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两代的藏书
（一）明代的国家藏书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定都应天（今南京）。同年大将徐达率兵攻下元大都（今北京），将秘阁所藏图书典籍，运往南京。这批书籍，多为宋、辽、金、元四朝的旧藏，有不少宋元刻本与抄本，奠定了明朝国家藏书的基础。朱允炆（wén）继位后，“购遗书，申旧典，日唯汲汲不遑逸”（傅维鳞《明书》卷十五）。1403年，朱棣（dì）即位当年，便命解缙主持编纂一部类书《文献大成》，并于次年完成。明成祖朱棣阅后嫌该书太简略，遂命亲信大臣姚广孝、刘季箎（chí）、解缙负责重修。永乐五年（1407）重修完成，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就是利用南京文渊阁的藏书编成，全书辑录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卷数22877卷，另有凡例目录60卷。永乐四年（1406）成祖问起南京文渊阁的藏书情况，学士解缙说“尚多阙略”。成祖听后便说：“士庶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乎！”《明史·艺文志》遂召礼部尚书郑赐派人四出求访遗书，并指示不要计较价钱。
故宫文渊阁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命从南京文渊阁藏书中各取一部，共计100柜，装了十几船，由陈循运往北京，其余仍贮南京。据《西园闻见录》记载，为了放置这些南来的图书，明成祖另建一个文渊阁加以收藏。明宣宗朱瞻基十分重视藏书，又喜欢读书，曾“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八年（1433）四月，为便于阅览，宣宗命杨士奇、杨荣等从藏书中取出《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图书，分置于广寒、清暑二殿及琼花岛（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华岛）。当时，文渊阁等秘阁藏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3/10为刻本，7/10为抄本。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主持查勘了文渊阁、东阁的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书目共著录图书43200余册，约7000余种。据《明史·艺文志》记载，这批“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即蝴蝶装，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宫殿失火，所藏宋元以来善本焚毁俱尽。从此明代的国家藏书开始走下坡路。这与皇帝的态度直接相关。由于后来的皇帝对藏书不重视，管理不善，损坏盗窃之事屡屡发生。据《万历野获编》载，明武宗正德年间，主事李继先借整理文渊阁藏书的机会，盗窃精本；内阁大学士们更是只借阅而不归还，这些情况不断出现，致使国家藏书锐减。嘉靖时，御史徐九皋曾上书建议明世宗朱厚熜（cōnɡ）派人“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缮写”（《万历野获编·访求遗书》），被明世宗拒绝。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张萱等清理文渊阁藏书，并编出《内阁书目》八卷。该书目所著录的图书与英宗正统六年所编的《文渊阁书目》记载的图书相比已“十不存一”，相距甚远。明末动乱，在兵燹战乱中北京宫中藏书损失惨重，“宋刻之镌（juān），胥归残阙”。《永乐大典》原抄本从南京运来，一直藏于宫中文楼，全部毁失。
明代除宫内藏书外，中央政府的各部、院、国子监以及地方各府、州、县官署都有一定的藏书。其中不少是朝廷颁发的书，如永乐十五年（1417）曾经“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当然各地官署藏书多寡有很大的不同。
（二）清代的征书与献书
清兵入关，明朝灭亡。鉴于明末图书损失较大，清世祖遂于顺治十四年（1657）“诏直省学臣购求遗书”。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皇帝又诏求经学史乘等书，但都收效甚微。原因是汉族知识分子与满族专制统治者对立情绪严重，加之清政府虽有求书的诏令，但无切实的措施，所以宫中藏书增长很慢。后来清朝在编修各种类书中，通过多种渠道征集图书，使藏书达到专制社会的顶峰。
对于学术与文化，清政府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控制。首先，提倡尊崇孔子与程朱，既以此限制人民自由思想，又以此来缓和与汉族知识分子的矛盾。康熙时，重刊《性理大全》，编印《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重用所谓理学名臣李光地、汤斌等。康熙、乾隆二帝都亲自到典阜祭祀孔子。尤其是乾隆皇帝，前后祭孔竟达九次之多；其次，查禁对清朝不利的书籍，如宋人攻击女真、明人涉及清朝先祖及有关忌讳之书，依照情况，或部分抽毁或全部销毁，乾隆三十八～四十六年（1773～1781）八年间共收缴书板67000多块，全部焚毁。再次，大兴文字狱。最著名的是《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撰《南山集》，多采方孝标《滇黔纪行》中所述南明事获罪。戴名世被杀，其时方孝标早已死去，竟令开棺戮尸，被株连杀死的100余人，流放的达数百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相应地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方面不少学者因怕触犯时讳而避免接触现实，于是考据学大盛；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为控制臣民思想、笼络知识分子，寓禁书于修书。从康熙帝起多次下令编纂各种书籍，著名的有类书《渊鉴类函》450卷，辞书《佩文韵府》444卷，诗总集《全唐诗》900卷，还编大型类书《古今图书汇编》，后经雍正朝重修，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其中最大的当属《四库全书》。在编修这些图书的过程中，征集图书。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四日，颁发征求图书的谕旨，规定了征书范围与办法。在乾隆帝的亲自督促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行动，访得遗书，献给朝廷，随后各省相继行动。乾隆三十八年，征书活动全面展开。藏书家及经办征书的官员一怕文字狱，二怕政府无信，背弃归还原本的诺言，所以在一个时期所得图书不多。针对这一情况，乾隆屡屡降旨，加以解释。说“岂有下诏访求遗籍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申明“即有忌讳字面，也与藏书人并无关涉”。针对怕借走不还的顾虑，乾隆帝规定各家献书所到之日，在书的封面上加盖翰林院图章，注明进书年月、官员、图书主人。并依此另造一册，逐一登记。待发还之日，按册与所献之书各项核对。如有交发不明，唯督抚是问。由于实行这些措施，所以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以后，大批图书到达北京。为了促使藏书家献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书，乾隆帝规定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办法，推动了整个献书活动。乾隆的办法主要有三个：一曰皇帝题辞。规定献书百种以上者，择其精本，请皇帝阅览，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并将此书先交书馆录抄，再将原书发还。二曰赏赐图书。当时几部官修大型书籍刚刚问世，社会上还很难得到。乾隆遂对浙江鲍士恭、两淮马裕等四家进献图书500种以上的藏书家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他进百种以上的赐《佩文韵府》一部。三曰《总目》留名。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规定，凡献书人收藏达百种以上者，可称之为藏书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后。由于实行了上述三个办法，满足了藏书者的心理与嗜好，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献书的积极性。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各地到京图书多达一万种以上。这是我国古代征书最成功的一次，极大地充实了国家书库。
（三）清代国家藏书及南北七阁
清袭明制，没有设立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但南北七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除翰林院、国子监皆有藏书外，国家图书多置于宫廷之内，由内务府有关机构管理，故称内府藏书。内府图书分藏各处：皇史宬（chénɡ）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内阁专收过去明朝的文献、档案及历朝实录；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设有修书处，所刻之书皆在此保存，这类书叫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是国家殿本书库。另外，在坤宁宫后的摛（chì）藻堂藏《四库全书荟要》，这是从《四库全书》中精选出的善本书。此外，养心殿、南熏殿、紫光阁、南书房等处均有藏书。1929年清理清代宫廷藏书有13081部，195732册。
承德文津阁
在清代国家藏书中，南北七阁藏书占有重要地位。南北七阁，是指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前四阁位于北方故称之为北四阁，后三阁位于南方称为南三阁。乾隆帝在决定建立北四阁时，为防火、防潮、防虫，曾派人赴宁波了解天一阁的情况。北四阁建筑就是仿照天一阁建造的。文津、文源、文渊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774～1776）建成。文溯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分别建于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1779～1784）。南北七阁都收藏有《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如果说北四阁是皇家藏书楼，一般士子难得阅读的话，南三阁则有不同。乾隆帝认为江浙为人文渊薮（sǒu）之地，为便于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誊录”，乾隆四十七年（1782）下谕，由国家拨款抄录三份《四库全书》，分藏于南三阁。故宫收藏《四库全书荟要》之摛藻堂后来地方官员恐士子翻阅污损，便珍秘保存。乾隆帝又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谕》）。因此，南三阁在传播古代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四库全书总目》中，我们了解到全书共收录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基本上将乾隆时中国主要图书都作了记载。如果再加上《四库未收书提要》及《四库撤毁书提要》所著录的图书，就全面反映了清代前期国家藏书的概貌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帝既对藏书作出过贡献，同时也销毁了一大批图书。最初他销毁的只是晚明人的违碍著述，后来扩大到几乎所有含有排满言词的著作，这样就将明穆宗隆庆元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567～1644）刊刻的2000多种著作销毁了。根据《清代禁书总目四种》的记载，其中违碍者756种，禁书1531种，全毁者146种，抽毁者182种。这些著作大多为记述清兵烧杀抢掠或明朝攻防清军的对策、奏议。著名学者章太炎为此写了《哀焚书》一文，悲愤地抨击了这一文化专制的行为，指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当然统治者终究是禁绝不了图书传播的，到了民国时期，这批被禁销的图书又有上百种被发现。
民国22年排印本
《摛藻堂四库荟要目录》南北七阁保存的《四库全书》，现在仅有四套收藏着，文渊阁藏的《四库全书》曾有残缺，清内务府以文津阁本抄补齐全，现藏于台湾；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于1915年调入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得到妥善保存，成为最完整的一套。文源阁由于在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两套《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被毁。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军攻入杭州，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阁圮书散，后经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冒险收拾，又组织人员三次补抄891种，大体恢复原样。民国22年排印本《摛藻堂四库荟要目录》这套书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免于落入日军之手，由夏定域先生筹划从杭州转浙南，后到贵阳。有一车图书落水，打捞上来，夏先生在贵阳市郊张家祠堂头顶烈日，一本本翻晒，费尽心血。后于1944年再迁至重庆青木关。1946年5月运返杭州，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民国时期补抄时，有些是按原本抄的，当初编纂时窜改、删节之处已照原本改正，因此较原本的《四库全书》更符合古籍的真相，有其独特的价值。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四）明清图书管理机构
明承元制，洪武三年（1370），以秘书监掌管内府书籍。洪武十三年（1380）七月，内府书籍又改翰林院职掌，设典籍二员，从八品，职位低下，致使图书屡有丢失。明代实际上取消了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藏书不过是令别的机构附带管理一下而已。
清沿明制，未设立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翰林院、国子监都有藏书，各自管理。绝大部分书籍藏于宫廷之内，由内务府有关下属机构管理。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建立了四库全书馆，由361个不同等级的人员组成。第二年开始建立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年（1775）文渊阁明代文渊阁明末焚毁，清代重建。民国22年排印本《摛藻堂四库荟要目录》建成，设官兼掌，设领阁事三人总管其事，由协办大学士及掌院学士兼任，直阁事六人同司典掌，这些均由科甲出身的内阁学士、侍讲学士兼任。校理16人，分管注册点验，由庶子、侍读、侍讲、编修等兼任。
二、明清私人藏书激增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私人藏书的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校勘精审的善本书，也以私家所藏为多。明清两代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他们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校勘、鉴别古籍。二是保存古籍。
（一）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明初的私人藏书，以一些藩王为多。他们的藏书既有皇帝赐予的宋元善本，又有他们依仗权势大量搜购与翻刻的图书。像明太祖的儿子周王朱（sù）和宁王朱权都有大量珍籍秘本，宁王朱的五世孙朱睦（jiē），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遗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宗室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朱元璋画像就全国来讲，私人藏书最集中的地区是以江浙为主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明代藏书家，据统计不下数百人。对后来影响较大的约10余家，其中以下几个藏书家和他们的藏书楼最为著名。
宋濂和他的青萝山房：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浙江金华人。他是朱元璋的重臣，明代著名的学者。宋濂藏书始于青年时代，元末避战乱迁居浦江青萝山（今浙江浦江县东），筑室读书，藏书楼称“青萝山房”。战乱中因宋濂藏书置于青萝山中，未受到损失。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道，少时因家贫，无力购书，因此，常借书缮抄，计日以还。寒冬酷暑，仍不懈怠，从不超过借期，故人多将书借他，他得遍观群书。宋濂的藏书达八万卷以上，其中有不少是他亲自缮抄之书。宋濂晚年因长孙宋慎被列入胡惟庸党，全家被贬往四川茂州，宋濂于途中病死。他的“青萝山房”藏书也散失了。
叶盛与菉（lù）竹堂：叶盛（1420～1474），字与中，号蜕庵，江苏昆山人。成年后便访求古书，28岁步入仕途，公务之余，访求、抄录、整理、校勘图书，“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他的官邸十分简单，但总雇有几个抄书人长年为他抄书。每有迁徙，没有什么行李，只有载书的马车和跟随他的抄书人。经过几十年辛勤访求与抄写，到了晚年，他拥有图书4600多册，22700多卷，成为江苏一带最大的藏书家。他曾计划建造一座藏书楼保存其书，并亲自定名为“菉竹堂”，但在他生前未能如愿，死后才由其孙叶恭焕主持建成。叶盛根据自家藏书编成《菉竹堂书目》六卷，著录家藏书二万多卷。叶盛非常珍惜图书，他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若书也。如余昔日之所遇，皆是也。”（《菉竹堂书目序》）由于有了这个认识，他教育子孙对于图书“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xiào），借非其人，亦不孝。”他希望子孙爱护藏书，并不是只藏不用不借，而是要求借得其人，否则图书就容易散失。
范钦与天一阁：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yín）县（今宁波）人。范钦于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他在家乡鄞县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多达七万多卷，为浙东第一。
宁波天一阁
范钦一生嗜好收藏图书。为了搜求图书，他遍访浙江藏书家与书坊，收购异本。他在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等地做官时，广搜图书，抄录善本。使他因书藏丰富而远近闻名。
范钦针对历来对藏书的两大危害天灾（水、火、虫灾）与人祸（管理不严、易遭散佚），制定了有效的措施，叮嘱子孙严格执行。从建筑设计上看，天一阁的修建是相当科学的。“天一”名称取自“天一生水”与“地六成水”之说。天一阁分上下两层，上层喻天，天一生水，不分间，通为一厅；下层喻地，地六成水，所以下层分为六间。为了防潮，图书全部置于上层。楼上前后都有窗户，书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便于通风。书橱中还放有防虫芸草。为了防止书楼遭火，楼前挖有一池塘，用以贮水，并定名“天一池”。这样“天一阁”把防水、防火、防虫，都考虑到了。范钦为保护天一阁，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守阁之约，规定：天一阁“书库门上的钥匙，每房子孙各掌一把，要开库门，必须是各房子孙全到方可；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有读书之志者，就阁读之；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这样就防止了散失之患，且“永无火厄”。这个规定直到1949年，还坚守不渝。故使天一阁藏书保存了400多年，可谓私家藏书史上的一大奇迹。天一阁避免了天灾，但无法完全避免人祸。明末战乱、乾隆帝敕修撰《四库全书》时调书、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宁波，以及中外文化奸商的盗窃，使天一阁遭受不少损失。至1949年初，天一阁藏书只剩下13000多卷了。现在，国家十分重视对天一阁的保护，维修了藏书楼，还陆续收回散失的旧藏3000多卷，并在阁后修建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书库，收藏近年漏贮和征集的古籍。
天一阁宝书楼
王世贞与小酉馆：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yǎn）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史》说他“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19岁中举，22岁中进士，后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嗜书成癖，每遇好书，总想法弄到手。一次，他碰到一部宋刻本《两汉书》，版刻精美，装帧考究，他爱不释手。由于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钱，便用一座庄园来换了这部书。他的同窗好友朱太史藏有《六臣注文选》，极为珍贵，他因无力买进，“每每念及，常以为恨”。王世贞的庄园名为弇州园，园中建有他的藏书楼，名曰“小酉馆”，藏书达三万多卷。除此之外，他另建“尔雅楼”，专藏宋版书；“九友斋”，专藏善本书。
胡应麟与二酉山房：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或明瑞），号石羊生，又称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胡应麟25岁中举，其后科场不第，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藏书、校书和写作上。他10多岁时，随父亲在北京居住，从那时起，就访遍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兰溪，经常典卖家产以购图书，致使父亲留下的家产被他卖光。为了买书，不惜花钱，常常弄得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自己“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寻之故家，求诸绝城，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惫”。他建造“二酉藏书山房”，共收藏图书42384卷。
黄居中、黄虞稷父子与千顷斋：黄居中（1562～1644），字明立，又称海鹤先生，福建晋江（今泉州）人。万历举人，曾任南京国子监监丞。其子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tái），又字楮（chǔ）园，16岁中秀才，后一心埋头书事，不求功名。黄居中一生“锐意藏书，老而弥笃（dǔ）”，收集图书六万多卷，在南京建“千顷斋”用以藏书。黄居中做官的俸禄，除吃穿外，全都用在购书上，著名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他“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黄虞稷根据家藏图书编成《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图书极全，后来黄虞稷参加编纂《明史·艺文志》的工作，他编的书目，事实上成为《明史·艺文志》的草本。
祁承（rǎn）与澹生堂：祁承（1565～1628），字尔光，号夷度，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祁承从小就喜欢图书，早年仕途坎坷，屡试不中，但他爱书之情与藏书之心矢志不渝。每次去杭州或京城，总是遍访书肆。初期藏书逾万卷，其藏书楼载羽堂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因火灾而毁。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在42岁时中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由于经济上的宽裕与活动面的扩展，他的藏书迅速增长，终于藏书10万余卷，并在故乡绍兴梅里建了旷园，在园中建了“澹生堂”作为藏书楼。他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写出了《澹生堂藏书约》。分为《聚书训》、《藏书训略》和《读书训》三篇，分别对图书采访、编目、典藏和阅读进行了论述。《聚书训》、《读书训》主要是记述古人聚书读书的事迹；《藏书训略》分“购书”与“鉴书”两节，提出“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的购书三术和“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的鉴书五法。以及“因、益、通、互”因：因袭四部分类法；益：就是在四部之中适当增加细目；通：将丛书中不同类的著作归四部之中不同类中；互：把内容涉及诸类的图书，互见于各类之中。四个分类要点，为我国古代图书建设作出了贡献。
毛晋与汲古阁：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九。晚年改名毛晋，改字子晋。江苏常熟人。他“通明好古，强记博览”（《毛子晋墓志铭》），从小喜欢读书，抄书，编书。二十四五岁以后，他开始收藏与刻印图书。他收集图书是采取高价购买的办法，据说他家门口贴一告示，申明本户主人购书计页付钱：宋刻本每页200钱；旧抄本每页40钱；时下善本，别家出1000钱，主人出1200钱。因此远近书商纷纷上门，他家居的常熟迎春门外的七星桥一带湖州书舶云集。因而使毛晋收藏了许多宋元时期的善本。杭嘉湖一带是藏书丰富的地区，有许多藏书家。凡买不到的善本，毛晋就寻访借抄。他发明了“影抄”的办法，所谓“影抄”，就是用纸蒙在底本上摹写原书，照原书点画行款，所抄之本与原书无异，保留了原书的面貌。毛晋雇用了很多人为他抄书，清人吴伟业在《汲古阁歌》中写道：
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
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版工。
毛晋藏有大量的影抄本，提高了毛氏藏书的价值。经过近30年的收集，毛晋藏书多达84000余册，分别收藏于他的藏书楼——汲古阁与目耕楼中。毛晋一遇善本便开坊刻印，以广流传。所以《汲古阁歌》说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汲古阁不但是藏书楼名，也是他刻书的书坊名称。为了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在崇祯十四五年（1641～1642），他就卖掉了良田300亩。毛晋刻印的经、史，多为宋元善本，书版几次校正。没有确凿证据者，从不轻易改动。加之所用纸墨精良，装潢考究，故当时有“天下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毛氏”之说。汲古阁藏书后来散失，刻坊10万多块书版后来也损失殆尽，这是非常可惜的。
钱谦益与绛云楼：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东涧遗老等。江苏常熟人。明代进士，官居礼部侍郎，降清后不久便隐居乡间。
钱谦益的诗词、文章“声华炟赫，莫与为比”。他最初求书是为了读书，所以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一般不轻易借人。钱氏购得刘子威等四个藏书家的遗书，又重金收买了赵琦美的脉望馆的全部藏书。到了晚年，他在家乡红豆山庄建造了绛云楼，把平生收藏的书籍，重新整理、编目，装满了73个大书柜，藏于楼中。清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不慎起火，焚毁了钱氏全部藏书，钱谦益痛不欲生，说道：“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宋本汉书跋》）。后来钱谦益将余书赠给族孙钱曾，钱曾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述古堂藏书室，并出版了《述古堂藏书目》。
（二）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明末的许多藏书楼，清朝仍然保留了下来，如常熟的绛云楼、汲古阁，宁波的天一阁，南京的千顷斋，在清初仍负盛名。后来除了天一阁，其他藏书楼或因失火，或因经管不善，藏书逐渐散失。清代中期建的藏书楼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的“士礼居”和“百宋一廛（chán）”，浙江海昌吴骞的“拜经楼”，江苏苏州孙星衍的“平津馆”，浙江杭州汪宪的“振绮堂”、汪启淑的“开万楼”、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户文弨（chāo）的“抱经堂”，浙江嘉兴朱彝尊的“潜采堂”，浙江宁波卢址的“抱经楼”；江苏昆山徐乾学的“传是楼”，北京大兴翁方纲的“三万卷楼”，满族昌龄的“谦益堂”，蒙族法式善的“梧门书屋”，山东历城周永年的“借书园”等。这些藏书家和藏书楼，为保存中国文化，传播知识，作出了贡献，为时人所称道。
清王朝的后期，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各地藏书多有损失。道光以后，私人藏书已不能与乾嘉时期相比。晚清时，有海源阁、铁琴铜剑楼、宋楼和八千卷楼等四大藏书楼值得介绍。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阁主是杨以增（1787～1855）。他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时候，收购了苏州汪士钟艺芸书舍的藏书；后来其子杨绍和（1832～1875）在北京又收购清怡亲王府乐善堂的图书以及其他一些图书，到了其孙杨保彝（1852～1910）时，海源阁达于鼎盛期。杨保彝编的《海源阁书目》，著录藏书经、史、子、集四部3336种，共208300多卷。海源阁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被山东土匪占据，当做司令部，藏书连遭匪劫，后来逐渐散失。海源阁部分藏书分别被国家图书馆和山东图书馆所收购。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楼主是瞿绍基（1772～1836）。瞿绍基祖孙四代，仕途坎坷，隐居乡间访书读书。他们的藏书楼原称恬裕斋，因避光绪载湉音讳，改名“敦裕斋”，后因瞿绍基子瞿镛家珍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把，他的词集称《铁琴铜剑楼词草》，到了瞿绍基孙瞿启甲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印其家藏书目录时，便以“铁琴铜剑楼”称其藏书处了。瞿氏藏书多达10余万卷。铁琴铜剑楼的藏书目录仅著录宋、金、元珍本及稀见抄本（普通书未著录），计有经部82种，史部265种，子部370种，集部525种，共1242种，可见其藏书的价值了。
瞿氏后人刚直不阿，光绪时皇帝曾派侍郎等四人来到铁琴铜剑楼，要想取走一书，并答应封瞿氏后裔三品京堂，赏钱上万，但瞿氏后人不为利禄所动，拿出乾隆赐给恬裕斋的诏书加以推辞，光绪帝因不能违背祖训而作罢。瞿启甲于辛亥革命后，积极倡导公共图书馆事业，并亲自创办常熟公共图书馆，还曾任当时北洋政府时的众议员，后因拒绝曹锟贿选而愤然辞职。抗日战争中，瞿启甲将珍贵善本全部运往上海藏匿，得以完整保存。瞿启甲去世，其子济苍、旭初、凤起三兄弟妥管藏书，尔后全部捐献国家。铁琴铜剑楼图书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瞿氏家族的藏书允许外人入楼阅览，设有阅览室，供应茶水膳食，颇得好评。
浙江归安（今吴兴）陆氏宋楼：创始人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咸丰九年（1859）中举，先任南韶兵备道台，后官至福建盐运使。被参削职归家后，在城东辟潜园，藏书、校书终身。陆心源嗜书成癖，他在任职广东南韶时运回老家图书就有100多箱。时值战乱不少藏书家的藏书流散于社会，陆心源便乘机收购珍籍。到了光绪八年（1882）他收藏图书已达15万卷。陆氏将一个大藏书楼分作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宋楼，另一部分则称“十万卷楼”。“宋”意思是说黄丕烈藏宋版书100部，将其藏书室称为“百宋一廛”。宋楼，表示所藏宋版书倍于黄丕烈。10万卷楼则藏明清刻本与名人手校、手抄本及稿本。另建守先阁藏普通刻本与抄本，对外人开放。
李宗莲在《宋楼藏书志》中指出，宋楼比范氏天一阁藏书还多，宋元善本，宋楼为天一阁的两倍；且天一阁管得太严，而宋楼则让人阅览；另外，宋楼收书选择严格，天一阁收书较杂。总之，他认为宋楼藏书质量和数量都高于天一阁。
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楼主是丁申（？～1880）、丁丙（1832～1899）两兄弟。丁申字竹舟，丁丙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丁氏兄弟二人，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当时有“双丁”之称。
清咸丰十一年（1861）因为战乱，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一日，丁丙在西溪镇购物，发现商店包装纸竟是四库散页。于是兄弟二人四处搜寻捡拾，每天往返数十里，将文澜阁残编运至西溪，经过兄弟二人的努力，搜拾《四库全书》800多捆，随后转运到上海。战乱平息后，又全数运回。经他俩抢救出的《四库全书》共8689册。后因所缺甚多，在光绪八年（1882）又开始进行补抄，先后向省内外很多藏书家借书作底本抄写，历时七年，共补缺书891种，2174页，使文澜阁藏书大体上恢复了原貌。丁氏兄弟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值得称颂。
丁家藏书一万种，计40万卷，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筑了嘉惠堂，内有三个藏书楼：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著录图书达3400种，存目书1500种；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载之书，计8000多种，主要是佛教、道教、小说、戏曲方面的图书；小八千卷楼，又称善本书室，藏有宋元刻本200多种以及精美的明刻本、旧抄本、稿本等2000种。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丙逝世八年后，丁氏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严重。两江总督端方请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荪与丁氏后人洽谈，以75000两银的代价购买这批图书。这批图书后收藏于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内。
（三）明清两代的书院藏书
明洪武元年（1368）曾立洙泗、尼山二书院。此后各地屡有设立。但自嘉靖以后，明朝统治者为了打击政敌，曾三次下令废毁书院。又加之重科举，兴学校，使书院发展缓慢。由于王阳明办龙场书院，主贵阳书院，修濂溪书院，辟稽山书院，明代统治者对书院态度有了些变化。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710所，遍及19个省。
清初，全国书院甚少，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每省设书院一所，由政府拨经费，聘请山长元代书院设山长（实即院长）。清乾隆时改名院长。清末又复原名，学生由各省道员与布政司会同考核。同时放宽对书院的限制，各地纷纷建立书院，据统计，清代书院多达近3000多所。
明清两代书院都有藏书。书院藏书来源，一为私家捐置。如明代洪武初年，江西吉水刘惠庭建仁山书院，“聚古今图书，以待来学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河南襄城李敏设紫云书院“聚书千卷与学者讲习”（《明史·李敏传》）。清代张伯行入闽，建鳌峰书院，“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rèn）其中”（《碑传集》卷一十七）；二为书院购买。清代冯光裕主持贵州贵山书院，“遣人至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碑传集》卷七一）；三为朝廷或地方官府所颁赠。如清乾隆十六年（1751）上谕赐江南（今南京）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清通考》）。此后各省大书院都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以藏朝廷赐书。
至于以钻研经史为主的书院，更重藏书。阮元在杭州和广州先后创设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精舍后被毁，同治五年蒋益沣重建，买四部书1300册作为藏书。学海堂建文澜阁为藏书楼，贮藏很多刻版。广东广雅书院藏书最丰，有43500余册。
三、明清时期的重要书目
（一）国家书目
《文渊阁书目》
明正统六年（1441），由杨士奇主持编修而成。它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首先以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分成20号，每号下分若干橱，橱下再分类，依类登录图书。目录共收图书7200余部，多不著撰者姓名，有册而无卷数，目录学史上对此书目评价不高。
《明史·艺文志》
从汉到宋，历代正史艺文志，基本上都是反映当时政府藏书的官修目录，而《明史·艺文志》只记载明代人的著述。《明史·艺文志》仍取四部分类，每部之下分成35类，共收明人著作4462种，105794卷。这种只收本朝著述的办法，为后来各种增补史志与民国时期撰修的《清史稿·艺文志》所采纳。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
这是清代康熙、雍正两帝先后命陈梦雷及蒋廷锡编制的官修目录。经籍典是将以前历代正志、专史的艺文志、经籍志加以汇总的大型目录，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从先秦至清代2000多年间典籍存亡的丰富资料。它将所收图书分为65类，虽未标出四部之名，但实际上以四部为序。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乾隆帝批准，由《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主持，将所征集的图书“详细校正，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办理四库全书档案》）。根据著录收入图书3461种，79309卷；未收的存目6793种，93550卷。基本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中国古代书籍。总目含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四部前有总序，大小类前都有小序，书附提要，一目了然。由于卷帙太大，乾隆四十九年（1784）仍由纪昀删节提要，不录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二）私家目录
《读书敏求记》
它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专著。作者钱曾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楼绛云楼主人钱谦益的族孙，对于鉴别古本，评定价值有很高的造诣。《读书敏求记》收录634种宋、元精刻本。书以四部为序，经部6类，史部10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共计39类。对于各书次第完缺，古今异同，都加以标明与考订，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笔墨断定雕印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确定版本价值，是一本有价值的善本书目。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精于版本鉴定之学，每得一善本，辄作题跋。光绪时，潘祖荫多方觅求，得黄丕烈所作题跋350篇，以《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为名刊行。该书虽以题跋记的形式出现，但涉及图书的版本、校勘、流传，仍起到目录的作用。
明清两代还有许多著名私家目录，如《菉竹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书目》、《世善堂书目》、《红雨楼书目》、《传是楼书目》、《振倚堂书目》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四、敦煌藏书西流与宋楼藏书东渡
清末随着国力的衰落，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在文化方面也不断进行盗窃与掠夺。敦煌藏书西流与宋楼藏书东渡就是例证。
（一）敦煌藏书的西流
甘肃敦煌鸣沙山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石窟藏两晋至宋初写本书籍甚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洞藏暴露，使其中珍贵的藏书和遗画为道士王元箓（lù）发现。
莫高窟
窟中收藏儒家、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的经典以及史籍、文牒、契约、簿录等约二万余轴。英国汉学家匈牙利人斯坦因得知这一消息，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来到敦煌，设法将其精品570种，窃往英国。之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美国汉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俄国汉学家鄂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相继前来敦煌盗窃图书文物。
其中伯希和盗买5000件，路过北京，我国学者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前去观看，罗振玉将伯希和所盗敦煌图籍编成《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鸣沙石室逸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刊行。日本人橘瑞超也闻风而至，窃得400轴，吉川小一郎亦得百余轴。外国人盗买中国珍贵图书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舆论大哗。在人民的压力下，清政府学部遂于宣统元年（1909）命陕甘总督派人将敦煌图书文物残卷（约8000余轴），全数解呈北京，收藏于京师图书馆。1922年由陈垣主持，俞泽箴参与，编制了《敦煌劫余录》。被外国人窃走的大部分书籍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图书馆。
（二）宋楼藏书东渡
宋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它的藏书总数量比天一阁还多，约有15万卷（天一阁著录仅五万多卷）。而善本书为天一阁的两倍，无论数量与质量都高于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日本汉学家岛田翰，笃嗜中国古籍，在光绪三十一、二年（1905～1906），曾数次到我国，登楼看书，十分垂涎。这时正值宋楼主人陆心源的儿子陆树藩家道中落，经济困难。岛田竭力怂恿陆树藩把宋楼藏书卖给日本。最初陆树藩索银50万两，经过岛田讨价还价，1907年4月最终以10万两银的价钱，卖给了岩崎弥之助，不久宋楼全部图书载舶东渡，成为日本东京嘉静堂文库的藏书。清末学者王仪通为宋楼事件所吟十二首诗中写道：
三岛于今有酉山，三岛，指日本。酉山，相传周穆王藏书于此，这里指中国古籍收藏处。
海涛东去待西还；
愁闻白发谈天宝，
望赎文姬返汉关！
充分表达了爱国学者的沉痛心情，盼望有朝一日，宋楼典籍重返祖国。
五、明清时期藏书的流通
明清因袭宋元以来的制度，除内府藏书外，许多官家藏书对士子开放。明代国子监及地方各府州及学校藏书可供生员阅览。这种官书，常印有“某某学官书，许生员观看，不许带出校门”等字样。乾隆画像但文渊阁的藏书是不许一般人借阅的，官员奉诏备做顾问时才可动用文渊阁藏书。清代在《四库全书》编就后，经乾隆批准，南三阁即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与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及翰林院之副本曾一度对士子开放。但控制很严，能够看到藏书的只是少数人。至于朝廷对各地官学及书院的赐书，士子接触就比较多了。
明清藏书家对于图书是重藏轻用，这个思想对于图书的流通是不利的。如著名的天一阁藏书就不许外人借阅。祁承的澹生堂藏书规定“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看，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澹生堂书约》）。当然也有少数藏书家愿意外借，如江阴李鹗翀（chōnɡ）与吴县杨循吉认为“天下好书，当天下读书人共之”，但这种人在藏书家中为数不多。另外，在藏书家之间相互借阅、借抄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也是一种藏书流通的方式。
值得提出的是，山东历城的周永年（1730～1791），乾隆时进士，曾参加《四库全书》的纂修。他曾提出“儒藏说”，主张“将天下图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让无力购书的“寒士”使用。还建议由各地官府、富户出面，建立义学义田，接受捐书捐款，免费供给各地寒士学读。他还身体力行，亲自置买土地，建立“借书园”，将自己五万余卷藏书移入其中，其好友曲阜桂馥也将藏书捐入，一时传为佳话。周永年死后，借书园也解散了。周永年的思想和事业在中国藏书史上是值得歌颂的，他无疑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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