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汉的藏书及其机构的建立
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在丞相萧何的主持下建成未央宫。与此同时，在正殿北面修建三座藏书楼：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作为专用的皇家藏书楼。在这三座藏书楼建成后，萧何将灭秦时在咸阳收得的秦代书籍置于其中，作为汉初第一批皇家图书而入藏。所以后来“石渠”、“天禄”则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如清乾隆时将宫内所藏善本图书编成书目，称《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内府所藏书画、名迹，为《石渠宝笈》。为了防火、防潮，在藏书楼中用石块砌成“石室”，书柜是用铜镶边的柜子，称之为“金匮”。
汉武帝时由于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图书增加很快，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汉武帝进一步“建藏书之策，置写书（指缮写图书）之官”，除了萧何修建的石渠等三阁放置从咸阳收集的秦代藏书外，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画像引刘歆《七略》称，当时藏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说明：宫内在石渠、天禄、麒麟、延阁、广内、秘室六处等有藏书；宫外主管礼制、修史、授学的太常、太史、博士等所在的机构也有藏书。不仅如此，西汉时期规定了御史大夫（副丞相）的助手御史中丞是既掌管监察，又管理图书的主要官员。因此，御史官署所在地——兰台也成为朝廷的另一个重要藏书处所了。
西汉时国家藏书的总数量，根据刘向父子校定编目的数字为13269篇卷，其中六艺类3123篇，诸子类4324篇，诗赋类1318篇，兵书类790篇，术数类（占卦）2528卷，方技类（医药）868卷，加上不同写本与残本就数量更大，多达33090卷。
西汉末年，发生王莽篡权，引起政治动乱，藏书受到很大损失。公元25年，刘秀取得政权，建立了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初期的几位皇帝，崇儒尚文，重视图书收藏。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光武帝曾从长安运来书籍2000余车，后经过明、章两帝近30年的经营，国家藏书有了较大的增长，达到原有藏书的三倍，计有6000车图书。这么多的书籍，除收藏于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等处外，还在宣明殿和辟雍（皇族读书处）以及鸿都设在洛阳鸿都门的官学。等处也藏有大量缣帛图书。西汉时虽设有管理图书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太常、太史等官职，但他们都是从事监察、礼宾与史官工作，只是兼管图书。东汉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设立秘书监，成为管理图籍的专门机构，以后历代各朝都设此机构（明、清除外）。东汉管理图书的职官有兰台令史、东观郎、校书郎以及秘书监等，《汉书》的撰写者班固当时任兰台令史。正是有了专门性的图书管理机构与专职官员，才使图书管理与图书整理工作走向正规化。
东汉国家藏书由于《后汉书》中没有艺文志，所以很难得以精确地统计。清代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对东汉图书目录记载分为内外篇，内篇有“六艺志”、“记传志”、“子兵志”、“文翰志”、“数术志”、“方技志”；外篇为“道佛志”。其中章、篇、卷数可考者81章1790篇，2321卷；不可考者208部，占全部藏书的绝大部分。尽管这是些大约的数字，从中也可看出东汉的藏书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藏书控制很严，除太常、太史、博士等官外，其他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否则给予严厉的制裁。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为此苏昌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因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象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侯王掌握。可见汉朝统治者所以十分严格控制图书流通，是为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皇权，以防诸侯王谋反。
至于民间私人藏书，至汉惠帝四年（前191）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后，才成为合法之事。在此之前，民间藏书都以隐匿形式保存，因此藏书者不多。
在两汉，由于简册书写与收藏不便，加上缣帛之书昂贵，故私人大量藏书者并不多，能够大量收藏图书的首先是有权和富有的诸侯王，比较著名的收藏者有淮南王刘安与河间献王刘德。献王曾步朝廷之后，向民间高价征书，“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就是请人精抄一份，把正本留下，抄本归还原主，于是四方人士纷纷献书。献王所得到的大都是古文先秦旧书，致使刘德的藏书与皇家藏书数量相差无几。西汉的私人藏书家中有些是官宦学者，如刘向父子、班斿、卜圭，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东汉时最有名的藏书家是蔡邕（132～192），据史书记载，他是我国第一位藏书近万卷的藏书家。
当时私人图书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赐书，如西汉末班斿，东汉窦融都曾得到皇帝的赐书；二是私相授受，如蔡邕亲自赠给王粲（càn）“数千卷书籍”；三是由书店采购而来。随着经济文化发展，人们对书籍需求量增加，已出现专门买卖书籍的书肆。在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前53～后18）的《法言·吾子》中已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的记载。《后汉书》也说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汉代既有国家藏书，又有私人藏书。图书既有典藏，又有流通；图书来源既有赠赐，又有购买。那时藏书达到很高的水平。
二、两汉的征书与献书
汉初，虽然秦王朝已被推翻，但焚书令并未废除，汉惠帝刘盈时（前194～前188年在位），才正式废除了秦始皇所规定的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令，使讲学、著书与藏书又开始在民间兴起。西汉王朝鉴于国家藏书甚少，开始大量收集图书。《汉书·艺文志》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号召百姓把家藏图书献给政府。《汉志·乐经》记载，汉文帝时，有个曾在战国时魏国做过乐师的叫窦公的人，就将自己收藏的《周礼·大司乐》献了出来，使人们对于古代乐理有了了解。西汉经过“文景之治”，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力有所增强，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达于极盛。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加强思想统治。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将儒学确立为指导思想。诸子之学虽经秦代焚书，在民间仍不断流传，诸子著作也散传于各地。汉武帝既要实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就要了解全国的图书文献状况，进行校定和整理，并禁止一些图书流传。为此，在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命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大合天下之书。这一措施首先得到河间献王刘德的响应，他将所藏《乐记》、《礼》、《古礼》及《毛诗故训传》等书献出。由于政府图书征集面十分广泛，国家藏书大量增加，图籍“积如丘山”。此后百年，由于藏书制度不够完善，国家藏书又有散失。汉成帝于河平三年（前26）又命礼宾官员陈农为使，到各地去征集图书，这是西汉第二次下令征书。与此同时，成帝又下令将收集到的图书加以整理，校雠定本，为文化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动乱不止，长安大火，使宫内藏书化为灰烬。东汉初建，光武帝刘秀为了取得儒生的支持，进行了“先访儒雅，采求阙（quē）文，补缀漏逸”的图书收集工作，据《后汉书·儒林传》说，原先许多携书逃遁的人，这时“云会京师”，向政府献书。明帝时，据《论衡·佚文篇》说，曾“诏求亡失，购募以金”。章、和二帝继续明帝刘庄的政策，并十分关心藏书情况，“数幸东观览阅书林”，从而使东汉的国家藏书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中国的第一个国家书目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而藏匿的书简，在汉武帝下征书令后，不少从地窖、墙壁和山中被发掘出来，因埋藏日久，简编断朽，错乱脱落；另外，同一种书籍，版本很多，“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chuǎn）驳，不可胜言”《书》分为二，指今、古文《尚书》；《诗》分为三，指《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论语》有齐《论语》、鲁《论语》，还有古文《论语》；《春秋》古文的有《左传》，今文的有《公羊传》和《穀梁传》。（《隋书·经籍志》）。因此，亟须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和编目。
汉初，就开始了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的需要，整理和编制了军事图书，《汉志》就有“军政杨仆捃摭（jùn zhí）遗逸，纪奏《兵录》”的记载。这个目录虽然不完备，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目录，值得一提。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刘向工作了19年就死去了，汉哀帝刘欣命刘向之子刘歆（约前50～23）继续完成这个工作。经过长期的工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书目的开创之作——《别录》和《七略》。这两部官修目录不仅为中国的图书事业打下了基础，而且给历代中国目录学和藏书管理工作以深远的影响。
管子像《别录》亦称《刘向别录》，确切地说它是校订定本的一个记录。当时的书籍十分混乱，每一种书都有若干不同的写本，不少篇目都不相同。刘向的工作就是首先用多种写本核定篇目，然后选较好的本子为正本，参阅其他本子进行校正，再写出每篇的提要（叙录），说明整理或编辑过程以及内容大意。最后一道程序是誊抄定稿。例如《管子》一书，刘向用了国家藏书389篇，民间藏书175篇，剔除重复，校订为86篇。又如《荀子》一书，在刘向之前并没有成书，只有荀子及其后学所写的许多论文，经刘向校定之后冠以《荀卿新书》，就成了现在的《荀子》。《别录》一共校定图书13000多卷，开拓了古代藏书史的新篇章。
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刘歆据刘向等人所编叙录，编出图书分类总目录，名叫《七略》，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分为辑略（六大类目录之总序）、六艺略（经书类）、诸子略（各学派的著作）、诗赋略（文学类）、兵书略（军事著作）、术数略（占卜类）、方技略（医药类）。在总编过程中，每一类别都写序言和书名目录。在六大类下分为38小类，603个细类。在图书分类中，《七略》分类是世界上最早的、较为系统和科学的分类，比德国在1545年提出的万象分类法早1500年。
《别录》与《七略》两部书都是书目，《别录》是将所整理的藏书每部都写一个提要，说明这部书的整理过程，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思想、该书内容概要，以及对该书的评价。《七略》只列书名和作者姓名，没有叙录，可以说《七略》是《别录》的节本。《别录》与《七略》在唐末五代时期失传，但是《七略》的基本部分在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里被保存下来，只是辑略部分在《艺文志》中被删去。
东汉时期，负责图书管理工作的兰台令史班固在其撰写的《汉书·艺文志》中，专门记载了西汉图书的总目录，为后人提供了该时期的图书名称。从藏书史角度而言，《汉书·艺文志》是目录学新形式——史志目录的起点。所谓史志目录系指在历史书中加上目录部分。从此《艺文志》或《经籍志》载入正史，更便于研究各时代的藏书历史。《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传统，又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如《汉书·艺文志》对《七略》图书分类与归属，则有“出入”、“入”和“省”三种处理办法。“出入”系指从别的类中剔去而收入此类；“入”则是指《七略》中未收录的要加入，“省”指在重复的应删掉。《汉书·艺文志》不仅仅是中国史志目录的创始，而且承上启下，成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
四、石渠阁会议与《熹平石经》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思想被推崇为正统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孔子和儒家学派的观点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孔子学说微言大义，学者们只能根据经书，予以阐发。这在当时被称作“引经断事”，不仅学术上如此，而且许多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疑难问题，也乞求于儒家经典。因此皇帝对经书的收藏异常重视。据《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有一叫张延平的男子，到皇宫自称是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昭帝命丞相、御史等前去辨认。京城长安官民闻讯，数万人前去围观，朝野惊恐。事关重大，京兆尹隽不疑援引《春秋》经文，断然将张延年逮捕，解决了事端。有人问他：“真假不辨怎能抓人呢？”隽不疑说：“《春秋》记载，昔日卫灵公太子蒯聩（kuì）得罪了灵公跑至晋国。后来灵公死了，蒯聩之子辄嗣位，晋国欲立蒯聩为君，聩自行返卫，辄拒而不纳。以《春秋》的论断对照现在：卫太子得罪了先帝（指汉武帝），逃出而不就死，今天跑回来，是个罪人，故把他送入狱。”后来经审讯，张延年确系假冒，结果被处死。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为了讨论《五经》的异同，在国家藏书处石渠阁召开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石渠阁会议。会议搞出《〈五经〉杂议》18篇，《〈书〉议奏》42篇，《〈礼〉议奏》38篇，《〈春秋〉议奏》39篇，《〈论语〉议奏》18篇，统一了对《五经》的解释。会议之后将这些篇籍向全国颁行并由国家藏书馆收藏。这些篇籍现已散佚，只有残篇留世。
东汉为确定标准经文，特意刻写了《熹平石经》。刻石风气在西汉已十分流行，碑、碣、摩崖都很多。《五经》既是国家仕进考试的科目，政治上又多“引经断事”，因此经文的准确性愈显重要。虽经西汉石渠阁会议的统一，《五经》的今古文之争仍旧很激烈。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民间仍有不少人坚持古文，甚至有人用贿赂的办法，要求国家藏书处的兰台修改所藏经文，以符合其私藏经文。特别是刘歆鼓吹的古文经学，成为王莽代汉自立与托古改制的根据，确立标准的今文经本已十分迫切。《熹平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汉灵帝刘宏在熹平四年（175），为确定今文经本，命蔡邕把《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典，用朱笔写在石碑上，让石工雕刻，历时八年完成，矗立于当时鸿都门的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石经刻成后，每天到碑前观看、核抄经文的士人学子的车子常达千辆。《熹平石经》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所写，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因改朝换代，岁月久远，现已完全毁坏，只剩下发掘出来的少量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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