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在守着资源受穷的时候，整天想着，盼着，等着有人来投资，国家的，集体的，外资的，个体的……谁来也行，无条件欢迎。但是，一到人家来投资了，建厂建矿了，我们的人，卡的来了，要的到了——有关部门不是创造环境，而是吃拿卡要勒索，压制企业，破坏环境。这样的体制不改革如何了得，这环境不破除如何了得！”

    “如何改革？如何破除呢？不能老等。你等政府部门替你改革，一来，政府部门不误有饭吃，心里不着急，等到猴年马月了，你们的黄花菜凉了，什么事也不用干了；二来，政府部门是从政府部门的利益出发行事的，他们改革出来的结果，是有利于企业，还是有利于政府？政府与企业具有先天的矛盾，指望政府一相情愿搞改革，改革不出合理的结果。”

    “不等怎么办？要顶，要冒！对于出现在你面前的不合理事情，要敢于顶。不要怕，怕这怕那，谁都可以来欺负你。你顶了，他就压制你少了；你顶了，政府发现了，也就可能按照你的客观情况来参考到改革里面。再是冒——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反国家政策法令，不违背‘三个有利于’，你就要勇敢地冒，你冒出来了，政府才会发现，发现了才会承认你……”

    “……”

    以上，是山西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吕日周，在太原市、忻州地区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间：1995年5月20日；地点：忻州市地铁大厦。

    忻州市豆罗水泥厂厂长杨国旺现场听讲，出了会场，最强烈的感受是两只手掌麻木。老吕离了朔州市，将身来在体改委。他对山西这一内陆省的改革大声疾呼，日夜奔走，成为了企业界的好朋友。体改委10年，仅改革专题的座谈会、报告会，就举办过3000多场。震撼人心的演讲，激动人心的掌声，在三晋大地，此起彼伏。本书选择若干追述，列一单元，作为全书余绪。

    杨国旺在2006年春天对作者转述忻州地铁大厦会议内容时说：“吕主任这个政府的官儿，句句话讲到我们企业人的心里，他的演讲酣畅淋漓，我们的心情也酣畅淋漓。我们不知道鼓了多少掌，出来与人握手告别，才感觉手掌麻木了。”

    杨国旺现在还在豆罗这个老地儿练着，他的身份已经由公家厂长转变为个体企业——国旺混凝土公司老板。鉴于杨国旺名声可嘉，不辱本书的身份，借用他的转述，为本单元的引言。

    刘亚荣的思考

    “啊呀，你说地铁大厦那个会啊，印象很深。”

    好多山西企业家都对作者提到一个有名的会议——地铁大厦座谈会。为了地铁大厦座谈会的追忆，作者寻访到了刘亚荣。刘亚荣一听就爽朗地对作者这样回应道。说罢，刘亚荣沉思着，她的头脑进入了一下回忆。

    “可是具体讲了什么”，刘亚荣又挥着手连声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1995年春，山西省体改委在忻州市地铁大厦召开的忻州地区、太原市企业家座谈会。事隔十多年，人们还在纷纷激情谈起这个会，说这个会震动了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他们的状态，给企业带来了直接的改观与效益。但是，事隔十多年，人们又都回忆不起当时具体的内容。

    有人给作者介绍了刘亚荣：“刘亚荣是个素质很强的企业家，她也参加了会，她应该比别人记得的多。”

    刘亚荣是广东长大的，讲着一口广式普通话。她的气质如我们常见的南方人那样，思维敏捷，语速很快。她也“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但她的见解却都与企业家们和基层干部们的苦恼有关。我一路采访，听到企业家成规律地讲述着他们的苦恼，我恨不得自己也有能耐帮他们一把。可惜我爱莫能助。现在，我不管内容合不合本书的题旨，把刘亚荣的话转述于下，或许能够体现一下我的心愿。

    （一）

    地铁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忻州地区纺织印染厂正在讨论纺织分厂和印染分厂的评价考核与管理办法，和对两分厂的干部职工的评价办法与福利待遇。我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不能用政治观点来评价企业，企业要以效益和对社会提供的商品来评价其发展程度。我当时担任党委书记，我说过：“我们厂多少年来，得到了上级组织的一系列肯定和荣誉，曾经是多年的全国学大庆先进单位。但这不是企业的支撑点，老百姓不可能穿我们的白条布，只有印染后的产品才是产品，才被市场认可。”

    噢，对了，吕主任在地铁会议上也讲到了这样一个观点：

    “企业是好是坏，不能上面说了算，要市面说了算。”他说：“企业是出产品、卖产品的社会机体，一个企业只有产品卖出去了，才是个完成了系统任务的有机社会机体；任何一个社会机体，只有得到社会认可，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吕主任还说：“一个农村支部书记是不是个好干部，不能照过去的观点看了，要看他是不是带领群众致了富。一个连他自己都穷得叮当响的村支书，他怎能让一村人富起来？同理，企业的评价体系要变一变了，这是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

    有这个得到佐证的观点作底气，我就按照市场原则，主持修正了原来的企业评价系统。我强调，不能用这个厂的效益补那个厂的窟窿。

    （二）

    地铁会议之后，我们厂搞厂长竞争上岗。我是厂党委书记，原来不准备参加这个竞争的。但后来看到不少政府部门干部和社会上的人都报了名。想想企业还是一个熟悉它的人做领导才能避免改革失误，最大限度降低改革成本。我在厂里的每个车间都干过，熟悉全部工序，熟悉所有管理环节。就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小时，我也报了名。这次竞争，请来了专家组，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用，专家组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我没有当了厂长。临到结束时，专家组的人相互谈论竞争参与者，指着我预言：“不出三年，这个厂的厂长是那个女的。”

    他们走后没有一年时间，由于工人的强烈要求，上级安排我当了厂长。之后，我进行了全面的管理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两个有利：外利消费者，内利一线工——就是建立产品品种与质量科研创新机制，不断给市场提供更多花色、更优质量的产品；建立以产品创新和质量提高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我们的实践表明：往往是在厂内一线职工得利时，在市场上，消费者也得利。

    我想起来了，吕主任在地铁会议上也讲到过同样的观点：

    “改革不是让谁得理，而是要让人民得利！”

    他说是只有人民得利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这让我想起他那时在原平县搞的“搭台唱戏”改革，当时好像还在上面有些争议什么的，现在，凡原平人哪个不说是当年的吕书记为人民创造了利益？他还特别强调国防教育，热爱国防事业，那都是心里有人民、有更多人民的人做的事情。

    我想起来了，那次会议后，走出会场，我们企业领导们都有改革的想法，心里都有了底气。

    （三）

    1996年我到繁峙县当了县长。有一天，吕主任到大同搞扶贫，路过繁峙县，来看了在繁峙县下茹越村开着宏达玉米淀粉厂的个体企业主张德恩。看样子，吕主任是心里有一张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的地图，走到哪就能想到哪的人。我把吕主任介绍给张德恩时，老张非常感兴趣，他说他知道吕主任在原平搞的“搭台唱戏”，他说他这企业就是受“搭台唱戏”的启发，搞起来的。

    吕主任给他讲了几条。

    一条是要有远大目标，他说是乡镇企业要走向世界，从未来的发展方向上看，中国需要并有可能，有一大批民营企业崛起并走向世界，而民营企业主要发源于乡镇企业。第二条是要重科技，第三条是重人才。说到重人才，张德恩就高兴地说他从外面高薪挖来一个技术人才，能让他的玉米搞出10多个产品，循环利用，把玉米这个普通的原材料吃干榨尽。

    张德恩这人，也只有吕主任和我愿意关心他，因为他这个人是个不巴结官儿们的人，一般情况下，有上级领导来视察，他懒洋洋的待理不待理的样子。可就是吕主任来了，他特别热情。吕主任不反对他这一条，吕主任说搞企业的就是搞企业的，不要搭理那些沾皮扯肉的人员——“烧得纸多，引得鬼多”。

    好像，在地铁会议上也讲过这样的话。

    可是这样下来，老张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曾经发生了一场打劫事件，老张受了很大损失，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老张消沉得连出家的念头都有了。我当县长的可以为他指挥一下公安什么的，可这不是长久办法，我走了，他还要遭受更大的报复。体制不顺的问题不是我这个县长能解决的。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自己搞个保卫科，有事保卫企业，没事服务厂区。嗬，这主意还真管用，后来，就再没听说有什么事了。我听说太原一家企业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吕主任也给出过这主意。那家企业接受了这主意，很奏效，说是用自己的力量办自己的事情，对路。

    说到这，企业环境问题就上来了，我也是一肚子感慨。老张这个企业，我帮过一些忙。他的商标就是我提议，我又替他请人设计了，后申报成功的。但是，我也不能过多切近个体企业，人家会说谁谁对某某企业那么热乎，有什么内幕。这就是体制不顺的一个方面。对了，吕主任在地铁会议上也讲过这个观点，他说：

    “我们在守着资源受穷的时候，想着有人投资，国家、集体、外资、个体，谁来也行，无条件欢迎。到人家来闹好了，卡的出现了，要的冒出来了，有关部门不是创造环境，而是吃拿卡要勒索，压制企业。把好端端的企业搞塌火了，完事。这体制不改革如何了得，这环境不破除如何了得！”

    吕主任讲到这，就给与会的众企业家指出了可行的出路：“如何改革，如何破除呢？不能老等。要冒，要顶！”他的大意是说，要靠企业家群体自己的力量来推进国家的改革。他的讲话完全是从国情出发，从企业家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都是有用的，生动的。我就欣赏吕主任这人不讲官话。

    （四）

    其实，问题可不仅仅在于企业啊。我当县长时，感受最强烈。副职里谁肯干活，谁不干活，我这个县长最清楚，可是一到提拔的时候，往往是谁不干活提拔谁。有决定权的人看不见实际情形，清楚实际的人没有决定权。什么时候采取了民主评议办法提拔干部，不就堵住跑官买官的邪路了？党政机关是个管理机关，需要的是管理人才。但体制不顺，导致了党政机关的管理人才最缺乏，甚至在大家心目中，就根本没有管理人才这一概念，好像是官儿这个职业十分好做似的。

    说到底，改革改革，首要的是改革政治体制。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话，这就又想起来了，在地铁会议上吕主任也讲到“中国最缺乏管理人才”。他指的就是党政机关的管理人才缺乏。我对此深有同感，因管理人才的缺乏和不适应而造成的损失，是看不见的，几百万，几千万，说没就没了，都在看不见的地方。因此，吕主任在地铁会议上还呼吁说：“党政机关、政府部门要自觉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要首先理顺党政部门自己的体制，这是企业改革和前进的必要前提。企业改革了，才能给全社会创造财富。中国不扶起一批强大的民营企业，GDP再高，也不会真正富起来。”

    （五）

    给你谈不了多少了。地铁会议上，吕主任还讲了什么内容，我真的想不起了。不过，你要知道了他在原平县的做法，也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在地区纺织印染厂，他在原平，相互有些接触，知道他的水平。其实，当领导，主要一个，就是给企业和群众排解矛盾，打开环境。矛盾排解了，环境打开了，企业家和人民群众自会创造财富的。我理解他的政治之道，就是一个疏字。一疏一堵……很多人，甚至我们的体制，一贯在使用堵。而吕主任是以疏为堵，先疏后堵。

    这条道理，我在繁峙县有切身感受。老百姓上访，干部堵门堵不住，我说不用堵门，打开不就得了。门全打开了，屋子里坐得连地板上都是，我坐在那里接待了三天。仅仅三天就全接待完了，老百姓没大的冤枉不来找我们，相信吧。当然，我给他们解决问题，三天是不够的。但是，对于全社会来说，你给群众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又一个疏字。因为有解决问题的县长在这里，问题的产生源就小了。

    你说我清明啊，比吕主任前后当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做法，差远了。他能一声喊到底，令行禁止。像他那样，就会带出整个社会的清明。

    扳住吕日周的车门

    1997年7月3日上午11时，太原市阳曲水泥厂大院。

    会议刚刚结束，吕日周大步流星出了大楼，奔向他的“坐骑”，其他参会的人随后陆续出楼。这时，人群中有一个和吕日周一样高大个子的人脱群而出，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扳住吕日周的车门。这样子远远看去，完全就是要账的拦住了欠帐的，全不顾体统。

    事实上，此人可以说正是要帐。

    他要了一笔大帐。

    吕日周的插曲

    对于吕日周来说，这个阳曲会议纯粹是一个插曲。是后面故事中要出现的那个名叫郭一奇的人给硬插上来的插曲。

    这时节，企业改制的风在太原市吹开。郭一奇官居太原市建材工业局局长，事事都要争个先。但改制这事，他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怎么改——“大家面对着一堵石头墙”，谁敢第一个撞墙？怎么个撞法？郭一奇很聪明，他又把改革官吕日周请出来，给他的建材系统“吃偏饭”。

    吕日周回答说：“我太忙，没有时间啊。”吕日周说的是实话。他领导开展的全省三点一线体制改革正在火头上，日程一排就是半个月，他在日夜兼程南北奔波。郭一奇不依，软磨硬缠，一定要个时间，吕日周只好给了郭一奇3号的上午，说，这天是他要到大同进行指导的日期，“可以给你们挤半个上午。”郭一奇高兴了，马上组织一个报告会。为了让吕日周顺路，会议地点安排到太原以北的阳曲水泥厂，通知全系统各家厂长经理务必到会。

    岳桂贞接到通知后，琢磨着通知中关于“听省体改委吕日周主任做改制报告，‘为我们指一指路’”的话，一夜无眠。岳桂贞的老子是太原某厂国家正式工人，一生循规蹈矩做模范工人，一生模范地贫穷着。1980年以来，年轻的岳桂贞被改革开放的浪潮推打着，闯市场，做生意，一路下来，斩获颇丰。两年前，他被太原市建材厂聘为副厂长，一年前任厂长。但是，晋升并不一定幸运，他经受了他认为对于一个做事业的男子汉来说是不能忍受的离奇的磨难。升了官的岳桂贞心里常常感到很窝，很闹，很憋——大锅饭体制，厂长不是法人代表，辛苦搞个厉害，一免一任，屁也不是了。遇上个明智的领导，多用你一年二年；遇上个不明智的，越搞得好，越换得急。把你挣下的钱糟蹋了，企业还得垮，太原的败家子厂长还少吗？他因此对改革二字生了敏感，每从报章杂志上读到这两个字，心里就震动一下。

    “好啊，现在，局里通知说要请吕日周主任讲改革。我早就想见这个人了，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黑夜里，岳桂贞对自己说。

    次日上午8时，太原市建材系统150多名厂长经理云集阳曲水泥厂会议室，听山西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吕日周做体制改革报告。吕日周主任讲了企业改制是必然的事，是不远的事；讲了改制谁先动手谁沾光；讲了十五届五中全会还没开，但是为了推动改制，国家会给配套政策的……

    岳桂贞一大早第一个赶到阳曲。会议让他头脑清爽，听得意犹未尽。但是，时针指近11点，吕主任起身要走。郭一奇局长和阳曲水泥厂厂长留饭，吕日周瞅着手表大步下楼。当吕日周的司机已经轰鸣着掉转车头，随行的体改干部已经坐进车里，吕日周也已打开车门一脚迈进车里时，岳桂贞奔来，扳住了他的车门。

    岳桂贞的干货

    人们惊讶地围上来，看岳桂贞是不是神经出了问题，或是吕日周欠着他一笔宿债。岳桂贞一手扳住车门，两个大个子人面对面作了简短的然而也是对企业命运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问一答：

    “吕主任，我还有事请教——我们改制头一步怎么走？”

    “你回去就加紧清产核资，把家底闹清。”

    “现在我得到了精神，没有文件怎么办？”

    “改制是肯定的了，不要等人大会了，也不要等政府派人来；有不明确的地方，按照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职工、有利于企业的原则，你们自己创造性开展改革。”

    “………”

    岳桂贞略一愣怔，正要再问，吕日周的车已经出了大院。大院里，郭一奇和他的大小将领们交换着目光，重温着这大院里“二次会议”的内涵。郭一奇一挥手：“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改制改得有了利是你们大家的，有责任我承担！”岳桂贞没说话，他想：这一指点非常难得，要点就是不等，不靠，动手，动手！

    岳桂贞马不停蹄回到厂里，于当日成立改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干什么？就是进行清产核资，把所有的库存，欠债、外欠和资金来源，家底摸清。就在他刚刚完成清产核资，正在谋划改制方案的时候，太原市来了文件，明确指出，企业要改制。

    金风徐起的9月，太原市110多个企业的负责人被集中到晋祠疗养院召开改制研讨会。会上，下达了1997年2号文件，文件中有一条内容：改制中政府对亏损企业可用土地和所得税补零。会期不让回家，晚上开饭，岳桂贞闹着要和大家喝酒，他说：

    “喝！为咱们有钱了而干杯！”

    厂长们嘻嘻哈哈：“什么呀，公家那说空话文件，已经绕哄了我们几十年了。”

    岳桂贞是谁，他是已经得了点化的人。他说：“土地！那么大一片土地就要给你了，这可是干货呀！喝酒！”

    酒杯举起来了，但是人们的情绪还是不够高。有位姓王的厂长说：“咱们搞企业的要土地干什么。甭信公家那一套。”

    在今天的岳桂贞手里，攥着位居太原市闹市区长治路边的15亩大一块地，有人已经出到了6000万，岳桂贞就是不卖。他说：“当企业家的，卖地算什么。我要起一幢价值3个亿的28层的东岳大厦！”

    这就是改制后的企业家。他们有实力，有未来，有豪气。

    话说当时，晋祠会议开到第六天下午，岳桂贞接到郭一奇的通知：“你无论如何立刻赶到并州饭店小南楼二层小会议室！”

    岳桂贞中止了和厂长们的辩论，立马开车东返。

    并州饭店小南楼会议室，省委改制单位调研会正在举行，太原市各系统一个局长领一企，共有五个代表厂及市政府有关单位，总共不到20人参加，胡富国、纪馨芳、张秉法等领导人在座。标准件厂、皮革厂、棉麻二厂等各代表厂都汇报过了，领导们一声不吭。有位杨厂长说：“我们的想法是2000元为一股，工人1股，副厂长2股，我厂长3股。”领导们听罢，把目光从发言人身上转到了刚到的岳桂贞脸上。岳桂贞胸有成竹地开谈：

    “我要改制，是500元钱设一股，工人1股以上，多买不限；我入几千股，我的股份要占到40%以上——经营者要占大股，亏损了董事长先跳楼！”

    岳桂贞一言才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秉法立刻接话：“人家这才叫股份制嘛，这样才能体现出股份制改造的意义！”

    回厂之后，岳桂贞马上组织开会5天，紧锣密鼓进行股份制改造。岳桂贞又托郭一奇局长把吕主任请来。岳桂贞拦车问计的表现引起了吕日周这个改革官的兴趣，遂爽快答应，亲临指导。

    面对几十年“石头垒的墙”，习惯于大一统经济体制的人们，哪里就敢掏出钱来往“公家”的无底洞里投？岳桂贞对工人再次强调了他的改制思想，他说吕主任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没有资本家，但‘家’里也要有‘资本’。现在，改制就是大家拿出家里的‘资本’来维护大家这个‘家’。”讲到这里，他慷慨表态：“别人谁愿买多少买多少，谁买的多谁有资格参加董事会选举，我掏25万，买4000股！”

    太原市建材厂，这个几十岁的企业，注册资金320万元，剥离债权债务外，有实际资产300万元，负债1000多万元，实负700多万元。土地评估补回400.7万元，还有300万元亏额，怎么办？按规定是等候着用企业所得税消化。岳桂贞没有等，他想起了吕主任临上车前的话，就采取用自己和全厂工人今后的努力来弥补国家亏空的思路，将这亏空的300万元做了配股。办法是拿300万元除以全厂工龄，一个工龄500.3元，买1股，配2股。一个工龄只可买1股，谁想多购，向别人的工龄换购。工人掏了500元，是背了1500元债；岳桂贞付了25万，负债75万元。如果当时不采取这个办法，等候税务部门的合作，税务部门必将还要等有关领导的指示，这是一个无法掌控的过程。过程，就意味着变数！至今，太原市仍有改制未彻底的企业，他们遭受着连鬓胡吃麻糖式的无尽的麻烦。

    发股，配股，奖励股——原来的领导人有贡献，原有奖励机制就要终结，这时，给领导人设立了奖励股。一发二配之后，所余奖励：厂长40股，副厂长30股，科长20股，正副科长、车间主任10股，车间小组长5股。

    接下来是选举。刚刚开过的通过了股份制改制的会议，是职工代表大会；两天之后，他们都成了股东，现在，他们以股东的身份选举他们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候选人不指定、投票无记名的前提下，购股5万元以上的股东中选票最多的前7位，当选为董事和监事，董事会和监事会成立；购股超过20万元的岳桂贞，以票数第一位而当选董事长。几秒钟后，董事长首次行使权利，提议产生了副董事长。

    郭一奇局长等主管部门领导就等在楼上。数日时间，楼下的一系列程序干净利索地完成，局长们下楼宣布道：

    “从现在起，太原市建材厂已经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原由太原市建材工业局执行的各项管理权限，转由本厂董事会负责。”

    由此，这个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遂告成功，获得新的生命。

    太原市建材厂改制后，董事长岳桂贞在全体职工的拥戴下，接着当选总经理。他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虎添翼，短短9年时间，由原来的300多万元资产的小厂，发展而为资产3000万元、产值6000余万元的东岳实业公司。

    郭一奇的权威

    有一个旧日人物，为太原市建材行业企业人时常挂念，他就是昔日太原市建材工业局长、今建材行业协会会长郭一奇。改制之初，有人说他：这个人跟上吕日周变傻了，自己把自己的权都改没了。

    当管理局的管理权全部“改没”了之后，企业家们才清楚地知道，郭局长改革之后，无权而有威——他获得了民心，而民心是永远的。岳桂贞说：“郭局长跟上吕主任不是变傻，而是变得更聪明了！”

    建材厂改制，局里的管理权顿时消失。不久之后，太原市有一个重要应酬指派到了建材局，郭一奇惶急之际，股份制企业家岳桂贞为之承担。郭一奇对参加宴会的重量级人物发出邀请：到并州饭店来！这声音何等骄傲而豪气——并州饭店，以其在整个太原城里的尊崇地位，具有对宾客身份的强大象征力。宴后，参加宴会的太钢党委书记对郭一奇惊叹道：你那位老板好气派啊！

    作为旧体制下的官员，郭一奇也是个愿意掌握权威的人。他有权也有威，只不过，他的权威与一般官员似有不同。而且，他的权威往往与改革相关。比如岳桂贞及其企业在改制之前的那段前奏曲——

    1992年至1994年，岳桂贞是一个个体钢窗材料厂的厂长，几年间挣了80万的身家，这业绩引起建材厂的注意，厂长向局长郭一奇要求聘岳为副厂长。郭一奇说：“你当厂长的要人，我满足，开会通过。”于是，岳桂贞带着他的重大的业务资源，于1995年6月来厂。在接下来的一年间，这位厂长却向局里把岳桂贞连告三个笑话状。

    一、岳为厂引进一项加工一种槽钢产品的业务，厂长因为没弄清其中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的关系，告岳桂贞贪污。二，因为厂长和副厂长到了工人中，工人见到岳副厂长连地板也要扫干净，而见了他这位厂长却照旧在打扑克的情况，告岳桂贞发动工人反对他。三、岳桂贞于10月份个人斥资20万元买了一辆高级轿车给厂里跑业务，供销部门向厂长打报告，建议由厂里支付养路费、附加费，确定岳副厂长的车继续给厂里服务；厂长一听，十分赞同，挥笔签下同意二字。当财务科长据此给岳支付了这笔38500元的款后，第二天，厂长又找财务科长拿出条子来，在原来的“同意”二字前后加签文字，重新签写为“此事不合理，不同意报销”，然后就向检察机关报了案。检察机关一查，那份批件上又出现了财务科长的加注：“这个报告厂长已经同意报销，几点几分又加了‘不’字。”岳桂贞从检察机关回到厂里，一群工人群情激愤地跟在岳桂贞后面呼喊：“干脆，把那个混蛋轰出去，你当厂长吧！”

    在如此局面出现后，郭一奇没有像一般党政领导搞各打五十大板，一齐调离，他把手中的权威向职工群众倾斜，搞了一场出色的民主选官。事出次日，他主持召开局党组会，党组会一结束，立刻带所有局干部到厂，从到厂时的下午17时接着开职工代表大会开到夜晚23时，民主选举产生了新厂长，岳桂贞以25名代表中的21票之多数，担任了太原市建材系统罕有的民选厂长。工人们明白，一年后企业顺利改制成功，非常借光这个基础。

    2000年，岳桂贞往邯郸奔赴业务，特意绕道长治，拜访了已出任长治市委书记的“吕主任”，向他汇报了东岳公司的今天。

    岁月沧桑，蓦然回首，有多少可圈可点！回味改制过程，东岳公司老板岳桂贞感触良深：“‘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回头再看体制问题，其实就是一面纸糊的墙，看见上面画的石头，点破了，过来了，就什么也不是了。”他经常讲：在那历史性关键时刻，难得吕主任给我们及时点破。他是个讲话没空话的官员，一讲就讲到具体而又关键的问题上。岳桂贞反复讲的一句话是：“我们的发展，实实在在，受益于吕主任。”

    坐着吕书记的自行车出门

    寻访“大棚大”

    1984年初春的一天上午11点钟，在山西省原平县，两辆自行车从县城翩然驶出，进了县城西南角的柳巷村。他们打问着，找到蔬菜大棚种植大户岳拴明家。他们是县委书记吕日周和通讯员齐拴田。

    这时候，是吕日周赴任原平县委书记不到半年，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原平县“搭台唱戏”综合改革正要展开之际。这时候，新任县委书记吕日周为原平那些“有争议”的富民带头人正名，撑腰，打开了观念的封锁，广泛访问民间贤人，他要“提拔”更多的富民“司令”们。

    柳巷村的岳拴明在山西极少有塑料大棚时，就搞起了原平第一家蔬菜塑料大棚。

    岳拴明这种敢创第一的意识与吕日周的施政理念暗合。

    吕日周在赴任原平之前就了解到张学良将军的故里——李铁映同志任县委书记的辽宁省海城县，塑料大棚农业蓬勃发展，农民得到了改革与科技的实惠。岳拴明的蔬菜大棚说明，原平具有可适应的气候条件。于是，他到原平不久，就组织一批又一批干部前往海城县学习蔬菜大棚。

    春节过罢，吕日周听到一句形容岳拴明的不雅的说法，他更高兴了，决计要访问岳拴明。人们说岳拴明有“两大”：“蛋大，胆大。”这天，他和通讯员齐拴田边走边说：“咱让他的‘两大’变成‘三大’，再加一个‘大棚大’！”

    进了岳拴明家，吕日周知道岳拴明做过教师，就盘问他怎么改行种了菜。岳拴明发出朗朗的笑声，说道：“我种菜不是为了种菜，我是想适应适应改革大潮。我知道中国这次改革开放肯定能成功，所以我才敢辞了公家饭碗，第一个种大棚菜。”

    吕日周一听，就请他谈谈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看法。岳拴明有文化，也有见识，他说：“算上这次，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大变法。前两次是商鞅变法和戊戌变法，前两次都失败了，是因为这两次的变法者手中没权；这一次邓小平手中有权，所以我知道这次变法肯定能成功。”岳拴明说着又笑起来，吕日周纠正他说的“变法”，道：“是改革开放。”

    坐在吕书记的自行车上

    岳拴明家来了贵客，柳巷村轰动了。吕日周坐到岳拴明炕上没半袋烟的功夫，窗外聚来好多人，他们也都含着笑，在听着里面一个县委书记与一个农民的笑声。岳拴明的妻子烧好了水，泡好了三碗热茶。吕日周回头望一眼窗外的群众，心一热，端起碗喝两口，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岳拴明要走。岳妻望一眼茶碗里的热气，满脸歉意，匆忙间抓了一把自家种的葵花籽追出院外来直往吕书记的衣袋里装。吕日周一手托着自行车把，一手阻挡着岳妻，岳拴明见了，忙说“人家是县太爷，你拿那些‘麻烦籽’难看啥哩。”吕日周接口道：“什么县太爷，是公仆！”

    说着话，走出了小巷，吕日周跨上自行车，向身后一摆手，岳拴明坐上县委书记的车后座，直奔他的蔬菜大棚地。这是岳拴明责任田的一部分，三排大棚正在卷起草帘子晒太阳，他们察看着这在北方尚属稀罕的早春之绿，吕日周给他现“地”说法，介绍了一种日本武藤联栋蔬菜大棚，并且说要请专家指导，让他学会更好的种菜技术。

    “准备怎么发展？”县委书记吕日周问。

    “种菜三到五年，挣钱三到五万。”辞职教师岳拴明答。

    “不行！”吕日周一挥手臂，有些严肃地说：“‘挣钱三到五万’只是一年的任务。要给全县农民带个致富的头！”他对岳拴明指点了打开蔬菜市场的门径，还说县政府下一步要搞好食堂，需要时，县政府食堂算你一份。然后又笑着说：“‘种菜三到五年’也许很对；富起来了就要再发展嘛，再发展，你就可能是个企业家了。”

    岳拴明共有30亩承包地，吕书记走后，他立即动手，全部建了大棚，种起蔬菜。

    就在这个春天，一位科学家的脚步来到原平。我国著名蔬菜专家仲济学教授在日本进行科技考察时带回11棵新高梨树苗，打算送到他了解的山西南部的高平市。途中，他听说了原平，同时知道吕日周主政原平，即提前下车，把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珍贵树苗送来原平。

    吕日周和新一届县委对科学的真诚而热情的态度感动了仲济学。吕日周请仲参观并指导了岳拴明的蔬菜大棚，对岳拴明的蔬菜大棚进行专项调研。仲济学教授并为岳拴明的蔬菜大棚留下两位蔬菜弟子进行了长期的精心指点，使岳拴明的蔬菜大棚发展更好。在仲济学为岳拴明指导中，县委趁势召集专业户在柳巷村举行了科研与发展研讨会。岳拴明的脑筋换了，有了持续发展的意志。

    岳拴明蔬菜大棚很快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注。吕书记带着全县的干部前来考察了，忻州地区及各县干部前来参观了，包括李立功、王森浩等领导在内的省级干部也来视察和参观了。在省、地的关注下，省科委16万元专项资金在原平县科委的指导下用于岳拴明蔬菜大棚试点。如此，“岳司令”在1984年到1985年的二年当中带动起全原平县的塑料大棚潮，农业效益的提高，让全县每个干部和农民激动。

    1985年的大年初一，吕日周带着张国粹等县委干部下乡给专业户拜年。早晨不到八点，岳家的饺子才端上桌，他们就来到岳拴明家。吕日周和岳拴明一家人一起吃了“接神饺子”，就请教岳拴明，当下农村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新问题？岳拴明劈口上陈：“新问题就是调整承包土地。”后来，县委进行专项调查，全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承包土地调整，按照资源与优势结合的原则，土地倾向专业户，将大量闲置地、撂荒地利用起来。

    县委书记进村直奔专业户家拜年的情形，村干部岳三娃看在眼里，心里的想法比锅里的饺子还要翻腾得激烈。吕日周越过干部访群众，这太不常规了呀。但，这位颇感“冷落”的干部，理解县委书记的导向用心，是为了推动改革，推动原平社会换脑筋的速度。

    1985年，柳巷村又“复制”了6个“岳拴明”，又一个大年初一到了，县委书记下乡拜年，进了岳三娃的门。

    出门

    提到岳拴明后来的发展，岳拴明就讲“吕日周话”。

    岳拴明说，吕日周来到原平，除了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还给原平人留下了一种特殊语言：“吕日周话”。他说，原平人说起吕日周，就要念几句“吕日周话”。

    岳拴明首先回忆1984年春的“三干会”。他说，那不叫三干会，那是个“发财大会”，是个竞争会，开放会。会上发言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村里的专业户。讲了科学技术，就讲创造财富。岳拴明在这个会议上记住的“吕日周话”是老吕编的歌谣：

    “加工加工再加工！”

    “出门出门再出门！”

    “发财发财再发财！”

    “加工和发财这两条，我早就明白。我最琢磨的是‘出门’这句话。”岳拴明的话语中不断地讲述着“出门”二字，显然，他把“吕日周话”中这两个字当作了经典。

    到1987年，种菜专业户岳拴明已有可观的积累。接下来再怎么发展？岳拴明出了门。

    他先到云南旅行一圈，饱览大西南风光。花费之大，是他平生最巨。但是，岳拴明很乐观，他说：我理解吕书记说的“出门”二字，不是说出了门就要见效益，他是让我们开眼界。他告诉家里人，他在从大西南回来的火车上，遇了一位在西山矿务局做办公室主任的姓李的人，建议我给煤矿做密封件。李主任说，现在煤矿上进口很多设备，其配件进口价钱太贵，在国内是个生产空白。原来，这位李主任也是个原平人。“你看看，遇个厉害老乡，也是出了门才遇得到。”

    岳拴明又来请教吕日周。两三年来，原平人已经不把吕日周只当作县委书记，吕日周早就是他们的致富顾问。这天吕日周很忙，只举起四个手指，给岳拴明指点道：“四个字：‘无工不富！’”

    于是，岳拴明再出门。山西的西山矿务局，大同矿务局，平朔露天煤矿，河北的开滦矿务局，等等。吕日周的四个字把姓李的老乡的提示点石成金，他坚定了为煤矿企业搞工业制造这条路。

    1989年，吕日周调走了，岳拴明手创的柳巷密封件厂成立了。他来到陕西咸阳，以月薪3000元的高价聘请到西北橡胶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来厂培训。起初虽只是一个“五人小组”，却已得到了订单；那时，他是先取得订单才组织生产。

    岳拴明的“出门”自有一套。他到平朔露天矿去，找到一位大修厂的美国老板。美国人不信任他，他就马上转换话题，不谈生意，只谈命运。他一观面相，二审气色，指出美国老板的命运与性格情形。美国人深服中国文化的了不起，举起了大拇指，认了他这个“上帝派来的中国朋友”。后来，这个世界级巨型大矿给的业务，使岳拴明的企业奠定了基础。在1989年这一年，岳拴明跑通了8大矿务局、露天矿所属的80多个企业，80多个企业给他做了500万元的业务。

    他的密封件厂扩大了，他请原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兄长加入。后来，因为股份不明，岳家兄弟被迫分家，岳拴明再次建厂。迄今，继岳拴明之后，原平岳氏家族密封件企业已经诞生了5家。最大的一家是岳拴明二次手创的这一家：原平市大鹏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到2005年，这家原平第一私营企业，年生产能力已经上升到1000万元，年产值400多万元。其产品已由起初单一的密封件，发展到液压支架、立柱千斤顶、选煤厂筛板、综采机电缆夹板等等大型产品；已由生产配件发展到生产设备。并已承接了20台大型铁路机械。其一系列数控设备林立厂房，显示着原平人走过的那段不凡的发展历程。

    2005年冬，年已70岁的岳拴明雄心不老地说：“目前我们的客户遍及华北各大企业，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跨过长江。”

    回顾历史，他深有感慨地说：“人一辈子的发展机遇没有几次，我的前程是从吕书记那自行车后架上得来的。”

    侯育红的道路

    （一）

    我记得是十六七岁的时候认识吕老师的。十几年了。就是他刚到体改委的时候认识的。

    我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正热播电视剧《新星》呢，我就很受感动。我想呀，人家这个县委书记，我长大了能不能做到人家这么努力，这么优秀。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是演吕老师呢。

    我就爱人家那种热情，对工作的卖劲，长治骑自行车下乡，还下矿井底下。现在，60多岁的人了，还不显累。我们年轻人也做不到的。这些年跟他外出学习参观活动，人家每天都休息很晚，早早就起来了，学习，看书，写东西。我受他启发，以前不爱学习，现在爱学习了。读一些企业管理，市场方面的。

    我现在33岁。那时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孩子嘛。那时候我淘气，不好好念书，跟上大人乱跑。我姑父是我们伞儿树村书记，他在伞儿树村搞得挺好的。前面有一个酒厂，后来主要是房地产开发。他是吕老师的朋友，我跟上姑父认识了吕老师。

    第一次见，就感觉吕老师改革的大思路，尽是创见和创举，不愧《新星》那一演。第一次是在他的家，和刘振华（山西省长）一个楼上。吕老师爱植树，剪个枝呀，浇个水呀，找点马粪啦，我就去了。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后来我就想，人家吕老师做利国利民的大事呢，咱也不好意思闲着了，是吧？我就开始做事。

    （二）

    我父亲是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带头人，1979年就做企业了，他是一个特有胆量气魄的人。我也受我父亲影响感染，但是我爸的企业里，我没有参与。因为他那个规模不是我的目标。

    我先考了驾照，买了个出租车。跑了有一年。我这个人善变，不喜欢一个职业老那么下去。我开了一年出租车，就改为贩出租车，又一年，就积累10来万吧。

    到了1994年底，我就改为贩菜。

    朋友去山东寿光贩菜，我跟了玩儿，我看见20、30来里长一片温室，就问一个老大爷：你那一片一片的是什么东西？人家说是蘑菇，又便宜又好吃。我在太原没见过这东西。再一问，这么便宜又好吃的东西，还不适合长途贩运呢，我心里一下就定了想法。朋友还在那组织菜，我说你贩菜吧，我走呀。他问你去哪，我一个人去了保定了。我要老大爷收我做徒弟，我要跟他学种蘑菇。他说学种蘑菇到保定，那儿有一个食用菌学校。我一个人到了保定，学了不到3个月。

    我在保定学习，家里人还不知道。我从小爱自由，不爱别人管着。他们也就习惯了。回来确定做大棚，家长也同意。我们那个村在太原服装城附近，叫伞儿树，你看，多适合我的蘑菇！我搞了一块地，3亩多，盖了8个大棚。那时候，太原的蔬菜大棚还稀少啊，市民基本上吃不上新鲜蔬菜。太原刚提出来菜篮子工程，我的第一块搞成功了，我就第二块，第三块，我一个人共搞起了30多亩地。大约80多个大棚。后来，不长的时间，带动了全村，一时间，伞儿树村成了个蘑菇村。村里人都来找我帮忙，进原料呀，教他们技术呀。搞得呀，太原市人冬天夏天都能吃上蘑菇。可就在这时，我却不种蘑菇了。

    我凡事爱做第一。蘑菇一年，我搞玻璃批发。又一年，我组建了一个铝塑公司，专门做窗户。一年不到，我又转行了。做玻璃增加了30多万积累，又进入公路工程了。做到1998年6月份，我有不到两百万。

    我修路一年多就离开太原，到陕北了。陕北和内蒙交界处的定边、安塞，有石油，允许个人开采。一个叫青阳岔镇的地方，是唯一一个上了中国地图的镇。只因当年胡宗南围剿延安，这里有毛泽东躲藏的一个山沟。毛泽东在此躲过一劫，我的劫数却没躲过去——我在这里共赔了300万。

    陕北采油，几年的积累赔光了，又负债70万。时为1999年底。

    当时的心情，啊呀，别提了。回来后两个月没出门。

    但是，陕北采油，锻炼了我坚强拚搏的意志。我没有告诉过人，包括我老婆。我平时就那么装着，装不下去也得装着。我不能让老婆孩子父母也跟着我受压力。到后期，业务恢复好了以后才告诉他们的。

    当时，我仅有一部红旗轿车了。按当时的市价能卖13万。我当时就想，啊呀，这个车跟着我跑了十几万公里了，我和它挺有感情的。卖了它也还什么也不够。这时候，我拿它换了2000吨水泥，我骑爸爸的摩托车贩水泥，我把盂县特种水泥厂的产品全包了，卖下28万元。一直到当年10月份，我把外债全还完了。

    到了2002年，又有好几百万了（大笑）。我现在是山西宏图建筑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三）

    近几年，吕老师给我讲，人不能光有钱，有了钱要懂得回报社会。我也算不得大有钱人，一年赚几千万的。做点小事吧，就捐一些学校吧。去年，捐了三所学校。一所是大同市浑源县城乡中心小学校，现在就叫了我这个名字：育红小学。这个学校附近很多村没有学校，孩子们就跑着来这上学。我捐了15万，他们加修了宿舍，把环境改善了一下。去年我去了两次，一次是春季放学后，捐了款；二次是秋季开学后，修好了，去看看，带了一车东西：笔记本、书、铅笔、橡皮，装了满满一车，孩子们人人有份。以后呢，准备每年去一次。

    当时就是吕老师搭的这个桥。吕老师在那里调研，发现了。他给我说了后没出一个月，我实施捐款的。他对我一说，我一听，说这好事呀。我也正好有这个意图。今年，我还没去呢，准备要去的，哪些孩子们上不起学，有困难了，家庭怎么了，我要关注他们。

    在大同，我资助的是落阵营村，吕老师的老家。是个很大的小学校，环境杂草丛生，破烂不堪。我当时在现场前前后后就呆了半个小时，我就走了。我留下钱，他们整修好了。我对吕老师说，再帮我联系吧，我还准备捐赠一两所小学呢。去年，原平市的石建华主任帮我联系到了贫困孩子，一个特别贫困的女孩子，读了陕西科技大学。我捐赠了。名字我记不清了，他要我的通讯录，要给我写信。我没有给。石主任给了我一块匾，做了光盘，还有一副对联，挺感人的。这是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候的事。做节目后我又给了石主任那里5000元，每年再选两个贫困孩子。只要是石主任帮我选下的，我就认可，不管他是在读小学还是大学，我会一直帮助他读完学业的。

    我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建几所小学，我的目标挺宏伟的。

    我受吕老师的感染影响，去年又在阳泉市盂县，和政府合作建盂县一中。占地365亩，政府投资教学设施这块，我投资后勤这块，包括食堂、公寓、浴室等等。我投资6000万，总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我也没这么多钱，我还贷了1000万元，利息100万元呢一年。

    当时，县政府发出通告很久了，没有一个人来报名，没有人愿意做这事。我是从电视上看到的。我想，做吧，这是合我心愿的。当然，从效益上说，远不如做其它项目啊。现在的行情，投资6000万买一个煤矿，一年，最多二年，就可以赚回来。我投资盂县一中，大概得10年、20年才能回收投资。收费吧，我还得按人家国家规定来收，不可能因为我是民营的，人家收500，我就收800，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将来能不能住满，这还是问题。因为我们做得大，能容纳6000人。我算过一笔远帐：将来能不能有这么多孩子来上学？近5年内，近8年内，可能有这么多。当前有2000多高考生，将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可能只有800多参加高考的了。盂县是只有25万人口的一个县。

    盂县一中是全省有名的好高中，以前最多能容纳3000人，现在能容纳6000人，还能把旧校舍腾出来办初中。

    今年9月1日要开学。到时我请你参加开学典礼。

    在山大，财大，法学院，给贫困生捐书。都是去年做的事。都是1万多一点的数目，他们的采购科长在前面买，我跟在后面付款。

    在山西商务学院，一个孩子没钱读书了，有辍学的危险了，我捐了5000元钱。商务学院基金会给我赠了一块匾。

    我的这些事，多是吕老师提供线索。他老去各大学校讲演，他就了解了，有哪些个学校有哪些个贫困孩子，他就打电话：育红啊，我这儿发现个贫困孩子，你来资助一下吧。我说行呢吕老师，没有问题。我说得多少钱啊，吕老师说有5000块就够了。我就给了。也是要我通讯地址，我都没有给。我不做宣传。到央视做节目，是吕老师叫我的，我在节目上说，我比人家王义夫差远了。

    2003年老家农村孙家庄乡白家庄村来一村支书，我不认识的。要求我说：育红啊，咱老家那路太窄了，你能不能帮助修一修。我说行啊，这好事啊。我就调了工程队回去修了40来天，把原来3米宽的路修成了10米宽。总长1000米，从大公路接进去的。

    （四）

    吕老师的一生吧，就是给社会做贡献了。我还听说过他离开朔州后那两句话：“两河夹一州，清官不到头。”

    他到长治当市委书记时我也去看过他。他很忙，调研，下乡，我接触少了。有一次，他在家里一只手输着液，一只手拿着文件，还不住地接电话。我劝他把手机关了。他说不能呀，我这一关，不是关了我一个人的电话，是关了长治几百万人民的电话了。啊呀，那工作态度，实在让人起敬。

    在长治，我就看过这一次。回到政协，他的具体事少了，多是讲演，调研，我接触多了。我常跟他出去，但不怎么到繁华的大城市，都是到那些贫困山区，钻山沟沟。他下乡后专门找那种危房、破的街巷，问人家有什么困难，政府的补偿合理不合理。他是那种发现了问题就要解决就要落实的人，不像某些当官的，啊你有什么困难啊，有有有。但说了拜拜了。他不找政府，他通过托朋友协调社会关系，也要解决。他和其他干部不一样。

    学习吕老师，他的那种执着，那种无怨无悔，那种不管成功与失败都坚持。他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做事过程中的乐趣，不管结果如何。下一步的打算，就是稳稳当当把盂县一中建好。用心管理他几年吧。这个学校的合作经营协议是33年，到时候我就接近70岁了。我就把它无偿地交给政府了。

    有这个学校，我再不能变来变去了。以近百年的经验看，发展一个地方主要是办教育。培养孩子要用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有把教授请来做校长的想法，这个我做不了主。如果把政府管理的教学那块拿过来的话，我真有这想法。我就请吕老师给出谋划策。哪怕我把企业上赚到的钱全投入到学校，再养几个教授也行的。我也通过这个事业，感觉到了做人的价值，体现了我的一点点的人生价值。我现在的真实感受，不能说自豪，特别好，不能说伟大，但是我比一般人强。好多人很有钱，有钱怎么啦？我认为啊，你有钱，你没有思想，钱代表不了什么。我这都是和吕老师接触过程中受他感染，灵魂深化了，思想成熟了，主体感强烈了。

    兰司令与“搭台唱戏”

    2006年1月26日下午，山西省原平市。一位老干部大步流星跨过繁喧的春节闹市，径奔他退休前的单位，递交了这样一份申请书：

    “局总支委员会：我叫兰锡田，1938年出生，1959年参加工作，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对单位在物质上给我们的照顾十分满意，非常感谢。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工作退休政治不退休，根据党章第4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我要求安排我们退休党员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局长兼党支部书记听了接到申请的年轻同志的汇报，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有了！我局‘保先’教育就向这位典型人物学习。”他用激情而又沧桑的语调向年轻同志介绍说：这位老同志就是当年带领群众改变同川面貌的赫赫有名的“兰司令”，我们原平县（1993年撤县设市）闻名全国的“搭台唱戏”改革经验的创始人……

    时光由此倒推23年。1983年5月上旬，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庭栋一行专程来到原平县的同川地区，对这里大兴水利、创业富民的情况进行调研。此前，省委得到关于这里的两种反映。一说同河水委会组织同川群众大搞流域治理与水利建设，使同川15万亩干旱土地受益，同川农业经济因之得到很大发展。二说同河水委会主任兰锡田自搞一套，背离了社会主义性质，是个反面典型。走进同川的赵双沟，在满坡青翠的杨树下，王庭栋一行倾听了群众与基层干部的诉说——

    “原平以东糠同川，马尿汤汤泡捞饭。”这是流传在滹沱河范围几个县的民谣，说的就是同川地区干旱，因旱致贫。1975年，兰锡田为改变家乡面貌，从省里一个水利单位调回同河水委会。经过踏勘和调研，他争取到同川干部群众的支持，确定并实施了同川水利建设三部曲：一是赵双沟流域治理，二是同河河道改造，三是灌区基本建设。在跨越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八年间，“兰司令”实施的三部曲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同河河道改造获得1万亩河滩水浇地；全长12里的赵双沟流域治理，筑坝12条，栽植杨树12万株；同河灌区增建高灌站36处，受益农田面积15万亩。“兰司令”调回上任时，同河水委会有人员3名，资金276元，资产一桌一章。八年奋斗，“兰司令”麾下的同河水委会下设有涵括修理、服务、养殖、加工、文艺等多行业的小型企业（团体）27个，人员320人，固定资产110余万元；一手创建了年产值26万元、年投入水利资金210万元的新灌区。一个股站级水委会，却如同一个实行着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集团总公司，这在全国水利系统，在山西省，都属罕见。

    王庭栋调研之后半个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来到同川调研。省委从王庭栋的汇报中掌握了“兰司令”事业的典型意义，也了解到事业与体制的矛盾冲突，一直是叱咤风云的“兰司令”的一大隐情。当听到兰锡田创业8年挨整12次的情况后，李立功奋然命笔，为兰锡田题写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心为公不怕邪”14个大字。

    随同王庭栋与李立功两次调研的，有位一直埋头做着笔记的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五个月之后，1983年10月上旬，他做了原平县委书记。他叫吕日周，时年38岁。他一上任就从研究兰锡田入手，进行改革前的思想摸底。得到的回应令他陷入思索——“做水利干部的，又是加工、修理，又是魔术、唱戏，兰锡田那一套纯粹是不务正业！”“真是毛手毛脚的孙猴子，把个同川灌区闹成个花果山了，还又瞎折腾进城里来了，赶紧制止住他吧！”……

    面对干部们对“兰司令”的态度，吕日周主持接连推出三个政治动作：一是提出大讨论：兰锡田把水土流失、缺水缺粮的“糠同川”“闹成个花果山”，是过还是功？二是命县委党校等部门到同川去实地调研，并写出调研报告；三是召集群众代表座谈会，请老百姓论改革、谈发展。这之后，“兰司令”的事业得到明确定性，兰锡田的经验得以正面总结并大张旗鼓地宣传。翌年，兰锡田成为全国水利水电系统劳动模范，他和他领导的同河水委会成为名扬全国的改革典型。

    在接下来举行的原平县改革发展大计的县委常委会上，县委书记吕日周打开了他五个月前的调研笔记本。他没有讲述记在上面的调研内容，也没有讲省委领导的精神，而是讲了一则他们调研时顺路听到的“兰司令”“改台唱戏”的故事——

    三年前，“兰司令”麾下的同河水委会剧团轮到东阎庄村演出，遇到舞台不适合的问题。随着水委会“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他们这个剧团的班底也一扩再扩，阵容强大，演出剧目逐步由单本戏发展为连本戏，很多难度大的大型传统“武场子”，都上了他们的剧目单。这样，很多村原有的舞台就无法适应了。兰锡田在电话中指示：“台子小，改大台子也要演！”放下电话，他立马带领水委会机械厂操作手及相关设备与工具亲身来到东阎庄，经与东阎庄干部一番现场研究，他指挥人马对舞台施行了一套“偷柱换梁”活拿法手术。原来舞台前部上方是三块短梁，下有四根柱子支撑。兰锡田现场制定方案：取水委会一根废弃的汽车大梁作新台梁，支起千斤顶三换两替，替下原柱，换上新梁，从而撤除两根中柱，舞台一下子开阔了，壮观的“武场子”登场了。

    这个看似简单的现实故事使县委干部感悟到：这就是一个关于农村改革开放的寓言。

    ——“兰司令”能把舞台上的旧梁子换掉，我们能不能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旧体制？

    ——“兰司令”不“因台废演”，换掉“旧梁”演出了大气磅礴的“武场子”和连本戏；我们县委让全县农民发财致富，就要上演改革的“武场子”，发展的“连本戏”。

    ——“兰司令”在同川创造的是“能人搭台、农民唱戏”的实验，我们县委应当怎么做？

    ……

    1983年11月份起，原平县推行了震撼全国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经济改革，动员全县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全部开办农民经济组织。全县各部门各单位打破条块、行业、所有制、城乡、脑体力之间的界限，设立公司、服务部，划出资金，规划地盘，提供全方位的后勤服务，搭起各类台子3800多个，组织原平县40万人民走进发展城乡商品经济的创业天地中。三年之后，原平县经济总收入达到所在的忻州地区的其他十三县的总和。原平经验受到国务院领导和众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原平经验给予概括和推广，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吕日周肯定地说：“你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嘛！”原平模式被归纳为“社会主义融合经济”。

    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创造了环境奇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们看到“大花园”般的原平城有一个经典现象：大街中心种植的梨落在街边没人拾。于是，一句经典赞叹广为传播：“原平，水平！”

    昔日的“糠同川”，是今天的全国酥梨基地，山西省农业旅游示范点。兴建同川水利事业的“兰司令”，使这里72村9万多人解决了吃饭饮水问题；发动“搭台唱戏”改革的原平县委，使这里的果农变成水果商；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上，同川水果商长袖善舞，已形成了覆盖全国以及亚洲多国的水果批销网络，占有稳固的国际性市场。

    温州打火机一统天下，白沟箱包闻名全国，四川火锅遍地开花——与此三者并雄于中国商界的，便是数以万计的同川水果商。

    下方宝剑

    李耀武，一个经常跳荡在媒体与出版物上的古交创业名人的名字。其间有约略可见而又未能明言者，是人与环境的另一类博弈。

    有时，人们在向前奔跑的路上，忽要戛然而止，停下脚步与人游戏一番。不必要，又不可避免。

    作者怀着探究之心，来到古交。

    但是，数日以来，李耀武没有谈他自己，没有谈他的创业历程。

    站在古交山城之西三川交汇处名叫雨则会的这个山沟里的楼头，作者咀嚼着三个普通的名词，陷入深不可测的历史烟云，迷茫地揣想着三者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我的文章该如何写。

    是李耀武谈到的三个内容。也就是三个名词——

    改革。工人。母亲。

    62岁的李耀武讲到他得到的改革支持和他们的改革成果，就讲他的职工们，就讲他的母亲。讲着，他热泪盈眶。作者为此景痴迷，忽从深厚的中华文明卷页里那个非常厉害的词的背后，幻得一新词：放在本文的标题上。

    在李耀武的泪光里，作者激动不已，我的文章走近真理了么？

    一、改革

    2005年12月30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又一次“看在改革的面子上”而拨冗西下古交市。李耀武和他领导的工人们一见“吕主任”又来了，笑脸如花，掌声如潮，把他迎进他们新建的大市场。

    进市场，上大楼，迤逦婉转一段路，吕日周和工人们，两下里却都回首岁月沧桑——

    吕日周1993年第一次来，李耀武领导着一个名叫古交市建材厂的国营小砖厂，并且填补空白，新建了一个“小耐火”——古交市建材厂耐火材料分厂，他们像愚公一样在月亮峁上挖山不止。

    第二年再来，他们又在建设一个“大耐火”，大闹货郎沟。

    第三年又来，“大耐火”就建成了——古交市高铝质耐火材料厂。

    今天，是十年后的第四次到来，“大耐火”又托举起一个为古交和太原共所瞩目的古交市建筑装饰材料大市场，雨则会山沟出了座城外城！

    工人们对“吕主任”的第四次到来，则远不仅仅是感动与欢迎。“吕主任”一次次送来改革，变作力量，换来胜利，幸福和甜蜜感充溢在迎接着“吕主任”的他们的心中。

    第一次是1993年春，全体工人集中在月亮峁的砖厂旧楼前，听刚刚到来的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吕日周讲话。吕主任劈口就问：

    “你们每个工人每年能收入多少钱？”

    工人们答：“3700多元啊，如今我们改革好了，收入提高了。”

    吕主任却说：“不行，要在后面加个零！加了零还要翻番！”

    工人们从没听到有当官的给工人讲这样知心的话。

    吕主任又讲道：“你们的改革改对了，改革就是一件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事情，改革还要再深化，深化了改革，你们的收入完全可以再加两个零，三个零！”

    随后，吕主任还郑重地表态说：“你们的收入加零翻番，这是党和政府所希望的。明年，省体改委给你们挂匾！”

    讲到这里，站在吕主任左右的几位干部认真地含笑点头。他们是省体改委的几位处长，和太原市建材工业局局长郭一奇。

    吕主任这个人不放空炮，第二年夏天第二次来，就真的把一块明晃晃的铜匾挂上古交建材厂的大门：“奖给古交市建筑材料厂改革楷模省体改委一九九四年六月”。同时，还颁给厂长李耀武“改革带头人”的匾和荣誉证书。还是在月亮峁，吕日周和李耀武等全体干部举行了座谈会，接着又和400多名职工一起开了大会。他和省体改委充分肯定了这里已经迈出很大步子的企业激励机制和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指出下一步改革的思路。他从全国改革的必然趋势上分析，指出中国企业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如同第一次革命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要走一条“中小企业包围国有大型企业的路子。”山城古交，思想意识之土得到再次早苏。

    这时，省体改委组织成立了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协会，他们的李厂长担任了协会理事，多次参加过协会的改革研讨活动。

    有一则李厂长因此而外省得助的故事，就产生自这中间。1994年，厂长到陕西佳县去为“大耐火”买一对石狮子和石龙。石狮子做得不好，不买；石龙装上车后，一名着交警制服的人突然出现，扣了他们的车。这时，他们与本厂一位佳县工人崔殿强取得联系，崔殿强马上找来一本挂历。这是山西省体改协会组织制作的，上印12位山西改革型企业家的像和一些新颖的改革观点。工人崔殿强也有幸获得一本，珍藏在家。李耀武拿了挂历去见佳县领导，效果还真灵，佳县的徐书记与白县长一见挂历，对山西省的改革开放十分向往，对来到眼前的这位改革人物大为起敬。徐、白二领导分别与这位当体改协会理事的李厂长交流了一番改革与环境的关系之后，热情协调，佳县公安局专门派出一辆警用面包车，带警员10余人把他们护送出境。

    李耀武在古交被人称为“改革老大哥”，古交市企业改革现场会在他们厂召开时，煤机厂厂长杨巨保（今古交市副市长）看见副厂长侯发明办公室挂有这部挂历，说：“我想要老大哥啊”，就把挂历要了去。

    1995年，吕主任第三次来到古交。这一次，他将全省中小企业体制大改革即将展开的信息传递给这个古交城里的改革桥头堡。

    他还特别强调，改革之路上不是鲜花烂漫，而是充满了看不见的刀枪剑戟：“改革成果需要用生命来保卫”。

    十年后的今天，“吕主任”第四次来到他们这里，李文清市长等古交领导人和他一起，对这里的发展共谋划，同支持。在职工们的期待中，他再次作了即席演讲。

    对于李耀武来说，吕日周送来的改革思想，高于权杖，胜于物质。他的改革实践与吕日周强调的“三敢”不谋而合：敢吃亏，敢吃苦，敢惹人。

    1987年3月，古交工矿区（1988年2月撤区建市）计经委办公室主任李耀武，被安排到古交建材厂的领导岗位。这个已经16岁的厂子几经古交区政府更换的6任班子之手，落到管理无章，运营无法，工资难发之境地，曾一度移交给了西山矿务局所属的古交矿建指挥部经营了4年。李耀武到来，正是厂子接回之时。他领导下，只用了一年时间让它起死回生，走上兼厂并企，立项开新的发展快车道，迅速成为古交乃至太原市的明星企业。成就当然来自多方面，他们感到最值得回味的，是改革。

    李耀武一到厂就提出不分固定工临时工，“能干什么活任什么职，干什么活领什么钱”。本年度打破人事“规矩”，以岗以能以绩而定职；第二年全员风险抵押大承包，抛开档案工资，完善新的报酬制度。两年之内，已有全面的、完善的管理制度改革。

    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烽烟四起的历程——

    工人苦怕了，穷怕了，他们盼改革；企业经营好坏，只对工人的利益有关系。在旧体制下获得地位与利益的人们，却无论如何不买改革的帐。李耀武有大众的支持，较量之下，副厂长、工会主席、科长多人去职、调职。被调整了位子和报酬的人们如料而来，冲击厂长李耀武的工作及其个人生活。一名下台科长纠集人众冲进他的办公室，纠集许多人连续多日进驻李耀武家，甚至举起铁棒就敢照李耀武的头上砸来。他的办公室曾多次被贴了封条……但同时，人们先后还看到，李耀武叔叔李玉平、姑夫徐占同，这些10年前的老工人，希望得到他这个新来的侄子厂长提拔一下，但因他们自己能力平平而未能如愿，他们终于去职；在制度之下，李耀武姐姐的儿子李晋平被末位淘汰制淘汰出厂；李耀武本人在管理过程中多次自罚……

    吕日周说过：“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每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李耀武是用搬动了很多张桌子的行动而拉开了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地方的改革序幕。

    吕日周前来调研，发现了这样一个勇猛改革的厂长，赞赏地表示：山西需要你这样的改革楷模，省体改委给李耀武和企业颁匾发证。这给李耀武带来巨大鼓舞，后数月，他亲自起草出台了《古交市建材厂现场管理考核标准》，进一步改革管理制度，其严、其细、其明，将企业带到了一个新的管理境界。

    一系列管理改革日臻完善之后，也就是企业走上长足发展之路，由欠债数万元的小砖厂变成资产2300万元的耐火材料厂以来，是吕日周三下古交之后的第三年——1998年4月份，根据国家企改精神，李耀武领导企业进行了古交第一家所有制改革。清产核资之后，剥离债权债务，按净资产数优惠20%向全厂150名员工出售，厂长李耀武5万元，副厂长3万元，中层1万元，工人2，000元到3，000元。4月27日，古交建材厂、古交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全权买断，全厂卖到692，000元。

    接着，是董事会与监事会的产生。全体职工也就是全体股东在学习了改制法规之后，按不定候选人、不记名的办法进行民选，选举一次成功，满票选出5名董事会成员和3名监事会成员。新的企业组织产生后，企业的牌照章证全部按程序更新；李耀武荣膺董事长并兼第一任总经理。

    古交市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成功，中共古交市委书记刘剑专门前来祝贺。

    在他们庆幸困难情况下改革取得成功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着走对了的棋，在后来的游戏中，会发生比权杖更大的威力。

    二、工人

    这时候，正值1990年代末期的市场严冬，古交市耐火材料公司也如所有企业一样，处在市场疲软、库存积压的困境中。

    而就在这个“严冬”，李耀武和他的工人们为企业，为古交，接连做了三件大事。

    企业改制是第一件事。改制之后，李耀武看远看近，一眼看到维护工人利益与保护改革成果的密切关系，一眼看到工人们支付这一笔购股款，他们的压力雪上加霜。同时，他也有意发动一场改制之后的市场再练兵。5月份，这个新生的公司立即组织了一个“解压销售月”活动：开会发文，按入股量分配库存产品，按厂里所定底价结算，八仙过海出门销售，除交回10%税之外，所得销售收入都归个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市场拼搏，工人们很快拿到了改制之后的第一笔股份分红和工资。

    “严冬”故事之二、之三，是他们接受了古交市政府的两个重大委托：担当第一试点，成功进行了房改；承担了全市“规模发展，集团经营，三产大上，市场强市”十大好事之一——建筑装饰材料大市场的建设。

    凭借企业的建材优势，他们较早地落实了较为优越的住房。而现在，他们又凭借改革带来的企业凝聚力，超常克服困难，按照房改精神支付了大笔房改金。

    1999年承担大市场建设，他们成为古交的擎天力士。他们动用企业与李耀武个人多年积累的信誉资源，很快组织了10多家施工队伍，垫付资金60多万元，启动了总投资2，800万元的大市场的建设。

    这时候，市政府承诺的投资却不能如期落实，陷入孤军重围的李耀武和工人们，借助他们的“大耐火”为了大市场而艰苦卓绝地拼命。

    这时候，转眼就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市场正在解冻。李耀武和工人们期盼着市场的春天，也期盼着政府搭台支持。

    这时候，他们却等来了一场政府大拆台，和大拆台中扼杀了的市场之春——

    2001年3月下旬，党总支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李耀武与副总经理侯发明被以年龄一刀切的理由而免职。9部小车组成的车队开进耐火材料有限公司，31名政府干部涌上公司办公楼。强权之下，一位做过文印部经理的市府干部，坐到了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人位子上。

    一股寒气倒吸在公司所有工人的心中：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不是在给我们换领导，这是在抢夺我们的企业啊！

    李耀武显得很平静。他知道，市里对企业改革两眼漆黑，权力与改革，必然地要发生冲突。他同时更清醒地明白，自己是一个中共党员，在他面前，是组织在说话！他表态说：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但是，工人们不答应！他们是最知企业脉搏的人，自己选出的董事长一走，大市场这个半拉子工程和“大耐火”马上破产倒闭，他们多少年的血汗就要付诸东流。自己用山沟里的粘土辛苦打造的饭碗，忽然要失去了吗？

    工人们敢于不答应！六年前“吕主任”关于改革需要用生命保卫的话，回响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得到过省政府改革部门的支持，他们得到了一位知心的改革家的指点，已经改制为自己的企业，凭什么不保卫？

    将近200多名耐火材料公司职工涌进古交市委市政府大院。他们把公司与李董事长的荣誉证书和奖杯搬到市政府大院，红彤彤地摆成一片，静坐11天。一场包括文革在内的本市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行动，在古交发生。

    这就是工人！

    这就是改革后的工人！

    与此同时，在公司之外，客户们担忧这个风雨同舟的伙伴企业发生变故，纷纷来访来电，支持工人们的维权行动。一位本市客户特意提前送来5万元货款，要工人兄弟保住身体，坚持斗争。

    第三天，市政府提出谈判要求。张俊文、张宝牛、李爱伟、高新爱、武永新等5名工人代表带着他们打印的意见书，坐到市政府二楼会议室。意见如下：

    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答复如下问题：

    古交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是国营企业？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如果是国营企业，为什么让我们入股？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什么董事长兼总经理由市委市政府任命？

    古交市委、市政府讲不讲民主与法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董事每届任期几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代表大会？还是市委市政府？董事长、总经理的产生有没有法律程序？一个还不是股东的人就可以当董事长、总经理，这是哪一国的法律？

    李耀武的董事长职务是市委市政府任命的呢？还是古交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的？市委市政府免除李耀武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的权力是谁给的？

    ＊＊＊（姓名作者隐去）有何能力有何资格、有何水平担任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他敢不敢向股东职工承诺年产耐火材料3万吨、职工年均收入10，000元？市委市政府考虑还是没考虑过我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想没有想到企业千余人的生死？

    市委市政府在我公司主要领导的认定问题上的这一行为是不是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不是违背“三个代表”精神和“三讲”教育的主旨？

    上述问题限本日6时前答复。

    古交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和职工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又过了4天，4月4日，古交市政府委托经贸委主任和书记送李耀武回公司“主持工作”。

    为期7天的夺企闹剧，付出了企业损失1，000万元、李耀武本人突发两种疾病的代价，但最终以工人的胜利而收场。

    事件之后的另一个结果，颇为意味深长地昭示着政治与利益的博弈：企业经济组织由于改革的成果而得到保卫，但企业党组织却被破坏：这个连续数年的太原市标准化、先进、模范党总支，在免旧任新的文件中忽然升格为党委，又在拟新任的党委书记就职不成并于数月后死亡的情况下，有兵无帅。党员工人说：我们交党费还得去寻找死魂灵啊。

    当然，全局的博弈并不会轻易收场，在改革中锻炼成熟了的耐火材料工人们又迎接了一连串的闹剧，一次次保卫了企业。工人们捍卫改革的行动对当权者的固定思维打了一个问号。尘埃落定之后，一位在事件中在任的市领导意识到了存在于权力中心的落后势力，他调整了思路。他给李耀武打电话，“希望好好谈谈”。

    三、母亲

    1987年前，建材厂几番濒临倒闭；1987年后，李耀武和工人们历经做企业的艰辛，尔后又经历了2001年夺企事件及其一连串打击谋害的事件。李耀武的心里生出一种局外人难以体味的感受。他含泪说：“一个企业的生命不如一个人、一只狗，说害就给害了。按说当官的应当为民谋幸福，可是，工人们这只饭碗多难，他们还要来抢，来打，不让你端饭碗！”

    在种种艰难、危险、严酷的情形下，李耀武始终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站在改革的立场上，他必然地在个人领域作出一次次、一层层的舍弃。这内中的底蕴，不仅仅是素质与能力之属。工人们说：董事长很疼我们；李耀武说工人们很爱我。这是一种什么关系？

    李耀武挑起古交建材厂这副担子之时，是在刚刚哭送走母亲之后的一个多月。

    1986年冬，李耀武守在母亲的病床边听了两个月的很传奇的亲情往事。他的父母都是自小因家穷而给了人的孩子。给到别人家后，他们又分别失去了养母。后来，父亲的养父续弦了母亲的生母，促成他们二人的结合。母亲详细讲述了她作为一个孤儿条件下的小女孩，竟然如掌上明珠般享受着比亲人还要亲的亲人们的宠爱。她少时那个大家庭，那个类同于大家庭的大村庄，她的吃全村的奶长大的经历……这些出之于母亲之口，入之于李耀武之耳的故事，让李耀武感到“人与全社会的大爱”的心灵震撼。

    母亲故去，全村老幼为这位可敬的老人的离开而哭声震天。在哭声中，母亲的言语在李耀武心里升华为一片理想的天空。

    李耀武曾经是1960年代古交区的“学毛著”尖子；是1980年代太原市的学雷锋模范个人、连续6年的太原市人大代表和连续8年的太原市劳模；是1990年代的改革楷模。李耀武说：“人最本元的那些品质，是来自母亲。好母亲会让你把群众当母亲，会让你给群众当母亲。有了这份母亲心，天下再难再险的事，也敢于担当了。比如搞改革。”他常常拿他自己与“吕主任”作出身对比：“我经历了长期的家庭困苦、沉重的青年坎坷，而我有一位足以影响我一生的母亲；‘吕主任’父亲蒙冤，也遭受了少年时的家庭苦难，并且他也有一个非常值得崇敬的母亲。”李耀武把吕日周这位并不“现管”的厅官引为知音，把他的改革指导奉为圭臬，勇猛改革，可以说这一切来源于他的母亲情结。

    工人，让李耀武垂泪；母亲，让李耀武垂泪。

    李耀武是个有文化底蕴的人，他看似随意地讲出的三者，是情感与思想的结晶。作者似乎有了领悟：改革，这个人类寻求进步的自觉行为，必然地成为凝聚社会底层力量和传统道义力量的文明力量。作者行走在三晋大地，发现，凡是有大爱之心的人必然爱民众，凡是爱民众的人必然爱改革。

    令作者欣慰的是：在今天的古交，这些来自下方的文明，与权力文明发生了较高程度的统一。本届古交市委市政府对李耀武所主持的事业给予了很大关注和支持。2005年3月24日，在古交市建筑装饰材料大市场，市长李文清主持召开现场会，市政府将采取具体措施，切实扶助这个为古交人民立功的项目尽快发挥效应。

    附：吕日周同志在古交的讲话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根据录音整理。）

    很高兴在十年后又和大家见面。这十年当中，你们在耀武厂长的带领下走上了快速发展；而我，从省体改委到了长治，又从长治回到省政协。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十分关心耀武厂长和他的宝贵财富。今天我和你们熟悉的郭局长再次到来，还请来了人民作家王宝国先生，会后，他要对耀武厂长详细采访，要宣传你们的成就。

    今天我要讲三个内容，一是关于过去，二是关于现在，三是关于未来。

    其一，关于过去。

    人类总在希望自己办成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发展自己。我们在座的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也要根据我们的愿望确定我们这一部分人的目标。我们有几个愿望呢？

    头一个，我想，就是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富裕。那么就要有个收入的目标。10年前我来这里，问你们年收入有多少，你们说有3000元，我说不行，要加个零，还要翻番，翻番后再加零！当时我曾到国外考察，人家德国人均3000美元，如娶一个中国女人，政府就要在你收入基础上补足到人民币24000元。中国人容易满足，满足就要滋生懒惰。满足是什么原因？是生活方式的意识没有改变：吃好了，住好了，满足了。要想上班不骑自行车，而坐小车，想过没有？要想到海南到外国旅游……方式变了，生活质量才提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福利。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他们满足了没有？没有，他们总想着上月球。人只要有了这种愿望与精神才会有干劲；党和政府也是希望着群众尽快富起来，只有与群众想到一块，你们才会热爱党和政府。

    第二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快乐，希望民主，希望由苦恼变成高兴。民主是个整体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还任重道远。现在我们民主了没有？上级下文就免了董事长，说明体制还不行。企业和员工要有主人翁意识，他们派来的人要顶住他，不让他进来。你们是有主人翁精神的，这是改革的成果，我赞赏。

    第三个愿望，都希望长寿，需要环境好，空气好。物质不穷了，水穷，空气穷，还不行。太原引进的黄河水本应当过滤6次，但目前我们只过滤3次，不够卫生标准。不知你们这里的饮用水质量如何。再是土穷，要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让它长出好东西。

    第四个愿望，我们都希望自己由危险变得安全。前几天我到了忻州一个县，听说了一件事：因为学校没有宿舍，学生寄宿在县城。一位漂亮的女生就在县城到学校的路上失踪了。像这样的事情就应当问责政府：要你政府干什么？我交税养活政府就是要你给我创造环境的，你们的环境却把我孩子丢了，你不负责谁负责？

    第五个要求：由平凡变得高尚。一个单位能提高人的素质、水平，就是个真正的好单位，一个企业也要向这方面努力。我常说：没有赖地方，只有赖领导。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就是为人民办人民干不了的事的，而不是和企业抢饭碗、派人来瞎折腾的。你们经历了曲折，却立了功勋，削平了两座山头，建起了一所学校。所以，你们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能使人高尚的精神财富，你们就是好单位。郭局长爱开玩笑，但他更爱改革。我在体改委时，因为我不和某些人搞浮夸，我搞创造环境，政治上不吃香。可是郭局长吃香我，他叫我到哪我就到哪，我和他一起支持、帮助了很多企业的改革。

    今天，要过年了，我有好多事务，但是他要我再来古交讲讲，我就来了。因为我知道你们这里。你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后退，对错误的势力就要顶：像牛一样顶，顶上级，顶同级，顶下级，就能顶出一条出路来。利益与真理总是有矛盾的，矛盾面前要选择敢吃苦，敢惹人，敢吃亏的勇士，不能变成个大滑头，只享受，只领福利；不能让人民吃亏。我常说：人民好过，领导难当，领导好当，人民难过。有些人不按程序办事，随便就搬走人家的帐了。我当县委书记时就发生过搬走我下属单位帐的事情。我就和他们辨论。现在，有些人不但不敢批评人，而且不敢表扬人，怕说你怎么表扬他不表扬我呢？风气变得如此不正常！你们有这样的好厂长，几十年如一日与大家在一起，这很难得啊，你们要团结在他的身边好好干。现在，你们还有一位好市长，创造环境的市长，又遇现在的好市场，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现在，省委提出要建设“蓝天碧水”的山西，这是你们搞建筑材料市场的好环境。省委这一点，我与他们一致。我一致就是一致，不一致就是不一致。我不怕他们不提拔。人呀，把他看透了，就甚也不是个甚。我到长治市，没找领导说过，田书记把我叫去，说：“你从南到北搞改革，惹人，不怕自己得票少。”我说：我是“只为人民结好果，不怕自己没结果。”

    长治三年，中央考察组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不是该不该提拔的问题，是早该提拔了。一位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着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话，这让我很惭愧，我们为人民创造环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全省年底考察，我获第一，但提拔名单中却没我。我给省领导说：我对省委没意见，我也不要求提拔，我父亲就是个农民，我要到西沟当农民，学习申纪兰去，连那个非农户指标也退给政府，与你们一刀两断。省委看出我说得出做得出，向中央又要了一个省委常委的指标，还轮不上我，再把政协一位副主席调到省人大，腾出一个位子来，这才把我安排到了省政协。他们好多人到处求人，也落上个副省级，我不求人，还说了那么一些厉害话，也给我一个副省级。总结这些，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才是正路。尤其是你们干企业的，以前都没怕过谁，今后就更是谁也不用怕了。

    其二，关于现在。

    这里，我讲搞企业要解决好四个关系，一是解决好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二是解决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三是解决好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四是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关系。

    股份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十五大对企业性质的认识是公股大为公有，私股大为私有；十六大改了，公私财产地位一样。现在，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地位得到肯定，谁再折腾企业那是不行的。我在长治做了100个碗，其中50个碗上刻写上“企业家是政府的衣食父母”这么几个字。我常讲，我们不是父母官，而是父母的官！政府的服务要明确定位。我本月20日要到北京开会：中央要搞人民评选政府的活动，今后呢，各级政府的好坏，将不是省政府评定市政府，市政府评定县政府，而是要人民群众来评议。鞋大鞋小，脚板子最清楚；环境好坏，企业最知道；政府好坏，人民最明白。李市长今天表了态，要支持你们，说明他这个政府是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我在长治时，规定开会第一排坐企业家，企业家坐完后，再坐县委书记和局长们。有一次没坐对，官们坐前面了，我一看，就追问；他们说忘了安排了。我又问：忘了吃饭了没有？座位重新调整后才开会。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农民太多，企业太少。英国工业文明最能说明问题。英国发达了，用30年时间和中国沟通，结果沟通不了，就用枪炮来“沟通”。然而中国的慈禧太后还不觉悟，认为人家那枪炮是怪物，可以用妇女的秽物来抵挡，结果挨打更惨。这就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象征。种地富裕不了，种地不如脱砖。这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是个改革范畴的问题，方方面面，是一门科学，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既是互助的，也是竞争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是温情脉脉的，但市场经济社会的竞争特征是残酷的。你们要重视这个，要研究市场，不要找市长。你去闯市场，越闯越宽；你去找市长，他从后门跑了。所以要靠自己。靠皇帝靠小姨子都是不行的。不能让别人挤垮吃掉，要你们把他们的市场占有。

    企业内部的关系，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学习和管理两个内容。要在这两个方面下大功夫，下真功夫。要有严格到残酷的管理，才能创造幸福的结果。管理是个文化系统，有一整套一系列需要学习的必要。

    其三，关于未来。

    未来要提高，要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是一个灵魂推动另一个灵魂。我经常讲：开发什么，都不如开发巴掌大这一块（指头脑）。开发巴掌大这一块就是学习，就是管理教育，就是技术教育，等等。你们今后也不能光搞耐火材料，不能光搞一般的装饰材料，要搞装潢，上绿色材料，要高品位。我国目前的窗户材料是软的，德国的材料是硬的，而且隔音效果很好，一关窗户什么也听不见。我曾想引到长治。我在长治的办公室是劣质材料的，关上窗户三天就会聚积起气味。如果你们上了高品位的材料，让他太原人也来买。要请专家来讲装潢，给家属们讲健康，这就是学习。人的一生都是学习，不能说学校毕业了就算学习结束了。人一生下来就有了责任，首先是有了学习的责任。现代人甚至强调胎教，我一开始还不太赞成，后来接受了。我的大女儿孩子一生下来就进行游泳比赛，还获得了第一，发了30元奖金。我说人一生最重要的六个字：学习、实践、总结。有些教授把“三个代表”讲得谁也听不懂，好像是越讲得晦涩难懂就越深奥，越好。其实，真理是赤裸裸的！有些领导在台上讲了一上午，其实都是秘书用剪刀浆糊弄出来的东西。我曾听到某单位干部说他们领导真是个好领导，他一讲话我就睡着了。古代圣人三条伟大标准：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要用好品德影响人。有些领导让人服从却不能让人服气，就是缺乏足以影响他人的崇高的品德。立功，就是要办事，为人民办事，为社会环境办事，为企业办事。比如你们现在这个李市长，我看就是立功了。我认为先做事后做人，再做官。这与人们的常规见识不同，人民日报一记者曾与我辨论。我在朔州当市长8个月就被免了，因为做事嘛，做事就要冒个人升迁的风险。人人都有帝王相，人稠地窄轮不上。轮不上当官不误我做事，当大官做大事，当小官我还可以做小事。我到体改委，一干10年，我与体改委同生死。后来我回政协了，体改委一班后生们又来找我，我写信强调这个单位的人员与改革同命运，现在计委是个改革的口子，把人全归计委合并了。计委这个改革，我在长治率先改革了，我改革为“改革发展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的。后来，国家计委也改革了，叫的是“发展改革委员会。”叫法只是顺序之差，意义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究竟应当哪个在前？是先改革了才发展的，还是先发展了才改革的？我觉得还是先改革才能发展。立言，就是要讲真理，讲能让人永久记住的话，哪怕只有一句也行。不求多，只求精。

    最后，我再讲讲立志。我们要立志做一个于民有用的人，做一个一流业绩的人。我在长治安排过谁夺了山西第一，可得一个“太行英雄”金牌，是纯金的，包括驻长治的单位。我们共设计有三种牌：金、银、铜的。开会时设有红、黄、白旗，谁来迟，面前插一面白旗，稍晚一些，黄旗警告。就是要人们有荣誉感，有责任感。要是谁夺了山西倒第一，就辞职。这样，我们就把山西的第一全包了，倒数第一消灭了。在你们这里，也可以确立争第一的机制，谁夺了第一，奖一万元。立志后要有吃苦的过程，只有吃苦才会得到冠军。奖了你一万，我企业也没有亏，因为你夺了第一，就创了效益，奖了你一万，企业还落得一万效益。你们立志好好干吧，你们干好了，明年春天我要带艺术团来慰问你们！

    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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