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雕版印刷的普及与活字印刷的发明

    宋元两代是我国藏书史上的极其重要的时期。宋元刻本，历来为藏书家们所珍视。因为其时间较古，校勘较细，装帧精美。

    （一）雕版印刷之盛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四年（963）命窦仪等重新修订后周《刑统》，模印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的法律书，也是北宋官方印书之始。北宋初年朝廷组织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1000卷的大型图书，又编纂了500卷的《太平广记》，这些书的编成与印制，把印刷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宋代的刻本出于不同渠道，有官刻、私刻与坊刻之分。官刻，是指政府刻书，包括中央各殿院、监司与地方省、州、府、县等的刻书。私刻，是指私人出钱刻印的书，这些书一般都经人校订，质量较高。坊刻，是指一般书商的刻书。宋代刻书以开封、成都、杭州、建阳（今福建建阳）等地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刻印图书范围包括经、史、子、集及应试书、日用书等。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在成都开始雕刻全部汉文大藏经，至宋太宗赵炅（jiǒnɡ）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历时12年。共13万版，5048卷，480函，因开雕的年代为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印刷的佛教总集。在此之后，宋徽宗赵佶政和年间（1111～1118）第一次雕印了我国道教总集——《万寿道藏》。

    （二）活字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虽然比以往写本的图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但它毕竟是雕刻费时费工，版片笨重，保管不便，因此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出现了活字印刷。沈括《梦溪笔谈·技艺门》记载：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后世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

    这就是最早的活字印刷，大约比德国古登堡（J.G.Gutenberg，1394？～1468）于1450年前后使用铅活字早了400多年。元代王祯（1295～1300），在毕升泥活字基础上，制成了木活字，并于大德二年（1298）排印了《旌德县志》。到了明、清，用铜活字或木活字，印刷了大量的图书。

    二、宋元时期的藏书

    宋元时期藏书大体可分为政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三个系统。

    （一）国家藏书

    北宋接受后周藏书13000余卷，后又陆续从其他地区收缴一些图书。除此之外，北宋初期还在民间征集图书。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宋仁宗赵祯和徽宗赵佶都分别下诏求书，多次按唐朝目录公布国家缺书目录，并规定了优厚的奖励办法：献书多的量才给官，献书少的从优给价；不愿献出的，国家可以借抄。另外，规定各地必须送缴新出版的图书。由于有了这几项实际的措施，北宋的国家藏书增长很快。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最盛时藏书达到6705部，总计73877卷。

    公元1127年，金国攻陷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同年，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即位，第二年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北宋灭亡使其160年积蓄的图书损失惨重。所谓“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无有”（王明清《挥麈（zhǔ）后录》）。

    南宋建立后，当局大力搜集图书。首先搜集北宋以来的实录、会要、国史、宝训等以补全北宋以来的重要典籍。

    南宋政府还注意真迹与善本的收藏，凡献的图书，先交秘书省甄别，确认为善本时方可收下。

    经过南宋政府努力收集，国家藏书骤增到9819部，119972卷。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1276）灭南宋，建立元朝，接收了金和南宋的国家藏书。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和元惠帝至正年间（1341～1368）分别下诏在江南征集图书，但收效甚微。

    北宋初年，国家藏书处有三馆：史馆（掌编修国史、历书及图籍之事）、昭文馆与集贤院（掌管四库图书修写、校雠之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设立了崇文院，作为管理图书的总机构，并以三馆之书充实之。与此同时，还将三馆藏书万余卷，另设书库，称之为“秘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与秘阁统称为“四馆”，是国家藏书中心。此外，政府还在国子监、学士院置有藏书；宫内图书则分藏于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等处。宋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崇文院及四馆的人员称之为馆职，四馆的负责人称为直馆事（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馆长），校理、校勘等人员，也颇受朝廷的重视，且升迁比较快。藏书实行分库管理制度，管理书库的人称之为库子。南宋大体上沿袭北宋制度。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正式建秘书省，主管图书典籍，未设集贤院、昭文馆，重要的图书藏于秘阁，一般图书藏于秘书省书库。书库分经、史、子、集库各五间七橱。秘书省统理有关事务。

    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序》所述，元代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9）设置机构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及阴阳五行禁书。及灭宋平金后，“曲章图籍，皆归秘府秘书省又称秘府。”。元初建立了兴文署，专管印刷出版工作，隶属于翰林国史院，后来撤销。另设有艺林库主管图书典藏工作，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

    （二）私人藏书

    宋代因雕版、活字印刷的兴盛，图书印制较易，图书数量大增，使宋代成为我国私人藏书的极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曾任参知政事（副相）的宋绶（991～1040）及其子宋敏求（1019～1079）藏书多达三万卷。不少士大夫为便于去宋家借阅图书，往往在他家住的汴京春明坊一带租房住下，由于租房人多，致使这一带的房租比别的地方贵出一倍。曾任秘书监少监（秘书省副长官）的王钦臣，藏书43000卷。江陵人田伟的博古堂藏书37000余卷，宋徽宗下诏求书时，他就献了三馆所缺图书1000卷。宋英宗的兄弟荣王宗绰，藏书多达七万余卷。著名学者李昉（925～996）、欧阳修（1007～1072）、著名女词人李清照（1084～1151）与其丈夫赵明诚（1081～1129）亦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藏书家。赵明诚、李清照二人省吃俭用，搜集图书，将许多亡书逸史与少见之书借来，自己抄写下来，妥加收藏。建炎元年（1127）为避金人骚扰，李清照夫妇南下时只将精萃金石、古籍15车南迁。以后，李清照多次逃难，南迁的文物、古籍相继散失。著名藏书家有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江苏吴县人，20岁中进士，历任尚书右丞等官，生平喜好藏书。宋代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南渡后，唯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南宋绍兴初年，枢密院编修官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zhì）与他的两个儿子王廉清、王明清共同收藏图书几万卷。王铚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的后裔，其父王萃，也是个藏书家。后来王明清利用其父留下的资料写成笔记《挥麈录》，记载了宋代政事与制度。著名学者晁公武、尤袤、郑樵、陈振孙藏书都很多，他们不仅收藏图书，而且根据自己的藏书分别编成《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为我国藏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私人藏书大多为汉人，著名的藏书家有庄肃、元好问、张思明、汪惟正以及契丹族学者耶律楚材（1190～1244）等人。庄肃，字恭叔，原为南宋秘书小吏，宋亡后乡居不仕，聚书八万卷。元惠宗于至正年间（1341～1368）诏求遗书，曾派学士危素前往选书，这时庄肃已死，他的后人怕藏有禁书，于是将书焚毁，危素只得图书500卷。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文学家，收藏大量图书。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蒙古人南下，为了保存图书，把几千册善本藏入夹墙。后来为躲战乱，他将珍贵善本与常读之书1000多册，装了满满两车，由太原启程南渡黄河，到了福昌（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因潼关失守，再度南逃，不料途中住宿失火，两车书均被焚毁。史载，张思明藏书亦达37000余卷。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颇爱藏书，《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死后留有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数千卷。

    （三）书院藏书

    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719所，北宋只有几十所，南宋有数百所。其中最著名有六大书院，即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苏金坛的茅山书院。宋代各大书院多得朝廷或地方州府赐书与赠书，如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赐书白鹿洞书院，太宗于至道二年（996）赐书嵩阳书院，真宗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书岳麓书院等。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除获赐国子监本《九经》注疏外，又向各处征书。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潭州守李允为岳麓书院建一书楼，以安置书院藏书。书院一般藏书较多。如曾任南宋秘书监的魏了翁（字鹤山）在家乡四川蒲江设立的鹤山书院，藏书就达10万卷之多。

    元代政府对办书院采取鼓励政策，宋灭元兴，许多汉人儒士不仕，多退而建书院讲学，有的致仕后亦兴办书院，致使书院大兴。《续通考》载元代书院只有41所，实际未记载的数倍于此。据统计元代新建书院211所，复兴的56所，改建的19所，共计296所。元代统治者提倡建书院的目的是把读书人引入读书做官的利禄之途，好受其控制。对于元代书院的藏书，因缺乏史料记载，无从多述。

    （四）采书八法

    随着藏书的迅速发展，藏书的指导原则被提上日程，采集图书则是藏书建设的首要问题。如何使自己采集的图书较全较优是各个藏书机构与藏书家十分注意的事情。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明确地提出采集图书的八种方法：即类以求（在同类书中选优）、旁类以求（从旁类中鉴别选择）、因地以求（依不同地域求书）、因家以求（从不同学派求书）、求之公（从国家出版物中选书）、求之私（从民间刻家与印刷作坊求书）、因人以求（从不同的学问家、藏书家求书）、因代以求（从不同的时代求书）。这些方法是郑樵在印刷事业兴盛、出版物品类繁多的具体情况下提出的，是适时、有效的办法，也是对宋代藏书建设实践的总结，是十分可贵的理论概括，推动了尔后中国的藏书建设。

    三、图书的分类与书目

    （一）郑樵的目录学思想

    郑樵，字渔仲，福建莆田人，又称夹漈（jì）先生，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为宋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平生嗜书，遇书必看，尽兴乃去。郑樵撰《通志》200卷，其中《校雠略》表达了他的目录学理论，《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体现了其分类的原则。

    郑樵认为，“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就是说，如果没有编制图书的方法（即分类法），怎么能够记载与著录图书呢！他提出图书分类应以学术类别为基础。强调“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要详明图书类别，就要剖析学术源流。图书分类“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郑樵强调以学术类别分类的主张对之后我国目录学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郑樵创造了全新的12类分类法，将古今图书划分成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12类。12类下的第二类目称为“家”，共有157个，再下的第三类目称为“种”，共282个。郑樵把原来的四部分类变成12类分类了。原来的经、史、子都保留，并把礼、乐、小学从经部提出，把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等从子部提出，改集部为文部。这些变化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框框，是依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总结而成的。这种大胆的尝试是可贵的，但12类分类与四部分类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差别，加上四部分类简便易行，年代久远，已为人们所熟悉，故郑樵的分类法并未推行开来。

    （二）重要的书目

    1.官修书目

    《崇文总目》66卷，是记载北宋国家藏书的官修目录，由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于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编成。总目仿唐代《群书四部录》的体例，注录崇文院三馆、秘阁图书3069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45类。其中经部9类，史部13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史部特设“目录”类，在子部把佛经、道藏列为两个类目，能全面反映北宋的图书全貌。

    《中兴馆阁书目》70卷，由陈（kuí）等仿《崇文总目》在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编成，收录图书44486卷。后又有张攀等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编成《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共收录图书14943卷。

    根据宋制，国史亦有艺文志，据官修目录编成。每类有序，每书有解题，开创了编写当代史志目录的先例。这类当代史志目录共有四个：

    《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国史艺文志》，吕夷简等编，共收国家藏书39142卷。

    《两朝（仁宗、英宗）国史艺文志》，王珪等编，共收图书8446卷。

    《四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国史艺文志》，李焘等编，共收录图书26289卷。

    《中兴国史艺文志》，著录了南宋时期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图书59429卷。

    《宋史·艺文志》为元代脱脱主持编纂。主要根据以上所列的四部宋代国史艺文志，删其重复、增补宋宁宗嘉定以后的新书汇辑而成。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7类，集部4类，共44类。著录图书119972卷。

    2.私家藏书目录

    宋代私人藏书盛行，因此不少藏书家编制自家的藏书目录，这种目录有书可考的约在30种以上。现在仍然流传的、最为重要的当属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的辑佚本。

    《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1105～1180），山东巨野人，晁氏世居汴京昭德坊，又称昭德先生。因避靖康之难，随父晁冲之入蜀。后中进士并任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井度晚年将50箧图书交晁公武，加上晁公武的个人收藏，除去重复，共有24500卷。晁公武在荥州（今四川乐山）做官，写书于郡斋，所以书名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采取四部分类法，即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7类，集部3类，总计43类。每部之前有大序，亦称总论。每类有小序，写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解题当中。每书有提要，多所考订。它所著录的图书不少为《宋史·艺文志》所未见。另外还著录了500多种现在已佚亡的图书，对于今天古典文献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郡斋读书志》的目录体系与考订论辨有较高的水平，它是历代目录学著作中体例最为完善的一种。

    《郡斋读书志》在南宋时就有衢本和袁本两个本子，清代学者王先谦依衢本分卷又将两个本子合刊校勘，并附上赵希弁的《附志》所列的《郡斋读书志》问世后100年间编写的480种图书书目，成为记载宋代图书最完整的书目。

    《直斋书录解题》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卒年不详。陈氏20多岁开始做官，50多岁升任国子监司业。他为官30多年，积累了51180卷图书。据周密《齐东野语》称：“近年唯直斋陈氏书最多”。他的这个藏书数目比国家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目》所载书目之和59429卷只少800来卷，收书数目十分接近，可见《直斋书录解题》收藏之多。而且它所著录的许多珍本善本，藏书质量很高，是国家书目没有的。

    陈振孙收集图书常冒犯时忌，辗转追踪，不遗余力。例如南宋文学家周必大的《周益公集》中《奉诏集》、《恩陵录》等卷，官方禁印，很难寻到，陈振孙几经周折借到私刻本，全数抄录。唐人所撰《造化权舆》不见著录，陈振孙访求多年，终于在别人收藏的《天庆道藏》一书中发现，遂立即辑抄，成为单行本。

    《直斋书录解题》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二级类目为53个：经部10类，史部16类，子部20类，集部7类。没有总序与大部类序。在53类中仅七个类目有小序，这七个序是在类目设置上需要做特别说明时才增加的。每类之下，著录书名、卷帙、撰者、版本以及品评等项。它介绍图书内容，评介人物，记述了选材范围，标示编纂时间及版本，开创解题目录之先河，为以后目录学家所沿用。

    《直斋书录解题》原书56卷，早已佚亡。现在通行本是清《四库全书》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22卷本。

    四宋元时期的图书流通

    北宋时国家藏书与私人藏书，多对读者开放。宫廷内府藏书对皇室宗族开放，政府藏书对官吏开放。在科举考试殿试时，集贤书库负责提供图书。至于大臣子弟与官吏因工作需要在政府藏书的馆阁查阅图书资料，已属常见。《宋史·沈括传》记载，沈括在与辽国萧禧交涉黄蒐山（今山西浑源县）归属问题，曾去查阅不少图书档案，谈判中“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馆阁图书为了应付外借，如现在一些大图书馆一样，设有外借书库，其他书库所藏图书不得外借。《中兴典故汇记》卷三记载，负责借书的人称“库子”，借书手续有“单子”，在“监门”处检查后放行。《天禄琳琅后编》卷二载，宋版《大易粹言》卷末纸背有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必须爱护。损坏缺损，典掌者不许收也。”由此可见国子监崇文阁的图书是可以借阅的。

    既然国家藏书可以借阅，那么缮抄官书也必然产生，这就使得图书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人们可以通过私借辗转相传，流通渠道大开。但馆阁藏书因此也遗失严重。所以沈括《梦溪笔谈》称：“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

    至于宋代私人藏书家的图书流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元代秘书监所藏图书是可以供大臣与部属阅读的。元代每逢夏天，皇帝要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一带）避暑，丞相率百官相随，秘书监还要带一批图书跟随以备阅览。元代私人藏书也是可以借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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