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官府中人都希望自己是“国之爪牙”，往往将猛兽的爪牙摆放在办公场所，刻意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成为官府的装饰风尚后，真的猛兽爪牙就供不应求了；加上一些官府中人觉得真实的兽爪、尖牙还不能彰显自己的权力与气派，于是艺术化的爪牙标志就出现了。人们用金属、木头等制成夸张、醒目的猛兽爪牙，来装饰官府、军营等处。比较常见的是，军旅营门的两侧，排列着数个木雕虎头，张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的巨齿，逼视着往来者。人们形象地把如此装饰的营门称为“牙门”，进而指代整座建筑。
后来，武力的政治重要性渐渐降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元化了。文官与武将最终分野，形成了强大的文官集团。尽管排斥赳赳武夫的形象，但文官集团继承了对猛兽爪牙的装饰偏好，各级官府保留了“牙门”的造型和称谓。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可能是从唐代开始“牙”字逐渐演变为“衙”字。“衙门”代替“牙门”，成为中国古代官府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代称。
中国的历史是古代文明中少数没有中断、一以贯之的历史。中国的“衙门”也保持了连贯性。朝代有兴衰更替、人事有起伏代谢，后一代的政治制度总是在前一代的基础上调整、发展。中国式衙门制度为人类历史贡献良多。比如，中国古代高度成熟的文官制度，为现代各国的文官制度提供了诸多遗产。其中的文官考试制度更是直接借鉴了古代科举制度。又比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仁政”的宣扬，对道德的重视，与现今“德政”的呼吁有异曲同工之处。硬梆梆的制度、法律和柔性的道德、人性的结合，可能会导向优良的政体。当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比如抨击君主专制独裁，又比如批评肮脏的官场伎俩等等。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演变下来，优劣并存，泥沙俱下。为裨益阅读，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概况做一扼要分析。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政制？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分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期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套制度草创于秦始皇。秦始皇之前的先秦政体，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天子分邦建国，权力下放；诸侯治理辖区，权力继续下放给大夫。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等级很分明，各级之间存在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代替了分邦建国。尽管还有人被授予各种爵位，建立名义上的诸侯国，但授予爵位的理由不全是宗法血缘，更倾向于贡献与功绩。贵族政治被贤能政治所取代；受封的诸侯不能分裂立国，也不能直接治理辖区，仅仅是接受荣誉，按照爵位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已。早先，诸侯国还有实实在在的封地，比如长沙王的封地就在长沙、灵宝侯的封地就在灵宝，到后期爵位完全荣誉化，和封地彻底脱钩，比如福王、郑亲王、辅国公、毅勇侯等。其次，秦始皇被尊称为“皇帝”，取代了周天子。之前上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被打破，老百姓们直接对君主承担义务、却享受不到权利，最高统治者开始了专制独裁之路。
以秦始皇建制为界，先秦的政治思想和一些管理制度被秦朝之后的政治体制所继承，但前后政体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们关注更多的是秦朝之后的政体，它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趋势基本同步，都在不断加强。
中央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朝廷）对地方政府（州县）的控制，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如果说先秦中国类似于如今一些国家的联邦制，那么秦朝之后中央政府越来越集权化。中央集权成了官民心目中的常态，分裂割据不得人心，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某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朝廷的苛政忍无可忍，生活过不下去了，想到的不是起义，不是地方法规的自我改善，而寄希望于朝廷的幡然醒悟，寄希望于某项全国性的法律或政策的修订。朝廷对州县的控制也日渐加强，一个从九品巡检的任命权都攥在首都朝堂之上。州县官府在理论上没有一丁点儿的财权，一分一厘的钱粮都要缴送国库。朝廷与州县为此进行了多次博弈，比如西汉初年的削藩、唐初的分封辩论、明朝的三司制和巡抚制，结果都以朝廷的胜利而告终。
全国的权力汇聚到朝廷，朝廷的大权操于皇帝之手。专制君主窃取了中央集权的成果。和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虚君不同，专制君王握有实权，不仅决策，还把手伸到各个方面。秦朝宰相李斯就劝秦二世要“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发展到后来皇帝乾纲独断，“一切俱决于君”。皇帝的决策错了，那也是“圣意”“圣裁”，皇帝要你自尽也是“隆恩”。后期的皇帝生杀予夺，决定臣民的悲欢离合喜怒祸福，臣民只有匍匐在龙椅之下的份儿了。君王和一般人的地位天壤之别，皇帝完全脱离了人群，成了异类。即便有的皇帝表现得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勤俭节约、爱民如子，那也是出于统治的目的，使了几招“帝王术”而已。比如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唐太宗李世民纳谏，说他是“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李世民目睹了隋炀帝刚愎自用、施政残暴，最终身首异地，还落下了千古骂名的下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纳谏，目的是借助大臣的智慧巩固自己的江山，免得“招祸”，并非真的是一位和蔼、亲民的老爷爷。
君主专制总体趋势是不断加强的，但过程并非直线，各代情况各有不同。秦汉是君主专制肇始之际，但皇帝还谈不上独裁。以宰相为首的朝廷能够与皇帝平等对话，相权制衡君权。皇帝对宰相以礼相待。即便强硬如汉武帝者，也只是利用内朝近臣，逐步摄取外朝的权力，试图架空宰相而已。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君权倒退。权臣和豪强常常挑战皇帝。世族力量恶性膨胀，皇帝非但没有能力夷平地方、压制世族，还要仰仗世族大家们的支持。隋唐重建大一统，君权走出低谷，迅速攀升。三省六部的建立，集体宰相制代替了单人宰相制，变相地分割了相权，便利皇帝插手外朝。同时，科举制大规模推行。其一大功效就是打击世族大家。加上战乱的摧残，世族大家在唐末势力无存。北宋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国策，人为制造制度复杂性，分割相权，控制地方，君权急速上升。而理学的兴盛，内敛了读书人的思想，进一步保障了君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观念，就出现在宋朝。明初，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干脆废除宰相，朝臣直接听命于皇帝。内阁名为皇帝的顾问班子，在实践中却是皇帝的秘书，一切唯皇帝马首是瞻。皇帝还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监督臣民。如此做法，就有些过分了。清朝的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连秘书都不需要，只要奴才。他架空内阁，成立了“跪听圣旨”的军机处作为最高政务机构，来落实自己的指示。清朝还废除了监督皇帝的“谏臣”系统（合并入都察院，台谏合一），大兴文字狱，使得在明末多多少少还存在的知识分子的气节、读书人的抗争精神，荡然无存。
秦汉时期，宰相进出宫廷，皇帝都要起身迎送。双方相互行礼后，相对而坐议事；清朝，军机大臣要随叫随到，对皇帝三跪九叩，得到皇帝“恩准”后才能站到一旁“垂听圣训”。
总之，古代君权强度呈现出一个长勾型，南北朝时期是勾底，明清是长勾的右上方、最高点，但这只是大致情形。在同个朝代不同时期，君权各有强弱。皇帝个人素质的优劣、宦官和后宫的专权等，都会影响君权的强度。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极大抬升了君权，但子孙们慵懒倦怠，导致大权旁落。内阁大臣勾结宫廷，利用秘书替主子代拟意见（票拟）的权力分割君权（如张居正）；监控外朝的宦官狐假虎威，权倾朝野（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君权反而羸弱不振。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富有流动性，并没有形成阶层固化或贵族政治。
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各阶层，却没有贵族阶层。秦朝之后，中国政治制度富有流动性，权力没有为某个阶层所垄断。即便是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家也没有垄断一切官职，更不能垄断政治权力。一般的寒门子弟还有上升的渠道，且掌握实权。
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五代军阀说：“帝王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说的是通过暴力改变社会阶层。古代历史每两三百年就来一次天下大乱，造成社会阶层大洗盘，土地和财富近乎重新分配，政府权力几乎颠覆重塑。西方社会大变乱后，原先的贵族大体上还是贵族，变动有限，而中国古代是大换血。乡间的流氓当了皇帝，他的痞子朋友们都封侯拜相；游方和尚杀上了金銮殿，他的发小玩伴和行伍兄弟都开府就藩。前朝旧勋，顽抗的杀头，剩下的不是隐居山林做遗民，就是跌落底层为贩夫走卒，重新开始奋斗。
贩夫走卒们，只要肯奋斗，就有希望从最底层跃升到最顶层。这要感谢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在理论上，向全社会敞开大门。乡野村夫和市井小民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分享政治权力。中国历史上不乏“布衣卿相”，“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书写了不少草根神话。相信现在各地都留有相关的传说或者古迹。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不能进入一个政治体制分享权力，就可能成为体制外的反对者；如果不能在体制内正常流动，就可能成为体制内的批评者。一成不变，带给政治体制的不是安全和稳定，而是僵化和死亡。科举制大体上做到了能者进、优者上、庸者下，笼络了人才，增加了整个体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有进取心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努力进入现行体制，而不是造反。唐太宗曾看到天下士人蜂拥至长安赶考，感叹：“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后人也称赞：“太宗皇帝真良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古代政治体制能够连贯延续，科举制贡献良多。
科举制存在上千年，后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基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给了最广大的无权阶层一个希望，一个改变地位、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希望。其潜台词就是大众都承认社会阶层是流动的。权贵之门固然令人羡慕，一旦子孙平庸，旁人就会直言：“可惜可惜，富贵将不保矣！”既得利益阶层也相信，留给子孙黄金万两，不如传下诗书一屋。富不过三代，成了社会共识，也体现了古代社会流动性之强。延续千百年的权贵家族，极难产生。
贵族产生之难，还和皇帝的专制独裁有关。独裁君主不会允许存在贵族阶层，制约君权。因此，皇帝是排斥权贵世袭的。汉高祖刘邦的江山是一帮兄弟和功臣帮忙打下来的。当了皇帝后，刘邦就大肆屠戮功臣，还立誓：“非刘氏不得封王！”即便是封了王的兄弟叔伯们，皇帝们也不放心。因此有了汉景帝时的六国之乱，皇帝用暴力收回宗室诸王的实权；到了汉武帝，他整天琢磨着找借口剥夺宗室的爵位。同胞骨肉都如此，异姓功臣更是不能永葆富贵。卫青—霍去病家族功在社稷，还涌现了皇后与太子，结果只传了两代就被诛灭满门。“盛极而衰”、“月盈则亏”，被权贵们视为真理，后者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东晋的王导家族、唐朝的郭子仪家族，莫不如此。贵族人家自己都不敢世袭权贵，以免惹祸上身。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古代存在贵族，那么勉强凑数的只有“皇室”了。皇室子孙可以世袭爵位，且有可能染指龙椅，但这不是绝对的。专制君王要防范一切权力威胁，对至亲的兄弟子侄也不放过。如何管束皇族，是历代皇帝考虑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对皇室宽容，优待宗室并授予实权的王朝，往往祸起萧墙、同室操戈，比如西晋、南北朝、明初；对皇室严防，苛待皇族甚至软禁皇族的王朝，皇帝往往又在关键时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比如遭人篡国的曹魏就苛待皇族。清朝对皇族的态度相对中性，做法比较成功。它只授予近支宗室爵位，不拒绝皇族担任官职，但有严格的规定，和他人一视同仁。结果，清朝皇室骨肉相残的程度最轻，皇权没有在家族内部受到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皇室成员的人口比例是相当小的，构成不了所谓的“贵族阶级”。
贵族政治的缺失，有利也有弊。弊的一面就是中国社会缺乏“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似乎是一个类比西方历史的概念。西方的贵族不全是建立在爵位和财富之上，更主要是与荣誉和责任相挂钩。真正的贵族视荣誉为生命，独立正直，勇于担当，敢于冲锋陷阵，富有号召力，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衣着光鲜的暴发户和一个破落寒酸的贵族同时走到大街上，西方民众会向后者致敬。这就像民国时期的云南彝族，成分有黑彝和白彝之分。白彝是普通大众；黑彝是领袖，是战士，服务乡里，操持公务，贡献智慧，类似于西方的贵族。当时，尽管黑彝生活困苦，为生计奔波，但依然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打扮整整齐齐，走路干活挺直腰板。遇事，黑彝急公好义，把握乡里的主导权，白彝服从黑彝。中国传统社会就缺乏类似的贵族，少的是领袖、多的是看客，少的是公义、多的是私利。地方乡绅扮演了类似角色，但乡绅家族本身流动性很大，极难世袭成为贵族家族。
第三，政治体制内部蕴含制约精神和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的生命力。
古代帝王虽然专制独裁，但程度并不绝对，面临软硬两种制约。儒家思想可能是对专制君主的最大的软性制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帝王都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标榜以儒治国。既然标榜了，不管帝王的真实心思如何，就得做足表面文章，接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儒家讲求“仁政爱民”，帝王就要跟着呼喊仁政口号，做出亲民举动，掩饰自己不仁不义无孝无良的言行。而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群体，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帝王。“臣事君以忠”，反过来要求“君待臣以礼”。君臣各有道，君无君德、臣无臣道，就会被朝野视为天下将乱的征兆。总之，如果帝王不遵照儒家思想仁政爱民，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儒家影响之深广，经后人阐发，衍生出了更多的制约思想。比如，既然仁政爱民是帝王的职责，那么后世就发展出“暴君可伐”的思想。那些残暴无道的君主，也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甚至成为了王朝更替的口号。许多暴君的统治合法性，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他们开国老祖宗高喊的“暴君可伐”。又比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使得国家的分量很重，并不输于帝王。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把皇帝死活、朝代更替作为兴亡标志，而把思想文化之变作为天下兴亡的标志。这就把帝王的地位排在了思想文化、国家天下之后。再比如，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有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动力，这就限制了帝王对权力的垄断，抵制帝王的独断专行。南宋著名御史刘黻说：“天下事应当于天下共商议，非君主一人可以私下处置。”潜台词就是皇帝要选贤用能，分权给贤能之士。“贤能政治”是古代的一大政治理念。君主要亲贤能远小人，如果疏远贤能迫害好人，也会损害政治合法性。当然，上述思想和现代民主思想是有差别的。
帝王言行有错，臣民是可以规谏的。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制约，更有制度设计。比如大臣们对帝王的政策、举止、作风有意见，可以劝谏乃至指责。历史上就不乏犯颜上奏甚至冒死极谏的大臣。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就因训斥皇帝而出名。一些脑袋“冬烘”的读书人，还以劝谏皇帝来博出位、立名节，拿着放大镜查皇帝的纰漏，乐此不疲。打屁股、蹲大狱甚至砍脑袋都无所畏惧，甚至欢迎，只要能“名垂青史”就可以。古代政治制度中始终存在“谏官”系统，专门负责纠察劝谏皇帝。因此，《甄嬛传》里的雍正，好不容易去清凉台看望病中的弟弟，还来去匆匆，说：“出宫一趟不容易，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朕呢！”
制约虽多，但并没有达到实效。一来，这些制约缺乏强制力，不能对皇权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二来，所有制约的前提观念是承认皇权，承认皇帝的与众不同和无上权力，只是要求皇帝不能做得太差，不能背离原则胡作非为。这和现代的权力制衡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当一个皇帝不怕舆论、不畏惧文官集团的死缠烂打，拒不接受制约，儒家思想也好、文官集团也罢，就都束手无策了。历史上还真涌现出不少这类的胡为帝王，比如南朝宋代的前废帝、后废帝，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
第四，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存在博弈，官府强而民间弱，但基层自治力量不容忽视。
古代官员似乎很空闲，涌现了不少“官员旅行家”。后人在名胜古迹中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北宋的苏东坡就是众多官员旅行家之一。比如，他主政杭州期间，修了一条苏堤方便观赏西湖风景，白天跑到西湖群山上和僧人们喝茶谈诗，晚上约一票客人夜游西湖。后人有言“东坡到处有西湖”，可以理解为苏东坡处处点景、造景。他宦海沉浮，“历典八州，行程万里”，今人对他的施政举措知之甚少，倒是随处可见“东坡肉”和与其相关的风景。这说的是古代官员政务的清闲。史书中经常出现能臣干吏长年累月不处理政务，一旦处理起来，龙飞凤舞，手写口授，在短短时间内就处理完积压政务的记载。古代官员人数不多，但朝廷每每能以有限官员控制广袤的领土。这说明政府活动有限，远没有到无时无处影响社会的程度。
因为技术限制，古代官府对全国的治理，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非数字上的精细化管理。广度和深度都有限度。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不被权力所诱惑，还是能够找到一块世外桃源，自食其力，过上清贫简单但却独立自由的生活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政权却在收缩。秦汉有相当于现在乡政府的亭里政权——刘邦就当过亭长，但从宋朝之后，公权力收缩至县一级。之后，最基层的政权是县政府。县级以下的地区，完全放手由百姓自治。而控制广大农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就是士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或者在乡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和一部分有文化的富裕人士组成。他们既立足乡土，又明了儒家思想和政权运作，介于官与民之间，表率乡土，处理基层纠纷，主持公益事业，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州县衙门也优待乡绅，重大政策也要征询后者的意见。重大节日、隆重庆典、教化百姓、传达要闻等等，也缺不了士绅代表到场。可以说，乡绅阶层分割了相当一部分基层权力。
基层的另一大自治力量是宗族势力。宋朝之后，宗族力量高涨，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网络其中。与乡间百姓生活最密切的，首先是宗族，之后才是乡绅，再就是官府。很多人遇到问题，首先找宗族长老商议；宗族中也有一套法律观念来评判是非，处理纠纷；宗族有祠堂，有聚会，有执事，有族田，基本上能解决族人生老病死的多数事务。真的出现了大事，人们也习惯于在宗族内部解决，比较排斥直接让官府插手内部事务。
因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才有可能。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只要不遇到大灾大乱，乡间百姓可能终生都没见过父母官。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直到近代科技和社会结构的侵入，才被打破。
第五，政治制度日渐繁密。这一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统治。
从秦到清，政治机构越来越多，规章制度越来越严，官是越来越难当的。“治官重于治民”是古代朝廷的一大认识。历朝历代都通过驱动官僚群体来统治亿万百姓，严密政治制度就成了重中之重。汉朝的官制还只有职、爵、品级等少数名目，官员从县令县长或者郎官起步，上升一级就是太守，太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级别，再上升就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了，层级少、入仕渠道也多。到了明清，官制多了阶、差、加官等许多名目，层级更是扩展到九品十八级。清朝的衙门和规章制度之多，使得制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一般人几乎没有可能了解掌握难以计数的大清律、格、令和则例的条文，仅一部《钦定六部则例》就够人读个十年八载的，而且规章制度时刻都在增加。比如，制度再严，比不过皇帝的一句话。老皇帝做了某项指示，新皇帝又发了相关的指示，其中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旨意。如何处理新旧皇帝的旨意，就是一道难题。各个衙门都有专门的书吏研习此道。他们终生埋首卷宗，熟悉制度的来龙去脉。官员们依赖书吏协理政务，几乎言听计从，以至于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之说。
制度要完善，就要创新。古代政治制度在延续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制度，但旧的制度并没有完全被抛弃，而是保留了下来，表现出保守的特点。比如，清朝设置军机处来处理中枢政务，就没有废除原来的内阁。内阁大学士依然存在，只是成了荣誉虚职。更典型的要算中央各寺，如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大理寺等，职名起自先秦，确立于秦朝，数代之后职权就被其他衙门侵夺，甚至沦为可有可无的闲曹冷衙，但它们一直存在到清末。鸿胪寺掌管对外交往事务，隋唐后礼部负责具体的朝贡与外交事务，清朝又增加了理藩院参与外交，后期还有总理衙门，后三者都比鸿胪寺重要，但这并不妨碍鸿胪寺存在两千多年。这些“化石衙门”的主要作用，是安置官僚，养官僚的资历和品级。
政治体制内部的权力分配不可能平均，有些机构的权力要远高于其他机构。随着皇权专制的强化，权力始终倾向于同皇权结合紧密的机构。从两汉的尚书，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到两宋的政事堂和枢密院，到明朝的内阁，再到军机处，无一不是各自时期由皇帝掌握、处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它们是权力的核心。机构增减、官员沉浮，皇帝看在眼里，却不记在心里。他真正在意的只是核心权力部门的运行和人事情况。千百年来，政治制度日渐繁密，核心权力机构始终处在聚光灯下，是后人观察古代政治的便捷窗口。
何谓“衙门逻辑”？
古代政治制度在千百年的实践运转中，产生了自己的逻辑。千古衙门在实践中逐渐背离缔造者和设计者的初衷，产生了独立的、强大的运行规律，诞生了新的标准和规则，自动运转下去，我们可以称之为“衙门逻辑”。衙门逻辑往往是有违常理的。它没有明文的规定，却真实存在；它独立于人们，却让衙门内外的官员、百姓都深陷其中。
这就好比人们设计了机器人，希望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结果机器人有了自己的思维，自行活动起来。人类非但操纵不了机器人，反而受到了机器人之害。做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古代衙门就是那个机器人。
在古代，任何一个立志改革政治弊端的人，必须进入现行体制博取高官显位，才有可能实践抱负。但结果都不是他改变了体制，而是体制改变了他。在攀登高位的过程中，他逐渐变成了体制的一分子，变成了现行体制的“产品”。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尖锐批评晚清体制中的高官“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等位高权重、大权在握，“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他们不仅年老体衰，而且不愿意改革了，“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要知道，如今的老朽高官，倒退几十年也是热血青年，激扬文字、革故鼎新，满口变革。进入体制之日，他们以为自己踏上了实现理想的征程，殊不知最终走到了理想的对立面。
下述例子，也许能更形象、更直观地说明“衙门逻辑”的概念：
例一：天下官员，无论职位高低，在理论上都是朝廷命官，都上对皇帝负责、下为百姓造福。大家是平等的。职权的大小并不代表素养和人品的高低，权力更不能侵犯人格尊严。但在实践中，权力扭曲了人格。官大一级压死人，官职高者欺压职位低者，权力大者侮辱权力小者。可悲的是，这种欺压与侮辱为上下所接受，官卑职小者仿佛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理应受欺负。而对他人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高官，自身往往受过被侮辱、被打压、被迫害的创伤。秦汉时期，官员关系还相对平等，县令能参见宰相，侃侃而谈；唐宋时期，下官小吏敢跟主管争辩政务，并不唯唯诺诺；明清时期，不要说县令，就是巡抚也要上下运作才能见内阁大学士，大学士一问巡抚一答。有位知县老爷跪在和珅门口求见，和珅骂道：“知县是什么虫豸，也来见我？”总理衙门处理外交，外国使臣说一句话，清朝官员面面相觑，下级看上级、资历浅的看资历深的、大臣看亲王，亲王说一句，大家纷纷响应。在场职位最高的人不说话，其他官员就一片沉默。
不知从几时起，官员相见的礼节也恶化成了跪拜礼，下官拜见上官。如果两人官职相差太大，下官还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谨小慎微、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仿佛奴才见主子一样。这种不正常的官场礼节，直到清末才从南方省份开始逐步纠正，改为官员相互行作揖礼。官职低者先行礼，高者再还礼。
例二：人类对于疾病，总抱着“早预防、早治疗”的态度，希望把疾病消灭在萌芽之初。讳疾忌医是不对的。政治体制和人体一样，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体制的长远健康发展着想，这些问题也要早预防、早治疗。然而，古代官员对于衙门内外的问题，往往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既关己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暴露出来的问题，官员们的惯常做法是行文发函，似乎用几封文书就能解决问题。其实，文书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而已。古代官员，尤其是达官显贵们，是社会精英，视野、思路甚至智商都比黔首愚民们要高。他们理应发现潜在的问题，并有责任处理掉。可惜，多数官员任由衙门外狂风暴雨，端坐厅堂之上无动于衷，只盼着问题别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起码别在自己任
期内恶化。
究其原因，一来是官员们不愿意做事。多做事就多出事，少做事则少出错。勇于干事的古代官员有，但仕途顺畅的极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干了很多事，经受了很多挫折，最后即便列入正史、名垂千古了，但在生前几十年沉溺于州县下曹，不得升迁。相反，中庸无为的同僚们，则“无病无灾到公卿”，飞黄腾达去了。那谁还愿意去揽事、去直面问题呢？第二，很多问题并不是官员个体力量能解决的。衙门内外的很多顽疾和突发问题，是系统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比如闭关锁国、横征暴敛、皇权扩张、军人干权等等。政治体制有问题，体制中人比一般百姓的感觉更敏锐，也更深刻。他们深知不改变现行体制，就不能根治问题。而根本性的变革，谈何容易？大家坐视衙门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救，只好在血雨腥风中又来一次改朝换代。
例三：凡事都有是非曲直；做人要有对错观，做正确的事情、拒绝错误的事。相信每个人从小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但是，古代衙门不论对错，只看输赢。比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先后做过山东范县及潍县的知县。他刚正不阿，不逢迎上司，却深入民间，洞悉百姓疾苦。一年闹饥荒，郑板桥主动为民请赈，结果忤逆了上司，被参罢官。他去官的那天，百姓遮道挽留。应该说，郑板桥做了正确的事情（勤政爱民），但却是官场上的输家（弹劾罢官）。郑板桥在古代史中并不孤独，官场输家中有许多人做了正确的事情。同样，许多仕途赢家，却做了错事，比如弄虚作假、阿谀奉承、你虞我诈、倾轧伤人、口蜜腹剑、厚颜无耻、趋炎附势等。可叹的是，当时的官民都羡慕后者；后来者，即使嘴上赞颂郑板桥，心里却在羡慕同时期的和珅。
“官场莫论对错”的本质是功利政治，抛弃了道德、真理和精神等等，只看是否对仕途有利，是否对处理政务有利。长官决策时，采纳的往往是“可行”的意见，而不是“正确”的意见。因为意见虽然是“对”的，但与现有体制不吻合或者对巩固自己的权势无益，为什么要采纳呢？长此以往，“输赢”绑架“对错”。官场上最后的赢家，自封为或者被认为就是正确的、光荣的。赢家书写历史，强制推行自己的对错标准。如果民众对此熟视无睹，无异议不反抗，就很可能黑白颠倒，贻害无穷。
例四：靠本事吃饭、独立且正直，应该是人类社会公认的正形象、正能量。但在衙门里，真才实学并不是平步青云的通行证；独立与正直非但不为衙门认可，还可能对衙门、对保持者造成伤害。我们在古代史上能找到许多例证。庸才青云直上、尸位素餐的有，阿谀奉承、攀附权贵的官员也不在少数。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官场中人，免不了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与行政无关的事情。很多时候，决定他们宦海沉浮的不是才能和品格，而是哪些“无关的事情”。在施展抱负之前，官员们先要在人情世故、官场明规则潜规则等等编织的巨大网络中纵横捭阖，以求获得干事的身份与地位。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有真才实学的贤臣干吏，缺少的是既有真才实学，又能折冲缓和，把才学用到实处的能臣帅才。
凡此种种不合常理之处，都因为衙门逻辑的作祟。而衙门逻辑的核心，是“权力本位”，一切行为以获取或保有权力为目的，一切考量围绕权力的得失展开。在政治体制中，各个衙门考虑的是自己的部门利益，官员考虑的是个人的进退荣辱。天下安危、百姓祸福、仁义道德，都退居其次，甚至只停留在口头。因为，品级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官场中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权力，是官员施展抱负、实现目标，甚至保全人身和财产的首要条件。官场中人必须巩固现有的权力并不断扩展权力，才能谈及其他。这一认识，可能是剖析古代政治中种种消极与负面内容的利器。
越往后发展，衙门按照自身逻辑独立运转下来，离初衷就越远。衙门本身发展得越强大，对衙门中人的异化就越严重，改革的难度就越大。
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中国古代集权的强化，与衙门逻辑也大有关系。衙门逻辑的运行，离不开政府集权。集权环境是衙门逻辑的温室，公平、公开和竞争则是衙门逻辑的“病毒”。集权的需要，塑造了衙门的稳固和规模。衙门为了自身利益，反过来要强化集权。它为了摄取更多的资源，就要跳出政府范畴，插手控制其他领域；为了垄断权力和资源，它就要排斥平等的对话，拒绝妥协、开放和变革；保守是它的特质，僵化是它的趋势，虚弱和奔溃是它的结局。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少有新意的改朝换代，使得衙门虽然能够被摧毁，但衙门逻辑每每在新的王朝借尸还魂。
绝大多数时候，官民人等并非反对官府，反对朝廷，也不是反对官场中人，而是反对自私保守、封闭僵化的“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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