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能上《人民日报》一定不一般，果然是。尤其值得机关后来者学习。
作者《话说“亲自吃饭”》：这是一篇带刺的言论。
读者 带刺的玫瑰，作者的个性在这一篇里暴露无遗啊，哈哈！
作者《谈谈“超前行贿”》：这篇得益于无意间获得的启发，谢谢吕不韦。
读者“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这是智慧的言论者必具的禀赋和素质。
作者《群众呼唤活典型》：这篇有价值，却没能发表。
读者 稿件中与不中，除了必然因素，也会有蛮多偶然因素的。
作者《“骂官”当休》：这篇是对刚刚起步的互联网的忧虑。
读者 好的言论家，除了胸中有丘壑，更需要的是激情，要时时有针砭时弊的欲望和冲动，而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冲动与激情，就是作者与生俱来的啊！
作者《警惕村支书选不出》：当下选派机关干部到村里任职的做法，证明当初的这个担心具有前瞻性。
读者 全市三百多个村都反复到了，这才是作者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关键。
作者《“一事一议”难在哪？》：这是被一个小丑剽窃去的一篇文章。
读者 饶过了可恶的剽窃者，也给我们自己增添了更辽远的宽度。
作者《仅有“出口”还不够》：让退出党员过不去，是这篇言论的落脚点。
读者 这篇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体制内党员的自省和思考。
作者《警惕“报复性执法”》：以执法名义打击报复，过去有，现在还有。
读者 披着羊皮的狼，人见人打。
作者《从明信片谈起》：随礼成为公害，以至于一边随礼一边骂娘。
读者 哈，移风易俗，从我做起！给你点个赞！
作者《谈年轻干部的培养与选拔》：第一篇获奖文章，在仕途刚刚起步时。
读者 带着当初的美好前行，这就是不忘初心。愿此情怀，伴君至地老至天荒。
作者《谈干部考核中的问题》：第一篇自主命题的作文，结果上了大报。
读者 作者善于思考的习惯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并养成，见证了，点赞。
作者《谈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创新》：知与行巧妙融合，才叫真的好。
读者 勤快的人不仅仅是体现在笔头上，更体现在脑筋上。最妙的是，作者两方面都很勤快，值得点赞。随性是人的本能，勤快是一种美好的自律。
38 切莫丢了“中间村”
“中间村”是介于先进和后进之间的一类村。近年来，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在抓先进村上水平和后进村变面貌工作中尽心尽力，而对“中间村”建设却缺乏热情。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干部认为抓先进是“形象工程”，是“门面”，值得一抓；治后进是“文件规定”，是“必查内容”，不抓不行；而“中间村”建设是“软任务”，可以不抓。有的觉得“中间村”只要不瘫不散，“步子不大年年有”即可。有的担心“眉毛胡子一把抓”会分散精力，搞得不好，既丢掉“西瓜”，又漏了“芝麻”。
众所周知，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而“中间村”数量较大，丢了它，就意味着村一级的“大头”没抓住，农村20世纪末奔小康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对具有一定基础的“中间村”而言，推一推，就可能使其大步前进；而放任自流，则可能使其跌落到后进圈子里。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各级干部应以大局为重，顺应新形势，将“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完善为“抓两头推中间”，切实把“中间村”问题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努力使各种类型的村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共奔小康。
【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第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言论，见报那天是1997年12月1日。
那是我到组织部工作的第七个年头，职务为组织科副科长。
副科长当然不是多大的一个官，但确实是我努力工作换来的一个结果，在当时甚至是耀眼的。一则，组织科是极富创造性且难以驾驭的一个科，这个科的副科长也就多了几分含金量。二则，这是我工作五年之后才有的一个成果，是对我在组织部辛勤工作的前五年的一个肯定。那是1995年，我、我的师弟L，还有另一个老兄H，我们三个人一张任职文，主送范围涵盖所有乡镇党委、市直各局以上党委、党组、总支（支部），规格之高与市管干部任职文一模一样，影响也就可想而知。
扯这些，无非是想表达一下奋斗的艰辛，虽然当时不觉得，但确实苦，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福利待遇低到可怜，最苦之处在于，每人每年都要写出很多材料，都要发表很多文章，无论你当初学的什么专业，也无论你的文字能力怎样，总之，对外宣传的任务必须完成。于是，写文章成了每个人的重要职责。有的与记者合写，有的请高手代笔，大家各显神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盯着报纸，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见报。
一如往常，那天早上本没什么特别之处，组织部办公室突然响起了惊呼声：“中了！中了！”所有在屋里的人都冲到走廊里想看个究竟。是的，我的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采用了。
那时候寻找见报的文章有一个规律，通常都是先找市一级报刊，再找省一级报刊，最后才看国家级报刊，《人民日报》不仅仅是国家级报纸，更是国家级当中的最高级。此前，我们一般都不往这上面看，因为数十年来也没有看到有几篇文章上得去。这次之所以有人关注《人民日报》，是因为这篇稿子写成后我曾高调地宣告，我要投给《人民日报》。之后的半个月里，相关科室人员每天都要关注一下《人民日报》的几个言论栏目。
千真万确，我的文章被《人民日报》采用了。从考核分值看，市级媒体刊登一篇文章为五分，《人民日报》一篇就是五十分，而每人每年的任务也不过五十分。就是说，一篇文章就完成了全年的任务。
不久，组织部召开一次研讨会，给我发了一笔奖金，还让我介绍经验。现在看，最宝贵的经验就在于，谁能够从司空见惯的现象里面看出本质，谁就可能写出好文章；谁的信心足够大，成果就可能足够大；还有一点就是，高调做事永远都是对的。
39 话说“亲自吃饭”
时下，在有些地方，爱说“亲自”的人越来越多，“我亲自吃饭”“你亲自上班”之类的“戏语”大有泛滥之势，“亲自”的内容也在不断被丰富。追溯一下，这股“亲自”风原来是“刮”自一些干部的口中。在领导讲话、干部述职和工作汇报中，“我亲自为民办实事”之类的官话似乎总不绝于耳！
实际上，适当地说说“亲自”本无可厚非，但“物无美恶，过者为灾”这句古训又不得不让人对已被滥用的“官场亲自”提出疑义。
第一，把“亲自”挂在嘴边的干部是否在刻意渲染着什么？是否存在着用偶尔的几次“亲自”去掩盖实际存在的工作漂浮？
第二，会不会有人为了“揽政绩”或是为了“抢镜头”才去不断地“亲自”？这种意义上的“亲自”到底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沽名钓誉？
第三，一声接一声的“亲自”会不会助长一些干部“唯我独尊”的“霸气”和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做官当老爷”心态？会不会因此而伤害群众的感情？“我亲自吃饭”之类的调侃会不会是群众对“官场亲自”的嘲弄、鄙视与不满？
笔者以为，干部“亲自办实事”，就好比人都必须“亲自吃饭”一样平常，实在无须再做刻意的强调！那些“亲自”不离口的干部，说到底就是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因此必须按照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切实加以解决，而首要的就是要少说一些酸溜溜的“亲自”，多尽一点领导者的天职！
【背后的故事】
《话说“亲自吃饭”》是一篇比较好看、也很有力量的一篇。也因此，稿子寄出不到一周时间，《农民日报》就在头版发表出来。见报那天是2001年11月1日。
写言论确实需要一点疾恶如仇的正义感才行。如果说，最初写言论是迫于单位考核的压力，逐渐地，写言论变成了一种自觉。我更多的时候是有话想说，看到不公平、不像话、不舒服的现象，就想着写出来，一吐为快。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见“亲自”二字就心烦，听到有人说“亲自”便闹心。尤其是看到有的下属称领导“亲自”时的那种谄媚样子，看到有些领导大言不惭地以“亲自”自居时的那份狂妄，写一篇文章出出气的心思便油然而生。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选这个角度写这篇文章，也算是为全国上下正在开展的作风建设添砖加瓦吧。
坦白地说，写这篇文章是暗含着风险的，因为一旦有人对号入座，或者如果有小人拿这个说事，就会有后果，很可能还会很麻烦。所以，在确定投稿方向时，既考虑到刊物的级别要高端，以对得起这篇文章，又不至于身边人看到这篇文章而热炒。《农民日报》无疑是一个兼备这两个原则的理想选择。
这篇文章见报后不到两个月，市委调我到宣传部任职，当时出来两个看法，一个是，我从组织部到宣传部，这显然不是重用，而这，很有可能与这篇言论有关；另一个看法是，我终于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平台上，于我这是最好的安排。
很显然，第二个看法是对的，宣传部成了自己的一个舞台；而第一个看法是错的，因为到宣传部任职确实是提拔，是重用，而且这篇文章即便让个别领导不舒服，也不至于如此小气，更何况，我去到什么岗位是强大的组织说了算，个别人一手遮天的时代早已经过去。
40 谈谈“超前行贿”
偶读《史记·吕不韦列传》，深为吕不韦的非凡“眼力”叫绝！这位“贩贱卖贵”的普通商人在初次见到秦国王子子楚的时候便坚信“此奇货可居”，于是将自己赚得的千两黄金全部投到子楚身上。子楚凭借这笔“投资款”，最终赢得了多数“群众”特别是当时最为得宠的华阳夫人的全力举荐，从而争得了太子和国君之位，吕不韦也意外地得到了子楚回报的丞相要职。
吕不韦的所谓“投资”行为其实是一种行贿。与一般意义上的行贿不同的是，吕不韦选择的行贿对象不是国君、太子等位高权重之人，而是一个长期“质于诸侯”“居处困、不得意”的无职无权的普通王子。这种行贿发生的时候，受贿人无力为行贿人谋利益，行贿人也没有指望立即得到回报。行贿的行为与收获之间尚有较长的距离，行贿者不是在应该行贿的时刻，而是提前实施了行贿，这种行贿在时间上具有超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实施的行贿可称作“超前行贿”。
从特点上看，“超前行贿”易实施。一般地讲，老百姓是难有机会向官行贿的，甚至连见一次官都很难。即使确实有机会贿赂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这些官或因不相信你而不敢收，或因确是廉官而拒收你的贿赂。但“超前行贿”的对象是生活在身边、有潜力、容易接近、需要帮助的“民”，就是说，向他们行贿可以不叫行贿、不叫巴结，而是感情好的一种表现，因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做，不需要低三下四，更不会感到丢人现眼。
“超前行贿”成本低。非官者无职无权，很少考虑受贿问题，也很少想过要得到别人的赠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需向他们贿赂一点点，那么这一点就会成为一份不断增值的“原始股”，保证能使受贿者心满意足。而当官者不乏胃口大之流，你送少了他们不要或是不眨眼、不动心，能叫他们动心你又送不起。
“超前行贿”效果好。一方面，无职无权者在困境或无助中被你率先看好并扶持，表明你眼中有他，他在有所作为后自然会把你看作他的亲信、他的人。但向当官者行贿则往往没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当官者的身边不乏巴结拍马、前呼后拥之辈，他们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关系网”和“人际圈”，外人一般很难进入。即使你能贿赂成功，也难以换得他们的心。往往是你不送他们，他们肯定不为你办事；你送他们了，他们觉得是应该的，同样可以不为你办事，甚至时间不长就把你给忘了。另一方面，无职无权者一般都是无功受禄，自然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惴惴不安，自然是刻骨铭心，始终想着回馈和报答。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不报非君子”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超前行贿”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会令原则成儿戏如“粪土”。子楚在收受吕不韦的贿赂时所说的“请得分秦国与君（指吕不韦）共之”；子楚当上国君之后把丞相之位送给了普通商人吕不韦就是例证。另一方面，它会使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发生畸变。互帮互助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值得推崇，但是受“超前行贿”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往往有功利性之嫌。因此，我们既不能搞“草木皆兵”，把同学、战友和老乡之间的正常往来或相处划到“超前行贿”的行列，也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乐此不疲。
当然，与吕不韦的“超前行贿”相比，现实中的一些人实施的“超前行贿”可能在性质上要轻一点。谓之轻，是因为这些人在行贿前期、中期和后期都没有明示行贿的目的，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一个个十足的投机商，梦想着能够做成一笔“投桃报李”“以千金换丞相”的赚钱买卖。因此，他们与吕不韦的“超前行贿”虽有不同，但都是“放长线钓大鱼”，都是以“感情友爱”“关心帮助”“哥们义气”为名，行“巴结”“投机”“谋私”之实。
“超前行贿”的要点就在于：我有钱无路，你有才无钱；用我的钱为你铺路，设法让你当官；然后你再拉我一把，使我也有所作为，可谓你荣我才荣、你损我就损。从这个角度讲，“超前行贿”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吕不韦千两黄金换一个丞相，是因为他的“眼力”非凡，同时也因为子楚是争气的。倘若你的“眼力”不行，还是谨慎点好，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子楚一样争气！弄得不好，必然会“偷鸡不成反蚀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提请注意，那就是我们预防腐败、惩治腐败的关口正不断前移，可能这个关口已经移到“超前行贿”的位置上了，所以还请那些正在玩或想玩一把“超前行贿”的人赶紧收手才是，否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的跟头可能是栽定了。
【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写于2001年夏天，发表在2001年第9期《党建内参》和2001年11月27日《江淮时报》上。
是的，一稿两投了。之所以这样，主要还是担心发表不出来，或是不能及时发表，会影响全年的发稿任务。加之当时的网络不发达，报刊电子版还不普遍，即便一稿多投也不会产生多少负面影响，这也给一稿多投多了一份坦然。在这方面，我坚持注意把握两个原则，一个是同城只投一篇，另一个是总量不超过两投。
动议写这篇文章，是在一个午后。午休中，听到太太与她的几个闺密聊天，半睡状态下听到她们在议论我的哥们阿D，于是由半睡到半醒。隐约听到F说，一看到阿D厚实的耳垂，就知道他是潜力股，包装阿D，准没错儿。“阿D一个小科长，位不高权不重，不如把精力投到现成的成功人士身上。”这是快嘴H的声音。“正因为阿D现在不咋地，才会在意别人对他好，以后他发达了，才会念着当初的好而加倍回报我们嘛。”F显得老到得多。
上班后，脑子里不时回荡着几个女人此前的那场议论，总感觉挺有意思的。一下子想到几个标题，“超前送礼”“超前投资”这些字眼不约而同地迸了出来，可又觉得不够贴切，直到“超前行贿”四个字出现，这才有了感觉。
那阵子，写过不少小言论，对言论算是有了一些研究。一篇好的言论贵在能用一条新闻事件作为由头，否则，硬写出来的言论就不像有感而发，也就很难令人信服。于是，找由头成了那几天的一件大事。最直接的就是从行贿受贿案件中找，当时影响最大的当是厦门远华大案，可是，纵使研究遍了其中的每个人，也难以认定谁是超前行贿。
找不到新闻由头，就试着从历史人物中找。
思路一变天地宽，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被发现的。这个向子楚超前行贿的人最终得到了子楚的回报，个中的隐蔽性和危害性让人叫绝。《谈谈“超前行贿”》一文就这样开写。
姑且不说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就说在当下，对于年轻的一代，也是要警惕自己成为别人心中的进攻对象。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年轻人只要好好努力，前途总是有的，犯不着把自己搞得那么没有尊严、没有骨气，也不要以所谓的广交朋友积聚人脉为借口与那些有钱人不分你我，不值得。
在这里，还要感谢一下曾经的同事老Z。感谢他借给我一本《史记》，是那种简装本，那么厚的书不到十块钱，真的很便宜。然而，正是这本很便宜的书对这篇言论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1 群众呼唤活典型
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在联合采访汪洋湖事迹过程中坦然承认，一直想找寻他身上的缺憾，然而，听到的却是百姓这样一些心声流露：“汪洋湖，不用盖棺定论，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给他说句话，讲一讲他的事。”
是人，就该有缺点，而典型不应该有缺点，这是对待典型的一种普遍认识。在这种理想化的典型观支配下，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典型，大多是已逝的典型，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张鸣岐等。对这样的典型树则放心，不必担心其变质，且一劳永逸。即使发现了这样的典型有所不足，国人历来对逝者采取宽容的态度，也不会深究。然而，这样的典型却使群众感到阴阳两隔，离自己太远。更何况，盖棺才能定论，以生命的终结换来社会的承认，这样的典型是否过于沉重？
应该承认，确实有过典型树起不久就倒牌的情况，这其实很正常，这恰恰启示我们该怎样对待典型。典型也是人，我们在树立典型时，既要拿典型来教育引导别人，更要注重对典型的教育，绝不能因噎废食，绝不能不树活着的典型。关键是，在发现典型的不足时，要及时指出，及时扶正，千万不能捂着、盖着、宠着，否则，就有可能让典型沦落成禹作敏、褚时建之流，做出有负于党和人民的事，直到沦为人民的罪人。
百姓喊出“汪洋湖，不用盖棺定论”，表明群众更希望看到的是活生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典型。这些典型和人民群众共呼吸，让群众感到亲切，同时也更能激发人们学习典型、赶超典型的信心与热情。典型的本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鲜活的典型能够与时俱进，是群众对典型的希冀，也是典型的生命力所在。
【背后的故事】
我的投稿过程一直还比较顺利，似乎没有经历过“投不中”的打击，《群众呼唤活典型》这一篇是一个例外，是唯一一篇没有得到发表的文章。
文章没被采用，通常是文章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投稿的方向不对。当然，也有可能是编辑的认识有偏差。不管怎样，这篇稿子没能见报。
几次审视过这篇稿子，总觉得还不错，至少没有思想性问题，而且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让我们的典型更生动鲜活、更有说服力、更有示范性。如果说，一定要从思想层面找原因，是不是因为文章有一点提意见的嫌疑？或者，树一个活典型当真有更多的难度与压力？
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地推出大批先进典型，有感动中国的先进人物，有层层推选出来的道德模范，产生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不可否认，这里面也有树得不准的，也有后期变质的，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对典型群体的赞同与肯定。很难想象，如果因噎废食，不搞类似这样的典型评选，整个社会该是怎样的暗淡，那才是真的让人失望与难过。
不敢树活着的典型，说到底还是担当的不足。这篇稿子到底没有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看，是个别媒体怕给自己惹事。当初如果多选几家，刻意选一些敢说话的媒体，或许，稿子能发出来。但是，没刻意这么做，因为没必要，也不想。我甚至觉得，在写稿投稿过程中，适当地留一点遗憾，也是一种提醒，提醒自己的不足，这未必不是好事。
42 “骂官”当休
时下，在网上或是一些公共场合，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骂官”现象：无论哪个级别的官，都有可能挨骂。比如，你穿着高档，他骂你“贪”；你做事谨慎，他骂你“懦”；你的政绩不响，他骂你“庸”；你在某些利益上做出让步，他骂你“昏”；你的社交范围大，他骂你“痞”。另外，还有一些热衷搜集或编造领导“问题”的人，通常不分青红皂白对“问题”妄加指责、对有关领导任意辱骂。
官之所以被骂，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被骂者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有的人面对只唯上、不唯实，或欺上瞒下的官，面对只图安逸享受、不讲服务和奉献的官，面对有以权谋官、谋私、谋色之嫌的官，便怒从心头起。出于揭露问题、泄泄心头“恶气”的目的，这些人便选择了骂官。第二，骂官者有问题。有的是利己主义作祟。不能忍受你对他说“不”，否则就骂你。有的是心理阴暗或心态失衡，在他们眼里，“坏官”多，好人少。他们还习惯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结果是人比人气死人，于是便骂口大开。
笔者认为，骂官既难以显示出骂人者的高尚，也无助于遏制有些官的劣行，是一种徒劳甚至是有害的行为。第一，它无视人格的平等。被骂者首先是一个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都具有与你我平等的人格，所以辱骂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本身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第二，它不是干部监督的方式，也不是反映干部问题的形式。一个官触犯了法律，法律会制裁他；违反了纪律，纪检监察机关和党的组织部门自然会给其应得的处分或处理。人民群众有权监督干部并及时通过正当合理的途径检举揭发干部的问题，但骂官不应该是监督的应有方式和检举揭发的好形式。第三，它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的眼里，官者只要在位一天，就是党和政府形象的代表者，不负责任、不分场合地骂官，其后果必然会使组织涣散，影响团结，混淆视听，甚至没有问题的官也被误以为有问题，从而把人的思想搞乱，使党和政府的形象遭受严重损害。
作为人民的公仆，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吾日三省吾身”；作为人民群众，也应该为干群关系的水乳交融而努力。我们欢迎对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但绝不是说可以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攻击、造谣诽谤；我们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坦荡作风，但绝不是说可以把领导干部作为无聊的谈资和辱骂的对象；我们强调公民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但绝不是说可以背离“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重要方略而骂口大开。
【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写于2001年，发表在当年《领导科学》第19期上。
在互联网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普遍运用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杂志报纸自然承载着学习交流、了解天下、发表稿子等功能。《领导科学》一直让我有些仰慕，这不仅因为这本杂志拥有一个很正很品牌很让人向往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这本杂志上面的文章多与我当时从事的组织工作有关，是业内必看的杂志。所以，在《领导科学》上发稿备受关注。
因为想在这本杂志上发稿，每期内容我都会认真去看去研究，逐渐地就熟悉了哪些人经常在上面发稿，说熟悉其实也不妥当，因为上面的很多写手都只是名字熟了，人依然是陌生的。唯独有一个写手是我的一个熟人，他叫罗玉亮，是老家全椒县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这让我羡慕，也让我心动，毕竟有一个与我同喝一条襄河水长大的人频繁在上面发稿。
2001年，我的《“骂官”当休》登上了《领导科学》。现在看，这个选题多有怪异之嫌，因为，现行网络天天都是信息大爆炸，骂人的事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人们习惯了骂人，也习惯了挨骂，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写这样的言论，大概会被多少愤青吐槽和围攻也不可知。所以，这篇文章也是对舆论环境变化过程的一个见证。
文章的立意是好的，人与人生来平等，骂人终归不是什么文明的事，更何况，文章追求舆论环境的干净与健康至今也是我们对网络世界的基本要求和良好愿望。也因此，文章被采用了。
如同一个学生，往往因为喜欢一个老师，就会对相应的这个学科更感兴趣，学得就更扎实更上心，这门学科成绩就会更好。在当时，凡是用过我的文章的杂志和报纸，我都会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自打《领导科学》发表过我的文章之后，上面的相关版面尤其是言论栏目就像一面面旗帜，召唤着我激励着我，甚至想过成为它上面的专栏写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之后不久，我离开了组织部，到宣传部任职，与《领导科学》渐行渐远。按说，我到宣传部更有机会与媒体联系对接，更有时间写稿子，只是宣传部要写的从来都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指定文章，写言论、写杂文、写正论文的机会越来越少，虽然从2002年起，是我写文章的一个高峰，但与《领导科学》相契合的文章几乎没了。自此，当年那个有梦想的年轻人虽然梦想还在，但终于从《领导科学》里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43 警惕村支书选不出
在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不少地方采用“两推一选”或公推直选等办法，选出了大量的优秀村支书。但同时，少数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也暴露出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即村支书选不出。于是，党委任命、外调下派或副职主持成了一些地方的无奈之举。
村支书何以选不出？一是无人可信。有的村党员整体素质差，多在“赛场”上“遛过”，但都败下阵来，提出的候选人只是依据简单多数的“民意”确定的，高于其他党员也不过“一席之厚”，因此，党员彼此互不信任，选举时多为弃权或“自选自”。二是排斥异姓。少数村党员以姓定选，以亲划圈。选举中，本姓只选本姓，本族不选他族，致使另选的他人多，但都与候选人一样超不出半数。三是内有派性。一些村“下台干部”心有不甘，把民主选举视作“东山再起”的良机，竭尽所能地拉拢自己在任时发展的党员，与台上干部抗衡。如此，选票自然难以集中，真正的人才也难以出线或当选。
选出一个好支书，是中央提出的村支部“五个好”目标的内在要求，是建好村级组织的一个关键，因此对村支书选不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一要强管理。对在职干部要注重教育、激励和扶持，使之政治素质、工作热情、领导能力和群众威信不断提高，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切不可凭个人好恶、图一时之快频繁随意地任免村干部。二要常关怀。对下去的干部要予以必要的关心，尽可能地利用政治、经济手段对其实施激励和制约，同时，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成为致富标兵，发挥好自身作用，使其卸任而不卸责，更不至于“绊脚”。三要严惩处。要制定科学可行的党员目标管理体系，通过精心组织实施和严格考评，果断对不合格党员实行告诫、劝退或除名。对触犯纪律的党员，坚决按照党章规定予以惩处，直至清除出党，切实解决党员“出口”不畅问题。四要重发展。党员发展工作要常抓不懈，要通过公示发展对象和严格考核等手段，把好“进口”关，同时注意探索提高党员地位、增强党员吸引力的新途径，主动引导年轻有文化的人才加入党的组织，并坚持加以再教育、再培养，使其在生产一线摔打磨炼，展示自己，不断地成长、成熟，并获取公认。总之，要在提高党员整体素质上着力，通过经常培训、正常活动，使每个党员真正成为“双带”标兵和“三讲”模范。如此，优秀的村支书人选便会多一些，党内选举便会少一些尴尬与困惑。
【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写于2000年秋天。当时，全市农村党支部都在换届，谁能当选村支部书记自然备受关注。
截至2000年，我在组织部工作已经十个年头。当时全市一共347个行政村，我不仅村村到过，很多村都跑过十趟以上，有的村一年就要跑三四趟。对农村社会的更多了解，成为自己难得的生活体验和第一手资料，这也为此后写下的很多文章注入了内涵和力量。
如果说，最初写言论还是出于完成任务的考虑，那么，在组织部的后面几年，更多地关注农村题材就成了一种责任和自觉，常有一种想说话的冲动。
是村就要有一个好支书，但相当数量的村，它们的支书不强，选来选去就那么几个人，今年下去的人，转了几年又走上前台，宗族派性严重的村几支力量要么互相斗争，要么“推磨转圈”、轮流坐庄，这是这些村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不去的主要原因。
《警惕村支书选不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思考下成为选题。意外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党建文汇》2000年第10期上。《党建文汇》是知名度很高的权威杂志，能在这上面发表文章，说明文章涉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以现在的眼光看，选一个好支书仍然是不少村的难题，从机关选派年轻干部到村任职，从大学生当中选拔优秀分子担任村干部，都是壮大村级力量的不错途径。但是，就村一级的特情而言，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用本土人管本土事。所以，培养村里的能人、好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44 “一事一议”难在哪？
“一事一议”为农村集资兴办公益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有些地方却反映：“一事一议”难开展。这里面，固然有村民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在于，有些干部兴办公益事业的热情下降，致使村民会议召集不起来无人问、村民意见统一不了无人管，甚至村民会议形成的决议也无人抓落实。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三点。
有的认为“无利可图”。“一事一议”政策对集资标准做出了严格的上限控制，用钱过程还要受到村民的监督，过去有些地方惯用的“事前多筹一点、事后多留一点”的做法行不通了。另外，“一事一议”前，基层干部只需互相通个气即可确定干什么和怎么干，现在则必须提请村民会议通过之后才算定。与以前相比，办事的难度加大了，投入的精气神多了，但“好处”却有天壤之别。
有的害怕“招惹麻烦”。一方面，兴办公益事业，就得向群众集资；而只要集群众的资，就难免与群众发生矛盾，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下级”上访和上级追究。另一方面，筹集的资金通常满足不了工程建设的需要，加之管理起来难度较大，弄得不好，就会多出一个“半拉子”工程，基层干部形象因之受损、选票也将因此丢失，所以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不做事”，“不做事不会犯错误”。
有的埋怨“政策偏心”。“一事一议”的要点在于：群众的事由群众提、群众议、群众定，群众有权否决基层干部的主张和“决定”。对于这种将原先自己掌握的权力“下放”给群众的做法，有的基层干部很不适应，觉得政策“偏群众”，于是负气地认为：既然凡事都由群众说了算，那事事就都由群众去做吧。
“一事一议”是一项事关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村民自治进程的新事物。在其运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我们的基层干部组织、发动、引导和带领群众去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探索新路，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变群众的一时不理解为真正的理解和支持，使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对那些碰到困难绕道走、遇到问题推卸责任、为谋私利而不顾群众冷暖的干部，各级党组织应加强对他们教育和帮助，督促他们摒弃消极思想，解决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切实增强群众观念，无条件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如此，“一事一议”将不再难，农村各项事业建设也将不再难。
【背后的故事】
与所有的杂文一样，这篇杂文同样得罪人，那些被碰痛的人不会高兴。所以，投稿时，我一律往远处的报刊上投，文章发表在2001年12月25日《农民日报》和2001年第11期《乡镇论坛》上，这两个报刊虽然级别很高，影响力很大，但不看报的人照样看不到，看不到白纸黑字上我的名字，不能亲眼看到这样的文章，也就不会有什么后果了。
听说，好事之人还是把这篇文章散发出去，并且玩了一些手脚，希望能持续发酵，让我受到打击遭受报复。但最终我还是我，毕竟，比起《话说“亲自吃饭”》一文直指有些领导干部而言，这篇文章还不至于有多少负面效应，即便有，那也不会是来自决策层，相反，决策层里的大多数看到后，还是觉得文章是在围绕大局、维护大局，理当表扬并引起重视。
其实，为缩小打击面，我在类似的文章里一直很注意措辞，例如，这篇文章中不断出现的是“有的认为”“有的害怕”“有的埋怨”，而不是更多的人认为、更多的人害怕和更多的人埋怨，可见，我绝不是故意惹事。
不惹事不代表怕事。这篇文章到底惹出了一些麻烦。那是我在翻阅杂志时，无意间看到了2001年第12期《安徽农村通讯》上有一篇与我这篇文章一模一样的文章，署名不是我，是的，这篇文章被剽窃了。
儿时在门口当家塘里捡拾鸭蛋的情景又跳了出来。那天，我和妹妹在塘边戏水，意外地看到大塘浅水处的滩涂上有鸭蛋，联想到深水处也一定会有，于是下到深水处去摸，果然有。
文章被剽窃让我想到深水处有鸭蛋的事，进而联想到不止一篇文章被剽窃。果然，我在收集这篇文章被剽窃的证据时，惊讶地发现另一篇杂文《村民代表不是“工具”》在《安徽农村报》上被别人抄了，当时的感觉有点蒙，我觉得这个事是一个事。随即，我咨询了当律师的朋友刘彬。
刘彬比我理性一些，他从法律层面给我两点意见，一个是，投诉剽窃人，对方可以按照几倍于稿费的金额予以赔偿，显然，这一点没有意义。另一个是，投诉剽窃人兼诉相关媒体，要求剽窃方登报赔礼道歉。看来，后者更有意义，至少可以很好地炒作一下自己。
《安徽农村通讯》我不太熟悉，但通过编辑部门很快就找到剽窃人的单位，剽窃人是某县农委干部，而且证据很快被锁定。
《安徽农村报》则是熟得不能再熟了，我们曾经成功地策划企业送报下乡活动，被安徽报业集团评为金点子。有了这些基础，处理文章被剽窃一事就快捷得多。经查，剽窃人是肥西电视台一位工作人员。
人证物证俱在，确实想过搞一点动静出来，但最终我放过了剽窃人。这得感谢《安徽农村报》的兄弟张波，他说，做这些事都有不得已的苦衷，都是报社的熟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如果搞狠了，让人抬不起头，于自己也没有太多的好处。最终，我同意两家报社的意见，一是封杀这两位剽窃人在这两家媒体上的投稿权，二是由报社口头警告两位剽窃人，务必从道德层面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给原作者的名誉造成的侵害。
至今，我还保留着两篇文稿被剽窃的原始记录，这也是律师朋友提醒我的。我不是要怎么剽窃人，我倒是担心有一天剽窃人倒打一耙，那才真的叫哭笑不得了。
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确实是这样，我们在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都要学习足够多的别人的文章，最高境界是，汲取别人的营养，长自己的膘，而把别人的文章原原本本地变为自己的，这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未免太过荒唐，真的是把他娘家人的脸都给丢完了。
45 仅有“出口”还不够
近年来，在疏通党员“出口”问题上，不少地方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些不合格党员被清除出党，纯洁党员队伍的初衷得到了较好实现。但笔者以为，疏通党员“出口”的要义应该在于警醒党内的同志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要实现这一点，仅靠疏通“出口”显然不够。
必须肯定，多数党员是党的宗旨的忠诚实践者。但也确有一定数量的党员，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裂变，以往那种对党鲜明、强烈的归属感已经淡化、迷失乃至跌落了。有的麻木不仁、“角色”意识模糊、无所谓党员不党员，“出党”对他们而言，除了一时的“面子”受损外，没有多少震慑力；有的作用不明显、阳奉阴违，但尚不足以被清除出党，因此不能对其施以简单的组织处理。
激发党员发挥应有的先进性，少不了严把“进口”、疏通“出口”和经常性教育关，但还必须贴紧党章规定的党员“双带”要求和新形势下的经济特征，抓住问题的根本，有针对性地加以努力。当前，重中之重就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彪炳起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充分满足共产党员“与众不同”的自豪感。唯有如此，广大党员才会增强自己的“角色意识”，才会因为自己是一名党员而感到光荣，也才会因为在乎“出党”而努力工作。
中组部《组工通讯》曾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依托“党员自助基金”帮助党员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的经验，并配发“编者按”，称之为“值得借鉴的做法”。四平市10万余名党员自愿捐资数百万元，作为党组织统一使用的基金。依托这笔基金，这个市从解决特困党员的燃眉之急入手，开展生活性扶助；从增强有致富潜力的贫困党员的造血功能入手，实施生产性扶助；从扩张党员帮带贫困农户和下岗职工的能力入手，进行有针对性的扶助，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党员的困难，增强党员的魅力，出现了不是党员的想入党、是党员的争当优秀的可喜局面。
四平市委正视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大胆地运用经济手段，有机地把组织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些对于党员队伍存在的问题至今还一筹莫展的党组织，是否能从四平的实践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呢？
【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写于1997年6月。期间，《党建研究》连续刊登一些省份狠抓党员“出口”的做法，一批后进党员被清除出党，我当时做的就是组织工作，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以当时的眼光看，这篇文章或多或少有点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味道，所以，一度担心发表不出来，《党建文汇》消除了我的顾虑。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逆耳不逆耳的，纵使说到有些党员状态不好，但这始终是少数，更何况，我的本意是，建构起当代共产党员人的归属感，这个倡议足以激动人心。
那个时期，总有一些好的观点迸发出来，例如，必须旗帜鲜明地让党员先富起来，当时看，这个观点或许有些激进，或许有人会说，这与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吻合。今天看，这个提法激进吗？这篇文章提议用四平党员互助基金的做法，正是解决党员富起来的问题，因为只有党员富起来，才有带动力。
的确是这样，如果党员的优越感建立不起来，党组织就必然缺乏吸引力，进来的党员没有热情，出去的党员也就不会有多少遗憾。
我一直对文中提到的吉林四平党员互助基金的做法抱以极浓的兴趣，一直想去学着尝试，幻想着能把明光的互助基金做到一千万、一个亿甚至更多，那该能帮助多少党员脱困、创业？又该让多少党外的人羡慕我们党员？我甚至谋划过这一千万、一个亿乃至更多的互助基金从哪里来。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成了泡影。
时过境迁，有些往事可以揭秘了。2011年，市委曾酝酿让我去市直机关工委任职，这大概是基于我有数年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经历的考虑，尽管这个岗位不是人人在意人人想去的，但于我，还是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准备，想着用吉林四平党员互助基金的办法，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建搞活，搞出一点名堂来。最终，我到科技局履职。
再回到文章中来。如果你想要某样东西，别人就是不给你，或者你已经拿到了，最终又让你失去，你会难过会痛苦；而你本来就不想要的东西，别人一味地说不给你，你会难过吗？同理，如果有些党员的觉悟低下到无所谓是不是党员了，你叫他出党，一定不会有多少冲击力。我想说的是，必须高扬起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让党员有魅力，让每个不是党员的人想入党，让每个党员争当优秀分子，果真如此，出党对一些人来讲，恐怕就不只是面子难看的问题了。
46 警惕“报复性执法”
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最近接手一起“窝囊官司”：一卖烟个体业主因未能满足一执法人员要烟的私欲，结果招致该执法人员多次前往烟店“查假”，最后假烟未查到一条，烟店却在信誉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被迫关门。无奈之下，业主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但终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笔者以为，此类执法人员在私欲未果的前提下对执法对象无端地实施检查，这种行为与其说是执法，不如说是“找碴”、是报复，是执法者不法行为的一件外衣，是“报复性执法”。
既然是一件致幻、致害的行头，披上它自然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披着正义的“外衣”，以“公正执法”为幌子，利用强大的法律武器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去做违背法律和人民利益的事情。由于此类执法人员事先提出的“索要好处”没有外人知晓，且执法过程通常又“像模像样”“无懈可击”，所以这种见不得人的执法动机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也就是说，如果仅从执法过程看，“报复性执法”与一般意义上的执法难见不同，因此只要此类执法人员坚持不断地实施这种执法，没准还能捞取一个“无私无畏”“公正廉明”的“打假英雄”“反腐勇士”等称号，于是在经济和物质利益捞不到的情况下谋取一些“政治利益”、成为一个永远的“赢家”也不可知。
“报复性执法”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较大的适用性和易发性，在诸如“查税”“查费”“查账”“查人”等执法过程中，也许就不乏真相难被识破的“报复性执法”，因此其社会危害不容忽视。一方面，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此类执法人员对于可能存在的违法问题不去立即调查，对于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不予立即制止，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用以长期“敲竹杠”的“把柄”，作为自己不断从中谋取私利的“摇钱树”。另一方面，执法对象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对于被查出有问题的执法对象而言，此类执法人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甚至过于“自由”地行使法律授予自己的具有较大伸缩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就高不就低”地对执法对象施以过重的处罚，从而难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实施；对于没有问题的执法对象而言，经过“问话”“传唤”“搜查”等一系列折腾，势必给无辜的执法对象造成沉重的精神创伤和较坏的社会负面影响。当然，这一结果与从重打击执法对象相比，只能算是此类执法人员所追求的“次要目标”，正所谓“打不倒你，也要臭臭你”。
“报复性执法”应该引起广泛的警惕并得到有效的制止。首先，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素质教育。努力使执法人员摒弃私欲和邪念，做到一以贯之地秉公执法，不向执法对象“张口”“伸手”，不做亵渎法律、有损执法机关形象的丑事。其次，要建立落实执法监督机制。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并落实以查案申报和批准查案为内容的执法审批程序，以监督执法过程为内容的执法监督办法，以查处错案为内容的责任追究制度。最后，要提高执法对象的法律意识。努力使执法对象这一群体在知法守法的前提下，敢于并善于运用国家法律保护自身的权益，使执法人员不敢张口要好处、不敢伸手拿好处。有此三个回合，报复性执法那件外衣之下的龌龊，有望昭彰遁迹、蒙羞而退。
【背后的故事】
自打知道朋友遭受报复性执法之后，总以为这样的执法者大有人在。看着那些挺腰撅肚肥头大耳耀武扬威在街上横冲直撞的执法者，心里就有一股无名火，烧得人心烦，想发泄又发不出来。于是，写了这篇杂文。
当然，写这篇文章决不只是为了出出气，更多的还是希望能给执法者立一点规矩，什么情况下才能去执法，执法前要履行哪些手续，执法后的处罚该由谁说了算，总之，不能让执法者想怎样就怎样。
被执法者有时候也让人郁闷，明明知道执法者有问题，又不敢针锋相对，不敢依法维权，除非你自己有短处，你才会忍气吞声，否则，就应该拿起法律的棍子朝着这些乱来一气的执法者迎头痛击。
我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这篇文字的力量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文章推出后有了反响，不少读者来电说，就是要把这样的执法者的皮给扒了。另一方面，两家先期接到稿子的媒体惮于遭到报复，没敢发表。所以，要感谢《醉翁亭文学》，他们在2003年第12期里把这篇骂人的文章发了出来，把文章标题改成了《展示一件外衣》，一本纯文学杂志做这样的修改，正好也体现了编者的责任和用心。
报复性执法不会立马消失，任何时候都会有无良执法者。只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那些无良执法者一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丑行有多龌龊并有所收敛，哪怕就一点点也好。否则，倒霉的一定是他们自己，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47 从明信片谈起
2000年春节，不到2亿人的日本消费了8亿余张明信片，而我们对明信片的热情却冷了许多。这自然不是国人小气。从饭店门口频频出现的彩虹门到一码高过一码的随礼热；从无事喝个闲酒到焦点访谈曾经曝光的“穷吃、吃穷”等等，无不反映了某些国人“好吃”之病态！
对于公款吃、有钱吃总能找到一些借口，让人困惑的是，没钱人也好吃起来。以办喜事为例，结婚、小孩十二天、小孩过周、小孩剃“毛头”、小孩十岁、十八岁、二十岁、小孩考取中学大学、住房搬迁、职务升迁、子女结婚，林林总总，都是要请客的。倘若能像西方人只吃一些水果、面包、饮料类的“西餐”倒也花不了多少钱，要命的是，我们衡量酒席的标准已经变味，散席时餐桌上未剩大鱼大肉似乎就不够丰盛。如此，潇洒是肯定的，浪费是肯定的，帮助饭店赚钱也是肯定的。当然，这些都带有自愿性质的，唯一有些不好意思的是让亲戚朋友也跟着花钱了，特别是礼金竞相攀比、只升不降，致使工薪阶层苦不堪言。不过，说归说，礼终究是要出的，客终究是要请的，欠人家的人情要还，朋友有事应该架架势，毕竟大家都是如此做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通往富庶美好的快车道，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做了多年，国人能否真正地审视一下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能否以一种平实的心态来对待诸如面子、虚荣一类的假文明、假感情，并从多种沉疴陋习中解脱出来？能否在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去创造一个无比纯净大方文明的人际世界呢？等到大家互不相“欠”的时候，等到彼此之间的关系真正“热”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人或许不再以“随礼”的方式来表达喜庆、不再以“出礼”多少来鉴别感情、不再为这种“礼尚往来”带来的恶性循环而困惑！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多种喜事也将纷至沓来，我们是否可以从明信片传情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让我们拭目以待。
【背后的故事】
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于随礼成风的现状十分厌恶。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表达一下这种情绪。自打《滁州日报》2001年9月23日刊发此文后，我因为随礼而郁闷的状况缓解了许多，谢谢《滁州日报》。
家有喜事，亲朋好友表示祝贺非常有必要，随礼也可以理解，你随我礼，我随你礼，都是亲情友情的表达与互动。但是，把收来的礼钱大部分送给饭店，才是最让人不堪的事。钱让饭店赚了，肥了饭店，无论饭菜质量怎样恶劣，都不愁生意兴隆，如此一来，饭店便不思进取，一步步被惯坏了。
还是在宣传部任职期间，也曾经设计过几套方案，大致有，礼照收，但不吃饭，等于所有亲友集中力量帮主家办大事。第二个考虑是，礼收了，按比例返还出礼人，拿到“返点提成”后，出礼人自行组合，自行选一家特色酒店，点几个菜，喝两杯，以示庆贺。第三个想法是，施行自助餐，按人头收钱，至少可以减少浪费。
设想是好的，但很难行得通。收了钱，不让人吃饭，必然遭人嘲笑。收礼之后给出礼人返点，也与世俗有点格格不入。吃自助餐也难行得通，不赚钱的事怕是没有一个饭店愿意干，饭店不愿意干，自助餐又由谁来操办？
风气的好转，需要的是时间。倘若人们都慢慢朝着节省文明靠谱的方向走，文明之花迟早能盛开。但事实往往相反，有钱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在乎收礼多少，只是图一个场面的风光和热闹，他们返还给出礼人的礼品价值甚至超出了随礼的金额，如此恶性攀比，真担心通往文明的路越来越远。
中央八项规定规范了人的行为，领导干部大办喜宴得到了遏制，这是一件大好事。可干部不准办喜宴，很多时候还是要出礼，而且出得还不能少，这样只出不进，干部倒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所以根本的还是让全社会都能自觉做到不再大操大办。
随礼成风，需要纠偏。杜绝酒席陋习，迫在眉睫。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谁做起，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解决了，随礼成风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48 谈年轻干部的培养与选拔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县市一级组织部门必须针对基层的具体实际，总结经验，解决问题，积极探索有利于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
从我市几年来的实践看，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在实践中培养年轻干部。分期分批为市直机关“三门”干部补上基层实践这一课；所有大中专毕业生除特岗需求外一律到基层工作；有意识提高年轻干部在历次难度大、突击性强的工作中的参与率。二是逐步完善年轻干部培训制度，将培训情况记入干部档案，作为今后使用的依据之一。三是加强民主推荐后备干部的力度。一大批群众公认的年轻干部得以发现和认识。四是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执行，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形成了新老正常交替的格局，开通了能上能下的渠道，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局长和基层党委书记还不到35岁。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第一，观念上的偏差。一是求全责备。有的单位负责人把年轻干部的个性与气质看成是“德”的体现：性格内向的叫“软”，性格外向的叫“浮”；办事稳重的叫“魄力不够”，大胆果敢的又叫“不稳重”。一部分年轻干部无所适从。二是论资排辈。有些单位领导认为越过年长的同志提拔年轻人感情上过意不去，在用人时重资历、轻才能，习惯于平衡照顾。目前我市内设科室负责人40岁以下的仅占30%，由于职数限制，一部分年轻干部产生了“小媳妇熬成婆”的心理。
第二，培养上的滞后。有的单位负责人想培养年轻干部，但不是热度不够一贯，就是措施不够得力；有的忙于日常事务，视培养年轻干部为软任务或组织部门的事；甚至有些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存在短期行为，视年轻干部为潜在威胁，因此不选苗子，不压担子，更不卖“路子”，部分年轻干部成了自生自长的“野生林”。
第三，体制上的弊端。一方面，干部管理体制的封闭，不利于年轻干部的合理流动，使他们缺乏不同层次、多种岗位的实践锻炼。另一方面，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年轻干部的德能勤绩没有明显的区分标准，客观上给人选确定、考核奖惩和提拔使用带来了难度。
上述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年轻干部快速成长。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掌握全局，着眼未来，分层次、有重点地培养年轻干部
培养年轻干部，必须把一般年轻干部和现任年轻领导干部都放在视野内。一要着眼于整个年轻干部的培养。目前我市40岁以下干部占干部总数的58%。总体来看，这批干部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改革创新意识，同时必须强化教育和引导，使年轻干部的素质整体优化，优秀人才不断涌现。二要加强对现职年轻干部的再培养。今后十年内，我市将有47%的领导干部到龄，多数现职年轻干部还要持续工作，有些将走上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因此对这一层次的干部再培养不仅直接影响他们当前，而且关系着他们未来在高层次岗位上的领导才能和理论素养。目前看来，必须做好两件事。
一方面，要突出抓好年轻干部思想作风的培养教育。要依托党、干校有计划举办一些轮训、专修、读书和研讨班，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同时各级党组织有责任经常关心他们，引导他们联系实际，树立群众观念和实践第一观点，增强公仆意识，强化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
另一方面，要加强在实践中培养年轻干部。一是继续坚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面向基层。将其中优秀的选择补充到市直机关或基层领导岗位。二是加大年轻干部交流力度。要使党务、政务与经管部门、机关与基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年轻干部通过“双向”流动，达到丰富知识和阅历，积累全方位的实践经验，提高政治素质的目的。
二、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重实绩、看潜能，大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选拔年轻干部首先要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准确把握年轻干部的政治与业务状况，突出强调工作绩效和发展潜能。其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解决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从跨世纪的战略出发，真正树立“不压担子不成才，早压担子早成才；不拘一格选人才，不失时机用人才”的观念。再次，必须采取过硬措施，大胆起用优秀年轻干部。一是明确规定市直机关和乡镇领导班子至少有一名35岁左右的成员，保证班子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二是在条件允许的班子中设置党务和行政常务副职，让德才素质好的年轻干部担当此任，为他们以后担任主要领导打好基础。三是适当设置非领导职务，如助理、见习制、调研员等。
三、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运行机制
今后要在党管干部原则的指导下，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为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创造条件。一是狠抓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进一步落实，下决心将个别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调整下来。二是继续坚持干部离退休制度，把干部任职年龄界限和离退休年龄界限加以区别，将一些虽未到龄但已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领导干部改作巡视、督导员，把一些优秀年轻干部及时补充进来。三是坚持并完善民主选拔年轻干部制度。根据公务员制度条例，结合领导职位的需求特点和任职标准，在一些单位推行“双推双考一定”的做法，使年轻干部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氛围中脱颖而出。四是进一步完善后备干部制度。注意把握后备干部的推荐、考核、审定和管理等环节，使后备干部流动发展。当前县市一级必须建立门类齐全、结构合理、分类分级的后备干部体系。一要注意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市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层次性；二要注意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市领导班子后备干部的级别性；三要注意党务、政务、经管、妇女和党外后备干部的类别性。同时要按照“一职二备”的要求，建立一支以35岁以下、大中专及以上学历为主体的后备干部队伍。要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备用脱节的问题，使后备干部队伍不断地充满生机和活力。
【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第一篇发表出来的文章，写于1994年初冬。当时，我到组织部已有四个年头。借助这个平台，我认识了不少人，了解了不少事，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写出了不少篇干部考核材料，但是，写这样正式的文章还是第一回。
那时候，职务升迁、工作调整与写文章似乎没多少瓜葛，整个社会对于写文章并没有太多的关注。那个时期的组织部，年轻人能做的就是服从和听话，至于能不能写文章，从来就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更多的人也就忽略写文章，也就写不好文章。至于为什么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写，除了因为我当时做的是这一块工作，其他理由都有点牵强。我是说，我当时的写作水平确实一般，所以，当接手这项任务时，内心一直处在焦虑和惶恐中。
1994年，正是全国上下贯彻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成了对各地组织部门的统一要求。事后看，这是一场新旧对撞的革命，是年轻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机遇。我作为其中一员，切身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在推着我们前行，仿佛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的热情召唤。
那是我走上社会的最初时光，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是必需的，更何况，这也是一个考验，所以，尽管这篇材料让我诚惶诚恐，尽管很难，我也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写好这篇文章，为年轻的组织工作者代一次言。
当时，机关不兴加班，更不兴“五加二”“白加黑”，所以，政府大楼的晚上除了“两办”正常值班，其他办公室很少亮灯，组织部也不例外。而一旦组织部晚上亮灯了，十有八九是要调整干部。不过，调整干部一年也不过一两次。
那些年，加班通常都在家里，这篇材料从头到尾都是在家里完成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文章都是用笔在纸上写，报纸杂志是我们的宝库，很多观点都要从众多报刊里寻找、提炼和借鉴，在复印还不能成为常态的条件下，剪报成了一个必备的习惯。这篇材料动手前，我照例翻阅了大量的杂志、报纸和剪报，从中找感觉，精心地做着准备。
然而，这篇材料毕竟是一篇正论文，思想要正，观点要新，逻辑要强，更要强调政策性和可操作性，绝不是轻易就能驾驭得了的，除了对文字功底有着过硬的要求，更多的还是需要对现实情况的大量占有，包括事例的占有，数据的占有，干部思想现状的占有，解决问题办法的占有，这些，对一个出道不久的人都显得那样的困难。
所以，必须感谢一个人，他叫刘克志，比我早几年到的组织部，一直从事干部工作，人很谦虚，总能善意而真诚地给我必要的帮助，尤其是一些善意的提醒和经验的传递，为我识人处世减少锋芒和棱角产生过积极的意义。这篇材料从调研到执笔，他都始终积极参与，为我情绪的调整和灵感的获得，为我成功地制造出每一个还算满意的标题，为我强行突破每一段文字甚至一些观点的妥帖表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最难忘的是在他家里加班的两天。第一天，我写到半夜，他陪到半夜，刘夫人为我们一人下了一碗水饺，给我们加餐。水饺很鲜，数日之后才知道，那是人的胎盘做成的饺子馅。当这个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我才知道人的胃为什么会翻江倒海，怎么样才能翻江倒海。那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馅，此后，再没有吃过，而且再吃到不清不楚的饺子时，都要条件反射般地了解一下饺子馅。
第二天，材料越来越有模样，可以说大头落地，于是早早收兵，我起身回家，他送我出门。在茫茫的初冬黑夜里，他送我一程，我又反送他一程，他再送我，我再送他，就这样来来回回数十趟，我们边走边聊，聊当时还没有走远的昨天，聊理想，聊人生，越聊越兴奋，越送越感动，谁也不愿意停下脚步，直到我们一起到他父母家的一张空床上躺下为止。
那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纯真岁月，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就是在这份不带任何功利没有任何做作的心境之下，我与大家真诚相处，收获了一个初入社会的人十分难得的人生体验。在此后的若干次述职中，我都把自己总能保持着良好的品行与修养归结为组织部的历练与培养。
没错，材料最终完成得很好，发表在当年《滁州组工》第10期上，荣获滁州市组织系统年度课题评比一等奖，这也是组织部系统首次获奖。于部里，更多的是看结果，看荣誉；于我本人，收获的又不止这些。这个过程让我明白，一个既无背景又少经验的年轻人要想总能保持着向上的动力，文字无疑是一个法宝，可以制胜的法宝。
49 谈干部考核中的问题
干部考核是干部工作的基础。本文试图从法制的角度，就加强干部考核规范化问题作粗浅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干部考核开始规范为一项系统的干部制度。十多年来，各地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实践，探索出“双推双考”“考评结合”等新路子，较好地丰富了干部考核的内涵，其意义必须肯定。但由于这些制度或做法都不是正式的管理法规，致使有些地方在干部考核中出现了问题，有的问题甚至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是缺乏评价考核对象的标准。考核对象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具体的岗位职责，考核者在考核时无章可循，对考核对象的政绩所含的价值缺少认定的尺度，通过考核结果无法判断考核对象的优劣，因此考核对象何时可以提拔使用，便没有了准确的依据。
二是单一的考核方式影响了考核的真实性。一般地，只在涉及干部任免时才去进行“有目的”的考核，因而不能对考核对象取得政绩的行为过程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描述，往往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即使其中有出入，也抱着“多栽花”的态度，或避而不谈，或点到了事。
三是干部考核的权威性难以实现。有的单位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倒置了干部选用的程序，考核只能在既定的框子中进行，考核结果难以影响拟定的用人意向，从而淡化了考核的权威，使考核处于虚化状态。
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干部考核的本身，而且直接影响了党的任人唯贤干部路线的正确执行。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般性文件的泛泛规定或单纯的主观自觉显然已经行不通。因此，尽快将干部考核纳入法制、规范化轨道应成为一种趋势。
干部考核法制化、规范化，旨在制定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的考核法规或条例，以此对考核者、考核对象、考核质量、影响考核实施的行为以及考核结果等方面进行强制约束和规范。
一要制定规范的考核指标体系。总的要求是，干部本人根据所在单位的总体目标，拟定与本人责权相应的个人任期目标和阶段目标，先交主管部门领导审定后，双方签字盖章，形成奖惩分明的目标责任书；再交考核部门、干部本人和审定目标的负责人人手一份；最后将目标公之于众，使目标实施过程置于全方位的监控之下。
二要采取相关的制约手段，保证考核严格实施。一是制定干部离任和任期考核审计条例。审的内容主要是在职时的经济活动、廉政情况，审不清楚不能走，审出问题要处理。把离任和任期审计作为干部廉洁自律的有效手段。这样做，有利于量化认定干部的实绩，有效地增强考核的反馈效果，促进考核质量和干部素质的提高。二是建立考核监督体系。干部考核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工作触角延伸到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这就要求组织部门以定期考核为前提，加强平时考核和跟踪考核的主动性，同时还要建立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执法执纪部门重点参加、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考核网络，对干部个体目标的实施进度、年终或任期满的奖惩兑现以及干部年度述职评议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三是建立干部考核纪实档案。通过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以及审计与监督检查的实施，逐年逐岗记载每个干部的德才表现，形成以实绩为主的考核纪实本。
三要建立和完善考核执法机制，加强对考核者本人及与之相关行为的法律监督。考核执法机制要加强，包括对考核法规实施的监督机制、执法部门的监督机制等。考核执法部门通过主动调查、适时处理群众举报，及时澄清用人中的问题是考核者的责任还是其他原因，并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处置或督促处理。
【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第一篇发表在国家级报纸《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先是刊登在1995年第6期《皖东党风》上，我记得《安徽法制报》也登过一次，由于没有样报，无从知道是哪一期，能够记住的是，1996年1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依当时的情况，我还没有向《中国纪检监察报》投稿的勇气，手抄稿只要能变成铅字，哪怕是发表在单位简报上，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鼓舞，滁州市纪委主办的《皖东党风》发表自己的稿子自然是一件大喜事。
听父母说，我小时候，有一个关于装模作样的小故事。大约两岁时，我还没有上学甚至一个字还不认识，就时常坐在家中的老式踏板上，手捧一本旧得泛黄的厚书，眼睛瞄着书，嘴巴叽叽咕咕装作读书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读书，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至今，父母说起这个事还忍俊不禁。
如果说，“儿时读书”的故事是纯粹的装模作样，那么，写这篇文章时就是典型的故作深沉。
1995年，我的阅历和储备都不足以驾驭这个选题。好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写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写好了投出去也没有人知道，写好写坏都是我自己的事，也就没有更多来自外界的压力。
那一年是我在组织部干部科工作的第五个年头，考核别人成了自己的工作常态，确实感觉到干部工作存在着许多问题，正如文中所说，什么情况下才能提拔，一个人做到什么水准才叫做好了，没有目标量化，没有标准衡量，更没有机制上保证。所以，确实想围绕干部工作做一些研究。
二十多岁，人生刚刚开始，看到问题如果不说，那我觉得这样的人该有何等可怕。可是，看到问题马上就说就研究，这样的人也会被别人误以为可怕。好在，青春无敌，所有的顾虑在血气方刚面前瞬间便荡然无存，我提出了干部考核法制化，指出了问题所在，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二十年过去了，干部工作早已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其间，我们见证了《干部任用条例》从试行到正式施行，干部工作正在规范化上的路子上健康前行。想说的是，这篇文章写在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提出的这些问题和构想即便显得有些稚嫩，却也极其珍贵。或许，这正是《中国纪检监察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原因吧。
时至今天，再看这篇文章，每一句话都显得异常亲切，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浸染着胆识、勇气、智慧和责任。在这里，为自己点一个赞。
50 谈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创新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凝聚民心、激发民志、集中民力、进而做好各项工作的有力保证。在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从明光的实践来看，这项工作还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创新中加以解决。
一、找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着力点，实施内容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生命线”作用，这一点已被党的历史证明。如何最大程度发挥这一作用？明光市的做法是，始终围绕农村工作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施力点，尤其注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谋划。
第一，把农村改革作为施力点。这几年，明光市成功地实施了农村税费、土地流转、山林和小水利产权制度，以及农村“四个民主”制度的改革。如果思想政治工作不能适时跟上，涉及多方利益重新调整的众多改革就得不到基层干群支持，改革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第二，把农村发展作为着力点。当前，农村发展正面临着两对矛盾。其一，农民群众日益强烈的致富愿望与农业结构的深入调整难以被群众自觉接受之间存在着矛盾。一些农民面对具体的致富思路，患得患失，致使一些农业新技术、新项目难以推广。其二，农村公益事业亟待建设与资金筹集困难之间存在着矛盾。税费改革后，农民集资行为受到了政策约束和控制，在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公益事业的建设资金多半只能靠农民筹集。因此如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很多公益事业只能流产。而要想叫农民拿钱，只能依赖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把农村维稳作为着力点。随着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村民自治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有所增强，基层干部在领导和引导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当，都可能引发群众上访，从而给一个地方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民阶层的分化等问题，使得一部分农民群众对现实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思想的教育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势必影响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足以影响一个地方的稳定。因此，把维稳作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施力方向，极具价值和必要。
二、构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实施方法创新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明光市构建了自己的模式。
（一）用耐心赢民意。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渐进性，不能指望一次谈话、一次报告就能解决问题。在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时候，更要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晓之以理，否则只能事倍功半、功亏一篑，甚至适得其反。石坝镇魏桥村有一个村民小组因地势较高而长年绝收，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由这个村民小组筹钱挖塘。全村干部挨家挨户在这个组做了四天四晚的思想工作，终于使那些持不同意见的村民愿意集资挖塘了。这样的例子在明光市还有很多。据统计，仅在解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中，全市农民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就集资了200余万元。
（二）以载体带内容。以农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以高尚健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为载体，带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使之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明光市又一成功的尝试。近年来，明光市坚持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与繁荣农村文化结合起来，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较好地显示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张八岭镇作为全省基层文化先进单位，多年来坚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目前有近万名农民跳起了国标舞，农民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管店镇的农民文化气息也比较浓，通常在排练时礼堂就挤满了观众，演出的时候，小镇常是万人空巷。
（三）借正气长优势。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这一优势运用好了，农村正气就会得到弘扬，反过来又促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优势大长。在“海选”村委会之初，一些群众受宗族宗派势力的干扰，不知道如何正确行使选举权。明光市及时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加以调整，通过与村民广泛谈心、深入做大姓大族的思想工作、大张旗鼓地发动以“群众的利益取决谁”为题的群众大讨论，比较好地提升了选民的政治觉悟，一大批农民拥护的致富带头人被推上了村主任岗位。紫阳乡魏渡村和管店镇贾巷村的选举经验先后被国家级刊物《乡镇论坛》开篇栏目和《滁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其影响力对教育群众、引导改革、指导面上工作、震慑歪风邪气、维护农村稳定都产生了较好的效应。
（四）变虚功为细做。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一旦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对接起来，便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与效果。实践中，明光市把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与解决农民的思想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在对待干群关系不和、群众义务不尽、邻里矛盾不断等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时，坚持从当事人的思想深处找原因，从影响稳定的源头找办法，通过疏导并举，掌握问题症结，选好工作的切入点，直至解开疙瘩、理顺情绪。
三、保证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常态化，实施机制创新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它同时也需要人来做。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应该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它的作用得以发挥的基本保证。在实际操作中，明光市确立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即培养一批呈网络状分布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建立一套足以保证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正常运行的长效机制。
首先，把主体做强。乡村两级干部和农村党员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几年来，明光市通过“六个好”党委、“五个好”党支部和“一个党员一面旗”等争创活动的开展，通过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广泛而深入的实践，通过“能者上，庸者下”的乡村干部制度改革和疏通“出口”、严把“进口”的党员管理制度的大胆探索，全市乡村干部和农村党员的整体素质、领导威信都有了提高，涌现了一大批善于做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进典型。管店镇贾巷村的全体支委曾给全村党员和村民代表上过一次长达6个小时的思想政治课，支书讲的题目是《叫大家富起来就是邓小平理论》；村主任的题目是《中国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好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合二为一》。会后，“学员”反响很大，说“小干部”讲的理论课好懂。
其次，把抓手选好。多年来，明光市先后推出了“干部与群众三同”“党员帮带贫困户”“党员干部三学三带”“干部联系村”等一系列旨在密切干群关系、树立党的威信、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农村政策的活动，把这些活动作为重要抓手，有效地推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开展。特别是从1997年3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以市四个班子领导、市乡两级机关干部、村干部和有能力的农村党员为主体的“联村帮户”活动，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明光市党员干部联村帮户一举数得》为题刊发了这一消息，并配发编者按，称之为“凝心聚力之举”。
最后，把机制建实。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取得实效，能否经常化、制度化开展，归根到底需要在机制上予以规范。一是目标机制。建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体系，明确责任人和责任追究办法，把抽象的工作具体化、明细化。二是考评机制。做到年初定目标、年中抓实施、年底有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坚决兑现奖惩。三是投入机制。通过集体收入和财政供给两个渠道，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必需的物质支撑下保持旺盛的活力。四是教育机制。通过教育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骨干队伍，最终形成全社会共管、多层次介入、多渠道渗透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
【背后的故事】
这是2003年写成的一篇调研文章。再读这篇文章，最真切的感受是，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写成这篇文章的。静下心来，研究文章的观点，体味选到文章中的事例，这才发现，这篇文章得益于我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的数年积累。否则，这篇文章一定写不出来。
我从组织部到宣传部，虽然都是党委部门，在组织部是做人的工作，在宣传部则是表达人和组织做得怎样，职责完全不一样，但是，二者却有紧密的联系，都是与人有关的活儿。如果说，到宣传部之后能够很快上手，正是得益于我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的丰富积淀吧。这篇文章里面用的事例几乎都是我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发现和掌握的，所以说，没有此前的积累，就不会有这篇文章的顺利出炉。
到宣传部之后，确切地说，从2002年起，我逐渐进入一个高产写作时期，几乎每天都在写，虽然现在也是每天都在写，但与现在不同的是，当初的每篇文章都以发表为目的。从任务上看，每年发表的文章不能低于100篇，相当于三天一篇，当时的主攻方向就是《滁州日报》和《安徽日报》。所以，与这两份党报结下的情谊至今难忘。
因为写，我交了一大批好朋友，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因为写，也得罪了一些人，有的因为文章本身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有的可能是觉得我太高调的缘故。有文章发表就会有名字出现，如果这也叫高调，那这样的矛盾一定是不可调和的。
这篇论文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时隔多年，仍然觉得文章的形式和内容都还好，不觉得过时，也不觉得幼稚，有些观点至今都还有新意，有值得借鉴和遵循之处。
在这篇论文前后，我还写出一些块头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文章，一篇是关于村级债务化解的调查报告，一篇是关于依法行政的工作论文，一篇是关于党报与言论引领的学术论文，还有一篇以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为标题的报告文学，还有两篇分别见证2003年防汛抗洪专题片解说词和纪实通讯，这些都具有很好的美感和纪念价值，但都没能收进这本集子里，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文章所表达的主人公出了情况，有的已经给朋友署名用了。要说的是，这些文章也都有故事，故事也都还好看，尤其是那篇报告文学，没能收进来，有点可惜和遗憾，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遗憾表达一下，算是给这些被排除在外的文章一个说法吧。
我一直以为，发表文章会是我一个不变的常态。此前，组织部一位师兄，他在组织部期间，坚持以发表文章为己任，热情很高，文字功底扎实，写作手法和技巧也都不错，对现实的掌握也不错，但是，自从离开组织部之后，他就搁笔了。我曾经问他有没有觉得可惜，他说不。当时我不理解。直到我离开宣传部，直到走到广电局局长任上时，我才对那位老兄由写到不写有了深切认识和认同。
新的岗位事务缠身，没有时间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表文章已经不是我的职责，我如果写多了，自然不好。与那位师兄不同的是，我坚持写，但是很少发表。按照这个原则，2007年以来，我才真正是自由撰稿。自由写，什么都能进入到自己的文字中，不发表，落得轻松，最多与笔友们分享。也正是得益于每天不停地写，才有我现在几百万字的积累。
接下来，我想我会好好地从中淘一淘，选出一批有味道、能同时满足80后、90后、00后口味的文章，再投入一些精力，进行再创作，去创造和迎接我的又一个文字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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