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与龙

    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的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不但全世界的华族都熟悉“龙”这种形象，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也从“龙”这个标记中知道它和中国的密切联系。这些事情，真可以说是十分微妙了。

    然而什么是龙？哪里有龙？

    一般人心目中的龙，和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心目中的龙，完全是两回事。

    龙在中国这片大陆上，上古时代，的确曾经有过古生物学家心目中的“龙”，山东的莱阳、云南的禄丰、黑龙江的嘉萨等地，新中国成立后都曾发掘过完整的恐龙化石。我国是保存完整恐龙化石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洪荒时代这些曾经在亚洲大陆上纵横逞威的大爬行动物，和今天人们心目中的腾云驾雾的龙完全是两回事。恐龙生长在“中生代”距今1亿年以上，那时不但还没有人类，而且连人类始祖的猿类也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时期，只出现一些有袋类的哺乳动物。等到原始人类出现的时候，恐龙早已在地球绝迹，只在地层里留下它们骸骨的化石罢了。

    那么，本来在生物界全无踪迹的中国式的龙，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了今天，仍然到处都可以看到“龙”，龙的雕刻，龙的绘画，龙的器皿，龙的装饰，龙的旗帜。端午节划龙舟，元宵节玩龙灯。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有一首歌曾风靡了台湾和大陆，名字就叫《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严格地说，这是一个历史学、民俗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最精辟的，无过于闻一多先生了。他的3篇作品《伏羲考》、《龙风》和《端午考》有力地解释了3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龙的形象是怎样形成的？龙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为什么这样有势力？它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帝王的符瑞？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总之龙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混合体。

    龙的传说历史久远。从殷契甲骨文出现结构完备的“龙”字，迄今已3000多年，而出现龙的图案和传说就更早得多了，它可以一直上溯到遥远的史前文化。相传在“感天而生”的上古时代，有女登感“神龙”生炎帝、附宝感“北斗”生黄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的故事。除了神龙、赤龙外，属于伏羲氏系统的还有长龙氏、居龙氏、降龙氏、潜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白龙氏、墨龙氏、飞龙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龙氏”，与后来《山海经》中所说的“龙身而人面”、“人首蛇身”的诸神，实际上都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族徽图腾。这种“炎裔黄胄”之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从龙的造型中，我们可以揣摩到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斗争和联合，以蛇为图腾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逐渐形成华夏大氏族。它的图腾也兼取被融合、吞并了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图腾，譬如：鸟图腾、马图腾、鹿图腾、牛图腾、鱼图腾等。最后拼合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龙”体现着华夏各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着无限强大的生命力，变幻莫测，气象万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遁地入海，它无坚不摧，不可战胜。它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无可估量的创造力的象征吗？

    龙的形象，已经越过历史的门限，跨进现代社会来了。现在，这么一个头角峥嵘、矫健活泼的龙的形象，不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象征，而且，进而跨越国界，成为全地球华族人士的符号。过去，神话在支配人，现在，人在欣赏神话。过去，人匍匐在龙的图腾之下，现在，龙的形象增添了人间的生活情趣。

    “中国”探源

    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5种不同含义：①京师，即首都；②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③中原地区；④国内、内地；⑤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彼此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当然，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他们的国号都不叫“中国”。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北京。

    中国的别称

    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其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邹衍的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

    华：古同“花”，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作华。《左传疏》：“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另一种说法是：“华”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作华。还有一种说法，华是由我国古称华夏省简称而来。“华”作为中国的简称，历史悠久。

    诸华：由于周朝人自称为华，所以周王朝分封的中原许多诸侯国，就称作诸华。晋代杜预为《春秋左传》作的注解上说：“诸华，中国也。”

    中华：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即中国，“华”是华夏族的简称。唐代韩渥诗：“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和“外国”对用。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夏：在古代有“大”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史记·夏本纪》：“禹封国号为夏。”后来人们就常用“夏”来称呼中国。

    华夏：商朝时，由于实行了裕民政治，政治与文化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商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

    诸夏：此称类似“诸华”，开始是指华夏民族各诸侯国，统一以后用来称呼中国。

    中夏·方夏·函夏：都是有关中国的代称。中夏，《后汉书》：“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此后，中夏即指中国。函夏，《汉书》：“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晋朝张景阳《七命》：“王猷四塞，函夏谧宁。”

    禹城·禹迹·禹甸：相传古代洪水滔天，大禹治水造福于世，据说，禹治水后，依山川形势划定九州，所以后世相沿称中国为禹城、禹迹（大禹治水，足迹遍全国）、禹甸（“甸”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九州：源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传说（另有一说是尧分九州）。九州，相传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又载：中国古代设置9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弁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嗣后，九州便泛指中国。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来的还有九域、九有、九土、九区。宋代绘制《九域图》即中国地图。

    九牧：《荀子》：“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又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禹牧九州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九区：晋朝文人卫士衡《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九区克成，燕歌以咏。”

    九域：《汉书》：“《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据宋朝《九域图》、《九域志》，皆记全国各地的地理图志。

    八州：《汉书·许皇后传》：“殊俗慕义，八州怀德。”

    海内：《辞源》“四海”条注：古人以为中国周围皆是海，所以把中国叫作海内，把外国叫作海外。

    “汉族”探源

    关于汉族的形成问题，一直是一个在争论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下面的说法，仅供参考。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汉族的先民，经历夏、商、周三代长期发展，至春秋战国，已形成以“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体，以与周边各族相区别。尤其战国，七雄兼并，共称“诸夏”。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诸夏的事业，又出现了“秦人”的族称，直到汉代，匈奴、西域等处各族，仍称中原人民为“秦人”。汉继秦而兴，巩固并发展了秦开创的统一国家，前后传400余年。汉以后，周边各族即以“汉人”称呼中原人民，逐渐的，汉族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百世不易的族称。

    由上可见，汉族是因汉朝而得名。它是以先秦华夏为核心，在秦汉时形成统一的、稳定的民族，复经秦汉以来2000余年的繁衍生息，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血统与文化，得以发展成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众多人口的民族。

    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经过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多次反复，然而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发展为更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长期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这种客观存在的内在联系才发展成为各民族人民的自觉的认识，汉族与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关系的显著特点。

    中华民族名称歌

    有人将我国56个民族的名称编成一首很有韵律的诗歌，易读易记，琅琅上口，十分有趣：

    汉满傈僳景颇壮，高山普米锡伯藏。

    毛南布依维吾尔，仡佬仫佬蒙古羌。

    乌孜别克俄罗斯，保安独龙京东乡。

    哈尼彝苗鄂伦春，裕固朝鲜傣阿昌。

    鄂温克水德昂怒，基诺赫哲土布朗。

    塔塔尔白回土家，达斡尔畲黎珞巴。

    拉祜纳西塔吉克，哈萨克佤瑶撒拉。

    我国民族五十六，柯尔克孜侗门巴。

    满族人为何称旗人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奋、勇敢的民族。原聚居于“白山黑水”的祖国东北。

    其源流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肃慎”，战国以后称“挹娄”，南北朝、隋唐时，相继称“勿吉”、“靺鞨”，至宋、辽时又名“女真”。

    到明朝末年，女真分成海西、建州、野人3个部分，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始爱新觉罗氏，年轻时经常往来于抚顺的马市，又曾多次到过北京，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且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把分散的女真统一起来了。

    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废除“诸申”（即女真）旧称，改族名为“满洲”。满州系满珠转音，梵称曼珠师利，汉语为吉祥，崇德时达赖班禅献丹书，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现在称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这就是满族名称的由来。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为了扩大军事力量，改牛录制为“固山制”（即旗制），设黄、白、蓝、红四旗，旗皆纯色，各旗仍以牛录额真率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重新建立了八旗组织，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蓝、正红，又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八旗。努尔哈赤指定其弟子八人分统八个旗。每旗属下均为本旗固定旗民，旗民都有固定的旗籍。

    到清世宗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部落的南迁，随着辖属的蒙古人和汉人来归的日益增多，除改进原有八旗外，又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而构成了清代军事上八旗制度的整体，从而大大加强了军事力量。这就是八旗建制的简略过程。

    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政权和统一全国，八旗的军事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清朝实行了“国语骑射”、“旗民有别”的政策，对于凡属八旗的人，无论旗籍、住址、挑兵、选官、诉讼都自有体制，与一般人民不同，满族人日常亦不说是满族人，而自称“在旗”。因而人们就把都有旗籍的满族人，以“旗人”相称。

    回族为什么称回回

    回族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回鹘人，唐代迁往葱岭以西，和中亚、西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中亚其他各族人在融合过程中，遇到成吉思汗西征，他们又被送回“中原”故土，这些回鹘人的后裔回到了“老家”，故称“回回”。第一个“回”字，代表回鹘人的“回”；后一个“回”字，表示他们从西方又“回”到了中国。那种回族族源外来说的观点是错误的。

    四次民族大融合

    我国历史上主要有四次民族大融合：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春秋、战国时期。特点是在中国腹心地区进行的，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二、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点是民族迁徙出现对流，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往内地来。三、宋辽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在边疆地区进行的，不仅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四、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是清代。这一时期奠定了现在中国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何为社稷

    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历代帝王都把祭社稷列为国家大典，这种对土地和谷物的崇拜，是与我国自古以耕作土地、种植谷物的谋生方式分不开的。稷（今人称为小米）适应在我国北方干旱气候下生长，是古代的主要食粮，被奉为“五谷之长”，“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古代“王者”，“封土立社示有尊”，“立稷而祭也”，目的是“为天下求福报功”（《白虎通·社稷》）。五谷与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故把社与稷合起来祭奉，作为国家每年重大典礼活动之一。加之稷这种作物，相传又是由周人的祖先后稷发现、培植的。因此，社稷神既有神化周人祖先的象征意义，又成了王权的代表。故文献中“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称。社稷的位置，按“左祖右社”的原则，设于宫廷的西面，与东面的祖（太）庙相对称。

    封禅概说

    封禅，是中国古时候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祀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就是祭天地。

    封禅产生于什么时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认为，封禅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无怀氏曾封泰山，禅云山。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诸侯后，想举行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编者注：山名，在山东泰安市东南，泰山的支峰）者七十二家，知名的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经管仲劝说，齐桓公才停止封禅。马端临则认为“七十二家”的说法是“陋儒之见”，“诗书所不载，非事实”，所以他在《文献通考》中叙封禅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我们且不说七十二家封禅是否确有其事，封禅思想产生很早是无疑的，至少不晚于齐桓公时。封禅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封禅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

    封与禅一般都是同时进行的。封，都在泰山。据说，这是因为泰山是东岳，东方主生，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的地方；也有说因为泰山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寿命长短。禅，在泰山附近的云云山、亭亭山、梁父（甫）山、社首山、肃然山，也有在会稽山举行的。封禅虽同时进行，但封的仪式重于禅的仪式。这是因为天在上，地在下，人们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实际上是因为天比地更能欺骗群众，天对统治者用处更大。

    封禅的仪式不但复杂，而且神秘。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说，但无具体记载。进入君主专制社会，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的封禅仪式不尽相同。

    中国君权专制时代，举行封禅的皇帝，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想封禅而未果的，有魏明帝、（刘）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等。自南宋后，皇帝到泰山封禅，形式上是废止了，但实质还保留着，这就是以后的几朝皇帝把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了。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天地坛，合祭天地。嘉靖年间，又将天地分祭，在北郊建方泽坛（即地坛）祭地，把南郊原建的圜丘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清朝时也在天坛祭天。

    进行一次封禅，是要耗费大量资财的。贞观初，唐太宗要封禅，魏徵进谏说：“陛下东封，万国咸萃。”“须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封禅时“动役数州”，劳民伤财。贞观时期尚难支付封禅费用，耗费之巨可想而知。封禅并不会真给帝王添德行，有些有见识的人早已认识到，如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就曾说过：“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人，不闻在封矣。”唐太宗虽也想封禅，但他自己也认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缺封禅之礼，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桀纣！”

    既然封禅耗费巨大，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还那么热衷？答案很简单，因为封禅有维护统治的作用，他们利用人们对天的崇拜，进行欺骗。封禅的欺骗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4点：①告诉上天已经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是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②封禅可以粉饰太平。③封禅可以让那些“夷狄”之邦感受“大国”威仪，从而朝奉。④封禅能成“仙”。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封禅劳民伤财，统治者也是乐此不疲的。

    上古·中古·三古

    上古又称“远古”，指有文字以前的时代，《易》：“上古穴居而野处。上古结绳而治。”《韩非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如与“中古”并提时，一般指秦汉以前即夏、商、周三代。

    中古次于上古的时代，但说法不一。《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此“中古”指商周之间。《韩非子》：“中占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此“中古”指传说中的虞夏时期。《三都赋》：“决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此“中古”指秦代。现在一称汉代以后、宋以前为中古。

    三古即上古、中古、下古，但说法不一。《汉书》：“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礼》：“状羲上古，神农中古，五帝下古。”

    卧薪尝胆

    2400多年前，我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吴国和越国（在今江苏、浙江一带）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逝世，勾践继承王位。吴王阖闾趁机攻打越国。两军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交战。吴军中了埋伏，大败。吴王负重伤，不久就死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王位。他让伍子胥和伯嚭在太湖操练水师，自己在陆军，决心为吴国报仇。

    勾践“卧薪尝胆”图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任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率大军向越国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越王勾践不听谋臣范蠡的劝告，贸然出兵，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洞庭山）一带和吴军展开水战，越军损失惨重，勾践带了5000残兵，退到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围住，勾践没办法，只好派大臣文种选美女8人，带白璧12双，黄金1000两，贿赂了吴国贪财好色的伯嚭，向吴国求和。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忠告，同意越成为吴的属国。

    从这以后，勾践夫妇和大臣范蠡就到吴国住在阖闾坟旁的一间石屋里，为吴王放马。他们穿破衣，吃糠菜，对吴王表现出十分忠顺的样子。吴王乘车外出，勾践执马鞭为吴王牵马。有一次，吴王病了。在吴王病榻前，勾践问寒问暖，甚至亲自尝尝吴王的粪便，看它是不是酸苦。吴王夫差感到勾践对他一片忠诚，于是不顾伍子胥再三劝阻，终于放勾践回国。

    公元前491年，勾践回到自己国家，他立志发愤图强，报仇雪耻。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艰苦的环境，睡在稻草柴薪上。室内悬挂着一颗苦胆，每天都要尝尝它的苦味。他不断让人提醒自己：“你忘了在吴国的耻辱了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

    勾践让文种管理国政，范蠡整顿兵马，他亲自下地干农活，让夫人绩麻织布，养蚕缫丝。他规定7年不收赋税，奖励生育，加强军事训练，重用人才。他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勾践还采取了结齐、亲楚、附晋的方针，以孤立吴国。勾践为了不让吴王起疑心，仍然向吴国进贡，定期派人去向夫差问安，还把国内有名的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吴王夫差看不出勾践在准备报仇，听不进伍子胥的一再忠告，反而逼死了伍子胥。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兵前往冀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鲁等国争霸王。越王勾践趁吴国空虚，突然举兵伐吴，攻打吴国都城，俘虏了吴国太子。夫差带兵回救，被打败，只得向越国求饶。又过了4年，越王勾践再次发兵攻打吴国，在阳山（今江苏吴县西）把吴军包围。夫差走投无路，求和遭到拒绝，他后悔不听伍子胥的忠告，拔剑自杀了。越王勾践接着派大军北渡淮河，约齐、晋、宋、鲁等国在徐地（今山东滕县南）会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越王勾践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经过20年艰苦奋斗，最后振兴了自己国家，这一段历史给后世人们以深刻的教训。“卧薪尝胆”也成为取得事业成功的精神财富。

    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西方的秦国，原是7个大国中最落后的一个。后来经过一次政治改革，才逐渐强大起来。这个政治改革叫变法，领导这次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因此，也有人称他卫鞅，或者叫公孙鞅。他在秦国立了大功，被封为“商君”，才叫作商鞅。商鞅特别喜爱研究法律，当时有人把他介绍到魏国，但魏王不重用他。于是，商鞅到了秦国，秦孝公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左庶长，并主持变法。

    变法公布以前，商鞅派人在国都雍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大木杆，下令说“谁能把这根大木杆从这里扛到北门，就发给他10两金”。10两金，是一笔不少的钱哪。人们很惊异，没有敢去扛的。这时，官员又下令说，赏金增加到50金。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惴惴不安地出来，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如数给了他重赏。同时对大家说，他的话是算数的。现在，新法就要公布了，不论是谁，都要遵守。商鞅这样做，就是取信于民，言出法随。

    接着，商鞅在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颁布了两次变法令。主要内容是：

    （一）废除井田制遗留下来的阡陌界限，承认封建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二）按照军功大小重新确定社会等级。旧贵族没有军功的，剥夺他们的世袭特权。

    （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小农经济。

    （四）建立封建集权制度。在全境设31县，由中央任命官吏。在基层加强统治，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使民户相互监督。

    变法是很不容易的，颁布新法的第一年里，国都里就有上千人反对，包括太子驷。这样，新法很难推行下去。商鞅决定首先惩治破坏新法的上层贵族。但太子驷是国君的嗣位人，不能用刑。他只得把太子驷的老师公孙贾处了黥刑。后来又把另一个老师公子虔处于劓刑。这样，变法终于推行下去了。

    秦国实行变法以后，旧贵族的势力遭到打击和削弱，新兴地主阶级地位巩固了。由于奖励耕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国家的粮食也多了。同时，军队战斗力也大为加强，秦国逐渐变得富强起来。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这就是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趁机在惠王面前诬告商鞅谋反，惠王下令逮捕了商鞅，把他车裂，还处死了他全家。但是，秦惠王继续实行商鞅制定的政策，所以，秦国逐渐成了战国时期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胡服骑射

    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那时候，许多国家作战时，要靠兵车，士兵穿着长袍和笨重的甲胄，行走十分不便。在赵国执政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大、主张改革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看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当时称为胡人）的军队，身穿短衣、长裤，上马下马都很灵活，骑马射箭，自如而迅速。他决心学习胡人的长处，革除自己军队的弊端。

    赵武灵王征求了一些大臣的意见后，带头穿上了胡人的服装，精神抖擞，十分威武。文武大臣感到了震惊，后来也就习惯了。但也有人不理解，看不惯，连朝廷重臣、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也认为有伤风俗，不合先王之道。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赵武灵王耐心给他讲道理，说：“人们穿衣服，是为了图方便、实用和美观。让大家改穿胡服，目的是继承先主的事业，学习骑射，保证四境安全，使赵国强大起来。”公子成终于被说服了，也穿上了胡服。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实行服装改革，全国上下都穿上了轻便灵巧的胡服。他还亲自训练士兵骑马射箭，并把西北边界重镇原阳（今内蒙古萨拉齐县境）的步兵与战车合编的军队遣散，重新编制，建立了一支精干的骑兵，大大加强了赵国的军事力量。

    赵武灵王的改革获得了成效。公元前306年，他统率骑兵，长途征战，攻灭了中山国（今河北灵寿县至唐县一带），攻破林胡、楼烦，建立了云中、雁门两个郡。到了公元前300年，赵国已十分强盛，疆域扩展千里，与齐、楚、秦、燕，韩、魏六国并驾齐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如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北，还有一个插箭岭，相传那是赵武灵王当年训练士兵骑马射箭的地方。

    文景之治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羽当上皇帝后，认真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实行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使西汉政权逐渐巩固强盛起来。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

    汉文帝（公元前180—公元前157年在位）、汉景帝（公元前157—公元前141年在位），他们都十分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制。文帝时，刘邦分封的那些诸侯王的割据势力迅速扩张，自设官吏，自征赋税，成了独立王国。文帝采取各种手段削弱诸侯王势力，打击一切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有效地抑制了部分诸侯王。汉景帝接受谋臣的建议，消除了一些封国的部分郡县，收归中央管辖。吴王刘濞见世袭特权受到威胁，串通楚、赵等六王，于公元前154年联合起兵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镇压叛军，很快平息了叛乱。这次事件后，景帝做出规定，各封国官吏一律由中央委派，不再给诸侯王以独立的军政权力，从而大大减少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可能，加强了西汉的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汉文帝、汉景帝对刘邦的一些主要政策做了调整。政论家晁错向文帝提出“贵粟政策”。他指出，现在商人们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提高利贷，造成农民的贫困，长此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一般地讲“重农抑商”是不行的，而必须实行“贵粟”政策。即允许人民用粮食买爵位，用粮食赎罪；国家粮多了，可减轻赋税。汉文帝采纳了这一主张，公元前168年下达卖爵位令，二级爵价600石粮，九级4000石。实行“贵粟”，国家粮食大增。文帝还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开始，田租减半，次年，田租全免，持续12年。至景帝又恢复到田租减半，直到西汉末。原先，15至56岁的百姓，每人每年纳算赋120钱，文帝时减为40钱。原先，23至56岁百姓，服兵役二年，每人每年在郡县任更卒一月，减为三年当更卒一月。这些办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除此之外，文景时代为了加强武备，鼓励人民养马，制定了民家养马一匹，免三人徭役的“马复令”。同时，取消了关口检查来往行人制度，以便利商人贩运；解除山林、川泽伐采和捕捞的禁令，使老百姓能够补助生活。

    丝绸之路

    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是文明与友谊之路。它像一条绚丽的彩带，从西汉时期的古都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翻越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沿岸、印度、伊朗、伊拉克和欧洲腹地，绵绵7000千米。一路上，商旅使臣、僧人学者，络绎不绝。沙漠之舟载着人们，把我国的丝帛彩绸，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灿烂的文化传到西方；同时，也把西方特有的农产品和文化艺术的瑰宝送到中原大地。从西汉时期到隋唐的1000多年时间里，这条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东西方的大动脉，成为我国人民同国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丝绸之路已载入世界史册。

    开辟这条道路，打通我国同西方联系的人就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旅行家和外交家张骞。张骞约生于公元前175年，陕西汉中城固人。年轻时做过汉武帝近旁的侍从官。当时，北方的匈奴奴隶主屡屡派兵南侵，给人民带来了战乱。汉武帝决定派人出使西域去联络大月氏国，好共同抗击匈奴，大月氏在匈奴的西边，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经过匈奴。张骞胆识过人，自愿冒生命危险完成这一重大使命。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使臣，由一个名叫甘父的匈奴人作向导，率100多名随员离开长安西行。过了陇西郡，渡过黄河上游，进入了祁连山匈奴人盘踞的地区。不幸，队伍被匈奴人发现，在战斗中，寡不敌众，张骞和甘父被俘。在匈奴人的监视和奴役下，张骞度过了漫长的11年。公元前127年，张骞和甘父等人逃出了匈奴人之手。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连跑了几十天，在戈壁大沙漠中忍受干渴和炎热的折磨，射鸟兽充饥。他们跨过一望无际的白龙堆石海，沿着天山南麓，经过楼兰、焉耆、龟兹，到了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一带）。为了找到大月氏国，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大宛国境（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在那里，他们受到热情款待。大宛国王派向导护送他们经康居国（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到达了大月氏。

    张骞在大月氏生活了一年多，虽然未同大月氏达成共击匈奴的协议，但是却与大宛、康居和月氏等国建立了联系，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公元前127年，张骞他们动身回中原。为了绕过匈奴人的辖地，他们没走原路。可是，在翻越祁连山时，他们又被匈奴骑兵俘虏。单于非常愤怒，对他们严加看管。张骞他们白天背土筑城，晚上被囚禁，又苦熬了一年多。正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匈奴单于病死，他的兄弟和儿子争夺王位，起了内讧。张骞和甘父趁乱逃脱了囚禁，回到长安。13年前出发时的100多人，如今只剩他们两人了。

    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13年来的探险经历和西域各国情况。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并任甘父为奉使君。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进击匈奴，张骞随军出征，由于他对匈奴的地理等情况熟悉，战争获得胜利。回来后，他被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兵5万，与匈奴决战，取得了胜利。这一年，汉武帝任张骞为中郎将，带着黄金、丝绸等贵重礼品第二次出使西域。他们来到乌孙，又派了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等国，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并邀请他们派使者到长安观光。公元前115年，张骞载誉而归。由于他的努力，汉王朝的影响扩大了，西域的交通开辟了。从那以后，中国的汉人地区也种起了葡萄、胡桃、石榴、黄瓜、蚕豆、豌豆、大葱、大蒜等农作物，西域的汗血马、玻璃、宝石、玛瑙、香料，以及乐器琵琶、中东的乐曲、印度的佛教、希腊的绘画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蚕丝锦绸、炼铁炼钢技术、凿井技术，以及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都由这条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传到西方。这条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它和张骞的名字，永远为世界人民所传诵。

    贞观之治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曾写下光辉的一页：在他当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政治清明，国力强大，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雄才大略，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战功赫赫。他亲眼见到隋炀帝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掌握政权以后，注意缓和阶级矛盾。他常说：“不能忘记隋炀帝亡国的教训。”又说：“一个好国君，必须先让百姓过好日子。如果损害他们来供奉自己，那就像割下大腿的肉去喂肚子。”他把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名言记在心上，曾对太子李治说：“皇帝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让船浮在上面，也能让船翻到水里。”在他当政后，为了让农民安心生产，他切实推行了唐高宗李渊时期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控制了土地和劳动力，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来源，形成了“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税制度。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农民们重返家园，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李世民在军事上，继续沿用了隋朝的府兵制，全国建立了634个军府。府兵称作“卫生”，由各军府从均田农民中挑选，这叫“点兵”。府兵平时务农，农闲训练，每年轮流到长安担负一个月卫戍任务，有战事就出去打仗。府兵可以免去本人的租庸调。

    李世民发展了隋朝时开始出现的科举制度，增加了考试科目。他曾说过：“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他在用人方面，坚持“任人唯贤”和“取其所长”的原则。在争夺天下时，他就网罗了大批文才武将，即位后，又马上让宰相封德彝推举贤才。有一次，他发现武将常何的奏疏写得很有水平，了解到是常何的门客马周起草的以后，李世民就把马周召来，安排他做了官。后来，马周做了宰相，成为李世民的助手。特别是对前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才能卓著的魏征、王珪，十分看重，尽管他们过去帮太子反对过李世民。对自己的亲属、朋友，对部下，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按才录用。

    唐太宗李世民最突出的优点是善于纳谏，也就是听取批评意见。他曾问大臣魏征：“用什么办法才能头脑清醒而不昏庸？”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经常给太宗提意见，多次指出太宗的过错。有时把太宗惹火了，仍然神色镇定，坚持自己意见。魏征一共给太宗奏事200多件，在唐初实现贞观盛世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623年，魏征患重病期间，唐太宗每天派人去看望他。魏征病危时，太宗亲至病榻。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心地流泪说：“以铜为镜子，可以照见衣帽穿戴得是否端正；以历史为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为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这面使我明得失的镜子再也回不来了。”

    唐太宗在民族关系方面，采用和睦政策，对汉族人和非汉族人同样看待。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还在唐朝政府担任军政要职。他还让文成公主与吐蕃君主松赞干布联姻，加强了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团结。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博采众议，实现了比较正确的政策，才使唐朝初年出现了繁荣强盛的局面。“贞观之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元盛世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以后，封建统治者便着手恢复有利于政权巩固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唐初100年，国家比较安定，经济稳步发展。唐玄宗在公元713年即位，励精图治，继续保持了唐朝的兴盛，社会上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在用人方面，唐玄宗坚持“唯贤是举”和“用其所长”的原则。经过认真地选拔，他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干。姚崇、宋璟确实忠诚可靠，有胆有识，为唐玄宗出了许多好主意。武则天当政期间，由于兴建大量庙宇，修筑“明堂”，增收赋税，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阶级矛盾有所发展。为了消除遗留下来的弊政，唐玄宗积极采纳姚、宋的建议，进行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唐玄宗仍然执行让百姓休养生息，使百姓安乐的方针，减轻赋税，减少徭役，推行各种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兴修水利，又有大片田地能够得到灌溉，不少从前的荒山坡变成了良田，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

    手工业也逐渐发达。官府工匠和私营工匠的人数增长很快，手工业作坊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锦缎纺织技术更加精巧，丝织品印花染色技术不断提高，陶瓷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旺，也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唐玄宗末期的户口数较唐初上升了4倍。

    因唐玄宗前期年号为“开元”，史称他统治的28年是“开元之治”。

    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一首诗里描绘出这一盛世之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王安石变法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这是因为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进行过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公元1069年，48岁的翰林学士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即宰相），从这时起，就开始了王安石变法。那时，北宋王朝遇到了空前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剧烈，军费开支庞大，阶级矛盾尖锐，外患骚扰严重。王安石年轻时曾广泛接触社会，面对北宋贫弱腐败的现实，他立下了改变现状的志向。由于他在政治和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名声，宋神宗上台后，就委以他变法的重任。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富国强兵。重在发展生产、开发财源、增强兵力。他颁布了平均赋役的均输法、免役法、发展生产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还有政府控制市场、物价的市场法等。在强兵方面，有给将领训练士兵权力的将兵法、寓兵于民的保甲法以及保马法、军器监等。

    王安石的新法，实行了约16年。短短10余年中，全国兴修水利10700多处，灌溉田达36万多顷，农业得到大发展，朝廷增加了收入，储备了大量物资，加强了国防力量。新法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得到改变。但是，王安石变法限制、打击了地主豪绅官僚和大商人的利益，在朝廷内外都遭到不少反对派的反对和攻击。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终于抵挡不住顽固势力的强大压力，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去，守旧派的首领司马光担任宰相，至此，新法完全被废除。

    王安石看到变法失败，非常痛心，不久就忧愤而死，终年66岁。他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图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岛屿。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就派人到达台湾，和当地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台湾。宋元时期，曾在台湾建立了行政机构。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清朝政府设置台湾府，进行管辖。

    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台湾人民英勇地跟他们作斗争，不断进行反抗。

    1661年3月，在东南沿海领导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率领战船350多艘，将士25000人，从厦门出发，经澎湖，于台湾禾寮港（在今台南境）登陆。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积极支持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他们将饮食送到郑成功的军队前，用车辆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郑成功指挥的军队击溃敌人从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兵，夺回了荷兰殖民者盘踞的东嵌城（今台湾安平）。荷兰总督揆一不甘心失败，躲在台湾城（今台南南部）里，妄图顽抗到底。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把台湾城包围了起来，施以猛烈的攻击。历经将近9个月的围攻战，第二年2月1日，荷兰总督揆一终于被迫签订降书，带领着残兵败将，离开了台湾。至此，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了行政机构，推行屯田，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

    郑成功（公元1624—1662）本名森，字大木。祖建南安人。因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曾在南澳（今属广东）起兵，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62年5月，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39岁。他被安葬在台湾州仔尾。公元1699年，人们将他的灵柩迁葬于今福建省南安县水头镇附近的康店复船山郑氏祖茔内。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曾经席卷大半个中国，参加人数达100多万，建立革命政权有11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领导这次起义的领袖洪秀全，1814年元旦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他到本村私塾念书，15岁时因家境困难，中途退学，从事放牛、砍柴、种地的劳动。后来村里群众推举他当了私塾教师。

    当时，正是鸦片战争后外国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时候，劳动人民深受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洪秀全吸收了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从农民的革命要求出发，创立了拜上帝会。最早参加这个革命团体的是他的同学冯云山和他的堂弟洪仁玕及一些贫苦农民。1844年，他和冯云山到广西桂平一带发展革命力量。同年冬，他写下了《原道救世歌》等3篇革命文献。他主张人人在政治、经济上都应平等，普天之下皆兄弟。他把清朝统治阶级比作“阎罗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为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这些革命思想成为以后太平天国的战斗纲领。

    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金田起义后，9月25日占领永安（今蒙山县）。洪秀全自称天王，分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建立了初步的农民革命政权，建号太平天国。1852年，太平军粉碎了清朝军队的围攻，攻占了军事重镇——武昌。行军途中，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没收的钱赈粮济百姓，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护，队伍迅速壮大到50万人。1853年，太平军从武昌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克九江，夺安庆，取芜湖，3月20日占领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称天京。

    为巩固革命政权，洪秀全亲自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同时规定每家出一人为伍卒，平时为农，战时杀敌。并把每25家编为一个基层单位，由两司马统辖。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853年5月，洪秀全分兵开始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河北，震动京津，但因孤军深入而失败。西征军多次击败反动的湘军，占领安徽、湖北、江西大片地区。就在这时，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杨、韦事件。事件平息后，石达开又于1857年被迫出走，率10多万太平军独立作战，使太平天国造成严重损失。洪秀全又提拔了一批年轻将领，虽一度扭转不利局面，但由于清政府勾结洋鬼子，加紧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61年，安庆、苏州、杭州相继失守，天京被围。洪秀全一味信天，死守孤城，不听忠王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正确建议。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7月，清军攻入内城。城内军民浴血苦战，全部战死或被杀，无一投降。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但在它的影响下，全国广泛开展了打击帝国主义和抗清的斗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辛亥革命

    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竖立着几幅革命导师的巨幅画像，其中就有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名文，字德明，号日新、逸仙，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7岁到香港拔萃书屋上学时，取号日新。19岁时又取字德明。20岁那年，在香港中央书院念书时，由该院国文教师区凤墀按“日新”的谐音改为逸仙，从此，他常用这个名字。1896年即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他流亡英国，到清驻英使馆找同乡宣传革命，化各陈载之。同年，他到达日本投宿时，自己编了个日本名字，叫中山樵。革命党人和日本友人都称他“中山”。后来章士钊叫他孙中山。从此，“孙中山”这个名字便流传开来。

    孙中山10岁进私塾读书，13岁到檀香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幼年时期，正值太平天国革命后，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打了胜仗还要和法帝国主义者签订卖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深有感触，产生了改造国家的念头。

    1886年，孙中山考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学医，后又转到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27岁的孙中山以最优成绩获这个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毕业后，他在澳门、广州一带，借名行医，和一些爱国青年志士进行革命活动。

    1894年，孙中山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成立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孙中山在香港、广州建立秘密机关，准备炸毁两广总督衙门，发动广州起义。由于走漏了风声，广州起义失败。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他被推选为总理。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和“民族”、“民权”、“民主”的三民主义学说，并创办《民报》和当时的改良派进行激烈论战。同时，他还在国内外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从1907年到1911年的4年中，连续组织和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了武昌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成立了中华民国，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至此，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2000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因为这一年是辛亥年，因此人们把它叫作“辛亥革命”。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没有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被迫向袁世凯妥协。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袁世凯倒台后，段祺瑞撕毁《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失败以后，被迫去职。他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领导革命。不久，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孙中山有了信心和希望。他和共产国际苏联政府的代表会晤，并在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的帮助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改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高潮的到来。

    “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后，封建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压制民主，对外继续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广大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无产阶级已有200多万人，罢工运动不断出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一个反封建的新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以反封建主义的旧道德和旧文学为革命对象，宣传了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当时的文化复古派妄想利用封建道德和鬼神迷信来禁锢人们思想。1915年9月，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出版。当时急进民主派陈独秀担任主编，李大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

    《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提倡个人独立自尊的新道德，打倒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提倡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反对鬼神迷信，打倒一切偶像崇拜，给复古派活动狠狠打击。由于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先进的知识分子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掠夺德奥战败国和重新瓜分殖民地。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召开巴黎“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卖国贼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归还青岛。但是美、英、法代表违背中国代表要求，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给日本。中国的正义要求遭到拒绝的消息激怒了中国人民。5月4日，北京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举行示威，高呼爱国口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汝霖住宅。北洋军阀政府残酷镇压并捕走32名学生。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斗争。随后，天津、山东、长沙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惊。他们的镇压手段没能扑灭学生的爱国活动。6月3日起，北京学生又开展更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紧跟着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不断高涨，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撤销曹、陆、章3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敢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后，野心越来越大，妄图把整个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936年，开始向华北增兵，1937年从东北把精锐部队关东军的一部分，调到北平和天津外围。同年6月，驻北平丰台的日本侵略军几乎每天都进行挑衅性的夜间军事演习，矛头直指北平南面的卢沟桥。

    卢沟桥距北平16千米。当时，日伪军已将北平北面、西北面占踞，一旦日军再占领卢沟桥，就封闭了北平的南大门，孤立的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当局便会不战而降。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把卢沟桥作为突破点，开始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到深夜11点左右，他们声称：由于听见宛平县城的数声枪响，致使其演习部队发生混乱，结果丢失了一名士兵。日本侵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进行搜查。显然，这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因为城门关闭在日军演习前，中国守军也没有放过枪。对于日军搜城的无理要求，中国守军予以拒绝。继续交涉间，日军突然向宛平县城开枪射击，接着又炮轰卢沟桥。中国守军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简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从这里揭开。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动员起来实行全民族抗战。北京的工人、学生、市民组成慰劳队、救护队、战地服务队，赶赴卢沟桥前线。

    驻守京、津的国民党29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全体官兵奋勇作战，使日军进攻屡遭失败。由于日军不断增加兵力，力量对比悬殊，29军于1931年7日30日撤到河北涿县一带布防。从7月7日事变发生，到奉命撤出为止，中国军民在卢沟桥畔战斗了整整24天。这期间，日本侵略军不论是用飞机扫射，还是大炮轰击，也不论其发动了多少次轮番冲锋，卢沟桥阵地始终巍然屹立！它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朝代歌二首

    其一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其二

    夏后殷商西东周，春秋战国秦皇收。

    西汉东汉魏蜀吴，西晋东晋兼五胡。

    匈奴羯氏羌慕容，拓跋代北后称雄。

    宋齐梁陈是南朝，北魏齐周称北朝。

    北周灭齐传于隋，隋又灭陈再统一。

    隋灭唐兴称富强，五代十国各称王。

    契丹兴起在北方，建号为辽入汴梁。

    五代梁唐晋汉周，宋朝建国陈桥头。

    女真建金先灭辽，打破汴京北宋消。

    南宋偏安在江南，蒙古兴起国号元。

    灭金灭宋归一统，元朝统治九十年。

    明代共传十六君，满洲初起号后金。

    后金国号改为清，入关称帝都北京。

    人民觉悟革命起，清帝退位民国立。

    “皇帝”溯源

    一般认为，“皇帝”是秦始皇创的新名词。这个说法有对的一面，但不十分全面。《尚书·吕刑》曾经两次出现过“皇帝”这个词，一次是“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另一次是“皇帝请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这里“皇帝”二字是对前代帝王的尊称；《庄子·齐物论》亦曾出现“皇帝”一词：“长梧子曰：‘是皇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这里皇帝则指三皇五帝，尤指黄帝。这样看来，“皇帝”作为一个实词，早在秦始皇以前近千年就出现了，不过它不是用来指人间帝王，而是指上帝。至于作为人间专制帝王的特定名称，确是从秦始皇开始。秦始皇是从他自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这层意思上兼采“皇”、“帝”而为帝号的。从此天子称为皇帝。

    谥号·庙号·尊号

    谥号：古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诸侯卿大夫、高官显宦之谥，由朝廷赐予。谥号是一些固定的含有特定涵义的字，用以指死者的美德、恶德等，大致分为3类：表扬的，如“经天纬地曰文”，“威强睿德曰武”；批评的，如“乱而不损曰灵”，“好内远礼曰炀”；同情的，如“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上古谥号多用一个字，也有用两三个字的，如周平王、赵孝成王、贞德文王。后世谥号除皇帝外，大多用两个字，如忠武侯（诸葛亮）、武穆王（岳飞）。从东汉开始，还有私谥，是有名望的学者死后其亲友门人所加的谥号。宋代私谥尤盛。

    庙号：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特立名号，称庙号。从汉朝开始，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一般称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则称为太宗、世宗等等。因此，在谥号前面还有庙号，汉武帝的全号是世宗孝武皇帝（汉朝从惠帝起谥号一律加一个“孝字”）。汉朝要有功有德的皇帝才有庙号，才被称为“祖”、“宗”。南北朝称“宗”已滥，至唐朝除亡国者外，则无帝不称“宗”。

    尊号：也称徽号。始于唐朝武后中宗之世，是颂扬帝王和皇后的称号。尊号是生前奉上的，也有死后奉上的。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清朝同治帝尊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曰慈禧。尊号可以每逢庆典累加。

    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不称庙号；自唐朝始由于谥号加长，称呼不便，因而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