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世杰评《山神》

    塑造民族英雄人物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大显著特点，而这种“塑造”又不像小说、戏剧等文体一样可以运用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进行自由虚构。如何将英雄人物刻画得生动、立体、完美，将英雄故事写得精美、纯美，这对报告文学作家无疑是最大的挑战。著名作家何建明先生在他四十余年的报告文学写作生涯中，曾塑造过多个英雄人物形象，而这次，他把写作的聚焦点放在了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位山村老书记、老党员黄大发身上，用洋洋洒洒的十余万字讲述了“山神”黄大发带领村民坚持36年开通“天渠”的传奇故事。《山神》的文体可以说既是何建明先生本人的又一个高峰之作，也是整个当代报告文学的一部难得的精品力作，更是一部纯美、精美和壮美的时代英雄凯歌。

    何建明先生曾在接受访谈中说道：“我写了四十多年报告文学，各种题材的报告文学我都写过，但是在写黄大发这部作品时，我把自己逼到绝路：必须要换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叙述方法，现在看来我做到了。当我们穷尽所有文学手法的时候，我们还要寻找适合于这个题材的另一种书写方法，这就是创新和突破。”在《山神》这部新作中，何建明抛却了他一手独创并运用纯熟的“国家叙述”风格，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文体艺术探索，将场景构建、结构设计、心理描写、对话叙述等艺术手法信手拈来，潇洒自如地随意切换，同时在文本的开篇与结尾处做出写法上的创新，将黄大发的传奇故事的讲述推到了极致。

    茅盾先生早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指出：报告文学的“形式范围颇为宽阔，长至十万字左右，简直跟‘小说’同其形式的”，“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对于文学写作来说，其内部的所有艺术手法是通用和共用的，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作者都要寻找适当的艺术手法去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何建明在《山神》这部作品中所进行的诸多书写方法的创新，是小说的、戏剧的，甚至是诗意的，当然更是报告文学文体本身所应有之艺术。

    何建明早在《部长与国家》这样的作品中就进行过类似的文体艺术探索。学者丁晓原在《何建明：泛政治化的非虚构叙事》一文中谈道：“《部长与国家》可能是何建明非虚构历史叙事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而就其泛政治化写作的整体看，可能也是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表现重大政治题材最为得体到位的一部。”丁晓原又在《部长与国家》中截取了两个片段加以例证：

    “午后时分，一辆天蓝色的华沙牌轿车悄然停在门外。一位中等身材、佩着中将军衔的军人从车内走出。等他仰头看门口上方‘丰泽园’三个字时，我们便可以看清他的面貌了：脸庞显瘦，五官清秀，虽然年轻，却依然可见久经沙场者的那种特有的稳重和大气风神。他收回目光的同时，迈出有力的双腿往菊香书屋走去。只有他甩动的一左一右的两个衣袖特别，一边非常有力，能感觉‘嗖嗖’生风。而另一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则搭塌在腰际的衣缝上，不见任何动响。”

    “吉普车上，铁骨铮铮的将军部长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在一座‘干打垒’前，他飞脚踢开木门，对正坐在椅子上的一位领导干部大开骂戒：‘工人和技术人员跪在地上干活，你却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听着：把你们办公室的所有凳椅统统送到施工一线去！否则我枪毙你！’”

    以上这两段文字是小说写作中常用的笔法，正是这种小说笔法使得“独臂将军”余秋里的形象更加立体可感，人物性格也得以凸显。不过，《部长与国家》中的余秋里是英雄人物，带有先天的“故事资源”。与“独臂将军”余秋里相比，《山神》中82岁的黄大发老人只是大山深处一个贫困村的书记，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将“小人物”黄大发的故事叙写成传奇，本身有一定难度，但作者以其多年创作所积累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感觉为基础，在叙事艺术上进行了多种创新，将黄大发塑造成了海明威笔下圣地亚哥式的英雄形象。这其中对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艺术探索和精美推演，值得其他写作者好好研习。

    在《山神》这部作品中，作者构建了大量场景，以场景叙事塑造英雄人物黄大发。在序言部分“上天的路”一节中，作者首先构造了一个“我”跟随黄大发走天渠的惊险场景：

    我们各自手中拿着一根竹竿作拐杖，而另一只手则撑着雨伞，当时天正下着雨。如果在平地上或者一般的山路上行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现在我和黄大发老人是在千米之上、高悬于绝壁上的那条被当地人称为“天渠”的堤沿崖子上行走，而走这条“天渠”需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紧贴我身子的左侧，即是嶙峋的山体，岩石凹凸不平，令你时时躲闪不及，一个不小心就会撞到脑袋。右边则是万丈深渊，雨雾中更显幽深无底，此时山脚底下的公路，已宛如一根细细的银丝线。我们的双脚之间，便是黄大发老书记当年凿出来的这条令我慕名而来的如今已被乡亲们叫作“大发渠”的天险之渠。

    这是“我”第一次跟随黄大发老人上“天渠”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天渠”之险通过“我”的身心体验得以显现，读者也通过“我”的视角迅速“入戏”。同时，透过“我”的惊险体验，从侧面表现了黄大发历时36年开通天渠之艰难，这也构成了塑造“山神”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山神》第六章中，有一个场景令笔者非常动容。黄大发二次修渠时，没顾得上生病的二女儿，导致她病情逐渐恶化，最终死亡。黄大发听到有人来告诉他女儿去世的消息后，对着大山默默哭泣，其苍凉悲恸之情，催人泪下。而接下去他下山回家，亲自用积攒下来的涓涓清水为已经死去的女儿擦身的情景，更是凄婉悲切。因为这些贵如油的清水，本是留给女儿出嫁时洗身子用的。现在，“他突然跪了下来伸出了那双粗糙的手，小心地捧起了女儿冰冷的两颊，久久地凝视着、凝视着……时间似乎凝固了，有村民在悄悄啜泣，大山似乎也在悄悄啜泣，有人搬过来一只小凳子，劝他坐下，但黄大发像雕塑般仍然一动不动地就这样跪着，长久地凝视着女儿”。“他把积攒的这点特别干净、特别干净的水端出来，用在为女儿擦洗那已经冰僵的身体……此时父亲的动作，一定比天下的女人的动作还要柔软、仔细，像在给一块宝玉擦洗，生怕一丝失闪。”

    这一段文字中，作者构建出来的场景画面感极强，其中所蕴含的悲痛、悲切、悲壮之情感，无需过多渲染，便足以打动天下读者。并且，二女儿想用清水洗身这个愿望早在全文的第四章已经埋下伏笔。当时，黄大发靠着一双赤脚四处奔走，为修渠拉来了24万经费，但离25.3万的预算还差1.3万。剩下的钱需要全村来凑，摊到黄大发头上的份额是200元，他东拼西凑，最终还差几十块。二女儿看着父亲长吁短叹，便把自己准备结婚用的私房钱拿了出来。“黄大发对女儿说，等通水后家里种上水稻换成钱之后，头一笔就还你。女儿苦笑着说：爸你只管拿去用，我啥都不想，就想看到螺丝河的清水进村后，干干净净洗回身子……晓得晓得，黄大发接过女儿这钱时，眼里盈着泪花，一个劲地点头：行行，爸爸知道你的心思。”这种埋伏笔手法的运用，可见作者在文章结构上的用心和写作技法上的精到。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运用众多具体可感的场景描写，可大大增强故事的画面感，也会提升作品的可读性。除了对场景的运用，何建明在塑造“山神”形象时，还运用了大量带有抒情性的心理描写。这些心理描写是作者深入黄大发的内心世界后，在采访稿基础上所做的延伸。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何建明对报告文学创作的老道和娴熟。

    黄大发受了一顿斥骂后，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张着一对大眼睛，默默地看着那些与天连接的山峰与山崖，他把自己脑子里的疑惑一个个地托出来，然后等待大山的回答……他等了好久好久，大山还是沉默不语，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仿佛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又好像觉得他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然而黄大发又似乎清晰地听到大山这样默默地告诉他：在山里，不说话就是语言，开口的才不是真正的山里人，山里人就应该永远像大山那样默默无语、静观天下。能静观天下才是最大的本事，最有本事的山里人，就是大山的神……噢，山里人就应该像大山一样，沉默不语，一旦言语，惊天动地，山崩地裂！最有本事的人就是大山里的神！黄大发似乎顿悟了作为一个山里人的哲思与道理。他甚至想，父母给他的名字里面是不是就意味着应该做个“最有本事的人”。

    以上一段引文中，少年时期的孤儿黄大发与大山对坐，与大山对话，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在这里，作者运用超现实的笔法，将大山拟人化，让大山与黄大发展开对话。这样的手法增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也为后文中“山神”黄大发的成长铺垫了一个“前传”。

    这种超现实的笔法，作者在文中多处用到。当黄大发首次修渠失败后，他又一次与大山相对而坐。“水有源，渠有头，水入渠道自然流，人有本领事不愁……谁在说话？是妈吧？妈你再给发儿说一遍。快说，你刚才是说‘水有源，渠有头，水入渠道自然流，人有本领事不愁’是不是？对的嘛，人要有本领，做啥事才不会愁嘛！妈你说得好，发儿晓得了！晓得了！……黄大发突然感到浑身一阵抖颤，立即从岩石上坐起，面对大山群峰群神，连连鞠躬叩首，致谢指点迷津之恩。”在笔者看来，作者这种超现实写作手法的运用，除增强故事的传奇性、可读性外，还作象征之用——象征着黄大发与群山的关系，他是大山之子，受群山养育；可他又是山民，受群山阻隔。他终其一生都在凿山开渠，最终将自己修炼成了“山神”。《山神》全文中不断出现“山”“石头”这些自然物，与黄大发坚韧、执着的硬汉形象形成一种象征关系，为“山神”形象的塑造和“山神故事”的讲述增添了具体可感的对应物。

    在《山神》这部作品中，作者何建明还运用除“我”之外的他者视角来讲述黄大发的修渠故事，用采访过程中“我”与“他者”对话的形式来进行故事叙述。这样一来，在作者之外，又为故事的展开增加了一重视角。在作品的第一章、第四章中，作者分别以当年与黄大发进行深入接触的两位水利工程人员黄著文与张发奎为讲述者，从侧面展开修渠故事的讲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黄著文说，那是在晒谷场地边挖的一个桌子那么大小的泥坑，或者在田头挖个坑，等天下雨后，就把雨水积在坑里面，平时人和畜就喝这水。而这样的水还不是一次就用得的。黄大发告诉我，他们平时吃饭做饭用的，是这坑里的水。洗菜、洗碗用完后的水再做洗脸用，男孩和男人一般抹一把脸就算完事了，女孩和女人才会用洗菜洗碗或洗衣服用完后的水擦擦身子。几天不洗一回脚，不洗一回脸，这在草王坝的男人中不算丢脸的事。当时捧起黄大发端来的水，再听他这么一说，你就直恶心……我一点不夸张，现在想起来那顿饭，嗓门还想呕吐！”以上是《山神》第一章中，黄著文对黄大发故事的讲述。原文中，这一段对话没有加引号，不只此处，文中其他的对话也未加引号，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将对话作为故事讲述的一部分。作者没有直接讲述黄大发修渠原因，而是通过黄著文的话，将这种原因当作故事呈现给读者。这也是小说创作的艺术纯青之妙用。

    “我们遇到悬崖时，就找个临近的山峰，然后架上测量仪。再由张元华他们十几个村民，举着标尺，相隔几十米一个点、一个点地连成线，直到在对面的悬崖上寻找并确定基准点……这个难度现在听起来好像并不复杂，可在野外现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滋味。别说其他的，光从这边的山头到对面的山头，一上一下，就得花四五个小时！那些都是没有路的山崖，得披荆斩棘、飞檐走壁呀！”这是《山神》第四章中张发奎的讲述，他是黄大发决定第二次修渠时“求”来的技术人员。第一次修渠时，黄大发运用的技术全是土法，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从张发奎的视角来呈现“天渠”之险，从侧面表现了黄大发修渠之艰难与决心。

    从黄著文和张发奎两个人的视角分别讲述黄大发两次修渠的历程，以讲故事的形式代替作者对修渠原因、艰难过程的陈述，大大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这正是作者在叙事手法上的高明之处！

    除以上在故事叙述层面所做出的种种探索外，作者还在作品开篇与收尾处做出了创新。在全文的开篇部分，作者运用了一个情景式的设问：“如果突然有一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会把自己的命托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吗？”在引发读者好奇心之后，作者将话题引向作品所要讲述的人物和故事：“但最近的我，偏偏遇到了这样的事：在一个毫无准备的日子和情形下，我把命突然交给一个82岁的老人——这位老人住在贵州的一个大山深处。”作者用简约、精炼的语言很快地切入正题，将读者迅速带入故事。

    在《山神》的收尾处，作者运用诗歌一样的语言，进行叠进式的议论和抒情，将黄大发的精神和英雄形象推到极致：

    他是黄大发。

    共产党员黄大发。

    贵州大山深处的农村支部书记黄大发。

    用一生只做了一件伟大壮举的黄大发。

    黄大发是个普通中国人。

    黄大发是个让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人。

    黄大发与一条大山上的水渠连在一起。

    这条水渠将留在世上一千年、一万年。

    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普通人，

    将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更长久地活在历史长河里。

    黄大发是人。

    黄大发更像一座山。

    黄大发就是一座山。

    黄大发更像一个山神。

    黄大发让我们永远感到神的力量、神的威仪和神的尊严……

    这样独具一格的结尾，避免了很多报告文学“无话可说”“一堆废话”的尴尬结局，《山神》的结尾则达到了“该收则收”、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作者运用诗歌方式对时代英雄黄大发进行叠加和拷问式的赞颂，逼迫“我们”对照黄大发这个“神”的形象来审视自己的灵魂。作者在多部作品中都运用了这种“以歌颂形式来进行批判”的方法，这也是作者的一种个人风格，一种还没有被读者和理论界所充分认识的个人风格。作为当代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在报告文学文本上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值得我们学界进行多维度的阐述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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