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头-旱魃狂又遭文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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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章回小说》2008年第08期

    栏目:边塞传奇

    眼前这数千里一马平川的野戈壁,原本就是风的领地。风常常在这里无端地发脾气,常常会随心所欲地肆虐杀戮。它有时像个顽皮的孩子,不管不顾地扬起漫天尘沙,以致把自己也糊得土眉日眼窝的。有时,它兴之所至,把戈壁滩上长得密密匝匝如大皮球一样的“秋里旺”蓬蒿连根拔起,刮得满世界滚动,犹如千军万马在征战,煞是壮观。这情景,对于大多数同样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着的人来说,可谓惊心动魄,不堪忍受。然而,对于那些在千里放牧线上辗转游牧的哈萨克牧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了。不过1967年的冬天,可算是个大大的例外。

    初冬的一个扬风搅雪的日子,古莉藩骑着一匹英俊的银鬃子骟马走在队伍的前头。所谓队伍也就是骑马行进着的三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以及他们手牵的驮毡房的六峰骆驼。古莉藩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任风雪裹头裹脑地抽打过来。她将脸转向避风的一方,斜挺着身子,她胯下的银鬃子座骑也模仿着她的样子,抵挡着西北风无情的摔摆推搡。一向被野戈壁宠坏了的风,霸气十足,即使遇上了特别漂亮的女人,也无动于衷,毫不手软。

    自幼与戈壁风打交道的古莉藩,也有着风的性格,她怕过谁?她不怕狼、不怕男人、也不怕艾莎科长,她往往是赢家。如果是往年,按行程和时间算,她们早该转场到黑山头冬牧场了,哪还会受这份子罪?

    古莉藩越想越生气,突然,银鬃子打了个前失,她险些从马上栽下去。像鞭子一样抽打的西北风挟着刺骨般凛冽的霰粒,使人眼难睁,方向难辨。银鬃子尽管有美人般的长长睫毛,但也无济于事。厚至马膝以上的积雪,表面上看来,平展得像一张白纸。可是那白纸下面七坑八洼石头坎垃的,不小心,就会栽跟头。

    紧跟在古莉藩后面的是年轻媳妇阿衣古丽和身怀六甲的英菊卡。从她们的装束来看,个个像中世纪的武士,扫脚面宽大肥厚的灯芯绒袷袢,塑造了她们臃肿的腰身。本来是男人们享有的狐皮大帽,戴在她们头上,不仅挡风避雪,异常暖和,而且也彰显出牧人特有的英武之气。

    古莉藩是个爱热闹的女人,也是马兰牧业队有名的美女人、乖女人。她长得丰满而性感,高翘的臂部,像小卧车的压包一样,富有弹性。饱满的胸脯颤巍巍的,像磁石吸着男人们的眼球。有一次,公社奶粉厂的彭技术员来马兰牧业队传授新式挤奶法,他给古莉藩演示怎样正确捏乳牛的奶穗时,却情不自禁地攥住了古莉藩的奶头,留下的笑话,至今盛传不衰。

    风雪越刮越猛,认真得没有丝毫懈怠。古莉藩心想,这白毛风就跟骚男人一样,最爱钻女人的尻子。古莉藩勒着马缰,等后面的两个年轻女人走上来后,她拍马靠近,神秘兮兮地问道:“冷吗?”

    两个女人说:“冷!”

    古莉藩又问:“哪达冷?”

    两个女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还能是哪儿冷?”

    古莉藩说:“怕冻成冰窟窿了吧?”

    两个女人说:“这乖张的风竟往里钻,都冻麻木了。”

    古莉藩说:“狗日的,骚男人再来,叫他冻成冰棍棍。”三个女人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笑得前仰后合,一面还扭头诡秘地向身后看看。其实,她们是有意说给后面的人听的。

    后面跟着两个男人,两个男人的马并辔而行。年长一些头戴狐皮大帽的名叫乔光辉,是马兰牧业队的队长。他骑着一匹很壮实的老鼠皮大骟马,手牵着四峰骆驼,骆驼驮得像小山一样,仍然一摇一晃地健步跋涉。其中有一峰空着,两个峰子端端扎起,那是所有骆驼最值得夸耀、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它跟女人们坚挺高耸的乳房有着同功异趣之妙。那峰空背的骆驼是赤红色的,它头抬得很高,蠋毛很长,腰围较细,那是乔光辉当牧业队队长以来为了工作的特种需要而特意选驯的红毛驼座骑,它在千里冬牧线上曾创造过不菲的业绩。

    另一个男人,名叫杨卫东,大约二十多岁。他原名杨福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赶风潮改名杨卫东。他是前不久派往这个队的工宣队员,他的顶头上司是原任州畜牧局业务科长,现任马兰牧业队工宣队、也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的艾莎科长。

    三个女人说的俏皮话,全被调皮的戈壁风吹过来,灌进乔光辉的耳朵里,乔光辉只是瘪着嘴笑。她们说的冷窟窿乔光辉自然知道指的是什么。他从1958年由公社调派来这个队当队长,快十年了,他不仅学会了哈萨克语言,还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牧业通了。

    乔光辉暗自骂道:“活该,这冷的天气,还穿着单裤子,不冻成冰窟窿才怪呢!怎么会留传下来这样的习俗?真是老脑筋,老不开窍。”原来这哈族妇女过去有个不穿棉裤的习俗,谁家女人如若穿了棉裤,会被人耻笑的。乔光辉来到这个队后,看到寒冬腊月里女人们忍冻挨冷的情景,曾多次提倡移风易俗,但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关于冰窟窿的话题,对于古莉藩、乔光辉他们来说是一种开心的说笑,情感的交流。可是对杨卫东来说,不仅成了局外人,而且完全被置于一个大傻瓜的角色。因为他连半句哈语都不懂,古莉藩说的“考同”,他压根儿不知道那是人的哪个部位?古莉藩等三个女人咯咯咯开心地出声地笑和乔光辉瘪着嘴无声会心地笑,使他感到尴尬,并由此产生出一些恨意。这无缘无故的恨意又震动着他那根阶级斗争的敏感神经。他筹划着,待到了黑山头冬牧场,再开乔光辉的批斗会。他暗暗起誓,一定要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马兰牧业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区民主改革时,由农户集中起的大小畜群组建成的公社所有制牧业队。当初为了解决牧民的口粮问题,公社领导将三年困难时期由关内特别是甘肃民勤、武威一带逃荒来的自流人员聚集起来,开荒种田,自给自足,这样就形成了以牧为主、农牧结合,以哈族为主、多民族杂居的政治经济实体。由于该队处在中戈壁的泉水溢出带,每到春夏之交,这里成片的马兰花竞相开放,蓝茵茵一片,所以取名叫马兰牧业队。

    这里是1966年开展“四清”运动的。马兰牧业队尽管所处的位置偏僻得无人问津,但是中国那时的政治运动穿透力是极其强大的。派到这个队的军宣队长是个将要退役的兽医,甘肃人,他很能为落难到这里的家乡人撑腰说话。由于四清运动的矛头是指向包括会计、出纳、记工员以上的队干部的,这位兽医先生把平时诊牛治马的手段活学活用在了整治四不清干部身上,他甚至提出了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的口号。这个队的党支部书记白浩是与乔光辉同时来到这个队的,他本来属于国家工薪干部,但他还是服从组织上的调配,来到生产第一线,当了工分干部。四清工作队一进村,就把他们通通押到楼上,轮番斗争。这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当积极分子、斗争起来特别凶的人,都是汉族社员,大多是在生活上受到过照顾的自流人员。而那些哈萨克牧民,工作队干部下大工夫启发动员,就是发动不起来。白浩是头号斗争对象,他回想起当初,这些凶巴巴的积极分子饿得头大脖子细,本来是被公安民政部门收容后要遣返原籍的。白浩他们一方面是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也看着他们可怜,所以便向公社领导请求,准许他们接受这部分自流人员。白浩亲自带上四大套胶轮马车去拉他们。有的人因饥饿连车都上不去,白浩便把他们背到车上,还为他们解决住房、吃粮甚至被褥穿戴等困难,想不到如今却成了仇人,被无情地批斗,被侮辱,用火烤、用棒打、用鞭抽。白浩最后忍无可忍,在批斗会上高声喊道:“人是黑头虫,可杀不可救。”说完,他一头碰到水泥墙柱上,含恨自尽了。

    白浩死后,乔光辉成了斗争的靶子。但是,乔光辉在盛世才时期当过几天兵,见过大世面,再批再斗,他照吃照睡不误,一直撑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可是,“文革”和“四清”是接续着的,大方向没有变,乔光辉就由“四不清干部”自然地过渡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四清”工作组被造反派撵走了,那位当队长的兽医,还没等群众明白,就虚晃一枪,溜之大吉了。队上的大权落在了造反派手中,乔光辉仍是革命的对象。造反派给他罗列了三条罪状:一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二是残害革命干部;三是欺压贫下中牧。具体说来,第一条是指他过去当过兵的事;第二条是他野蛮残忍地把一缸子冰水泼到了×××干部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三条是半夜里用马鞭子敲打×××牧民的床,把牧民家的孩子都吓哭了。艾莎科长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村后,又细算了乔光辉多吃多占的账。这账是杨卫东负责核算的,仅多吃多占羊肉款就多达一千多元。乔光辉有苦难言,只好倾其家中财物,作了退赔。乔光辉算是吃了杏子喝了醋,酸透心了。待运动过后,他就要卷铺盖走人。他也明明知道,这牧业队的麻缠还在后面呢,可是,能有啥办法呢?只好眼一闭,“一脚蹬出门,管它家里人摞人”,何必出力不讨好。回家图个清闲,就不信还能把头睡扁了。当然,这些都是他自己跟自己说的气话。

    麻缠恰恰如期到来了。麻缠集中地反映在了冬牧场的安排上。1966、1967连续两年干旱,农业歉收,畜牧业陷入绝境。秋膘没有抓上,大小畜都是半膘子。过去一月左右转一次场,眼下一周都过不去。牛羊啃吃掐地皮的草根,进嘴的少,出嘴的多,涎水把地面都糊湿了,连嘴唇都磨破流血呢。怎么办?那些趴台上的造反派束手无策了,几十群上万只大小畜都被牧人吆来围在四周,羊饿得只好啃土。牧民们愤怒了,他们强烈要求恢复乔光辉的队长职务,尽快带领他们走出困境。情况是明摆着的,牧民们心中都有一本账,特别是艾莎科长,他比谁都明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奔赴千里之外的黑山头冬牧场。可是,这黑山头冬牧场,不是说去就能去的,那可是一条万不得已才选择的畏途,是一步险棋。黑山头冬牧场他们已有多年不用了,今年那里的饲草生长情况无人知晓,加之道路艰险,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狼害严重,能担当此任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乔光辉。艾莎科长找乔光辉谈话,乔光辉推说身体有病不能去。心急如火的古莉藩代表牧民们来求乔光辉,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把乔光辉挤到门缝里,不答应也得答应了。其实,谁都知道,连乔光辉也清楚,古莉藩的眼泪是真假参半的。不过,想起牧民们多少年跟着他翻山越岭,爬冰卧雪,才有了现在这份子家当,他也不忍心就这样毁了。

    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再严峻的生产形势也代替不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需要。老练还有点狡狯的艾莎科长假意祭起“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这杆大旗,责令乔光辉戴罪立功,并派工宣队员杨卫东负责监督工作,才力逼造反派头头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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