眼中只有瑕疵的人无法发现其他的东西。
我的垃圾工丈夫
鲍伯·帕克斯译/丹硅
这份工作我已经做很久了，当然不算是苦力活。但作为政府的一名代表挨家挨户地问问题也不能算是令人满意的工作吧。
现在是八月份，天气炎热，我却不得不打领带。
“你好。我叫鲍伯·帕克斯，我们正在这个区做一项调查……”
“我没有兴趣！”你无法想像这样的回答我听到过多少次。一次，我终于抓住机会，“在你用力关上门之前，我想告诉你，我不卖东西，我只问一些有关你本人和这个社区的问题。”
门内的那个年轻女人踌躇了一会儿，扬了扬眉毛，耸了耸肩。
“进来吧，家里很乱，请别介意。”
这所房子稍稍旧了一点，是这个区的低收入居民能够租得起的住房。他们用很少的钱，把家收拾得看起来很舒适。
“我只问几个关于你本人和你的家庭的问题。虽然这听起来也许涉及个人隐私，但我不需要你们的真实姓名。这个信息将用于……”
她打断了我。“你想要一杯冰水吗？你看起来这一天过得很不舒服。”
“啊，是的！”我急切地说。
就在她端水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前门走了进来。是她的丈夫。
“乔，这个人是来做一项调查的。”她站在那里，礼貌地为我做介绍。
乔又高又瘦，脸上的皮肤很粗糙，看起来很老，虽然我猜他只不过20岁出头。他的双手就像皮革一样坚韧，一看就知道是做苦力活磨出来的。
她向他倚靠过去，在他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当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你能够看出他们非常相爱。她微笑着，将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他用双手抚摸着她的脸，轻声说：“我爱你！”
他们也许没有物质财富，但他们比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富有。他们的爱情是深厚的。是那种能让人在艰苦的环境下把头抬得高高的爱。
“乔为这个区工作。”她说。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乔是装垃圾车的。你知道，我为他骄傲。”
“亲爱的，我相信人家不想听这个。”乔说。
“不，我想听。”我说。
“你瞧，乔是这个区最好的垃圾工。他往卡车里堆的垃圾比任何人都多。他能把那么多垃圾堆在一辆卡车里，这样，他们就不必跑那么多趟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热情洋溢。
“时间一长，”乔接着说，“我就为区里节约了开支。工人工作的时间少了，每辆卡车的费用也减少了。”
说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令人难以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为这样一份工作抱怨不休的。这份工作当然很难做。但你对工作的态度却令人感到惊异。”我说。
她走到睡椅旁边的架子前。当她转过身来的时候，她的手里拿着一个里面裱了一张纸的小画框。
“当我们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乔丢了工作，我们获得了福利救济。有一天，他被送到这个区进行面试。他们给了他这份工作。他回家的时候又沮丧又羞愧，告诉我这可能是他能够做得最好的工作。实际上，这份工作的工资比我们获得的福利救济还要少。”
她踌躇了一会儿，向乔走去。
“我一直为他骄傲，以后也是这样。你瞧，我认为不是工作塑造人，我相信是人塑造工作！”
“为了在这儿工作，我们就要住在这个区。所以，我们租了这所房子。”乔说。
“当我们搬进来的时候，这句名言就挂在前门内侧的墙壁上。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知道这份工作很适合乔。”她一边说一边将那个画框递给了我。
纸上写着：“如果一个人被称作街道清扫工，那么，他应该像米开朗琪罗画画，或者像贝多芬谱曲，或者像莎士比亚写诗一样清扫街道。他应该把街道打扫得让天上人间所有的生物都会驻足流连，并且说：这里住着一位工作很出色的街道清扫工——马丁·路德·金”。
“我爱他是因为他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他就会做得最好。我爱我的垃圾工丈夫！”
说完，她转过头去深情地看着丈夫。我看到乔的眼睛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
他们俩正在微笑。
生活好坏决定于对生活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生活能带来了什么。
剧痛后才会不留疤痕
凌泽泉
在医院烧伤科，我曾目睹到一位双腿被开水烫伤的女孩的救治过程，那位女孩不过十七八岁，听她的母亲说，她正在读高中，成绩棒着呢，求医生用最好的药，不能让她的双腿留下伤疤，往后，她还要穿裙子呢！
想想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要是玉腿上留下疤痕，她失去的将是夏天里永远的美丽。
当班的医生让女孩的母亲扶着女孩走进治疗室，女孩把烫伤的双腿裸露在眼前。那是怎样的一双腿呀：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泡，周围皮肤泛着血红。医生让这位女孩把一双腿放在面前的架子上，然后用一把剪刀快速地剪开一个个水泡，然后用钳子将表面的一层皮快速刮去。尽管医生动作极快，那女孩还是疼得鼻尖直冒汗。
医生用消毒酒精把伤面擦洗一下后，取出一种泛着紫酱色的清创液，然后对女孩的母亲说：“她是浅二度烫伤，用这种特制的清创液擦洗，痊愈后不会留下疤痕。”听医生这么一说，这位母亲的眉头才稍稍舒展了一下。
医生用两根绑在一起的药棉蘸上特制的清创液，往女孩的创面上一涂，女孩立刻尖叫起来。医生说：“别叫，涂上药水，疼40秒就会好的。”10秒时间，医生已完成对其所有创面的涂药操作，而女孩的哭叫果然在40秒后休止。
处置完毕后，医生告诉这对母女：“这种药水好就好在治愈后不留疤痕，只是在每次涂药水时都有40秒剧痛。”
怕疼，不涂清创液，唯有日后面对疤痕的悔恨。而短暂的剧痛换来的却是日后光洁的皮肤。双腿没有疤痕，对于一个烫伤的女孩来说，是和幸福联在一起的喜悦啊！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惜疼护痒，以至于让生活布满或大或小的疤痕。因为舍不得固定的职业，而放弃自己的特长爱好，过忍气吞声的日子，让心灵一次次受伤结疤；因为抛不开名的束缚，只得背着重重的外壳佯装笑脸，让精神层面伤痕累累。
腿有疤，失去的仅是夏天的美丽；心灵结茧，失去的将是人生的所有美丽。
饥来吃饭倦时眠
张海静
常常想起好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我和朋友正说着心事。忽然她问我：“假如现在一切愿望都可以实现，你说你最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愣了一下：“什么样子？我没想过。”
我想了一会儿说：“说真的，我渴望我能有一座别墅，有宽敞的客厅，有落地的长窗。我可以穿着睡衣站在玻璃窗前，看院子里的游泳池，看花园里美丽的树。”
此后的好多年，我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似乎是理所应当的。闲坐时，我会想起那个午后的愿望。我想，我当初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于我已变得越来越细微、越来越具体了。就好比现在居住的这所不大的房子，非常朴实，但很舒适。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在房间里流淌时；当我一通电话打向远方，与父母兄妹互相叮嘱、互道思念的时候，我都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幸福。
记得曾读过一个佛家故事：有源禅师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大珠道：“用功。”
“如何用功？”
“饥来吃饭倦时眠。”
“一切人总如同禅师用功否？”
“不同。”
“何故不同？”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需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可见，好好地吃饭，好好地睡觉，就是最大的幸福，最深远的修行。
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根本不在于他(她)拥有什么、占有多少，而在于他(她)能否找到内心的安顿与超越的感觉。
顽强的美丽
徐连祥
村里有一位妇女，因为乳腺癌，不得不去医院做了左乳摘除手术。
伤口痊愈后，她下地走路时，奇怪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不自觉地向右边倾斜起来。她稍一愣怔后便明白了：也许是自己的乳房比较大且重的缘故，少了一只左乳后，身体也失去了原有的平衡。
让她更为苦恼的是，自己的胸前左边瘪塌塌的，右边鼓囊囊的，极不对称，以致穿起衣服来很是别扭和难看。
可是她又没钱买义乳，连那一大笔手术费都是借来的，还等着要还。怎么办？她决定自己做一个。她“就地取材”地从家里搬出芝麻、蚕豆、玉米、小麦、绿豆等谷子，依次分别往乳罩左边的罩口里装满一种谷子，然后再缝合罩口，戴在身上测试一下身体的美观及平衡效果。最后，她选定了绿豆，作为乳罩的填充物。
初戴上“绿豆乳罩”的她显得异常的兴奋与激动，对于自己的身体，她仿佛又找回了曾经的那份自信与美丽。后来，她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串门赶集，都行“身”不离地戴着那副“绿豆乳罩”。
一天晚上，她摘下乳罩准备睡觉时，惊讶地发现——乳罩里的那些绿豆竟发芽了！
那一夜，她基本上没合眼，想着怎样解决绿豆在自己的体温下不发芽的问题。第二天，她把那些绿豆炒熟了，然后再放进乳罩里……
可是她发现，问题又来了，她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熟绿豆的香味挥之不去。只要她一出现在人群里，人家总会耸着鼻子作闻香状，然后好奇地问，谁兜里揣着熟绿豆？好香啊！快点拿出来让大家尝尝……弄得她很是尴尬，又不好讲出实情，但也怪不得人家，人家也是无意的啊。
后来，经过很多次试验，她在缝制“绿豆乳罩”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良方，就是在炒绿豆的时候，要掌握好它的火候——仅把绿豆炒到七八成熟的样子，这样的绿豆放进乳罩里既不会发芽，也闻不到香味，刚刚好。
费尽思量，才解决了绿豆作为乳房替代物与自己身体兼容的难题，这位爱美的乡下女人终于松了口气。
有一天，一家女性刊物的记者知道这事后，大老远地赶来采访这位村妇。采访临近尾声时，记者提出要给她拍几张照片。她一下子激动得满脸通红，因为在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她很少有照相的机会，她习惯性地抻抻衣角、捋捋头发，然后站在一株从石缝里长出的芍药花旁，郑重而优雅地摆出了一个个美丽的pose。望着镜头里那朵火红的花儿衬托着那张自信而美丽的笑脸，泪水模糊了记者的视线……
后来，这位记者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我是怀着一种敬仰和感动的心情对她进行采访的，在为她的遭遇感到心酸的同时，又为她乐观而不屈的精神所鼓舞和欣慰。这样一个在贫困交加的境地里挣扎的女人，依然向往美丽，顽强地追求着美丽的女人，她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就像她拥花而卧的那帧美丽的照片。
只要精神不败，我坚信，仅凭这一点，足以让你人生中所有的厄运和苦难！
快事
佚名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教授被誉为“科学玩童”，是个很有趣的人。有一年他去巴西讲学，住在一家高级宾馆，结识了当地一支桑巴乐队。没事的时候，费曼便偷偷找他们学习打鼓。
乐队的人只知道费曼来自美国，而且以前有过业余打鼓的经验，便接纳了他。费曼练习得很卖力，但经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没有打出巴西嘉年华会的味道，有人认为他的技术不过关，因为他没有按部就班地重现某种传统，有时喜欢按照自己的创意去发挥。到了准备参加游行演出的前几天，乐队被叫去接受“检验”，费曼打鼓的“创新”味道居然受到欣赏，于是他被准许参加演出。
宾馆里的服务员对费曼是熟悉的，但嘉年华会举行的那天，看见费曼穿着乐队的衣服经过宾馆门前，还是大吃一惊：“那是教授！”为此，费曼得意许久。
中年的费曼还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熟人们都不赞成他不务正业，认为搞理论的人不可能在绘画艺术上有什么收获。但是费曼兴致很高，难以改变，跑到美术培训班与年轻人一起画模特儿，当时他是成绩最差的一个。断断续续学了几年，费曼大有进步，但他并没对此抱很大期望，只是觉得快乐罢了。一次有人在学院里办画展，费曼也送上两幅自己的作品，不料被一位女士看中，买回去给丈夫做了生日礼物。费曼知道后，比获得诺贝尔奖还兴奋！
在别人认为你不可能做好的事上获得成功，真是快事！
生命常常是如此之美
乔叶
每天下午，接过孩子之后，我都要带着他在街上走一圈，这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习惯。闲走的时候，看着闲景，说着闲话，我就觉得这是上帝对我劳作一天的最好奖赏。每次我们走到文华路口，我就会停下来，和一个卖小菜的妇人聊上几句，这是我们散步的必有内容。这个妇人脸色黑红，发辫粗长，衣着俗艳，但是十分干净。她的小菜种类繁多，且价廉物美，所以常常是供不应求，我常在她这里买菜，所以彼此都相熟。因此每次路过，无论买不买菜，都要停下和她寒暄，客户多的时候，也帮她装装包，收收钱。她会细细地告诉我，今天哪几样菜卖得好，卤肉用了几个时辰，西兰花是从哪个菜市上买的，海带丝和豆腐卷怎样才能切得纤纤如发，而香菇又得哪几样料配着才会又好吃又好看。听着她絮絮的话语，我就会感到一波波隐隐的暖流在心底盘旋。仿佛这样对我说话的，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亲人。而孩子每次远远地看见她，就会喊：“娘娘！”——这种叫法，是我们地方上对年龄长于自己母亲的女人的昵称。
那位妇人的笑容，如深秋的土地，自然而淳厚。
一天夜里，我去剧院看戏，散场时天落了小雨，便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车夫是个年近五十的白衣汉子，身材微胖。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附近住着一位朋友，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很想上去聊聊。便让车夫停车，给他钱。
“还没到呢。”他提醒说，大约以为我是个外乡人吧。
“我临时想到这里看一位朋友。”我说。
“时间长吗？我等你，”他说，“雨天不好叫车。”
“不用。”我说。其实雨天三轮车的生意往往比较好，我怎么能耽误他挣钱呢？
然而，半个小时后，我从朋友的住处出来，却发现他果真在等我。他的白衣在雨雾中如一朵云。
那天，我要付给他双倍的车费，他却执意不肯：“反正拉别人也是拉，
你这是桩拿稳了的生意，还省得我四处跑呢。”他笑道。我看见雨珠落在他的头发上，如凝结成团的点点月光。
负责投送我所在的居民区邮件的邮递员是个很帅气的男孩子，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染着头发，戴着项链，时髦得似乎让人不放心，其实他工作得很勤奋。每天下午三点多，他会准时来到这里，把邮件放在各家的邮箱里之后，再响亮地喊一声：“报纸到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喊一声呢？是单位要求的吗？”一次，我问。
他摇摇头，笑了：“喊一声，要是家里有人就可以听到，就能最及时地读到报纸和信件了。”
后来，每次他喊过之后，只要我在家，我就会闻声而出，把邮件拿走。其实我并不是急于看，而是不想辜负他的这声喊。要知道，每家每户喊下去，他一天得喊上五六百声呢。
他年轻的声音，好似铜钟与翠竹齐鸣的回响。
这些尘土一样卑微的人们，他们的身影出没在我的视线里，他们的精神沉淀在我的心灵里。他们常常让我感觉到这个平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可爱，这个散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默契，而看起来如草芥一样的生命种子，其实是那么坚韧和美丽。
我靠他们的滋养而活，他们却对自己的施与一无所知。他们因不知而更加质朴，我因所知而更觉幸福。
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夏威夷的黑珍珠
刘心武
姚老师每周三下午来教老伴弹钢琴，她虽然上过音乐学院，但主修的是声乐，毕业后分配在乐团合唱队，一唱几十年，六十岁以后，在合唱队排练时兼任钢琴伴奏。老伴弹琴只为自娱，姚老师指导她非常得法，两个人很合得来，两年多下来，姚老师已经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
我从美国讲《红楼梦》回来，带回一些纪念品，其中最贵重的是三件首饰，全是在夏威夷买的。一件是绿宝石坠链，给了老伴；一件是黑珍珠坠链，送给了姚老师。姚老师开始不收，我就解释说，夏威夷有三宝，一是火山熔岩里开采出的绿宝石，老伴最喜欢绿色，几件最常穿的衣服，跟这绿宝石坠链很般配；夏威夷的第二宝是黑珍珠，姚老师爱穿灰黄的休闲服，配黑珍珠更显高雅；第三宝是红珊瑚，我买回一个珊瑚手链，留给儿媳妇。我如实报出购买的价格，让姚老师知道那黑珍珠坠链绝不昂贵，实在只是为了感谢她两年来给我们家带来的欢乐，她听了觉得我确实是把她当作亲人了，也就道谢收下了。
我和老伴都希望姚老师接受礼物后，能马上戴到颈上，但她却收进了提包，而且，下一个周三来我家，虽然还穿着灰黄相间的服装，却并没有戴我送她的那黑珍珠坠链，而是戴了一条白珍珠的项链，我和老伴交换了个眼色，没说什么，心里都有点疑惑。难道她忌讳黑色？
姚老师指导老伴练了约一小时琴，大家就坐到餐桌边喝下午茶。我注意到，她那白珍珠项链，品相一般。三个人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一位仍在电视上露面的着名资深歌唱家，老伴就感叹，说那么多唱歌的，能有几个达到那样的知名度啊！姚老师就说，那是她大学同学，毕业以后跟她一起分到合唱团的。老伴就问姚老师：您是不是挺羡慕她呀？姚老师说：“为她高兴，一点不羡慕。”讲起当年情况，来了专家，让合唱团的人一人独唱一曲，合唱团几十个人，足足唱了三天，专家也听了三天。本来，这样做是为了把合唱水平提得更高，没想到专家却从中发现了一个男中音和两个女高音，认为是三颗珍珠，值得培养为独唱演员，那两个女高音，一个就是姚老师，另一个就是现在的着名资深歌唱艺术家。我和老伴只是听，没提问题。姚老师就笑了。
又喝了一阵茶，姚老师继续说，那时候其实专家对她的潜力更看好，但是，她就是想站在队列里唱合唱，不喜欢站到乐队前领唱或独唱，她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说出来，大家都感到惊讶，专家通过翻译跟她交谈后，说理解了她，还说，很难得，有这样的歌唱者，从灵魂深处体味到了合唱这种艺术形式的真谛，的确，大合唱是人类走向亲和的一种途径。姚老师说，从那以后她就一直留在合唱队，虽然永远不可能出名，却无怨无悔。“我不想做一颗单独闪光的珍珠，我总觉得，一颗珍珠还是跟别的许多颗珍珠在一起，更有意思。”
在姚老师再一次来教琴前，我和老伴多次放送她赠我们的CD盘听，那是她参与的合唱演出的录音，我们原来提不起兴致听，现在却如闻天籁。
姚老师再来时，戴了一条黑珍珠项链，我送她的那一颗，在正中间。她没问我们好看不好看。我们也没用语言去评论。确实，我们理解了，有的珍珠，是永远喜欢跟别的珍珠在一起的。
当你幸福的时候，切勿丧失使你成为幸福的德行。
看起来很干净
莫小米
一行人，去参观女子监狱。
女犯人们正在劳动。偌大的缝纫车间里，裁，缝，熨，各人干着各人的活，都很专注，没人讲话。
参观完了，人们有诸多感想，其中女士们的第一感想，几乎是一致的——那些女犯人们，看起来真是很干净啊，怎么会那么干净呢？
穿着一色的天蓝底间白条纹的棉布衣服，理着一式的齐耳垂直短发，素净而又统一，是看起来显得干净的第一缘由吧。
表情的平静，欲念的收敛，忏悔的专心大概也使她们看起来干净。她们曾不幸陷入泥淖，但眼下她们正经受着反复的淘洗，所以相比大街上那些焦虑的、迷惘的、嫉妒的女子的脸，她们反倒显得干净些了。
其实参观团的女士们当时想到的并没那么多，只是凭直觉来比照。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女犯人们是不化妆的，没有唇红，没有腮粉，没有眉线，没有眼影，最多就是搽一点护肤品。想必她们也没有机会去做美容什么的，但奇怪的是，她们的皮肤一个个出奇的好，白净、细腻、光洁，没有粉刺，没有褐斑，没有奇奇怪怪的过敏或病变，看起来自然是干干净净。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述说着对女子监狱的印象，绝非真的要夸耀女犯人的什么，毕竟她们的这一截人生是非常态的，决无美感可言。我想探究的只是这种印象之来由。十年前我就采访过女子监狱，那次并没有如此强烈的视觉感受。而今天大家不约而同地觉得那里看起来很干净，是不是因为，平日里我们的视觉已饱受污染？我们在大街上、在电视里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公众场合看到的景象，当然也包括女人的脸，虽经过了千辛万苦的整理、修饰、美化，以及挖空心思地想要抢眼夺目个性突出，结果看起来，当然也有美丽优雅的，但一不小心就是很脏的，像垃圾一样脏。
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即使你想得到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幸福，生活反正也不会听你一边酗酒，一边幸福的，它会时时刻刻猝不及防地给你打击。
艺术家突然逝去
任兰
刚刚参加了一个艺术家的追悼仪式。他英年早逝，生前宽厚纯良。朋友纷纷从巴黎、北京、上海飞过来出席，众多黑衣白衫和浅色花朵汇集一堂。
艺术家A说：“那么多坏人，为什么不死，偏偏要死一个好人呢？”艺术家B摇头叹息：“我自己的葬礼，会来这么多人吗？”
追悼会是唯一能看到男人流泪的场合。事出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好合适的表情。原定致辞的人中间，有人因无法说出完整的话而匆匆下场。目击那么多有头有面的中年男士哭得像孩子一样，我不知是该默默递过去一张纸巾，还是该把脸轻轻转开。
逝者不到五十岁，长着温柔的眼睛，在众人心目中，像天使一样安静、美好和热心，却不幸死于一场感冒而引发的医疗事故，身后遗下幼子和爱妻。遗孀身着宽大的白衣，像一只白气球一样飘忽游离。如果不是被身边人挽住手臂，我疑心她会随时飞升起来，脱离悲伤的地面。
美术馆安排了专场的作品讨论会，他的生前好友分别发言，回忆和他的交往以及肯定他在艺术上的价值。遗孀换了一身黑衣列席会议。她低着头，偶尔颔首、流泪，长发静静垂在胸前。
仪式结束，部分人赶往机场和火车站，部分人来到咖啡厅休息。逝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瘫在并不舒服的座椅里，不说话也不动，像一条被拧干的抹布。说着说着，其他人就谈到家属的安抚工作。肩膀宽阔的C说：“他爱人现在勉强能支撑住，可过两天，等她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那些东西，她才真正开始疼。”他用食指戳了戳自己的胸口。
和他们住同一栋大厦的D表示，最好轮流安排人每天去陪伴她，跟她说话，让她没有时间悲伤。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派谁去呢？D即将出国，C要回法国，每个人都在身不由己地忙碌着。
人群散去。这个世界，美好也罢，丑陋也罢，最终还是要一个人面对。有什么是别人真正可以与你分担的呢？
忽然，我就那样停止忧伤。
人生的大悲剧不是人们死亡，而是他们不再爱人。
跳舞的老人
周平
我们电视台摄制组到大别山深处采风，据说因为偏远闭塞，那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原汁原味的民间歌舞，很有史料价值。这次进山，就是为了抢救这些快要绝迹的民间歌舞。
在一个小山村拍摄了一些宝贵镜头后，我们准备移师别处了。正当我们在村委会大院里收拾家伙，进来一位老汉，弓腰驼背，直愣愣地盯着我们说：“借问大哥一声，听说你们是摄戏的？”
老人直瞪着桌子上的摄像机，双目犀利如鹞，待我们作答后又急切地问：“这物件，真的摄得进人舞戏？”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老人不再说话，双目虔诚地凝视摄像机，入定片刻，突然动手脱去土布上衣，裸出了身体。我们莫名其妙。看老人，身上瘦骨嶙峋，烂布一样叠皱的皮肤上浮着不少老年斑，胸腔上的排骨凸凹分明如同搓衣板。最触目惊心的是他满身的疤痕，亮晃晃红艳艳的，在身上东一块西一块地绽放。
老人面对摄像机，恭敬地抱拳，当胸一握，然后不慌不忙，走一圈方步，突然，双脚腾空，踏出一种节奏独特的舞步。导演眼睛一亮，立刻悄悄吩咐摄像记者开机。
老人的双脚如生了风，踩出的舞步扑朔迷离，叫人难以琢磨，像在乞求，像在逃避，又像在迫切地追逐。导演突然喊了一声：“八卦步！”我们仔细一看，果然，老人每踩出一个节奏，即构成一幅八卦图阵，而每一图阵的先后顺序既变幻莫测，又灵通圆满，透出一股诡谲的灵气——这正是我们此行找了很久的八卦舞步。
灵气如电流般游走在老人的腿上、胯上、腹部、胸膛、肩膀……渐渐地，老人腰不弓、背不驼了，原先灰灰的脸膛变得酡红，浑身像是注满了精气，鲜活如一青春勃发的后生。老人癫狂地随着舞步扭动身躯，像一条跃上青草岸的鲤鱼，浑身伤痕累累如同片片密匝匝排列的鱼鳞，在阳光下干渴地蠕动。蓦地，老人探出双手，合着冥冥中的一种昭示，极富节奏地拍打着身体，巴掌拍击在胸脯上、肚上、背上，响声清亮悦耳，给老人鲜花绽开蝴蝶纷飞的皮肉重重叠叠地烙上了数不清的枫叶样图案。一阵阵混沌不清的呼喊从老人的破嗓子里吼出来，滤过老人管不住风的豁牙嘴，听来就像落在峡谷陷阱里的老狼一样凄凉惨烈。呼号声合着手掌疯狂的拍打声，揉成了一种奇特的声响，神秘地牵引着老人的身体，做出粗犷洒脱的抽搐，像蟒蛇扭腰，像虎豹摆尾，像鹞子翻身，这是生命的释放，是力，是美……
突然，老人嘶哑的嗓子里吼出了一团团猩红的血花，辉煌地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如生命的轨迹。我们一看不对劲，正要上前阻止，却见老人随着最后一声呐喊，轰然扑倒，在地上写出了一个庄严的“大”字。
大家急忙跑过去，发现老人已没有鼻息。
我们找来了村里的人。村里人悲伤了一阵，便按部就班地依着习俗为老人收殓。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老光棍，年轻时候媳妇给人拐走了，还遭了一顿毒打，后来就疯疯癫癫，直到现在。他说：死了倒脱爽……
听了这些，我们愕然。
个人的真正价值就是能自我解放，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幸福的篮子
［俄］尤·沃兹涅先斯卡娅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
一天，我路过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像个侏儒，而且还驼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妇人才是真正不幸的人……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像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怨自艾。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在椅子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一时刻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现，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他们不追求物质的东西，而是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新婚的礼物
杨澜
有一种情节每次都让我感动。
那就是在新婚前夜，母亲拿出自己平生最心爱的首饰，放到即将出嫁的女儿手中，无论这位母亲是粗手粗脚的农妇，还是养尊处优的贵妇。无论这件首饰是粗布中包裹的银簪，还是锦盒中收藏的项链，在母女双手相握，四目相视的瞬间，一个神圣的仪式就完成了。
通常这时候两个女人都很激动，说着最亲密柔美的话；或者干脆哽咽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相拥而泣。
母亲的不舍与祝愿，女儿的向往与恐惧，都在这时释放。
同时，两代人开始有了一种平等的交流，作为女人，她们之间无所不谈。
那件神秘的饰物，明天将出现在新娘的身上，给她勇气和胆量去担当婚姻和命运。
我的婚礼临近的时候。母亲一直在翻箱倒柜，口中喃喃地说：“真是找不出什么东西。”
然后就见她坐在一堆什物中发呆。
父亲说：“给女儿些钱，让她自己去买件喜欢的东西，不就得了？”
妈妈立刻摇头：“女人的事，不是钱的问题。”
父亲不解地走开，为了自己不是女人而庆幸。看得出，母亲很懊悔。她当年结婚时，外祖母曾经送给她一只红宝石别针。
文革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外祖父家被抄，他们的一生积蓄被抢掠一空。在北京工作的母亲也受到牵连。
为了避免惹出更多的麻烦，她只有狠狠心把这只心爱的别针扔进了抽水马桶。
“为什么不藏起来？那么小的一件东西。”我仿佛听到哗哗的水声，心疼地问。
“往哪里藏？随时会有人来检查，或揭发，与其被他们抄去，不如……”母亲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靠工资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的父母谈不-亡有什么积蓄。母亲也曾在那百货商店的首饰柜台边流连，感叹些成色不佳的珠宝竟要那么高的价钱，然后，空手而去。
直到后来我工作了，母亲买了几件小小的首饰，但是它似乎都不足以成为女儿的新礼物。
终于，母亲在一些旧什物中找到一只木雕彩绘的圆形针。它由六朵立体雕刻的小花构成，古朴而生动，色彩经久不褪特别适合别在旗袍的立领中央。
那是母亲在少女时代用钱在上海城隍庙买的。
当时，她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学校里最漂亮、最活跃的女生之一。
那时候真有精力，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美丽的。
母亲一边平静地说着，一边把别针递给我。
她手背上的皮肤已经开始松弛了。我玩着这件特殊的礼物，心中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它因为朴素无华而躲过劫难，又因为缀满梦想而得以久藏。这不正是婚姻的秘诀吗？
婚姻的幸福并不完全建筑在显赫的身份和财产上，却建筑在互相尊敬上。这种幸福的本质是谦逊和朴实的。
爱到逃离
安妮宝贝
20岁的时候，我得到过一份有生命的礼物，是一只小狗。那也是我养过的唯一的一只动物。
那个夏天，林把它送给我的时候，它还非常小。它会躺在我的裙子上睡觉，然后用它温暖湿润的小舌头，轻轻舔我的手指。
我在灼热的阳光下，飞跑着去超市买牛奶和牛肉干。我不知道我可以给它什么更好的东西。一颗心在跑的时候，跳得让我疼痛。
我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我叫它小乖。
常常一起去公园散步，它跟着我，因为太小，跑起来还摇摇晃晃的。
我擦地板的时候，它就在纸盒子里面探出小脑袋，我擦到哪里，它的视线就跟到哪里。
我们常常玩的亲密游戏是，我叫它的名字，然后躲起来，它开始四处找我。
很奇怪它的眼睛，像一个婴儿的，纯洁，无邪。当我们互相凝望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是相爱的。
一个星期后，它突然生病。不肯吃任何东西。一直躺在角落里睡觉。林对我说，你给它吃得太好，伺候得太细心。一条小杂种狗，随便着养就是了。
那时手足无措的我，只好把它抱到林的家里。林的妈妈帮我照顾它，给它吃药，用冷毛巾垫在它的小脑袋下面。
那个晚上，我留在林的家里睡觉，怕小乖会死掉。它已经处于弥留状态。
我不肯吃晚饭，坐在地上，一边抚摸着它，一边不停地哭。
林的妈妈说，不用这样伤心。只是一条狗。
那天我和林的妈妈一起睡在阳台上的凉席上。
半夜，突然惊醒，我听到小乖细细的叫声。它趴在我的肩上，用它凉凉的小舌头，舔我的耳朵。
它来告诉我，它好了。
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黑暗中，抱着它温暖的小身体，我泪流满面。
我把小乖留在了林的家里，坚决不肯再带它回家。
下楼的时候，小乖一直跟我到楼道口，睁着它疑惑的眼睛，不知道我为何不抱它一起走。
我看也不看它，飞快地跑了出去。
林说，你真的不要它了？
我说，是的。我承担不起这份感情，还是断了好。
小乖在林的家里留了很长时间。我偶尔去看它。
它总是认出我。围着我的脚撒欢，躺下来让我抚摸它的肚子，显得很快乐。
林因为搬家，后来把它送到乡下。
最终小乖失去了踪迹。
林说，你的残酷有时真的让人吃惊，你就这样抛下它就走。
我说是啊，我就这样。
太深刻的感情，只能让人选择逃离。
甚至没有勇气去承担分别。
20岁以后，我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寂静。
不会再让自己爱得只能离开。
爱，在于去爱，那甚于被爱。
宽恕
佚名
我的爸爸是任何人都会引以为荣的人。他是位名律师，精通国际法，客户全是大公司，因此收入相当好。
我是独子，当然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爸爸没有惯坏我，可是他给我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家很宽敞，也布置得极为优雅。爸爸的书房是清一色的深色家具、深色的书架、深色的橡木墙壁、大型的深色书桌，书桌上造型古雅的台灯，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书桌上处理一些公事，我小时常乘机进去玩。爸爸有时也会解释给我听他处理某些案件的逻辑。他的思路永远如此合乎逻辑，以至我从小就学会了他的那一套思维方式，也难怪每次我发言时常常会思路很清晰，老师们当然一直都喜欢我。
爸爸的书房里放满了书，一半是法律的，另一半是文学的，爸爸鼓励我看那些经典名着。因为他常出国，我很小就去外国看过世界着名的博物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爸爸要使我成为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在爸爸的这种刻意安排之下，再笨的孩子也会有教养的。
我现在是大学生了，当然一个月才会和爸妈度一个周末。前几天放春假，爸爸叫我去垦丁，在那里我家有一个别墅。爸爸邀我去海边散步，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在一个悬崖旁边坐下休息。
我提起社会公义的问题，爸爸没有和我辩论，只说社会该讲公义，更该讲宽恕。他说：“我们都有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可能。”我想起爸爸也曾做过法官，就顺口问他有没有判过任何人死刑。
爸爸说：“我判过一次死刑，犯人是一位年轻的原住民，没有什么常识，他在台北打工的时候，身份证被老板娘扣住了，其实这是不合法的，任何人不得扣留其他人的身份证。他简直变成了老板娘的奴工，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娘。我是主审法官，将他判了死刑。事后，这位犯人在监狱里信了教，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已是个好人，因此我四处去替他求情，希望他能得到特赦，免于死刑，可是没有成功。”
“他被判刑以后，太太替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在监狱探访他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初生婴儿的照片，想到他将成为孤儿，也使我伤感不已，由于他已成另一个好人，我对我判的死刑痛悔不已。”
“他临刑之前，我收到一封信。”爸爸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已经变黄的信纸，一言不发地递给了我。
信是这样写的：
法官大人：
谢谢你替我做的种种努力，看来我快走了，可是我会永远感谢你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你照顾我的儿子，使他脱离无知和贫穷的环境，让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求求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再也不能让他像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生。
我对这个孩子大为好奇，“爸爸，你怎么样照顾他的？”
爸爸说：“我收养了他。”
一瞬间，世界全变了。这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杀我爸爸的凶手，子报父仇，杀人者死。我跳了起来，只要我轻轻一推，爸爸就会粉身碎骨地跌到悬崖下面去。可是我的亲生父亲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坐在这里的，是个好人，他对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我的亲生父亲悔改以后，仍被处决，是社会的错，我没有权利再犯这种错误。
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在场，他会希望我怎么办？
我蹲了下来，轻轻地对爸爸说：“爸爸，天快黑了，我们回去吧！妈妈在等我们。”爸爸站了起来，我看到他眼旁的泪水，“儿子，谢谢你，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原谅了我。”我发现我的双眼也因泪水而有点模糊，可是我的话却非常清晰，“爸爸，我是你的儿子，谢谢你将我养大成人。”
海边这时正好刮起了垦丁常有的落山风，爸爸忽然显得有些虚弱，我扶着他，在落日的余晖下，向远处的灯光顶着大风走回去。
错误在所难免，宽恕就是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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