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之一。无穷的权利总是与无尽的义务相伴随，为了做一个“正常的”皇帝，皇帝本人要承担难以忍受的义务、责任、压力。在襁褓之中，准皇帝们就不能享受常人所有的亲情、悠闲与愉悦。登基之后，皇帝时时刻刻要面对威胁与挑战，处理难以计数的工作——恐怖的是，这些工作不能由第二个人来分担，而且工作期限是无期的。老百姓工作做错了，大不了失业而已。皇帝工作做错了，是要皇冠落地、性命堪忧的。
在重重束缚和高压之下，只有很少的皇帝尽心尽职，时刻端着皇帝的架子，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多数皇帝是“不正常的”，消极怠工、荒废朝政，那是常事。沉溺酒色、肆意取乐，甚至挖洞抓老鼠、出宫找姑娘、上山擒猛兽等等，也不在少数。种种荒唐事、疯狂事由此而生，根子就在君主专制制度。
古代帝王的幽默感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折子控”，常常每天批十几个小时的奏折，乐此不疲，还在折子上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回复”。
比如雍正言之凿凿地写道：“朕生平从不负人。”可是后人都评价他是一个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人。又比如，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亲昵地批复：
“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今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结果没几年，雍正就把年羹尧给杀了，一点都不顾“君臣知遇”之情，更不要提什么榜样作用了。除了这些“黑色幽默”外，雍正皇帝也会讲一些浅显的笑话，比如他在折子上说别人坏话：“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雍正骂人也很有一套，痛骂之中带着讽刺挖苦：“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的！”“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正襟危坐、生杀予夺的帝王们，多少也有幽默感。只是帝王的幽默感有大有小，有的时候发作、多数时候潜伏着。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幽默感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的幽默虽然也会让凡夫俗子会心一笑、嗤之以鼻或者捧腹大笑，但背后的“笑点”另有一番深意。
帝王生来“幽默”
幽默，按笑点来源定义，可以理解为一门自嘲和挑战常识的学问。一头大灰熊穿着芭蕾裙扭扭捏捏地跳上舞台，开口就唱：“我是一只小蜜蜂。”这可以理解为自嘲，自己拿自己开涮。赵高指着一头鹿说：“这是一匹马。”这也很幽默，因为它严重侮辱了旁人的智商。如果旁人都附和说这的确是一匹马，那就更幽默了。因为它挑战了整个社会的常识。
我们先来说说帝王们“自嘲”方面的幽默。高高在上的帝王们断然不会允许其他人嘲笑自己，也不会拿自己开涮。他们几乎都自视极高，自信到自负的程度，认为我是上天之子，哪里有什么可笑之处？雍正皇帝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他喜欢在奏折上炫耀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他写道：“朝中党援亦皆由此分门立户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当年雍亲王（就是他自己）一人耳。”“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雍正的儿子乾隆，比老爹更上一层楼，觉得自己武功古今第一、文章独步天下。后人游览大江南北，到处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御笔”和大作。据说他还夸口，如果比拼文才，自己也应该是读书人中的皇帝。（类似的大话，据说宋徽宗、康熙皇帝和明武宗朱厚照也曾说过。前两人觉得自己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考中状元；明武宗则认为自己不当皇帝去当兵，也能当个大将军。）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是唐朝所有诗人作品的总和。他平均一天写两首诗，出了十几卷印刷精美的御制诗集，但很遗憾，乾隆的四万首作品中没有一句流传开来，如今的文学史都懒得提及这位皇帝诗人。这算不算是一种幽默？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个，造反以后开始识字看书，坐在龙椅上也能处理公文。不过，朱元璋显然认为自己文才了得。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对大臣们创作的作品都不满意，亲自动手写了两篇，作为范文，言下之意是自己的文才比天下文臣都要高。此外，朱元璋对文学史也有兴趣，写文章批判过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韩愈、柳宗元等人，认为他们只会调用几个辞藻，不通人情。几百年之后，朱元璋的范文没有流传下来，文学史对他这个人也不屑一顾。可见，帝王虽然不会自嘲，一旦自负、自恋起来，更有“笑”料。
帝王在“挑战常识”方面的笑料更多，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可能是晋惠帝司马衷，大臣们向他汇报老百姓没有饭吃，司马衷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他的后代子孙、晋安帝司马德宗，长江后浪推前浪，非但不知道米和肉的区别，连雪花和棉花都分不出来。不过，帝王的无知，情有可原。因为锦衣玉食的司马衷，吃的肉远远比米要多，自然就以为肉比米便宜、常见了。而司马德宗根本不需要知道雪花和棉花的区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可以了。
同样，帝王们的自负，也情有可原。乾隆写了一首诗，肯定是喝彩声、叫好声响成一片；朱元璋的“范文”，明朝大臣和秀才们也是组织“学习体会”过的。乾隆的诗集，估计销量差不了，外省的州县官吏说不定还要靠关系才能搞到一两本。皇帝得意洋洋之时，谁敢指出他其实没有“穿新装”？因此，在主动或被动的阿谀奉承声环绕中，帝王们自信满满，逐渐变得刚愎自用起来。
无上的权力和制约的缺失，导致帝王们言行失常。而与生命相伴随的政治压力、权力威胁、感情淡薄，又助长了帝王们的反常言行。举个极端的例子：南朝宋代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皇兄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男女有别，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宫佳丽上万，可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刘子业作为哥哥，竟然为山阴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山阴公主还不满足，看到吏部郎褚渊体壮貌美，请求刘子业把他赏给自己当面首。刘子业竟然同意了，将大臣赏给妹妹。褚渊在山阴公主身边十日，虽然被公主苦苦逼迫，但仍“守身如玉”。山阴公主最后没办法，才把褚渊放回去。这对兄妹已经失常到了变态的地步，完全不顾亲情伦理了。究其原因，南朝是一个“父杀子子弑父”、今日兄弟相残明天叔侄屠杀的动乱时代，刘子业等人“可怜生在帝王家”，从出生到入坟墓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温暖，只有猜忌和杀戮的环境中。他们的心态怎么能正常呢？怎么不会表演出一些搞笑到匪夷所思的闹剧来呢？
刘子业的母亲病重了，派人去叫儿子来。刘子业却说：“病人房间多鬼，哪能去呢？”不愿意去看望太后。太后大怒，高呼：“快拿刀来，剥开我的肚子，看是怎么生出这样的不孝儿的！”《宋书》是宋代的正史，罕见地承认任何人只要犯了刘子业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庙、辱没社稷，而刘子业居然把所有罪恶集于一身！《宋书》对刘子业的死持欢呼的态度：“其得亡亦为幸矣！”同样的“幽默”也发生在北齐文宣帝高洋身上。高洋临终时，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我的位子就夺吧，别杀我儿子。”他很清楚自家王朝勾心斗角、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涌动。而一个个搞笑的独裁暴君，正是被这样的环境给毁了的。
体制和环境决定，不管是谁坐在龙椅上多少都会自负和无知。幽默感几乎是帝王与生俱来的特性。帝王都不正常，搞笑似乎是常态。《晋书》记载前凉的割据君主张天锡纵情声色，荒废政务，就有大臣上疏劝谏。张天锡给了一个相当幽默的解释：“我不是喜欢行乐，而是从中很有收获。我看到晨花就敬重才华俊秀的高士；观赏芝兰，就爱慕德行高洁的大臣；目睹松竹，就思念忠贞节操的贤才；面对清流，就器重廉洁的言行；一看到蔓草，就鄙视贪官污吏；迎着疾风，就痛恨凶狠狡诈之徒。引申开来，触类旁通，为人从政的道理，都在这里面啊！”不得不承认，张天锡是个天才，贪图玩乐还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谬论。不过他的“心得”显然不能让国富民强。前凉很快就被前秦灭亡，张天锡本人成了末代君主。
有人情味的幽默
说完体制和环境塑造的幽默，我们来看看另外的帝王幽默。
皇帝是一个严肃得有些枯燥的职业，要承担诸多的责任，包括许多形象和工作生活上的义务。意识形态、体制和臣下都要求皇帝在各方面都是楷模。这就造成皇帝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悲摧”——不仅不能为所欲为，一言一行还要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我们似乎习惯了皇帝一本正经的样子，一旦某个皇帝表现出常人的喜怒哀乐，就有“喜剧效果”了。
历史上有不少皇帝追求常人的乐趣。明武宗朱厚照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他更出名的称呼是正德皇帝。他禁止民间养猪，因为“猪”“朱”同音，老百姓天天“杀猪”，朱厚照心里受不了。
朱厚照一心想出宫玩玩，可被大臣们死死堵在紫禁城里，不让他出门，还老在他耳边念叨要读书、勤政、亲贤臣远小人。朱厚照烦死了，就“精神分裂”出一个“朱寿”来，让朱寿做大将军、做太师，大夸朱寿。其实，朱寿就是朱厚照。机会终于来了，宁王造反。他大喜过望，马上要求“御驾亲征”。这回，大臣们不好拦他了。朱厚照高高兴兴地“郊游”去了，孰料纵马过卢沟桥时，大意把宠妃刘氏相赠的簪子掉了，朱厚照按兵不行，让三军将士趴在地上找簪子。找了三天没找着，朱厚照悻悻地继续南行。
到了涿州，前线传来“噩耗”：南赣巡抚王守仁——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一点都不领会领导意图，竟然抢皇帝的风头，不等御驾到达就独立镇压叛乱、生擒宁王了。朱厚照闻报，顿足大骂王守仁，骂完后对王守仁的捷报不承认不宣传，下令继续南征——很有负气小孩子的作派。到了山东，朱厚照嫌当地安排的宴席不好，不吃，也不生气，笑道：“慢我何甚！”到了扬州，朱厚照大索美女。不过，朱厚照也觉得拆散夫妻不对，所以只抓处女和寡妇。抓来干什么呢？朱厚照不为色，不为享受，而是关起来当肉票，让家人拿钱来赎。看来朱厚照不是贪恋美色，而是贪财。他在扬州钓了一条鱼，以五百金的天价强卖给太守蒋瑶。蒋太守没钱，把妻子的首饰都拿出来了，说：“臣没钱，只有这些了。”朱厚照又想起隋炀帝杨广的故事，要看琼花。蒋太守说，那不是好东西，已经绝种了。朱厚照又要征异物，蒋太守说扬州不产异物。朱厚照笑了，问蒋瑶扬州产不产白布？蒋太守这回给皇帝面子，进献白布五百匹。但随驾的太监们不像朱厚照这么厚道，索贿不成，就用铁链把蒋瑶绑了好几天。扬州官府去求朱厚照，朱厚照立刻下令释放，成全蒋瑶的贤名。
朱厚照这么一路闹下去，花了八个多月才到南京。王守仁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这里等着了。半年来，王守仁多次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后来，王守仁终于开窍了，重新报捷，说太师“朱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迅速平定宁王叛乱，对自己苦战恶战之情形一字不提。捷报递上去，朱厚照高兴地准奏。不过他下令在南京玄武湖上重新“平乱”：把宁王安置在一艘船上，自己指挥大军再把他抓一次。受俘之后，大军北返。同样的道路朱厚照再玩一遍，觉得无聊，竟然要释放宁王，要和宁王再玩“打仗游戏”。大臣们瞠目结舌，好在朱厚照在清江浦捕鱼时，自己驾的船翻了，落水着寒，玩不了了，只好迅速返回北京，第二年初春就死了，年仅31岁。
朱厚照的所作所为，笑点很多。但如果朱厚照是一个普通人，其言行就是贪玩了些，并没有可笑之处。有人认为，朱厚照是明朝最具人情味的皇帝。可惜皇帝身份不适用常人的标准。比如贪财，就是人之常情，但皇帝贪财就惹人笑话。汉灵帝就贪财，卖官筹钱，把官职按照高低定价，其中地方官因为直接管人管钱，又比同级的京官要贵。因为定价偏高，买卖不好做，汉灵帝就变通先首付后按揭，可以当官后慢慢还，但售价要提高一倍。一次，汉灵帝用500万把司徒卖给了某人，见他很爽快就一次性付清了，对他说：我后悔了，卖你便宜了，本来可以卖1000万的。
古代许多搞笑皇帝或者荒唐皇帝，都是青少年。他们正在贪玩、叛逆又精力充沛的年纪，无上的权力让他们没有约束地挥洒汗水、追逐欲望。这在后人看来不可理喻，但他们其实是被权力宠坏的孩子，并非疯子或者暴君。一些通达人情、老成持重的重臣就看清了这一点，方法得当，能正确劝谏少年皇帝的荒唐举动。比如唐中期的敬宗皇帝，十五六岁即位，白天热衷玩马球，宫里宫外都踢，晚上就带一帮子人去找狐狸洞（史载“抓夜狐”），时常还有一些额外动作。比如一天突然要巡幸东都洛阳。大臣们长篇累牍地劝谏都没用，老臣裴度则说：“国家设立东都，本来就是让皇上巡幸的。但东都因为连年战乱，荒废不堪，皇上要巡幸，得让他们好好修缮个一年半载再说。”唐敬宗觉得很有道理，停止了巡幸计划，改让官府复建洛阳。裴度的劝谏，把一件劳民伤财的坏事变成了对洛阳百姓有利的好事。类似的例子，在古代还有不少。
攀附权力助长皇帝搞笑风
专制体制固然可以解释帝王们搞笑的部分原因，一般人的攀附权力、阿谀奉承，也让帝王们在幽默的道路越走越远，客观上起到了“起哄”的作用。后人在对搞笑帝王肆意大笑的时候，板子不能全打在帝王的屁股上，旁人也难辞其咎。
做大臣的，明知道皇帝写的诗词狗屁不通，还大张旗鼓地捧臭脚，皇帝随手写一个字就恨不得立一座碑亭供起来。拍马屁的好处是立竿见影，却不想想后世人看到皇帝的臭字到底是骂皇帝还是骂你？
南陈末年，杨广率领隋朝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江南。边关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陈后主陈叔宝面前。尚书仆射袁宪冒死劝谏，认为务必在长江渡口增兵把守，做好防御。但是陈后主左拥张丽华、右抱孔贵嫔，膝上还坐着个龚贵嫔，一边听《玉树后庭花》，一边饮酒作乐，对大臣们说：“北齐侵我三次，北周侵我两次，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打得大败而归。为什么？建康有王气在，小小杨广能奈我何？不理他！”话刚落，丞相孔范就献媚附和：“是呀，长江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杨广黄口小儿，难道能插翅飞过长江来吗？我一直嫌我官小爵低，万一杨广飞渡长江，那我就有了封侯拜爵的机会了。”孔范的话，说得陈叔宝哈哈大笑。不过没几天，隋军就攻破建康，陈叔宝躲在井底，被人拉上来时发现和张丽华、孔贵嫔挤在一个筐里呢！而孔范，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封侯拜爵”了。这个孔范最擅长给陈叔宝文过饰非，凭着一套拍马屁的本领做的丞相。如果没有孔范，陈叔宝这个笑话的“笑果”就大打折扣；没有孔范，陈叔宝也不会在搞笑的道路上一奔到底。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小的给万岁爷请安！”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干什么的？”“小的是管电灯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吗你老跪着？”“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吗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
如果说陈叔宝是笑话的主角，那么发生在紫禁城的这个笑话，主角是那个管电灯的。如果他没有攀附权力、官本位的思想，就不会有笑点。同样，捧臭脚的大臣也好，拍马屁的孔范也好，违背常理，让自己成为笑话的一部分，也是屈服于帝王手中的权力。一来是避祸，避免帝王的绝对权力伤害自己。比如雍正皇帝曾在阿克敦的奏折上批道：“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一般人都如同阿克敦一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人，能不屈服雍正的威胁，揣摩雍正的意旨办事么；二来也希望专制权力能造福自己，在搞笑中追名逐利。比如雍正就说过：“朕说你好，你才得好。”底下的人只有屈服于他，才能“得好”。
正是上述绝对的权力、残酷的环境和底下人的攀附奉承，让帝王这个“行业”笑料频出，帝王本人却浑然不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皇帝做不了主
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有四个养子，分别是福恒、福德、福立、福海。李莲英自己不是正常人，就特别希望四个假儿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好日子，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他们四人都花钱买了郎中的官职，在户、兵、刑、工四部候补。
但是候补毕竟不是实职，空有其名而已。李莲英就请慈禧太后给养子谋个实职。慈禧给李莲英很大的面子，亲自找来刑部尚书葛宝华说情，要求在刑部给李莲英的一个儿子解决实职。葛宝华回答：“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他借口国家有一系列的干部人事制度，自己不敢做主，明确拒绝了慈禧走后门。慈禧没办法，只好对李莲英说：“这事儿办不了。”
在晚清，竟然还有慈禧太后办不了的事情？这事就记载在胡思敬的笔记《国闻备乘》中。
胡思敬认为，革命者张口闭口就骂“君主专制”，其实是不对的。不论是用人还是花钱，君主都不能专制独行。胡思敬在朝廷当言官多年，知道不少这样的段子。一个是鲁伯阳向珍妃行贿了四万两银子，珍妃吹光绪的枕边风，鲁伯阳就谋得了上海道的肥差，走马上任。顶头上司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后，不等鲁伯阳到任满一个月就把他弹劾罢免了。刘坤一变相否决了皇帝的任命。另一个是同治皇帝大婚，花销很大，内务府的钱不够，就向户部借钱给皇帝娶老婆。户部领导班子集体商议后，决定不借。理由是：内务府和户部，一个负责皇室开支，一个负责政府开支，界限分明，不能混淆。慈禧太后要修圆明园，钱也不够，想挪用户部的钱，户部也不肯，最后才不得不挪用海军费用去修比圆明园小得多的颐和园，权当补偿。可见，在帝制体制下，皇帝的用人权、财政权都有局限，并不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有位担任领导职务的长者诉苦说，领导不是好当的。大家只看到皇帝端坐金銮殿，一言九鼎，却没想到历史上有多少皇帝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发憷上朝。坐在龙椅上的不一定是主事的，可能只是个傀儡；站在下面的不一定是奴才，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或明或暗的根根丝线，编织成一张大网，把龙椅上的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历史上哀叹生在帝王家、不愿意当皇帝的人还少吗？翻阅中国古代史，后人不止一次看到皇家父母对子女感叹“奈何生在帝王家”，听到有乱世皇帝祈求“来生不再降生帝王家”。东魏时，大臣祝孝静帝元善见“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感慨：“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在场的权臣高澄发怒了：“朕，朕，狗脚朕！”高澄骂完还不解气，让亲信崔季舒上去打了元善见三拳。当众殴打了皇帝后，高澄这才拂袖而去。这样的皇帝连尊严都没有，谈何威严？
有人可能会说，大权旁落的皇帝毕竟是少数，多数皇帝是大权在握的。其中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等人更是乾纲独断，独裁专制得很。其实，即便是再强势的人物，也不能做到乾纲独断，仍然受到诸多的权力羁绊。（开头的慈禧就是个例子。）下面详细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专制帝王受到官僚体系的权力羁绊。官僚体系中的强权大臣对皇帝的权力构成严重威胁和限制。典型的例子如西汉末年的王莽对汉平帝、孺子婴，东汉末年的董卓、曹操对汉献帝，显然后者的权力远远弱于前者，前者才是无冕之王。
皇帝只是一个人，皇权要发挥威力离不开官僚体系的贯彻落实。这就天然造成了皇权和相权（政府权力、官僚体系的权力）的分野，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分歧和制约。皇权从一开始就想压制相权，降低相权的羁绊，表现为皇帝对以丞相为首的朝臣集团的防范。
汉武帝创造了“内朝”与外朝对立，还频繁更换丞相。和他“搭班子”的丞相，没一个人得以善终。倒不是丞相们干得不好，而是汉武帝的猜忌心重，刻意和他们过不去。隋唐以后，丞相制变成了集体负责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首长”都是丞相，而且皇帝还提拔很多“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隐性丞相。原来一个人领袖朝臣，与皇帝对话，如今变成了一群人分割丞相权力，分别与皇帝对话。到了明朝，朱元璋干脆废黜丞相制，成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皇帝总揽决策、行政大权。清朝雍正皇帝干得更绝，另立军机处。军机处大臣们只是跪听旨意、抄抄写写的秘书而已。但是，无论如何限制官僚权力，唐宗宋祖那样的强权帝王也好、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也好，遇到股肱重臣的抵制，也不敢贸然推行大政方针。
其次，专制帝王受到太监群体的权力羁绊。相比官僚群体，皇帝更离不开太监。皇帝的衣食住行、日常行动活动都离不开太监们的伺候。太监是陪伴皇帝时间最长的人，绝大多数皇帝在感情上和近侍太监是亲密的。太监或多或少就沾染了实权，分享了皇权。
在和官僚体系的斗争中、在面临内忧外患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孤立无援的皇帝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身边的太监。他们往往利用太监来铲除跋扈的权臣和外戚，比如在东汉末年，几代皇帝利用太监势力来消灭蛮横不法的外戚势力，成功后封爵许愿，导致宦官专权问题比外戚干政问题更严重。有几个朝代的皇帝甚至派太监监督军队和百官，比如唐朝中期以后任命太监为监军，明朝进一步建立由太监主持的东厂、西厂特务组织。这几个朝代的太监势力蔚为大观，极大削弱了皇权。东汉、唐朝两代末期，太监甚至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实力，爆发党锢之祸、甘露之变，令人心惊。
清朝吸取前朝宦官专权的教训，严格限制太监，不仅降低太监的等级、设立内务府管理太监，还严禁太监出宫，私自出宫者斩首。据说为了预防太监干政，宫廷还不许太监读书认字。清朝是将太监的权力威胁降到最低的朝代。可是，清朝后期依然出了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干政揽权的大太监。
道光时期有个“皇帝斗太监”的笑话。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下令御膳房进献粉汤。等了好几天没见到粉汤的影子，他就招来太监质问。管事太监诉苦，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奴才们正在筹措资金呢。道光大怒：一碗粉汤要几个钱？答：御膳房要成立专门做粉汤的机构，要增加相关的编制，加上原料采购运输，每年需要增加6万两预算。道光才不会为了一碗汤粉多花6万两银子呢！他冷笑道：“不必了，朕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两个铜板一碗，你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买回来就是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还是没见到粉汤。他再次招来太监训斥。太监答：“奴才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就跑远点去买。可是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又不好吃了。奴才正烦恼着呢！”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要逼道光下拨“粉汤预算”。道光又恨又恼，咬牙说：“罢罢罢，朕从此不吃粉汤了。”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几个太监！
第三，专制帝王受到后宫和宗室内部的权力羁绊。皇帝在自己家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事情要和亲人商量着来。皇权的重要基础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是天下大宗、皇族之长。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利益至上，而非宗长利益至上。大宗与小宗之间有一系列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小宗也有机会取代大宗。皇帝不能违背宗法，明朝嘉靖皇帝继承堂兄皇位，想给死去的生父弄一个皇帝待遇，招致宗室、朝臣的集体发对，爆发“大礼仪之争”，最终两败俱伤，在皇帝和大臣之间造成巨大裂缝，进而影响了明朝政局的发展。
皇帝对母亲、妻子和叔伯兄弟们的感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需要亲人的感情慰藉，亲人们在政治上是最自然、最亲近的倚靠对象；另一方面，亲人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威胁皇位。宗法决定，太后、皇后们可以干政，叔伯兄弟们更是有问鼎皇位的合法性。实践表明，皇室内部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惨剧在浩淼史海中时隐时现，从未绝迹。因此，古代王朝在皇族政策上，徘徊在厚待重用和严格限制之间。曹魏严格限制宗亲藩王，皇帝规定禁止叔伯兄弟们从政，禁止串门，禁止远行，没有人事权和财权，还派官兵名为保护实为软禁。后人只要看看曹丕和曹植两兄弟的恶劣关系，就能窥知一二。晋朝篡夺曹魏天下时，宗室诸王虽然有心反抗，但无力回天。晋朝建立后，吸取教训，开始大肆封王建藩，只要和皇室有些关系的都封王封侯，有封地、有军队、有实权。很快，八王之乱就爆发了，亲戚之间杀得不亦乐乎，西晋因此灭亡。
明朝和清朝重复了类似的政策摇摆。朱元璋重亲情，分封诸子为王，连早死的哥哥的儿子也封了王。为了防止朱家大权旁落，朱元璋规定藩王有“清君侧”的权力和责任。他一死，儿子燕王朱棣就是以此为法律依据，起兵造反，最后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明朝时，宗室亲王待遇极其优厚，爵位世袭，子孙繁衍极多，生育王子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者也不在少数。结果，明朝后期，供养这些龙子龙孙就要花费朝廷半数以上的收入。到了清朝，宗室政策又一大变，皇子并不必然封王。宗室轻易不能入阁参政。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铁帽子王，爵位不是世袭的，而是逐代递减。有的皇子龙孙，因为世系逐渐疏远，到清末沦落为街头小贩。
就是在清朝，皇帝对宗室内部的事情，也不能独断专行。根据清代笔记《十叶野闻》记载，同治临终前留有“遗诏”，要传位给宗室载澍。因为军机大臣李鸿藻的背叛，遗诏落入慈禧手中，被慈禧撕得粉碎。毫不知情的载澍也就成了慈禧的眼中钉肉中刺。
载澍是康熙长子胤禔的六世孙，光绪四年过继给道光第九子孚郡王奕譓为嗣，封为贝勒。他娶的福晋是慈禧的小侄女——慈禧弟弟桂祥的小女儿。婚后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吵架。载澍年轻气盛，难免讲气话，说了一些对叶赫那拉氏不敬的话。老婆把话传回娘家，桂祥夫人又添油加醋传给了慈禧。慈禧勃然大怒，把所有宗室亲贵都请过来，要给载澍“议罪”。
于公于私，慈禧都欲置载澍于死地。载澍的几个伯伯明确反对。六伯恭亲王奕訢、七伯醇亲王奕譞、八伯惇郡王奕詥不和慈禧争论载澍到底犯了什么错，而是搬出宗法来。他们说，九弟孚郡王奕譓没有儿子，过继的载澍是他唯一的嗣子，如果杀了他，孚郡王这一脉就“绝嗣”了。面对延续皇家小宗血脉的大道理，慈禧不得不让步。载澍保住了性命，被革去贝勒爵位，杖责八十，永远圈禁。据说慈禧在颐和园的岛上修建了一座天牢，把载澍关在里面坐井观天，生不如死——可见她有多恨载澍。
仅仅四年后，载澍就被释放了。显然这是宗室诸王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过，载澍不准回府。一等慈禧死后，载澍就回到了王府，虽然没有了爵位，但有一等侍卫的虚衔，带头品顶戴，解决了待遇问题。
第四，舆论也对皇权构成了制约。皇帝教化万民，对官民有生杀予夺大权。单个臣民微不足道，可千万个臣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也能作用于皇权。
1843年4月，道光皇帝下旨起用鸦片战争中祸国殃民的罪臣，任命琦善为热河都统、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这些人之前都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一味妥协、举止失措，或者欺君谎报，被革职、流放。起用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御史陈庆镛上疏，说“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虽“操之于君”，但却“喻之于民”，所以恳请道光皇帝尊重舆论，“收回成命”。虽然只有陈御史一个人上奏反对，但道光皇帝还是把琦善等人革职，让他们闭门思过。而且，道光皇帝本人在圣旨中也承认“朕无知人之明”。这就是舆论的作用。
同治皇帝亲政后要“修复”圆明园，结果遭到了王公大臣几乎集体性的激烈反对。舆论认为在国家内忧外患、财政窘迫之际，动用千百万两白银大兴土木，满足一己之欲，是不道德的。皇帝既然是天下之主，自然也要是天下人的道德楷模。因此，朝野几乎一边倒地反对重修圆明园。君臣之争持续了两年，虽然同治处罚了几个激烈反对的中级官员，但大臣们还是一有事就往修圆明园上扯，直接间接地反对修园子。一次，君臣在殿堂上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小同治怒气冲冲地指着皇叔、恭亲王奕訢的鼻子骂：“此位让尔如何？”这皇帝是你做，还是我做？同治盛怒之下将奕訢革职，奕訢也甩手而去。可没几天，同治就不得不恢复奕訢的职位，慈禧还出面替儿子道歉：六叔，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你多担待啊！
以上四种制约，让任何皇帝都不可能独裁专制。很多事情，皇帝做不了主。为什么皇帝不能专制呢？这是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的。
第一，儒家思想是传统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提倡“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权不是单向度的，君臣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负责的关系。皇帝如果破坏这种关系，就会被视为“失德”。失德的皇帝，合法性随之下降，言行会受到质疑。如果那样，他的实权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可能被皇室内部的竞争者取代。因此，每一个皇帝都不敢轻视儒家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包含明确制约君权的内容。亚圣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国家和皇帝三者被清楚划分，前两者都重于“君”。这和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国家与皇帝、国家与政府的分野，有异曲同工之处。对皇帝来说，他要尽量弥合三者的分裂，论证皇权和百姓、国家的统一，让两者为皇权所用。但是，三者的思想分野始终存在。南宋著名御史刘黻说：“天下事应当于天下共商议，非君主一人可以私下处置。”明末清初，顾炎武更是提出了“天下兴亡”的概念，“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是为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国家）明显比皇帝、比一家一姓的王朝要重要得多。皇朝的更迭事小，皇帝的生死事小，国家的发展事大。
到了晚清，制约皇权的思想更流行了。“天下之公，虽庶人而可议。”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因之建立。在资政院，有人说：“若说皇上的话没有不是，这不是资政院议员应当说的，比不得作诗作赋，当用颂扬的话头……我们参预大政，一言系国家安慰，不应作颂扬语。”说这话的是清朝的末代状元刘春霖。在这样的氛围中，皇权大大受限，皇帝不能再对官民生杀予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强权皇帝也不可能再出现了。
第二，传统知识分子注重个人名节操守，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屈从于皇帝的淫威和权势的诱惑。几乎所有朝代都设置了劝谏皇帝的言官。明代的给事中，就有封驳上谕的权力。御史等言官的职责虽是监察百官，但一谈起官员贤否、为政得失往往离不开皇帝的因素，因此他们也常常触犯龙颜，直言不讳。多数言官认为身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果不能拾遗补阙，革除朝政的弊端，就是自己的失职，就有损个人声誉。晚清著名御史江春霖就说，自己“所以哓哓辩论不已者，非计一身利达，为国家前途虑久远耳”。
历史上不乏迎难而上，前赴后继，冒死进谏的文人官员。刀山火海、血腥屠杀，都不能动摇他们的脚步。他们以“死谏”为荣，以明哲保身为耻。读书人对因冒谏而罢官、杀头的官员们，大举褒奖，以能和他们拉上关系为傲。不少皇帝意识到这点，对冒死进谏的大臣们，干脆不搭理，免得让他们博得大名，成就荣耀。清朝皇帝对老爱抬杠、老和自己过不去的言官奏折，往往“留中不发”，搁着不处理，让它们石沉大海。害得江春霖在奏折中写明：如果皇上不赞成臣的意见，可以将奏折散发给朝臣们讨论，请不要“留中不发”。明朝海瑞写奏疏痛骂嘉靖皇帝大搞宗教迷信活动不理国政、再不幡然悔悟就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写奏疏的同时，海瑞把棺材都准备好了。海瑞的清朝传人们做得更绝，有在慈禧出宫祭祀路上举着奏折当众自杀的，有把奏折挂在脖子上悬梁的……这些执着、刚硬的官员的坚持，不能不震慑皇帝的言行。
第三，皇权的大小，能否说话算数，皇帝本人的素质很重要。一般而言，开国帝王的集权专制程度比较高，越往后皇权越弱。因为开国帝王的素质往往是最高的，越往后皇帝的素质越低。所谓“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开国帝王是提着脑袋，刀尖舔血得来的天下，素质不高的话，早就成了他人的垫脚石、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后代，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锦衣玉食，不识世事人情。他们的见识、能力、手腕等，完全不能和开国祖先相提并论。一些守成的平庸帝王，端坐在金銮殿上，对大臣们的争论、政策默然不语。这不是老成稳重，不是成竹在胸，而可能是这些守成帝王因为淡薄人情世故、对政策得失无知愚昧，不明对错，无话可说，只好等大臣们争出结果后，再予以追认。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做得了主？
在中国古代，虽然皇帝是名义上的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大权，但他的权力远未达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违抗皇帝的命令，并非都有性命之忧，很多时候反而是常态。
皇帝的检讨书
君主专制的一大前提假设就是皇帝英明伟大、绝对正确。皇帝是天子，代天牧民，在能力和道德上都无懈可击，不仅爱民如子，还能安邦定国。不然，那些学富五车的衮衮诸公们，那些奔波劳作的乡野村夫们，为什么要绝对服从于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同类呢？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况且中国那么大，这里出点情况、那里爆发冲突，都是难免的。所以，君主专制政体下问题频发，有时甚至是灾难、是危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呢？这时候，朝野常做的就是“捉坏蛋”，找出一两个大奸巨恶来，把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王朝倾覆等等屎盆子都扣在他的头上。汉末的董卓、宋末的贾似道、明末的魏忠贤，不幸都曾当选过这样的“奸臣恶人”。我们穿开裆裤时就玩“捉坏蛋”的游戏，几十年后还玩这一套，不嫌没创意吗？
很多事情，推出一两个大恶人来，也解释不了。还有些事情显然是皇帝的错，需要皇帝本人出面认个错。作为至高无上、乾纲独断的皇帝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左传》上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既然大禹、商汤这样的远古圣主明君都承认有错，都要“罪己”，后来者们认个错做下检讨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呢？话虽如此，皇帝们还是不愿亲口认错，而是以诏书的形式，间接认个错。这些皇帝们的检讨书，专用历史名词是“罪己诏”。
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下罪己诏。最常见的情况是“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等自然灾害频发。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将此理解为上天的愤怒与惩罚。以天命自居、代天巡牧的皇帝，自然是犯了错，所以才天降灾难。此时就需要罪己诏出场了。
汉明帝因为日食，下诏罪己；汉安帝因为大饥荒导致人吃人的悲剧而下诏罪己；咸丰皇帝因为四川大地震和黄河决口，在登基的第二年就下诏罪己，说自己“薄德”。客观地说，这些灾难的发生，并不是皇帝的错。可谁让他们借超常规的力量来装神弄鬼，给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呢？既然借光了，就要为超常规力量带来的灾难担责任。
皇帝下罪己诏的第二种情形是政局危急，王朝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做点什么，死路一条；下诏或许能挽回一些支持度，缓解矛盾。皇帝都可能做不成了，这时候还有什么颜面需要顾及的呢？于是，穷途末路的皇帝也就“勇于”自我批评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狼狈逃往四川，途中落魄到和山野村夫同吃同住。有一位草民郭从谨就勇敢地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您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面圣，哪能和皇上对话呀！”唐玄宗无法辩驳，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他的曾孙唐德宗，因为天下割据、长安失守，被叛军一路追杀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从皇帝跌落成一个县令。退无可退了，唐德宗颁下《罪己大赦诏》。这份罪己诏不仅是自我批评，简直是自我痛骂，说天下大乱，“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唐德宗“痛心靦面”，深刻反省，觉得都是自己的错，“罪实在予”。骂完自己后，唐德宗承诺要革新政治，“将弘远图，必布新令”。史载，这份罪己诏振奋了军心民情，唐德宗最终扭转了颓势。
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历史上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明史》说他好话自不在话下，就连李自成、顺治也替他讲好话。主要原因是他最后自缢殉国。
崇祯接手的江山千疮百孔，已经病入膏肓，如果好好励精图治，还能拖延时日。崇祯也想复兴王朝，可惜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他的志大才疏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他敢自缢殉国，死得轰轰烈烈。崇祯似乎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隔个两三年就涕泪交下地痛骂自己一顿，上吊的时候身上还藏着最后一封“罪己诏”。其中一句“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就赚得了不少同情分。
不过从结果来看，崇祯颁布了那么多的罪己诏，都没起到多大功效。这也是所有罪己诏的通病：效果不大。为什么呢？这和皇帝们“罪己”的态度有关。
崇祯十年（1637年），天下大旱，属于难以解释的天灾，喜欢下罪己诏的崇祯又下了一道“罪己诏”。这诏书哪是在自责，简直是在痛斥文武大臣：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接着，他分门别类，把地方督抚、勋臣贵戚、乡宦士绅、不肖官吏、积恶衙蠹等挨个骂了个遍，得出一结论：民不聊生，都是你们害的！不是我皇帝做得不好，而是你们没贯彻落实好我的英明决策。崇祯至死都是这样的态度，遗诏还认为“诸臣误我”，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如此自负的人，哪能真正认错改正呢？
自古君王不认错，他们都是自负的人。可往深了说，天下的事很多是君主专制政体造成的，不是皇帝个人对错决定的。皇帝为了维护一姓专制，杀戮权力威胁，大兴文字狱，由此带来血雨腥风；君主专制政体的权力自上而下授予，导致官僚集团唯上不体下，对上钻营奉承，对下横征暴敛残酷无情；还有皇帝错误决策带来的种种荒唐和浪费，供养皇室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巨大压力，哪一项不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只是由皇帝出面认个错，至多道个歉，却不反思整个君主专制体制，更谈不上根据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罪己诏往往只有空话，没有实际行动，或者问题揭露出来了，但改不了。光绪皇帝就在1901年的罪己诏中承认：“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一个又一个朝代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重新跌倒，重复同样的道路。古代政治也就陷入类似的低水平循环。这又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哀。
罪己诏不仅不会反思君主专制体制，从本质上讲是要强化这个问题之源。它“小骂大帮忙”，用一份检讨书洗清皇帝的污点，还给皇帝披上了知错能改的光环，再次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清明、正确。
春秋秦穆公劳师远征，惨遭败绩，面对数万将士的牺牲下了“罪己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保我子孙黎民”，“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意思是国家有危险，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国家安宁，也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明显把君王个人摆在至高无上的救世主一般的高度，认为君王个人操纵国家大权和决策。《论语》记载周武王说过类似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老百姓生活的好坏，怎么就决定于你一个人呢？君王要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势必大权独揽，控制各种资源，把公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秦穆公等人下如此罪己诏，难道不是在重申君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君主专制摇旗呐喊？这样的罪己诏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强化问题。
元朝皇统九年（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窜入皇帝的寝宫。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上天对皇帝不满的表示。在位的金熙宗决定下诏罪己。任何以皇帝名义刊行于世的文字，几乎都不是皇帝本人写的，包括诏书、御作甚至是遗诏，都是他人代笔的。同样，罪己诏也是大臣代笔的。翰林学士张钧就受命为金熙宗代拟罪己诏。张钧在诏书中写了一句之前皇帝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看了，大怒，觉得这是“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立即将张钧拉出去砍头了。可见，皇帝本人全无检讨的真心，满脑子还是君权神授、国祚永久的想法。
所以，后人读史书，对皇帝的罪己诏一眼扫过就行，当不得真，更不要以为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皇帝作秀
皇帝的话，是不能全信的。清朝乾隆皇帝下诏征集天下书籍，说是修《四库全书》用，希望天下人共襄盛举。当时的图书，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并未公开发行的私人出版物，内容与清朝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口径不尽相同。特别是那些骂夷狄、讲夷夏大防的图书，还有那些念明朝的好、说清军暴行的图书，万一交给官府，惹来麻烦，怎么办？
为了消除大家的疑惑，乾隆皇帝专门下诏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兼收并蓄。……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在表达了对文学创作的尊重之余，乾隆还发誓：“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总之一句话：大家放心地献书吧！
官民人等于是踊跃献书，各种图书纷纷汇聚到北京来。乾隆读到其中的异己和反清内容，勃然大怒，向作者、出版者和献书者，甚至是参与编辑、作序的人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掀起了“文字狱”的血腥大幕。对于明末清初的历史记录，乾隆尤其敏感，下令以此为线索，深挖细查，务必把对圣朝心怀不满、造谣攻击的隐蔽敌人一网打尽，决不手软。
踊跃献书的地区，迅速成了文字狱的重灾区。乾隆严令各省细查严打，改“献书”为“逼书”，并威胁：“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意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他把逼书发展成一项常态化的群众运动，要求各地“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结果，地方官员宁严勿宽，“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
一项“盛世修典”的文化工程变成了一场文化浩劫，一个公然宣称“光明正大”的政府行为变成了阴谋论的又一血淋淋的例子。乾隆朝成了古代文字狱最严密、最血腥恐怖的时期。
皇帝不可信的例子还很多。最著名的可能是王莽。王莽在篡位前，简直是道德完人。人类身上能找到的一切优点，似乎都闪耀在他的身上。难能可贵的是，离权力最近的王莽淡泊名利，每次都是在群臣和百姓的再三请求下才接受升迁的。王莽喜欢自比周公，常常为国事“惶惧不能食”，还发牢骚说自古贤臣多谗言，“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不料一年后，王莽就背弃誓言，废汉自立，建立了新朝。现在我们知道，王莽也好，乾隆也好，都是在作秀，在表演。似乎所有的帝王，都是作秀高手，都堪比表演艺术家。问题就来了：帝王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楚汉争霸时，刘邦从前线归来，沿途不断遇到告状的老百姓，告的都是主持后方事务的丞相萧何强买民田。告状的百姓有数千人之多，刘邦自然表现得义愤填膺，接下诉状，表示要严肃处理。那遇到萧何后，刘邦怎么处理呢？刘邦笑着对萧何说：“相国也学会盘剥百姓了。”把所有的诉状都交给萧何，说：“你看着办吧。”刘邦没有后续的处理，更没有惩罚萧何。萧何安然过关。事实上，萧何并非贪财枉法之人，反倒是他人提醒：“你总领后方，离灭族不远了。听说君王在前线几次谈起你，这是他担心你权倾关中。你何不多买田地，贪赃枉法激起民怨，以此自污？那样，君王才能安心授你大权。”萧何觉得有道理，才兼并百姓田地，激起开头一幕的。
在这里，我们发现刘邦和老百姓立场不同。老百姓关心自身权益，希望官员廉洁爱民；刘邦关心自身权力，很在乎官员们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萧何如果廉洁爱民，就会赢得百姓的赞誉与支持，反而挑动了刘邦敏感的权力神经。“自污”以后，萧何尽管惹得天怒人怨，但不再对刘邦构成威胁。对于这样的萧何，刘邦虽然向百姓表示要严肃处理，但不会动真格，也就笑着让他“自己看着办”。君民利益不同，立场不同，就是帝王们在百姓面前频繁作秀的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作秀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政治体制内部的官员们，是没资格做观众的，必须自行领会帝王的苦心，不然就会自讨没趣。北宋初年，丞相赵普也有与萧何类似的处境，颇有贪财霸市的行径。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说他强买百姓宅第，聚敛财贿，结果遭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怒叱：“鼎铛还有耳朵，你难道没听到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吗？”赵匡胤拿起柱斧击折了雷德骧上腭的两颗牙齿，命左右把他拽出去，还要处以极刑。最后，雷德骧被从轻发落，罢官去职。
历史上，萧何有多次类似的“自污”，随着和刘邦搭档的时间越久、自己的官爵越高，萧何贪赃枉法的频率就越高。百姓多次告状，都到达刘邦手中。刘邦多次表态要“严办”，可萧何地位稳若泰山，得以善终。但有一次，萧何站错了立场，替老百姓说话，告诉刘邦：“长安地狭，皇家上林苑中多空地，浪费了也就浪费了，不如开放给老百姓营生。”刘邦大怒：“你是收了商人财物，要动皇家园林的主意吧！”为此，刘邦把萧何关押了好几天，直到有大臣求情才放出去。萧何吸取教训，放出来后不顾年迈体弱，光着脚就跑到刘邦面前承认错误（“徒跣入谢”）。刘邦不放弃任何作秀的机会，说：“相国为民请愿，我做了一回昏君。我之所以把相国关起来，是要让老百姓都知道我的过错。”（“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
长此以往，体制内的人都明白帝王们在作秀表演，都三缄其口，不戳破，而且还要配合对方表演。比如曹魏末年，掌权的晋王司马昭想安排世子司马炎当官，需要走一下中正评品的手续。此事让中正官员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肯定是“上上”；伤脑筋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露骨，要找个绿叶来配。全州十二个郡的中正官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衬托司马炎的聪明睿智。评定前，司马昭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权臣如此表演，当时的士人和官场自然都要配合，连声称赞司马昭父子的贤明！
上行下效，皇帝作秀带动了底下官员的虚伪、无耻。既然以天子自居，高擎道德大旗的帝王都表里不一，嗜权如命，下面的人作秀和表演起来，就没有了道德压力。于是，官场风气大坏，表演艺术家们大行其道，表面上忠君爱国、兢兢业业、廉洁自律；实际上口是心非、男盗女娼、贪赃枉法。风平浪静之时，人人都是正人君子、贤臣良将；一旦危机来临，树倒猢狲散，懦夫遍地，叛徒辈出。风平浪静之时，朝野上下和睦，颂歌一片；一旦危机来临，王朝土崩瓦解，毁于旦夕之间。
明朝是政治体制高度发达的朝代，朝臣众多，以忠君报国自诩，以气节操守相激。可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之时，“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20人。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新的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明朝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被放进去。吏部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新朝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廷谏连忙分辩：“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这才勉强被录用。明朝的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这的确是官僚集团的奇耻大辱，但这耻辱却是体制本身酿成的，根子在专制帝王那儿。
官从天降：皇帝选官的荒唐事
古代官场之中，谁上谁下，牵涉无数人的兴衰荣辱。一道圣旨，一封公文，乃至一则小道消息，都不知道要牵动多少人的神经。理论上，官员人事更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福祉，关系到王朝统治大局。于公于私都很重要的选官任职，在古代官场却相当随意、黑暗甚至荒唐。手持官员进退福祸大权的帝王们，在这方面闹出了诸多匪夷所思、令人捧腹的荒唐事。
无故得官
一切官员人事制度都是浮云，皇帝的意志是最关键的。皇帝想用谁就用谁，这是他的禁脔，用你不用你都没得商量。
一天，慈禧太后让翰林院提供有关江西情况的“内参”。当天值班的张履春就去汇报了。不管张履春汇报得怎么样，反正慈禧记下了“张履春”这个名字。第二天朝会，湖北武昌知府出缺，不等军机大臣推荐人选，慈禧随口说：“张履春可用。”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晓得张履春是何方神圣？但老佛爷已经发话了，大臣们不好反驳。张履春就这样从七品的翰林编修，破格提拔为四品的知府。
张履春，草根出身，科举考试的名次不高，好不容易留在翰林院，当编修又不到两年，资历最浅。按资排辈也好，择贤选能也好，外放当官都轮不到他。差役来向张履春报喜的时候，张履春压根就不让进门。他说：“这是下人们来诈我的赏钱！这等好事比中头彩还难。”第二天上班，同僚们纷纷道贺、又见着了正式文书，张履春这才知道自己真中了头彩。
可怜张履春的顶头上司，四品的翰林院侍读翁斌孙，两个月后外放山西大同知府。翁斌孙出身常熟翁家，豪门才子，又在翰林院混了十几年了，这才谋得了一个知府，不过是平级调动，又是偏远、贫瘠的大同。想起张履春轻松到手的武昌知府，翁斌孙闹了好几天情绪，不愿去上任。
王政之基在州县。州县长官人选对于王朝统治至关重要。清朝原先很重视地方知府、道台的人选，往往任命那些考核优秀、为官多年的老成持重之人。清朝中期以后，权臣、督抚保举推荐的，皇帝、太后随意任命的，越来越多，打乱了正常的人事秩序。连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昌的知府人选都随口任命，可见慈禧对州县政权的轻视。她都不重视，还能希望那些随手任命的州县官员们重视吗？
嘉庆年间，安徽桐城人龙汝言科举不第，家境贫寒，不得已投身一个满洲副都统家当家庭教师。一年皇帝万寿，大臣按例要上贺表。这种官样文章，副都统懒得做，就吩咐龙汝言代写一份交差了事。龙汝言找来康熙、雍正、乾隆等人的御制诗集，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平凑而成。巧的是，嘉庆皇帝当年对贺表突然来了兴趣，想看看大臣们是如何向自己表忠心的。看到副都统的这一份，嘉庆拍案叫绝，认为构思精巧，忠心可嘉，召副都统来问话。副都统以为贺表出了问题，抢先说，这不是奴才写的，是龙汝言写的。嘉庆更高兴了，说：想不到一个南方汉人，竟然如此熟读先帝诗文，可见忠诚能干、才堪大用。于是赐龙汝言举人出身，参加当年科举。
当年科举结果出来，嘉庆翻阅后叹道：本科金石质量欠佳。事后，主考官拉近侍太监出来问：本科录取的都是一时俊彦，质量不错，皇上何出此言？太监问：你们录取龙汝言没？回答：龙汝言才智平庸，文章泛泛，故未录取。太监说：问题就在这，皇上刚夸龙汝言才堪大用，你们却置他不录，不是说皇上不会识人吗？考官们恍然大悟。下一次科举，龙汝言一举摘得状元桂冠。嘉庆高兴地说：朕果然没看错人！
如果帝王脱口而出的人事任命，是他们观察多时、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随口任命只是形式问题，并不会影响用人的质量。问题是，随口任命在古代往往是草率用人的代名词。慈禧“看好”的张履春，虽然起点高，但在晚清历史上默默无闻，似乎止步于知府。当然，官职不能说明人的真才实学与品德操守。那么，龙汝言后来的表现，则能说明嘉庆用人失误。
龙汝言高中状元后，起点也很高，出任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清要之职，没几天就被革职了。原来，龙汝言幼年孤贫，托庇于岳父家，加上妻子泼悍，养成了惧内的毛病。一次，实录馆的吏员送《高宗实录》到龙汝言家请他校勘。龙汝言和老婆吵架了，躲到朋友家避风头，已经好几天不敢回家了。龙妻签收《高宗实录》后，搁在了一边，隔天衙门来取，龙妻原样交回。龙汝言对此一无所知。不料，实录草稿中有一处致命的错误，把“高宗纯皇帝”（乾隆庙号）写成了“高宗绝皇帝”。写错皇帝庙号是严重错误，而且错的还是意思很不好的“绝”字，龙汝言没有校出来，属于“大不敬”。嘉庆虽然要立他为典型，也不得不承认“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把他革职永不叙用。
直到嘉庆皇帝去世，龙汝言作为旧臣来哭灵。据说龙汝言在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晕厥过去多次。继位的道光皇帝大为感动，给他一个内阁中书的闲职养老。时人评价龙汝言，两次都因拍马屁而起。
姓名得官
龙汝言、张履春的得官，是帝王一时拍脑门子的决策，虽不是太严肃，毕竟还有些道理可循。有的人事任免则完全凭帝王一时喜好而定，毫无道理可言。典型的就如“姓名得官”。
中国最后一次科举发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庆祝慈禧太后七旬万寿，清廷特开恩科。会试排名出来后，请慈禧太后拍板确认。慈禧一看拟录取的状元是广东考生朱汝珍，大为不悦。原来，慈禧一看到“广东”就想起来闹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又想到了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处革命起义的孙中山。广东盛产“乱臣贼子”，连累慈禧对广东的考生都没好感。而“准状元”又偏偏叫“朱汝珍”。“朱”让慈禧想到明朝旧皇室，“珍”则是慈禧讨厌的、被推下井去的珍妃的名号。于是，慈禧大笔一挥，朱汝珍和状元失之交臂了。
那么谁来当状元呢？慈禧看到会试第二名的考生叫“刘春霖”。这是个好名字！久旱逢甘霖，“春霖”意味着明年开春会有好雨水。慈禧再看他的籍贯，直隶肃宁。“肃宁”又迎合了慈禧想肃静天下、期盼安宁的心里。刘春霖就从第二跃居第一，成了中国的最后一名状元。
不过，根据当事人朱汝珍编的《词林辑略》记载，当年会试头名是湖南考生谭延闿。他遭到了和朱汝珍同样的噩运：先是慈禧发现谭延闿是湖南人，又发现姓谭，立刻联想到了切齿痛恨的湖南“乱臣贼子”谭嗣同。不过，朱汝珍好歹留在一甲，得了个榜眼，而谭延闿则被剔出一甲，列位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还有一种说法是，大臣们知道慈禧重姓名彩头，投其所好，会试结果出来后，不等慈禧发话，直接把谭延闿拉下来，湮没在一大堆名字里，免得触慈禧的霉头。
本次科举的前一年，各省乡试。主考官由朝廷在京官中挑选任命。因为云贵两省最边远，所以两地的正副主考人选都是最先确定，好让他们早准备、早出发。这一年，朝廷挑选李哲明为贵州正考官，刘彭年为副；张星吉为云南正考官，吴庆坻为副。为什么选这四个人呢？四人名字各取一个字，可以合为“明年吉庆”。个中原因就两个字：献媚。
墨水得官
姓名得官还不算荒唐，最荒唐的要算“墨水得官”了。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1843年翰詹大考，将决定翰林院、詹事府各位书生官员们的进退前途。有一位老翰林自知竞争力不强，找到考试负责人许乃溥，请求关照。许乃溥答应下来，和他约定在卷子空白处微洒数点墨水作为记号，以便辨认。老翰林欣然而去。
参加考试的有一位翰林院检讨，叫做曾国藩。曾国藩答完卷后，给毛笔盖笔帽，无意中滴了几点墨水到考卷上。许乃溥阅卷时，误以为曾国藩的考卷是老翰林的考卷，把它评为二等之末。更巧的是，道光皇帝亲自翻阅拟定名次的考卷，翻到二等最后一份，也就是曾国藩的卷子时，没来得及看就有事离开。他没有更改拟定的排名，只是随手把曾国藩的卷子放在卷首，下发了。皇帝无意，大臣有心。经手官员见皇上特意拿出了曾国藩的卷子，以为皇上要刻意提拔他，妄揣圣意，毅然把曾国藩定为二等之首。
事后，曾国藩由从七品的检讨越过编修、修撰连升三级，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了。而那位老翰林则在考试中淘汰出局了。无意中的数点墨水误洒，省却多少年的奋斗啊！
更神奇的晋升发生在左宗棠的楚军中。晚清时期，先是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又编练水师、收复新疆，湘军、淮军和楚军等为了激励官兵，褒奖极滥，一有功就保举当官。僧多粥少，绝大多数人只能“记名”（有级别没有实职），最后记名提督八千人，总兵不下二万人，副将以下军官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远远超过了实际职数。清末高级官员要想得到实职，非地方实权督抚密保不可。
龙汝言的同乡、桐城人陈春万，出身农夫，有一股蛮力，可惜大字不识一个，有勇无谋。同治初年，陈春万投军，随大军转战关陇，因功保举至记名提督。因为不识字又缺乏谋略，陈春万在左宗棠麾下当了十几年营官，不要说获得提督实职，就是想升为统领也无望。后来裁军，陈春万的部队被裁掉了。陈春万因此失业，穷得竟然没盘缠回安徽老家，漂泊异乡。
最后，陈春万走投无路，去找左宗棠，希望能安排个工作，职位高低不挑，只要有口饭吃就行。谁知，左宗棠一见他，就连声道贺。陈春万吃惊地说：“标下是来求中堂赏口饭吃的，何贺之有？”左宗棠说：“你升官了，大印比我还大呢！”不等陈春万明白，左宗棠就张罗着设香案，命陈跪听圣旨。原来，圣旨特简陈春万升任肃州镇（在今酒泉）挂印总兵，一品大员。挂印总兵，地位尊崇，和一般总兵不同，常常兼任将军衔，可以专摺奏事，直接找皇帝，不受地方总督指挥。圣旨寄到左宗棠军中好多天了，大家找不到陈春万，正着急呢！陈春万得官，出乎陕甘一带官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时人称他为“意外总兵”。
对于陈春万的离奇得官，左宗棠以为陈春万搭上了李鸿章这条线（陈李都是安徽人），是李鸿章秘密保荐的。肃州镇总兵，一般由左宗棠这个陕甘总督保举。左宗棠保举了两个人，并没有陈春万。所以他怀疑，极可能是李鸿章搞的小动作，要在自己的辖区内插入陈春万这个楔子。左宗棠一心要排挤掉这个楔子。而陈春万既没有官场根基，又没有谋略，面对左宗棠的凌厉攻势，只当了一年多总兵，就因为“健康原因”辞官了。
后来，左宗棠从近侍太监处得知，陈春万也是“墨水得官”。军机处列出了满足肃州镇总兵任职条件的所有候选人，把左宗棠保举的两个人排在最前，奏请御笔圈定。皇帝一般选排名第一的人。这是例行手续而已。不料，同治皇帝提笔时，把朱墨蘸得太饱，笔还没举到左宗棠保举的两个人名字上面，就有一滴朱墨滴在了陈春万名字上。皇帝只好下笔，在陈春万名字上画圈，说：“就他了。”
皇帝选官如此草率荒唐，是因为他们将政府与国家视作私产，想把官职给谁就给谁。他们却不曾想到，恰恰因为政府与国家是皇家的私产，荒唐用人最终伤害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吃亏的还是皇帝自己。荒唐用人于统治不利，只会空留笑柄。
皇帝干的傻事排行榜
皇帝也是人，也会干傻事。不同的是，皇帝犯傻，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中国古代，皇帝干的傻事可多了，小到白痴皇帝分不清楚春夏秋冬，封宠物狗为将军、宠物鹤为大夫，大到一个朝代厚待皇室成员，只要是男的都封王，子子孙孙都世袭，结果造成一个王爷生出几十个小王爷，朝廷一大半的收入要用来供养龙子龙孙们的吃喝拉撒。在这么多的傻事中，笔者根据愚蠢指数、搞笑指数和后果指数三项指标，推举出几件傻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供读者一笑。
齐后主高纬打仗
话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为了博美人一笑，被后世当笑话说了几千年。但是和南北朝时期的齐后主高纬比起来，周幽王的“幽默指数”明显要低得多。
高纬在位时期，北周和北齐激战争夺华北。双方主力在交界的平阳厮杀得难分难解。这是决定王朝命运的战役。不过，高纬才不管这些，他最宠爱冯淑妃，恨不得时时刻刻和她腻在一起。平阳城失陷的时候，他正在郊外和爱妃打猎。面对雪片一样飞来的告急文书，高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再围猎一圈，就去处理军务！
几个月后，高纬带着十万大军去收复平阳。齐军日夜不停地猛攻平阳城，又扔石头又挖地道，好不容易攻塌了一段城墙。齐军官兵欢呼起来，就要向缺口冲去。“停！”胜利在望之时，高纬突然下令停止攻城。因为如此有意义的、如此壮观的场景，怎么能不和爱妃一起分享呢？于是，高纬下令将冯淑妃请来，一起观看齐军攻进平阳城的胜利一幕。在后方，冯淑妃涂脂抹粉、轻移銮驾，赶到前线一看：守城的敌人早已经用木板、沙石把城墙缺口堵上了。在场的齐军官兵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维修城墙，却不能动弹，都认为高纬严重不靠谱。于是，齐军士气涣散，在平阳战役中惨败。北齐王朝也很快寿终正寝了——不然高纬就不会是“后主”了。
皇帝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重情重爱是帝王的一项美德。但爱情是私事，战争是公事，皇帝的公私要分明，切不可像高纬这样误国，最终也误人误己。高纬为了和爱妃一同见证胜利而中断战斗的事，愚蠢指数三颗星、搞笑指数三颗星、后果指数四颗星。
梁武帝萧衍筑坝
梁武帝萧衍信佛，不喜欢杀生，可又不得不和北方打仗。那怎么办？萧衍就希望以最少的鲜血来换取最大的胜利，最好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人就向萧衍献策，说淮河下游的浮山地势很适合修筑大坝，可以筑坝抬高淮河水位，水灌北魏的军事重镇寿阳。萧衍欣然采纳，决定拦淮修筑“浮山堰”。“浮山堰国家工程”正式上马。
梁朝从江淮等地大肆征发民工，每4户出一人参加工程。此段淮河泥土松软，堵塞河道很不容易，砂石填下去就被水流冲走了。官府就用铁器堵塞河道，从后方征用了上千万斤的铁器，效果也不理想；又想到伐树做木笼，装上石头填埋河道，为此几乎砍光了淮南的树木。施工环境恶劣，监工催促又急，民工们不断因为劳累、饥饿、疾病而死。工地上随处可见尸体和奄奄一息的百姓。两年后，浮山堰终于建成。堰坝总长九里，高二十丈（三十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大坝。大坝抬高了上游水位，形成了一个方圆几百里的人工湖，相当壮观。
北魏重镇寿阳眼看就要被淹没了。萧衍太高兴了。不过，他忘了一个基本问题：大坝怎么泄洪？奔腾的淮河不断来水，大坝上游一片汪洋，水面不断扩大，水位持续上涨，很快就和坝顶相平了。浮山堰出现险情，日益严重。萧衍想泄洪，都来不及了！
四个月以后，史上最大大坝——浮山堰轰然坍塌。坝垮之时，声响如雷，三百里内都可以听到。此段淮河及其下游的城镇、村落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淹，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被奔腾的洪水冲入大海，酿成了人间悲剧。
而北魏军队，只是在洪水水位最高时，乘船到附近的八公山上躲避，等坝垮后整整齐齐地回到了寿阳，一根汗毛都没伤着。北魏统帅李平一开始就对萧衍的大坝工程不以为然：“异想天开！这坝肯定要垮，我们就等着看萧衍的洋相吧！”
浮山堰，是典型的领导一拍脑袋就上马的工程。皇帝的决策，没有真正的监督和论证，难免出笑话。不过萧衍的这个错误决策，玩得太大了。愚蠢指数四颗星，后果指数五颗星，没有搞笑指数，有的是后人对几十万无辜生命的哀悼！
雍正皇帝出书
雍正皇帝出的这本书，叫做《大义觉迷录》，洋洋洒洒四卷本。起因是湖南书生曾静，宣扬满族统治者是蛮夷、散布雍正皇帝的坏话，还指挥学生张熙去策动汉族总督岳钟琪继承祖先岳飞的“优秀品质”，起兵造反，驱逐蛮夷。岳钟琪被吓坏了，赶紧把曾静、张熙卖给雍正表忠心。这是个谋反的大案，雍正审定后，把自己论述此案的十道上谕、审讯词、曾张师徒二人的口供，以及曾静服软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写的“忏悔录”兼“马屁经”《归仁说》合编成书，就是《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都有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大块内容，第一是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雍正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说明满族人不是蛮夷，是中华正统；第二是论证雍正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曾静不是散布雍正的坏话吗？雍正觉得有必要来论证：“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雍正一一驳斥了上述十项指控。他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孝顺、最善良、最慈爱的人，走路的时候都怕踩死一只蚂蚁、压坏一根小草，怎么可能干那些坏事呢？（原话是：“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雍正还说自己是清朝的柳下惠，坐怀不乱。（原话是：“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
者。”）诸如此类等等，一反一正，配合起来看，内容相当劲爆。
雍正不仅公开出版这书，还下圣旨，要求各级官府、各级官吏人手一册，组织学习，认真体会；要求全国的学校，都要保存这本书，当做教材教导学生。哪个机关、哪所学校没有存书，哪个官吏没有认真学习这本书，都要“严办”。曾静、张熙被放了出去，当做反面教材到全国各地巡讲，说自己都散布了雍正的哪些“谣言”，再说雍正是多么圣明、多么慈祥的圣主明君，怎么会是谣传中的昏君呢！
这下可好，全国各地、官民上下，掀起了学习体会《大义觉迷录》的热潮！人们很自然地想：“原来满族人和广大汉族人一样，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正统啊？原来紫禁城里还有那么多劲爆新闻呢？原来皇上曾经那什么什么啊？”这本书起到了“启蒙”作用，促使人们去思考华夷之辨和统治合法性问题。
按现代舆情传播规律来说：谣言最需要的，就是传播途径！雍正恰恰给攻击清朝和自己的谣言，提供了传播的扩音器！全天下人都捧着这本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奇书热议。雍正此事愚蠢指数四颗星、搞笑指数五颗星、后果指数五颗星。
雍正的儿子乾隆觉得老爸这事干得太丢人了，上台一个月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国上下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杀头。书可以收回（其实也没收干净，该书最火的时候，远销日本、朝鲜。乾隆收不回这部分书），但已经种在读者头脑中的想法是收不回的。
光绪皇帝打官司
其实，这官司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打的。起因是上海租界的《苏报》用“恶毒的言辞”咒骂皇上、太后，号召造反。
《苏报》的胆子也忒大了，仗着在洋人租界里，一天不骂皇帝不骂朝廷就不舒服。报纸发表章太炎的文章，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还骂光绪皇帝“载湉小丑，不识麦菽”。更过火的是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这篇两万余字的长文，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骂慈禧是“卖淫妇”，说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说清朝官吏都是洋人的奴隶。邹容直接号召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最后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还了得！慈禧太后和被骂的官吏们恨不得将《苏报》的编辑、作者满门抄斩。可惜，《苏报》是以日本侨民的名义注册的，又在租界内活动，朝廷鞭长莫及，不得不接受洋人的游戏规则，向租界当局控诉《苏报》侵犯名誉，要求引渡。
报纸的所有人陈范和主笔章士钊早接到消息逃走了。写文章的章太炎“好汉做事好汉当”，束手就擒；邹容闻讯后，到租界当局“自首”，很够义气。这两人就成了这起官司的两大被告。在审讯时，清政府方面明显对西方司法不熟，被章邹二人钻了空子。章太炎说，我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意思是要拿起枪杆保卫皇上，应该嘉奖。章太炎还考证出“小丑”在古汉语中是“年轻人”的意思，是中性的。邹容更绝，干脆说《革命军》是自己胡乱写的，书稿早就被别人偷走了，自己根本不知情就被人发表了；市场上流传的《革命军》小册子，都是盗版书。因此，邹容哭诉“我也是受害者啊”，要求法庭维护他的著作权！
媒体争相报道此案，舆论热议，客观上也起到了扩音器的作用。租界当局还是相当给清政府面子的，虽然章邹二人在法庭辩论上占上风，最后还是裁定二人有罪！清政府太高兴了，让租界当局赶紧引渡二人，说要将他们“凌迟处死”。一听这话，洋人们直摇头，说你们的刑罚太残酷太血腥了，不行，我们不会把这两个人引渡给你们的。最后，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在租界服刑。
在这场官司中，清政府只得到了小小的名义上的胜利。整个案子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千百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好、看似威风凛凛的朝廷也好，都是可以骂的，骂得再狠也只要坐牢两三年！于是，各种反政府和宣扬革命的小册子、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中国近代媒体的发展，还得感谢光绪皇帝的这场傻官司。晚清政府在此事的处理上，愚蠢指数、搞笑指数和后果指数都是七星级的。
大清国是怎么亡的？
大清国寿终正寝100多年了。在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清朝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历届皇帝都很勤勉。清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达到了历史巅峰，皇帝们在工作量大增的情况下，没有罢工、旷工，也没有把工作量推给身边的太监，甚至连荒淫无道、低能弱智的皇帝都不曾出一个，相当不容易；清朝尊崇儒学，弘扬儒家思想，并以此自我约束，公开承诺“永不加赋”，还真的在法律上、明面上做到了低税负；清朝经济繁荣，保持了两百年的社会稳定。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开始急剧增长，清朝不仅比之前的朝代多养活了几亿人口，还贡献了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尽管清王朝表现优秀，但它却是口碑最差的王朝之一，差到可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后人一想到专制王朝的反动、黑暗和腐朽，脑海中就浮现出清朝的例子。人们熟悉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清政府面对颓势，束手无策，让国家任人宰割。后人普遍认为，清王朝要为近代中国跌入悲惨的深渊、错失发展的良机负责。更恶劣的是，清王朝在晚期屠杀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与多场变革运动为敌，仿佛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都让后人对它没有好感。总之，清王朝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王朝，却不是现代标准下的好朝代。
改革，是晚清的关键词。即便是满族统治阶层，在内忧外患之中，也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挽救统治了。就连被很多人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也“何尝不许更新”。她扼杀了维新变法，却主导了清王朝最后十年的新政运动；她废除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她自己走得比维新派还要远，就连维新派不敢提出的“设议院”、“立宪法”，慈禧也下令实施了。在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中，慈禧把话说得很明白：“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她也是希望变法图强的，毕竟国家强盛也符合慈禧及其满族权贵的利益。她在上谕中坦率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清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而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把王朝引向了毁灭。改革官制、裁撤机构、清退冗员、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实业、颁布新律，晚清似乎在向现代社会靠拢。难能可贵的是，清政府高举“君主立宪”大旗，敕令建立了各级代议机构，制订了宪法大纲，主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在革命党人的炮火中，摄政王载沣还代表爱新觉罗皇室，宣誓遵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大范围、深层次的全面改革为什么会把改革者拖入死亡漩涡呢？
改革，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为了更高、更大的利益，一些群体或者机构要放弃部分既得利益。高度集权和君主专制已经被证明不能挽救国家危亡，民主共和成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掌权专政的满族权贵就要适当放弃部分权力。而权力，恰恰是他们紧紧攥在手里，不愿意放弃的。
慈禧太后富有政治阅历和权力手腕，长期的政坛搏杀让她异常珍惜手中的权力。慈禧等满族权贵还非常看重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希望能永保特权。他们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占人口少数的满族人的利益，这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富国、强民等。比如，晚清用人不重真才实学，多用“苗正根红”之辈。“官二代”、“爵二代”当道。慈禧临终时，将政权和改革大业推给了不到30岁的载沣。为什么选择载沣？载沣胞弟载涛的判断是：“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绝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仍然贪立幼君，以免别人翻她的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绝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在慈禧等人看来，人的能力可以培养，经验可以积累，而“根正苗红”的出身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私见”。这种任人唯亲的用人方针，注定了清王朝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载沣上台后，一大群年轻气盛、轻率妄为的满族王公窃据了要职，成了改革的领导者。载沣组成“兄弟连”集体亮相，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国戚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则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成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入学。此举名义上是提高满族权贵的法律和政治素质，服务新政改革。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在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亲亲之仁，列爵十四，锡封五等，屏藩带砺，历久常昭。宪政实行，此项亲贵皆须入上议院议事。若复懵于学识，于外交、内治一切未谙，将来非故与下议院反对，即不免与下议院附和雷同，驯至才望轩轾，政策失平，不独与宪政阻碍甚多……所以培植上议院才人意极深远。”一语道破天机，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就是为了“皇权永固”，为了满族权贵能够永远掌握政权。
除了权力贪婪外，满族权贵还以改革之名，行揽权牟利之实。他们迫使汉族地方实力督抚的代表袁世凯开缺回籍，由摄政王载沣亲自出面掌握全权，出任了新的“全国海陆军元帅”。改革后的新政府规定各省拨款均须户部核定，并成立盐务处，架空各地盐运使，控制财权；将开矿、修路等权力都收归中央，控制经济命脉。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改革后的内阁的决策。不用说，这些新实权机构、官办事业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从清朝中期后，地方势力就上涨了，中央政府实权下降。新事物涌现，新的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晚清政府却想以贫弱之躯，不顾分权之实，重温集权专制之梦。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矛盾。
重新集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晋王公大臣们。他们把改革当做自我表现、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却要由百姓承担。满族权贵们不去多方筹措资金推动改革，只会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负担。正如梁启超在革命爆发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费取诸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间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首，展转衔接，捆戴而致诸辇下矣。”这样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会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只会加剧社会裂痕，激化矛盾。
少数满族权贵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够保住祖先的千秋功业，留给子孙一个稳固的江山。但是，变革的序幕一旦启动，哪怕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它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愿了。改革很快脱离了满族权贵们预想的轨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加速了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五光十色、汹涌澎湃的变革大剧，轰轰烈烈地上演，你要么顺应潮流，参与到变革中去，要么被变革的浪潮吞没，成为历史。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族权贵们仍不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波旁王朝覆灭原因的时候，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段话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样很有说服力。
晚清的十年改革，最终走到了改革者——满族权贵们的反面，成了埋葬他们的洪水猛兽。“计划之外”的大革命在1911年爆发了。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慈禧等人倒是破了，“私”，他们始终没有放下，因此最终误了国家，也断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清王朝难逃覆灭的噩运。
被权力压垮的皇帝
皇帝，是中国古代史的关键词之一。“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同时，皇帝又是高危、高压、高职业病的职业。多数皇帝不是好大喜功、狂妄自大，就是胡作非为、自暴自弃，总之是不正常的人。据统计，有史可查的古代皇帝，有接近一半非正常死亡。他们的平均寿命为39.2岁，低于刨除夭折人口后的中国古代平均寿命。
皇帝的威严享受，因权力而来，他们的问题与悲剧，也因权力而生。高度专制的皇权，是这一切的根源。套用一句时髦的话，绝大多数皇帝都是被权力压垮的。
中国古代皇帝的专制，是绝对的专制，且程度不断加强。在古代中国，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有人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可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绝对的、没有制衡的权力，则会毁掉专制帝王的人生。
中国历代帝王，通过操纵社会，维持社会的超级稳定来巩固皇权。要想把天下化为一家私产，世袭一切权力，皇帝们自然反对平等的对话、变化与改革的倾向，进而反对自由的思想和宽松的文化。通过强化纲常伦理和等级制度，皇帝们强化了皇权专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牢固统治。比如，增加等级数量、扩大等级差距，分割不同等级的地位、权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这样上一个等级对下一个等级的控制就越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更是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朱元璋很典型，把天下人群划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类型，规定不同人的言行标准，甚至是建筑装饰的标准。他怕大权旁落，怕豪杰不服，怕地方不稳，又怕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同时时刻受到“悲惨的童年”阴影的影响：对地主富豪的厌恶、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对底层流动性的恐惧，自然也包括从极端贫穷和屈辱记忆中转移而来的报复心理。这造成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残暴嗜好和不切实际的“稳定”。他甚至规定，后代子孙必须在皇宫门口和京城各处城门，时刻准备快马刀剑，以便遇险逃脱时急用。
天下一人的地位和不断聚集的权力，对皇帝本人也是巨大的负担。所有权力集于一身，也就意味着诸事不论大小，都要皇帝一人决策。越到后来，天下事务越繁杂，皇帝集权却越深，皇帝的工作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据说，雍正皇帝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打理江山，而且每年只休息一两天，常常抱病秉烛处理奏折。他在位十二年，留下了上千万字的朱批文字。可是，有几个皇帝有雍正这样的精力与毅力，且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狂。书中的嘉庆皇帝，每年只在生日的时候休息一天，平时日日天未亮就起床办公，公务少了还要痛骂大臣们不勤奋不努力。即便如此，嘉庆还是无奈地看着国势日非，弊端丛生，有心作为却不知所措、无从下手，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了“嘉庆中衰”的主人公。同时，对皇帝的神化、对儒家思想的假借与利用、森严的等级和繁琐的礼仪，让皇帝这份职业缺乏人性，没有丝毫的温暖。清朝对皇帝和后妃的男女之事都有严格规定。皇帝不能去后妃宫殿，只能召幸后妃来乾清宫；后妃如何来，如何上床，如何穿戴都有严格限制；甚至连男女之事的时间都有规定，时间一到就有太监来请皇帝“节劳”。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紫禁城，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明清时代，皇帝每天的言行，每年的日程，都是有章可循的，有法必依的。比如明朝皇帝除了战争、祭祀等极少数情况，不得离开紫禁城。你让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天天端坐空荡荡的大殿上，面对一群须发花白的老爷子喋喋不休，或者让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孩子在大型典礼上扮演天子角色，一罚站就站好几个时辰，怎么不让他们反感，怎么不遏制他们的天性？于是，有皇帝喜欢抓老鼠爬竿，有皇帝喜欢微服私访，有皇帝喜欢斗狗走马，有皇帝喜欢做木工活，再派人拿到市场上去兜售。明代的正德皇帝则向往塞外风光，渴望行伍生涯，不喜欢乾清宫喜欢另造房子住，不喜欢紫禁城喜欢在四九城里闲逛，不喜欢宫廷大乐喜欢红灯区的粗俗小调。他一生主要的“事迹”就是和朝臣们斗，争取到外面游玩的机会，另一大“事迹”就是自己任命自己为大将军，亲临塞外前线与蒙古人作战。他向文官们炫耀：“朕在枪林剑雨中手刃敌骑一人！”他的听众们则瞠目结舌。
我们于是看到，历代王朝的开国君王大多像朱元璋那样，嗜权如命，强势多疑；后期的皇帝不是正德皇帝那样任性胡为，自暴自弃，像个小孩子，就是嘉庆皇帝那样既发现不了问题更提不出解决的办法，一味求稳保守，是个中庸的“好人”。
如果说皇冠对多数皇帝来说是枷锁，那么更加可悲的是，戴上枷锁的那一刻，他的刑期就被确定为无期——不得假释、不得请假，甚至不能偷懒。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刻板要求，更是皇帝这个高危职业的客观要求。绝对专制使得皇位争夺变为了你死我活的残酷游戏。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百万大军压境，东吴内部战和不定。鲁肃的一句话，最终让孙权下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我们这些臣子，投降曹操后还能混个一官半职；主公投降后，想得到什么待遇呢？”鲁肃没明说，但凡读过几本史书的人都知道：死！不是被乱刀砍死，就是被下毒毒死，残忍的还有被活活闷死、烤死、五马分尸、挫骨扬灰，即便出于“统战需要”，会在一开始得到短暂的善待与优容，也只是“缓期”几年奔赴黄泉而已。专制给帝王宗室带来无上荣耀和无穷享受外，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旦权力衰落或者丧失，等待皇子皇孙们的只有悲惨的结局：用全家人的鲜血来为之前的享受还债；为了避免为人所辱跳井、悬梁、服毒自杀或者子弑父、父杀女（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破后逼周皇后自尽，并手刃爱女长平公主，边挥剑边哭喊：“汝何苦生于帝王家！”）；丧尽人格尊严，跪爬乞命，依然被沉江、被烧死；崇祯皇帝的朱三太子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年逾古稀依然逃不过罗网，先看着子孙一一被斩首，自己再被一刀刀凌迟至死。一句“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道出了多少辛酸、悔恨和无奈。这从反面，促使帝王们紧攥权柄，不让他人染指。
绝大多数人并非出生在帝王之家，更与皇位绝缘。他们对龙椅只有远远瞅几眼的份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惊羡、欲望、僭越乃至是“谋逆”之心。一旦兵强马壮了（有时甚至只有一兵半卒），他们也会提出“天子宁有种乎？”的疑问。这可以理解为很多中国人的“皇帝情结”：尽管受到专制皇权的压迫与侮辱，却没意识到要把皇帝专制制度连根拔起，相反还藏着取而代之的念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古代男子最常做的白日梦之一。王莽刚上台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但无上权力的诱惑最终侵蚀了他。至于洪秀全，则是一开始就是抱着搏一把的念头，想过过当皇帝的瘾。因此，等起义略有斩获，攻占一两个市镇，他就忙于封王建制，开始享受了。等到攻打长沙时，洪秀全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躲进小楼成一统了。更多的人，则务实地选择不争皇帝，争取当开国元勋。通过起义改变生活，如此现实的想法，无可厚非，也是古代农民起义的主要推动力。只是，他们在刀口上舔血，给子孙后代辛辛苦苦赚下的“血酬”，总要末代子孙用鲜血生命来偿还。中国古代史就在如此的反复中少有进步。
理论上，古代皇帝并非是绝对专制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中，都有对皇帝的制约。比如“民为重，君为轻”的观念，比如王朝内部的谏官等等，又比如儒家思想对皇帝思想和言行的高标准严要求。这些原本是为了制约皇权的膨胀，达到政治的良性发展，在实践中也的确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但并没有真正制约皇权。这些制约只是机械地束缚了帝王的生活和人生而已。比如，父子母子之情是人间最宝贵的感情之一，父母照顾子女是自然而然的。但皇帝皇后们却不能亲自照顾子女，尤其是皇子。因为王朝体制中的皇子不是正常人，而是关系王朝走向和天下安危的政治资源，皇帝的培养自然是重要政务，父子母子关系要让位政治需要，让位体制要求。（因此，皇帝们接受的往往是没有人性关爱的机械刻板的教育，最终不是培养出正德这样的孩子，就是嘉庆那样的呆子。）又比如，正德皇帝毕生向往市井生活，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却被文官集团上升到天下安危的高度，极力加以阻拦。说来也可怜，皇帝更像是被政治体制团团包裹的木偶。摆布他们的，往往是祖先设置的“为子孙万代着想”的万世不变之法。之所以不能真正制约皇权，因为这些思想也好，制度也好，出发点都是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承认政治明暗百姓贫富都系于皇帝一人。它们要求皇帝执行的是“理想”的专制而已，至多防止出现暴君害民进而威胁整个皇权体制的极端情况。如此“制约”的结果，只能是滑向皇帝专制，而不是分权制衡。
专制之祸，祸及帝王。绝对的专制让帝王如坐刀尖，欲哭无泪，欲逃不能，尝尽苦味。
太监能不能当皇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中国历史上，卖草鞋的当过皇帝（刘备）、被人扒光衣服吊打的欠债赌徒当过皇帝（刘裕）、游方和尚兼小乞丐出身的麻子当过皇帝（朱元璋），拿着十三把菜刀砍人起家的蛮夷小青年也成了开国帝王（努尔哈赤），就连还俗的尼姑都能当皇帝（武则天），为什么太监就不能当皇帝呢？所以，太监不存在“应不应该”当皇帝的道德障碍，而只存在“当得上当不上”的可能性问题。
正常人都排斥、鄙视太监，说他们“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人们普遍认为，身体不正常的人，心理也随之变态。这个观念在读过书的儒生们心里尤其根深蒂固。而太监群体的言行举止，实在是不争气。粗鄙恶俗、骄横跋扈、贪赃舞弊、暴戾残忍的反面例子前赴后继，数不胜数，坐实了“太监没好人”的社会共识。
太监是皇权的牺牲品，是被权力侮辱、伤害、摧残的一群人。他们丧失了正常的人生、基本的人格，在冰冷、阴暗的宫墙之内看不到光亮，令人同情。然而，一旦有了一丁点儿权力后，太监们就把受到的伤害加倍报复在弱者身上。践踏他人尊严的人，往往曾被践踏过自尊；伤害他人的人，往往曾遭受过类似的伤害。这点在太监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得势太监在宫廷内外的恶行丑态，是他们对扭曲的过去和蒙受的伤害的变态补偿，是对正常人和生活的恶意报复。因此，太监们又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散发着皇权的残暴、阴冷。
太监群体被权力所伤害，又拼命摄取权力，攀登权力的高峰。
太监和权力结合最紧密的朝代，都是后世论及“阉患”最严重的朝代，其中首推汉、唐。宦官乱政是汉唐的癌症。东汉和帝以后、唐朝宪宗之后，大权旁落到太监手中，国策制定、人事进退，乃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于太监之手。汉末揽权太监频出，汉顺帝十九侯、汉桓帝五侯、汉灵帝十常侍都是；唐宪宗以后到唐亡的9个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的都是由太监废立。皇帝反成了奴才的傀儡和玩物。唐文宗哀叹自己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
不过，汉唐大太监只是操纵皇位更迭而已，明末大太监魏忠贤则认真考虑过篡位称帝的可能。
明末天启皇帝没有子嗣，临终前召弟弟朱由检继位。大太监魏忠贤权势熏天，把持宫廷，完全有能力阻止兄终弟及，自己黄袍加身，过过皇帝瘾。据说，魏忠贤的爪牙、“五虎”之首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就劝魏赌一把。“九千九百九十岁”魏忠贤犹豫良久，最后还是不敢给自己加上“十岁”，在朱由检登基后不久就被查办自杀。
提议太监当皇帝的崔呈秀就惨了。有很多话说出去是没有退路的，是要赌上身家性命的。向太监劝进称帝，就是这样危险的话。魏忠贤不敢篡位，崔呈秀立刻噩运上身，先被罢官回家，很快就恐惧自缢，死后还被廷议认为“死有余辜”，开棺戮尸，公告天下。
魏忠贤、崔呈秀敢于觊觎龙椅，肯定是有一定底气的。一来是依附魏忠贤的“孝子贤孙”们遍布朝野，为数不少；二来是魏忠贤控制了宫廷、东厂，还直接操练了两三千太监武装。这些让魏忠贤一党有可能压制朱明皇室和文官集团的反扑。但是，摆在魏忠贤面前的困难更多，多得让魏忠贤打起了退堂鼓。
首先是魏忠贤集团直接掌握的政权和军队非常有限。太监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东厂官兵和武装太监。东厂的鹰犬和宫中的太监们，狐假虎威还可以，一旦真刀真枪地和文官集团率领的正规军作战，魏忠贤一点取胜的把握都没有。当然了，魏忠贤在各衙门和军队中都安插了爪牙，或派遣了监军太监，但毕竟隔了一层，指挥调动不便。外出办差的太监们，好似水上油、山中雾，并未融入所在衙门，更别说指挥调遣了。
其次是明朝开始，君主专制程度陡然提高。一方面是条条框框的机构很多，执掌复杂，相互掣肘，调动起来费时费事。要想控制全天下的官府衙门，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千丝万缕的权力最终都汇聚到皇帝手中来，万事俱决于帝王。皇帝的实力空前强大。在现行体制内部，专制帝王一枝独大，在实力天平上完全超越了其他势力。魏忠贤集团要想颠覆皇权，难度比之前的朝代都要大。
这一切都要感谢厉行专制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亲自操纵天下权柄，雷厉风行地扩张皇权。皇权实力高涨。对于太监，朱元璋完全不信任，认为“若辈善者，千分一二”。鉴于历代宦官专权成祸的教训，他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宦官势力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是严禁宦官交结朝臣；第二是严禁宦官担任政府职务。这两项制度被定为铁律，认真执行起来就能杜绝太监干政的可能。
朱元璋不放心，还在内廷和宫门之间挂了块铁牌：“禁止内臣干涉政事”。他的子孙，即使宠信太监，也得执行祖宗家法。
明朝太监很快扩张到二十四个衙门、数以万计，但高级太监的品级始终被控制在五品左右。最有实权的司礼监提督太监，也只有四品。太监们越来越多被派遣出去处理政务，但都只是办差，属于临时性质，更不授予正式官职——中央和地方政务官由正常人担任。明朝的皇权专制制度设计，尤其是限制太监的制度，使得太监能获得部分实权，却不能膨胀到左右朝政的程度，更不用说恶劣到染指龙椅了。
明代太监势力，彻底依附皇权。太监想要揽权干政只能寄希望于皇帝的宠信或惰政，缺乏堂而皇之的公开渠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律在大太监的兴衰上表现得异常明显。汉唐不乏权倾几朝的大太监，但明朝的大太监，富贵不过一朝。换一个皇帝，就换一个大太监。因为太监实权完全来源于皇帝，并且丧失了与皇权争斗的实力，只能随着皇位的更迭而兴衰。
离开了皇帝的支持，明代太监就是离群之狼、平阳之虎，任人宰割。天启皇帝死后不满百日，权势熏天的魏忠贤就被逼死了。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的噩耗传到北京：明英宗被俘，大太监王振被杀。北京朝臣紧急商议，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还颐指气使，骄横得很，当场就被朝臣拉到左顺门附近乱拳打死。朝臣又涌入宫中，拉出宦官毛贵、王长随，群殴致死，将三人悬尸宫门之外。史称“左顺门事件”。事后，明代宗和刑部都不予追责。
外出监军的太监们命运大致相同。他们假借皇命，在军队中凌辱官兵，军营忍气吞声。可一旦宫中靠山倒台或有查办的圣旨到来，监军太监们立马就被拿下，毫无还手之力。
清朝继承明朝限制太监的做法并发扬光大。太监干脆被置于由正常人组成的内务府的管制之下。太监不能问政：清初有太监，偶然问及政务，竟然有被“杖毙”的。太监轻易不能出紫禁城：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就被外臣斩首，罪名是“私自出京”。加上清朝皇帝远远要比明朝皇帝勤政、揽权，太监能够沾染实权的机会少之又少。清朝连魏忠贤、王振之类的实权太监，一个都没有。晚清出了一个李莲英，有种种贪墨揽权的传闻，其恶行和明朝大太监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说出来会让明朝同行笑掉大牙的。而且，李莲英的种种“丑行”，不排除有同时代文人墨客们泼脏水的嫌疑。
汉唐的太监要比明清的晚辈们厉害得多，也安全得多。这要感谢这些朝代的君主专制程度不强，更要感谢当时的帝王们没有想出限制宦官结交朝臣、禁止宦官当官这两项制度来。
汉唐太监可以担任文武官员，可以与官员臣僚交往，可以在宫外公然置办宅院居住——这些在明清两代都是禁忌。太监还能封爵：汉和帝与太监郑众合谋诛杀了窦宪。郑众因功受封鄛乡侯。这是汉朝太监封爵之始。到了北宋，大太监童贯封王，达到了太监封爵之最。唐朝的太监直接掌握禁军，担任神策军将领，把朝廷的精锐武装掌握在手中。这项制度，奠定了唐朝太监的基本实力，使得他们能够左右皇位更迭。
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汉唐的太监比明清太监掌握更大的实权，他们为什么没有染指龙椅呢？
的确，汉唐的大太监们比魏忠贤更有篡位称帝的能力，但刨去制度不论，太监集团内部的残酷竞争严重制约了个别太监的篡位图谋。
太监的活动平台有限、升迁途径狭隘，决定了太监内部的竞争异常残酷。每一个大太监都是踩着同行的鲜血前进的，即便是在权势熏天之时，宫墙之内也隐藏着忌恨、倒戈的力量。太监内部永远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极容易被人从内部击破。比如，明朝大太监刘瑾被下属张永击垮；汪直倒台于东西厂的倾轧；冯保被同僚张诚所铲除。唐代宗则利用低一级的太监程元振，杀了专横跋扈的大太监李辅国。
除此之外，明清之前君主专制相对较弱，社会上还存在皇族宗室、外戚集团、文官集团、藩镇势力和实权大臣等力量，每支力量都不容小觑，可以阻碍太监集团的谋权篡位。明朝皇权高涨，客观上帮助太监集团削弱了其他可能的制约力量。一个社会、一个体制，分化出来的力量越少，格局就越不平衡、越不稳定。只是明清的皇权过于强大、专制过于固化，依附其上的太监势力才未能篡位成功。
最后要指出：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有过一位“太监皇帝”！他就是魏高帝曹腾。
曹腾是东汉末年的太监，在宫廷30多年，因迎立汉桓帝登基有功被封为费亭侯。汉末太监发达后，流行蓄养义子来继承爵位、家业。曹腾就抱养了一个小乞丐，取名曹嵩，作为嗣子。这个曹嵩无甚可说，但是他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取名曹操。曹腾就是曹操的“祖父”，虽然让曹操沾上了“阉宦遗丑”的恶名，但在曹魏建立后依然被追尊为高皇帝。曹腾阴差阳错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太监皇帝。
雍正为什么讨厌浙江人？
雍正皇帝曾扬言：“朕补授官员，但观其言语明白，人才去得，即加擢用。”实际上，雍正皇帝用人有明显的偏向，并非“言语明白”的人就能得到重用的。其中，雍正讨厌浙江籍官员是最明显的一个偏向。
浙江德清县人许镇拟任江西南昌府知府，由吏部引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他的履历片上批注：“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风习。”显然，这里的“浙江风习”是与“明白”相反的一个词。雍正皇帝是讨厌“浙江风习”的。同样的意思，雍正用的更多的是“浙江风气”，甚至贬低浙江为“下江”，贬斥“下江风气”。
浙江会稽县人、山东粮道鲁日华有幸受到雍正的夸奖：“好的，一点无浙江风气”；浙江会稽县人、广州府同知马世枢“人甚老成明白，显露毫无浙江风气……着实去得，将来可成器”；浙江海盐县人、广西柳州府知府钱元昌“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浙江人、镇江府知府毛德琦“人去得，卓用的，人老成，不似浙江人风气”。这些浙江籍官员得到雍正肯定和夸奖的原因恰恰是“不似浙江人”。
当然了，即便是雍正判断一些浙江籍官员不错，但也担心是伪装表演的结果。这在浙江山阴县人、江苏丹阳县知县吴栋的履历片上最突出。雍正写道吴栋“老成明白，不似浙江人、只恐桩（装）作，若不，好州县”。同县人、户部江南司主事朱叔权在引见时，给雍正的印象也不错。但雍正在心底对朱叔权还是不信任：“（朱叔权）着实明白，有良心，总不似浙江人，请训旨时口口称奴才主子，将来若走正路，乃大器也。”在雍正看来，浙江人都是没有“良心”的，大多不走“正路”，所以成不了大器。
那么，雍正为什么对浙江人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首先，浙江人身上有雍正厌恶的“科场习气”。科场习气在雍正看来是拉帮结派、迂腐保守、务虚不务实等等劣习。科举取士产生的师生、同门、同学等关系，的确让科场出身的官员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甚至党同伐异；而四书五经也读得很多书生因循守旧、迂腐笨拙，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但雍正认为科场习气就是彻底的贬义，则以偏概全。科甲出身的人，也有许多刚正耿直、学以致用、政绩卓著的好官。不幸的是，浙江人才荟萃、文教昌盛，是科场大省。金榜上，浙江书生往往名列前茅。这无形之中却犯了雍正的一大忌讳。
第二，浙江省不幸又是文字狱的重灾区。吕留良、钱名世、查嗣庭、汪景棋等浙籍文人引发了多场文字狱，让雍正“印象深刻”。清朝建立后，江浙一带的读书人多少残存着若干晚明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反抗精神。民间流传着一些针砭时弊，显露不平之辞的作品。这在雍正皇帝看来就是“不忠”，需要残酷打击。比如，查嗣庭引见时，雍正对他没有好感，说他“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狼顾，是古代相术中典型的不忠之相。
浙江多发文字狱，既有文化昌盛和帝王多疑的原因，也表明浙江读书人在高度专制体制下还保留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可是在雍正（也包括所有的皇帝）看来，书生也好，官员也罢，首要的品质是效忠帝王，无条件地忠诚于皇帝。只有首先是奴才，才能成为人才，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愿意当奴才的浙江书生，自然不讨皇帝的喜欢了。
第三，雍正认为浙江民风刁顽，“浙江绅士刁悍浇漓，以强凌弱相习成风”。传统王朝追求的是安定和谐，希望臣民都在王朝体制下规规矩矩地生活，不要多事，不要怀疑。而浙江省偏偏民风“刁钻”，每年上报朝廷的诉讼案件很多。雍正自然认为这个地区人心不古，“兴讼”“喜讼”。为此，雍正还暂停了浙江乡试三年，特派“观风整俗使”这么一位钦差常驻浙江治理民风人心。尤其是杭嘉湖平原，被雍正认定是人心坏透，是整治的重点。
绍兴人鲁迅说：“绍兴非藏污纳垢之地，乃卧薪尝胆之乡。”这句话用在浙江全省也有效。浙江人骨头硬，敢于维护自身权益，不惧斗争，善于斗争。这在专制帝王看来就是不安分，不老实。但是，一个连自身权益都不敢相争的人，怎么指望他去为国斗争呢？可是在雍正（也包括所有皇帝）看来，天下官民只需要服从与忍耐，至高无上的皇权自然会为人人安排好秩序、稳定和生活。
第四，浙江省社会发达，流动性强。大批浙江商人、书生到全国各地讨生活。这又是和雍正皇帝“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社会相违背的。雍正说绍兴“生事不法之徒皆出在外”，指的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官衙的现象，几乎有“无绍不成衙”的趋势。这些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替雇主解决钱粮、刑名事务，甚至处理政务。其中有不肖之徒，贪赃舞弊，欺压良善。但多数绍兴师爷是靠本事吃饭的“职业经理人”，是受到各级雇主认可的——不然这种现象也不会持续几百年。遗憾的是，雍正设想的治下是没有职业经理人的地位的。他希望人人安于皇帝指定的角色和位置，消灭到处乱跑、自己控制不了的商贾、师爷等活跃分子。
更让雍正气愤甚至害怕的是，浙江商人和绍兴师爷到处闯荡后，视野开阔了，底子硬气了，独立性越来越强。比如，绍兴师爷非常有骨气，坚持与雇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上下级或者主仆关系。雇主有怠慢或者侮辱，绍兴师爷就拂袖而去。鲁迅先生曾说，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气节和独立精神，严重刺激了崇尚强权稳定、提倡忠顺服从的雍正皇帝。
如果某个省份有上述“恶习”中的一两条，可能还不至于让雍正皇帝产生严重反感。不幸的是，浙江省沾了所有讨雍正厌的“恶习”。他认定浙江的人心民风与王朝体制格格不入，需要重点整治。
这种厌恶还遗传给了儿子乾隆。乾隆皇帝对浙江人的印象也不好：“朕闻浙江政治废弛，风气浇漓。官吏则上下相蒙，民情则狡诈百出。”在官员履历片上，乾隆继续用“浙江风气”来表达贬义。
乾隆四年，浙江人陆纶拟任湖南永州知府，乾隆引见时批注：“老实人，颇无浙江风气，但非大器也。”可见，浙江人在乾隆眼中也是成不了大器的。同年，江苏武进县人庄柱拟任浙江温州府知府，引见后乾隆写道：“人不浮而晓事，江南中好些的，将来藩臬都可试用。似结实，直爽人，而讷于言，不似下江喋喋利口之流。”可见，乾隆认为“下江”人伶牙俐齿、狡诈奸猾。庄柱幸亏不多话，是皇帝喜欢的老实人，所以被乾隆内定为省部级官员（藩臬）的后备人才。
其实，“浙江风气”普遍不受清朝皇帝的喜欢。各个皇帝都不喜欢有浙江风气的官员。但是在公开场合，没有一个皇帝承认这种用人偏向（履历片是保密的，皇帝可见，当事人不可见）。顺治皇帝处分了许多江浙官员，却特别强调：“朝廷立贤无方”，“南人中有贤有不肖，北人中亦有贤有不肖。朕近日处分各官虽多南人，皆以事情论，非以地方论。”乾隆时，御史杭世骏反映了国家用人重满洲轻江浙，遭到革职处分。
专制帝王讨厌浙江人，恰恰是浙江人的光荣。它说明在专制独裁时代，浙江人还保有难得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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