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男女在福州（1936）

    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于1936年初建成，但就在落成之际，经友人介绍，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来函邀请郁达夫赴闽供职。

    陈仪邀请郁达夫到福建，第一是因为介绍人葛敬思与陈仪是亲戚，并且陈仪的本人亦曾赴日本留学，他的弟弟更是郁达夫日本时候的同学，这让陈仪非常信任郁达夫；第二是因为郁达夫精通日文，便于与日本人打交道，郁达夫的日文造诣远在其他人之上，并且作为文坛宿将，其声明本身就是一笔财富，网罗如此人才，岂不是让陈仪如虎添翼。

    郁达夫接到陈仪邀请后，即复信表示“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说自己过完年就会启程，同时郁达夫的私心里，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

    郁达夫到达福州后，果然受到陈仪重视，被委任为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在闽期间，郁达夫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倒创作和演讲中，然而这个阶段也是郁达夫宣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勤的时期。

    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前十余年在北平。说起私家的厨子，我们总同声一致的赞成刘崧生先生和林宗孟先生家里的蔬菜的可口。当时宣武门外的忠信堂正在流行，而这忠信堂的主人，就系旧日刘家的厨子，曾经做过清室的御厨房的。上海的小有天以及现在早已歇业了的消闲别墅，在粤菜还没有征服上海之先，也曾盛行过一时。面食里的伊府面，听说还是汀州伊墨卿太守的创作；太守住扬州日久，与袁子才也时相往来，可惜他没有像随园老人那么的好事，留下一本食谱来，教给我们以烹调之法；否则，这一个福建萨伐郎（Savarin）的荣誉，也早就可以驰名海外了。

    福建菜的所以会这样著名，而实际上却也实在是丰盛不过的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天然物产的富足。福建全省，东南并海，西北多山，所以山珍海味，一例的都贱如泥沙。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海货来充作食品。又加以地气温暖，土质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一年四季，笋类菜类，常是不断；野菜的味道，吃起来又比别处的来得鲜甜。福建既有了这样丰富的天产，再加上以在外省各地游宦营商者的数目的众多，作料采从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于是乎闽菜之名，就喧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清初周亮工著的《闽小纪》两卷，记述食品处独多，按理原也是应该的。

    福州海味，在春三二月间，最流行而最肥美的，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房。《闽小纪》里所说的西施舌，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色白而腴，味脆且鲜，以鸡汤煮得适宜，长圆的蚌肉，实在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听说从前有一位海军当局者，老母病剧，颇思乡味；远在千里外，欲得一蚌肉，以解死前一刻的渴慕，部长纯孝，就以飞机运蚌肉至都。从这一件轶事看来，也可想见这蚌肉的风味了；我这一回赶上福州，正及蚌肉上市的时候，所以红烧白煮，吃尽了几百个蚌，总算也是此生的豪举，特笔记此，聊志口福。

    蛎房并不是福州独有的特产，但福建的蛎房，却比江浙沿海一带所产的，特别的肥嫩清洁。正二三月间，沿路的摊头店里，到处都堆满着这淡蓝色的水包肉；价钱的廉，味道的鲜，比到东坡在岭南所贪食的蚝，当然只会得超过。可惜苏公不曾到闽海去谪居，否则，阳羡之田，可以不买，苏氏子孙，或将永寓在三山二塔之下，也说不定。福州人叫蛎房作“地衣”，略带“挨”字的尾声，写起字来，我想只有“抵”字，可以当得。

    在清初的时候，江瑶柱似乎还没有现在那么的通行，所以周亮工再三的称道，誉为逸品。在目下的福州，江瑶柱却并没有人提起了，鱼翅席上，缺少不得的，倒是一种类似宁波横脚蟹的蟳蟹，福州人叫作“新恩”，《闽小纪》里所说的虎蟳，大约就是此物。据福州人说，蟳肉最滋补，也最容易消化，所以产妇病人以及体弱的人，往往爱吃。但由对蟹类素无好感的我看来，却仍赞成周亮工之言，终觉得质粗味劣，远不及蚌与蛎房或香螺的来得干脆。

    福州海味的种类，除上述的三种以外，原也很多很多；但是别地方也有，我们平常在上海也常常吃得到的东西，记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不说。至于与海错相对的山珍哩，却更是可以干制，可以输出的东西，益发的没有记述的必要了，所以在这里只想说一说叫作肉燕的那一种奇异的包皮。

    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壮强的男子，拿了木锥，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的死劲地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什么回事？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所谓肉燕者，就是将猪肉打得粉烂，和人面粉，然后再制成皮子，如包馄饨的外皮一样，用以来包制菜蔬的东西。听说这物事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

    福州食品的味道，大抵重糖；有几家真正福州馆子里烧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是同蜜饯的罐头一样，不杂入一粒盐花。因此福州人的牙齿，十人九坏。有一次去看三赛乐的闽剧，看见台上演戏的人，个个都是满口金黄；回头更向左右的观众一看，妇女子的嘴里也大半镶着全副的金色牙齿。于是天黄黄，地黄黄，弄得我这一向就痛恨金牙齿的偏执狂者，几乎想放声大哭，以为福州人故意在和我捣乱。

    将这些脱嫌糖重的食味除起，若论到酒，则福州的那一种土黄酒，也还勉强可以喝得。周亮工所记的玉带春、梨花白、蓝家酒、碧霞酒、莲须白、河清、双夹、西施红、状元红等，我都不曾喝过，所以不敢品评。只有会城各处在卖的鸡老（酪）酒，颜色却和绍酒一样的红似琥珀，味道略苦，喝多了觉得头痛。听说这是以一生鸡，悬之酒中，等鸡肉鸡骨都化了后，然后开坛饮用的酒，自然也是越陈越好。福州酒店外面，都写酒库两字，发卖叫发扛，也是新奇得很的名称。以红糟酿的甜酒，味道有点像上海的甜白酒，不过颜色桃红，当是西施红等名目出处的由来。莆田的荔枝酒，颜色深红带黑，昧甘甜如西班牙的宝德红葡萄，虽则名贵，但我却终不喜欢。福州一般宴客，喝的总还是绍兴花雕，价钱极贵，斤量又不足，而酒味也淡似沪杭各地，我觉得建庄终究不及京庄。

    福州的水果花木，终年不断；橙柑、福橘、佛手、荔枝、龙眼、甘蔗、香蕉，以及茉莉、兰花、橄榄等等，都是全国闻名的品物；好事者且各有谱谍之著，我在这里，自然可以不说。

    闽茶半出武夷，就是不是武夷之产，也往往借这名山为号召。铁罗汉，铁观音的两种，为茶中柳下惠，非红非绿，略带赭色；酒醉之后，喝它三杯两盏，头脑倒真能清醒一下。其他若龙团玉乳，大约名目总也不少，我不恋茶娇，终是俗客，深恐品评失当，贻笑大方，在这里只好轻轻放过。

    从《闽小纪》中的记载看来，番薯似乎还是福建人开始从南洋运来的代食品；其后因种植的便利，食味的甘美，就流传到内地去了；这植物传播到中国来的时代，只在三百年前，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亮工所记如此，不晓得究竟是否确实。不过福建的米麦，向来就说不足，现在也须仰给于外省或台湾，但田稻倒又可以一年两植。而福州正式的酒席，大抵总不吃饭散场，因为菜太丰盛了，吃到后来，总已个个饱满，用不着再以饭颗来充腹之故。

    饮食处的有名处所，城内为树春园、南轩、河上酒家、可然亭等。味和小吃，亦佳且廉；仓前的鸭面，南门兜的素菜与牛肉馆，鼓楼西的水饺子铺，都是各有长处的小吃处；久吃了自然不对，偶尔去一试，倒也别有风味。城外在南台的西菜馆，有嘉宾、西宴台、法大、西来，以及前临闽江，内设戏台的广聚楼等。洪山桥畔的义心楼，以吃形同比目鱼的贴沙鱼著名；仓前山的快乐林，以吃小盘西洋菜见称，这些当然又是菜馆中的别调。至如我所寄寓的青年会食堂，地方清洁宽广，中西菜也可以吃吃，只是不同耶稣的飨宴十二门徒一样，不许顾客醉饮葡萄酒浆，所以正式请客，大感不便。

    此外则福建特有的温泉浴场，如汤门外的百合、福龙泉，飞机场的乐天泉等，也备有饮馔供客；浴客往往在这些浴场里可以鬼混一天，不必出外去买酒买食，却也便利。从前听说更可以在个人池内男女同浴，则饮食男女，就不必分求，一举竟可以两得了。

    要说福州的女子，先得说一说福建的人种。大约福建土著的最初老百姓，为南洋近边的海岛人种；所以面貌习俗，与日本的九州一带，有点相像。其后汉族南下。与这些土人杂婚，就成了无诸种族，系在春秋战国，吴越争霸之后。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故而直至现在，福州人还呼丈夫为“唐晡人”，晡者系日暮袭来的意思，同时女人的“诸娘仔”之名，也出来了。还有现在东门外北门外的许多工女农妇，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他们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只今台湾的福建籍妓女，听说也是一样；亡国到了现在，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而她们却仍不肯与日本的嫖客同宿。若有人破此旧习，而与日本嫖客同宿一宵者，同人中就视作禽兽，耻不与伍，这又是多么悲壮的一幕惨剧！谁说犹唱后庭花处，商女都不知家国的兴亡哩！试看汉奸到处卖国，而妓女乃不肯辱身，其间相去，又岂只泾渭的不同？这一种古代的人种，与唐人杂婚之后，一部分不完全唐化，仍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仪式的，就是现在仍旧退居在北门外万山深处的畲民。此外的一族，以水上为家，明清以后，一向被视为贱民，不时受汉人的蹂躏的，相传其祖先系蒙古人。自元亡后，遂贬为蛋户，俗呼科蹄。科蹄实为曲蹄之别音，因他们常常曲膝盘坐在船舱之内，两脚弯曲，故有此称。串通倭寇，骚扰沿海一带的居民，古时在泉州叫作泉郎的，就是这一种人种的旁支。

    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有这种种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汉族，有点两样。大致广颡深眼，鼻子与颧骨高突，两颊深陷成窝，下额部也稍稍尖凸向前。这一种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觉得特别；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线条刻划分明，像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自。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佣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红，像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的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我们从前没有居住过福建，心目中总只以为福建人种，是一种蛮族。后来到了那里，和他们的文化一接触，才晓得他们虽则开化得较迟，但进步得却很快；又因为东南是海港的关系，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比中原僻地为频繁，所以闽南的有些都市，简直繁华摩登得可以同上海来争甲乙。及至观察稍深，一移目到了福州的女性，更觉得她们的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康健，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

    “天生丽质难自弃”，表露欲，装饰欲，原是女性的特嗜；而福州女子所有的这一种显示本能，似乎比什么地方的人还要强一点。因而天晴气爽，或岁时伏腊，有迎神赛会的关头，南大街，仓前山一带，完全是美妇人披露的画廊。眼睛个个是灵敏深黑的，鼻梁个个是细长高突的，皮肤个个是柔嫩雪白的；此外还要加上以最摩登的衣饰，与来自巴黎纽约的化装品的香雾与红霞，你说这幅福州晴天午后的全景，美丽不美丽？迷人不迷人？

    亦唯因此之故，所以也影响到了社会，影响到了风俗。国民经济破产，是全国到处都一样的事实；而这些妇女子们，又大半是不生产的中流以下的阶级。衣食不足，礼义廉耻之凋伤，原是自然的结果，故而在福州住不上几月，就时时有暗娼流行的风说，传到耳边上来。都市集中人口以后，这实在也是一种不可避免而急待解决的社会大问题。

    说及了娼妓，自然不得不说一说福州的官娼。从前邵武诗人张亨甫，曾著过一部《南浦秋波录》，是专记南台一带的烟花韵事的；现在世业凋零，景气全落，这些乐户人家，完全没有旧日的豪奢影子了。福州最上流的官娼，叫作白面处，是同上海的长三一样的款式。听几位久住福州的朋友说，白面处近来门可罗雀，早已掉在没落的深渊里了；其次还勉强在维持市面的，是以卖嘴不卖身为标榜的清唱堂，无论何人，只须化三元法币，就能进去听三出戏。就是这一时号称极盛的清唱堂，现在也一家一家的废了业，只剩了田墩的三五家人家。自此以下，则完全是惨无人道的下等娼妓，与野鸡款式的无名密贩了，数目之多，求售之切，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至于城内的暗娼，包月妇，零售处之类，只听见公安维持者等谈起过几次，报纸上见到过许多回，内容虽则无从调查，但演绎起来，旁证以社会的萧条，产业的不振，国步的艰难，与夫人口的过剩，总也不难举一反三，晓得她们的大概。

    总之，福州的饮食男女，虽比别处稍觉得奢侈，而福州的社会状态，比别处也并不见得十分的堕落。说到两性的纵弛，人欲的横流，则与风土气候有关，次热带的境内，自然要比温带寒带为剧烈。而食品的丰富，女子一般姣美与健康，却是我们不曾到过福建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发见。

    ——1936.6.2

    （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逸经》半月刊第九期）

    回忆鲁迅（1936）

    郁达夫与鲁迅早在1923年就相识了，其后一直作为亲密的朋友和战友长期交往，尤其是后期到了上海，两人更是联手促成了中国文艺界的很多大事，对于郁达夫，鲁迅的影响是深刻的，当他得知鲁迅辞世后，连夜致电许广平，并在赴沪轮船上作《对于鲁迅死的感想》：“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在。”随后又在1936年10月24日作散文《怀鲁迅》，寄托哀思，此文是两年后在离开福州之前所作，追忆了对这个即是兄长又是老友的故事。

    序言

    鲁迅作故的时候，我正飘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是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热闹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相见，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株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两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刑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数年前，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那时候，我住在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的老宅里。时常来往的，是住在东城禄米仓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的三昆仲；不时也常和周作人氏，钱玄同氏，胡适之氏，马幼渔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会的席上。这些同事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而对于鲁迅的古怪脾气，都当作一件似乎是历史上的轶事在谈论。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本来，鲁迅与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缮，他们弟兄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安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功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连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连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的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己氏闹反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做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总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弗，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总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尤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铡，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广平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这句话真说得我高笑了起来。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认识，以及有什么来往，我却还一点儿也不曾晓得。

    直到两年（？）之后，他因和林文庆博士闹意见，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诫亲属似地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

    “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以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外人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晓得。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

    “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我只举一个例出来，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当他在美国向他的夫人求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册克莱克夫人著的小说《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记了，又捧呈了她以这册John Halifax Gentleman。这是林夫人亲口对我说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就可以看出语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实的一位模范绅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绅士态度，我们都在说，这些都是从他的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错觉）心理出发的。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他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讲完了量与质的问题，讲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较问题之后，就劝她，以后，顶好是给周先生以好的陈黄酒喝，否则还是喝啤酒。

    这一段谈话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鲁迅送了我两瓶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我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总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请教尊姓大名的缘故。像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的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部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鄣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来，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不过，左翼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请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及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账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账，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的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变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案的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的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敌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同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原载香港一九三八年《星岛周刊》第二期，未完，后刊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风乙刊》和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

    全面抗战的线后（1937）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战事的接连爆发，让身在福建的郁达夫再也坐不住了。1937年10月17日，郁达夫领导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达夫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然而12月，郁达夫又登报声明退出“救亡协会”。

    关于这段历史，后世研究者指出，当时《救亡文艺》初创，郁达夫得悉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楼适夷刚从国民党浙江监狱释放出来，郁达夫喜出望外，特地去信相邀来榕，担任“文救会”编委和《救亡文艺》编辑。此时《福建民报》编务黑尼好心地提醒郁达夫：“他们都是进步作家，据说当局对此已有微词。楼适夷明明白白是共产党的人啊，先生切切谨慎为好。”郁达夫愤愤然说：“一个作家，文章不能写，书不能教，还有什么自由？有之，恐怕只是吟风咏月，他们要叫作家都变成哑巴，妇女都回到厨房，把中国变成希特勒的德国！”郁达夫不避嫌疑，坚请共产党员楼适夷来榕共事。

    当然《救亡文艺》引起了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才被迫停止活动。郁达夫只好退出，次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

    自七月七日夜，芦沟桥日军来袭，八月十三晨，上海日水兵炮击我保安队后，数十年来之宿怨。四万万人之积愤，一旦爆发，立时演成了我中华全民族全面抗战之悲壮剧。我们虽是弱国，但我们决不是甘为奴隶的劣等民族，“九一八”以来不抵抗之耻，经此一战而雪尽；虽则苦战只一二月，以后长期抵抗，将不达到胜战的目的不止，多则三年，少亦两载，忍苦杀敌之来日方长；可是只将此一二月之战绩论，中华民族复兴之兆，已早显示在我们的目前，民族战争史上的光荣，我们早已占有一席地了。我们生逢着这一伟大时代，个人的情绪紧张，牺牲的决心坚固，原是当然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怀念着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孺同胞，以及无衣食无武器的劳工大众，直接间接在受暴日炮火炸弹的虐杀。记者于沪战开始后，曾由海上飘泊至宁波，由浙江内地经闽北而返福州，沿途所见，都是些赤手空拳丧家失业的妇孺老幼；迄今事隔多日，而中宵梦魇，犹见许多避难同胞，凄惨流离在道路之中。因借《公余》余白，略记二三目击琐事，以志日帝国主义侵略者之惨无人道；并欲昭示子孙，永勿忘日本军阀，实为我中华民族之世仇。

    自八月上旬起，因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日日在公园靶子场一带耀武扬威，附近居民，深恐“一二八”惨剧之重演，早已纷纷迁避入英法租界。盖闸北“一二八”之血迹未干，而日本军人面貌之狞恶如故，矢在弦上，势在必发，惊弓之鸟，自不能如常时之镇定。

    八月十日，记者因事去北四川路，见自老靶子路铁门以北，临街铺户，全部门窗紧闭，绝似元旦清晨合街休息的景象。与元旦不同之处，唯在街上行人的绝少，——因行人一稀少之故，二三野狗与陆战队巡逻兵卒往来之影，反更惹人注意。——电车公共汽车内坐客的零落，与夫各铺户门上，都贴有红色及绛黄色迁移或招租广告的几点。记者栖息或经行沪滨垂二十年，从未见有如此凄惨萧条之市景。山雨欲来，大难将至，居民殆从日水兵之行动上早已感觉到了。

    自老靶子路向西，转出北站，则铁栅栏附近，闸北居民，犹在列出埃及之长蛇阵。一只破旧皮箱，一捆帐子被褥，及便桶洋炉灶之类，几乎是伊辈各具之财产，因知稍为富有者，早已迁避一空，此辈均系捱迟避难之中下平民。人力车夫之趁火打劫，亦唯对此辈为独甚；记者曾亲眼见一辆车资，自北站拉至三马路大新街口，讨价为一元五角，讲定价钱为大洋一元，而车夫态度，尚强硬舒徐，有薄此而不屑拉的神气。

    促成沪北居民如此恐慌之直接最大原因，实为八月九日午后，两日水兵因窥测我虹桥机场之故的被击。敌国军人，际此险象环生之备战时期，无故而闯入我戒严地带，意图刺探军情；且先以枪弹伤杀我卫兵，我之还击，自属正当防卫，而日军部当局，反向我发最后通牒，欲威逼我保安团队，限刻全部退出淞沪。在这情形之下，中国军人若无血气则已，若有人性，自然不能隐忍，必予以强有力之抵抗；居民熟悉此事之经过，知日军之已有计划地向我进攻，其仓皇逃避，理固·宜然；所可恨者，诸江北同胞，漠不知同舟共济之大义，反欲乘危急而发此不义之大财，实为我民族之一污点。

    记者因迎自日返国之一旧友而赴沪，居停十日，诸事已接洽就绪，早晚打点上船返闽，离去上海。十一日午后，适有三北公司之靖安轮南行，十一日晨便从谣言丛集难民满地之上海埠头上船，犹冀侵略者或将勒马悬崖，不轻作玩火之把戏；至少在江浙之片隅，或许能继续其平时通商生产诸事业。

    半月来秋高气爽，天气日日晴明，若在平时。此番航海，如行地中海上，旅客可坐赏沿海各岛屿风景，反较陆行舒适。但因时局紧张，船中旅客增加至一倍以上。下午四肘，船驶出吴淞口边，又见有日本军舰二三十只，停泊在浦江上下；陆战队兵士，正在阳光下搬运弹药食品，忙如雨后蚂蚁；而白色浅底之日本扬子江舰队，分靠在两岸，尚不在那二三十艘战舰之数中。因眼见到了这些日本备战的舰只，又夹以脑际带来的沪上所散布着的风闻，乘客之中，有断定今晚或即有战争爆发者；然亦有乐天家以滑稽口吻，在作谐谈，谓日本所有财产，都已搬至黄浦江上，目的实只在示威，小丑究何敢跳梁云。

    船出口后，风平浪静，新月如钩，食堂内议论风生，所谈的无非是战争时事；殊不知在船客兴高采烈之此际，大风警报已由无线电传到船上，而上海的战云，亦正在一刻一刻地紧迫。

    十二日，海上无事，唯觉风大了一点，就至宁波附近依岸行舟；至十三日晨从舱里睡醒起床，船主已使人来报信，谓上海战事爆发，我军大胜，日海军司令部已被我军占据。自此消息传出后，船中乘客，个个紧张，逃难船客，亦顿忘了奔波之苦，而大风早已迫近我们的路线，船于下午不得不在舟山湾附近抛锚躲避。自此日起，靖安每日一进一退，只在海上作游弋，绝似避暑之快艇，在大海中作逍遥游者；实则半为大风，半为敌舰，恐中途被劫虏，故不得不作迷途之鸥鸟，以避危险。如此行动，继续了两昼夜，到十五日晨，才决定回航，去宁波暂避。驶进镇海口，到达宁波江北岸时，正将近十点的样子。

    在宁波上岸后，晨光中所见之街市萧条景象，与上海所见者略同；急驱车至鄞县县府，询之陈县长，方识敌机受汉奸密报，昨日曾飞来炸我曹娥及诸暨等处，我之军械战机，曾无若何损失，而敌机数架，却被击落在绍属境内。自宁波站上火车，一路上听人谈论，都系昨午空战之情形。下午二时，过慈溪车站，且见有被缚之汉奸两名在站上示众，手臂上有一油墨印成之令字，擦之不去。沿途聚观之乡民，眦裂发指，都有生啖奸肉之概。在火车内，且闻有人谈起，昨晚在一小客栈中，被臭虫咬扰，终夜不能合眼，因与大家议定，此后见有臭虫，将统叫作“日本军阀”，可以表示日军阀之吮吸人血，臭气熏蒸。我国国民之怨恨日本侵略，及愿世世勿忘此仇之志，于此等谈话及气概中可以见到。中日两民族，所以积怨至如此地步，比当年法德更甚者，实由日本军阀一手所造成。名臭虫作“日本军阀”大有油炸桧之意，预料一年半载之后，此类名词，将普遍流行于中国，汉奸及日军阀之遗臭，在我中国或将延长至万万年，也说不定。

    车过曹娥，渡江后，还能见到昨午空战之遗迹；被击落之臭虫机一架，远埋在西北面之稻田中，小臭虫除两只被活捉，解赴杭州外，四只尸体，尚未埋下，惜因时间匆促，未能往摄一影片，以示我空军之威武。夜宿绍兴，居民都早就息灯安寝，似有静卧一宵，预备明日再去杀敌之意。

    绍兴晨起，即见有满天微雨，散落中庭。冒雨至五云，赶车到江边，还未敲八点。江边的景象，才是一幅惨极的流民移徙图，非身到其境者，不会感到日军的残酷无人道，专擅在无武器非战斗员的妇孺老幼间施虐；我军人之勇气百倍，誓欲为各老幼报仇之敌忾心，殆亦由日军的此种暴行所促成。

    江边在大雨之下，泞泥之中，露宿着的上海难民，将近一万，大半都系女工，以及老幼之无家可归者，东面水际，聚拥着一簇蓬头垢面之妇人备极忙碌，则为昨晚上露天生产之一女工在帮忙；婴儿啼哭声，隐隐自人丛中漏出，似在嫌母乳之不足。闻之巡警，谓此辈工人，都在此待搬运器来，将散归至宁绍各乡村。每日通过者，约有数万，如此情形，已继续了三四天了。

    渡江至南星桥，自凤山门进城，路上行人稀少，商店亦大半掩户停业。到家前五分钟，已闻得空袭预报。入门坐定，则紧急警报已发，不上两分钟，敌机一队，自东南飞越到了；我迎击之机，四面蜂起，围住了敌机。一刹那问，空中机枪声大作，而振动屋宇之巨弹声，亦随急响了两下。不上五分钟，敌机逃逸，我机亦已远追开去。空中静寂，唯开微雨洒叶上之声；不三十分钟，警报解除之号吹亦发，我威武之空军杀敌情形，即在当午之号外上见到。是役敌投两弹，均落笕桥田野中，损伤全无，敌机一架被击落在海宁附近，两架受伤，旋亦坠落，正由我军在寻觅中云。

    （原载一九三七年九月福州《闽政与公余》旬刊第一号至第三号）

    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1938）

    民国二十七年，郁达夫应郭沫若邀请，赴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设计委员，军衔为少将。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带着“还我河山”的锦旗赴前线劳军。此外还赴浙江、安徽巡视河防，发动向前线捐助书刊运动，可以说为国事奔走疾呼不辍。

    此次来武汉，郁达夫是带着“国仇家恨”一起来的，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躲在夹墙中，除夕夜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

    为慰劳前线将士并视察战区情形之故，十日前曾到过鲁南的火线之上。我们所见到的台儿庄，利国驿，及黄河南岸的阵地，都坚守稳固，敌人一时决不容易撼动。先从黄河南岸的阵线来说，敌人因欲拚死命打通津浦一线，所以黄河北岸的守兵，大部分已从山西河北河南境内抽调到鲁南去了；沿黄河一带，只有我们的游击队向北渡河活动的可能。实际上，在郑州，曾见到了许多渡河北击的壮士们，奏凯之后，携带回来的战利品，如炮弹，钢盔，日文的信件日记之类。在河北岸平汉沿线的游击战区以内，我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敌人的高大战马；现在因河水高涨，不易南渡之故，这些敌马暂时仍养在北岸的我军阵地之内。

    据守黄河的将士，日夜只在战壕内严密监视着北岸，敌人一点儿也不敢露些踪影。因为我们南岸的守兵，见了敌人的踪影之后，就可以发炮告知北岸的我军，包围歼灭的缘故。

    黄河南岸的景色，单调得非凡，春意虽则渐渐浓了，但堤上堤下，总仍是一片的黄色；树林青草的缘阴，终掩不住几百里路的泥沙地壳；所以守河防的将士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在后方的执笔者，能多送些士兵的读物，及足以娱乐暇时的图画刊物等印刷品去，藉资消遣。文人在战时所应做的工作，我想当以此事为最重要。或者我们大家来发动一种书的运动，将我们所读过的定期刊物，书报小说之类，统统捐助出来；送上各战区的后方办事处去，请他们转送前线，分给守土的将士们阅读。这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么？

    台儿庄的大捷之后，敌人惊破了胆，不敢再冒昧地来作正面的攻击了；因而最近，敌人只在台儿庄的东北，临枣支线，郯城邳县一带迂回死攻，据说系延翼运动战。但是攻来攻去，敌人增援了数次，我们的阵地，却依旧是稳如铁垒。当然一村一庄的进退，是常有的事，但就是周围不过一二里方的一村一庄，敌人要想伸展一步，也必须付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代价。因此，津浦北段正面的韩庄利国驿一阵，倒现出了沉寂的状况。敌我隔运河而相对，两边相去，不过几十丈宽。敌人战坑里的人影，我们可以看得见，看见时就发一枪。有几处狭隘的地方，南面的话声，也都可以听得清楚，可是阵地里的谈话，是士兵们最忌的一种动作，因为继话声之后而来的总是枪声。

    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却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没有到过前线的人，对我中华民族将次复兴的信念，或有点儿疑虑。已经到过前线的人，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最后胜利，必然地是我们的。你不，你就瞧！兵士们的精诚奋勇！老百姓们的扶助协力！反过来，一面却又是敌人们的畏缩与不振！卑劣与残暴！

    津浦线是稳定了，在这一月内，我们恐怕更要向南向北，发展我奋勇杀敌的神威！

    一九三八年“五四”纪念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汉口《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黄河南岸（1938）

    上月底，为慰劳前方将士之故，我们有许多同事，曾结了队伍，到过徐州。去徐州之先，在郑州向第×战区司令长官献旗致敬之翌日，同人等曾驱车到了黄河南岸。

    春浓人醉，黄河遍地的中原土上，也渐渐地涨起新绿的颜色来了，大麦头已经生了须，小麦叶也长及了人的腿。黄土堆里，生得最多的槐树柳树，黄白花刚在破苞，嫩叶也齐在阳光里微微地颤动。

    朝晨一早，自郑州出发，汽车在国道上、大堤上跑了两个多钟头，我们才在沙尘影里，到达了黄河铁桥的南岸下车。

    长堤上在负枪行走的逻卒；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四万万五千万民族的后光。守河防的将士们的那一种庄严、沉默、静肃的形象。到了这一个前控长河、后负大陆的背景里去一看，真会教你掉下感激的泪来。伟大，伟大，伟大，除了这两个字以外，我们觉得更没有第三个字可以加上去。

    长桥是拆去了，南岸的桥头，还堆积了许多钢铁的桥栏，在太阳里放灰色的光。工人的搬运者，兵士的休息者，以及旧日在南岸站上充守卫役的路工家属，各在阳光里做买卖，吸着烟，赶作他们与她们，一日的工。远远望过去，只是微黄的一片岸与沙，再远一点，便有些寸长的列树与荠菜似的芦苇，淡淡地粘及了天沿。在这一个和平的野景里，谁想得到过河不到一二里之遥，便是敌人的兽窟，便是被迫到中国来觅死所的倭群的阵地？这几日却因徐州吃紧，他们许久不发炮了。

    我们于访问了几家穴居的老百姓之后，便请一位路工带路，爬上五龙顶去，这山虽则不高，但在黄河南岸，要想嘹望一下北岸的动静，却没有比这山头再适当的地点了。走上了五龙顶，太阳也已经到了中天，而从黄河的西岸北岸，却忽而吹来了一阵沙漠里常有的大风，呜——伍——的风声，弥天漫野的沙尘，遮住了我们的望眼，吹乱了我们的头发。

    五龙顶殿上的圣帝菩萨，似乎也对我们这一次嘹望的失败，发出了微笑。

    大家在山前山后走了一圈，喝了几杯开水，休息了十五分钟，就打算下山去了；可是中间有一位不平分子，却愤愤地说：“我们嘹望不成，总也得留个纪念在这里，好于他年收复北平、重经此地时，做个参证。”迫不得已，我就做了他们的书记，在歪诗写得很多的壁上，留下了猪头似的一团墨迹。

    千里劳军此一行，戒途计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下两京。

    走下山来，重到山脚虞姬庙里去一看，才知道黄河南岸的一个三等邮局，还有一位邮务员在庙内办公。于是乎大家就争买明信片，各写并非必要的信，纷纷闹了一阵，为的是那一个某年某月某日黄河南岸的邮戳，是可以作永久的纪念的。

    （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烽火》第十七期）

    必胜的信念（1938）

    九月底边，从湘西出来，在粤汉浙赣两路上来回游弋的中间，忽而感到了一个信念，在当时觉得非常之新异；但是说将出来，恐怕大家都要嗤笑，因为这非但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新发见，这并且还是妇孺皆知的一句抗战老八股。这八股的起讲，就是：“中国的土地，实在真大不过。”其次的承，转，合，当然也统是个老调子，就是：“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当时日我正在武汉下游二百余华里的周围，作殊死苦战。日机日日在江西湖南境界放黄鼠狼的绝命臭弹。死伤人数，日人与我，是二与一的对比。日日死二三万，我则伤亡日自一万至一万五千不定。长沙，虽则日日被轰炸，可一到下午三时以后，市面就照常的兴旺，依旧的拥挤。走到南昌，则戏园还在开锣，摩登男女，还在百花洲、公园里嬉笑偕行，决不像是百公里外的修水以北，炮火连天，正在作你死我活的争夺战的样子。

    至于车路上哩，当然有补充兵的列车与伤兵车的来回上落；但是沿岸的秩序，两旁的居民，车上的旅客等等，都和平时一样，绝没有慌张绝望的神情。这些现象，是在说些什么话呢？不是在说：日我相持愈久，我愈对日人有自信，而相反的，侵略者则对我愈会感到焦躁困难么？并且在战线的前后左右，进出的次数愈频繁，感到的日并不足畏，我终有法能制胜的信念，自然也愈有确证。老实地说吧，我来到鲁南战地去之先，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是有七八分怀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这怀疑便减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这怀疑又减少了二分，等在武汉外围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这怀疑却完全去尽了。现在的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谁有悲观，就请谁去上战线前后的各地一走就对。不亲历其境，不用自己的两眼和一身去视察体验，真情是不会得明白的。

    所以我们的胜利，是决无问题的了；这反证，更可以在敌人的屡次提出求和条件，和再三再四的发表什么宣言上看得明白。唯其有了这一个信心，唯其有了这信念的确证，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

    为视察备战的情形，为加强抗战的力量，我跑到了东战场；更由东战场转到了国防第一线的福建的省会。金门，厦门，虽则放弃了，但我们八闽的健儿，磨拳擦掌，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复仇的志士，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此外则老弱妇孺，也在准备，准备于万一的时候，作最后的牺牲。福建的一隅，日人决不能轻易来进犯，这从我两个月的视察经验上讲来，是可以对大家保证的。

    这一次路过厦门，船在死市外半里海中，停泊了一日之久。太阳虽则朗朗地照在市上，但是死市毕竟是一死市；思明路，海岸边，以及各重要码头上，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在那里行走。那些汉奸狗鼠，大约也是不敢在青天白日下露脸的缘故，我于停泊在厦门的一日中，始终没有看见一个。看了这寂寞的死市，我心里虽则也感到了一味慰安，但触景生情，到了日暮船行之际，也不觉暗暗地滴下了几点伤心之泪。先知亚利米亚的哀歌，所吊的虽则是古代的郇市，但这鹭岛的女王，现在也岂不是同郇市一样地，蒙了不沽了么！

    第二天到了香港。香港是正在忙于过新年，一九三八年，只剩了七八日了，明年当是中国胜利获得的最可纪念的一年。我虽则不是预言家，但我也敢断定，日本的总崩溃，将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我们的抗战，以后只须支持七个月，就可以得到报酬了。这七个月的支持，只教有英美的金元，和苏联的机械热血，难道还会发生什么问题么？

    所可虑者，是日人政治手腕的运用，和我们中国的一般悲观。主义者的得势。悲观者是容易被日人所威胁与利诱的，但愿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

    ——1938.12.23 在惊涛骇浪中写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一五四期，据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在警报声里（1938）

    从台儿庄回来的第三天，我们在徐州的花园饭店前面的一家叫作致美楼的饭馆子楼上吃午饭。

    淮北的春夏之交，自然日日是朗晴的天气，天上蓝得连一点儿云翳也没有。敌机日日来炸，十字路口的那一个警报钟楼，忙的像似圣诞节前夜的教堂里的悬钟。

    一阵紧急警报声过去了，街面上就来一阵人跑车滚的声音，和店铺子上排门的声音，静默到五六分钟，飞机推进机的嗡嗡嗡的声音就来了，接着就是轰隆轰隆地连续的炸弹声，房屋地壳震动一下，嗡嗡嗡的机声再响一下，或则再轰隆隆地炸弹爆裂几下，一次的轰炸也就完了。静候上五分十分钟的时候，老百姓总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就会从防空壕，疏散地走回来。被轰炸的次数愈多，逃飞机的经验也愈足，习以为常，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

    所以，那一天中午，我们仍在紧急警报声中继续吃我们的饭，谈我们的天。只是当炸弹连续在响的中间，话听不清楚了，大家就只能停止不说话。我们看见屋顶上震落了一串灰来，掉入了菜碗，一碗汤面起了细微圆致的波纹，几只碗因震动之故而互碰了几下。

    那一天同我们吃饭的有一位是在孙仿鲁连仲总指挥麾下的池师长峰城，也就是那位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大胜仗的英雄。他的喉咙是沙哑的，原因是从前在新疆边界打仗的时候，有一颗子弹伤了他的颈项，穿破了他的声带。

    他的长方形面孔，不短不长的结实的身体，和他的稳重安详的沙喉咙正能够相配，在警报声里笑着谈着的他的态度，却很奇异地使我想起了扮演张飞的北平那位名伶郝寿臣。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台儿庄的一役，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长官指挥的坚决，军民合作的不懈，就是这一次打胜仗的最大凭藉。

    台儿庄，本来是只有二三百人家的一个在陇海支线上的小镇。南岸凭一条运河，东西北三面，是有矮矮的土城筑在那里的。火车站在庄的西面，路基离平地高约丈余，到了庄的北面，铁路支线也已到尽头了。村庄的土堡，是筑在铁路的东面的。

    三四月的北方乡村，四面都是苍黄的小麦田，在麦浪头上，各处的小村子，或拥着一簇树林，或显着几垛黄里带白的墙头，只教登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就用不着望远镜而都了了可见。台儿庄的东北两方面及西北方的几个村子，全已在前日被敌人于重炮火之下占据了去。那一天，台儿庄亦被占据了一半的晚上（四月二日），将近半夜的时候，池师长底下的两位团长，因为牺牲得太厉害，也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他们到师部来请教师长，说与其全部将血肉牺牲，还不如一时暂退，再图反攻的好。但池师长是已经受了总指挥的命的，总指挥说；“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死！”池师长当然也只能以这最后命令，同样地传给那几位团长。

    团长回去了，重新配备了些补充的士兵和武器。同时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问军中有没有敢死的义勇兵士，能以手榴弹去向西绕道，而一冲敌人的右翼后方。

    言下应募的志愿者，有四十七位之多。四十七位义士，于装置好手榴弹，轻机枪，追击炮，大刀，手枪，换上草鞋轻装，渡过运河，沿铁道线向西北迂回出发之后，东面的运河边上，忽然寒水里爬上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下的农妇。

    她的衣服是被河水浸透了，手上脸上，只在蒸发出因天寒水湿之故的热气。脸上一层像被涂了油似的汗水，汗水下分明现出了因兴奋而胀得红紫的血潮。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她在黑暗里一步一跌被带到了有掩蔽物围着的师部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

    据她的报告，敌人已从东北面进到了庄的东头的泰山行宫东头庙里了，现在正在挖掘战壕。而我军的大炮，还在向早晨的敌人集中地点轰击，距离泰山行宫，约有大半里路的样子，炮的射程应该改近一点，就可以把敌人的弹药及集中部队打得他片甲不留。至于她自己呢？这几天日日的受了敌人的蹂躏，弄得两条腿都不便行走了，她自己想迟早总不免一死的，所以今晚才下了决心，偷渡过了运河，来报告一下敌人的虚实。池师长令救护队把她送上了后方去后，就依她的话，下令改短了大炮的射程。不出十几发的试射，果然爆炸声和火光将这农妇的报告证实了。

    “这真是我们老圣女祥，大克了，我们要恭祝她的健康！”

    我们同志中间的一位盛成先生，在飞机警报戒除的声里，就举起了他那只小小的高粱酒杯。

    “还有那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呢？”

    我干喝了一口高粱酒后，急切的想知道知道他们几位命运。

    “他们么？”池师长又张着沙喉，镇定地说：“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四十七位义士，于向西北复转向南，在麦田里绕道的中间，就解决了一小队敌人右翼的哨兵，敌人因为只注意着正面炮火的轰炸，所以，当我们四十七位义士接近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却是面向着东南的居多。等到一大半被解决以后，向前逃的有两个敌哨兵开放信号枪的时候，我们的熟悉地理的义士们已经分散成两部。一部分赶向了南，接近了台儿庄西北面的土堡，一部分在向东向北的追赶，开放轻机枪和迫击炮；敌人们以为有大队的士兵，从西北抄到他们的右翼后面来了，一阵混乱，西北角竟起了绝大的动摇。同时在正面跟踪了我们大炮弹之后，补充来的生力军也已经冲到了台儿庄前运河的对面。

    敌人在黎明之前，开始退却了，我军就在第二天早晨冲到了东岳行宫。

    掩护敌人退却的残留部队，和我军对峙到了日暮，才一一就了擒和正了法。但是我们的四十七位义士，也牺牲了四十五位。还有两位负着重伤的义士，于那一日午后在被担架抬回来的路上，忽而清醒了一下。

    他们问起了台儿庄的有没有被完全克服；问起了同道出发的其他的各位义士。没有经验的一位年轻的服务士兵，将实情一一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先发了一次胜利的欢呼，后来又忽而叫出了一声痛楚，随后就默默地不响了。但等到渡过运河，将要把他们从担架转移上救伤列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伸出了手，互相紧捏着，而把身体向侧面空地里跳跃了下去。大家着了急，自然忙抢着仍复抬起了他们。但是太迟了，伤口各出了多量的血，他们俩都已经昏睡了过去。

    其中的一位，在列车就殉了义；还有一位，列车送到了徐州战地医院，于清醒转来的时候，只流了几点泪说：“请你们快点把我杀死，我们出发的时候，就大家约好的是决定大家不再回来的。”他在延挨了三日痛楚之后，也就和其他的四十六位义士一道升天去了。

    本来常带笑容的池师长，讲到了最后，面部也显出了一种阴戚的表情，那一口沙喉咙，似也低灭了些。

    正在大家沉默了一下的当中，忽而十字路口的那一座警报钟又响起来了；我们大家就从座位里跳了起来。大家也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咒词，并且大声地说：

    “我们一定要为义士们复仇！”

    “复仇！”

    “复仇！”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重庆《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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