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漫长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中，除了只有近代不到一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之外，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是农民的历史，或者说都是土地化革命的历史。即使在今天，土地仍然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将推动或者制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里每年颁发的“一号文件”，即是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农业问题。
中国的土地，决定着中国人的昨天和今天的命运，还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城里人对财富的理解是以资本的多少来衡量的，而农民们对财富的理解则是看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情况。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拥有，其实远比现代人对资本和财富的渴望与拥有要强烈得多。
土地从本质上体现的是农民的绝对的财富价值观。因而土地的拥有或丧失其实就是农民们的根本利益的得与失。
明白了这层意思，我们就不难理解像崔良娟这样的农家妇女，为什么可以几乎是用了半辈子的时光，仅仅是为了争得咫尺宅基地的拥有权的全部意义了。然而在广大农村，像崔良娟这样寸土必争的农民以及他们寸土必争的信仰，何止仅仅体现在对自己宅基地上。
1999年４月８日是个大雨天，这一天是梁雨润的“群众接待日”。瓢泼的大雨不停地下着，从前一天的深夜一直下到第二天的上班时间仍未见停。８点正，梁雨润准时从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县委信访接待室。这时有一位６０来岁的老人进了门。梁雨润感到有些惊奇，因为老人从上到下的一身装束完全是陈永贵式的--头扎毛巾，一身黑袄，那腰间系着的是一根用草绳编织的裤带，黑袄上有数处已破，里面露出几缕发黄的棉絮，一看便知是从山里来的农民。
“大伯，你是山上哪个乡的？”梁雨润给老人搬过椅子，端上一碗热茶。
“哎哎，我是庙前镇井沟村的。叫庚银项。”
“你老为什么浑身都湿透了？刚刚被雨淋的？”梁雨润伸手摸摸湿袄，关切地问。
老人的眼睛开始潮湿了，浑身一个冷战，然后全身哆嗦起来：“梁书记，我为了见到你，已经在那儿，你看就是那儿……”老人指着窗外的县委办公大楼的侧墙：“那儿的屋檐下，我在那儿睡了两宿。今天总算等到你了，算我没有白给雨浇了……”
梁雨润感到心头一震：“你老就为见我两晚都睡在屋檐下？是雨水把你浇成这个样？啊？”
老人“嘿嘿”一笑：“是啊，可我值啊，总算把你梁书记等着了。嘿嘿。”
梁雨润的眼眶里的泪珠在打转。“老人家，你这么大年岁，咋睡露天嘛，可容易得病呀！”
“梁书记，呜呜呜……你可要给我们农民作主啊！我已经跑８年了，再跑下去我连这身破棉袄都穿不起了。呜呜，呜--”老人伤心地哭泣起来。
“你慢慢说，大伯，有什么冤事只管跟我说。先喝口水--”梁雨润动情地。
“哎，梁书记，是我们村里的支书，他--”庚银项老人开始讲述起他这13年来一直为土地的事而奔波的遭遇。
梁雨润听完庚银项老人的叙述，火就来了，那只大巴掌重重地落在桌子上：“大伯，我一定在七天之内给你把这事解决了！”
“七天？”
“对，七天。只要事情属实，我用一个星期时间给你把事办了！”
当日下午，在梁雨润的统一安排下，一个专门办理庚银项老人举报问题的专案组出发了。经过纪委王武魁副书记为首的专案调查组三天多时间的连续调查核实，庚银项老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问题的真相大体是这样的：
庚银项是夏县庙前镇井沟村六组村民，原该生产队队长，后来生产队改为生产小组，他是该村六组组长。这是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村落，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仅是一年打不出几担粮食的土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他们更加珍视脚下的土地，坚守着祖先留给他们的每一寸良田。1984年，庚银项所在村民小组的王某当上了井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作为庚银项一手培养起来的娃，庚银项打心里希望王某能当好一村掌舵人，时刻想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但王某当了支部书记后，想的不是全村百姓的事，却在盘算着如何用自己手中的权为自己多谋私利。井沟村地处中条山腹地，几个自然村非常分散，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的生活条件差异不小。
庚银项老汉的六组比起村委会所在地的五组就要差得多，王某身为村支书，平时家在六组，开会则要翻过几个丘峁峁到五组那儿村委会所在地。这事一直让王某心里很别扭。客观地说，为了工作方便起见，王某有心把自己的家迁到五组并非全部是搞特权。但问题出在王某后来确实利用了特权并让农民的实际利益受到了损害。1987年，原五组村民的河南籍老乡迁回了黄河东边的老家，使得五组多出了20多亩承包地。
身为书记的王某见时机到了，跑到乡政府那儿先把自己全家的户口从六组转到了五组自然村。回头又找五组组长商定，把自己在六组席家坡的24亩承包地带到五组作为“迁户之礼”。由于农民对已经属于自己承包权的土地格外看重，虽然王某是村支书，但五组村民对于他的迁居一直暗里对抗着不乐意。来一口人占一份地，就等于从别人的饭碗里抢走一口饭吃。再说席家坡的地比起五组的耕地来，肥瘦程度不可比。但念在王某是村支书和他能从六组带来24亩耕地份上，王某迁居这事勉强办成了。可六组的村民不干了，你王某是支书，爱富不爱贫可以理解，因为你手中有权，可以往条件好的自然村迁户，但你不该带走24亩地。按照1979年９月28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像王某原居住地的承包地是不能随家迁出第六组自然村的。令六组村民气不打一处来的是：王某把24亩地擅自转让给五组后，因为五组嫌路远耕作不方便而实际上又把这些地的承包权还给了王某一家，而王某凭着他是村支书，在五组那儿他一家获得了那位迁走的河南籍村民留下的承包地，这边他又把在六组原有的24亩地划在自己户下，并且把这24亩地又转包给了别人。
庚银项和六组村民不干了，他们知道这是王某利用职权做了违背中央土地政策的事。于是他们就到乡里县里反映情况，以求把属于他们六组的24亩土地要回来。庚银项告状的事让王某知道了，很生气，一句话就将庚银项的六组组长职务给撤了。
王某这么做明摆着是以权压人，罢我个人的职是小事，但以权谋私，违反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危及席家坡父老乡亲子孙后代利益是大事！庚银项在村民们的支持下，从此开始了长达８年的上访，要求政府和党组织出面纠正王某的做法。庚银项一次次走出山村，来到县上、运城市向上级反映情况，而８年间在他的那份“上诉材料”上，也写满了各级领导的“批示”，然而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像所有上级对农村的指示精神一样，真正要落实时还得找村一级干部来实施。井沟村的事王某身为村支书，他能不知道？更何况庚银项“告状”针对的正是他这个村“第一把手”。
“老子辛辛苦苦当支书，这么点事你们还要告个没完啊？”王某开始并没有当回事，但年复一年，他已经无法再“宰相肚里能撑船”了，竟然下令“你姓庚的再告状就别想回村。出了山，他庚银项爱到哪告我管不得他，但要想再回村咱就得收拾他！”
就这样，为村民争土地的庚银项老汉上访，变成了一个长年有家不敢回的“流浪汉”。原本便是一贫如洗的山民，一旦离开了山村和土地，哪有法子过日子？上访上诉，本是件耗时耗钱又耗神的苦差，而如今身为“流浪汉”的他，更是吃尽了苦头。为了省钱（其实庚银项身上根本就没有钱），他只得时常夜宿街头，像那天见梁雨润的头两天夜里睡在县委大院的屋檐下算是“好运”的了，至少不会半夜三更被那些刮地皮财的流浪汉们赶来赶去，或者敲诈勒索。令庚银项气愤至极的是一些部门的官员和办事秘书，明明知道他是一位正儿八经有事要向政府和组织反映的上访农民，却拍桌子瞪眼地硬说他是“疯老头”，让保安一次一次拉出去送到收容所……屈辱和无奈伴着庚银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曾几次从收容所逃到中条山那个自己的家，但天一亮他又不得不含泪离家，因为一旦被王某知道他这个“钉子户”回村，就会派人前来抓他。人家的理由很“充分”--据上级有关部门来函，庚银项在外面有妨碍社会治安表现，村委会根据村民治安条例进行处理。服不服？服的话就交罚款；不服？那就送乡派出所！派出所哪是好去的地方？轻则受训，重则一顿皮肉之苦--这在那些素质低下的山村小镇是常有的事。庚银项欲诉无门，欲哭无泪。如此处境，正是“八年啦--别提它！”
梁雨润知道整个事情的调查结果后，极为震惊和气愤，立即会同县纪委和镇党委负责人，一起来到井沟村，对村支书王某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办公处理。在事实面前，对照国家相关政策和条例，王某承认了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对过去几年中对庚银项上访的处理存在个人打击报复的行为，表示立即按政策向席家坡自然村退还24亩土地的所有权。
那天，当梁雨润把乡党委关于给王某的党内警告处分和乡政府土地经营管理站关于向井沟村第六村民组归还24亩耕地的两份决定书附本，带给刚从山外流浪８年多归来的庚银项时，这位刚直不阿的农民老汉，跪在地上，手捧黄土，激动得泪流满面，他向在场的干部一再地表示自己再也不离开家乡，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这儿的每一寸土地建设成富足的乐园。
这样的场面并非电影镜头。它教育的也不仅仅是像王某这样的村支书，梁雨润在处理一件件农民上诉案中，同样受到极大教育。
“现阶段的农民日子并不好过，特别是像我们夏县这样地处黄土高原的贫困县农民，他们的日子更是过得艰辛。要是再有人任意侵占他们的利益，那是天地不容！”梁雨润不止一次这样发过感慨。
与庙前镇井沟村同在中条山上的祁家河乡，是夏县这个贫困县中的贫困乡。该乡距县城136华里，是个有名的“三边乡”（黄河边、省界边、县界边），当地有民谣这样描述祁家河，叫作“脚浴黄河水，头枕中条山，左右牵两县，夏县最边沿”，这儿的雄鸡一叫，能让三省的人听见。梁雨润的得力助手、县纪委副书记王武魁当过这儿的公社书记，我本想跟他一起上山实地看看这块“一鸡鸣三省”的穷乡僻壤，但王书记告诉我从县城到那儿来回得用三天时间，这让采访后急着返京的我不得不留下了遗憾。
这个乡在梁雨润来夏县当纪委书记前有过一件事，让县里犯了几年的难。这就是该乡西北庄村有件事让全村的农民集体上县城闹了好几回，为啥？这得从头说来：西北庄村是个严重缺水的山村，村民们祖祖辈辈吃水都是靠从几里路的地方去人背马驮。改革开放了，外面的世界一天比一天精彩，农民致富的一条又一条消息也通过电波越过中条山吹进了大山深处的西北庄村，但这里的村民们苦于缺水而无法圆自己的致富梦。在夏县，像西北庄村这样的穷村何止一两个，所以纵使西北庄村民多少年来曾经想过无数办法，想一解水源之苦，可是终无结果。1995年，一位从西北庄村走出去的段先生得知自己的家乡仍然生活在“滴水贵如油”的窘境中，便请求一位在另一个比较富裕的县里当人大领导的同学帮助从省有关部门要了一笔以工代赈人畜吃水款给自己的老家西北庄村--山西省计委将17万元的一笔专款拨到了夏县计委，明确是给西北庄村用于解决那儿的人畜饮用水的。
村民们听到这消息，可谓欣喜若狂。那是他们盼了多少年才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呀！村民们把这笔钱视为脱贫致富的全部希望。他们得知喜讯后，群情振奋地自发行动起来，为赶来年春天能使庄稼和苗圃用水，全村男女老少，在寒冬季节便背起铺盖，自带干粮，上山打炮开路，干得热火朝天。有的村民则用自备资金在自己的田头宅地开始动手修建水池水窑了。然而就在村民们流血流汗苦干拼命干的一天又一天里，人人皆知的“天上掉下的馅饼”却迟迟不见落到西北庄村百姓手里，而且不知到了哪儿去。使得已经全面铺开的水渠工程不得不放慢速度，最后到了无法再开工的地步。这时村民们才慢慢清醒过来，询问村干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村支书装糊涂，村长吱吱唔唔说不清。
“这人畜可以忍一忍，再不就上几里外的地方驮点水回来喝，可地里的苗咋办？大伙知道今年可以把水管铺到村头，便都种了苗圃。你们咋骗到咱自己人的头上来啦？啊，不说清楚钱到哪儿去了，你们就别想睡囫囵觉！”村民们积怒成火，天天围着村长要他交待钱的去向，这可是他们的救命钱哪！
西北庄村村长人称“黑脸”。可他这“黑脸”不是秉公执法的包公黑脸，而是喜欢贪点小便宜的有点黑了心的“黑脸”。一向精明的“黑脸”村长这回可是尝到了贪小便宜的苦头了。村民天天到他家讨个说法，弄得他家都不敢回。收成时节，“黑脸”想回家把地里的粮给收了，结果村民们知道后，举着镰刀棍子来田头找他。“黑脸”顿时吓得脸色由黑变紫，从此他再没敢回过村。
村民们还在上县里一次次闹，“黑脸”却像过街老鼠，见人就躲。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黑脸”理了理在这一年多变白的须发，忍不住泪水纵横。有一次他在街头听人说新来了一个纪委梁书记，跟“包青天”一样，啥难事他都能解决。“黑脸”想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从借居熟人的一间畜棚里走出来，耷拉着脑袋来到了梁雨润办公室，交待了经他之手的那17万元解决村民用水专款的去向--原来，在县计委收到省计委的拨款后，“黑脸”村长便和村支书到县城有关部门领款，第一笔10万元款当日拿到。可就在这时一位神秘角色出现了，此人虽仅是夏县某单位的普通职工，但却很有背景，要不怎么会连西北庄村得到了省里一笔扶贫性质的拨款他都像饿狼嗅到腥味似的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世上的事很怪，像夏县这样一个县乡两级公务员、教师等工作人员连工资都不能及时发放的贫困县，有人却专门把目光盯在了那些百姓的命根子钱上。“黑脸”拿到这笔特殊的拨款还没来得及出县城，那位张某便在“黑脸”村长从工商银行取款出大门的同时，十分热情地在一位“中间人”引见下，跟“黑脸”套上了近乎。
一顿狗肉加酒水，灌得“黑脸”成了连说话都不利索的大红脸。
“我说村长，你老说村里穷，其实还是你们的观念和意识跟不上。”张某知道到时候了，便把酒杯重重地碰在了“黑脸”面前，一副城里人对乡下人不屑一顾的样儿。
“你小张错了，我黑脸天天也看电视广播，啥观念意识跟不上，是老天给我们赤贫的中条山人没留下一条致富之路，咱村上别说天天没酒喝，就是洗脸做饭的水也要像炒菜用油那么省巴着才行，你说咱们有啥办法？”
张某摇摇头，笑嘻嘻地朝“黑脸”挤挤眼：“Ｎｏ，Ｎｏ，我说你村长大人就是缺少观念和意识，你还不服？就凭你村在山旮旯那个地方想像城里人一样整天有肉有酒的吃喝当然不行嘛。可你们也有不少致富的门道，问题出在你这样的村长没有魄力上。”
“我没有魄力？”“黑脸”眼珠顿时瞪得溜圆。
“哎嘿，就是欠点火候。”
“哐--！”“黑脸”借着酒劲，将杯子往桌上重重地放下，像真要赌一把似的询问张某：“你张老弟今天只要能说出一个可以铆钉的地方，我黑脸身为中条山上的一条汉子，敢拿出咱西北庄村一棵铁树供你！你只要能说出让我信的铆钉地方，我就敢！你说！”
张某狡黠地一笑，还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儿。
“黑脸”急了：“咋，就你城里人是好样的，我们山里人都是孬种？呸！老子的口袋里也不都是装黄土的！”“黑脸”重重地拍了拍那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手提包，颇有几分蔑视的眼神瞅了瞅张某，便只管大口大口往下灌酒。
张某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做出一副极其敬佩的样儿，凑近了说道：“我正要承包一个饭店，店主的老板娘是我们夏县某某局长的婆姨……”
“黑脸”头一扭：“说这事干啥？关我屁事！”
“嘻嘻，怎么没关？有关！而且是很重要的关系哩！”张某开始做圈套，“你大村长不是找不到致富路吗？我今天就给你引来一条致富路。嘻嘻，就看你大村长是不是真有这紧跟形势的观念和开拓意识了……”
“具体一点。”“黑脸”不耐烦地。
“好。兄弟见你村长是明白人，我就长话短说。”张某终于掏出了引“黑脸”上套的钩，“你不会不知道在城里开个饭店就像在自己家设了个钱庄。我张某人把你黑脸大哥当作自家兄弟，所以愿意合股与你共同经营一家饭店，如何？”
“黑脸”晃晃头，自言自语道：“我没醉糊涂吧？”
“玩笑，谁不知中条山上的汉子，个个都是海量！”
“你凭什么愿意跟我合股开饭店？我又没本钱入、入股嘛！”
“你，你黑脸大哥真会开玩笑。”张某笑得更欢，佯作摇头状。然后眯起双眼，直盯着“黑脸”，又用手轻轻地摸了摸那只装有10万元现金的小包：“这儿不是现成的嘛！”
“你想干什么？”“黑脸”噌地离开座位，连人带包躲到远远的一边。
“哈哈哈……”张某和另外几个酒友哈哈大笑起来，连连数落“黑脸”真是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人。“黑脸”顿时一脸窘状，喃喃道：“这是村上的公款，全村人等着靠它解决吃水的事哩！碰不得，真的碰不得……”
张某等人朝“黑脸”又是一阵嘲讽之后，说：“没有人让你不给村上修渠引水呀！我们是想帮你大村长干出点名堂来：能够将来既修了渠，又同时立马让村上致了富嘛！”
“具体点说。”“黑脸”不甘示弱。
“修渠引水的事你村长几十年生活在山上比我们有经验，可你没有想一想：即使村民们有了水，就能致富了？不行，水仅仅能解决大伙儿不再到远处背水之苦，却并非一定改变村上的根本面貌，尤其是在你任村长期间怕是难有致富的那一天。这不能单说是你黑脸大哥没本事，就是省长市长到你那个穷村也没法让大伙致富。可在城里开饭店就不一样了，你今天开张，当天晚上你就能在灯下一五一十地数个美！这叫投资短，见效快，世界上有名的富翁都是从开小饭店起家的，这方面你黑脸大哥要说经验还是差一截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黑脸”的钱袋“开”了。他小心翼翼试探道：“合股开饭店当然好，可咱这钱是村民们的救命钱，我不能让它冒任何险。合股开饭店，如果好当然皆大欢喜，可是一旦亏了我这本不也泡汤了吗？使不得，使不得！”
“做生意嘛，肯定是高风险高效益嘛！”众人附和起来。只有张某阴着笑脸在琢磨“黑脸”的心思。
“我们各出一半股，你五万我五万，年终我保你利滚利地把本翻两倍以上。”张某扔出第一方案。“黑脸”思忖了一下，果断地摇摇头：“不干。”
“另外再给你个人１万元。”
“哼，我与西北庄村有什么可分的？还是一句话：不干。”
“你是怕有风险，赔了本？”
“当然。赔了本村民还不把我扒皮吃了？”“黑脸”夸张地做了一个动作。
“哈哈哈……”张某和其他几位酒友忍俊不禁，但那笑中明显带有轻蔑。
“那好，我可以保证你包赚不亏本。”张某说。
“咋个弄法？”这回“黑脸”感兴趣了。
“借你大哥的钱总可以了吧？”
“怎个借法？”
“一年还本，给你利息30％。二年还本，每年给利息50％。如何？”
“黑脸”咂咂嘴，有些动心了，但没有表态，反倒摇了摇头。
张某耐不住了：“你大哥真是个黑脸！行，再各加10％！”
“黑脸”一听，猛地端起桌上的杯子，一仰脖子：“一言为定！”
“痛快。一言为定！”
就这样，“黑脸”口袋里装的那10万元全村人的救命钱，连他自己还没摸热，便已少了小一半。
“大哥，看你还算义气。现在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你知道原来县里准备给你们村多少款吗？”在酒桌前分手时，张某很神秘地将“黑脸”拉到一边，悄悄说。
“不是省里拨了17万嘛！”
“这我知道。可你知道县里本来想给你们村多少吗？”
“黑脸”有些紧张地摇摇头。
“也就四五万！知道吗，没有我从中给你周旋，你能拿得到现在这么多吗？哈哈哈，门儿都没有！”张某拿出一副深不可测的架式，凑在“黑脸”的耳边：“我想法让你们把后面还有几万元的款拿到手。大哥，兄弟没有让你亏着吧？”
“没，没有亏。”
“黑脸”自以为在张某身上没有做亏本的事。他想：村上的钱本来不会弄到那么多，现在有张某出力，等于为村上多赚了一笔引水款。自己呢，可以在全村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每年进腰包若干……这等如意算盘让他不由阵阵窃喜。“黑脸”哪知张某给他设的是个套。而且“黑脸”回村后又没有很好地管好剩余的钱，这里付个白条款，那儿应付个人情，到最后用于水渠之款所剩无几。村子里是热热闹闹的村民和一个已经全面铺开的工地，哪知“黑脸”背地里演了出见不得人的拆台戏。当村民火烧眉毛天天逼他要钱时，走投无路的他赶紧回过神来找张某要款时，那费功费神儿使“黑脸”恼也不是怒也不是。到后来逼得紧时，张某干脆连个面都不照。“黑脸”找到饭店，饭店已经倒闭关门多时。
“我，我是回不了村啦。唉--！”当“黑脸”明白过来时，早已晚矣。而他原本乌黑发亮的一头浓发，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雪尽染。
“梁书记啊，是我错了，你看在我的一头白发上，救救我吧！我都快有一年没敢回村了。呜呜……”那一天，梁雨润正在办公室阅读由祁家河乡西北庄村庄群众以集体名义写的一封状告村干部的信，“黑脸”一头闯了进来，见面就呜呜地大哭起来。
“这么说你就是西北庄村的‘黑脸’村长？！”梁雨润打量着眼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40刚出头，而看上去却像五六十岁的老汉，强压下心头之火。
“是是，你瞧我都不像人样了。呜呜……”
“知道什么叫罪有应得吗？”
“知道……可我当时确实看到村上没啥致富路可走，所以想着也来个‘借鸡下蛋’啥的。谁知上了人家的当。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只恨不得把那小子宰了！”
“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中间没有一点私心在作怪？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村之长，想过没有那钱是全村多少代人梦想能有水喝，能过上像一个人样的日子的命根子钱啊？！”梁雨润瞅着眼前这位恨铁不成钢的同龄人，不由又气又恨。“张某这样的专刮民财的骗子，该抓。可你这样拿农民的命根子钱随意转手想自己从中拣油水的人就不该受罚？都说你是‘黑脸’，要我看你的心都变黑了！”
“是是，梁书记您批评得对，现在我除了头发是白的外，全身都是黑了，我对不起组织啊，呜呜……”
“黑脸”愈加悔恨，梁雨润的心头则愈加焦虑。因为据掌握的情况看，骗走这笔钱的张某不仅在整个骗取过程中使用的手段非常“法律化”，而且关键是在张某背后有人借手中的权力在一面批转省计委给西北庄村这笔特殊拨款同时，又在暗中进行渔利。那个姓张的之所以能在西北庄村刚刚获得第一笔款项时，就那么直截了当的敢向“黑脸”伸手，是因为他借用那位领导的权势，迫使西北庄村“识相”与他张某“合作”，其实就是感激给批拨款的“某领导”的“礼尚往来”。再加上他们抓住了“黑脸”也有点“黑”的短处，故而合伙演出了一出坑害连水都喝不上的山村农民的缺德戏。
“先把自己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交待清楚，关键是要挖挖心灵深处的脏东西。然后配合纪委和法院调查组把张某及其他背后的那帮专门靠权术加骗术坑害农民们的家伙挖出来。”梁雨润对“黑脸”吩咐完后，立即召集纪委和法院的同志，突击追查张某，并又通过他的交待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个多年盘踞在县要害部门专发“贫困财”的蛀虫。“黑脸”和张某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当“黑脸”在久别家乡之后重新回村时，看到包括自己家在内的家家户户村民有了从山下引来的“自来水”喝时，愧疚得无地自容。他听村民们说，梁雨润书记不仅帮他查清和追回了几万元的被骗款，而且在村子引水工程缺钱缺工时，甚至跑到自己的老家--百里之外的芮城去求人筹措钱款。三九寒冬里，梁书记带病上山，跟着村民们一起搬石筑渠，铺管垒池，屡次累倒在工地……
百姓的心是肉长的，看到梁雨润书记为了农民们的事，连命都要豁出来了，那份沉甸甸的情意将让他们一辈子也忘不掉！
自梁雨润任夏县纪委书记后，在他接待的那么多群众上访和举报中，除了那些重案要案外，多数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虽然未必上得了纪委的办案议程。他想，许多重案要案，最初有可能就是群众与干部，百姓与政府之间的普通矛盾而后来激化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纪委，完全有责任去化解这种矛盾。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入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而在这过程中，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群众与干部，百姓与政府之间在实现共同利益和目标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2001年下半年，中央纪委、监察部主办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对梁雨润的事迹进行了连篇报道，山西省纪委随之作出决定，在全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里开展向梁雨润学习的活动。在省纪委九次全会上，梁雨润还作了事迹介绍。当时有人在台下悄悄议论，说照梁雨润这么干，咱纪委不成“信访室”了嘛！
话传到梁雨润耳里，梁雨润笑笑说：其实道理非常简单：纪委是抓党内纪律问题的，抓党内纪律问题的目的又是为什么呢？还不是要改变党的作风，实践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宗旨吗！群众上访，虽然不能说所有反映的问题都是正确的，但可以肯定大多数是可信的，即使少数反映的问题不正确不客观，但也能说明人民群众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党才来找我们的党的。对这样的群众我们没有理由不理不睬。认真地倾听，深入地调查，一件一件地下功夫去解决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这不仅是纪委工作的范畴，而且是主要的甚至是带根本性的工作问题。要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首先必须要对人民群众有感情，拿出真想解决问题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来才行。
梁雨润有一句话让我颇有感触，他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当领导的，有时常常觉得老百姓反映的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是呀，老百姓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生计，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那几亩承包地，为自己那块宅基地操心，你认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老百姓那里可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导致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处理好了，老百姓心顺了他们就会拥护党、拥护国家、拥护社会主义，就会拿出全部干劲和热情来跟着党走。我们有些人整天喊着要为百姓服务，为百姓办事，可真到了群众向他反映情况，希望解决问题时，他们又觉得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把其放在心上，或者即使去过问过问也是三心二意，没有用真心思。久而久之，群众的“鸡毛蒜皮”小事，成了一触即发的大事，成了恶性事件。那时他们又埋怨群众，甚至将群众推向对立面。群众能没意见？能不把你从台上拉下马才怪！
夏县这个地方不大，但它却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真正历史发源地。大禹建立的夏朝，司马光写下的《资治通鉴》，几乎奠定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全部基石。后来从这个地方建立和缔造的文明慢慢扩散到九州大地，直至其它更宽广的地方。但夏县自己的光亮却渐渐变得黯淡了。
昔日的光亮黯淡其实属于可以理解的某种规律，因为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常常消失了自我，这其实是一种美德，一种符合自然界物质变化规律的。但夏县在现代少了文明，却多了些咄咄怪事。而且有些怪事人们就连想象中也是缺乏的。
梁雨润来到这儿赶上了不少这样的怪事。
是什么怪事都让梁雨赶上了？还是夏县就爱出怪事？我认为，对于现今的中国农村问题，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到了该认认真真、严严肃肃地对待的时候了。由梁雨润在夏县处理的一桩桩“怪事”，我意识到这种在我看来是“怪事”的事，其实在农民和农村看来已经见怪不怪了。原因只有一个：如今在中国的农村，这样的事太多，太普遍。
怪事盛行，那可不是件好事。
1998年７月24日，这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星期天。梁雨润像往常一样没有回运城市的家和妻子女儿团聚，而是在办公室埋头批阅文件。
“叮铃铃……”桌上的电话机突然响起。
“梁书记吧？不好了，又出大事了！”梁雨润拿起电话，一听是纪委副书记李俊峰打来的。
“快说老李，到底出什么事了？”
“胡张乡上晁村200多名群众将村长围在家里，快要出人命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梁雨润心头一紧。
“公安局的人说已经有三天时间了。”
“为什么拖到现在？”
“闹事的第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就去了，可是村民们不听，还是把村长围住了不放，而且越闹人越多。现在快要失控了！”
“到底为什么事？”
“哎，肯定又是当村长的太恶了呗，群众积怨太深，反呗！”
“除公安局还有什么人在那儿？”
“检察院的也去了不少人，可群众还是不散。他们举着牌子，喊着口号，说不要公安局，不要检察院，就要纪检委。所以，检察院长和公安局长连给我打了三个求救电话了……”
“这样吧，老李，你辛苦一下，马上到上晁村去一趟，你见了群众，代表我告诉那里的村民们，请他们先从村长家撤出来，不要再围攻了。如果是要对村长的问题检举揭发，我们会马上派人去调查处理，不要搞过激行动，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也不利于解决问题。你把这个理跟村民们说清，一定要说清。”
“好的。”
“慢着！千万千万注意要告诫群众不要闹出人命来！”
纪委副书记李俊峰放下电话火速赶往上晁村，梁雨润则直奔县委书记那儿汇报自己对这一突发事件的打算。
“上晁村的那位村长的问题由来已久。这是个有点背景的人物，但他再有背景，也不能拿群众生命财产不当回事，为非作歹嘛！该怎么处理，你只管行动，县委坚决支持！”县委书记态度十分明确。
“那好，明天我就派工作组进驻这个村调查。”梁雨润是个急性子，连夜把纪委常委们叫到办公室，随即研究了解决上晁村问题的方案。
上晃村到底为什么会激起如此严重的民愤？一调查，发现问题均出在这个村的村长身上。此人姓解，48岁，初中文化，1984年开始任村长。凭着当村长的时间长，这位素质本来就不高的村长，近几年间越发在村里横行霸道，说一不二。村务和经济情况从不向村民公开，而且常常以权谋私。村民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1996年夏季征粮时，村长以修路急需用钱为由，多次找到胡张乡粮站站长及县粮油总公司经理，提出将村里的一批粮食出售给粮站。乡粮站和县粮油总公司派人到上晃村看了粮食数量与质量，答应按国家保护价收购。但后由于粮库紧张，无法过称入库。村长又多次找到粮站站长，说能否暂付一部分粮食款。粮站站长想了想，便让会计给了姓解的“上晁村粮食预售款”30000元。1997年１月。粮站有了调拨计划，到上晁村提粮时，却发现粮食有质量问题。粮站领导向解村长提出退款，解不退。说自己家里有粮食，质量尚好，可以抵此款。粮站见钱已被人家拿走，也觉得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答应按解所说的办法办。但日后粮站与解多次交涉交粮事宜，解总推三拉四，说等来年村上打出质量好的粮食再上交。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至今未交粮。而这笔当初说是修路的钱他也从中做了许多手脚。
姓解的一向办事作风简单粗暴，当有村民对此有意见时，他便怒气冲天，找人将提意见的村民狠狠揍了一顿。村民们被激怒了，联名向上级告了他的状。可是状纸给了许多部门，村民们却从未见有人来查处和听听大家的意见，反而是县上的某领导多次来到解某的家“检查工作”。解某因为有人壮胆而更加狐假虎威。听说有人上县城和市里告他恶状，就在村委会的高音喇叭里指名道姓骂人。更有甚者，他举着菜刀站到举报和告他状的村民房前，口中狂叫谁要是与他解某过不去，“我他妈敢杀了你！”其嚣张气焰让村民们忍无可忍。1998年春开始，村民曾四次集体上访到县城和运城地委。但姓解的依仗着他与夏县某领导有着特殊关系，始终不曾伤过一根毫毛。
梁雨润派出的纪委工作组，核实了该村长的经济问题及作风粗暴横蛮问题，并根据群众的民愤，按照党纪和村委会管理条例，向有关部门作出了建议对解留党察看一年、撤消村委会主任一职和归还所挪用的公款等处理意见。
原为这样的处理可以使上晁村广大村民有个安家乐业的环境，哪知姓解的颇有些神通广大，在县纪委建议有关部门对其作出上述处分后不久，因某种原因却仍在其位。而解某不仅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反而更加把那些曾经告过他状的村民和党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村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再次联合起来，这回事情可就闹得更大了。
那一天梁雨润正在一个乡下搞蹲点调研，突然县委书记打电话给他说道：“老梁啊，省委刚刚来了急电，说我们的上晁村去了一百多名老百姓，打着旗子正在省委大门口集体请愿！省领导发怒了，说这不是给山西省的几千万人民丢人显眼嘛！现在围观的群众各地记者都纷纷涌到了请愿现场。你马上回县城，省委和地委批示你和我们几个立即到省城去接人！咳，这个上晁村啊，这几天省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两会’，他们可真会给咱夏县丢脸嘛！”县委书记也被这一特发事件急得直想骂娘。
梁雨润一听这消息，心头也“咯噔”一下紧了起来：上晁村的事不是刚刚处理过嘛，怎么又闹到省城去了？他火速赶回县城，与其他几位县领导连夜赶往太原。
“老梁是必须去的，你不去恐怕我们几个去了还是带不回上访群众。去了如果不把群众带回来，我们的乌纱帽恐怕就会让省里给摘了。”几位领导一路给梁雨润戴高帽子，不过他们确实说了真心话。
那一夜七八个小时里，梁雨润丝毫没有合眼，他的压力其实也很大，因为他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村的村民为啥在他已经处理了村长之后，结果闹出了更大的乱子来了？
“你们是怎么搞的嘛？”当在省委接待室见到一百多名上晁村村民们时，梁雨润无法按捺心头的不快，说。
“梁书记，不是我们存心想把事情闹大，实在是像你这样难得的好书记、‘梁青天’也在我们夏县得不到公正，我们于心不忍啊！”村民们有人挥泪向梁雨润诉起冤来。
“慢慢说，到底你们为啥还要到太原来闹嘛。”梁雨润顾不得喝上一口水，蹲下身子一屁股坐在上访的村民中间。
“梁书记你不知道，那姓解的被撤职罢免后，乡里为什么还让他当村长？而且这回比以前更霸道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又觉得人家在夏县也有靠山，你梁书记即使想帮我们也未必能帮得彻底，所以就想上省城来让省里出面解决我们的事……”
梁雨润这回总算明白了事情真相，他气喘喘地弯下身子，往地板上一仰，然后直起腰，对一百多名集体请愿的村民说：“老少爷们，你们辛辛苦苦从夏县跑到太原来，我不能说你们来得一点没有道理。将心比心，我要站在你们的立场看解某的事，也许我也会向省里来反映情况。可是我话又得说回来，你们图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嘛？你们想一想，真正要解决夏县的问题，靠谁？要我说还得我们夏县自己来解决。你们到省里，或者再往上到北京中央那儿告状请愿，这是会引起上级领导更加重视些，但省里中央就是真要下决心想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还得要到咱夏县来。到了夏县才能找到你们上晁村的解某呀！他解某区区一个村长，省里和中央怎么可能具体地管到他呢？就是再要撤他的职，处理他，总不能让省委和中央下文件吧？还得由我们夏县这一级基层组织来定案吧？大家想想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
请愿的群众窃窃私语起来，很多人在点头。
“好，既然大家同意我说的，那么我再问你们，上次我们纪委会同检察院同志到你们村上最后是不是也动真格的，对解某的事进行了严肃处理了？”梁雨润问。
“可他解某凭他与某某领导交情继续干村长，比以前更耀武扬威地骑到了我们头上。所以我们感到‘夏县没青天’，便跑到太原来了。”有人站出来说。
梁雨润笑了：“大家可能听说过，我到夏县任纪委书记后处理过一些比你们村这事更难的案子吧？而且也治了一批比解某问题更严重的司法腐败分子，那时我听群众称我是啥梁青天？！有没有这事？啊哈？”
“有有。梁书记你在夏县处理恶霸的事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说你是咱夏县的青天。”众人争着说。
梁雨润又笑了：“是啊，你们是知道我梁雨润这个人怎样在办案的，可是你们其实现在却对我失去信心是吧？”
“没有没有，梁书记您别误会，我们对您绝对信任！”
“那好--“梁雨润突然从地上直起身，大声对集体请愿的村民说：“既然大家还信任我，我在这儿说一句掏心窝的话：你们如果真想解决问题，现在就跟我回去，我梁雨润用人格和党性向你们保证：解某的事一定会坚决彻底地处理好！怎么样？”
“行。你梁书记的话我们信。只要你能彻底解决解某的事，我们再不会出来上访闹事了！”众村民情绪高涨。
“好。我们一言为定！”梁雨润伸出手。
“一言为定。”众村民纷纷将手伸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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