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雨润，你在夏县才呆了几天，你算老几？竟敢把老子‘双规’？”那个自以为在夏县没人敢动他的李将，见了梁雨润，便大吵大嚷道：“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我要去告你们！”
“这是你应有的权利，但现在你得老老实实先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梁雨润义正辞严地告诫他。“我就是不说，你能怎么办？而且我还告诉你：在夏县这一亩三分地上，我李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梁雨润敢拦我？让开，我要回家！”李将猖狂地扒开办案人员，凭着那身五大三粗的身板，满脸杀气腾腾地欲往外走。
“李将，你给我站住！”梁雨润快步上前大喝一声，将其堵在门口。“你要不交待清楚问题，想出这门一步，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兴许沾了一身土匪习气的李将还从未遇见过有人敢这样在他面前说话，也许这外强中干的家伙做贼心虚，总之梁雨润的凛然正气，如同巍峨泰山，震得李将连连后退了几步，没敢再越门槛一步。
在夏县能把李将这“茅坑里的石头”给摆平，一直在反腐治恶第一线的纪委同志们还是头一回见。“梁书记，有你在，什么样的案件我们都敢接了！”办案人员士气大振。
然而由于“双规”人员都是从事过公安司法工作，他们的反侦察能力也相当强。
一旦当他们明白自己陷入困境之时，第一个职业性的反应便是是订攻守同盟。由于这个案件在这之前就有过两次立案调查，这批“双规”人员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立马变守为攻，而且态度极其蛮横。参与此次立案的纪委办案人员，过去出于工作上的需要，也曾同这些被“双规”人员共过事，也一起办过案，相互之间都十分了解，对方甚至对办案人员家住在什么地方，孩子上几年级，什么学校，都一清二楚。
“兄弟们，咱都是夏县的乡里乡亲，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们千万别为那个姓梁的卖命，人家是孤身一人，吃饱了一个饿不着全家。你们哪能跟他一样？要是把兄弟们逼急了，即使我们没机会回去，你想我们的那些兄弟、孩子，他们会饶得了你们？”有人使攻心战术。
有人则来硬的：“‘双规’算啥个东西？老子不怕。别看你们现在神气，老实告诉你们这些人：即使今天老子一劫难逃，被你们判个十年八年。可就是等十年八年后，老子还年轻着哩！到那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案情比预期的要艰难和复杂得多。加上这些“双规”人员嚣张气焰和他们身后的强大社会关系网，使得个别办案人员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刀光剑影的较量刚刚开始，军心不稳是梁雨润感到最担忧的。那些日子他除了必须的其它工作不得不离开外，一直坐镇办案现场，以振军威。有一次家中急电，说他的那位九十岁高龄的老祖母病重。梁雨润吃过晚饭赶回老家，等老祖母输完液，已是深夜两点钟。家人让他在祖母的病榻头眯一会儿眼。可梁雨润想着夏县那几个“双规”人员的事，怎么也睡不着。这些人神通广大，反侦察的能力未必在纪委的办案人之下，万一他们找些茬弄出点事来怎么办？
“兄弟，走！我们马上回夏县！”梁雨润叫醒司机，俩人借着月色，翻山越岭，飞驰在盘山公路上近３个小时，凌晨５点钟赶回了夏县的办案点。此时，正值人们熟睡之际，办案处的大门紧锁，四周一片寂静。梁雨润是个急性子，心想等天亮还有一两个小时，不如想法早点进去，便让司机作人梯，“噌”地越墙进了办案处的庭院内。
“梁雨润，你别以为自己是谁！老子在夏县拉的屎都可以筑成一道铜墙铁壁。你拿我怎么样？小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几个“双规”人员一见梁雨润的出现，果真像急红了眼的赌徒，将这位铁面无私的新纪委书记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
梁雨润用鼻孔朝这些害惨无辜农民的家伙“哼”了一声，回敬道：“即使我搬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请你们明白一点：首先砸的肯定是你们的头！”
“咱们纪委干部是什么？是共产党的一把剑，一把专门斩除党和政府躯体上的毒瘤的钢刀利剑。大家记住：宁叫人打死，也不叫人吓死。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纪委干部，不能在这些人面前当熊包！”在办案工作人员全体会议上，梁雨润鼓励大家，同时他通知有关部门对所有办案人员及家庭成员的保安工作做了具体布置，使办案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精神投入战斗。
经过2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的拉锯战，终于彻底查清了夏县历史上少见的一起公安、司法和法院三个执法机关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伙欺诈农民的大案。５个主要涉案人得到了应有的惩治，原公安局刑警李将和原法院执行庭负责人杨东海等分别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交司法机关惩处。
在史英俊向梁雨润下跪哭诉两个月后的1999年１月８日，夏县再一次召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公处大会”。不可一世的原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的５名“史英俊苹果案”的主要犯罪人李将、杨东海等被公处。史英俊所在的王村数十名干部群众，冒着严寒赶到会场。当他们听到李将、杨东海等人受到严惩的决定时，激动得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
人民群众出自内心的这样欢呼口号，似乎让我们在感到亲切的同时又有些遥远……真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能看到这样的场面是一种庆幸，一种希望。
夏县人民受这帮“比土匪还恶”的司法部门里的蛀虫的危害实在是太深重了。过去他们只能不敢怒也不敢言，因为言者就会吃苦头，怒者要杀头。这并非骇人听闻。想一想，这些手中有着可逮你、可抓你权力的人，他们一旦认为需要找你麻烦时，只要稍变着法，弄点“理由”出来便可整治你，而且通常是一切手续和程序都会在合法之中。即使不合程序，没有手续他们也不怕，可以“补”呗！啥也没有的小小老百姓又能拿他怎么样呢？称王称霸者清楚，只要他们还穿着那身制服，手中还掌着权，啥事都可以颠倒过来说。史英俊苹果案之所以拖了几年，症结就在于此。可怕的是那些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人，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还有一个看起来似乎荒唐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谬论：他们把为一些亲朋好友办事，把为一些既得利益者办事，甚至把为贪官恶霸办事看成了是在“为人民服务”。在这些人心目中，“人民”的概念完全是另一种对象。他们在为这样另一种概念上的“人民”服务时，所表现出的某一份“积极”与“努力”，更使他们对待真正的人民群众时丧心病狂，无恶不作。我看过李将的原始卷宗。此人在“史英俊苹果”案的案发前十几天，曾因参与一起24人的集体赌博而被运城公安处查处的通报。当时公安局领导也找过他谈话，并给了他处分。李将在事实面前也痛哭流涕过，他在自己的“检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深感自己做为一个公安执法人员不该知法犯法。今后我一定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性，以免让坏人钻空子，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后果，请纪检部门监督。”初看这样一份“检查”似乎让人觉得他是个初入迷途的人。
其实就在给予他处分的决定刚刚宣读后没几天，有人以利益来引诱他时，他马上暴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再看他在史英俊苹果案中，手持枪杆，横行霸道的土匪恶霸行径，能说他对以往所做过的错事能有半点真实的悔意吗？没有。一丝也没有。令人气愤的是，像这样不拿老百姓的财产和生命当回事的人，竟然也会厚着脸皮大谈“为人民服务”和自己的“形象”问题。我们不妨拿出李将在“双规”后期写的那份“检查”读读：“……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也是十分有害的。它有损于一个国家干部的形象，有损于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破坏了警民关系，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极坏影响。此次出现错误，自己从内心讲，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和人民群众，更对不起养我生我的父母。今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修养，加强政治组织纪律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公安人员。”我拿到这样一份“检查”，对照李将前后两次不足十几天时间内所犯的罪行及其严重程度，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两次“检查”都是抄别人的，要么此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因为我不敢再往深里想：如果他真的知道像史英俊这样依靠政策致富的老百姓，正是我们共产党和一切共产党执政机关、办事人员需要特别保护和服务的人民群众的话，那么李将等就是明知故犯，就是比一切反动派更反动的人了！
百姓不恨透这样的人才怪了！中国共产党几代人浴血奋斗夺取的红色政权和亿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社会主义繁荣的宏伟大厦不倒也才怪了！
败类！称这样的一群人为败类毫不过分。
我因此更深地理解了在那天公处大会上夏县百姓为什么会激动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人民期待已久的一种心愿，一种局面，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本来的面目。2002年春节前我到夏县采访，关于“史英俊苹果事件”这起“五顶大檐帽欺压一顶破草帽”的司法腐败重案，已经了结３年多了。但在翻阅当时的卷宗时有些问题还是引起了我的深思。现在老百姓最不满的是党内腐败问题，而在党内腐败问题中最让百姓不可宽恕的是司法腐败。他们对这样的坏人坏事的评价常常是：连“土匪”、“国民党”还不如。平日里我们只要深入基层走一走，就会发现这样的抱怨不仅仅出自一两个群众之口。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我们的党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执政危机。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起我们的第一支队伍是工农红军，那时红军每到一处，人民群众会从心底里喊一声自己的队伍是“比亲人还亲的子弟兵”。那时我们的红军靠人民的乳汁哺育成长，又在成长中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关系。正是这样的鱼水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南湖的小船出发，实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性转折。1949年，当蒋家王朝溃败大陆，不得不移迁台湾的途中，几乎与共产党人同时起家的蒋介石先生在东去的军舰上，面对滔滔海浪，不无沮丧地向蒋经国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知道我们国民党输给共产党的根本的一条是什么？是共产党他们把老百姓抓在了自己手里，而我们国民党几十年来走的是精英救国，对中国老百姓尽做些让人憎恨的事。千古教训啊！”
任何一个时期的执政者，如果不是将他们放在历史长河里检验，恐怕很难断定谁一定就对谁一定就错，你的好也许就是我明天的好，你的错也许就是我明天的错。要不江泽民总书记为何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50年后特别提出了为确保牢固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在不断进步的现实时期，始终做到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她就不可能完成历史使命，而有一天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一夜之间被人民的多数所抛弃。这样深刻的教训时时提醒着我们。
夏县区区几十平方公里面积，几十万人口，但在梁雨润上任纪委书记之后，因为惩治两起司法腐败案，一时间，用群众的话说“夏县终于能见一片青天了”。于是上上下下的人民群众纷纷向纪委等单位投诉报案，短短时间内，列入县纪委和政法委的大案重案竟然多达100多起！
啥叫重案大案？这在司法中是有充分解释的。就是那些人命关天，久拖不决，积怨巨大的案件。区区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可以列出如此之多的案件，这让我不得不信那里的老百姓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夏县无青天”--此话虽然说得严重了些，但对那些深蒙冤屈的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比喻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共产党的天下怎么可能没有青天？梁雨润上任这里的纪委书记后，当听说群众有这样的言论时就坚决不信。然而信和不信靠什么来论证？只有让事实来说话。这一点也正是梁雨润心中坚定的一种观点。
从胡正来的300多次上访案到史英俊苹果案的解决，一批多年来称霸夏县一方天地的执法人员纷纷落马，使以往百姓有冤无处伸，有屈无处诉的局面一下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夏县有青天”，“梁书记能办事”的消息不胫而走。昔日几乎每天都有人喊屈叫冤的县委大门口，如今更是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成群结队的上访和告状的人。
“这还了得，县委机关还上不上班了？”
“就梁雨润他一个人逞能呀？我们在这块地盘干了几十年反倒都成了别人的出气包了？”
干部们的埋怨在情理之中。但是也有人借机将私愤一起泼向梁雨润，道理非常简单，由梁雨润引燃的火快要烧到他们身上--那些有问题的人感到了屁股底下的宝座在发烫，因此一起在暗里使劲点着阴火，企图将梁雨润他们的办案人逼得退缩。
但他们想错了。当梁雨润看到自己仅仅惩治了两起腐败案，全县的百姓就如此信任，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反映问题，举报案情，而且涉及的几乎都是某些权力机关不办事，办错事，一些干部尤其是身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们鱼肉百姓，对其疾苦和生命财产，不问不闻甚至丧心病狂侵犯之案。
“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就是为百姓办事，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来县委找我们，不是什么坏事，是信任我们。要我看，找的人越多，越是说明他们真正开始信任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不管？怎么可以漠然呢？所以我认为，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我们在调查核实之后，对那些凡是够得上立案的问题要坚决彻底地查处。因此我建议：结合夏县的情况，应采取特殊的措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对腐败整治党风的‘双百会战’，即用一百天时间侦破和解决一百个人民群众亟待盼望解决的信访案件和久拖未了的积案，还夏县一个阳光温暖的青天给广大百姓！”
“同意梁雨润同志的意见，县委应全力支持这样的行动。”县委常委会上，全体人员都举起了双手。
县委常委的这一举手，接来的事可把梁雨润忙惨了。然而忙还毕竟是第二位的事，更让他内心暗暗打颤的是，一些在老百姓眼里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事，当反映到我们的某些领导和干部那儿后完全没有被当作一回事，或者轻描淡写地应付几下甩到了一边，结果问题越拖越赘，最后让群众哭天不应，叫地不灵，轻者骂娘，重者砸党政机关大门。当有人看到群众真的砸党政机关大门时，他们出口就骂是“刁民造反”。君不知，一向温和谦让的平民，为何在你那里要起来“造反”呢？
有道是官逼民反。其实官不公，官不正，官不办事，民确实是要反的。
梁雨润处理的下面两起民事案颇为典型。这位“百姓书记”因为懂得上面这个理，所以经他之手，两起分别拖了18年和３２年的上访案也就迎刃而解，被在晋南大地传为美谈。
什么问题让农民最忧心？什么事对农民来说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没在农村呆过，没有干过农村工作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农民做梦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推行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满足农民们对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使几乎贫困到边缘的中国八亿农民重新获得了解放，并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们中国的社会，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科技战线，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土地意识与经营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这不单是一种封建意识，把这样的土地意识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是狭隘的。中国人的土地意识是这个农业大国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跟着整个世界的步伐全面实现了现代文明，也无法抹去我们对土地深厚和浓烈的感情。
过去在农村我听父辈们讲过许多很有意思的事：说有一个农民，祖辈三代一直给别人当佃农，后来到第四辈时，这户人家积存了几十块银洋，那时蒋石介的统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产党，就在逃离大陆时很便宜地将土地卖给了佃农。这家佃农趁此机会买了40多亩地。当祖辈四代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干活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40亩地靠全家几个劳力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农就找到这家户主，说过去我们都是佃户，现在你家有田了，可以当地主了，我们租你们几亩地种种如何？这户人家说不用，说我们自己能种。可到他们买回这40亩土地整一周年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大江，江南一带全解放了。之后紧接着便是土改，划成份。按照当时政策规定，40亩土地可以评为一户富农了。负责划成份的乡干部过去与这户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农，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说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买的这40多亩地也是血汗钱换来的，不易啊。可现在社会变了，按政策规定你家这么多地就该是“地富反坏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见到你们一家划进阶级敌人的那一边。怎么办，最好还是你们主动把土地退了，那个地主老财家不是还有个老家伙没到台湾去嘛！你们把地一还，啥事就都没啦，与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这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后还是决定不将地退给地主家，说啥都可以不要，但这地已经是我们家的了，就不能丢掉，就是扣一顶富农帽子也不在乎。就这么着，这一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作马的劳动者，在土地改革后，不仅全家的40多亩地归公了，而且从此戴了30多年“阶级敌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没有一个读完初中。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我笔下的人物。他是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与鲁迅先生等人一起笔伐蒋介石的人。抗日战争开始，他以开明地主的身份，为共产党新四军出过大力，那出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本应该也有他的身影：因为当年这批驻在沙家浜的新四军和主力部队里许多枪支弹药都是经他之手弄到的。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又一次变卖自己祖上留下的地，为新四军筹枪筹粮筹药。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把上千亩祖上留下的地一块块变卖成共产党队伍的军用物资，最后到土改时，他仅剩下了100多亩地。可就这100多亩地，使这位革命功臣的后半辈子蒙受了奇天大耻，直到他83岁时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阶级敌人帽子。这么一位过去只会靠笔杆子革命的红色书呆子，却因为土地的缘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躯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里当了50年农民。去年我回老家时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后人对我特别友好，因为我是第一个著文为这个革命功臣平反，并且使他的传奇事迹见于报端，广为传颂的人。
土地对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归了国家所有。农民拥有的便仅是那块生活的宅基地。
而由于大片的土地不再属于自己，农民们便视自己的宅地是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国。农民对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对国家领土的重视程度。
在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面前，你无论怎么的辱骂和嘲讽他，他可能只朝你瞪一眼，或者干脆就躲得你远远的。可假如你说尽好话，又悄悄想霸占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你斗争，甚至付出生命也绝不会吝惜。
这就是中国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但有人偏偏对这样的神圣视而不见，并粗暴地践踏。梁雨润接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村干部没能妥善处理好农民宅基问题，结果使那位农民上访长达18年，与村干部积怨甚深。
这个农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爱仙。他们是夏县裴介镇朱吕村人。
到裴介镇朱吕村采访时，我不由想起一个典故：晋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那天梁雨润说要到一个叫裴介镇的村子去。在镇的东面，有座已经荒芜的坟墓，而坟前却树着一块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来这里便是晋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里！关于介子推这个人物，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读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介子推这么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死后，儿孙们争夺王位，酿成内乱。次子重耳因受其兄排斥和后母骊姬的迫害，逃亡到了国外。途中由于连日奔波，饥寒交迫，侍臣们离的离，亡的亡，所剩无几。唯介子推等人一直护卫其左右。一日，重耳一行来到一个叫羊舍的地方，正值赤日炎炎之时，一路走来的重耳一行人困马乏，个个口干舌燥，饥肠辘辘。
公子重耳想起往日在宫中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而今连粗茶淡饭也无处寻觅，不由连声唉叹，泪水涟涟。侍臣们见主子如此凄凉，很不忍心，便四处寻找食物。然而在这荒野之地，终无所获。介子推看着几近昏倒的君主，心里十分难过。他避开众人眼耳，用利刃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然后煮成羹汤，给主子端上。重耳忽闻如此鲜美的肉味，伸手接过连声称道：“好香的野味，是哪位爱卿猎来的？”
可是众臣听主子的问话后，谁都不敢应声回答，相反一个个低头避之。重耳颇觉惊诧，他随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介子推此时正颤颤巍巍地站在那儿，脸色苍白，下衣沾满鲜血。重耳什么都明白了，上前跪在介子推面前哭道：“介爱卿，来日平定天下后，我定当报你的大恩大德。”后来，在外流亡１９年的重耳回晋都继承王位，并大宴群臣，封赏随从。然而在受赏的群臣中，已是晋文公的重耳却忘了有恩于他的介子推。老臣们很不服气，便在皇上的门上挂起书帛，写道：“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同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
龙返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号于牛野。”晋文公见后连连说：“我何以忘了介爱卿？罪过罪过！”随之传旨速请介子推。但此时介子推由于看到晋文公初登王位就没将心思放在改善百姓生活上，而是迷恋宫中华丽奢侈生活，便伴老母隐居到绵山。晋文公知后派人请介子推出山，但介子推终不愿回宫，并让人转告晋文公“和睦待人，不忘根本，同心协力，图强社稷。”晋文公听后更加感动，便亲自前往绵山。介子推闻讯后隐居到更深处。晋文公见请不回爱卿，便对手下人说：“分三路把山上的草木给我统统烧了，惟留一路给介子推母子下山所用。”晋文公心想，这样你介子推不就下山了吗？但在火焚三日之后，山上的草木皆成烟炭，却仍不见介子推母子下山。晋文公急了，派人全山搜寻，最后发现介子推母子相抱成焦尸的惨景。晋文公见此失声痛哭，后悔莫及。为感念介子推的救命之恩和忠言相谏，晋文公封绵山为“介山”。
我的主人公王典才的家就在介山脚下。
1982年，村上为了建一个供销社，看中了村中十字路口最好的王典才家的宅基地。村上把这个决定告诉王典才，并说村里安排了两处风水上好的新宅基让他任意挑一块。王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听既然是村里的安排，便答应了。可真到挑地准备盖新房子时，发现那块上好的新宅基已经被一名村干部的弟弟占了。王典才夫妇觉得自己被人耍了，就决定不搬了。王家的老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有些年头了。如今王典才的儿子也渐渐大了，也要准备娶媳妇，所以王家决定在旧宅基上翻建四间新房子。村里干部看到了就派人阻挡。王家不服，说这地基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凭什么不让我盖？村干部说：村里要发展经济，供销社是村里决定的一项“利民工程”，谁阻碍这样的事谁就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是“绊脚石”就得搬走。王家又说，村委会的决定也得根据政策来定呀，你们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于是一头要盖，一头不让盖，矛盾就激化了。
王典才家要盖房子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以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村里也有招，你不是要盖房子吗？那好，你盖房子用的电是从村上的线路上走的，我掐断了不让你用。王家第一回就没盖成。第二回王家找到了邻居家，说了个情送了点礼，用电线路问题解决了。
村里一看电断不了，就搬出乡土地办的人来说，因为不管你是在自家老宅基翻盖旧房，还是在新宅基地上盖新房，没有土地办的批准你就都算违法，王家第二次盖房又不得不停了下来。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不甘心，跑了一次又一次，给乡土地办和乡干部说理，人家觉得没有理由不让王家盖房，就批准了。王家又开始了第三次盖房，这回王家理直气壮了，有乡里批文看谁还敢拦咱们盖房？村委会也不是一帮尽吃闲饭的人，几个干部一合计，你王家不是找了乡土地办嘛，那我们就找管乡土地办的县土地局领导，还是不让你王家盖房。王典才夫妇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以前也没有去过县城，可为了这“头等大事”，他们不得不往县城跑。王才典去了两趟县城，结果连县土地局的门在哪儿都没找着，还白花了二十多块路费，老伴数落了他一通，自己又跑了一趟。人家到底是县领导，你说个理出来，那县里大干部就是通情达理，说你们王家在自己宅地盖房子没有错，村里想用你家的宅基又不落实政策，错在他们那儿。
王家有了这“官话”，便像吃了定心丸，立即回去又动工，而且是把县上的“官话”转告给不让他们盖房子的村干部。这村干部毕竟经常跟上面的官打交道，说你王家到上面说的仅是一面之言，既然你们可以去说，我们也同样可以向上级反映。村干部就跑到县土地局去闹：你县土地局同意也行，但我们全村百姓经济上不去，没了饭吃，我们就领着大伙上你们土地局来要饭吃！县土地局领导一听朱吕村的干部这番话，连连摆手，你们的事我们管不了了，也没法管。村干部便得意洋洋地回了村。可回村一看：王家的新墙都砌到能放窗那么高了！咋，真反了？各家出一个劳力，到王家给我把他们砌起的墙给扒了！村干部火冒三丈。可动员了半天竟然没有几家愿去扒王家墙的。好好，你们都不愿出劳力不碍事，我出钱雇人来拆。村干部让人到外村叫来30多个人，说好了每人干一天30块钱。这回非常奏效，外村人与王家无亲无故，加上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人家给30块钱干这么点小活，于是来王家拆墙壁的人特别卖力，一会儿功夫就把王家新砌的墙“稀里哗啦”给平了。
王家老小怎么拦也没用，村干部在一边偷着乐。王家的气自然无法咽下去。从此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地上访，但这么一档子事王家有王家的说法，村里有村里的说法，结果让上面感到左右为难，干脆拖吧。这一拖不要紧，可是苦了王家。村里干部也心里不舒坦，觉得很丢村委会的威信，就又研究对策：你王家不是会上访吗？不是凭着两条腿一张嘴巴到处把咱村里说得一塌糊涂嘛。好，那我们也不让你过上安静日子。有一次，王典才的老伴上访跑出了病，住了院。王典才去医院陪床，家里几个孩子也没在家。村干部们瞅准是个机会，亲自动手，上到王家的五间旧房子屋顶，将上面的瓦片掀了个精光，意思你王家不是厉害吗，不搬也行，那你们就这么着“凉快”着吧。
这一下王家的日子可就难过了。王典才回家一看，气得卧床不起。老伴住在医院不知咋回事，提前出院回家，刚到家就又气得旧病复发，老两口就从此再也没有能力与村委会的干部们斗了。王家的大儿子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准备考大学，听说家里的老房也给人扒了，跑回家提起一把镢头，气冲冲到支部书记家，砸了人家的临街厨房的小窗户。这下可就惹怒了“太上皇”了。支书觉得面子大丢，找到派出所，硬要人家将王家的儿子抓起来，并提出要赔偿6000块钱。王典才老两口急得火烧眉毛，一是小儿子是全家将来的全部希望，真要给人家整了以后的前途就彻底毁了，二是这么多年为房子的事折腾了多少冤枉钱，还哪有钱赔人家！一个小窗户本来就不值那么多钱，明摆着是要讹你嘛。王典才夫妇拖着病体，上支书家求情，支书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后来总算托了个远房亲戚--也是支书家的沾亲带故人家，左说右说，算是同意让王家把砸坏的厨房窗子修好，但对方还是提出要赔5000元钱的“名誉损失费”。支书说，我堂堂一村之主，不这么整，以后村里人想砸我家房就可砸了？5000元不多！
王家觉得斗不过人家，便无奈送了500元过去，想了结此事。但支书那边不干，你不赔“名誉损失费”不要紧，我找人治你家小兔崽子。有一天晚上，支书知道王家的大儿子在家，便找了几个村上的小痞子，说今晚我支书包你们酒足饭饱，条件是你们给我整一下砸我家窗子的王家的那个小兔崽子。那帮好吃懒做的小痞子们第一次得到支书的“重用”，满口将此事包了下来，他们酒足饭饱后，便醉熏熏提着棍举着刀来到王家。王典才的儿子一看这阵势，吓得拔腿就跑，长期不敢回家，从此神经兮兮，行为也同正常人不一样，更不用说考大学了，连上中学都不得不放弃。王家一挫再挫，不仅再也没有能力盖新房，连旧房子都住着艰难。1996年夏，极少下雨的夏县连续下了几场暴雨。王家一家老小不能呆在上面没有瓦的大房里，只得躲进一间做饭的厨房。黄土垒的墙，哪经得起暴雨泼浇？一日傍晚，王家老少几口子躲避的小厨房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异常声响。“不好，这房要塌！”没睡着觉的王典才赶紧叫醒全家，从小屋里逃出，站在屋外的大雨中。小儿子不愿出来，痴傻傻地对父母说我就死在里头吧！急得老两口连拖带抱地将他总算拉了出来，当全家人刚刚逃出小屋，突然“轰隆”一声，小厨房倾刻间化为平地……王典才一家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五六口人不得不东借西凑住在亲戚和邻居家……
“天下哪有此等道理？为村里发展经济想办点事这应当，可不能不管别人的死活啊！”有一天，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大妈上梁雨润的办公室声泪俱下地诉说了18年来这桩事情的前因后果，令这位纪委书记也唏嘘不止。
“大妈，我知道这些年你们一家受罪了。虽然现在村里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即使再难办，我也要把你们家的事解决了。你先回家，我会马上到你们那儿去的。”梁雨润望着一步一回头的周大妈，心中涌起万千感慨：一个农民，就因为村干部的工作简单化，使得全家几口人几年无家可回，如果见了这样的事不心疼，还算是共产党的干部？梁雨润觉得不能再让这些确有冤屈，又无权无势的农民百姓再抛家舍业地往咱政府和干部的办公室喊冤叫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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