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与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做诗。刘邦当年不过一亭长，大队干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认识几个都说不准，可是人家也有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虽说比薛蟠同志的哼哼调强点，大抵也就是不识字的王熙凤“一夜北风紧”的水平，可是历代都夸好，说有帝王气象。不过，拿皇帝跟皇帝比，刘邦的诗还就是不错。近一点，就说乾隆的几万首歪诗，挨个排过去，没一首能赶得上当年刘亭长的。

    早就听说当年的放牛娃朱和尚也做过诗，一直没福见到，见到以后吓了一跳，原来是首咏菊诗，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虽是标准的薛蟠体，但却霸气得紧，听口气就是天字第一号，任谁都不怕，而且还要把别个干掉。不过诗意却好像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哦，原来黄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货色：“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在过去那个特别推崇农民起义的年月里，曾经非常吃香。黄巢跟朱元璋一样，都是农民造反的头，只是命不太好，仅仅做成了个草头皇帝。草头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学者抄学者一样，本是自然之理，那时候又没有版权的说法，抄就抄了，断不会有好事者出来在媒体上说三道四。

    本来，菊花秋艳，并没有杀掉百花的意思，要论杀气，本是秋风的事。自古以来，平头百姓家闺女，名菊叫兰的不知凡几，大户人家的婢女，被赐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菊的妩媚柔顺。大概只有黄巢、朱元璋这样舞刀弄枪，一路杀奔龙廷，夺了鸟位的人，才会赋予菊花杀百花的意义。实际上，这种寓意只是他们自家心理的一种投射。霸气和杀气，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么两个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枪弄棒的粗人，做起诗来，都以花来自喻？难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比点别的什么？尤其是那个朱元璋，居然抄袭前辈笔意，可见对以菊花自况境界的向往。

    按传统的周易解说，做皇帝的，都占个乾字，属于至刚至阳的东西。同样按传统，花无一例外地属于至阴至柔、属坤字的女人的象征。不过，中国文化，总是势不可挡地要展现出自己阴柔的特性。不仅是审美方面，人们评价一个男性的美，总是以状若好妇来比喻，而且在政治甚至战争中，往往推崇斗智不斗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阴柔的功夫，才是谋略的善之善者；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两个桃子就能杀掉三个。黄巢是个不第书生，在自命是李耳后裔的唐朝皇帝治下，估计读过老子，读没读过韩非子很难说；而出身放牛娃，并在庙里混过的朱皇帝，肯定两者都没看过。不过，这并不耽误他们使阴招，弄诡计。比起来，什么都没有读过的朱元璋，活干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几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杀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古今中外，谁能做得到？

    一个菊花，也被弄得这般阴鸷和戾气。碰上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骗术与禅让

    禅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只有圣贤之君才能操练的一种继承之法。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按顾颉刚的说法，古史是累层堆积起来的，传说中实行禅让的尧舜，这两个人事实上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更何况禅让？即便是有，按另一些人的说法，也不过是因为这些贤君，其实不过是部落酋长，或者部落联盟的领袖，工作操劳有余，实惠不足，所以乐于让出来。不过，虽然禅让的事实，在历史上很可能没有那么回事，但禅让之名却很有市场。很多篡权夺位的家伙，最后让那个倒霉的前朝君主让位的时候，都喜欢排演一场禅让的大戏，臭脚和捧臭脚的一起搭台子上窜下跳，最终的结果是，那个野心家羞答答喜滋滋地坐在了龙床上。

    所以说，所谓的禅让，实际上不过是抢劫，抢了人家，还要让人家说是自己乐意给的。当然，也有所谓的内禅，就是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内禅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皇帝自己情愿的，一种是被逼无奈。被逼无奈其实跟被别人抢了差不多，只不过抢的人是自己的骨肉，听起来感觉好一点。自己情愿的内禅，多半是名让暗不让，所以等于没让。所以，事实上，禅让基本上都是有文化修饰的抢劫。

    不过，世界上总会有白乌鸦存在，中国这么大，历史又这么长，例外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个。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发生过这么一个例外。那时的燕王叫哙，此公志向高远，但就是才能不那么相配。当然，从内心深处说，他跟当时的战国七雄一样，都有超出国境的愿望，不仅期望有更大的地盘，而且还想有更大的名声。他的相是子之，也是王族的嫡系，虽然没有很大的本事，上任以来政绩平平，但此人却跟燕王哙一样，野心不小。只是，比较起来，燕王哙对名声的追求，有时近乎痴迷，而子之在这方面，却有相当清醒的头脑。于是，一件荒唐事发生了。一天，一位说客（那个时代盛产这种人）来到了王宫里，对燕王哙说：当年尧曾经要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答应，结果尧得了禅让之名，又占了天下之实。大王何不效法尧，禅让给子之，如是，大王之实无损，大王之名将会如日中天。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到底这名说客是自己发神经一逞三寸不烂之舌，还是受人指使有意为之。反正燕王哙接受了说客的建议，真的将王位让给了子之。可惜，子之没有像传说中的许由那样清高，他接受了王位而且真实地占有了它。好在，燕王哙还有一个好儿子，燕太子平不像他父亲那样糊涂，而且手里还有一定实力。于是子之和燕太子之间一通混战，齐国又趁火打劫，于是燕国大乱，在大乱中，哙和子之都去见了他们的祖先。最后，燕人拥戴燕太子平即位，是为鼎鼎大名的燕昭王。面对残破的国家，燕昭王用千金买马骨的绝招，招来了乐毅，南下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差点没有把偌大的齐国给灭了，狠狠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禅让不仅有抢的含义，还有骗的内容。抢的时候比较好理解，对方实力雄厚，想不交出来根本行不通，乖一点说不定还能保住小命。骗的时候，占有者一方其实没到山穷水尽之时，甚至实力上的优势尚存，之所以吃人骗了，关键是自家太贪，没有自己搬块镜子照照，就妄学古人。

    禅让在本质上跟天上掉馅饼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有谁告诉你有了，不是骗局就是闹剧。可是，世界上就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硬是喜欢把头望着天或者低头看着地，指望有意外的惊喜。怎么办呢？随他去吧，要不骗子吃什么。

    傀儡的本分和儒学的痴迷

    三国时，魏国倒数第二个皇帝高贵乡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死后，全没了创作的激情，基本上照着史书在抄，所以演义的后半，基本上等于《三国志》，曹髦跟司马昭拼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这样的皇帝，本属一介标准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按照牵线人的意思，摆摆样子，最后等时机成熟了，识趣地把皇冠交出来。碰上牵线人兴致好，也许后半生可以落个富家儿的生活，在这方面，前朝的汉献帝已经做出了样子，作为后来者，依样画葫芦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愤愤了，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废，于是挺剑而起，率领百十个仆从搞自杀性袭击。结果还没有见到司马昭的影子，就被司马家养的——什么呢？只能算家丁吧，当街一枪穿了个透心凉（“刃出于背”）。

    说起来，悲剧的发生，儒学多少也有点责任。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确是个对儒学有造诣的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夙成”，其言不虚。做了皇帝后，曹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臣子们论经说道，周易说罢讲尚书，尚书讲毕论礼记。入太学，每事问，经常把那些博士们问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开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个不论忠孝的实用主义者，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到了重孙子辈却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当儒生也就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义之类的说教听多了，无论如何都是个刺激。现实的卑微，与道理上的尊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刺激出什么冲动来，真是不好说。况且，曹髦对自己的挺剑而起，还是有点自信的，以为真到了真刀真枪冲突的当口，司马昭会碍于道义，未必敢杀他。所以他说，“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显然，血气方刚的曹髦已经忘了（至少在冲动的时候忘了），其实不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势也路人皆知。经过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马。人们本是由于屈从司马家的势，才故意装作看不见司马家的狼子野心，因为这种屈从，小可以换来合家平安，大可以换来富贵尊荣。那些不屈从的，则一个又一个地丢了性命，从举兵造反的诸葛诞，到放浪形骸只会弹广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义，在政治领域，本来就是胜利者秩序稳固时的精致讲究，一旦时局转换，就当不得真。当曹髦准备跟司马家玩命，找来商议的近臣中，只有尚书王经劝了几句，其他的人一言不发，会一开完，就赶紧溜出去给司马昭报信，好让司马昭有足够的时间，找来一个肯当街“弑君”的傻子，从根上了结此事。就是这个王经，虽然并没有跟着曹髦去搞自杀性袭击，只因为没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义出的诏令，给的罪名是“凶逆无状”。

    自然，那个结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济，也得被牺牲掉。因为不管怎么说，儒学的面子还是要给点的，表面文章必须做，因为以后司马家坐了天下，总不能让人说曾经公然容忍当街弑君者。虽然成济得到的命令明确来自于“司马公”，但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切都算在了这个可怜的家丁头上。这个头脑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时非常愤怒，公然拒捕不说，还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以至于不得不将之乱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后工作的过于粗糙，还是给司马家后来的统治带来了一些麻烦，整个事件成了晋朝的一个疮疤，提都提不得。两汉除了西汉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经学的天下，在那个经学氛围极浓的情况下，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孝义忠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弑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里偷偷干的。魏晋时期虽然经学已经式微，但在公开场合，大家依然在装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个皇帝公开杀掉，无论如何都是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晋室南渡之后，王导给东晋的司马睿讲起这段往事，居然令这个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进而怀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来。

    看来，作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话，麻烦也是相当大的。作为一贯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在曹髦被穿了个透明窟窿的同时，也出现了窟窿，而且继位者又没有及时修补，大家都装作没事似的。晋朝政治，过于迷信物质收买，迷信自家宗亲血缘关系，开历史倒车地把宗室分封为有实权的藩王，跟意识形态的这个窟窿不无关系。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伦理岌岌可危的时刻，人们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显然，对于一个官僚帝国来说，这种龟缩无疑等于自杀。西晋王朝其兴也勃，声势浩大，然而却二世而亡，个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文人的舌头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变戏法里的政治

    在中国的佛教传播史上，有两个人功劳最大，由于他们翻译的佛经数量巨大，所以又被称为古代的翻译大师。这两个人，离我们近一点的是玄奘，远一点的是个外国人，名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是魏晋乱世，那个时候，虽说理论上佛教已经东来，但实际上并没有生根。好在乱世给了这种很能给人心理治疗的宗教，一个传播的好机会，而外来的传教人也大多有点除了翻译以外的本事。

    人们都知道鸠摩罗什是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佛经都署着这位大师的大名，但是，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给人的印象，却是个法术无边的魔术大师，在乎他翻译的人，反倒没几个。人们信佛，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朝的统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师魔术的征服力。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个捣乱的拳王阿里，人们不明白魔术其实跟神通法力没有什么关系，固执地相信，那变幻莫测的魔术，是神通广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过，即使是被人们视为佛的化身的鸠摩罗什，也没有想到，为传播佛法而弄的玄虚，居然给他这个出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时，北朝后秦皇帝姚兴，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信徒之一，这个胡人皇帝，对鸠摩罗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忽发奇想，打算为大师做点什么。当他有了主意之后，派人请来了大师，对大师说，你这么聪明，没有老婆，种子怎么传下去？只听皇帝手一拍，十个美女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姚兴强将这些美女塞给鸠摩罗什，让大和尚离开寺庙，另拨房舍居住，一点价钱都不许还。

    不知为了佛教传播的大计，大师不得不委曲求全呢，还是大师到底也是血肉之躯，扛不住诸美女的强力诱惑（那个时候的鲜卑女子，雪白而且艳丽，根本没有汉人的礼法讲究，开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为出家人（比丘）的鸠摩罗什笑纳了皇帝的美意。至于是安享艳福了呢，还是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一样，将美女关在后院，看也不看一眼，则不得而知。不过，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么一来，后秦的众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马，再也打不住禅了，大家纷纷提出性要求，说你是大师享受十个，我们有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面对和尚们的群体性事件，大师很镇定，将众僧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针，你们谁能把针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样，做不到，大家还回去老老实实打坐参禅。众僧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见鸠摩罗什把针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见了，自叹弗如，既然享不了那个艳福，回去念经去吧，也顺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没有让寺院变成花和尚的大本营。

    当然，鸠摩罗什的绝活，其实是魔术。这种魔术，今天即使是档次最低的魔术师也变得精熟，可是在当时，却不仅骗来了美女，而且慑服了众多的僧人，维持了寺院政局的稳定。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临到了中国人晦气的时代，西方洋人打上门来，欺负起来就没个完。突然之间，某些中国人感到愤怒了，从家里的箱子底里翻出了些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说是可以让洋人的枪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干脆就把它们闭住，对此，大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于是，高人们站出来了，要给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这边一人持枪，那边一人袒着肚子，一番舞弄并演说后，拿枪的这个，终于抬起了枪，瞄准了那个露肚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枪响，这边枪口冒了股青烟，那边露肚皮的手里多了一颗弹丸。原来，放枪的枪里是空包弹，而弹丸早就在接枪的人身上，枪一响，则到了手中。——又是一个变魔术的。

    这回魔术的政治作用可大，绝非当年吞针可比，不仅稳定了义和团的军心，而且动员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起来杀洋灭教，跟洋鬼子对着干。只是戏法虽然变得高明，但义和团毕竟不能真的刀枪不入，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当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枪真炮的时候，还是一个个地倒下去。

    看来，政治就是政治，把戏法给掺和进去，可能有一时之效，一旦坏事，就坏大发了。

    神仙与皇帝

    天上的神与地上的君王，哪个大？如果问中世纪的西方人，答案无疑是非常明确的，虽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天上的神高于人间的君主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任何一个君主，即使像拿破仑一世这样跋扈的家伙，加冕的时候也要由教皇代表上帝来给他戴上皇冠。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中国有很多的神，还有仙，以及来自于佛教的佛和菩萨，虽然细讲起来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在普通中国人眼里，这些东西都是些超人的家伙，都差不多，江南的农民一概名之曰菩萨。但凡是个神仙，就有点超乎人类的本事，不仅可以长生不死，而且可以福人祸人（不然人干嘛要去求他们呢）。而皇帝虽说威势赫赫，但毕竟跟一般人一样，也生老病死，不然干嘛一个接一个地驾崩。可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皇帝就是大于神仙，而且不仅大一点点，连西来的佛祖也不能例外，必须服从皇权。

    我们知道，故宫和颐和园里都有专给帝后演戏的上中下三层戏台，戏台之所以有三层，大抵是为了展示天上、地面和地下的世界。每逢皇帝生日，祝寿戏总是要演的，在这些戏里，神、仙、佛祖外加菩萨罗汉之类的角色是断然少不了的，每出戏到结束时，最热烈的场面是，上中下三层戏台上，所有的神仙，甚至连外来的佛祖都一起向皇上叩首祝寿，三呼万岁。戏台上的神仙拜皇帝，不仅仅是戏子们献媚，也是社会现实的写照。中国的神仙，一半是宗教的神职人员通过“专业化途径”制造的，一半是老百姓土法上马炮制出来的。有的来源于人间的英雄人物，比如关帝（关羽）、文昌帝君（张恶子）；有的来源于动物，比如真武大帝（龟蛇）；有的来源于山川河流，比如东岳大帝、河伯；当然也有一些是老百姓胡乱造出来的，比如江南的五通神、五猖神。有的时候胡制乱造虽然也有根据，不过，由于造的人不讲究，结果往往很荒唐。比如有的地方有五撮须相公庙，不用说，供的神叫五撮须相公；经过考证才发现，原来所谓的五撮须相公，是伍子胥。还有的地方有杜十姨庙，里面有大姨、二姨等一系列女神，共十位；然而仔细考证才知道，原来这个庙是供杜甫的，杜甫曾经当过左拾遗的官，所以又被称为杜拾遗，老百姓弄不懂拾遗是个什么东西，以讹传讹，最后变成了十姨。

    不管这些神仙是怎么造出来的，如果得不到皇帝的加封，名气就大不起来。比如妈祖，原来不过是福建民间的一个不大的跟渔船航运有关的神，只因诞生不久，赶上南宋偏安东南，因此很快得到“皇封”，而且逐年封号升格，最后升到“天后”，结果成了中国沿海各地最有名的神仙。关公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偏爱《三国演义》的满人皇帝入关后的大力加封，他也不至于变成“大帝”，变得比他的主公刘备还有地位。

    中国的神仙接受皇帝的册封，就像皇帝麾下的文臣武将受封领赏一般，说起来好像有点别扭，但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神权小于皇权，而且不只小一点。当初佛教初入国门，和尚们还有点“洋脾气”，宣称“沙门不敬王者”，可是没过多久，就心平气和地对皇权低眉顺眼地称臣了。高僧大德，如果能够被皇帝封为国师或者上人，都是值得所在寺庙几代夸耀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权力，即使在古代，也是法力无边的，连神仙也要让上三分，不，十分，而且神权还要得到政权的承认。

    帝王之尊

    中国的皇帝据说是最威严的，这种威严一方面与中国长期的专制的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我们特有的学术文化有极大的干系。后者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的书生们的捧臭脚，以及理学的滥觞，皇帝不大可能像后来那样高耸入云，直至被罩在可望不可及的烟雾中。

    在秦以前，中国还没有皇帝只有王或者“天子”的时候，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很像是各国联盟的主席，权威相当有限。夏朝号称有万国，商的诸侯也有上千，周的属国最少，据说也有八百，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属国，近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随它去了。都说周幽王是周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昏庸的周幽王为博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最终还是断送了自家的小命。不过，仅仅被天子戏弄了几次，诸侯就敢不发兵勤王，可见天子之威也不过尔尔。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时候，感觉世上最牛气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怀文武艺的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谁给的钱多、爵高、位重，就给谁干。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的，更多的时候反倒是处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地让诸侯下不来台。

    秦始皇据说很神气，可惜昙花一现，现在已无从考证其朝仪的盛与简。接下来的刘邦就很不像样子，打了天下以后，众武夫在朝堂之上就喝酒撒泼，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就差没有把殿堂拆了。还亏了儒生孙叔通为他制朝仪，才让这老儿过了皇帝瘾，得意洋洋地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神气。再也不提当年拿儒冠撒尿的事儿。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还在战国后期，脚一跺天下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不过瘾了，于是就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还真的动了心，亏了“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事才算拉倒。在灭了六国，将一群六国的嫔妃都收到咸阳之后，秦王嬴政再也按捺不住地飘飘然了起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做王了，牛气冲天地吩咐几个臣子给他议个配得上他的旷世奇功的名号。现成的马屁哪有不会拍的道理，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大概翻了几天古书，终于在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里找来一顶大帽子，说是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议嬴政自称“泰皇”。然而嬴政并不满意，他从“泰皇”那里取了个“皇”字，再从五帝那里取来了“帝”字，合成一个非驴非马的“皇帝”（其实就是关公战秦琼）。跟着“皇帝”的还有一大堆讲究：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大印叫“玺”，走到哪儿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觉。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皇帝的名号虽然打出来了，但是皇帝之尊的威严却不是一天可以确立的。后世所谓的君主专有的称谓，像“君”、“朕”、“万岁”等等，在汉朝还是大家胡称乱叫。郡太守关起门来自称“君”，将自家的衙门说成“本朝”如何如何，好像也是司空见惯。顾炎武曾提到，“汉时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丹阳太守郭ND261碑，君之弟薨，归葬旧陵。东观汉纪云，岁旦，郡门下掾奉觞上寿，吏皆称万岁。”显然那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妥，不然就不会刻在石头碑上，否则岂不是“石”证如山，明摆着让人抓小辫子吗？

    时代虽然进入了汉朝，但毕竟分封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郡太守虽然不过是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但人们依然习惯于把这些在一方说一不二的人当成诸侯来看。加上郡里的属吏又往往是太守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郡县里的曹掾们对于他们的长官确实有君臣之义，当国家真正的君主与他们的顶头上司发生矛盾时，他们向着谁还真难说。像东汉末年那样只把太守当回事，甚至为之死节，而将皇帝置之度外的情况，也许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北宋的苏洵曾经说过：“古者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者，其辟署之权，盖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高坐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看来这真是有道理，可惜此老说这话时，太守们早已风光不再了，人们说话也再不敢口没遮拦。

    帝王之尊，其实是渐积而成的，制度的日益致密，越来越强调“强干弱枝”，地方的权力不仅日见其小，而且受到种种限制：皇帝与臣子之间，在礼仪上前者地位日见其隆，后者日见其卑。阳崇儒家，骨子里却笃信法家的历代帝王们，更倾向于把自家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与臣子们保持距离。当然臣子们也很凑趣，除了几个异端分子之外，大家一窝蜂地起哄“尊王”，弄得至少在读书人眼里，皇帝越来越神，到了韩愈喊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时候，大家说话就必须小心翼翼了。

    宰相的座位

    所谓宰相的座位，不是说宰相家里或者官邸里的，而是宰相在上朝时的座位。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古代题材的影视剧中，看见不论是什么朝代，上朝时所有的大臣，包括宰相在内规规矩矩地分班肃立，而皇帝则高高在上，踞坐在龙椅上，听大臣们低眉顺目地奏报。这些场景无疑又气派又好看，但却不都是真的。

    在宋朝以前，上朝时宰相是有座位的。魏晋之前，三公就是宰相，“三公坐而论道”，上朝没有坐的地方哪儿行呢？皇帝坐得，他们也坐得。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登基，居然要拉丞相王导与他同坐龙床（那时候还没引进椅子），丞相不仅有座，而且要和皇帝平起平坐，引得外间纷传：“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南北朝结束。隋唐兴起，皇帝虽然牛气了许多，但执政的宰相依然不弱，这个时代以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这些宰相们在朝堂之上依然有座位，而且可以跟皇帝争三争四地唠叨。

    宰相们的地位高，权力大，责任也重。有时候，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大旱啦，涝灾啦，地震啦，宰相也要负责任，丢掉乌纱。就算是皇帝不下令免职，知趣的，自己就悄然隐去。因为自古传说，执政者是要承担调和阴阳之责的，有灾异，古人就认为是阴阳不协，原因是宰相没有做好工作，所以他们要丢乌纱。

    宰相没上朝座位，据说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有的说法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从后周继承下来的宰相范质上朝奏事，开始还坐着讲，正讲着，赵匡胤突然打断他说，你先不用讲了，把文稿拿我看看。范质遂起身把文稿捧给他看，赵匡胤说，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再想坐下，却发现椅子已经没了。原来趁范质站起来的时候，皇帝悄悄让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老儿也没有办法，只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上殿就再也没了座位。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玄，把赵匡胤说得像个市井无赖，或者乡下的顽童，居然在朝廷上干这种骗人起立偷偷撤椅子的勾当。如果要是真的话，那么范老先生说不定会来个大屁股墩，非闹得朝上大乱不可。赵匡胤虽然是武夫军汉出身，对读书人却还尊重，头脑也相当清楚，想来不至于当众这样胡闹。

    比较起来，另一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说是范质自以为是前朝旧臣，不是赵匡胤的亲信，所以宰相当得不踏实，因而自我贬损，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上茶。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以后遂成定例。然而，范质的马屁并没有保住他的地位，不久宰相就被那个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取代了。

    从此以后，宰相乃至整个朝臣们的地位就每况愈下，明清连宰相也不设了，皇帝老儿自家一个人既做皇帝又当宰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自家忙不过来，就找人帮忙，于是有了内阁，清代将内阁虚置，另设军机处。内阁和军机处虽然干的都是过去宰相的事，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从官制上讲，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质，人员都是从别的衙门中抽调过来的。所有人的本职都是原来的官，他们入阁或者入军机，本质上不过是给皇帝做幕僚，出出主意，打打下手，没有丝毫的专断处置之权。从工作程序上讲，有宰相的时候，各地公文先经过宰相，然后再报皇帝，宰相处理公务的时候余地较大；而内阁军机时代，所有公文先经皇帝，然后下发内阁与军机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面。所以，阁老与军机大臣非但与从前的三公不能比，就是与宋朝没了座位的宰相也比不了。赵普当宰相的时候，有时赵匡胤想要添置点东西，赵普不点头，就是什么也添不成。气得赵匡胤哇哇直叫，说我没做皇帝的时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做了皇帝，反倒不如从前了。

    从明朝开始，这种宰相的风光就再也不能出现在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身上了，倒是某些宦官可以有近似的威风。明代原本帮皇帝打点笔墨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皇帝的昏庸和懒惰，居然取得了代皇帝批奏折的“朱批权”，成了“立皇帝”。朝臣们包括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上朝议事只能“跪奏”，在朝堂之上，想站着说话必须有皇帝的恩准才行。皇权的地位，在臣子们的“五体投地”中达到了最高点。

    女祸与女主

    女祸是中国历史上为正统的史学家所痛心疾首的事情。一般来讲，女祸，大多是指人主为女人所惑，以至干了许多倒行逆施，自己祸害自己的事；比如商纣之于妲己，周幽之于褒姒，夫差之于西施等等一长串帝王和宠幸的女子。好在人们很快就已经知道了，这种所谓的女祸，不过是为蠢男人和昏男人开脱的一种借口，所以渐渐地高唱女祸论的人少了起来。只是老百姓抓住不放，依然是坚定的女祸论者，民间戏剧里的“王帽子”（帝王）每每被西宫娘娘迷得五迷三道的，每每拿忠臣开刀。

    然而，虽然将板子全都打在女人的屁股上，并不很让人信服，但认为女人低能和道德低下的成见，至少在传统社会里还是很有市场的。由于巫术思维的作怪，人们甚至还认为，女性掌权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实际上，这种成见是维护父系宗法制度的一种必然的社会意识。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某种社会意识足够地根深蒂固，那么它自然就会变成一种人们行为的根据。在传统政治制度的选择中，人们一直非常注意避免女人进入政治中枢，尽可能不给女人在政治结构中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所谓人类毕竟是由男人和女人两大部分组成的。女人的地位无论再怎么低，她们也是整个社会人群的一半，所以，无论男人们怎么样煞费苦心，也没法完全堵住女人介入政治的渠道。皇帝的妈和皇帝的老婆都是女人，当皇帝怕他妈（也可能有俄底浦斯情结）或者怕老婆（包括小老婆）的时候，或者特别喜欢他妈和老婆时，女人干政恐怕就不可避免了。自汉以后，历朝代都宣称以孝治国，以至于炮制出了《孝经》和《二十四孝图》。当老皇帝早死，小皇帝年纪尚幼，或者即使年纪不小但性格懦弱时，如果正好赶上皇帝的妈又有足够的政治野心，事情就非麻烦不可。当妈的非要出来说三道四，碍于“孝道”的大帽子，谁也拿她没辙。传统的政治制度规定不许女人干政，但却没有，也没有办法规定，一旦女人以皇帝的母亲面目出现干政的时候，做儿子的应该怎样制止她。汉武帝曾经采取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下下策，每立太子的时候，将太子的亲生母亲杀掉。这个一直让许许多多冬烘的老先生称道的举措，实际上残无人道之极，那个被处死的钩弋夫人之所以要死，只因为她为皇帝生了一个让他还满意的儿子。这样做，实际上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孝道上的大难题，杀母的仇人是父亲，一个孝字掰成两半，怎么想怎么做都是错。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后来的君主再也没有勇气效法前贤（晚清痛恨西太后的稗史“史官”，竟然说咸丰也有过效法汉武帝对付钩弋夫人的遗诏，虽然说得解气，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太后临朝也就蕃衍不绝。东汉孝道讲得最凶，太后临朝称制的也最多。

    至于由于皇帝怕老婆而导致女主当家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确实轰轰烈烈地存在过。隋文帝害怕独孤后，不惟在女色方面缩手缩脚，国家大政如果人家想干涉的话，他老兄也得听几句；小儿子把大儿子从太子宝座上挤掉，据说就有皇后的功劳，因为独孤后特别讨厌男人有新宠，而太子恰恰过不了美人关，于是小儿子就如是这般地在老妈面前下蛆。当然，比起唐高宗李治来，隋文帝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怕老婆怕得不够水平，人家武家大小姐做皇后的时候就敢跟皇帝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丈夫一伸腿，居然连国号都改了，自己做了皇帝，让以后的所有大男人都忘不了她。

    女人干政好不好，如果按传统当然不是好事，书云：“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说女人干政就跟母鸡打鸣一样，是不祥之兆。当然，这只是男人为维护男权统治的一种借口，其实没那么回事，那些著名的女主像吕后、武则天，都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不寻常灾祸。女人干政治虽说不见得比男人干得更好，可也未必就比男人更差。至少，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最昏庸最残暴的统治者并不是女主。太后临朝也不尽是目光短浅的妇人之见，历史上也不乏为人为政都不错的太后。比如东汉章帝时的马太后，留给后人的口碑就相当好，在后世的史家看来，她甚至比章帝这个大男人要高明得多，也贤明得多。问题是，女人在政治上的作为，实际上是与男人无法类比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两者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岂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那个时代的女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而言，几乎是等于零，有“为祸”朝政可能的，也就是数量非常少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挣得到这种地位，恐怕有相当的因素在于其容貌和风姿，凑巧才干、智慧和机遇外加容貌都非常出色的那么几个脱颖而出，怎么可能与浩浩荡荡的帝王将相衮衮诸公相比呢？尽管如此，出了一个武则天，也够让男人吓一跳的了，而且这一跳一直到今天还在颤动。

    应该说明的是，无论是太后临朝，还是女皇帝出山，都丝毫不意味着女人地位的提高，甚至都不能说是女人真正意义上的主政参政。她们不过是以男人的方式，按男性世界的规则来进行统治。有些太后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许多男人（外戚，即她们的娘家人）在操纵。如果不按着男人世界的规则行事，那么她们连一天也统治不下去。其实她们这样做也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种无形压力下的惯性动作，连号称雄才大略的武则天也不例外。武则天自己当了皇帝，也的确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且是当成了男性皇帝，她不仅在上朝时要像男性皇帝一样发号施令，在后宫也要如男性皇帝一般地享受，包括性的享受。当臣子对她的性生活提意见时，她绝无一般女人一触即跳的暴怒，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因为一个男性好皇帝也会允许臣下就这方面的事进谏的。如果不是掉进了男性规则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聪明如许的武则天怎么会在继承问题上死活想不开，硬是让“居心叵测”的大臣们给绕了进去。传给武家人吧，虽然“皇姓”传下去了，但那只是自己的侄子，非亲生骨肉，世上断没有祭祀姑姑的道理；传给自己的儿子吧，自己倒是可以安享血食，可大周的天下就又姓李了。真是两难。其实，只要换一个思路，这种所谓的两难就根本不存在了，把皇位传给女儿，然后让她姓武，以后世世代代都按母系传承，如此大周也保住了，武家天下也可以延续了。当然，在整个中国都是父系世界时，就她这一家这么干，即使贵为天子，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况且，武则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一层。男性规则的逻辑已经将所有女性套牢了，即使聪明如武则天，也跳不出来。

    翰林与弄臣

    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当多的时间里，翰林一直是个令人羡慕的头衔。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金字塔的最后一层殿试，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按例成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与编修，其余的则是见习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只有极少数的人殿在三甲，却因朝考优异也被选入翰林的，比如曾国藩，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衔并不大，除了少数几个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是五品之外，其余的概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气，一是表现在“面”上，做了翰林，虽然只七品也可以挂朝珠，著貂褂，而其他的官只有到了五品方有资格挂珠，三品才可以著貂褂。二则是实惠——升迁特快，前程远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称为“老虎班”，升得特别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经过京察之后，可以直接以七品知县升为四品的知府；几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级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进而独当一面的巡抚和总督。就是见习翰林，考试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进士快一些，因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员总会对他们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虽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点，但只要一进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实事可做，而清代由于不立太子，所以没有具体事务，但机构仍存），用不着“下放锻炼”，几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为各部的侍郎（副部长）和尚书（部长），绝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项背。翰林出身的人不仅在官场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他们才有望爬到最高层。明代的中枢机构内阁的前身，就是帮朱元璋办事的几个翰林，所以后来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阁。内阁是明代的最高决策中心，能混上“阁老”，是有明一朝做官的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内阁虽然没有实权，但入阁者地位却最尊，所以人人都看着眼热。同样，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阁，而入不了阁，死后的谥号，就加不上个“文”字（清代）。清代大概只有左宗棠一个例外，以举人的身份入了阁。近代大大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们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事实上，清代的实际中枢机构军机处里，满人除外，汉人军机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还有两个非常的机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们读书和陪皇帝读书，前者实际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师），在对“师道”颇为看重的古代，显然地位非比寻常；后者等于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虽说不高，但是总在皇帝身边，不论大事小事都能说上话。清代翰林如果挂上了“南书房上行走”、“上书房行走”的头衔，不亚于一步登天，成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书”，只要对应得当，不愁日后没有高官可做，大轿可乘。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读书的地方南书房就是一个隐型的决策中心，进到里头“行走”一番，自有无穷的好处。翰林的第二种机遇是被派出去当各省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学政，主持一省的学校事务。这种差事，实际上是掌握了读书人能否进入士阶层的大门的钥匙，进了门（中了秀才）能不能参加乡试，他也说了算。凡是得了这种差事的人，都尊荣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钦差，各地官员迎送必须是最高规格的；学政虽然品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编修直接去做，但是官虽仅仅七品，到任时总督或者巡抚得亲自迎接，因为他们做的是最清高的学务大事。平时省级官员议事，学政与督抚平行，知府以下均对之持属员之礼，尽管这些人可能都比学政官阶高。因为学政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钦差，但却被视同钦差。获得这种机遇的翰林，由于干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活计，所以凡是由他们选拔出来最后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们的门生。以后门生出息了，互相标榜，水涨船高，个人的势力就起来了。

    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上，以上诸多好处中哪怕只有一项，也会令人趋之若鹜，更何况一下子有这么多。所以，凡是抱定学而优则仕的人，莫不以进翰林为荣耀，进了翰林，就意味着文理优长，才干卓著。做翰林，不仅意味着今日的清要，而且预示着他日的显贵。然而，翰林这个官衔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光景却大不一样。翰林始创于唐玄宗，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一种官衔，而是一种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讲官阶，更没有官署，说白了就是陪着皇帝玩的，因此当时叫翰林待诏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诗风大盛，从王公贵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欢吟诗作赋，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爱好也罢，附庸风雅也罢，找几个诗做得好的人在身边，总是件赏心悦目的风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学之士占了很大比重。大诗人李白就干过这个“买卖”，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位下凡的“太白金星”的种种传奇故事，如李白趁着酒劲让高力士脱靴，叫杨贵妃捧砚之类。是不是真有这样牛气，现在已经无从查对，不过，就算有过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胆干的，醒了以后肯定会后悔。有材料说，有次唐玄宗在便殿开宴，冷不丁地问李白：“朕与天后（即武则天）任人如何？”李白答道：“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马屁拍得也可以。李白尽管已经屈尊拍马屁了，但是他所梦寐以求的济世安民、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唐玄宗还是一件也不让他沾边。他所能干的，无非是写点新诗给皇帝看看，或者像歌德一样，给普鲁士国王改诗——“洗脏衬衣”。最后李白也急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恃才傲物过了头，结果自然是“赐金还山”，走人完事。

    翰林供奉也并不仅仅只有文学这一类，玄宗时有个叫王如ND253的人就“以伎术供奉玄宗”，居然得宠而为女婿求进士及第，玄宗甚至还答应了，只是被主考官挡住了，才没得逞。这个所谓的“伎术”，可能就是魔术杂耍之类的东西。看来，当时所谓的翰林供奉，凡是能让皇帝老儿开心的人都可以列入。李白虽然诗名满天下，但是在唐玄宗那里，其地位和汉武帝跟前的东方朔差不多，一介弄臣而已。正因为如此，李白才可以偶尔放肆一下，皇帝也不会跟他较真儿，从来弄臣都有说话出格的“特权”。看来翰林这种不是官的差使，之所以能够出世，就是因为唐玄宗这个“太平天子”当得太腻，需要找各色人等解闷开心。《新唐书？百官志》云：“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别院，以备燕见。”这里的“燕”就是燕飨，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吃喝玩乐。也就是说，平时，这些人得“时刻准备着”，皇帝每到想乐一乐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召来，雅一点的就玩诗，俗一点的就吞火走索、变戏法。不光诗赋和伎术，连唱戏的俳优也跟唐玄宗混得精熟，据说，唐玄宗还亲自下场打鼓，至今梨园行还将这位风流天子奉为祖师爷，鼓师的地位也特尊。翰林的这种弄臣身份，直到宋代余风犹存，宋代官制中还有翰林茶酒司之名，与后日的“清要”两个字真是不沾边。

    不过，翰林作为纯粹弄臣的时间并不很长，大概是李白还山不久，唐玄宗就开始要那些有文才的翰林帮他起草诏令，批答表疏，将本来属于中书省的活计揽了些过来。也许是因为中书省太忙，以至文书积压，也许是皇帝嫌中书省碍手碍脚，所以把权揽到自己身边，便于控制。显然，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翰林（只能说是某一些）从弄臣变成了帮手，也不好再叫供奉，于是就有了翰林学士的称谓。玄宗之后，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落，虽然翰林学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但事权越来越重，在政治中枢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凡任免将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等诸项重大事务，其诏令均由翰林学士起草。这种诏令用的是白麻纸，以区别于中书省起草的黄麻纸诏书。再到后来，干脆由翰林学士来兼中书舍人（中书省具体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学士出身。几朝过后，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迹也没了，终于演变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样子。

    关于割人的话题

    割人，指的是阉割人。在有皇帝的时代，为了满足皇帝超级多妻而且独占鳌头的需要，皇宫里需要不男不女的宦官。所以，阉割人，成为一门专门的技术，由专业人士独擅，父子相传，有着不尽的好处。那个时候，阉割人的和骟牛骟马劁猪的不分家，彼此混淆，也彼此传经，但据说还是阉割人获利最大。因为到了帝制的后期，宦官基本上不再是罪犯刑余的产品，或者把俘虏强割了充数，已经变成了穷人家自愿将孩子送上来，专门从事的一项职业。在明代，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

    那个时候，这种职业，对于那些揭不开锅的穷人家来说，是一项富有诱惑力的风险投资。宦官就是这样一类很奇怪的人，一方面他们是刑余之人，将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东西弄没了，根本性地让人看不起；一方面他们却因此获得了留在最高权力中心的机会。——按传统政治的惯例，不管什么人，只要待在权力中心，就对这种权力有影响力。更何况，那些长在深宫里，得不到天伦之乐的皇帝，对于伴他从小长大的宦官，往往有着一种类似父母兄弟的感情，很容易得到异乎寻常的信任，宦官也因此被赋予超乎寻常的权力。也正因为如此，历来的史家，对于宦官大多没有好气，好像王朝的霉运，都是这些不男不女的人捣的乱。

    不过，这又是一种利益被过分地夸大的职业。历史自有宦官起（至少西周就有了），累积起来，做宦官的人得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得脸做得到权宦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十位。能混上个官职，足吃足喝的也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白丢了传宗接代的家伙，落得个卖身为奴。可是，任何带有风险的职业都是这样，发财风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欢传，倒霉的事，都装作看不见，心甘情愿地将它遮蔽掉。一个宦官，穷人家的小子，风光的时候可以权倾朝野，像魏忠贤，不仅权高势大，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干儿干孙并无穷无尽的阿谀逢迎，简直就是一个恶俗的中国版的“灰姑娘”的神话，更是使得这种传好事遮坏事的效应得到没边的放大。使得某些穷人，前赴后继地将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红楼梦》里贾元春语），饱受荼毒，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艺人和皇家宫苑。

    说起来，阉割就是一种外科手术，做手术就难免痛苦，但只有人的阉割所造成的痛苦最大，至于猪、马、牛，割完之后只要伤口愈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活蹦乱跳的，但是人，却往往得遭一辈子的罪。其实，不是由于人在生理结构上有什么特殊，而是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导致了被阉割者的终身磨难。因为动物阉割去势，只是将它们的产生雄性激素的器官睾丸割了就结了，根本用不着将性根一起去掉。这一点，我们的民族至少在汉代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的《牛马经》上说得很清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那些为了服务皇宫而从事的阉割，不仅割掉睾丸，而且必须将人的男根彻底割掉，连一丁点茬都不能留，如果有点茬，就算混进了宫，在日后的例行检查中也要给剃干净了。害得宦官不得不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不说，而且非常容易小便失禁，下体常年腐臭（正因为如此，宫刑才被叫做腐刑），年纪大了尤甚。所以，宦官无论夏天多热，下身都得用毛巾塞得鼓鼓的。

    这样做，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也根本没有必要，惟一的作用，就是让皇帝在感觉上更放心。

    历朝历代，宠信宦官的皇帝多矣。甚至连宦官是他爹他妈的肉麻话都能说出来，但没有一个皇帝，肯爱屋及乌下令让宦官少割那么根本没有必要的一刀，从而免除这些人终身的痛苦。

    说到底，宦官只是皇帝的奴才，皇帝的玩物。即使像魏忠贤这样势力熏天的宦官，一个刚继位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灰飞烟灭。宦官之恶，其实就是皇帝之恶，史家多少年的板子，其实是打错了地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