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22日下午，郁达夫与郭沫若等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大学，关于此次赴粤，郁达夫的记述非常少，然而这段经历又是郁达夫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现通过其他资料，补充一二。
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建立的国民政府正以广州为核心，积极开展“北伐”，而学术界更是风云变幻，广东大学内部原就分为左右两派，校长邹鲁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同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中央青年部长，是个保守的右派，多次与汪精卫和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发生争吵。1925年，汪精卫逐渐得到国民政府实权，利用一次机会将邹鲁调离了广东大学，这样左派就控制了广东大学，此时很多教授不满这种党化的制度，召开教授联席会议，要求政府恢复旧制，否则全体教授一起辞职。汪精卫不但不把教授放在眼里，还任命自己的幕僚陈公博为代理校长，教授们觉得学校落到汪精卫等人手里，学术自由没指望，就一起辞职不干了。
在广东大学教授集体辞职以后，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瞿秋白到上海找过郭沫若，两人谈得挺合拍。随后瞿秋白推荐郭到广东大学任教。2月，郭沫若收到广东大学的信，请他担任文科学长，顶陈钟凡辞职留下的缺。郭沫若马上去找郁达夫，动员他一起南下广州。此时的郁达夫刚刚辞去武昌师范大学的文科教授职务，觉得去广东工作是跟中国旧势力斗争的好机会，立即就同意了。
一
上船的第二日，海里起了风浪，饭也不能噢，僵卧在舱里，自家倒得了一个反省的机会。
这时候，大约船在舟山岛外的海洋里，窗外又凄其的下雨了。半年来的变化，病状，绝望，和一个女人的不名誉的纠葛，母亲的不了解我的恶骂，在上海的几个月的游荡。一幕一幕的过去的痕迹，很杂乱地尽在眼前交错。
上船前的几天，虽则是心里很牢落，然而实际上仍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干妥。闲下来在船舱里这么的一想，竟想起了许多琐杂的事情来：
“那一笔钱，不晓几时才拿得出来？”
“分配的方法，不晓有没有对C君说清？”
“一包火腿和茶叶，不知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北京？”
“啊！一封信又忘了！忘了！”
像这样的乱想了一阵，不知不觉，又昏昏的睡去，一直到了午后的三点多钟。在半醒半觉的昏睡余波里沉浸了一回，听见同舱的K和W在说话，并且话题逼近到自家的身上来了：
“D不晓得怎么样？”K的问话。
“叫他一声吧！”W答。
“喂，D！醒了吧？”K又放大了声音，向我叫。
“乌乌……乌……醒了，什么时候了？”
“舱里空气不好，我们上‘突克’去换一换空气罢！”
K的提议，大家赞成了，自家也忙忙的起了床。风停了，雨也已经休止，“突克”上散坐着几个船客。海面的天空，有许多灰色的黑云在那里低徊。一阵一阵的大风渣沫，还时时吹上面来。湿空气里，只听见那几位同船者的杂话声。因为是粤音，所以辨不出什么话来，而实际上我也没有听取人家的说话的意思和准备。
三人在铁栏杆上靠了一会，K和W在笑谈什么话，我只呆呆的凝视着黯淡的海和天，动也不愿意动，话也不愿意说。
正在这一个失神的当儿，背后忽儿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女人的声音。回头来一看，却是昨天上船的时候看见过一眼的那个广东姑娘。她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年纪，衣服的材料虽则十分素朴，然而剪裁的式样，却很时髦。她的微突的两只近视眼，狭长的脸子，曲而且小且薄的嘴唇，梳的一条垂及腰际的辫发，不高不大的身材，并不自洁的皮肤，以及一举一动的姿势，简直和北京的银弟一样。昨天早晨，在匆忙杂乱的中间，看见了一眼，已经觉得奇怪了，今天在这一个短距离里，又深深地视察了一番，更觉得她和银弟的中间，确有一道相通的气质。在两三年前，或者又要弄出许多把戏来搅扰这一位可怜的姑娘的心意；但当精力消疲的此刻，竟和大病的人看见了丰美的盛馔一样，心里只起了一种怨恨，并不想有什么动作。
她手里抱着一个周岁内外的小孩，这小孩尽在吵着，仿佛要她抱上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她想想没法，也只好走近了我们的近边，把海浪指给那小孩看。我很自然的和她说了两句话，把小孩的一只肥手捏了一回。小孩还是吵着不已，她又只好把他抱回舱里去。我因为感着了微寒，也不愿意在“突克”上久立，过了几分钟，就匆匆的跑回了船室。
噢完了较早的晚饭。和大家谈了些杂天，电灯上火的时候，窗外又凄凄的起了风雨。大家睡熟了，我因为白天三四个钟头的甜睡，这时候竟合不拢眼来。拿出了一本小说来读，读不上几行，又觉得毫无趣味。丢了书，直躺在被里，想来想去想了半天，觉得在这一个时候对于自家的情味最投合的，还是因那个广东女子而惹起的银弟的回忆。
计算起来，在北京的三年乱杂的生活里，比较得有一点前后的脉络，比较得值得回忆的，还是和银弟的一段恶姻缘。
人生是什么？恋爱又是什么？年纪已经到了三十，相貌又奇丑，毅力也不足，名誉，金钱都说不上的这一个可怜的生物，有谁来和你讲恋爱？在这一种绝望的状态里，醉闷的中间，真想不到会遇着这一个一样飘零的银弟！
我曾经对什么人都声明过，“银弟并不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若硬要说出一点好处来，那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
酒后的一次访问，竟种下了恶根。在前年的岁暮。前后两三个月里，弄得我心力耗尽，一直到此刻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只剩了一层瘦黄的薄皮包着的一副残骨。
这当然说不上是什么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分别。啊啊，你们若要笑我的蠢，笑我的无聊，也只好由你们笑，实际上银弟的身世是有点可同情的地方在那里。
她父亲是乡下的裁缝，没出息的裁缝，本来是苏州塘口的一个恶少年；因为姘识了她的娘，他们俩就逃到了上海，在浙江路的荣安里开设了一间裁缝摊。当然是一间裁缝摊，并不是铺子。往这苦中带乐的生涯里，银弟生下了地。过了几时，她父亲又在上海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人就又从上海逃到了北京。拐来的那个女子，后来当然只好去当娼妓，银弟的娘也因为男人的不德，饮上了酒，渐渐的变成了班子里的龟婆。罪恶贯盈，她父亲竟于一天严寒的晚上在雪窠里醉死了。她的娘以节蓄下来的四五百块恶钱，包了一个姑娘，勉强维持她的生活。像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银弟也长大了。在这中间，她的娘自然不能安分守寡，和一个年轻的琴师又结成了夫妇。循环报应，并不是天理，大约是人事当然的结果。前年春天银弟也从“度嫁”的身分进了一步，去上捐当作了娼女。而我这前世作孽的冤鬼，也同她前后同时的浮荡在北京城里。
第一次去访问之后，她已经把我的名姓记住。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前后醉了回家，家里的老妈子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姓董的，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了。”我当初摸不着头脑，按了老妈子告诉我的号码就打了一个回电。及听到接电话的人说是蘼香馆，我才想起了前一晚的事情，所以并没有教他去叫银弟讲话，马上就把接话机挂上了。
记得这是前年九十月中的事情，此后天气一天寒似一天，国内的经济界也因为政局的不安一天衰落一天，胡同里车马的稀少，也是当然的结果。这中间我虽则经济并不宽裕，然而东挪西借，一直到年底止，为银弟开销的账目，总结起来，也有几百块钱的样子。在阔人很多的北京城里，这几百块钱，当然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可是由相貌不扬，衣饰不富，经验不足的银弟看来，我已经是她的恩客了。此外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是谁也不相信的，使她更加把我当作了一个不是平常的客人看。
一天北风刮得很利害，寒空里黑云飞满，仿佛就要下雪的日暮，我和几个朋友，在游艺园看完戏之后，上小有天去噢夜饭去。这时候房间和散座，都被人占去了，我们只得在门前小坐，候人家的空位。过了一忽，银弟和一个四十左右的绅士，从里面一间小房间里出来了。当她经过我面前的时候，一位和我去过她那里的朋友，很冒失的叫了她一声，她抬头一看，才注意到我的身上，窑子在游戏场同时遇见两个客人本来是常有的事情，但她仿佛是很难为情的丢下了那个客人来和我招呼。我一点也不变脸色，仍复是平平和和的对她说了几句话，叫她快些出去，免得那个客人要起疑心。她起初还以为我在噢醋，后来看出了我的真心的，才很快活的走了。
好容易等到了一间空屋，又因为和银弟讲了几句话的结果，被人家先占了去，我们等了二十几分钟，才得了一间空座进去坐了。唤菜吃到第二碗，伙计在外边嚷，说有电话，要请一位姓×的先生说话。我起初还不很注意，后来听伙计叫的的确是和我一样的姓，心里想或者是家里打来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游艺园，而小有天又是我常去嗅晚饭的地方。猫猫虎虎到电话口去一听，就听出了银弟的声音。她要我马上去她那里，她说刚才那个客人本来要请她听戏，但她拒绝了。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噢完晚饭，出游艺园的时候，时间还早，朋友们不愿意就此分散，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决定要我上银弟那里去问她的罪。
在她房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接着又打了四圈牌，噢完了酒，想马上回家，而银弟和同去的朋友，都要我在那里留宿。他们出去之后，并且把房门带上，在外面上了锁。
那时候已经是一点多钟了，妓院里特有的那一种艳乱的杂音，早已停歇，窗外的风声，倒反而加起劲来。银弟拉我到火炉旁边去坐下，问我何以不愿意在她那里宿。我只是对她笑笑，吸着烟，不和她说话。她呆了一会，就把头搁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妓女的眼泪，本来是不值钱的，尤其是那时候我和她的交情并不深，自从头一次访问之后，拢总还不过去了三四次，所以看了她这一种样子，心里倒觉得很不快活，以为她在那里用手段。哭了半天，我只好抱她上床，和她横靠在叠好的被条上面。她止住眼泪之后，又沉默了好久，才慢慢地举起头来说：
“耐格人啊，真姆拨良心！……”
又停了几分钟，感伤的话，一齐的发出来了：
“平常日甲末，耐总勿肯来，来仔末，总设两句鬼话啦，就跑脱哉。打电话末，总教老妈子回复，设‘勿拉屋里！’，真朝碰着仔，要耐来拉给搭，耐回想跑回起。叫人家格面子阿过得起？……数数看，像哦给当人，实在勿配做耐格朋友……”
说到了这里，她又重新哭了起来，我的心也被她哭软了。拿出手帕来替她擦干了眼泪，我不由自主的吻了她好半夫。换了衣服，洗了身，和她在被里睡好，桌上的摆钟，正敲了四下。这时候她的余哀未去，我也很起了一种悲感，所以两人虽抱在一起，心里却并没有失掉互相尊敬的心思。第二天一直睡到午前的十点钟起来，两人间也不曾有一点猥亵的行为。起床之后，洗完脸，要去叫早点心的时候，她问我吃荤的呢还是吃素的，我对她笑了一笑，她才跑过来捏了我一把，轻轻的骂我说：
“耐拉取笑娥呢，回是勒拉取笑耐自家？”
我也轻轻的回答她说：
“我益格沫事，已经割脱着！”
这一晚的事情，说出来大家总不肯相信，但从此之后，她对我的感情，的确是剧变了。因此我也更加觉得她的可怜，所以自那时候起到年底止的两三个月中间，我竟为她付了几百块钱的帐。当她身子不净的时候，也接连在她那里留了好几夜宿。
去年正月，因为一位朋友要我去帮他的忙，不得不在兵荒燎乱之际，离开北京，西车站的她的一场大哭，又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躺在船舱里的棉被上，把银弟和我中间的一场一场的悲喜剧，回想起来之后，神经愈觉得兴奋，愈是睡不着了。不得已只好起来，拿了烟罐火柴，想上食堂去吸烟去。跳下了床，开门出来，在门外的通路上，却巧又遇见了那位很像银弟的广东姑娘。我因为正在回忆之后，突然见了她的形象，照耀在电灯光里，心里忽而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竟瞪了两眼，呆呆的站住了。她看了我的奇怪的样子，也好像很诧异似的站住了脚。这时候幸亏同船者都已睡尽，没有人看见，而我也于一分钟之内，回复了意识，便不慌不忙的走过她的身边，对她问了一声“还没有睡么？”就上食堂去吸烟去。
二
从上海出发之后第四天的早晨，听说是已经过了汕头，也许今天晚上可以进虎门的。船客的脸上，都现出一种希望的表情来，天也放晴，“突克”上的人声也嘈杂起来了。
这一次的航海，总算还好，风浪不十分大，路上也没有遇着强盗，而今天所走的地方，已经是安全地带了。在“突克”的左旁，一位广东的老商人，一边拿了望远镜在望海边的岛屿，一边很努力的用了普通话对我说了一段话。
太阳忽隐忽现，海风还是微微的拂上面来，我们究竟向南走了几千里路，原是谁也说不清楚，可是纬度的变迁的证明，从我们的换了夹衣之后，还觉得闷热的事实上找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不觉的对那老商人说：
“老先生，我们已经接触了南国的风光了！”
吃了早午饭，又在“突克”上和那老商人站立了一回，看看远处的岛屿海岸，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我就回到了舱里去享受午睡。大约是几天来运动不足，消化希良的缘故，失一搁上枕，就作了许多乱梦。梦见了去年在北京德国病院里死的一位朋友，梦见了两月前头，在故乡和我要好的那个女人，又梦见了几回哥哥和我吵闹的情形，最后又梦见我自家在一家酒店门口发怔，因为这酒家柜上，一盘一盘陈列着在卖的尽是煮熟了的人头和人的上半身。
午后三点多钟，睡醒之后，又上“突克”去看了一次，四面的景色，还是和午前一样，问问同伴，说要明天午后，才得到广州。幸而这时候那广东姑娘出来了，和她不即不离的说了几句极普通的话，觉得旅愁又减少了一点。这一晚和前几晚一样，看了几页小说，吸了几支烟，想了些前后错杂的事情，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船到虎门外，等领港的到来，慢慢的驶进珠江，是在开船后第五天的午后三点多钟，天空黯淡，细雨丝丝在下，四面的小岛，远近的渔村，水边的绿树，使一般船客都中心不定地跑来跑去在“突克”和舱室的中间行走，南方的风物，煞是离奇，煞是可爱！
若在北方，这时候只是一片黄沙瘠土，空林里总认不出一串青枝绿叶来，而这南乡的二月，水边山上，苍翠欲滴的树叶，不消再说，江岸附近的水田里，仿佛是已经在忙分秧稻的样子。珠江江口，叉港又多，小岛更夥，望南望北，看得出来的，不是嫩绿浓阴的高树，便是方圆整洁的农园。树阴下有依水傍山的瓦屋，园场里排列着荔枝龙眼的长行，中间且有粗枝大干，红似相思的木棉花树，这是梦境呢还是实际？我在船头上竟看得发呆了。
“美啊！这不是和日本长崎口外的风景一样么？”同舱的K叫着说。
“美啊！这简直是江南五月的清和景！”同舱的W亦受了感动。
“可惜今天的天气不好，把这一幅好景致染上了忧郁的色彩。”我也附和他们说。
船慢慢的进了珠江，两岸的水乡人家的春联和门楣上的横额，都看得清清楚楚。前面老远，在空濛的烟雨里，有两座小小昀宝塔看见了。
“那是广州城！”
“那是黄埔！”
像这样的惊喜的叫唤，时时可以听见，而细雨还是不止，天色竟阴阴的晚了。
吃过晚饭，再走出舱来的时候，四面已经是夜景了。远近的湾港里。时有几盏明灭的渔灯看得出来，岸上人家的墙壁，还依稀可以辨认。广州城的灯火，看得很清，可是问问船员，说到自白鹅潭还有二十多里。立在黄昏的细雨里，尽把脖子伸长，向黑暗中瞭望，也没有什么意思，又想回到食堂里去吸烟，但W和K却不愿意离开“突克”。
不知经过了几久，轮船的轮机声停止了。“突克”上充满了压人的寂静，几个喜欢说话的人，也受了这寂静的威胁，不敢作声，忽而船停住了，跑来跑去有几个水手呼唤的声音。轮船下舢板中的男女的声音，也听得出来了，四面的灯火人家，也增加了数目。舱里的茶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这时候也站在我们的身旁，对我们说：
“船已经到了，你们还是回舱去照料东西罢！广东地方可不是好地方。”
我们问他可不可以上岸去，他说晚上雇舢板危险，还不如明天早上上去的好，这一晚总算到了广州，而仍在船上宿了一宵。
在白鹅潭的一宿，也算是这次南行的一个纪念，总算又和那广东姑娘同在一只船上多睡了二晚。第二天早晨，天一亮，不及和那姑娘话别，我们就雇了小艇，冒雨冲上岸来了。
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据《郁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
广州事情（1926）
郁达夫等人进入广州后，就发生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排挤，蒋介石走上前台。政治上的失败导致广东大学内部再度分裂，而此时学生团体更加活跃，闹得最凶的右派组织是孙文主义学会，他们一发生争执就拿棍子打人，女的和男的一样勇猛。
郁达夫到广州不久，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打斗闹剧，类似的打斗一次接一次。有的学生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政治活动，每天在政治团体里工作，在广东大学只是挂个名。对于郁达夫，广州的一切都跟预想完全不同，不但持续地卷入政治斗争，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来，更别提当初许诺的“厚重的薪金”，国民党只想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和夺取全国政权，却无心进行社会改革，这让许多知识分子深感失望。
鲁迅这样总结他在广州的经历：“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郁达夫到广东大学才一两个月，看到校园内外污七八糟的局面，当初的希望和兴致就全给毁了。他变得心灰意懒，既不提笔写作，也极少参加社会活动，“一礼拜只上三点钟堂，其余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觉得没劲，横躺在床上主要不是“养病”，而是“消磨”。郁达夫有跟鲁迅一样的幻灭感，他写道：他怀着满腔热情到广州，“一种幻想，如同儿童吹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
人类社会，在无论如何的状态之下，总是有进步的。譬如一条冰河，面上虽则冻有极厚的层冰，然而只教这冻不是连底冻，那么底下的水，一定还是在流动着，这流动仍旧是进步。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虽则战乱迭起，民不聊生，然而中华民族，还没有死尽，不管它几次袭来的朔风雨雪，民众在表面上虽已受了不少的摧残挫折，但实际上一般国民的思想行为，还是在向新的方面跑，还是在著著进步。
若要求中华民族进步的证据，但请向广东一看，就可以知道。中山先生在广东经营以来，曾几何时，而现在的东南天下，已全部受他的感化了。不过人类的欲望的进步，比变际的进步还要快，我们的理想的飞跃，决不是特别快车或最大的飞机所能赶得上。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许多文化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出来努力，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揭发出来，把未来和现实的政治文化比较比较，可以使我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去理想还有几多远，我们进步的速力，实际上只有多少，要如何的做去，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速力。这一种批评工作，与社会的进化，有极大的关系。可惜我们中国，还很少专门做这一种工作的人，可惜我们中国的当局者，还很少能够了解这一种工作的重要。
广州情形，从表面上看来，已经可以使我们喜欢了。宽广的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设的公园，威严的衙门，凡初到广州的人，见了这些表面的建设，总没有一个不眉飞色舞的，以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种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有比各处工部局更有希望的经营才具。然而我们再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经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这些脂血，若完全洒在马路上面，倒也是可通的话，但是这些脂血，却被一个政府中的人吸收去了。他一个人肥胖得厉害，戴上了眼镜，坐起汽车来了，而广州的路上，便添了许多无立锥之地的穷民。这倒还是小事，我们先来放开眼睛，且看看广州的政治、教育，和农工阶级的现状之后，再作总括的批判吧。
第一先谈广州的政治。在前清的时候，到广东去做官，是没有一个不发财的。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种官僚的黑暗，当然除去了许多。中山先生在广州设政府以后，这一种污点，当然更洗了一洗。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政府中人，位在部长厅长阶级的人，当然是很清苦。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的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他们的月薪，都只在五六百左右，并且总是身兼十几个要职。这几个兼职，都是兼差不兼薪，只能收得一二千元一月的马夫费和办公费，此外却是分文不取的。所以这一个阶级的人，是十分清苦的。因为他们中间，思想旧一点的人，家里或许有几位太太要养，年纪轻一点的人，或许有祖老太太老太太要养，并且因为他们居在最上阶级的原因，亲朋戚友，来投奔觅食者，决不少于孟尝君的食客之数。一方面他们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也要用几个和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的人，要支撑他们的门面，对于同阶级者，或比他们更有实力者，也不得不费点儿周旋来往的费用。所以他们的确是很清苦，至少这一阶级的大部分，都是很清白的。
不过其中有两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面的人言啧啧，但记者却没有上外国银行去调查过他们的存款，在此地断不能瞎说，总之现在广州中央分政府省政府中间的第一阶级，就是厅长、部长、委员或主席阶级，以外表来说，就是坐汽车而有拿手枪的护兵在车上站着的阶级，他们的私收入，只如上所说，比较起北政府的官僚来，当然是进步了不少。其次比他们次一级的秘书科长阶级，却不能说了。他们的利害，大约和上一阶级者相通，假如革命政府和省政府等，对于人民的剥削，有不能拿到青天自日的底下来说的地方，那么这些黑暗的罪恶，都应该归在这一阶级的身上，因为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都是这一个秘书科长阶级做成的。其他若征收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末叶，进步不了许多。不过这一层，我们要原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无新的训练的人，并且大半是第一阶级的亲戚故友，一时要他们改变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只好慢慢地待他们的自毙，或积极地作第二次的洗刷工作。这是讲到政府机关的操守方面的话，还是小事，现在我们要讲到政治中心人物的施政的思想上去了。
国民政府，是国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它的基础是建设在国民的全数上的。然实际上在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民众的代表，虽则也有列席发言的机会，但是这几个代表，若不先表示软化，便要压迫得不能容身。因此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和中央党部的门前，民众请愿的团体旗帜，络绎不绝，结果思想上行动上，就分出了左右两派来。所谓左右派的不同的思想行动，大约大家已经知道，可以不必再说，不过这两派的分歧的要点，却很不容易看出。他们的口头都在说为民众谋利益，都在叫一样的口号。然而兵工厂的工人，完全被解散了，工会与工会的中间，受了一派的人的运动，互相攻击起来了。到得不能解决的时候，要仰仗政府的设施的时候，政府仍在说政府的话，被压迫阶级的满肚皮的苦楚，仍旧是吐不出一二分来。在这一个混乱状态之下，当然是谁也说不出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的，不过我们分析分析这两派中心人物，或者可以看得见一点儿模糊的色彩。总之国民政府中的人物。有几个是在做官，有几个是在做工。做官的要承上欺下。事情要做得漂亮才对。譬如在北京是张着左倾的旗帜，是以左起家的人物，到了广州，尽可以登报声明，说：“我非左，我非左！”等到得了位置以后，又可以一面逢迎有实力的几个人，讲极右的话，对了民众再说些调和的巧语，仍复可以不失他们的原来的声望。甚而至于要扩充他们的势力，就是拉拢一般机会主义者来，新组织一个新右派都可以。这些人的口号也是为民众谋幸福，然而对于真正要为民众谋幸福的人，却丝毫也瞧不起，有时候竟有附和着权势来压迫民众到事情。这一派人的势力最大，位置最固，现在的政治舞台上的人数也最多。许多离奇不测的最高机关的命令，或独行独断的不近人情的行为，都是出于这一派人的献策。因为这一派人的飞扬踊跃，所以真正的欲为民众谋利益的工作者，也就隐遁不见了。事实上这些真正欲为民众谋利益的人，说话不灵，献计不取，还有什么发展的余地呢？所以说国民政府中有左右两派，却是不通之论，实际上只有一派在那里扬威做事，其他一派的势力，早已于无形中消失了，迁都大计，军事行动，各党部和政府机关的小小的意见等类，毕竟是谁定的计划，是哪一派的策略？
那么所谓左派的势力，就完全失坠了么？也不是的，物理上的精力不灭的原则，在政治上也应用得到。现在民众已经觉醒了，带了面具跳狮子的事情，被人家看穿了，工人的组织也日就坚强完善了，被利用的事情，次数积得多起来，被利用者的经验知识，当然也已经进步了。他们的势力不死，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效的，不过现在不少起来作总账的时候，他们还潜伏在社会的下层里，在做基础建筑的水门汀而已。
政治是左右社会一般的南针，广州的政治，既是在向这一个方向进行，当然广州的教育，也可想而知。
党化教育，在今日的状态之下，是谁也赞成的。现在不是读死书，做学问的时候。然而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的民众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所以广州的学生，年轻一点，热情如火，渴慕正义的学生，现在都屈服在旧势力之下，见了铁杖，连头也抬不起来。政府说“马”，学生说“马”，政府说“鹿”，学生也只好“鹿”。甚而至于政府对待学生和学校的高压手段，学生及社会，不能加一句批评。结果就是党政训练所的学生的开除，中山大学学生的甄别，和大批思想较激烈一点的教员和校长的革职。况且目下又当迁都移鼎的当儿，什么事情都挂在半空天里，因而广州的教育，现在也完全还是在冬眠的状态之中，什么也停顿，什么也没有。“若是冬天来了，春天大约也总不远了吧！”这一句英国诗人的自语，我希望广州的学生不要忘了。
广东的农工阶级，表面上似乎很热闹，各行有各行的工会，各乡有各乡的农会，此外还有农工商学界的大联合会，然而实际，他们的约束力很弱：几个农工运动的小头目，又都是小政客出生，对于政府的措施，非但没有监督促成的决心，有时候，且竟有受一部分人的运动，甘心作几个人的爪牙，来摧残同类的。
因之一行中的工会和他行的工会冲突者有之，或竟在同一工会之内，分出两派来争闹折也有之。当农工运动起来的初期，农工阶级全体没有自觉的时候，这一种现象，原是免不了，但以农工为基础的国民政府之下，有这样的事实发生，至少也是首领人物，应该反省自责的地方，而几个野心者，还在居中利用，因此在建筑他一个人的地位和声望，这岂不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耻辱吗？所以有人说，广东是一个牛奶海，许多左派，到了广东，颜色都变了。这一句讽刺，希望真正为民众工作的人，不要忘了才对。
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有许多关于军事政治的具体的话，在目下的状态里，记者也不敢说。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不过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打到之先，我们必须牺牲理想，暂且缄守沉默，来一致的做初步的工作。末了还是中山先生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原载1927年1月《洪水》杂志第三卷二十五期）
一个人在途上（1926）
郁达夫在广州灰心丧气地耗着，突然接到妻子从北京寄来的信，说他们五岁的孩子龙儿病了。6月初，郁达夫离开广州北上，在上海停留了两晚，为自己的全集写了一篇序文，又收到龙儿病重的电报，慌忙乘船到天津，然后赶回北京。谁知他回到家时，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7月中旬，广东大学开始放暑假。一个月后，广东大学正式改称国立中山大学，名堂更大了。9月，学校开学。开学之前，中山大学来信催促郁达夫赶快回校。他不但是教授，而且是系主任，开学前后有很多事情要安排。但郁达夫对广州的工作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拖拖拉拉到10月上旬才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又足足停留了两个星期，编了一期《创造月刊》，写了催人泪下的散文《一个人在途上》，怀念死去的龙儿。
在东车站的长廊下和女人分开以后，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个。频年飘泊惯的两口儿，这一回的离散。倒也算不得什么特别。可是端午节那天，龙儿刚死，到这时候北京城里虽已起了秋风，但是计算起来，去儿子的死期，究竟还只有一百来天。在车座里，稍稍把意识恢复转来的时候，自家就想起了卢骚晚年的作品《孤独散步者的梦想》头上的几句话：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经没有弟兄，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社会了。自家在这世上，像这样的，已经成了一个孤独者了。……
然而当年的卢骚还有弃养在孤儿院内的五个儿子，而我自己哩，连一个抚育到五岁的儿子都还抓不住！
离家的远别，本来也只为想养活妻儿。去年在某大学的被逐，是万料不到的事情。其后兵乱迭起，交通阻绝，当寒冬的十月，会病倒在沪上，也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静息了一年之半，谁知这刚养得出趣的龙儿，又会遭此凶疾呢？
龙儿的病报，本是在广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连接了几个北京来的电报。换船到天津，已经是旧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见了门上的白纸条儿，心里已经是跳得忙乱，从苍茫的暮色里赶到哥哥家中，见了衰病的她，因为在大众之前，勉强将感情压住。草草吃了夜饭，上床就寝，把电灯一灭，两人只有紧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气也换不过来，更哪里有说一句话的余裕？
受苦的时间，的确脱煞过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叹的连续。晚上上床，两口儿，哪敢提一句话？可怜这两个迷散的灵心，在电灯灭黑的黝暗里，所摸走的荒路，每凑集在一条线上，这路的交叉点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生只有“龙儿之墓”的四个红字。
妻儿因为在浙江老家内不能和母亲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当时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时候龙儿正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到了五月初，从某地回京，觉得哥哥家太狭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间渺小的住宅。夫妻两个，日日和龙儿伴乐，闲时也常在北海韵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阴中带龙儿去走走。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
秋风吹叶落的时候，别了龙儿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学去为朋友帮忙，当时他们俩还往西车站去送我来哩！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来还同昨日的情形一样。
过了一月，某地的学校里发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两星期，本来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碍于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于一天寒风刺骨的黄昏，上西车站去趁车。这时候因为怕龙儿要哭，自己和女人，吃过晚饭，便只说要往哥哥家里去，只许他送我们到门口，记得那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和老妈子立在门口，等我们俩去了好远，还“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几声。啊啊，这几声的呼唤，便是我在这世上听到的他叫我的最后的声音！
出京之后，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续便染了病，遇了强盗辈的争夺政权，其后赴南方暂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才返北京。
想起来，龙儿实在是一个填债的儿子，是当乱离困厄的这几年中间，特来安慰我和他娘的愁闷的使者！
自从他在安庆生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没有一处安住到五个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负，只是东西南北的奔波飘泊。然当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的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赶到北京的时候，他的尸体，早已在妙光阁的广谊园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说是脑膜炎。自从得病之日起，一直到旧历端午节的午时绝命的时候止，中间经过有一个多月的光景。平时被我们宠坏了的他，听说此番病里，却乖顺得非常。叫他吃药，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顺的躺上。病后还能说话的时候，只问他的娘：“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我的女人，于惑乱之余，每幽幽的问他：“龙！你晓得你这一场病，会不会死的？”他老是很不愿意的回答说：“那儿会死的哩？”据女人含泪的告诉我说，他的谈吐，绝不似一个五岁的小儿。
未病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午后他在门口玩耍，看见西面来了一乘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个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远远看见，就急忙丢下了伴侣，跑进屋里去叫他娘出来，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因为我去年离京时所戴的，是一样的一顶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来到门前，马车已经过去了，他就死劲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说：“爸爸怎么不家来吓？爸爸怎么不家来吓？”娘说慰了半天，他还尽是哭着，这也是他娘含泪和我说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小小的心灵，常有望远思亲之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刹海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堤上散步，因为他看见了人家的汽车，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顿。又有一次，也是因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这实在只能怪我做父亲的没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给他穿，雇汽车给他坐。早知他要这样的早死，我就是典当强劫，也应该去弄一点钱来，满足他的无邪的欲望，到现在追想起来，实在觉得对他不起，实在是我太无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说，濒死的前五天，在病院里，叫了几夜的爸爸！她问他：“叫爸爸干什么？”他又不响了，停一会儿，就又再叫起来，到了旧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状态，医师替他抽骨髓，他只会直叫一声“干吗？”喉头的气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头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气总不肯断。他娘哭叫几声“龙！龙！”他的眼角上，就会进流下眼泪出来，后来他娘看他苦得难过，倒对他说：
“龙！你若是没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来？就是你爸爸回来，也不过是这样的替你医治罢了。龙！你有什么不了的心愿呢？龙！与其这样的抽咽受苦，你还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听了这一段话，眼角上的眼泪，更是涌流得厉害。到了旧历端午节的午时，他竟等不着我的回来，终于断气了。
丧葬之后，女人搬往哥哥家里，暂住了几天。我于五月十日晚上，下车赶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门打了半天，没有应声。后来抬头一看，才见了一张告示邮差送信的白纸条。
自从龙儿生病以后连日连夜看护久已倦了的她，又那里经得起最后的这一个打击？自己当到京之夜，见了她的衰容，见了她的泪限，又哪里能够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里小住了两三天，我因为想追求龙儿生前的遗迹，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复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它一两个月。
搬回去那天，一进上屋的门，就见了一张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里的花灯。听说这张花灯，是南城大姨妈送他的，因为他自家烧破了一个窟窿，他还哭过好几次来的。
其次，便是上房里砖上的几堆烧纸钱的痕迹！系当他下殓时烧的。
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去年采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在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时候且哭且谈，总要到更深人静，方能入睡。在这样的幽幽的谈话中间，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坟墓。先在一家南纸铺里买了许多冥府的钞票，预备去烧送给他。直到到了妙光阁的广谊园茔地门前，她方从呜咽里清醒过来，说：“这是钞票，他一个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车转来，到琉璃厂去买了些有孔的纸钱。她在坟前哭了一阵，把纸钱钞票烧化的时候，却叫着说：
“龙！这一堆是钞票，你收在那里，待长大了的时候再用，要买什么，你先拿这一堆钱去用吧！”
这一天在他的坟上坐着，我们直到午后七点，太阳平西的时候，才回家来。临走的时候，他娘还哭叫着说：
“龙！龙！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怕冷静的么？龙！龙！人家若来欺你，你晚上来告诉娘吧！你怎么不想回来了呢？你怎么梦也不来托一个呢？”
箱子里，还有许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气，到七月中旬，已经是很冷了。当微凉的早晚，我们俩都想换上几件夹衣，然而因为怕见到他旧时的夹衣袍袜，我们俩却尽是一天一天的挨着，谁也不说出口来，说“要换上件夹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里睡午觉，她骤然从床上坐了起来，鞋也不拖，光着袜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里，并且更掀帘跑上外面院子里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时候，只见她在那里四面找寻什么。找寻不着，呆立了一会，她忽然放声哭了起来，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问说：“你听不听见？你听不听见？”哭完之后，她才告诉我说，在半醒半睡的中间，她听见“娘！娘！”的叫了两声，的确是龙的声音，她很坚定的说：“的确是龙回来了。”
北京的朋友亲戚，为安慰我们起见，今年夏天常请我们俩去吃饭听戏，她老不愿意和我同去，因为去年的六月，我们无论上那里去玩，龙儿是常和我们在一处的。
今年的一个暑假，就是这样的，在悲叹和幻梦的中间消逝了。
这一回南方来催我就道的信，过于匆促，出发之前，我觉得还有一件大事情没有做了。
中秋节前新搬了家，为修理房屋，部署杂事，就忙了一个星期。出发之前，又因了种种琐事，不能抽出空来，再上龙儿的坟地里去探望一回。女人上东车站来送我上车的时候，我心里尽是酸一阵痛一阵的在回念这一件恨事。有好几次想和她说出来，教她于两三日后再往妙光阁去探望一趟，但见了她的憔悴尽的颜色，和苦忍住的凄楚，又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讲成。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飘泊。
——1926.10.5 上海旅馆内
（原载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初识王映霞（1927）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情，可以说是民国历史上一段佳话。实际上在认识王映霞之前，郁达夫已经结婚了，其妻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能诗能文，当时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暑假回国，与孙荃完婚。
然而一切的改变都在1927年，正如郁达夫自己说的，当他第一眼看见王映霞的时候，便有惊世绝艳之感，一发不可收拾，郁达夫的追求让王映霞既兴奋又苦恼，最后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郁达夫此时的感情已经如太阳般燃烧，便毫无顾忌地同意了，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
然而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和王映霞携长子郁飞离福州去新加坡。然而这段旅程不但没有让二人的关系缓和，反而让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更为加深了。碰巧此时，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他就将近来写的20首旧体诗词，加上“新注”，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这组诗词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们婚变的内幕，同时公开了妻子所谓“红杏出墙”的艳事。此事对王映霞伤害极大，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于是协议离婚，并各在报上自登启事宣布于众。
可以说，郁达夫的与王映霞的恋情，是名副其实的现场直播，早在1927年，郁达夫就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轰动一时，也在对世人相告：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这种热烈的情爱和性格终不适合潺潺流水般的普通人家的夫妻生活，也是导致郁达夫情感悲剧的缘由。
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可惜天气太暖，穿着皮袍子走路，有点过于蒸热，走上汽车，身上已经出汗了。王独清自广东来信。说想到上海来而无路费，嘱为设法。我与华林一清早就去光华为他去交涉寄四十元钱去。这事也不晓能不能成功，当于三日后，再去问他们一次，因为光华的主人不在。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午后三四点钟，上出版部去看信。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因而就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饭，酒还米有醒。月亮好极了，回来之后，又和华林上野路上去走了一回。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或者将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编起来也。
——1927.1.14
即孙百刚（孙亮），郁达夫留日同学。
时任淞沪商埠办公署全权总办，与徐志摩、胡适等是好友。
夜来风大，时时被窗门震动声搅醒。然而风系自南面吹来，所以爽而不凉，天上已被黑云障满了，我怕今天要下雨或雪。
午前打算迁入创造社出版部去住，预备把《洪水》二十六期编好。
十时前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候梁君送信去，丁在君病未起床，故至十二时后，方见梁君拿了在君的复信回来。在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饭后校《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已校毕，明日再一校，后日当可出版。
午后两点，至Carlton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遇见友人不少，四时顷礼毕，出至太阳公司饮咖啡数杯。新郎为邵洵美，英国留学生，女名盛佩玉。
晚上至杭州同乡孙君处，还以《出家及其弟子》译本一册，复得见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人多不得畅玩，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廿二，我已答应她送酒一樽去。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日了，我希望廿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今天接北京周作人信，作答书一阼致徐耀辰、穆木天及荃君。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倾倒。
今天一天，应酬忙碌，《洪水》廿六期，仍旧没有编成功，明总要把它编好。王映霞女士为我斟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1927.1.15
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干下去吧！
窗外面在下雪，耳畔传来了许多檐滴之声。我的钱，已经花完了，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说，去卖钱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写小说，快写小说，写好一篇来去换钱去，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儿生辰的礼物。
午后雪止，变成了凉雨，冒雨上出版部去谈了一会杂天，三时前后出来街上，去访问同乡李某。想问问他故乡劫后的情形何如，但他答说：“也不知道。”
夜饭前，回到寓里，膳后徐葆炎来谈到十点钟才去。急忙写小说，写到十二点，总算写完了一篇，名《清冷的午后》，怕是我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
——1927.1.16
早晨十点前起床，方氏夫妇来，就和他们上创造社去。天气晴快，一路走去，一路和他们说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在创造社出版部看信之后，就和他们上同华楼去吃饭，钱又完了。午后和他们一道去访王女士的时候，心里真不快活，而忽然又听到了她将要回杭州的消息。
三四点钟从她那里出来，心里真沉闷极了。想放声高哭，眼泪又只从心坎儿上流，眼睛里却只好装着微笑。又回到出版部去拿钱，遇见了徐志摩，谈到五点钟出来。在灰暗的街上摸走了一回，终是走投无路。啊啊，我真想不到今年年始，就会演到这一出断肠的喜剧。买了几本旧书，从北风寒冷的北四川路上走回家来，入室一见那些破旧书籍，就想一本一本地撕破了它们，谋一个“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的舒服。想来想去，终究是抛不下了她，只好写一封信，仍旧摸出去去投邮。本来打算到邮局为止的，然而一坐汽车，竟坐到了大马路上。吃了咖啡，喝了酒，看看时间，还是八点多一点儿，从酒馆出来，就一直的又跑上她那里去。推门进去看，有她的同住者三四人，正在围炉喝酒，而王女士却躲在被窝里暗泣。惊问她们，王女士为什么就这样的伤心？孙太太说，因为她不愿离你而去。我摸上被窝边上，伸手进去拉她的手，劝她不要哭了，并且写了一张字条给她。停了三五分钟，她果然转哭为笑了。我总以为她此番之哭，却是为我，心里十分地快乐，两三个钟头以前的那一种抑郁的情怀，不晓得消失到哪里去了。
从她那里出来，已经是十一点钟。我便走到大世界去听了两个钟头的戏，回家来已经是午前的两点钟了。
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窗外北风很大，明天——否否——今天怕要下雪，我到了这三点多钟，还不能入睡。我只在幻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功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丽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1927.1.20
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我不得不恨那些往在她周围的人。今天的一天，真使我失望到了极点。
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一家她也认识我也认识的人家去。这一家的主人，本来是人格不高，也是做做小说之类的人，我托他去请她来。天气冷得很，太阳光晒在大地上，竟不发生一点效力出来。我本想叫一乘汽车去的，这几天因为英界电车罢工，汽车也叫不到，坐等了半点多钟，她只写了一个回片来说因病不能来，请我原谅。
已经是伤心了，勉强忍耐着上各处去办了一点儿事情，等到傍晚的六点左右，看见街上的电灯放光，我就忍不住的跑上她那里去。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得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她似乎刚出外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两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到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
出了他们那里，心里只有抑郁。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听到午前一点多钟，心里更是伤悲难遣，就又去喝酒，喝到三点钟。回来之后，又只是睡不着觉，在室内走走，走到天明。
——1927.1.21
晚上又睡不着，早晨五点钟就醒了。起来开窗远望，寒气逼入。半边残月，冷光四射，照得地上的浓霜，更加凉冷。倒了一点凉水，洗完手脸，就冲寒出去，上北火车站去。街上行人绝少，一排街灯，光也不大亮了。
因为听人说，她于今天返杭州去，我想在车上再和她相会一次。等了两个多钟头，到八点四十分，车开了，终不见她的踪影。在龙华站下来。看自南站来的客车，她也不在内。车又开了，我的票本来是到龙华的，查票者来，不得已，只能补票到松江下来。
在松江守候了两个钟头，吃了一点儿点心，去杭州的第二班车来了；我又买票到杭州，乘人车去遍寻遍觅，她又不来。车里的时光，真沉闷极了，车窗外的野景萧条，太阳也时隐时出，田野里看不见一个劳作的农民，到处都是军人，军人，连车座里，也坐满了这些以杀人为职业的禽兽。午后五点多钟，到了杭州，就在家城站附近的旅馆内证住下，打算无论如何，总要等候她到来，和她见一次面。
七点钟的一次快车，半夜十二点的夜快车到的时候，我都去等了，到被守站的军士们起了疑心，来问我直立在站头有何事情，然而她终究不来。
晚上上西湖去，街上萧条极了，湖滨连一盏灯火也看不见，人家十室九空，都用铁锁把大门锁在那里。
我和一位同乡在旅店里座谈，谈到午前二点，方上床就寝，然而也一样的睡不着。
——1927.1.23
早晨仍复是不能安睡。到八点后就起了床。上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了许多的信札。太阳不暖不隐，天气总算还好，正想出去，而叶某来了，就和他吵闹了一场，我把我对青年失望的伤心话都讲了。
办出版部事务，一直到晚上的七时，才与林徽因出去。先上王女士寄住的地方去了一趟，终究不敢进去。就走上周家去，打算在那里消磨我这无聊的半夜。访周氏夫妇不在，知道他们上南国社去了，就去南国社，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
十二点后，和叶鼎洛出来，上法界酒馆去喝酒。第一家酒不好，又改到四马路去痛饮。
到午前两点，二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去打野鸡。无奈那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走到十六铺去，又和巡警冲突了许多次。
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
——1927.1.25
昨天探出了王女士的住址，今晨起来，就想写信给她。可是不幸午前又来了一个无聊的人，和我谈天，一直谈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十二点前到出版部去，看了许多信扎，午饭后，跑上光华去索帐。管账的某颇无礼，当想一个法子出来罚他一下才行。午后二点多钟，上周周勤豪家去，只有周太太一个人在那里和和小孩子吃饭。座谈了一会，徐三小姐来了。她是友人陈晓江遗孀徐之音的妹妹。
晚上在周家吃饭，饭后在炉旁谈天，谈到十点多钟。周太太听了我和王女士恋爱失败的事情，很替我伤心，她想为我介绍一个好朋友，可以得点儿慰抚，但我总觉得忘不了王女士。
——1927.1.27
早晨十点前后，华林来看我，我刚起床，站在回廊上的太阳光底下漱口洗牙齿。和华林谈了许多我这一次的苦乐的恋情，吃饭之前，他去了。
我在创造社吃午饭，看了许多信，午后真觉得寂寥之至。仿吾有信来，说我不该久不作书，就写了一封快信给他。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一年将尽，处处都在表现繁华的岁暮，这城隍庙里也挤满了许多买水仙花，天竺的太太小姐们。我独自一个，在几家旧书摊上看了好久，没有办法，就只好踏进茶店的高楼上去看落日。看了半天，吃了一碗素面，觉得是夜阴逼至，又只得坐公共汽车，赶回出版部来吃晚饭。
晚饭后，终觉得在家里坐不住，便一直的走上周家去。陈太太实在可爱之至，比较起来，当然比王女士强得多，但是，但是一边究竟是寡妇，一边究竟还是未婚的青年女子。和陈太太谈了半夜，清她和周勤豪夫妇上四马路三山会馆对面的一家酒家去吃了排骨和鸩骨酱，仍复四人走回周家去。又谈到两点多钟就在那里睡了。上床之后，想了许多空想。
今天午前曾发了一封信给王女士，且等她两天，看看有没有有回信来。
周太太约我于旧历的除夕（十二月廿九），去开一间旅馆的大房间，她和陈太太要来洗澡，我已经答应她了。
——1927.1.28
鸿雁往来的欢喜（1927）
映霞君：
二月十三晚上的信，今晚上我才接着。这一个月中间，我也不知怎么的。彷佛又回到了做梦的时代去的一样，一点儿事情也不能做。自从那一天和你见面之后，天天总觉得心里不安静，所以弄得早应该发出去的稿子，都还没有写好。你劝我的话，我都铭刻在心坎儿上了。我总想得到你一点儿真诚的表示，所以每一想到杭州来会你，现在你既在这样的劝我，我也只好暂时忍住，努力去做你所嘱咐我的事情吧。
我所怕的，就怕你不了解我，你既然能够了解，那我还有什么话说？你今年上半年打算怎么样过去？有一定的计划没有？你愿意再去教书么？你可不可以出来到上海来住？上海学校很多，我的朋友也很多，你若要想教书，我可以为你介绍，只教你将条件提出来就对了。譬如教什么，每星期多少钟点，等等。你愿不愿意再读书了？若愿意再进大学，我也可以为你设法。譬如南京的东南大学，武昌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我都有熟人在那里。用费一切，你可以不管的。
今年暑假后，我无论如何，总想出国去，当然想和你同去。现在就想努力做几部书出来卖，能够得到三千块钱，两人的费用就够了。已经有一家书店，答应我于暑假前送两千块版税给我，只教我能够给他一篇十万字的长篇。我想在三四个月里，做一二十万字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渡欧计划，也抱着乐观，可是可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非要得到像你这样的一位好友，常常刺激我不行。我的所以想到杭州来的原因，一半就是为想得到一点儿刺激，一半也想得到一点儿real feeling，就是可以把空洞的feeling embody出来的实际。
我对你完全是一种Pure，pure affection，and strong enough to be everlasting，决不是一时的flirtation。这一点请你信用我，我是不撒谎的。
我平生做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一个原因，倒经了许多失败。这一回我也在怕，怕因为我太Frank的原因，致受你的Despise。王女士，我前回已经说过了，说过我这一回的心事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sincerely过人”。
从明天起，我想开始工作了，我想实行你所吩咐我的话了。不过我总觉得总还不能捉摸到一点reality，总还缺少一点味之不尽的回忆。在这一个中间，我总还在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个相见的机会，赐我一个Interview，三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所以在屋里闷坐了一天。昨天晚上上伯刚那里去了一趟，他们都在笑我的痴笨。我也告诉了他们，说：“你已经很正当的拒绝了。”可是可是，这一句笑话，我总希望不至于实现。末了我还想你给我一张你的相片，你肯不肯？
达夫上
——1927.2.15 晚
映霞：
我真快要死了，一离开你，就觉得同失去了脑袋似的，神志总是不清。今朝从孙家出来，因为你离不开孙太太的原因，我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不得已只好跑上周家去坐着，因为孙家寓楼上的空气，实在压迫我得厉害，我坐在那里，胸中就莫名其妙的会感到一种不自由。周氏夫妇要我和他们去算命，我就跟他们去。瞎子先生说了许多吉利的话，果然他算出了我现在正在计划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话，我很想告诉你知道，可是午后跑上孙家去，又遇见了那位不相识的银行员。并且在孙氏夫妇的面前，我总觉得有话说不出来。映霞，这一封信，不晓得你能不能够接到？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坤范女学去。我想约你于礼拜五（阳历三月四日，阴历二月初一）午后两点整，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的门前（候电车的那一扇门前）相会。大约我总于两点前几分钟去等着，你一来，定能看见，不管天雨天晴，我是一定去的。这一封信于今晚上投邮，明朝是三月二日，大约明朝午后，你总可接到，若来得及，请你于接到这信后写一封短短的复书，我仍旧住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创造社出版部内，你有信请寄到此地来，一定能够接到，可以不必寄往周家去。
我对你的这第一次的请求，请你不要拒绝，并且你出来的时候，请你对你的同学说一声今晚饭不回来吃的。
达夫上
——1927.3.1 晚
映霞：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念。
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已身不可的。
内心既感到了这样热烈的爱，你试想想看外面可不可以和你同路人一样，长不相见的？因此我几次的要求你，要求你不要疑我的卑污，不要远避开我，不要于见我的时候要拉一个第三者在内。好容易你答应了我一次，前礼拜日，总算和你谈了半天。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又觉得非见你不可，所以又匆匆地跑上尚贤坊去，谁知事不凑巧，却遇到了孙夫人的骤病，和一位不相识的生客的到来，所以那一天我终于很懊恼地走了。那一夜回家，仍旧是没有睡着，早晨起来，就接到了你一封信——在那一天早晨的前夜，我曾有一封信发出，约你今天到先施前面来会——你的信里依旧是说，我们两人在这一个期间内，还是少见面的好。
你的苦衷，我未始不晓得。因为你还是一个无暇的闺女，和男子来往交游，于名誉上有绝大的损失，并且我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容易使人家误会。所以你就用拒绝与我见面的方法，来防止这一层。第二，你年纪还轻，将来总是要结婚的，所以你就希望于我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由这两层原因看来，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不消说这一次我看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
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而你对我的要求，第一就是不要我和你见面。我起初还以为这是你慎重将事的美德，心里很感激你，然而以我这几天自己的心境来一推想，觉得真正的感到热烈的爱情的时候，两人的不见面，是绝对的不可能的。若两个人既感到了爱情，而还可以长久不见面的话，那么结婚和同居的那些事情，简直可以不要。尤其是可以使我得到实证的，就是我自家的经验。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做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
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处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是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长年的漂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什么。既然是如此，那么映霞，我真真对不起你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甚，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爱情本来要两人同等的感到，同样的表示，才能圆满的成立，才能有好好的结果，才能使两方感到一样的愉快，像现在我们这样的爱情，我觉得只是我一面的庸人自扰，并不是真正合乎爱情的原则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自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己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酣酢。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了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联想开来，我又发现了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说到了这里，我怕你要骂我，骂我在说俏皮话讥讽你，或者你至少也要说我在无理取闹，无理生气，气你不肯和我相见，但是映霞，我很诚恳地对你说，这一种浅薄的心思，我是丝毫没有的。我从前虽则因为你不愿和我见面而曾经生过气，但到了现在——已经想前思后的想破了的现在，我是丝毫也没有怨你的心思，丝毫也没有讥骂你的心思了。我非但没有怨你讥诮你的心思，就是现在我也还在爱你。正因为爱你的原因，所以我想解除你现在的苦痛——心不由主，不得不勉强酬应的苦痛。我非但衷心还在爱你，我并且也非常地在感激你。因为我这一次见了你，才经验到了情爱的本质，才晓得很热烈的爱人的时候的心境是如何的紧张的。我伺候想遵守你所望于我的话，我此后想永远地将你留置在我的心灵上膜拜。我这一回只觉得对你不起，因为我一个人的热爱而致累及了你，累你也受了一个多月的苦。我对于自己所犯的这一点儿罪恶，认识得很清，所以今后我对于你的报答，你也仍旧是和从前一样，你要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
映霞，这一回我真觉得对你不起，我真累及了你了。
映霞，你也这一回也算是受了一回骗，把我之致累于你的事情，想得轻一点儿，想得开一点儿吧！
我还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断绝了我们的友谊，不要因此而混骂一班具有爱人的资格的男人。
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的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什么男女的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有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不过若没有这一种必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保存着，保存到我的死后再发表。
最后我还要重说一句，你所希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一定牢牢的记着。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儿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儿成就的荣耀，愿意全部归赠给你。
映霞，映霞，我写完了这一封信，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了，我我……
——1927.3.4
映霞：
昨天的一天谈话，使我五体投地了，以后我无论如何，愿意听你的命令。我平生的吃苦处，就在表面上老要作玩世不恭的样子，所以你一定还在疑我，疑我是“玩而不当正经”，映霞，这是我的死症，我心里却是很诚实的，你不要因为我表面的态度，而疑心到我的内心的诚恳，你若果真疑我，那我就只好死在你的面前了。临走的时候，我要——你执意不肯，上车的时候，我要送你，你又不肯，这是我对你有点儿不满的地方，以后请你不要这样的固执。噢，噢，不要这样的固执。礼拜日若天气好，我一定和你去吴淞看海，那时候或是我来邀你，或是你来邀我，临时再决定吧！
我今天在开始工作，大约三四天后，一定可以把《创造月刊》七期编好。第一我要感激你期望我之心，所以我一边在作工，一边还在追逐你的幻影，昨天的一天，也许是我的一生的转机吧！映霞，我若有一点儿成就，这功劳全是你的。
我说不尽感谢你的话，只希望你对我的心，能够长久地热烈过去，纯粹过去，一直到我们两人死的时候止，我们死是要在一道死的。
达夫上
——1927.3.8 午后
梦想成真（1927）
在船上，天明的时候，船到嘉兴。午后天放晴了，船过塘栖，已将近四点，结果于五点半后，到拱宸桥。
这时候天上晴朗高爽，在洋车上坐着，虽则心里很急，但也觉得很舒服。在西湖饭店里往下，洗了一洗手脸，就赶到金刚寺巷映霞的家里去，心里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然而会见后，却十分使我惊喜。一到她家，知道映霞不在，一位和蔼的中年妇人叫我进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索，谈了几句话后，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因为我已经可以知道她不是我们的恋爱的阻难者。坐等了十来分钟，电灯亮了，映霞还是不来，心里到有点儿焦急，起立坐下者数次，想出来回到旅馆里去。因为被她母亲劝止了，就也只好忍耐着等待下去。吃晚饭的时候，她终于来了，当然喜欢得了不得，就和她出去吃晚饭。晚饭毕，又和她上旅馆去坐到十一点钟，吻了半天的嘴脸，才放她回去，并约定明天一早就去看她。
——1927.3.14
午前将旅馆的帐付了一下，换了一间小房间，在十点钟前上映霞家去。和她出来，先到湖滨坐公共汽车到灵隐，在一家素饭馆里吃了面，又转坐了黄包车上九溪十八涧去。路过于坟、石洞屋、烟霞洞等旧迹，都一一下车去看了一趟。
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绿，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我好像在这里做专制的皇帝。我好像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我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走到午后三四点钟，才回到城里来。上育婴堂去看她的祖父，却巧又遇见了扫墓回来的她的母亲。因为她祖父在主理杭州育婴堂的事情，住在堂内，她母亲是时常来看他的。
座谈了半天，我约他和她们上西湖三义楼去吃晚饭。我和映霞先行，打算去旅馆小坐，不意在路上又遇见了孙太太，她本来是寄住在上海尚贤坊的，也可算是我们这一次结合的介绍人。顺便就邀孙太太也去旅馆小坐，坐到六点多钟，一同上三义去吃饭，同席者除映霞的全家外，又加了这位孙太太，当然是热闹得不堪。
吃完晚饭，看了东方升起来的皓月，送祖父和孙太太等上了车，我和映霞及她的小弟弟双庆，又回到旅馆里去。
开门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有许多名片和函件放在那儿，因为怕出去应酬，所以又匆匆和映霞等逃出来，且将行李等件搬上金刚寺巷，以后拟在她的家里暂住。晚上谈话谈到十二点多钟，很安适的在映霞床上睡了，她把床让给了我，自家却去和她的娘同睡。
——1927.3.16
午前和映霞坐着谈天，本来想于今天回上海，因为她和她母亲、弟弟等坚决留我，所以又留了一天。
中午喝酒，吃肥鸭，又和她母亲谈了些关于映霞和我的将来的话。中饭后，和宝垌、映霞又上灵隐去取照相，一直到将晚前的五点多钟，才回到岳坟来赶船。
在湖船里遇了雨，又看了些西湖的雨景，因为和映霞挨坐在一块，所以不觉得船摇得慢。晚上早睡了，因为几天来游倦的原因。临睡之前，映霞换了睡衣上床前来和我谈心，抱了她吻了半天，是我和她相识后最亲爱的一个长嘴。
——1927.3.18
沪战中的生活（1932）
从广州离开没多久，郁达夫就脱离了创造社，1927年8月15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刊出了《郁达夫启事》，文中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随即与鲁迅一起开展了更加势大的反帝革命运动。
1928年，郁达夫经钱杏村介绍，秘密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与鲁迅等连名发表宣言。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列名为发起人。但随后不久就又公开声明退出了“左联”组织。关于这次退出，郁达夫在声明中说：
“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中的一个。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免不了。可是社会这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由无数“个人”组织而成的？假使确实也是这么回事，那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生活……，后来，共产党方面要派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所以作家联盟中，最近我已经自动的把“郁达夫”这名字除掉了。”
郁达夫虽然退出了“左联”，但却没有停止在文艺上的工作，1931年12月，郁达夫又加入胡愈之、周建人、丁玲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一·二八”事件后，又与鲁迅、茅盾、胡愈之、夏衍、叶圣陶、田汉等43人，共同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揭露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可以说在上海这段时间，郁达夫是充实和忙碌的，但过量的工作让本身就患有肺病的郁达夫积劳成疾，1932年10月，不得不回杭州疗养。
一月二十八日，是阴晴的天气。我因为前夜看书看到了深夜，似乎感受了风寒，所以在那一天，竟在床上睡了一整天没有起来。
晚饭后有友人来谈，便一同出去上一家新故的友人的家里，大家又聚谈到了夜半，其中有一位朋友，是住在江湾的车站近旁的。
谈话的资料，当然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掠中国的问题。大家都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在现一阶段里当然只限于与二十一条条件有关的几省，这一次对于上海的威胁最后通牒，总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因为一，南京政府已表示了完全的屈服，条件都已经承认了；二，实际上有许多抗日的机关，和国民党的报纸，都遵命封闭了，相打而没有对手——对手是有的，可只是些没有组织与没有武器的民众——当然是不至于发生冲突的。况且在这一天最后通牒满限的下午，虹口日本人住得最多的一带地域里，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并已经发出了安民的告示，说中国政府完全承认了最后通牒里所要求的条件，在上海已经不会发生战斗行为了，教居民不要自相惊扰，尽管大着胆，安居乐业好了。这一晚，大家谈谈说说，竟坐到了十二点钟过后，方才走散。因为各人的住所，都偏近在沪西的一隅，所以在回家来的路上，还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但等我在床上睡定，拿了一册新到的外国杂志，正想打开来在枕上阅读的时候，从窗外面的大道上却传进了许多乱杂的机器脚踏车汽车的轮步声来。这倒也不去管它，到了睡后醒来的午前两三点的时候，情形可不对了，于这些传令兵的机器脚踏车声之外，在暗黑的空中又听出了许多飞机的推进机声来。同在恶梦里似的又昏睡了三四个钟头，早晨起来一看，果然闸北天通庵一带中日两军已经开火了。《时报》上的“我军大胜”的四个红字，竟激动了全市民众的脑筋，仆仆仆仆的机枪声，拍拍拍的来福枪声，更打醒了租界上三百万居民的迷梦。
此后就是飞机炸弹，大炮机枪，火光烟焰，难民兵车的混合场面。谣言蜂起，百事中断，在一夜的中间，上海就变成了被恐怖所压倒的阿鼻地狱。
二十九日，是一天晴天。我也兴奋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从自己的经验想来，高坐在南京的景阳宫里，只在呼喊着镇静镇静的那些王侯将相，大约是因为没有身受着炮火的威胁之故。这一天在巷头街上，都是三五成群的市民的空谈高噪。言语中总脱不了打仗的两字，消息总只是十九路军的英勇和东洋人的惨酷无道，但是关于实际的战争情形，却一点儿也没有确实的报告。只有从接连不断的难民连索中间一人两人的口中所说出的恐怖状态，和飞满在天空的烟焰炮声，总算是唯一的事实断片。这一天，我也在马路上和一位朋友走了一个下午。
我们且走且谈且梦想，下面的许多主张和应有的猜度。仿佛是已经实现了的事实，中国因此一战，仿佛是已经成了世界的最先进最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似的：
——十九路军可以直冲到租界上来。
——租界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者们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一切枷锁，立时斩断了就对。
——上海的中国住民有三百万，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及住民，合计起来，也不上十万，大家拚起命来，还怕什么？
——今晚电灯自来水交通机关、华捕以及在帝国主义者门下服务的中国人，大约总须全体总罢工。租界上一定会先来一个暴动。
——工人及一切无产者的党，一定已经下了动员令了，这样的好机会不利用，还待什么时候起来革命。
——是巴黎公社再现在东方的时期了。
——明朝就是中国×××在上海组织成立的日子。
——先以民众的肉弹来封锁住吴淞口岸，使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外不得进，里不得出。
——大家一定要起来，先围缴了巡捕房的械，然后再去夺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兵士的军器。
——先和帝国主义者们算清了账，打倒了他们，再去肃清南京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政府，是顶容易的一件事情。
——国际关系哩，美国对中国当然是没有领土的野心的。英国哩，有印度在。法国虽可以对日本与以财政上及军械上的资助，然而究竟是缓不济急，赶来不及的。欧洲各国，受着经济恐慌的直接影响，对于东方事情，哪里还能够来顾问。万一德法的法西斯蒂一动，意大利的黑色军队一出发，那么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并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况且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是对日本的法西斯蒂野心家的一个最大威胁。
这样的兴奋着，高谈着，梦想着，我和那位朋友竟忘记了脚力的疲乏，从沪西一直走到了大马路的外滩，从外滩又走到了法界。在我们的周围前后，不消说是一样地在兴奋，在高谈，在梦想的三五成群的中国民众。两边的商店全罢了市，新闻纸，号外，标语，和不正确的谣言，飞满了全市。此外便是帝国主义或传令的兵车和调防的队伍，与难民的“出埃及”的长蛇大阵。而最奇怪的现象，是在租界的交通大道上，忽而不见了帝国主义者支配下的守卫的岗警；在这一天里，非但白色巡捕的面孔一张也不见，就是印度巡捕的硕大的黑体，也在街头巷尾，失去了踪影。东北的空中只是飞机声，枪声，火光，烟焰与叫号呼唤的声音。
这样的兴奋状态，一连继续了三五天。在头一日所梦想的种种事情，竟一件也没有发生。暴动并不起来，总罢工也没有消息，中国的军队也并没有冲到租界上来。这中间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愈来愈多，上海的戒严准备，也布置得水泄不通；虽则日日还听见大炮枪声，夜夜还看见大火满天，但是神经却已经麻木了。头一次的兴奋过后，大而无当的空想幻想，逐渐地消散了开去；我和几位日日来我这里吃饭谈天的从北四川路逃来的朋友，倒想起迫近在身边的实际事情来了，于是就去做了些探访住在战区里的许多不曾见到的朋友的事情。
其后便是在战期里的经济压迫的缓避计划，和一个没落小资产知识阶级所能做到的对于这次帝国主义者来侵的自卫态度和表示等工作了。
这中间有几位朋友便发起了许多反帝抗日的协会联盟等团体，我虽则没有积极去帮忙活动，但是出席的出席，介绍的介绍，总算也尽了一点毫无裨益的义务，而最觉得吃力不讨好的两件事情，便是在这战期里所做的两篇文字。
其一是为一个抗日反帝团体要出周刊之故，勉强写成的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当时是在美国那位浪漫技师萧脱刚在苏州阵亡之后，我对于他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等并不明白——因为这是在他死后的第二日，各报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而他的究竟死否，也是没有证实——所以只说了些称颂他的义烈，与愤恨中国政府军队的不抵抗和阴谋的废话。并且正当这个时候，日本对十九路军所发的通牒，是在责难该军的不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说他们的行动，是等于匪军，日本帝国的军队，系受了中国中央政府之托，来替天行道，代某总司令来做剿匪的事情的。此外我还听到有许多日本的政客告诉我的中国当局者所干的卑劣无耻到极点的消息，故而在那一篇短文里竟没有说到世界的大势，和这一次日本来侵的国际背景与理论。更因为来催索那篇短文的朋友，简直是坐在客室里立等着般地在督促，所以写的时候，也将许多重要的议论抽了，只说了些梦话似的诗语。在这一种情形里写成的这篇短文，不提防竟于一个多月之后，才在那一个刊物的第一期上登了出来。大约是因为登在我那篇短文的前后的，都是些世界的名人如巴比斯、高尔基等的言论之故，故而登出来了以后，听说在该刊的编辑委员们中间，居然惹起了一个绝大的问题。诸位编辑委员先生，仿佛以为我在替某派捧场，所以才写那篇东西的；他们以为我对于世界的情势，简直是完全不懂的样子。他们的意见，我原也明白，可是由我说来，则他们对我那篇短文的解释，却是完全逸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我并不是说，这一回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来侵，完全是由中国的几个军阀所造成的，我不过说这是一个近因而已；至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或不可避免的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情势等抽象理论，则非但我这个从前也看过一点政治经济的书的人该有些一知半解的认识，我想就是××主义的党官，大约也该不会不知道得明明白白。
其二是在战期里为经济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写出来的一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这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不过有许多细节和近事。是在这一次的沪战中。因为阅旧时的日记，才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哪一条路。三个女性中间，不消说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豫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这小说的情节人物，当然是凭空的捏造，实际上既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的。可是当这小说出世不久的现在，我却忽而接到了许多由杭州的读者所寄来的信，问我书中的某某是不是在指实在的某某因为书中所描写在那里的那一位土豪的女儿，实际上是和实在的某某相像得很；她的容貌言行性格和她所经过的许多情事，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那件新的情交，都是实在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读者，并且还附寄了一张女扮男装的照相来，问我书中所写的那位男性的女子、是否便是此人。这么一来。倒真使我有点难以应对了。总而言之，我想这些误会的所以发生，大约是因为我这一篇小说的技巧的拙劣之所致。因为急急于在报告事实，而忽略了把这些事实来美化艺术化的工夫，所以使读者读后却只感觉着仿佛是在读报纸上的社会记事，于是就以为这是在写某人，这是在写某事。受了这一回的教训，我下回倒又可以改进一步了，但是这一次的失败，应该要请读者想想我那个不纯的动机，就是急急乎想粗制滥造点东西出来卖钱的那个卑劣心想而加以原谅。
在沪战期间，总算只做了这两篇吃力不讨好的文字，感到了许多幻想消灭的悲哀，和买了许多平时所不想买的关于战争及政治的书籍。此外的生活起居，则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因为我的寓居，是偏在沪西，还没有受到家破人亡的直接影响，但因为要做小说，因为要逃掉上我家里来避难者们的喧扰，一时逃难是也曾逃过的。
（原载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读书杂志》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据《达夫散文集》）
移家琐记（1933）
民国二十二年，郁达夫和王映霞做出决定：举家迁往杭州。这个决定多少受到王映霞的影响，除了精神上的落叶归根外，王映霞给出的理由让郁达夫无法拒绝。第一，为使孩子在杭州受到良好的教育；第二，上海的开支加大，杭州整体物价水平低；第三，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弥漫，应早日离开，免遭不测。
就这样，郁达夫全家移居杭州，然而期待中的平静生活并没有来到，郁达夫到杭州后，立刻被当地官场人士包围，这些人自称慕其文名，搞得郁达夫夫妇应接不暇，他们那个安静的处所立刻变得不安起来，久而久之，不但打破了多年来家中的“书香”气氛，更是让郁达夫和王映霞成了交际场上的红人。
在郁达夫杭州新居的旁边，有一片菜园，园中只有一间凉亭和一处破屋。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映霞得知那片空地属于浙江省救济院的房产，负责处理这块房产的人碰巧与王映霞相识，经过协商和通融，郁达夫付了1700元的价钱，得到了这块属于他们的土地，于是，夫妇二人开始在这块地上真正建设自己的“风雨茅庐”。
其实就王映霞言，卖地造房还有一个目的，“钱，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价上涨，钞票贬值，留在手头，还不如把它适当的用掉的好。”这是多年后王映霞说出的话，从这也能看出，他和郁达夫之间对生活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也是日后他们分手的一部分原因，当然分开后，这个房子就归了王映霞。
一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te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妨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了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搬来的那一天，是春雨霏微的星期二的早上，为计时日的正确，只好把一段日记抄在下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阴历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点起床，窗外下着蒙蒙的时雨，料理行装等件，赶赴北站，衣帽尽湿。携女人儿子及二仆妇登车，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绿，浅淡尚带鹅黄。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较多，视孟东野稍为富有，沿途上落：被无产同胞的搬运夫，敲刮去了不少。午后一点到杭州城站，雨势正盛，在车上蒸干之衣帽，又涔涔湿矣。
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开始做室内装饰的工作。沙发是没有的，镜屏是没有的，红木器具，壁画纱灯，一概没有。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在上海时，塞来塞去，只觉得没地方塞的这些破铜烂铁，一到了杭州，向三间连通的矮厅上一摆，看起来竟空空洞洞，像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最后装上壁去的，却是上海八云装饰设计公司送我的一块石膏圆面。塑制者是江山徐葆蓝氏，面上刻出的是圣经里马利马格大伦的故事。看来看去，在我这间黝暗矮阔的大厅陈设之中，觉得有一点生气的，就只是这一块同深山白雪似的小小的石膏。
二
向晚雨歇，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问先搬来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个亮一点的灯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这样要捐，那样要税，居民的负担，简直比世界哪一国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电灯一项来说，每一个字，在最近也无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是几年前做过的叠秦韵的两句山歌，我听了这些话后，嘴上虽则不念出来，但心里却也私私地转想了好几次。腹诽若要加刑，则我这一篇琐记，又是自己招认的供状了，罪过罪过。
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吧？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觉。夜半挑灯，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两地书》来细读。有一位批评家说，作者的私记，我们没有阅读的义务。当时我对这话，倒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书店来要我出书简集的时候，我就坚决地谢绝了，并且还想将一本为无钱过活之故而拿去出卖的日记都教他们毁版，以为这些东西，是只好于死后，让他人来替我印行的；但这次将鲁迅先生和密斯许的书简集来一读，则非但对那位批评家的信念完全失掉，并且还在这一部两人的私记里，看出了许多许多平时不容易看到的社会黑暗面来。至如鲁迅先生的诙谐愤俗的气概，许女士的诚实庄严的风度，还是在长书短简里自然流露的余音，由我们熟悉他们的人看来，当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我想就是绝对不认识他们的人，读了这书，至少也可以得到几多的教训。私记私记，义务云乎哉？
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六点敲过，就率性走到楼下去洗了一洗手脸，换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门，打算去把这杭城东隅的侵晨朝景，看它一个明白。
三
夜来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像马加弹姆式的沙石马路上，还满涨着淤泥，天上也还浮罩着一层明灰的云幕。路上行人稀少，老远老远，只看得见一部慢慢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车的后形。从狭巷里转出东街，两旁的店家，也只开了一半，连挑了菜担在沿街赶早市的农民，都像是没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萧条复萧条，衰落又衰落，中国的农村，果然是破产了，但没有实业生产机关，没有和平保障的像杭州一样的小都市，又何尝不在破产的威胁下战粟着待毙呢？中国目下的情形，大抵总是农村及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到大都会去。在大都会的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变成殖民地的新资本家，或变成军阀官僚的附属品的少数者，总算是找着了出路。他们的货财，会愈积而愈多，同时为他们所牺牲的同胞，当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来。结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农村中的有产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大都会，等到资产化尽，而生财无道的时候，则这些素有恒产的候鸟就又得倒转来从大都会而小都市而仍返农村去作贫民。转转循环，丝毫不爽，这情形已经继续了二三十年了，再过五年十年之后的社会状态，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会的症结究在哪里？唯一的出路究在哪里？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空喊着抗日抗日，又有什么用处？
一个人在大街上踱着想着，我的脚步却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开了倒车，几个弯儿一绕，竟又将我自己的身体，搬到了大学近旁的一条路上来了。向前面看过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浅浅的池塘。这附近一带，我儿时原也来过的。二十几年前头，我有一位亲戚曾在报国寺里当过军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陆军小学堂里当过学生。既然已经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一晚没有睡觉，头脑还有点儿糊涂，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凉的妙药。
天气也渐渐开朗起来了，东南半角，居然已经露出了几点青天和一丝白日。土山虽则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坏。湖上的群山，环绕在西北的一带，再北是空间，更北是湖州境内的发祥的青山了。东面迢迢，看得见的，是临平山，皋亭山，黄鹤山之类的连峰叠障。再偏东北处，大约是唐栖镇上的超山山影，看去虽则不远，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环视了一周，由远及近，用大量观察法来一算，我才明白了这附近的地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装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晓的时候，还听见了一阵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时候，还看见了一名荷枪直立的守卫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我心里虽在这样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原栽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至六日《申报·自由谈》，据《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
记风雨茅庐（1936）
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明明知道创造欲是好，所有欲是坏的事情，但一轮到了自己的头上，总觉得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之中的最低限度的享有，是不可以不保住的。我衣并不要锦绣，食也自甘于藜藿，可是住的房子，代步的车子，或者至少也必须一双袜子与鞋子的限度，总得有了才能说话。况且从前曾有一位朋友劝过我说，一个人既生下了地，一块地却不可以没有，活着可以住住立立，或者睡睡坐坐，死了便可以挖一个洞，将己身来埋葬；当然这还是没有火葬，没有公墓以前的时代的话。
自搬到杭州来住后，于不意之中，承友人之情，居然弄到了一块地，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住呢，占据的还是别人家的房子。去年春季，写了一篇短短的应景而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的文章，说自己只想有一所小小的住宅；可是发表了不久，就来了一个回响。一位做建筑事业的朋友先来说：“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一位有一点钱的朋友也说：“若通融得少一点，或者还可以想法”。四面一凑，于是起造一个风雨茅庐的计划即便成熟到了百分之八十，不知我者谓我有了钱，深知我者谓我冒了险，但是有钱也罢，冒险也罢，入秋以后，总之把这笑话勉强弄成了事实，在现在的寓所之旁，也竟丁丁笃笃地动起了工，造起了房子。这也许是我的Folly，这也许是朋友们对于我的过信，不过从今以后，那些破旧的书籍，以及行军床，旧马子之类，却总可以不再去周游列国，学夫子的栖栖一代了，在这些地方，所有欲原也有它的好处。
本来是空手做的大事，希望当然不能过高；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来代瓦，以涂泥来作壁，起它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但偶尔在亲戚家一谈，却谈出来了事情。他说：“你要造房屋，也得拣一个日，看一看方向；古代的《周易》，现代的天文地理，却实在是有至理存在那里的呢！”言下他还接连举出了好几个很有征验的实例出来给我听，而在座的其他三四位朋友，并且还同时做了填具脚踏手印的见证人。更奇怪的，是他们所说的这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造者，也是同我们一样，读过哀皮西提，演过代数几何，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毕业生。经这位亲戚的一介绍，经我的一相信，当初的计划，就变了卦，茅庐变作了瓦屋，五开间的一排营房似的平居，拆作了三开间两开间的两座小蜗庐。中间又起了一座墙，墙上更挖了一个洞；住屋的两旁，也添了许多间的无名的小房间。这么的一来，房屋原多了不少，可同时债台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了几尺。这一座高台基石的奠基者郭相经先生，并且还在劝我说：“东南角的龙手太空。要好，还得造一间南向的门楼，楼上面再做上一层水泥的平台才行”。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作“夕阳楼”。现在这一座塔楼，虽则还没有盖起，可是只打算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却也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有点像是外国乡镇里的五六等贫民住宅的样子了；自己虽则不懂阳宅的地理，但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清早或薄暮看起来，倒也觉得郭先生的设计，并没有弄什么玄虚，和科学的方法，仍旧还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时候看的原因，就因为我的胆子毕竟还小，不敢空口说大话要包工用了最好的材料来造我这一座贫民住宅的缘故。这倒还不在话下，有点儿觉得麻烦的，却是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的不符。皱眉想了几天，又觉得中国的山人并不入山，儿子的小犬也不是狗的玩意儿，原早已有人在干了，我这样小小的再说一个并不害人的谎，总也不至于有死罪。况且西湖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像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草舍作名称，也不曾听见说有人去干涉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九九归原，还是照最初的样子，把我的这间贫民住宅，仍旧叫作了避风雨的茅庐。横额一块，却是因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之便，硬要他伸了风痛的右手，替我写上的。
——1936.1.10
（原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杭州《黄钟》第八卷第一期，据《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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