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长衫的军人

    清末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外国人打上门来，总是吃败仗，灰头土脸，割地赔款。在败给近邻日本之后，国人深刻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人家尚武我们崇文。洋鬼子也跟着起哄，说中国的政坛上，尽是些文学之士，跟我们打仗，安得不败？

    于是国人开始改辙，有识之士投笔从戎，奔外国学军事去也。当然，首选的地方是日本，不仅由于人家打我们打得最疼，而且据说日本跟我们文化相近，学西方学得最像，有现成的经验。于是日本士官学校就塞满了“清国留学生”。为了减轻压力，日本不得不专门为中国人建了一所振武学校，作为士官学校的预备班，学制三年，平白让中国学生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功夫，也害得蒋介石没有来得及进士官学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国，造成一生的遗憾。在派出留学的同时，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开张，陆军大学、陆军中学、陆军小学，各种专门军事学校，再加上各地的讲武堂、将弁学堂、弁目学堂，一时间军校遍地开花。不仅军校，这个时期办的普通新式学堂，学生也大多军校生打扮，校服像军服，一律大檐帽；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跟习武有关的体操课（即今天的体育课），特别吃香，体操老师比格致（数理化）老师还难找，待遇也更高。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长衫、戴方帽子、走路迈方步的读书人，很是发了一阵狠，说是要一改过去重文轻武的积习，从“东亚病夫”变成让世界吓一跳的醒狮。一身戎装，马靴、皮鞭、东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头大马，是男人最酷的装扮。

    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学成回国或者毕业的武人们，没有机会在“吞扶桑”的战事中施展拳脚，反而将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内战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联甲倒乙，联乙倒甲，无日不战，无地不战。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学军事的武人们，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们，倒喜欢起了长衫，只要有机会，一律长袍马褂，而这种从前读书人和乡绅服装的变种，一直被立志强兵富国的人们讥为“病夫服”，上不得马，打不了仗。更过分的是，这些将军们，不仅长袍马褂，而且不骑马，坐轿子，即使行军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轿里走，有的人甚至带着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军情紧急的时候，经常发生抬轿的士兵丢下长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个时候军阀打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打胜打败，对将军们的身家性命尽量保全，杀俘的事很少。在留下来的军阀照片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赳赳戎装的尊容，不过那多半是为了展示官阶和勋章照的，在私下里，他们基本上都是长袍马褂，一副富家翁的样子。

    只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很多军队，凡营以上的军官，都自设公馆，在当地找房眷属，然后躲在里面烟炮吹吹（吸鸦片），麻将打打，基本上不到部队上去。有个湖南军阀的旅长，好不容易来趟自己的旅部，由于穿着长衫，而且总也不露面，卫兵见面不相识，就是不让他进，吵到旅部里的参谋副官出来，才算弄明白原来是旅长大人到了。这个旅长，当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其实，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的苦，受任何的罪，甚至忍受日本军曹的折辱。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随着内战的频仍，昔日脱下长衫的军人，再一次脱下戎装换长衫，不仅意味着他们意志的消退，而且标志着中国第一轮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不是橘越淮北而变枳，不是播龙种而收获跳蚤，更不是军队没有国家化的悲剧，而是整个一代精英寻路目标的迷失。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土匪流棍。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样守个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和法国圣西尔军校（那是戴高乐的母校）的毕业生，只有给人做参谋的份，能混到校官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打仗的时候，会许诺攻下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务，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话，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礼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东渐，西式的裙服传入，一方面是中国（应该说是满人的）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查。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把一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军汉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惟一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合法化的黑社会

    立志要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大多跟帮会关系密切。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成为红棍，仅仅开了个头，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同盟会中，原来光复会的人和原来兴中会的人闹意见，陶成章和陈英士彼此视同水火，但在联络会党方面，却异曲同工。在两广，则三合会，在两湖，则三点会、洪江会，在西北，则哥老会，在四川，则袍哥，在江浙，则洪帮或者青帮。或者跟帮会头目称兄道弟，或者自己直接投身其中，甚至干脆成为某个地方帮会的龙头老大。帮会和革命党人不分彼此，也不知道是革命党加入了帮会，还是帮会同人加入了革命党。

    有研究者说，革命联络会党，只是革命党初期的策略，到了后来，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争取新军上面了。可惜，事实上没这么回事，跟联络会党相比，争取新军只占革命党工作的一小部分。不少新军将领虽然原来跟革命党有过联系，但回国做官之后，能否带他们的部下投身革命，本就是个未知数。不过，在新军起义成功之后，各地帮会的起哄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的地方宣布独立。

    如果说，檀香山的致公堂还不够“黑”的话，国内的会党，无论是洪帮系统，还是青帮系统，都是地道的黑社会，无论他们打还是不打什么“反清复明”的招牌。当然，在那个时代，即使是黑社会，也属于道亦有道，有组织，也有规矩，轻易不会打家劫舍，扯旗造反。但他们毕竟是游离在正常社会之外的另一群人，一群跟犯罪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一群令正常社会的老百姓感到害怕的人。

    革命成功了，会党和革命党人一起成了革命的功臣。用袍哥的话来说，就是哥子做皇帝了。于是开山堂，散海底，招摇过市。军队里，旅团营连排的序列，跟帮会老大、老二、老三的等级重叠，衙门大堂，变了帮会的山堂、公口。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黑社会合法化的时代，原来处在秘密状态的帮会，纷纷翻上地面。上海的青帮，在清朝统治时，只能在租界的庇护下，靠给洋人做巡捕，寻点机会，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大亨，甚至闻人。政界的大人物，蒋介石、戴季陶等人跟青帮搅在一起；商界的头面人士，像阿德哥虞洽卿、王晓籁，同时也是帮中的兄弟；文化界的名流，也跟帮会夹杂不清。在四川，嗨袍哥的人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贵人，无论在城在乡，想找到一个不在帮的人，竟然是件很难的事。但是，帮会并没有因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存之道，无论是青帮、哥老会还是袍哥，都依旧包娼包赌，走私贩毒，甚至跟土匪勾结，干些不要本钱的买卖。以至于为了跟那些依然杀人打劫的袍哥有所区别，袍哥在这个时候分成了清浊两系，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彼此间有时也很难截然撇清干系。

    黑社会合法化，虽然不见得意味着没有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却是参照黑社会的规则建立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无论百姓还是政府，是不会感到舒服的。为了从这个秩序中解脱出来，先前跟帮会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人，开始撇清跟老朋友的关系。抗战之后的青帮闻人杜月笙十分困惑，感到尽管对蒋介石有从前的恩惠，一直也十分顺从，但蒋对他依然打压有加。他不明白，其实不是老朋友不够朋友，而是形势比人强。

    有兵便是草头王

    做官要做带兵的官，这话是谭延闿发明的。只是，尽管谭延闿从来不做空头的省长或者督军，尽量挂上些司令、军长之类的兵头衔，但由于自家是个纯粹的文人，而且心慈手软，所以一直也做不成名副其实的军阀，当然也就抖不起武夫的威风。可是，有些纯粹的武人，一旦混上去了，官做大了，名义上带的兵更多了，但醒过味来，却发现自己其实一个兵也没有，段祺瑞的例子是一个典型。在北洋系统，除了他的主公袁世凯，大概资格、位置没有超过他的，虽说位列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第二，但实际的地位却是公认的老大。北洋军阀将官如毛，绝大多数都是他的门下。袁世凯在练北洋军的时候，他是最早的统制（师长）；袁世凯做了民国的大总统，他是最有实权的陆军总长；袁世凯死后，他成了民国总理。虽说张勋复辟其实是他一手导演的活剧，无非是借此驱赶跟他不和的总统黎元洪，可是当他打算再驱张勋，“再造共和”的时候，发现自己手里居然没有可供调遣的一兵一卒。没办法，只好收买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的小老婆，用枕边风吹动了一个师，然后再以许愿封官的方式说动了第三师师长曹锟，前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虽然不在任，但仍能控制这个旅），才马厂誓师，杀回北京。再次掌控北京政权之后，马上借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编练属于自己的参战军，这才算有了所谓皖系的核心武力。

    位列北洋三杰末尾的冯国璋，在这方面比段祺瑞要强。袁世凯死的时候，他坐镇南京，后来做副总统，依然在南京遥领，就是不肯跟他的部队分开。黎元洪下台，他以副总统接班做总统，实在没法再赖在南京，上任却带着一万多人的前御林军，上任后改编成两个师，还是由总统亲自统率。甚至冯下台之后，这两个师依然属于他的私产，由大总统徐世昌下令：两师交由前总统冯国璋统带。

    春秋战国是民为邦本，军阀时代则是兵为将本。山西王阎锡山说得最明白，没饭吃，宁肯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兵对于军阀，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玉丢了，棒没得弄了，也就神气不起来了，甚至连性命都不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个仇家，敲掉你的脑袋。孙传芳、张宗昌就是这么死掉的，那些替父报仇的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其实谁也说不清。

    不过，跟自己带的兵牢牢捆在一起的将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只能是军阀；只听从个人的军队，无论装备多么先进，也都只能是前现代的私军；仅仅靠军队才能维持的政权，也只能是军阀政权。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受到弹劾的时候，黑格将军说，调两个师来，守卫白宫。尼克松说，在刺刀围绕下，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但是在第一次建立共和国的中国，总统必须带两个师自随，否则，就是个空头总统。当然，这样的总统，其实跟那些割据地方的大小军头没什么两样，都是草头王而已。

    双枪兵与双枪将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得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文人的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最后只好变通一下，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实在不行，只好找女人来顶（下层百姓，女性抽烟者很少），所以，红军四方面军才有那么多的女兵。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趸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是学如何烧烟，烧烟炮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漫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上，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但也是吸毒，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一般的头痛脑热，瘾君子是不得的，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军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这一点，看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

    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惟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三十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二十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二百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ND322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挨骂的一方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看来，文章和真刀实枪的干，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越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越要耍笔杆子吓唬人，而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ND322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十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之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徵之手（很大的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徵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徵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所谓“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据说吴大徵自己枪法倒是不错，在战前练了许久，不知为何没让带的兵练出来）。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1）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枝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个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来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杠。——市面上哄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筹谋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拣，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于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当时扬州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峒，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相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却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但是一般被认为是挑战者的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大。扬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的厉害，说是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将现时中东的人体炸弹提前了近百年，而且更神）。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满人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的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是让孙天生这样的混子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乎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满人的天下，闻警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情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澂，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发炮，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的娈童（张之洞雅好男风），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当时的起义者根本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群乌合之众，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不过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使新军里革命党的名单已经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等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澂，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然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澂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才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满人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当瑞澂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这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不也是逃走的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2）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先锋，实际来了五百），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地瓦解。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已经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他们连自己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了，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这两件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一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激起包括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七十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地做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10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警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人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入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消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劻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到的满洲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两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了除了花钱和玩，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只是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西太后死后，如果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人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地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晚清的官场多事，最富戏剧性的事要数杨翠喜案。杨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艺俱佳，很受津门闲人的喜爱，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从艺坛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来佳人已属沙陀利，被当时权势最大的庆亲王奕劻之子，官拜农工商部尚书的贝子载振，藏之金屋。

    当然，美人杨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贝子府的。那是日俄战争之后，载振奉命到东三省视察，路过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凯设宴招待，席间杨翠喜献艺，载振一见之下，不觉忘情，手为之舞，足为之蹈。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杨翠喜进了载贝子的卧室，她成了某人送给贝子的礼物，随同大活人进献的据说还有十万雪花银。送礼的，就是出自袁世凯门下，现任道台的段芝贵。不久，段芝贵一跃，由一个“地级干部”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跻身方面大员的行列，这样的破格提拔，据说在清朝还没有先例。

    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顿，也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让买官者破格得售。不过，吏治虽坏，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庆亲王奕劻虽然势大权重，但他也有政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地方大员岑春煊。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劻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时不时，总要出来弄点事，恶心一下对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于是，瞿鸿禨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霖，跳出来奏了一本，把事给抖落了出来。事既然给捅出来了，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一个以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让盐商出身的商务局总办王竹林顶杠，充作杨翠喜的丈夫，并亲口教好了两人如何答对。总之，待到调查组进入现场，一个移花接木的掉包计，已经把张冠扣在李姓的脑袋上了。

    醇王爷和孙家鼐也不是糊涂人，他们带人来了以后，大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睁着眼睛装糊涂，孙家鼐问了问王竹林和杨翠喜，录了原本是杨以德操办的口供，然后就回京复命。一场大案，烟消云散，御史赵启霖丢了官，载贝子也自请辞职，国家又回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瞿鸿禨和岑春煊不出面，谁肯卖力查呢？也许，他们看出来了，西太后根本也没有下决心，奕劻和他的宝贝儿子还都在位置上，袁世凯更是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到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劻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帮忙。

    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黩的奕劻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劻，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循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芝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于史无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掉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芝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劻的大力配合。而奕劻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仪，多少年后都记忆犹新。等到奕劻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做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

    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

    上了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NB053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1）

    在清朝历史上，举行过三次特科考试，前两次是所谓的“博学鸿词”，发生在康乾时代，说是收揽不善八股的博学之士，其实无非是对汉人士子、尤其是对那些对清朝满人统治还不太帖服的士子，来点收买和诱惑，在选官制度本身，实际上是种点缀。最后一次，是“经济特科”，是清末改革时期的产物，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来救急的，其本身也蕴含着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可是，做点缀的，搞得热热闹闹，所取之士一时也洋洋大观；而救急的，却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开经济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维新前夕的1897年，由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提出来的。严修是当时的改革派人士，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这里，“经济”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econom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是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经济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试（即一般所谓的会试），应试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保荐，条件相当苛刻，一般都要有点擅长西学的名声，至少，得像杨守敬那样，精通地理之类的“实学”（杨也在保荐名单之内），按当时人们的认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之才。由于大乱之后，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经济特科，实际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虽说戊戌变法被镇压、庚子之变受打击的改革势力余痛未消，义和团时代，懂西学的人被当二毛子追杀的余悸尚在，但还是有人对此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几十上百的曾经留过学、或者喜欢格致之术的人士被“挖掘”了出来，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诏要求重开特科以来，陆续有370余人被保荐出来，准备应试。

    然而，考试前夕发生的两个案件，却给考试蒙上了阴影。一个是苏报案，一个是沈荩案，两个案件都牵扯到革命党人，牵扯到革命党人颠覆清朝政府的宣传鼓动。而革命党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来，往往跟西方和西学有种模模糊糊又难解难分的关系。沈荩给杖毙了，但章太炎和邹容，却在租界的庇护下还活着，引渡苏报案的涉案人员，未能如愿；杖毙沈荩，居然还引起了西方的阵阵饶舌，这一切，都令西太后不舒服，让朝中大臣义愤填膺。在刚刚过去的岁月里，朝廷进入了倒退的轨道，不仅力主学习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颠覆国家的罪犯，就是那些稍微懂点洋务的大臣，只要在义和团兴起的时候还待在北京，也有性命之忧。戊戌之后的开倒车，开得国家大乱，两宫西奔，事过之后，虽然西太后的脑筋有点转过弯来了，但朝中大批头脑冬烘的人并没有那么轻易地放弃成见。对他们而言，对洋人妥协是一回事，但对本国人，还是要严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凡是通西学的人，大多思想不稳，有不轨的嫌疑，而预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人们，恰是这些人的大集中。于是乎，一时间，京城上下，谣言四起，说这些应试者里，有大量的革命党。有些人本来就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干脆就不来应试了。

    当时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乡野里做严子陵，热心变革的只是一些通晓时事的务实派，像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人。顽固派虽然受到惩办祸首的打击，但毕竟人数众多，实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鸿禨这样的以当日清流自居之辈，虽然自身还算清廉，但头脑冬烘，嫉“西”如仇。承办苏报案的两江总督魏光焘，则是一个既贪财好货，又顽固保守的政府大员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此人，借办理苏报案之机，把很多各地保奏的应试者，都指为革命党。至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人亲贵和官僚，更是昏聩自闭，像端方这样比较开明的公子哥，已属凤毛麟角，连贪财好货但比较务实的庆亲王奕劻，居然算是难得的有用之人了。辛丑议和前，几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骂李鸿章是汉奸，等到听说李鸿章要来议和了，又都欢欣鼓舞，议和完了，大家再骂他是汉奸，但心里都踏实了，大家还像过去那样过日子。

    说起来，西太后实际上为政并不保守，更谈不上顽固，不然同光新政（我们说的洋务运动）怎么搞起来的？甲午战败，据她自己讲，经常和光绪两个抱头痛哭，她心里知道大清国非变法不能存活，只是由于对权位的恋栈，在满人保守派权贵的“忽悠”下，发动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此时再提变法，心中未免尴尬，但又不能不提。只是既要旧事重提，再作冯妇，又不能改正当年之失，在提防着光绪的同时，把康、梁等人，决然地挡在国门之外，事实上也恨死了这些成天嚷着让光绪亲政的保皇党。然而，过去的倒行逆施，不仅使她添了保皇党这个敌人，而且孙中山的革命党也乘机成了气候，一些原来的康党，也一改改良之道，趋于激进。一个孙中山尚未摆平，蔡元培、章太炎、黄兴、邹容、陶成章、章士钊等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都祭起了反满革命的大旗，不由得不让老太婆焦心。依这个颇为倔犟的老太婆的脾气，就是改革，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一不能招安革命党，二不能启用保皇党。这样，当然使得本来西学资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国，改革陷于人才困局之中，开经济特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力求解困。可是，事态的发展，偏与愿违。

    从来的顽固派都是这样，干事不行，捣乱有术。他们看准了西太后对保皇党和革命党两头害怕的心病，就是从这两点集中下蛆，非说应试者不是康党就是乱党，闹得风声鹤唳，把个开初颇有声势的经济特科考试，搅得奄奄一息。特科考试分初试、复试两场进行，1903年7月9日初试的时候，由于谣言四起，流短飞长，不免人心惶惶，原来得到保奏的370多人中，来考试的只剩下了190多个，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来应试了。幸好，由于初试有张之洞领衔主持，张毕竟是个务实派的健将、明白人，有他当家，考试还算正常。试题为一论，一策，论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断句为笔者加，大戴礼是大戴礼记的意思，即汉代戴德所编辑整理的礼记），策论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直、其后白金渐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虽然有西学中源的滥调，多少还有点西方的影响。考试过程的选拔也还公允，懂西学而且有见识的人，真的被选拔出来了。可是初试发榜之日，风波再起，原因是中试的头两名，分别是梁士诒和杨度。这俩人在后来的历史中声名赫赫，可是在当时却没多少人了解他们的底细，市面上哄传这两人跟保皇党和革命党有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康党和乱党。当然，杨度也许不算冤枉，他的确跟革命党和保皇党人都有那么点瓜葛，但他个人却两边的任何组织都没有参加，事实上也算不得党人。而梁士诒，则比窦娥还冤，他被人找上门，竟然仅仅由于他的名字和籍贯。首先，他是广东人，跟康、梁是同乡，这在顽固派大臣眼里，已经有了一份嫌疑了，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诒，姓跟梁启超同，名的尾，跟康有为的字祖诒同，据说瞿鸿禨直接向西太后汇报，居然把他说成是梁启超的弟弟，而且名字“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2）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不管事情多么荒唐，只要最高领导人起了疑，假的也变真的了，荒唐难免演变成荒谬，不由得人不害怕。所以，最后复试的时候，更多的人不见了，杨度和梁士诒自然无法继续考下去，杨据说还逃到了日本。而且主考也由原来的八人，变成了四人，张之洞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昏庸的满人亲贵荣庆当了头。考题也变了，同样是论、策两题，题目中不见了西方的踪影，论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从原来的打着礼记的名义讨论西方学校制度，变成了歌颂自己的制度（周礼）的完备。策论题为“桓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桓宽，即著《铁盐论》的那位仁兄），也带上了明显的保守色彩（说外国货物输入是异物）。考试最终只取了27人，而且，取了之后，并不给什么好的出路，其中不是进士的，也没有像康乾时的博学鸿词科中式者那样，赏给进士出身，仅仅发到地方以知县候补。在晚清捐班泛滥的情景下，一介区区候补知县，跟贩夫走卒没有多少区别，害得考第二名的张一ND252，不得不跑到袁世凯幕中做幕僚讨生活，一丁点“榜眼”的神气也没有。就这样，在外界看来属于清朝新政序幕的第一炮，无声无息地哑掉了。

    其实，就当时而言，跟1860年代，洋务派跟倭仁等人就开办同文馆的争论不同，此时顽固派的搅混水，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权位之争，利益之争。他们之所以嫉恨经济特科，其实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位置多保一会儿，虽然未必担心新人上来让他们没了饭碗，但惟恐务实派上台，导致他们的失势。他们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也担心务实派的大胆和贪黩，不仅使官场腐败无可遏制，而且导致社会道德滑向深渊（这种忧虑当然不无道理）。从更深一层的意思上面说，很多人是从经济特科这个小老鼠，看到了后面科举改革的大木锨，为了阻止这个大木锨露头出来，所以要从一开始就将之妖魔化到乱党和康党的堆里，吓退对改革已经食指大动的西太后。尽管甲午战争已经教训了国人，尽管戊戌之后的倒退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崩盘的边缘，尽管多数士人其实内心深处也知道中国非改弦更张不可，但整个知识界的现状，人们对接受新知的恐惧以及对自身接受新知能力的怀疑，导致了更多的人还是幻想着把原来的科举多保留一天是一天，哪怕变革仅限于考试的内容。最好是能将变革推到后代身上，免得自己陷入旧知无以用，新知又无以生的尴尬境地。毕竟，处在那个转型的时代，刚刚过去的维新变法，被血腥镇压，士林的正气，受到严重打压之后尚未复原（事实上，不给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复原），多数人的因循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态，恰是顽固派得以嚣张的基础，在转型时期，不见得改革者都有群众拥护。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按照因循的人们所渴望的步调行进的。朝廷中有最后决定权的西太后，虽然戊戌政变的时候出于私心，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但她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固派，更不是顽固派首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倒是跟务实派心有戚戚焉。顽固派的阻吓战术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这个强人老太婆。深谙官场内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围绕经济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风背后的奥秘，在现实和洋人的压力下，屁股逐渐坐在了务实派一边，清廷的新政，还是按计划拉开了大幕。只是，由于经济特科的事件，原本很稀缺的西学人才，本可以通过经济特科考试集中在中央政府，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现在则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就落到了地方实力派的囊中，进一步强化了朝廷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时，事件激化了顽固和务实两派的政争烈度，导致科举改革，也就是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着更加激进的方向进行，掌握主动权的务实派，要一下子端掉顽固派的基础，所以，废科举（推倒重来），而不是废八股（内容改良，这恰是戊戌变法的做法），成为变革的主调。原来设计的从开经济特科，再到把特科变成常科的改革思路，从此胎死腹中。显然，从后面的结果看，废科举这种突变式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

    以清末历史观之，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被拉入了以西方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不过，是自己变，从自己的传统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还是引发内乱，走向混沌，却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历史从来不见得按进化的步伐行进，明天未必会比今天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转折的关头，为政者保守的政策、开倒车之举，往往是激进改革甚至内乱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经过敏，多一些大度宽容，则事情多少要好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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