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入话篇
1985年11月，我获得一个可靠的情报：孙超和港商丘英中在深圳北国风味大酒楼的402房间。我急急地走进402，伹是屋里已经只剩丘英中一个人了。
孙超呢？我无望地看着那两张空空的单人床。一张笋人床好像扔着一团毛巾被，不，我是说毛巾被下好像团着一个人。人小得都快没了。这小得快没了的人突地坐了起来。是他！
他一下就醒过来了。我是说：一下！孙超特冇的风采一下就回到他的脸上。连个过渡都没有。大概拍成慢镜头都看不出什么过程。脸依然菇精瘦的，只有眼睛是胖的。
眼睛自然是肿的。夜晚不睡，只靠凌晨或谈判间隙的零星睡眠法，愣把他那张具冇古希腊雕塑美的脸给糟蹋了。他要为他每天熬夜吞进的尼古丁付出代价的。
孙超向我走来，几步之间人已经民卨，气度不凡。只是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些什么。我到了，他只好见，如是而已。
他实在不像一个常规的公司总经理。更何况他搞民间外贸，他在国外和香港有稳固的业务往来的客商就有一百六十多家。
其中一个客商，便是香港太利物产公司经理丘英中。1984年5月，一列慢车从合肥开往上海，硬座车厢挤得像上下班时的公共汽车。车厢过道里，孙超和&英中背靠背席地而坐。一人啃着一条鸡腿。这是安庆邮电局干部孙超第一次做出口生意。外贸行情时涨时落，一个时间差就可能把一个企业抛上或掷下。孙、丘二人买了站票就上这趟长达二十四小时的慢车。
这个1984年5月还坐在慢车过道里前途未卜的孙超，到1985年底创汇就超过一丁？万美元。到1986年2月，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美国大陆谷物有限公司通过一位港商终于见到了来去无踪的孙超。为了这难得的一面，美方给了这位港商一万五千港币的酬金。
我在1985年底的《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经济和人》。其中有两章写孙超公司。标题就叫《孙超现象》。
写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有时就像打擦边球：既要为改革呐喊，写出改单之艰辛，又希望别因此而给所写的搞改革的人物招来更大的灾难。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出什么事。
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出什么事。
我想，应该放下心来了。
可我没有想到，一位有相当权力的人看了《经济和人》以后，说：老子要是不把孙超搞倒，誓不为人。
风险篇
其实，并没有一个孙超公司。
孙超原是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常有越级动脑子的越轨行为，不合相安无事的传统价值观。安庆邮电局抽他出来专门去安排局系统的待业青年。从此孙超倒可以自由安排自己动脑子的天地了。
创新意识往往来自与众不同的人。
1983年5月，孙超带着一批待业青年办起了公司。仅仅三年，该公司在安庆、北京、天津、哈尔滨、合肥、武汉、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生出了十三个分公司、六个工厂、车队和二十一个商店。更不用说分布在东北的二多个发货点。公司全称：安庆市供销服务总公司。这个公司，既没有国家的投资，也没有单位的集资，是一文不名的孙超干起来的。公司是孙超的。公司是一个有充分自主权的经济法人。所以他们称之为孙超公司。
但——是——
外商和港商为什么这么愿意和孙超做生意？
孙超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到这么多的货源，打开这么多的关钤？
这两个问题，可能给孙超公司带来两种结果——宣传或是传讯。
我急急地走向孙超的北京分公司一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1986年初春的寒气，逼得我整个身子直往羽绒衣里缩。早上八点来钟我走进华安。孙超呢？他不是五点半就从沈阳赶到北京了吗？这不，桌上有一张扔掉的沈阳站的站台票。又是上车补票站到北京的。哦，他正背对着我站在屋角的煤炉旁烤手呢。
那皱巴巴的、久不洗熨的西服。西服里边是件一看就是妻子温暖的手编织的老式毛衣。不过衬衫的领子又一望便知是没有妻子照管的男人的衣领。一身可怜的装束，满脸缺觉的黄色，却丝毫没有失败者的晦气。
我想和孙超说话。可是华安的经理汤士祥一直在窗旁接长途。孙超到哪里，公司各地的电话就跟到哪里。更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清晨已经来了十几个长途：大连、肇东、舒兰、香港、赤峰……汤士祥还是没法撂下话筒。
话筒长在汤十祥手上了？哪里？我要儿个长途！加急的！你是延吉吗？塘沽吗？苏传树上新港宾馆了？房间号多少？喂，账号已经给了，钱明天上午汇出！大豆油的色泽、折光指数、比重都要一级的。长春吗？是我。车皮已经孙超被关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这两天，孙超公司南北方面的客户，就有七十来人涌向华安。孙超到底还在不在？孙超要是给抓了，你们公司用什么钱来付货款？呵，孙超在这里！没被隔离？
检查人员在哈尔滨宣布孙超被隔离的那个2月7日，安庆市领导正在鼓励孙超大胆工作，稳步发展呢。
2月7日那天，孙超怎么会想到他这头被鼓励，那头被隔离呢？
一方面是经济行为政治化，一方面是错误的行政干预不用承担时间损失、经济损失、心灵损失、健康损失、名誉损失。
可我还要做人。孙超痛苫地说。对于他，生命诚可贵，信誉价更高。他这就回东北去搞货源。否则用什么来履约啊？
可是，那里人家要是把你隔离了呢？
我一定要去！我只寻求支持，不寻求保护。我对各分公司说了，每个人都不要寻求保护。我孙超保护不了你们，你们也保护不了孙超。我如果经不起二十年的检查，就不叫孙超了。
但是，在1986年初春倒下的，难道都是经不起检查的？安庆市领导支持孙超，而孙超依然难以抵御寒风的侵袭，怕是初春那乍暖还寒的气候所致了。
孙超公司因其民间性质，没有体制的保障，只有猜忌的压力。公司从一开办就充满风险：被封门，被查账，公民孙超被传讯，直至这次孙超被隔离……没有退路就会逼出生路。没有风险精神也不成其为企业家。
意志稍一脆弱，神经稍欠健全，那早就倒下。
没倒下，就还要干。只有用工作、用业绩去获得生存的实感和社会的确认。
各地客户3月23日踏破华安公司的时候，他们可想不到就在前一天，3月22，在北京饭店2051房间，华安公司和口本富士公司正静静地签订协议。日方特约华安为富上电脑、电器在中国的销售维修中心。
你们公司发展得慢一些吧！我对汤士祥说。人家已经认为生意做得越大，问题就越多。何况华安公司、乃至孙超公司本身，能存活吗？
只要不把我们公司搞掉，我们就要发展！如果我们失败了，也可以给政策提供依据。不过，不能在我们手上失败！汤士祥身子笔挺着，一头冲天硬发也笔挺着。
他已经把华安公司的人全派到各地去搞货了。原因是货源紧缺。不过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孙超在东北跑，各分公司和供货点的电话都打到华安。孙超没被隔离吧？货源还没搞到吗？肀安的电话铃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连续响。越是夜深，铃声越大，响警报似的。声声都在提醒人们：公司面临危机！这种日以继夜的神经战，动摇军心！不如干脆把人全派走，汤士祥独守华安。
晚上他也穿着西服背心、系着领带和衣而睡。因为经常是凌晨才能睡，睡下了也得时时跳起来去接各地的长途。好在这种倒下就着、跳起就醒的弹性睡眠法，是孙超公司的基本功。
自然摧残身体。我刚认识汤士祥的时候，正看到他在奔跑。他穿着厚重的大衣却能跑得飞快，好像双脚一直在离地二尺的空中奔跑，并不曾着地似的，跑出了三十多岁的年龄优势。
现在汤士祥依然有一股勃勃之生气，但是脸又黑又白，那眼黑都发白了。瘦骨嶙嶙的双颊好像抹上了两块灰。一张精灵的脸变得灰蒙蒙、雾蒙蒙的。看上去就像一把榨干油的骨头。
公司危难之际，谁越是出头，就越是可能首当其冲地倒霉。汤士祥的人事关系还在安庆邮电局。如果这次公司给槁垮了，那他就得被局里开除。岂止开除。压在孙超公司头上的法律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孙超已经在劫难逃，汤士祥又把头伸了出来。
没事。他笑着，坦然地。他一直反对有个人金钱欲的人搞商业一容易出事。他安庆家里至今还是几间农舍和一台二十五元的收音机。其他什么机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想有！
没事。他又笑着。不希望给别人带来不安。只认为自己应该承受一切。因为公司是他们用生命拚出来的，因为公司给了他们新的生命。
汤士祥的右肩明显地比左肩高。从小挑稻子挑出来的。后来他跟着孙超办公司，进货时他一人挑八台电视机上四楼，小伙子们哪个还敢偷闲？汤士祥戏称他带的这帮小伙子是劳改队。
三年困难时期，他家附近的几棵柏树上，都吊死过人。饿死不如吊死。1967年6月，十六岁的他走进上海市文化广场参加一个学生们的万人大会。另一派突然往里边冲。踩死人了！踩死人了！他爬上两三人高的围墙，又顺着围墙外一根电线杆滑下来。双脚一着地，就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号召走红军走过的路。报名去！二十一省市的二十一名学生从第一次党代会的会址出发，去走红军走过的路。走了一年。一块饼干四人分着吃。
50年代的共产热和60年代的朝圣热，同样有不能计数的屈死者在作注释。
有多少愚昧就没有了多少自由。
直至1983年孙超办公司，汤士祥才获得了创造的自由。1983年9月，他只身在常州提取公司购买的第一批货。独立的、自由的工作就是幸福。他把落地收音机一台台地提上卡车。大概人比收音机轻。结果是收音机把他拉了下来。傍晚他睁开了眼睛。医院？怎么在医院里？流了一缸子血？头上缝了好多针？
第二天，一辆满载着落地收音机的大卡车从常州驶向安。庆。押车人：一个医院正在追捕的头上缠满绷带的病人。
1986年1月12日拂晓，汤士祥驱车急急地从北京进发天津。因为突然的事故，公司有一千吨货还在路上，可是12曰中午卜二点如果不能把货装上船，就要罚款五十一万美元。汤士祥清晨六点多赶到天津土产公司有关人员的家里。明明初次相见也顾不上不好意思了。人家也没货。头天刚有五千吨大豆装船么。有货。汤士祥说。因为孙超公司塘沽分公司的人已经打进仓库摸了底。
跟汤士祥一路去天津的小伙子，到上午十一点还在问：货呢？
你甭管！我没时间说话！
上午十一点半，一溜百十辆装了六七百吨大豆的汽车驶向塘沽港。
跟天津方面借的大豆刚装上船两百吨，孙超公司那一千吨赶到了，接上了。当晚九点，孙超给北京打来长途：怎么样了？
没事。这是汤士祥的口头语。他不会再讲解决问题的过程。孙超也不会问。无暇问也无须问。都是寻常事了。民间企业命中注定就是风险企业。
凌晨三点半，孙超又来长途：小汤，你怎么睡啦？
都三点半了，我还不睡啊？
那是1月份的事了。如今孙超处于被隔离的境遇，孙：超公司的人再精干，又怎么面对4月、5月出口四万吨的任务呢？
货呢？
3月26日，我和汤士祥走进西交民巷50号。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进入第二天。三百来位有鼻子有脸的人物。省里的、北京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界专家、权威童大林、于光远、杜子端、马洪、苏桦、杨海波、刘源张相继作精彩发言。
汤士祥发言了，代表孙超公司。他的脸比前两天愈加灰蒙蒙的。会前大剂量地吞药，会上那嘶哑的嗓子才大致能把声音输出。
他是哪方面的专家？有人在嘁喳。安徽口音。
孙超公司五十来个外贸人员从开始做出口生意以来，二十一个月里创的外汇，相当于安徽省地方进出口公司同期创汇总额的四点六倍。资金问题早已突出地成为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制约因素。
像这样一个创汇单位，像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即使不认为是安徽的骄傲，至少在全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改革中占了一席之地吧？有没有发言权？
还是请北京的专家们先讲话！我身后有人嚷了一嗓子，又是那个安徽口音。
北京的专家不是巳经讲了不少了？会议本来开得很好。只是为什么安徽的发展战略讨论会不让安徽自己的同胞讲话？
汤士祥嘶哑的嗓子发不出。声音，失去了抗争能力。
会场井然有序。
小人物的随意被剥夺发言权及至其他种种权利，是封建古国的遗风，见怪不怪了。
剥夺经营权利的风险几度向孙超公司袭来了。不过这一个回合的升级，使孙超公司难有招架之功。
等着孙超的，是两个法律责任。
苦斗篇
面对生存危机，孙超公司的做法是：你查你的，我干我的。我不能阻止你查，你也不能阻止我干。
公司主管东北的舒兰、绥化、吉林等供货点的吴继宽，不能眼看检查人员驾到，眼看他那些点再受损失。不是要查吗？好，我送上门给你们查。
哈尔滨办事处。吴继宽坐在检查人员面前。
——听说你们要找我？
——我们正要去。
——不用去了。我这不送上门来了。
——你怎么到孙超公司来的？
——孙超在安庆大街小巷贴招聘书。我是应聘来的。
——你跟孙超是什么关系？
——你跟你们领导是什么关系，我和孙超就是什么关系。——你态度这么硬，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不过这是一种还不太被人认识、不太被人承认的新型中国人。
是的，如果从来是很多人才能创这么多外汇，现在连供货点带港口一共五十来人就创下了，那么这不成比例的五十人是什么人？如果从来万事要请示请示、研究研究才能进行，现在运用市场机制、经济规律创造了高效益，那么这里恐怕总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如果从来个人首先是服从而不是创造，现在看不到孙超唯唯诺诺，只看到公司像滚雪球似的发展，那么这里边总有什么邪门歪道？
其实，在民间商业还没有纳入正册的时候，怕是也不能走小门小道，只能多叩门多跑道。
吴继宽常在舒兰、绥化、吉林、长春、秦皇岛、哈尔滨等地来回奔波，催款，要款，调款，送款，催货，要车皮，等等。我在吉林省舒兰县找到他的前两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他没睡过。日程是：早上坐火车，下午两点到哈尔滨。当晚在哈尔滨坐十点多的火车，半夜十二点到绥化。凌晨三点半又赶往绥化站，坐凌晨四点的火车，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到五常县。从五常县坐十二点半的火车，下午两点半到舒兰。
吴继宽人称大老吴。其实是大而不老。只是公司年轻人多，年近四十就老了。
大老吴常穿一身运动服。爱好：除了体育，还是体育。只是投奔孙超公司后，常住火车，形单影只。终于寻到一位能形影相随的伴侣一录音机。从此不再问津体育，只爱音乐了。
人称录音机是大老吴的第二夫人。录音机娇小的身躯上严严实实地包裹着红条绒。陪伴夫人的有排得像队列似的十盒录音带。至于那四个一排、四个一排像子弹带似的干电池，更是随时准备为夫人提供脤务。
所有这一切都装在一只与大老吴同甘共苦的白色背兜里。商业情势千变万化，大老吴只能说走就走，买张站票就上火车。有没有座位不在上车前的考虑之列。但是上了火车自然要考虑怎么能坐一会儿。他打开录音机。夫人那甜甜的歌唱使一只只耳朵竖起来了，一个个脑袋伸过来了。啊，大叔，您也爱听音乐？您往里挤一挤？咱坐着一块儿听吧。呵，大哥，您坐累了吧？让我坐一会儿。来，您先听听音乐。
到底什么是爱情？
到底什么是爱情？
夫人如痴如醉地唱着。是的，到底什么是爱情？大老吴连春节都回不了安庆。终于回去了，他的第一大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依然抱着第二夫人，而且让第二夫人在他怀里轻柔地唱着。惯了，离不开了。
第一夫人气得拎起第二夫人就砸。
完了。
没完。咬咬牙再买一台。
但是有一次他再怎么咬牙也补偿不了损失了。他在绥化到哈尔滨的火车上丢了二十万元的信汇自带。因为当时是卖方市场，要现金买现货。他用羽绒衣包着长裤，怎么裤兜里的钱还能叫人偷走呢？唉，火车挤，挤火车！也许早晚得发生这么一起事！
他一到哈尔滨就到铁路派出所报案。他汗如雨下。讲，讲不出了；写，写不下了。派出所的人没法让他讲清情况，只好一个劲儿叫他喝水压惊。当然也立即通知了绥化派出所和银行，两周后总算了了此案，大老吴重新搞了二十万元的信汇自带。
这叫过的什么生活！
他们和火车、候车室、站台前世有缘？半夜里也常常上站台发货数垛，检查装货的车皮有没有污染。零下四十来度的天气，大老吴他们，一人套上一件旧军大衣。自称东北土八路、东北游击队。东北二十四名外贸人员，简直是特种部队。他们吐一口唾沫都好像子弹一样坚硬——吐出来就成冰粒。
他们也常常去北京办事。几个年轻的东北游击队去了多少次北京了，
速去速回，连天安门、长城都没去过。
上次去北京，想拖延一天再回东北。孙超说话了：今天就回东北吧。
我们想明天走。小游击队员说。是的，他们想，想天安门……
明天走怎么行？孙超说。
今天有今天的事。
明天有明天的事。
耽搁一天都不行？玩一次都不行？
孙超无数次地跑哈尔滨，他去过一次太阳岛吗？上街玩过一次吗？
大老吴带着几个年轻的游击队员坐上当晚的137次火车北上了。
大老吴哭笑不得地想着孙超刚才那句话：你得有个思想准备，下次你还是不能回家过年。还得在舒兰过春节？春节的舒兰食堂停业，商店关门，大老吴又得饼干复饼干地度日了。
不过，孙超自己已三年没回家过春节了。第四年怕是更回不去。
可大老吴怎么能不惦着自己那家。房子外边撑着柱子，谨防房屋倒塌。房子里边一地脸盆，常备不懈地准备接纳漏雨。第一夫人的户口本来有机会从湖北迁到安庆的。可那时大老吴冋不了家。机会过了，户口丢了。
回不了安庆，这是孙超在我们公司搞的传染病！我们这种公司要站住脚，得靠公司的每一个人。创业啊！
思想是体制的产物。
大老吴从北京回到吉林，立即去找舒兰县供销社主任马玉书：孙超要我确保发货，我只好找你确保供货。
你没看见我上火了？前几天让你给逼的！我工作了三十几年，还没人能逼我上火的！
大老吴递过孙超追着打来的电报：孙超的最高指示又来了，怎么办？
大老吴嘴甜脾气大。急得没办法了，一屁股坐下来，啪地打开了录音机。
怎么办？
孙超公司在东北星罗棋布的供货点中，保住或复活些许个绥化、舒兰，供货量是远远不够的。孙超第一次搞大豆出口，从签约到货物出国，前后只用了两个月，而且比合同还提前了七天。此后次次履约。所以外商争购孙超的大豆。马来西亚循循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经理黄耀信说：与孙超签约，我们回国后可放心睡觉，所以在中国我只买孙超大豆。但是这次，公司因为货源堵死，不能对外履约，继3月损失一百七十万美元后，4月损失二百一十五万美元。两月共失去三百八十五万美元。
5月、6月、7月的出口任务怎么办？
公司一个叫黄述林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只身前往内蒙古——带去开辟新的货源基地。
我跟踪追寻黄述林。
讷河车站。驴车、马车、大轿车。嗯？这驴车就是此地的X？四角钱一个人！好，上，两头小驴得儿得儿走着。左边的马车撞来。右边的马车撞来。我乘坐的小驴车倾过来，斜过去。乘客们骂骂咧咧的并不惊怕，惊怕的倒不骂骂咧咧，譬如我。后边一只大马头几乎顶着我们的驴车。这马车后边又顶着一辆大破轿车。大轿车的周围也是车。天知道这些车是怎么找到各自的位置的。
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讷河全县总共只有两辆小轿车。一辆是菲亚特126P这种玩具车似的小车。所以菲亚特的司机恐怕比县长更有知名度。从黑龙江的讷河到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中间只隔一个渡口。黄述林只身横跨两省搞货源。
黄述林不在讷河？那么，先钻进菲亚特直驶渡口。我记不得车开了多远。三十公里？只记得公路两旁全是大豆。菲亚特一路开过去，只见豆不见人。孙超大豆！孙超大豆！
终于开到渡口。前面是卡车、马车、浮桥，后面是滚滚烟尘，烟尘滚滚。
过了浮桥便进入内蒙古。这里是大起大落随时可供翻车的泥路和太有棱角太具个性的石块路。我爬上一辆蹦蹦跳跳的三轮机动车。车上还有两位当地女人。车在一尺高一尺低的泥水路上惊心动魄地蹦跳。我的身子时时从车座（硬木条）上弹起，活像在进行蹦床比赛。时刻准备跳车。只是既已把自己交付于这车，也只好与它共存亡了。又一个大颠。我跳跃而下，莫名其妙地想起马克思说的销售是商品惊险的跳跃。那两个当地女人习惯成自然地稳坐车上，款款地说：没事的。
安庆人黄述林把自己移栽到这里，移栽到驴车、马车、蹦蹦车的世界里，把大豆变成商品直销国外，实在是一种惊险的跳跃了。
我离开讷河到达绥化后，收到黄述林打来的电报，大意是因为电话不通，他在讷河时和我联系不上。我到讷河时他去了哈尔滨，他赶到讷河时我又离去了。
这里的电话业如同这里驴车X的水平。所以黄述林打长途给公司，必须提供准确的信息，公司也得在电话中当场处理信息，当场拍板。不可能来回打长途商量来商量去的。
没有依附感的企业产生没有依附感的人。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的折光。5月，黄述林一个人一次就发出八千吨孙超大豆。
思乡篇
黑龙江绥化市。
一到绥化车站，我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破车拍卖行。这是从哪儿收罗来的这么多的破旧小车？据说大都是从南方搞来的，车主都是私人，大都是农民。这天半夜，我坐在一辆农民开的小车里，开开停停——司机下车用手把摇车，好像在摇轱辘打井水似的。汽车缓缓地驶着，农村速度？一会儿车又慢慢停将下来，我真怕这汽车像气球似的慢慢地瘪了。
你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我问司机。
一万零八百元。你是哪儿人？
怎么？
皮毛不对。不是东北虎。
绥化有这么多农民能花这么多钱买小车，真正的都是些东北虎了。即使汽车有时会像气球那么泄气，终究也比没有车强多了，终究也带着一定的力度，把商品经济的观念碾进这个北方偏远的小城。
孙超公司常驻绥化的三个安庆小伙子，住在绥化北方旅馆的两间小屋里。每间屋子有两张顶天立地的单人床，墙上有一条通栏大裂缝。旅馆外是一片泥泞坑洼的黑土地。农民开的破车每每陷进去而不能自拔。
1985年11月，二十四岁的李大奎由广州分公司调往绥化。这里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只有需要：公司需要不断开辟供货点，个人需要全方位地开掘自身潜力。
穿着恤的李大奎直奔广州白云机场。飞机降落到哈尔滨机场时，但见一片北国风光。满街的羽绒服中，这个光着胳臂敞着脖子的李大奎不啻是外星人了。外星人要想在北国获得生态平衡，照样也得加衣服。他来到一家商场，从衬衣、毛衣买到大衣。一下子武装到牙齿。
绥化人常说今天是二十六度、三一七度、三十八度，那是指零下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度。李大奎带着二十一岁的陈荣和十八岁的张军落脚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一看就知道是南方移植来的品种——皮毛不对。
三个烫头，三身浅西服，三条瘦腿裤，三双高跟鞋。老大李大奄显得有力度，常常叉开双臂双手插进裤兜里。老二陈荣有一张瘦削苍白的欧化脸。老二张军有一张宽阔喷红的喜笑脸。二十来岁的小伙，在绥化能圈得住吗？绥化有舞厅。跳舞去吧？不去。旅馆附近有电影院，看电影吗？哪有工夫。公司压在他们身上的发货量，压得他们成天就知道找货源，找车皮。再不就是吃着北方旅馆的酸菜、饼子、老豆角，和公司通长途。我看到他们常用的中国地图册里夹着很多压得平平整整的烟盒纸。这种小儿把戏，准是张军干的。啊，是陈荣？那么床边那只鸽子是谁养的？是我。张军坦白：有时太寂寞了。
苦倒是不怕。我们劳改过三个月才出来的。他们笑着，自然是指在汤士祥的手下过了劳动关的。
就是想家。
只要有货发，就不怎么想家。
哪怕两三个月能让我们回一次安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山青水秀菜嫩鱼鲜的安庆啊！
东北游击队的小伙子们都企望找一个安庆姑娘，婚后妻了？可以代替自己在家照顾父母——自己是公司的人了，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回一次安庆！可是，李大奎在安庆的女朋友吹了。因为他老是回不了安庆。第二个女朋友又吹了，还是因为他不回安庆！谈恋爱谈恋爱，谈才能恋爱。没时间谈就无从恋起爱来。
李大奎不能永远不谈恋爱。但是李大奎好像永远也回不了安庆。
这不，安庆来电：奶奶病危速回。大奎当然急着想回去。孙超来电报了：困难我深理解。你对公司贡献甚大，不可半途而废。一周内不可离。我今已加急电汇三十万货款至绥。
孙超又来电报：情势特急！大豆船已泊塘沽港。饼碎船即抵秦皇岛。你必保粕及饼碎发货。发出货必即电告我。
公司正值危难之际，大奎能忍心走吗？1985年秋，孙超在广州得知母亲去世，不是照样赶到深圳北国风味大酒店去谈判吗？深圳公司的人不是谁都不知道孙超刚刚失去了母亲吗？那时公司又不像现在这么危急。只不过孙超一直具有危机感。
危机感越强，越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对于孙超公司，惟一能争取的就是机会。
李大奎不回安庆了。
在东北供货点大片大片地被堵死的时候，绥化这个点坚持了发货。李大奎他们在这里做的大宗出口生意，使他们成为受当地人欢迎的大老板。没有人看不起这三个没有官职的年轻人。商品经济认钱不认权。
钱本身，既非阳性也非阴性更无阶级性。
而认权，是封建社会的特性。
从认权跃向认钱，是社会价值观的革命性变化。
他们那三双高跟鞋自信地走着，咚、咚地敲击着沉闷的黑土地，咚、咚地印证了对自我的确认。
我在北方旅馆的那个晚上，一会儿来一个电报：货发多少，请来电、见报速发货。更有一个接一个的长途：北京、哈尔滨、舒兰……北方旅馆这间有着通栏大裂缝和顶天立地的单人床的小屋，活像一个前沿作战指挥部。
思乡归思乡，打仗归打仗。
突然，就像炮击间隙似的，屋里是一种陌生的静悄悄。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的静悄悄。我回头看看他们，嗯？大老板的精神哪里去了？他们并排坐着，叹息着：我们也见不到孙超！他们的眼神直直的，穿过墙上那条大裂缝，莫测地望着不可知的远方。安庆？
大老板们显了原形：原来都是些可怜见的孩子。
一个孙超公司，牵动多少思乡情。孩子想大人。丈夫思妻子。我在偶然间看到一封妻子的信。
亲爱的：
收到你的信，我真想哭。为你的思想苦情，为我的孤独寂寞。别人无论分别多久，也有归来相互厮守的日子。可你却归期香杳，为了那倒霉的差事奔波不止。你那差事毕竟不是国营企业，不过是政府的义子。不受社会的冷遇便是幸事了。你说是为了创业顾不得家庭？但你要反问，你付出的代价值得吗？各个单位的工资改革基本完成，而你们公司还没多大动静。你们单位毕竟是民间组织。额外的谈不上，本分的保不住。最好找个退路。
思念伴着怨气滋长。我本来决心不写信了，苦苦你。但我又忍不住怕你伤心。可是像这样长期下去我实在忍受不我泄气了。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苏传树？哦，孙超公司东北游击队（包括内蒙古、哈尔滨、舒兰、长春等办事处）的总指挥。
苏传树，一看就知道有五十来岁了。后来才知年方四十二，是东北的风硬，把他的脸吹出了一道道皱纹？是一年要干几年的事，所以每过一年就要老上几岁？
初次相见，苏传树就献宝似的给我看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他踏遍东北，身边却一直带着两个笨重的相本和妻子、女儿的照片。简直是负重行军。你看我那两个小宝贝！他说。我看着相片上的两个孩子，八岁，十二岁，也叫小宝贝？也许，苏传树三年前来公司后极少再见到孩子。他心目中的孩子便一直是三年前的形象？
更令人魂牵梦萦的自然是妻的形象。原先，妻就是妻。苏传树到公司后，常年不在安庆，两人的情书每每十天一往返——在结婚十来年后，开始恋爱了。
妻对他说了：孙超唬你，你又唬我！
苏传树原是一家工厂从工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员。1983年孙超把他唬到公司，又拉他一起去广州。当时孙超只是看到农村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就想起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卖外商？孙超并不知道那些卖不出去的粮食都在哪里，光知道一个信息：卖粮难。
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契机，一条通路。
孙超一个外商也不认得。光听说广州有外商、港商。他唬上苏传树一起从安庆坐汽车到南昌，从南昌转火车到广州，从广州车站直奔东方宾馆。只是看到东方宾馆服务员惊恐的脸色时，才想到自己身上已经脏得红一块、黑一块、白一块了。
红一块、黑一块的苏传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过一年多后，他得全权指挥北到中苏边境的漠河、黑河，东到中朝边境的图们、珲春，西到鄂伦春旗、莫力达瓦旗的东三省以及内蒙古的二个供货点。手下有一支出奇制胜的东北游击队。人数：二十四；素质：以一当十。
孙超公司的发展史，也就是每个公司成员的发展史。
孙超公司，自然唬人。
苏传树终于有了回家之日。这天凌晨三点回到安庆家里。他的亲爱的微微启动着双唇：你回来了？我不行了。妻的眼睛已经不能转动了，手脚都冰凉，惟有两行泪珠像倾倒苦水似的汩汩地流下。
苏传树双手握住妻的手直哭。妻的脉，一点一点地在弱下去。没了，没脉了？啊呀，得叫人啊！
一通人工呼吸后，妻子回到了这个世界里。苏传树这才知道她早就得了心脏病，几度往返于两个世界之间了。只是不忍心告诉他，怕他不能好好工作……
苏传树又要赶往东北了。民间外贸的货源都是国家计划好的。一吨一吨搞起来容易吗？往往一批货都要从十几个地方凑齐。他们得流多少汗才能赚得三四月份损失的那三百八十五万美元！
苏传树把随身提包里的账本等等又检查一遍。孩子们都听着，妈妈心脏病很重。妈妈发病的时候立刻给她吃速效救心丸。药就放在这柜子上。每次吃十五粒。别忘了，吃十五粒。再见了……再见！
用人篇
看着孙超公司在东北地图上密布的供货网，我不知怎的立刻联想到地下工作的联络网。是因为供货点上没什么正规军，尽是些二十来岁的娃娃兵？是因为人少得都是各自为战、单线联系？是因为民间外贸带有的非官方性质？还是因为孙超公司时不时的被查？
图们江桥上，靠近对岸的那一半路灯是浅绿的，靠近这边的一半路灯是纯白的。纯白和浅绿之间，便是中国和朝鲜的分界线。对岸的朝鲜人在背柴禾。这边的中国人在钓鱼。我走到桥下河滩上。河水怎么能分清哪是朝鲜的，哪是中国的呢？
我在河滩上向朝鲜那个地方走去。边防军不会以为我是要偷越国界吧？我回头看看桥上的边防军。他们虽然注意到我了，但又缓缓地背过身去。
孙超公司的货源基地，往东一直延伸到这一带。边界之内，都有孙超大豆。
我从图们车站上火车，必须经过一个宽阔的木板天桥。全体乘客万马奔腾般地冲上不知有多少级的木阶。我的心脏艰难地承受这种共震。退是退不下的，只能随大流，不自觉地按这种节拍走。前边一位穿着高跟鞋的胖胖的短腿女性，在这种节拍里冲得那么自信，臀部奇妙地摆动着，一拍都不拉下。这里并没人在喊同志们，冲啊！但是谁都希望早些冲进车厢占个座位。可见，任何事物一旦和个人利益密切结合了，就不愁没有快节奏。
个人利益是什么？低层次的是钱，高层次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在延吉的延边宾馆门口碰到了孙超公司打入这一带的张安。我一惊。我觉得他好像一只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小瘦猫。我在塘沽见过他。
怎么一下瘦成这样？
真苦了这些娃娃兵。
张安，本来长着绒线球一样的圆脑袋，玻璃球一样的圆眼睛。柔软的头发毛乎乎、乱乎乎地搭拉在额前。齐腿根的小短裤、花汗衫。一说话，那小小的个子就在椅上弹跳。头啊，手呵，一切能动的都在那里叽哩咕噜地动。这个东北游击队，活脱脱像只小花猫。
小花猫是坐了二十好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东北的。自然是活蹦乱跳的。因为第一次到东北，也因为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坐火车么，时间越长越过瘾。当然！
他带着购买大豆的介绍信，走进了延边粮油贸易公司。
我们跟你这小破孩儿做买卖？张安委屈了。那不，人家光给那些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人泡茶、唠嗑。
小破孩儿整宵整宵地睡不着了。要求苏传树再派一个人来吧，可是每个人都管一片供应点，哪还有人来？孙超今天北京，明天合肥地来校途，又是一开口就说货怎么样了？对外履约越快越好啊！
没依没靠了。只有靠自己了。小破孩儿坐上373次列车，晚上六点半从延吉出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到长春。到长春紧忙乎十二小时，晚上近七点又坐上374次火车，第三天早上五点半回到延吉。坐票也好，站票也好，他敦化、
安图、珲春、大兴沟、天桥岭、图们、延吉等地来回穿梭。询价，报价，开价，发价，还价……终于他一见火车就怕。终于他一人管辖了这些个供货点。
有了货源，急需车皮。申报车皮先得通过延边粮油贸易公司的有关人士，由他们报铁路局计划处要批准号。再把报车计划表送到图们铁路分局的货运处盖章。
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使商品的载体——火车，成了真正的紧俏货。小破孩儿张安又惴惴地、一蹦一蹦地蹭进了粮油贸易公司所属的粮食局。水壶空了吗？我去打水。要送单据吗？我给你们去送。张安现在是我们粮食局的人了，天天在我们这儿上班。张安，你这小子今天怎么九点才到我们粮食局？上班迟到扣你奖金。张安？你这小破孩儿怎么又来了？春节也不回安庆？
春节旅馆都没人住了，不开房间了，张安只好住进粮油公司一个办事员的家里。怪不好意思的。帮他们家刷墙、拖地吧。这小破孩儿的点子也太破。自己不过节假日，也不让人过节假日。为了搞车皮，个个星期日到公司吕经理家里去磨。当地人习惯集中在星期天洗衣、劈柴，处理一周的家务。张安那毛茸茸、圆乎乎的脸一伸进吕经理家，经理夫人就像轰小猫似的：你怎么星期天老来？
张安抓耳挠腮。可也是，搞得人家每个假日不得安宁，难怪人家大妈。讲几句就讲几句吧。只要能给我车皮。只要货上了车皮，我就胜利了。
张安处处都在求人。但是，比起大锅饭部门一些无所用心，或只能在别人划定的框框里用心的人们，张安才是自由人——自由地工作，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发展。
张安成了延边粮食局韩局长的部下和延边粮油贸易公司吕经理的影子。1986年春运最忙的时候，张安发出八十五个车皮的货物（一车皮一般装五十吨货）。到1986年5月，张安一人发出一万三千吨的大豆和豆粕。
一股勃勃的企业家精神。
先有真正的企业，后有企业家精神。
一个从财务到经营拥有充分自主权、决策权、支配权的企业，才能产生包括风险精神、竞争精神、开拓精神在内的企业家精神。
张安不会再幻想着公司给他派个人来了，因为一个张安已经变出很多个张安——从到一个个边边角角去找货、购货，一直到把货分期分批地装上火车，发往塘沽港。一万三千吨得装多少车皮啊！
会用人的企业，就会创造最重要的财富——企业家。
孙超任命了公司驻长春办事处的主任——张安。
张安晚上在灯下做发货明细表。每一批货他都是从好多供货点上收购来的，单价、数量都不一样。还有什么整车货物、零担货物、车吨数量、运营速度、运费、转运费、装卸费、保险费、清单、提单、磅码单、装货单、无损伤提单……
捱过了数字的狂轰滥炸后，张安主任躺下了。只有在梦里他可以不赶火车了，不发货，寸以经常回安庆老家了。妈妈！爸爸！最疼爱他的八卜叫岁的外婆，磕磕绊绊地朝他走来了。外——婆——！
长腿篇
孙超的东北游击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铁道游击队——成年地在铁道上来来去去。不挤进东北的硬座车厢，就很难想像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绥化车站。人们追逐着正在驶进站台的列车。往后站站！往后站站！路瞀的声音颇具威慑力量。话音刚落，他的嘴也落下了——抿上了，紧绷绷地抿着。连那双黑黑的圆眼睛也大睁着再也不转动了。停格。两只眼睛像两只路灯。尽职地发出自己应该发出的光。
但是人流依然冲决着每节硬座车厢。因为这些乘客手中的票都是不对号的。记得在讷河到哈尔滨的火车里，列车广播室说，列车超载，希望两个人的座位坐三个人，三个人的座位坐四个人。
铁路面对挑战。
但是没有竞争。
没有竞争就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就没有变革。
总算找到一个座位。但是看到地上一层的花生皮、鸡骨头、冰棍纸、梨核、痰，我便感到自己其实是坐在垃圾堆上。
再看看车厢里挤压着的垃圾千金和垃圾少爷，还在频频生产着果皮纸屑。相——安——无一事哟。
服务员一扫地，更把垃圾们带入耀武扬威的极盛时刻。尘土飞扬起来，对全体乘客任意肆虐。
斜对面这四个爷们在一张报纸上打扑克，笑着，自我感觉很好。每一轮的输羸是二角钱。一轮，又一轮。一个卖杂志的声贯车厢：看书了！看书了！坐车没事，消愁解闷。请看两姐妹，姐姐被杀，妹妹和姐夫好了！在这本杂志的第二十四页，还有丈母娘和姑爷同居！
我望着车厢里久违了的打补丁的旅行包和打补丁的麻包，不由想到补丁也是中性的。经济基础不改革，精神世界也只能是打补丁。不管是无产阶级的补丁还是资产阶级的补丁。
经济毕竟在改革，在好转。一地的过滤嘴可以作证。我对面座位上，靠窗坐着一位穿小西装的脸颊艳红的女子。她搭着一只脚，一支接一支地抽过滤嘴烟。我简直不明白她怎么在抽烟的同时就把她饭盒里的烧鸡和一瓶竹叶大曲消化了。还有花生。还有瓜子。
大家都在吃。
经济好转了为啥不吃？
艳红脸颊女子喷吐着烟圈，喷出一个个大问号：过去吃得起吗？过去吃得起吗？
对。现在是现在了。
但是，过去藏在现在里边。
我在讷河车站的那回是夜里十点半。一进候车室，肉眼就能看见空气之混沌、污浊。我想起难民营。我需要买当晚的车票。但是售票处没人卖票。说是十一点以后才开卖。说是上车前都能买到的。自然又是不对号的票。似乎都不求座位，能上车即可。
一切都是粗放的，如同东北黑土地上种地不用施肥。
黑格尔说：人死于习惯。
我追踪一个个铁道游击队的同时，也开始惯于这种粗放的生活了。并不愿意习惯，也极不愿意看到别人习惯。只是现时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个孙超。五十来岁的做着大宗大宗外贸生意的总经理，至今还是买张站票就上车的！孙超公司不就是孙超1984年5月坐在硬座车厢的地上赶去接洽第一宗大豆出口生意起的家？
是不是接触过孙超的人都会染上钻硬座车厢的瘾？
讷河候车室空气之污浊，使我很快就偏头痛了。外边是寒冷，里边是污浊。习惯于污浊，或者说长期以来不能不习惯于污浊的人们，选择了污浊。
我选择了寒冷。
孙超精神是永远需要的。但粗放的生存条件是急需淘汰的。
在哈尔滨到绥化的硬座车厢里，我正在意识的流动和车厢的震动中晃荡。票！迎面一人突然向我大喝一声，好像冲我发来一颗气炮。我在这颗气炮的轰击下，立即中弹而忘——忘了车票在哪里了。
查票也是粗放的。
不过查票的碰到逃票的，似乎还不是对手。在绥化到富裕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列车长黄国林。方脸大眼，一望而知的宽容和善良。清晨我问他昨晚可睡了？睡不好。一晚上有四五十人逃票！都是从小站上的。说他们吧，还说列车不给他们温暖。弄不好还要写信到报社、电台告你。他们知道我们不能打人，不能抄腰包，所以就是说没钱买票。
正说着，一位瘦削而精神的女性来找车长了。又是一个已经打过交道的逃票者。她直挺挺地坐下，像一根筋。
——你既然没钱，那你上富裕干吗？
——看病。
——看病要不要钱？
——不要钱。
——你有多少钱罚多少吧。
——你有两元罚两元吧。
这根直挺着的筋真有股韧劲儿。就是再不吭声！手臂搁在桌上。大拇指紧张地勾着，好像扣着一支无形小手枪的板机，保护着身上的钱。
不会不带钱。因为我这次北上巳经很见识了一些逃票者了。
那根筋还在紧扣着板机。为了两元钱？
方志敏如果在世，会不会再写一篇《可爱的中国》？
是时候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9月29中午，我在哈尔滨到绥化的硬座车厢里，读当天的《黑龙江日报》。车厢里，烟雾共尘土齐飞。我用笔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上划着道道：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很有一些国营企业还在沉睡。而孙超公司自找客商，自寻货源，自理运输，自定港口，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经济环境。人说孙超公司腿长，钻了国营企业的空子。其实孙超公司腿长身予灵，正好是对公有制企业的补充和促进。
东北游击队的二十四双长腿，辛苦了！
成年在铁路上跑的孙超，辛苦了！
浪潮篇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时机，决定了孙超公司发展的时机。在中国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的今天，一个孙超式的人物早晚要出现的，只不过正好是这个安庆孙超。
孙超一旦出现，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而且必将冲击社会的各个层次。
舒兰。大老吴对我笑指供销社主任马玉书的办公室：这就是我传达我们孙超最新指示的地方。
粗糙的白粉墙。下半截抹着天蓝的油漆。蓝、白之间漆一条土黄。粗糙的草绿色的木门。门玻璃上糊了一张《经济日报》。屋内一张旧铁床，若干沙发。沙发坑坑洼洼。抑或正好我坐的这只是坑坑洼洼的？总之，面不改色地在这只沙发上坐一上午，属高难动作。
四十八岁的马玉书端坐在沙发上。黑布鞋。黑脸。一圈黑胡子。真正黑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顶过时的蓝布干部帽，一身蓝色干部服，口袋里插一支干部笔——我所以写成干部笔，因为马玉书活脱脱像从银幕上走下来的地方干部。这种干部的上衣口袋一般都插着笔的。
马玉书积几十年工作之经验，自然不敢轻易相信孙超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个经济实体还是什么？他去过一次安庆。孙超即从北京赶去会他。孙超零点到的安庆，和马玉书会谈到凌晨三点，然后又去安排公司业务，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已经离开安庆北上了。
马玉书积几十年工作之经历，也极少见到孙超公司上上下下的工作精神的。马玉书原先出差坐软卧，告别孙超后，从安庆到北京到哈尔滨到舒兰，一次卧铺都没买，都是买到硬座就上车，抢时间嘛。
孙超自有一种感召力量。
论人员素质，专门人才还没有去孙超公司的，总怕国家政策变，对非国营单位，还是从旁边帮帮忙吧。论业务经验，马玉书1985年11月第一次给孙超看豆粕、豆饼碎时，孙超问这是什么。什么？孙超这个出口大豆的人连这都不懂？但是1986年1月13日，孙超就出口了四千七百五十吨豆粕，1月31日又出口了五百一十九点七吨豆饼碎，2月11日，还出口了四千八百八十三吨豆粕运往美国。论家底，孙超是白手起家。说来说去，他们什么也不行，惟独精神行。我们舒兰什么都比他们强，但是我们缺乏这种孙超精神。
为什么惟独孙超行，我们就不行？当然这里还有个企业自主权的问题。
马玉书正说着，有人送来电报——
又是孙超打来催货的最新指示。
马玉书指着电报：孙超公司是有眼力的。他们是在可靠的地方建立了商品根据地。
舒兰方面的人士和东北游击队抽了一屋子的烟。烟雾缭绕，薰得我眼睛发酸。好像在烽烟弥漫地打地道战似的。
这一带原是革命根据地——东北抗联游击区。抗联第丘军向舒兰前进途中，妇团八名女战士在弹尽力竭后，唱起国际歌，投进江水。八女投江，英雄气长。奴隶们起来起来！1949年我们从饥寒交迫中解放了，现在要从封建和愚昧的交迫中，从积习和惰性的交迫中解放出来。
我又到孙超公司的另一个商品基地——黑龙江兴隆镇。
这里水泥厂门口堆着成捆的树木，可惜是当劈柴用的。这儿附近的通河出木材，可是这儿的擀面杖要从外边运来。这儿附近的巴彦出秫秸，可是这儿的芦苇席也要从外边运来。秫桔呢？烧火了。
据说这里的农民有吃有穿了，温饱解决了，别的就想的少了。有些人手中其实并没有什么钱，可是对挣小钱还看不上眼，觉得解不了穷气，闲下来不如赌博。
为什么赌博？我问。怯怯地，自知问得幼稚，但不知道的又不能不问。
为什么？当地人反问我：这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的。所以咱东北农民就该受穷。
我跟着红喷喷喜笑脸的张军爬进一个发货的窗口。我不明他那大长腿是怎么一下就穿越过去的。然后他又拉开一个小卖部的窗户，大长腿往窗台上一蹬，就跃进了兴隆镇车站。
捷足先登。
我便感到张军他们可以进入兴隆镇的任何一个窗口和门口。
他们打进的决不仅仅是兴隆镇。
兴隆铁路信托贸易公司经理李文生，告诉张军货没了。张军立刻说，离此地一良多里地望奎县有货。只是还没通火车。
李文生，这是一个见上一面就会忘掉的人物。也许是因为他自觉不自觉地不希望人家记得他或是不认为人家应该记得他。
大奎、张军、陈荣他们天天晚上从长途里了解商品信息，了解全国的平衡价格。别人跟我要货，我说没货别人就走了。可他们三个年轻人会天天盯着我，天天给我提供货源信息，会催着我跑到货源基地。我们这里原先时间观念差，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在孙超公司的人身上体现得特别强烈。他们使我年轻了。
孙超说，中国人有本事的不赚中国人的钱，赚外国人的钱。我想是呵。现在我们和孙超公司是后方和前方的关系。他们公司如果不能往好的方面有大变化，我们公司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我们公司想大一番，还希望他们公司有个大发展。
——个实打实的东北人。
联营也好，横向联系也好，都是利益的结合。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对利益的阐述，今天出土了。山东人说：一个箩筐一个秤，感谢老邓。河北人说：一辆摩托两个筐，赛过紫阳和耀邦。（指摩托长途贩运赚的钱赛过中央领导的工资。）黑龙江人说：老两，小两口，领着孩子带着狗，高高兴兴往地里走。
和我说及这些见闻的，是黑龙江乡镇企业联合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张铁君。他三十几岁，眉毛微挑，大眼微吊，高鼻微勾，一头乌发，一身蓝黑色，给人血气方刚感和分量感，人称少帅。
我们坐在孙超公司的哈尔滨办事处。屋里，一只只喝完了啤酒的易拉罐，被仔细地起掉了盖儿，成为苏传树他们的茶杯和牙杯。
办事处一无派头，偏偏独具吸引力。譬如这位少帅，对上有省政府办公厅、财政厅，对下有七十八个地、市、县，三千三百个乡，两万九千个企业。财权在握。一上班，找他的人就如在门诊部排队看病的人那么多。总的来说都想富起来。但是到底怎么富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秦皇岛和孙超相遇。两人开拳就打：这次来是做什么的？和孙超一夕谈，少帅便感叹起来：我愿意和比自己聪明的人做生意。我可以学到东西。他们赚了钱，我也不会吃亏。如果和没有活力的公司做买卖，往往是一次性交易——这一把赚了就赚了，赚不着就亏了。
搞事业的人必须和搞事业的人一起合作。要想国家赚大钱，只有大家都赚钱。
你们这次的货物，还是请少帅派人。我们共同验货。苏传树走进屋来，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行。少帅稳稳地吐出这个字，真正做贸易，往往彼此提的方案比较接近，不在小地方搞拉锯战。
那是互不放心。以后，我们双方还可以搞电报确认。苏传树说。
电报确认，贸易双方不用见面，电报就起法律作用。自然这贸易双方得互相熟知。
苏传树转身问我：你知道我和少帅认识多久了？加起来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哦？
孙超公诮的风格和效益，国内很少，很少。我见到的目前就这一家。似乎喜怒不形于色的少帅激动起来，我对孙超一见钟情。真正的商人就应该像他这样掌握国家政策、经济规律、商业道德、世界行情，熟悉金融、运输、质量标准、包装加工等等。商人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
改革尚有方向，并无边无际。从事经济改革，还要涉猎社会、心理、科技、风俗、文化、国情等等领域的探讨。成功的商人也是人才。
大商人就是人才。
商品经济的冲击力，冲击着封冻的北国。
北方封冻的时间长，传统意识比南方顽强。绥化列车段六百五十七人的总支书孙福礼，1984年很认真地清除了精神污染，不准留长发、不准穿高跟鞋等等。
管头管脚。
孙福礼，绥化名流。我这身服装是今天才穿的。他对我说。哦，他今天穿的是——软塌塌的西服。
这种西服不是太平常了吗？
这，似乎只是衣服，而不是服装。
南方和北方的开化度有别。
1985年底，铁路改革，以路养路，层层包干。12月，哈尔滨铁道贸易公司绥化公司成立。孙福礼由书记生涯进入经理生涯。他开始经理生涯的当天，大奎、陈荣、张军来找他了。三头烫发，三双高跟鞋。孙经理毕竟刚从清污染的书记演变而来，自然地、自觉地要抵制这些卷曲的长发和高高的鞋跟。
不接待。
你可以不接待。他们也可以不罢休。
我的儿子就像他们这么大。孙福礼笑着：我们做生意的双方，是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客户想找可信赖的货主。货主想找可信赖的客户。互相怕对方没有信誉，不成生意。孙超公司在东北三省只有二十四个外贸人员，去年创汇七百三十八万美元。利国利民啊！孙超们的效益对我们东北是一种剌激。就说这几个孩子，老来磨！讨价还价起来还犟得很！我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诚实、本分，也教育了我。穿衣打扮各有所爱，不是什么污染不污染的问题。孙超在绥化办事处的主任不是吴继宽吗？好，我对吴继宽说，现在我来当你们绥化办的主任吧，这里的货由我来安排。
这位绥化名流好像有安排一切的特异功能。你明天的程由我来安排。他对我宣布。他是不由分说的。
我得由他来安排？
一切被动的、肓目的、愚昧的、狭隘的意识，是依附在陈旧的生产关系上的。
自主意识，是依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的。
我到东北农村的大豆基地寻访自主意识。
现在，铺天盖地地包围着我，重重叠叠地压迫着我的，就是孙超大豆。
一位小脚老妇，扭着八字步，双臂张开着，像在豆海里划船似的向这边走来。
这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农舍。破筐、破箱、破缸全堆在破屋外——没有院子，只有屋外。
三个女孩敞着光光的胸脯，披着大人的破袄。稚嫩的小细牙啃着老掉牙的老玉米。
只有一个新气象——辆崭新的拖拉机。这家花五千元钱买来的。
这家的主妇，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从一个塑料口袋里掏出烟丝卷着：嗯哪，现在我们钱是有了，就是舍不得吃。得留着盖房。我们一家有四十五亩地、五口猪、三个小孩。就一个爷们顾不上！嗯哪，顾不上啊。这些孩子身体好，往死里揍也不病。你问我承包？承包好！不用瞅人脸儿了，挣多了都是自己的。嗯哪，嗯——哪！
很好。不用瞅人脸儿了。经济的自立带来精神的自立。嗯——哪！
具有独立精神和主意识的人拥有今天。
黑土地上的孙超大豆啊，涌向天边，浪拍地平线。
自主篇
独立的、自主的劳动者，是搞活经济的基础。
孙超公司的货物很多是从塘沽港装船出口的。但是这个塘沽办事处却只有三四个人——三四个独立自主的安庆人。
六十五岁的杨林生，皱巴巴的皮肤和皱巴巴的衬衫。他坐镇、管账外，又当爸又当妈地给另外两三个快乐的单身汉做饭。早上烧好开水、熬好稀饭后喊一声起床了，干事了！饭后吩咐：今天该你洗碗。
墙上胡乱贴着美人像，小伙子们的世界里少不了会有美人。可是安庆姑娘谁愿意找个牛郎？墙上那些美人都在笑，笑话这帮痴心的傻小子们。
笑什么？众牛郎在一起不也是一个家？这不，地上有一只饭锅，一只炒菜锅，一堆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方便面，一瓶酱油，一块案板，一把切菜刀。文件柜里有铒罐、咸菜和一大碗煮黄豆。绳子上搭拉着衣裤，痰盂里充塞着烟头。
显然只能用仅有的油和盐做出最基本的饭菜。不过也就是1986年才有这个条件。以往只有一只电热杯。一次能泡一包方便面，大家轮流吃。一包方便面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能吃个半饱。要想吃饱么，对不起，都得等下一轮。
过春节时在电热杯上放个罐头蒸热了吃。罐头蒸热了，造成里外的压差，一开罐头，嘭地一下肉汁溅你一身。哈哈哈哈！
春节是众牛郎最忙的日子，因为这个时候人家都休息了，车皮好找些。1986年春节，塘沽办事处二十多岁的经理王海急得哭了——火车把货运来了，装货的船也到了，货不及时运上船的话，船多停留一天，就得付两千美元的停港费。可是节日里上哪去找那么多汽车把货从火车上运到船上呢？
塘沽这里有个老习惯，大新年的怕出事，闹个不吉利，过年只求人车保平安，所以司机把车都封了。王海跑到大街上拦车：跑一趟车给四十元！跑两趟给一百！
这个高价自然是王海的即兴创作。
孙超公司的各个部门好在都有这种自主权。王海他们才能在春节集聚起百十辆汽车。当然，即使罚停港费，罚的也不是孙超公司，而是请孙超公司代办出口这几批货的单位。可是公司的信誉、国家的信誉会不会打折扣？
王海，清瘦的长脸，规正的长发，丹凤眼，高鼻梁，加上一件纯白猎装，像一个勤勉的书生。然而他是一个拳打脚踢的经理兼司机。他原先是办事处的司机。苏传树常坐王海的车到处洽淡、办事。可是，跑一件事为什么要耗两个人工呢？
一个自负盈亏的公司处处都得讲成本核算。苏传树干脆把每个环节的事都教给司机王海。光是货物到塘沽后的收费就有三十来项：商品进出库费、卸车费、装车费、封垛费、拆垛费、漏包整理费、棚布费、商检费、质检费、集货费、代理费、进港汽车运费、车台费、油驳费、装船机费、吊车费、船带费、船上整理费、吨存费、港理费、服务零工费、起费、船舱倒货费、港务费、港内整理费、长途运输代理费等。
三四个月后苏传树完成了金蝉脱壳的程序，让王海当了塘办的经理兼司机。
孙超效益已经渗透到公司上下的筋络里了。
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开动起每个成员的头脑，发展每个成员的自主意识，是对体制合理度的最好检验。
能力的优势，人才的优势，效益的优势，归根结底是体制的优势。
过去我们常常以国营化程度和企业的大小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先进与否。结果在公有制的大温床里培植了权力剥削和官商作风。《光明日报》1986年7月13日报道，花费国家巨额外汇进口的仪器设备等二百多批货物空运到上海虹桥机场后，长期无人提取，最后将作为无主货物交由海关折价处理或销毁。
体制病。
经理兼司机王海开车把我带到塘沽码头。各国轮船不见头尾地在这儿排着，好像要顺着地球的边沿拉起手来似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企业的自主，呼唤着人的自主。没有自主的人就没有自主的国家。乃至五十三年前，1933年，国民党和日本关东军在塘沽签订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退出延庆、昌平、通县、顺义、宝坻等地区。使本人得以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日军大批物资自由地从塘沽运进。远处那些圆筒仓库便是当年本人的仓库。
我们今天搞商品经济，不是因为商品经济有几条几点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商品经济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是规律，不管其优越不优越都是不可逾越的。
当然，商品经济对于一个在封建主义的营养液里浸泡千年的国家来说，实难容忍。封建主义是本能地惧怕被商品经济吞噬的。
商品经济一步步的发展，便是一场场看不见的战斗。
9月底我走进孙超公司的哈尔滨办事处（简称哈办），又想起2月7在哈办拉开的全方位审查孙超公司的一幕。问及苏传树。你不是都知道了吗？他一愣，似乎一下没法把脑子从9月拉回到2月。也不想拉回。因为2月已经过去了。审查的结果是，孙超公司经过南到深圳、广州，北到黑龙江的审查而立下不败之地，愈发地有信誉。现在操心的是9月，因为9月开始，东北游击队开始实行新的承包方案。
9月以前，孙超公司的经营，是层层有自主权的。但是分配制度却是大锅饭式的。也亏得是大锅饭，否则问题更多，2月更不好过。民间企业出小锅饭的经济效益是应该的。搞小锅饭的分配制度那就该查你的问题了。多劳有理而多得有罪。经营和分配的不配套，精神和物质的不协调，企业里终究会萌生小锅饭的需求和大锅饭的作风。
孙超的思考是电脑式的——思考结果立刻在终端上显示出来。
公司决定，9月开始取消东北游击队每人每天一元五的津贴，改成每发一吨货（从搞到货到发出货）个人提成七角五分的费用承包——包括误餐费、车费、旅馆费、业务费等等一应费用。
苏传树在哈办宣布了这个提成包干的新方案。大家看怎么样？
李大奎双手往两个裤兜里一插。
——干！我承包！我带人承包！
——那你10月到12月承包多少？
——我还没底。
——没底你就别承包。
——两千吨吧。
——就这么点？要是搞这么点货我就不需要你了。你讲吧。你能搞多少吨？
——五千吨。
——大奎，你想，如果你只承包两千吨，如果有人承包两万吨，那么我调拨资金的时候，人家得西分之百，你就只能得百分之十。没什么别的了吧？好，下一个。你打算承包多少？——别人能承包多少，我就能承包多少。绝不少于别人。——人家已经承包了五千了。
——我承包五千五百吨。
哈办从宣布承包方案，到商定、签订一张张承包方案，用了两天时间。自然每个大脑都在加速旋转。报喜不报忧，万一多报了承包吨数，导致公司判断失误；报忧不报喜，人为地加强货源紧缺的空气，等于人为地抬卨市价。而且低于平均价格的可以拿价差。二八分成。公司得八，小组得二。
承包的吨数是选的。承包的人数是自选的。个人的发展机会是自选的。公司的发展速度是自选的。
9月，是一个新的开始。只是，2月真的过去了吗？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可是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竖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怪不得具有科学预见性的马克思要曱一早地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繁衍篇
什么叫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
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都会思考、都能思考的。汤士祥十几岁的时候在煤矿工作。有一个老煤工在矿井下眼看撑子面要塌，可不敢说出来，怕万一说了又没坍，影响了任务完成，追究他的责任。他悄悄叫他的两个徒弟上厕所，他自己也溜了。井下还在光着膀子挖煤的人，全都成了人体标本。
不知道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权利，应该获得怎样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那么，活人只是活动的人体标本。
十几岁的汤士祥，一次次地受到人体标本的强刺激。
三十多岁的汤士祥，依然被那些人体标本驱赶着。公司的留成外汇用来做什么？进口家用电器等紧俏商品？不，这些外汇要用来引进关键性的技术，加快工、矿业的现代化过程，解放生产力。
1985年1月，孙超让汤士祥在北京宣武门大街137号的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里，成立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华安查阅中国电话号码簿、中国丁。商企业名录等，向全国有关企业，
尤其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矿产业、起重业、机器制造业、钢铁冶炼业、纺织业等企业发信，欢迎前来参加电脑应用的学习班。当年就成为全国推广西门子机（工业控制电脑）最多的一家。华安尽最少引进我国能制造的部件。电脑的模拟开关部件就不进口，自己制造。光这一项的成本就由原五元减到五十元。
宣武门大街137号这间平房里掀起的应用工业电脑的信息波，被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接收到了。富士愿以优惠的方式——让中方远期付款的方式——与平安长期合作。华安又着手准备富士电脑学习班。富士为平安推荐了一位老师：北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吴铁坚。
吴铁坚是1948年从口本京都大学电气丁程系毕业的。同班同学之一是清水照久。当时日本战败不久。吴铁坚住在一位教授家里。教授夫人也曾儿度像阿信似的，拿着和服从火车窗口爬进去，去农村换大米、地瓜。刚毕业的学生清水照久自然只能清水淡饭度日。三十八年后，清水照久成为在国外拥有十二个分公司的日本富上电机株式会社总经理和日本机器人协会会长。营养充足的肌肤，一丝不苟的头发。吴铁坚么，花白的秃发胡乱地朝一边歪倒着。经常住在——
我为了找寻他的这个住所，走进解放军总后大院里的一个防空洞。顺着陡直的石阶往下走，出现了一个低矮的过道。头上是水管，地下有电线，身旁有晾衣服的绳子。这里是华安电脑学习班的女学员住的。再往里走，越走越凉。这间就是了。门上不锁，门上无锁。推门进去，方知无物可偷。行军床，简易的二屉桌。床上一堆电脑资料，桌上一把像缺齿老人似的缺齿梳子。
中同科技发展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一期学习班三十至七八十人。已经举办了二十期学习班了。来全国的学员的住所、教室、吃饭，尤其是代买来回车票等一应杂事，恐怕部队方能有这个承受力。该部队的科研单位也是电子产品的消耗单位。如果自己申请进口电脑，审报过程、申请外汇的过程，都是一种苦难的历程。通过华安的渠道，利用华安的留成外汇进口富士产品，又快又不用手续。
顺便提一句，华安每办一期学习班，最少要倒贴一千多元钱。
1986年8月，华安已由富士出钱装修一新，承担了富士电子产品在我国的销售和维修任务。
工业智能化的前提是人的智能化。今年二十五岁的华安副经理李景，本来是北京的一个高中毕业生，电工。他自学三所电大、夜大的无线电电子、自动控制等等专业。现在负责华安电子方面的一应事项，从学习班的教学到电脑的经营、洽谈、销售。只有在人的世界里才能有全面发展的人。富士看上华安，而华安电子的形象首先是李景。国内只要讲到推广可编程序控制器（工业电脑），就会数出最有影响的五家：北京冶金工业研究所，大连组合机械研究所，天津自动化仪表厂，上海起重机械厂和北京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前四家，家大业大，有根有底。惟独华安只有五人。
听说你又在上一所大学？我问李景。
我得接受终身教育。李景说：孙超给了我一个舞台，放手让我们每个人去演好自己的角色。能不能演好还得自己努力。
李景说着蹬上北京饭店的台阶。
北京饭店2051室。撩开白色的落地纱帘往外看，是北京那剪不断、理还乱的自行车流，卷走北京的一分钟又一分钟。白色纱帘里边，是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的北京驻在员事务所，是日本格调和日本精神。
所长寺田谦递给我一份1986年12月将在南京举办的第四次日本自动化工业技术展览会富士电机的介绍。上面写道：可以安心地采用富士电机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大功率晶体管逆变器。有技术商谈和售后服务，请不必客气地向下记的公司问询：北京市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
寺田谦文而不弱，礼而不让。一见之下就不会使人忽略他的存在。轻缓地吐出的一个个字，却都是实心弹似的，而且颇有弹无虚发之自信。
我的记录纸便像他那实弹射击的靶子。他说——
我们和华安之间很少展鸿图。我不愿讲空话。如果对方讲空话，下次我就不想谈了。华安公司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讲空话，没有烦琐哲学，脚踏实地地工作。所以我们富士和华安能走到一起。
我接触过一些国营企业，有的企业觉得和我们富士签合同的话，颇有成绩，很可以向上面汇报了。所以一经签合同就不问下文，不太关心结果如何。因为结果和每个人自己的关系不大。其实签合同只是一个开始。要使用户对产品满意，才是一个全过程。所以，这种接触很容易就夭折了。
华安的活力和效益把我吸引了。7月14、15，汤经理说要用两周改建华安的主体工程。这种事，若放在别的公司，大家也都想搞好，但真正动手做的不多。8月1日，翻修后的主体工程搞成，这在北京不多见的。
寺田先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汤士样插话。
寺田一笑，友好地，无奈地：压力来自汤经理。汤经理坦率，心急。我希望和华安长期合作到底。希望汤先生不要犯性急病。
寺田谦这话是指7月26日发生的事。翻修华安的合同上写明一切费用由日方负责。但是从日方运来的物资中没有空调机和地毯。日方所以不想一下就装备空调、地毯，怕是和以前在京合作的夭折有关，想走一步，发展一步。心情可以理解。汤士祥则认为华安既然作为富士在中国的窗口，就应该拿出富士水平。空调、地毯我们当然买得起。仅仅是为了维护华安的尊严，就得要求按合同办事，就得坚持一切费用由日方出。
而且得按约在8月1日完成工程。汤士祥在7月26日对寺田谦说。
空调、地毯是口方预算之外的支出。寺田谦此时若是打电话向曰本总部请示，总部再作研究，就赶不上8月1了。汤士祥是不依不饶的，寺田谦是尽职尽守的。寺田只有一个办法了：拿出他私人的存款交给华安买空调、地毯。
所以，寺田谦笑着，似乎存款的损失反倒使他喜欢他的中国伙伴：孙超先生选中汤经理不是没有道理的。孙超先生的各部门，重效益，讲信用。
听说寺田先生宁愿跟聪明人打交道？
我希望能在同等水平上谈判。同等水平的后面是同等的尊严，同等的诚意，同等的努力，同等的信誉。富士给予华安优惠条件，先卖货后付款。让用户确信富士设备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为买富士机支付的钱，然后才付款。人们往往以为价值就是支付的钱。其实，价值包括了整个经销过程：价格、质量、交货的速度、销售后的服务、备件的供应等。国营部门订货，从寻找进口单位到申报外汇等，或者说从订单一―正式询价——日方报价一中日双方讨论价格——？正式签订合同——交货——提货——向国内用户交货，前后往往要一年。华安订购富士机，因为简化中间环节，尤其因为双方的信誉，一般只要两个半月。要得急的一次，前后只用七天，华安用户所需的富士电脑就从曰本运到了北京。
富上电机本应按订单生产，不见合同不生产。富士和华安之间，互相的信誉起了决定作用。乃至可以先把货要来再补签合同。在同类产品中，从订货到提货，西门子要四到五个月，美国的要四个月。交货时间越长，人民币的比值变化越大。1985年9月，一美元折合人民币二点八元；1986年10月，一美元折合人民币三点七元。富上从交货速度到价格，都拥有竞争优势。
对客户许诺太多并不好。寺田谦说，我们通过华安对客户提供良好服务，要使客户到最后都认为你是他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华安长寿。
寺田谦原先接触过的几家国营企业，用他的话来说，型号基本一样，甚至开而不放，投资环境不具备。所以，如果华安也是国营公司，那我们能不能合作我还要考虑的。
日方选择华安，原因之一是华安的民间性质。可是在国内，华安又恰恰因其民间性质影响了富士电机的销售。民间企业，似乎就意味着不可靠系数大。
民间企业的存活率取决于改革的生态环境。
我希望华安长寿。寺田谦不无忧虑地重复说。他的谈话不仅不展鸿图，而且始终好像被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压迫着，担心华安的消逝，担心他的工作的失误，担心中国的改革……
我希望富士和华安的合作是长久的。寺田谦这个思想是他这次谈话反复出现的主旋律。
一个被危机感压迫着的人，就是一个能充分激发自身潜力，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人。
寺田谦喜欢在屋里摆上一匹匹神形迥异的马。马的力量有多大，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富士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华安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孙超公司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中国开放政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当代世界经济趋向于相互依赖。我们今天发展的不是中国经济，而是世界中国的经济。国务院在10月11日作出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天津开发区更是喊出投资者是帝王，
项目是我们的生命线这样的口号。才一两岁的华安已经吸引日商无偿投资十二万美元。到侦如何吸引外资？
华安，华安，请你冋答。
信誉篇
自由永远是不可全得的。
追求发展自由的同时，必然要失去其他方面的自由。
事情还得回到前文曾经提及的1985年10月底。那天我走进孙超公司的广州分公司。公司一楼漂亮的货架上，摆着各种机，还有黄豆、芝麻、玉米、花生、豇豆、莲子、枣、绿、棉花、茶叶、纺织品……广州公司是总公司的窗口，沟通网内外的信息。经理王胜利，冈圆的脸，一件蓝布衬衫，我不发问他就没话，做生意一靠信誉，二靠力量。他说。
前两天，安庆打来一个急电：孙超母亲病危。可是孙超当时正在北京，在北京机场等了两天还没等到机票。广州这边以为孙超已到，十几位港商已经从香港赶来等着他了。孙超傍晚五六点一到广州，就陷入港商的重围。又是车轮大战、通宵达旦的洽谈。到第二天午九点多十点，终于有一个间隙。卫胜利才畚机会和孙超讲谈判之外的事：母亲已经病故广。
一句话像一下重锤。
孙超的头垂下了，垂下了。
孙超猛抽起烟来。杳无人声的屋里，只有烟雾轻柔地抚慰着他，又像那支轻柔的歌，那支常叫孙超动心的歌——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巳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叫我思念到如今。
孙超生长在？一个贫苦农家。买不起碗，把毛竹锯成一截一截就是碗。穿不上裤，小孙超用土布围在腰间就上学了。顺路在地里拔个萝卜塞进书包，就是他的午饭。围着土布、背着萝卜的孙超是全家的佼佼者呢。七个兄弟姐妹中就供他一人读书。姐姐妈妈消逝了。眼前只有一屋子的烟雾。孙超一支接一支地抽了一小时的烟。
给梦霞（孙超妻）发一个电报，让她代我料理丧事。孙超说话了，我现在怎么走得开？
想自由地发展民间外贸，就失去了孝顺母亲的自由。
感谢母亲！赋予了儿子对苦难的承受力。
孙超站了起来。
这就去谈判？王胜利的大眼睛里充溢着要讲又讲不全的话。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孙超转身就走。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用。
客商正等着和孙超洽谈。商人第一是信誉，第二是生命。
为了履约，孙超老是托香港太利物产有限公司经理丘英中在港买一种可以使人连续二十四小时不睡的药。自然有毒素的。假如你还想做点事的话，千万别吃这药！丘英中几次劝孙超，你不能靠这药来支撑！安庆民间外贸发展得这么快，如果你自己突然倒下了，怎么办？
怎么办？出一个孙超不容易。丘英中不能想像，如果换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外贸生意的人，怎么可能经过一年多就熟练地做起国际贸易，而且嬴得这样的信誉！丘英中自己就是从信任孙超，进而信任安庆市，进而把他的资金和精力的百分之九十投往安庆——交通很落后的安庆，而没有投往与香港很近的老家广东梅县。
港人不明白了：你是广东人，为什么不在广东投资？你是不是共产党派出来的？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总应当承担什么义务和责任。丘英中说：孙超做的事是中国的一个历史过程的反映。我要做这个历史过程的见证。
历史可以作证。不过，只怕当历史出来作证的时候已经晚了。
孙超的事业险象丛生，孙超的健康很难预料。我问梦霞：你不怕吗？
不怕。梦霞梦幻般地笑着，他说一个人不做事还有什么意思。我想也有道理，就不管他了。反正我知道他不会干坏事。
梦霞好像生活在梦幻的霞光里，淡化了现实的艰难。也亏得她冇这样一种宽宽的胸怀。孙超办公同这三年，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她也无法给他写信——信到的话，他这人又不知跑到哪个省份去了。
梦霞的承受力从她爱上孙超的那一刻就生长起来了。当初她家不愁温饱，家里说什么也不让她嫁给穷小子孙超。青年孙超俊美、淳厚、聪颖，梦霞没头没脑地跟着孙超就私奔上一艘船。后面是娘家追赶的人，船刚启动，梦霞的母亲赶到。拐杖在岸边狠命地敲击着。晚了。晚了。
真正的爱，决不是光想着被爱，而是首先想着去爱。而是准备承受一切苦难。
对于梦霞，真正的节日不是中秋，不是元，不是舂节。哪天孙超突然出现在家里，哪天就是节日！
孙超一进家门就挑动三个孩子闹事：我在外边，妈妈就给你们吃这一点菜呵？毛毛、二毛、辉辉，妈妈有没有给你们吃过一种叫鸡的东西？你们知道鸡是什么吗？
是不是天上飞的？二十出头的毛毛故意瞪大了眼睛。
好像是水里游的？十好几岁的辉辉把眼睛睁得更大。
你们的妈妈什么好的都不给你们吃呵？好东西一定给她锁在柜子里了。现在我要让妈妈把柜子的钥匙交给我。你们说怎么样？
爸爸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我说把柜子里这些东西全吃了。
吃啊——！
没有时间从精神上、思想上给孩子营养，只能希望在家时看到孩子的营养好一些。尽管现在最应该注意饭食的恰恰是他自己。他早上一起床，梦霞即使还在做梦也得一跃而起直奔厨房。必须在他穿衣、洗漱的时候做好早饭。否则他拉开门就走了，而且还绝不愿花工夫在街上买来吃。这不，他已经打开门了，拉着门把：我不吃了。我走了。不吃了。
这是个一分钟都等不得的人。梦霞赶紧一边哄着他，一边把早饭摆上。孙超三两口地吃了。
这就吃完了？再吃一点！梦霞无望地求他，再吃一点啊！
孙超像个不讲理的淘气孩子似的，把筷子往地下划了几下——筷子都脏，还能吃吗？
嗳，你冬天的皮棉鞋怎么不见了？梦霞拦着他。
好像——在家里。哦，不对，不对，是在——哈尔滨！自然不能说在家里。梦霞找不到鞋的话，他又该挨说了。皮棉鞋在哪？天知道东南西北的不定丢在哪家旅馆里了。
皮棉鞋在哈尔滨就好，没丢就好。梦霞的梦幻色彩给她的生活增加了多少暖色，嗳，你的裤子怎么这么大？是么，她缝的裤都是很合身的，这条裤怎么就长大了？
孙超这才发现自己穿了一条卓别林似的大裤子，他立时成了一个受委屈的孩子：毛毛，辉辉，你们大家都来看，妈妈给爸爸做的好裤子！裤腰快到我胸口了！
这条裤子不是我做的。颜色不一样，布也不一样！你又是拿了公司哪个人的裤子自己穿上了？这么大，是苏传树的吧？你呀！明天我把你的裤子里边绣上你的名字，你就不会老是穿错了。
我到哪儿都是说走就走，谁还有工夫翻裤里查字？
孙超在三个孩子面前，像他们同年龄的不安分的伙伴；在妻子面前，像一个任性娇惯的孩子。人只有在充满了爱的环境里，才能展现出希望得到爱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
偶尔晚上早一点到家，孙超就要享受一下人生了：毛毛，给爸爸唱支歌吧。
毛毛那甜美的脸和甜美的嗓子啊：
青青绿草铺满山冈，
路边开野花。
河水弯弯围绕着它，
就是我的家。
到了家乡还要听这支（家乡》，实在是想强化一下对家乡的感受，实在是回不了几天家乡。还能回几天家乡？这天晚上，孙超又任性了：梦霞，今晚我要一个人睡。
准是他又要谋划什么大事，或是又要和公司的人商谈一夜。反正他一回家，就会跟进一屋夜猫子。
梦霞睡在孩子们的大屋里，潜意识里一直有什么不安。好像有一种生物电老在触动她。她明明睡着，可又几次感到孙超好像老是上厨房去。孙超那小屋就靠着厨房。他老厨房干什么？他往水池里吐什么？
血！一口一口的血。
快送你上医院！
不，不能动我，我不能动了，一动就吐血。
第二天早晨，梦霞正要去上班，孙超在小屋里喊她：你可别把我反锁在家里。我还要去公司的。
你这种样子还去？
你别栏我。
对于孙超，要不活个彻底，要不就宁可一死。1980年他的肠子上长广肿瘤，部分癌变。变卖了自行车、缝纫机——一切能卖的家当住进上海一家医院。那天上午九点医院要给他动手术。他想想动完这种手术，腰间永远得系一个瓶，还怎么工作？他从医院溜出来，找到另一家医院，问问还冇什么别的治疗法？正巧这儿一位大夫说他做过十一个这样的病例，不动手术而摘取肿瘤。可能要扩散。但若两年没事，就问题不大了。
那今天就给我摘！扩散也没关系。死也没关系。就怕不死不活。
从1980年活到现在，孙超觉得就是死也够本了。
公司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总经理有这段病史。孙超也想不到我会知道。工作以外的事，他什么也没对我讲过。我也没问过。他没有这个时间。
只有一次，我望着精瘦的孙超，憋不住了：你老这么千，你的胃病什么的怎么办？
我没病。
你一旦病倒了，就会是大病！
所以在病发作之前，我更要抓紧干！
他总是有理！他还要怎么抓紧？
世界工联在1945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就一致提出每周工作时间应从四卜八小时减为四十小时（五天工作制）。到1986年，每周工作时间日本是三十九点九，西德是四卜点七，挪威是二十八点九。可是孙超公同的人每周要工作几小时？或者不如说每周只有几小时可以不工作？这种非人道的生活！非人的生活！
什么叫人道？什么叫道德？商品经济的被压抑、被非议，产生了商人无道德的传统看法商人面对的便是层层设防的关卡。孙超们只能在非人道的生活中去实现他们的道德观——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是道德的；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是不道德的。得道多助。公司出口货源得到十六个省、市的八十三家粮油公司、加工厂的支持。运输有铁道部下属五个铁路局、公司联营，港口有天津、大连、秦皇岛、连云港、上海5大港口联营合作，资金有省粮油、省进出口公司全力支持，更有十二个国家、地区的一百六十二家外商、客商成为贸易伙伴。公司靠卖粮难这个信息起家，现在又发现卖煤难。公司开始从粮食出口为主转向7。1986年下半年，签约出口的有大同动力煤十万吨，蓖麻籽三千吨，红薯干两万吨等等。1986年公司预计创汇一千九百五十万美元。要不是三四月分损失了三百八十五万美元……
当初孙超公司的方针是你查你的，我干我的。只要不把公司搞垮，公司就要发展。如今公司上下以孙超精神和孙超效益，赢得了信誉。
11月19日，孙超的又一分公司一兴华联合贸易公司和美国嘉垦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合同。双方同意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中美联合公司。公司命名为：兴华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经济导报》10月27日第七版的头条文章：《应该怎样认识孙超现象》。讲到孙超公司是对所有制关系变革的一个突破，报纸用黑体字标出它不是离经叛道，而是真正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它或许可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容。社会的承认越发增加了公司上下的信誉感。我走进华安公甸。屋子中间一地旅行包。一个个鼓鼓的，铆足广劲儿准备上路似的。华安是孙超公司的中转站。公司外贸人员又要倾巢去搞货源了。公司人人都疯忙，可是在一号忙人孙超面前能说什么怨气？——说不出口。
汤士祥的母亲有怨言。母亲在安庆农村长年见不到儿子。安庆总公司的人帮助老母亲打了一个长途到华安。汤土祥一拿起长途：哦，妈！死鬼！母亲说。听见了儿子的声音，母亲心满意足了，再也没什么别的要求：行了！
她把长途搁上了。
这位母亲真有福气，一点不知道儿的风险。
命运篇
北京华安。凌晨四点。孙超和苏传树停下了工作。睡吧？睡吧，睡吧。可是，应该跑一趟塘沽？对，得去。这就去！可以坐204路夜班车到北京站。
买到了两张八点开往塘沽的火车票。不行，得赶时间。要想办法挤进六点那班火车。买两张站台票进车站再想办法吧。
北京站管得严。凭站台票不能上车厢。跟车窗里那位旅客借一张车票吧。苏传树把自己的皮包往那位给搞得莫名其妙的旅客面前一塞：同志，请把你的车票借我们用一下。我们必须赶紧上塘沽办急事。等这位姓孙的同志了车厢就把票还你。我这皮包押在你这儿。我这人也押在这儿！
姓孙的同志进车厢后，赶紧把车票还给人家，把当在那儿的苏传树赎了出来。
苏传树只好走出站台等着八点那班火车。
孙超则赶紧向列车员自补票，又熟练地递上六元罚款。自然不是初犯。自然合情合理不合法。自然经不起求全之责。
求全之下，一事无成。
保险不出错，人人都能接受的改革，到底触动了多少旧观念？
如果允许改革而不允许出错，进而不允许出圈、出格、出众、出色，那么，这种绝对化的求全的思想，铺设的也只能是阶级斗争之路，政治运动之路。
那么，为安全起见，大家只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难道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用钱把人养活，叫人无所用心？孙超说。
允许无所用心，等于是提供时间给人胡思乱想，提供条件给人整人。
结果是生意做得越大越要受审查。谁还敢振兴中华？
改革自然不是坦途。但也不能人为地使之成为畏途。
世界很大。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地下铁道，本来可以各行其道。我9月底在松花江边，看见倏然驰过的飞艇，像一把激光手术刀似的划破江水。手摇的木船像历史长河里漂荡的一个音符。突突的机帆船，像坚实地行进的脚步。三种船各具特色，各不相扰。三船共存，生态平衡。
我坐进小木船，寻找古老的情趣。
老船夫老而不衰，坐在船头就像一部古老的历史书。
老大爷，您干这行不少年头了吧？
是呵。去年我干脆买下了这条船。
哦，您花多少钱呢？
三百五十元。
那您每天可以赚多少呢？
现在差些。七八月份乘客最多。一天可以挣十好几元。
本想寻找古老的情趣，怎么又扯到经济上了？可是，没有经济的搞活，这松花江上能漂荡着那么多的木船、机帆船和飞艇吗？不同路数的船适应着不同路数的需求，用不同的方式自由竞争。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应该在时代的长河里各占一个席位，各就各位地平等竞争。
求同性必然带来排他性，乃至用权力消灭不同的观念。这种求同的思维习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有足够的根基和力量向离经叛道的孙超公司宣战。
孙超公司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经济效益，自然是这种求同思维的习惯势力不能容忍的。孙超公司的人为什么那么卖命工作？准是得了孙超的好处！那么，卖力地追杏孙超公司的人是不是也得上级的什么好处？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不怕牺牲，又是得广什么好处了？
生意做得越大，到底是问题越大还是贡献越大？孙超公司为国家多赚外汇，公司己也积累外汜，到底有什么不好？我国近期一再强调要改善投资环境，欢迎外国老板来中国赚钱。可是我们自己的老板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我们中国人自己赚钱，为什么有的人要关怀备至呢？为什么要把中国人赚钱的机会让给外国人呢？
对孙超公司关怀备至的人们，也许只是因为机运差一些一至今没有轮到他们接受商品经济的洗礼。商品这个平等派人士随身携带的平等观念、竞争观念、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等等，还来不及馈赠给他们。
求全和求同，便是悬在孙超们头上的两把剑。
我孙超随时准备没有好下场。我只是想做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
一个有志气的人才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马来西亚、英国、口本、意大利、美国等多少外商一再邀请孙超出国考察，见见那些没来过中国的贸易伙伴。有的外商甚至要求安庆市负责人帮忙劝说孙超出访，甚至有的部门把孙超出国的手续都包办好了。孙超没有去——为什么一定要我去你们国家呢？还是欢迎你们到我国来吧。我实在没有时间。
出访可以扩大贸易，孙超应该去的。
但是孙超只有一个。
一个孙超每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何况还得常常提防不测之风云。虽然他都搞不清究竟是什么人在支持他或是什么人在整他。搞不清。也不想搞清。紧赶着做生意还来不及！
孙超公4在当今改革的风风雨雨中，算是命大的。公司在省、市领导的始终不断的具体关心下，一次次地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外商、港商也深知其民办官助的个中奥秘，所以每一次风浪过后，越发地趋之若鹜。
孙超公司没用国家一分钱，繁衍了那么多企业，创造了那么多外汇。这个令人刮目的投入产出比，距孙超的总体设想还很远。人们说孙超这么干对得起国家了。对得起是相对的，对不起是绝对的。孙超说。
真诚的，赤诚的。
不过，是不是有点三省吾身、忠君报国的色彩？孙超牢记没有1949年的解放就没有他孙超。但国家是不是应该进一步解放孙超们，关心孙超们——从精神、思想到情感、健康。1986年4月孙超公司正处困难期。4月的报纸上正在宣传北京长城风两衣厂的厂长张洁世。我可不希望风雨衣厂的厂长没有风雨衣穿。我更希望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少付出一些累死人的代价。我还希望今后对于癌症的防治不仅从医学方面进行研究，还要从精神和物质等方面去研究。如何减少多劳者的精神压力？如何少死一些好人？如何提高多劳者的物质待遇？多劳多得才合乎道德！我希望出现更多这样的企业——获取很多利润，但是经理（厂长）没有得癌，没有累死。经理（厂长）还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发展自我的机会。
我希望。
我希望更多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并且行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利。
公民意识的强化才能有人的关系的常化。
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呼唤着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活到五十来岁，才开始干事业。孙超说。
一句话，几多悲凉！
孙超怎么了？头发怎么全往上翻卷起来，好像迎面的大风把头发全吹起来了。而这是在屋里。没有风。
哦，原来他一着急。他那一头软发立时就会竖起来。
没有必要劝他不着急。个人不承担风险，国家就要承担风险。他说。
不能不这么干。不这么干就不是孙超了。或许孙超这么疯干正是他的最佳生存状态？或许他正是在跟波澜迭起的困难的抗争中，找到了自己。
不过，很难讲孙超哪天就随张洁世而去了。去了就去了。他可不会有张洁世的荣誉。因为他是商人。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年代，商人到底处于一种什么地位？
任何科学革命、社会革命都需要献身精神。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孙超们，难道不是当代英雄？
在孙超公司的困难期，在4月8日那天，我奔赴西郊。哦，梨花！梨花开了！嫩绿世界中的嫩白，嫩的白，白的嫩。梨花的同时代人樱花年年得到盛赞，我总觉得原因之一是日本人樱花啊、樱花啊地唱出来的。而梨花在乍暖还寒的季节，亮出一个嫩春，告诉一切忙碌时不知春的、麻木而不觉春的人们：春来了！不知不觉地来。有声冇色地来了。
晓春的嫩白在完成她这个角色的任务后，便引退了。尽享春之烂漫的人们，很少还记得她。也毋须人们记得。
梨花那匆匆的生命啊。
梨花是春之先驱。
梨花呵，梨花啊。
中年企业家的问题巳经继中年知识分子之后，摆在我们面前了。企业家的命运关系着国家命运。
所以我要写这篇文章：论孙超现象。
话外篇
今年9月22日，我去看望老作家冰心。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坐的沙发后边依然是那幅梁启超为冰心写的对联。八十八年前的昨天，八十八年前的9月21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这就是致力改革的维新人士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较量的结果。梁启超、康有为则逃亡日本。维新人士早期认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但是逃亡日本后，转而主张立宪保皇——变成退化则存。
中国人素有把新事物纳入旧观念的传统。
这是八十八年前的昨天的事了。
八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和冰心几句话就讲到了改革。冰心说，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这一座还没被彻底推倒。中国反封建主义如果容易的话，那么他——我笑指我身后的梁启超——当年就可以成功了。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上都有封建主义。冰心说，要去掉封建主义，这就好像脱皮，要一层一层地脱。又好比从猿到人的变化，那根尾巴是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蜕化掉的。这是历史。
历史无情。冰心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书籍全被抄走。茅盾、老舍等等给她写的字幅都被革命洪流荡涤一空。梁启超这幅字正好在一只书箱的最底下。抄家者也有抄腻的时候，终于没有抄个彻底——终于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昨天的谭嗣同就提出：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
人欲，首先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
民权，归根到底是使每个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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