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看到了一种神奇的怪物。

    活泼泼的生命力，不可抗拒的魅力。既平凡又神秘，可感觉而又超感觉。谁都想得到它，可是需要付出代价。也有人否认它的存在，想剪断和它的一切联系，结果是剪不断理还乱。自从有了它，世界就不得安宁了。它能给肌体带来活力，也能腐蚀肌体。有人因它而生机勃勃，有人则被它张口吞噬。马克思说，这是一种可以让桌子用头倒立，并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的怪物。

    它的名字叫——商品。

    ——我的采访手记

    我走进了窗口

    我倚在江申四号轮的船舷上，视野里是光秃秃的长江水。

    圆圆的地平线连接着又分割着天和水。

    我这些日子正在武汉采访。一个长途电话让我去安徽的安庆参加一个研讨窗口经济的会议。这些年，从经营的多元化到观念的夹生型，从价格的如何浮动到政策的如何配套……系列新事物裹挟着系列新问题，像一股股旋风从一个个旋转门里旋转而出。

    听传闻，安庆市食品总厂享有盛名的小蛋糕像手榴弹一样炸开了曾经想对它进行封锁的一个个城堡，在全国打开了三十二个内贸窗口。安庆的一个集体企业供销公司，光楚1984年出的两批黄豆，就创外汜三百力？美元，打开了民间外贸的窗口，震动了国际商界。美国芝加哥的一位市长打开地图寻找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安庆市。但是他没有一下子找到，因为安庆市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城。

    啊！安庆浮在水面上了。

    我走进了安庆这个窗口。

    众里寻他千百度

    这是一个有老有小的会，又是一个没大没小的会；这是一个有头有脑的会，又是一个没头没脑的会。

    1985年5月23日，窗口经济研讨会在安庆召开，会期三天。参加会议的有窗口经济的实践者，安庆市的领导干部，还有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桦，中国食品协会会长杜子端以及新闻、理论界人士和经济系学生等。政府官员不作指示，大家讲话，大家插话。市长的话常常被哪个小人物打断，哪个小人物的发言又常常被六十多岁的苏桦接过去讲。会场里的任何一个方位的两点一线，都可能成为思想交流的渠道。于是会场就经常出现立体交叉式的发言。

    王开玉正站着介绍会议情况。讲话速度快，使听的人不得喘息，他自己也不得喘息。他的右手连连比划着，好像要强制性地切断自己的话。他打住了话头，然而切不断的是他的思绪。他自己实在不曾想到，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一种设想，今天就变成了现实。

    4月12日他和郭游偶然同住在安庆宜城饭店的421房间。他俩都是来参加安庆之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的。这两个原来素不相识的人晚上躺在各自的床上，想的却是同一个人——公司总经理王峻。王峻的小蛋糕在合肥炸开一个缺口，从此开始了安庆的窗口经济。窗口经济时时有新发展，但有关报道的内容还是老一套。这是我们搞新闻、理论工作的失职——《中国食品报》顾问郭游和《江淮论坛》编辑室主任王开玉想着这同一个问题。

    你说，能不能从理论上好好研究一下窗口经济的发展？

    你说，能不能开一个窗口经济的理论研讨会？

    郭游，六十二岁。小巧的身材，小巧的五官。笑容纯真而带着幻想，这使他经常焕发着孩童般的神情。过去连连挨整，现在他惟一感到欣慰的，是在不挨整的今天能做几件他想做的事。好！苏桦说，我早就想到这件事了！

    有人说应该等窗口经济发展成熟了再召开会。但是，那样的话还要理论探讨干什么？安庆市委书记孙继怀和市长谢永康说会议由《中国食品报》、《江淮论坛》和安庆市三家联合召开。郭游、王开玉搞到一辆破车，从合肥匆匆赶到安庆来筹备研讨会。

    此刻，在5月30日的研讨会上，郭游脸上更焕发着孩童般的神情。啊！原来，会上出现了一个击鼓式的发言。

    发言者的脸是圆的，眼睛是圆的，嘴是圆的，声音也是圆的，好像是一个鼓乐队。他说话的时候，右手食指频频敲击桌面，似乎在给自己的讲话擂鼓助威呢。他的声波随着鼓声一圈圈扩散开去。

    他叫梁鸿猷。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

    ——安庆食品厂在合肥开了窗口以后，我好多次到四牌楼排队去买安庆小蛋糕。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同志排队买到了小蛋糕，她站在路灯下那么高兴。我突然想起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搞经济也是这样，寻了千百度，才寻到这种窗口经济！

    我这人左的思想也不少。参加这个窗口经济研讨会，对我是又一次解放思想，又破除了一些旧观念。安庆这个城市在破坏旧世界的时代，产生了不少人物——徐锡麟、陈独秀。希望安庆在当代中国的改革中产生更多的英雄！

    梁鸿猷袒露着他的思想。梁鸿猷也好，整个经济运转也好，都是在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求索中发展的。人一旦停止了变革、更新旧观念，那么，昨天的改革者可能是今天的改革对象。今天的改革者也可能是明天的改革对象。

    任何时候都需要英雄主义——剖析自我或是忘却自我。我不由得望着主持今天会议的《江淮论坛》总编辑高正荣。我还没铺开记录用的纸，这位会议主持人的话巳经讲完了。他讲了两句什么？好像是说今天要发言的同志很多，所以强调一下，原则上限定一人只能讲二十分钟。

    高正荣没一句虚飘的套话。说话的声音和他的身体一样轻制。他喉咙出血已经半年了，查不出病因。眼睛有些失神，但自有一种超脱的气质。他老是在作笔记。似乎不记得自是今大会议的主持人，只想着自己要做学问。

    请高正荣发表意见。不知什么人在点他的将。

    我这才真正听见了高正荣的声音。他说话的时候总是要把眼睛直视着这个人，或是那个人。洵问地，但并不希求别人答话，而只是一种习惯的群体感。

    ——窗口经济影响很大。现在关于窗口经济的宣传报道有一些，但是理论深度不够。我们做理论工作的要负责任。安庆之窗的第一个窗口开在合肥。窗口经济的第一个理论之窗是不是要开在安庆？

    高荣这几天一直在咳血。不过在这个研讨会上，他只想到窗口经济。想到开凿理论之窗。

    我感到这个研讨会也像高正荣一样绝不虚张声势。会前没有指示，会后不作总结。经济越活跃，思想越开放，人际关系越是趋于协调。开会时大家就越能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探讨问题。这种平静，是一种和谐，一种力量，一种摒弃了权力之争、门户之见等等俗念之后的超拔。

    现在，三十来岁的经济系毕业生、《企业界》杂志的编辑室主任倪学鑫要求讲话。

    他白胖、壮实。厚厚的嘴唇，一口健康、方正的白牙。宽边眼镜和宽大的白衬衫。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协调感。

    ——安庆能不能变成企业家的摇篮？我在安庆看到有的企业家抓住经营机会，把生产要素迅速集合起来。我看到了真正有企业雏形的企业。企业到底有哪些属性？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需要使企业的行为合理化。

    苏桦接过话头：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很多企业还谈不上是企业，是从供给制转过来的。

    我望着苏桦、倪学鑫这两个接力赛似的发言人，我想，真止的企业应该具有哪些属性？或者说企业的性格是什么？

    中国食品协会会长杜子端的讲话正好回答了我心中的问题。

    ——窗口经济使企业从生产型转向经营型，从传统的凭经验生产，转向技术开发型。从过去追求产值转为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社会效益。从对部门负责、对本本负责，转向从需要出发，对市场负责。这是战略的转变。所以，窗口经济是一股辐射力，是冲击波。冲击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市场的观念，商品的观念，时间的观念，机会的观念，效率的观念，信息的观念，竞争的观念，发展的观念……首先是市场观念，因为产品要在市场上竞争。

    杜子端是个部长级干部，然而他像一个勤勤恳恳的市府工作人员似的。他左手夹一支无暇抽一口的、空烧着的烟，右手老是在记别人的发言。密密的字，像微雕。他是这个研讨会的主角，然而他的声咅使人感到陌生。因为会议期间他忙着在他的笔记本上搞微雕，很少说话。现在他讲话了。引用大量资料，开掘理论深度，探讨学术问题。

    不过，正因为他讲话的学术性、理论性强，我只能断章取义地摘取他发言中的一小段。我不能不照顾报告文学的读者面。不能强求文学爱好者都对经济感兴趣，也不能把文学变成经济学。这是我这个报告文学作者的市场观念。不过，报告文学也应该向经济、管理、科技、生产等多方面开发。

    福楼拜早就说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过去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种种词汇一商品、交易、市场、利润、股份、奖金……正在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开来。经济正在和科技、文艺、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不是吗？上海有了三多家科技商品经营机构，北京5月份召开了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更不用说还有《电影经济》这样的杂志，《供销人员知识大全》这样的工具书。现代科学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

    改革的环境保护

    他长得像六十岁，性格像三十岁，其实是五十二岁。

    圆圆的脑袋，兴奋时常常缩着脖子。他发言时，别人给他一条擦汗毛巾，他就实实在在地擦着他那喷红的脸，一直擦到喷红的胳臂肘。讲到激动处，他使劲地挥动左手，身子也随之弹了起来，这是个？一点就着的火团。

    他叫胡江，安庆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他的家简直像安庆市供销公司的联络点。供销公司的人常常破门而入，从凌晨一两点谈到三四点是家常事。老婆自然有意见，也应该有意见。但时间一长，老婆听多了，也关心起供销公司了。

    胡江就是这么能感染人。他自称不过跑跑腿，动动嘴，是商品经济、窗口经济的业余爱好者。

    什么是窗口经济？胡江反对下定义。因为了定义，容易定死，限制了发展。矛盾有保留的过程，实践有检验的过程。不过胡江给窗口经济有个活定义：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满园舂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经济改革的春色是关不住的。农村的承包责任制，不过是上有一张报纸，下有八亿农民，没搞运动、没派工作组就搞起来了。而且是在多少地、县、区、社、队的干部的反对下搞起来的。这就是规律的力量。

    胡江是个改革狂人。我和他聊天时他一开口就是一篇激越的文字——

    自然有人眷恋指挥一切、统管一切再加上一刀切的、充分显示权力的日子。还有一些歪嘴和尚把中央的经念歪了。更有人把四清乃至文革的一套做法当作党的传统！搞诬告，争选票，搞背靠背审查，搞缺席审判。这是最大的不正之风！

    一个人干脆断了升官的欲望就无所求也无所惧了。我练出了一套老脸皮厚的硬功夫。看准的事，就我行我素！当年老同志提了头干革命，我们不就拿点脸皮搞改革？人家风言风语，我都照吃照睡。上床五分钟就睡着！人世间就是这么矛盾嘛。要学会在矛盾中生存，在矛盾中发展。不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最本质的是要记住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们探索，我们冒险，就是要求到这个规律性。我反正要在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顽强地表现自己！

    这不，胡江正在研讨会上表现自己。他的发言是富于鼓动力的窗口经济正处在一个探索阶段。应当保护这个试验权。允许失败、争取成功！

    商品经济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问题，但这不等于不正之风。现在发言的是安庆市常务副市长洪从恒。

    他年轻得令人羡慕。他怎么会是五十岁呢？精灵、好动。他发言时身子随着情绪的波动幅度而弹起，好像一个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和人辩论的青年。

    他手里捏着一张粗糙的纸，上面涂着草草的字，勾来勾去的，大概记录着他的喷发的、跃动的思想，而且随时准备再记下更新的观点，以顺应不断更新的时代。

    常常有人打断他那情绪高昂的弹跳式的发言。他正好用块毛巾拭去满脸流动的汗水，痛快地大抽几口烟，同时兴致勃勃地听别人的高见。然后他又接着讲。

    ——应该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业务活动经费，但是国家的法律一定不能违反。商品经济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尤其要指出的是以官经商、以权谋利，人们对改革失去信心，往往是因为这些。

    我们——（洪从恒说到这里，每讲一个词就用手在空中挥一下，好像打了一个惊叹号）要有——一大批——改革的——开明的——领导！要有一大批——有眼光——有远见——有魄力——敢于追求利润的——社会主义企业家！（杜子端插话：还要一些有开发能力的技术队伍。）对！有这么三大批人，我们的经济才能发达起来！

    窗口经济原先是求合理生存，现在是求合法发展。安庆市艮谢永康发言了。

    据他自称，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两根眉毛很吓人。不过，他那两道又长、又浓的眉毛果真让大家害怕的话，那么，他自始至终坐镇的这个研讨会就不可能开得这么活跃了。他这张脸好像生来是为了笑的。眼角向下弯，嘴角向上翘，加上一对好奇的、好逗乐的眼睛，这位五十多岁的市长在发言时，他的嘴便好像同时具有说和笑的功能。

    ——到今年4月，我市已经有一百二十五家工商业通过不同形式的窗口参与了横向联系。我们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武汉、兰州、洛阳、天津、哈尔滨、景德镇等大中城市设立了经济窗口。辐射面远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等二十一个省、市。供销公同在香港也有了窗口。公司经理孙超与港商联合建立了香港安庆贸易公司。办窗口经济，还要讲究社会效益。互利是合作的基础。搞横向经济，毫不利人不行，毫不利己也不行。

    谢永康自说自笑了起来。

    民主是产生智慧的空气，平等是产生活力的土壤。在这个空气充足、土壤适宜的研讨会上，我不由得望着市委书记孙继怀。

    这是一个似乎没有特色的人。

    没有特色也是一种特色。

    他个子中等，容貌堂正，头发规范，

    衣着合身。一件不起眼的中山装的扣子一直扣到脖颈，很见严谨；一副不起眼的眼镜平架在鼻梁上，更见谦逊。他发言时音量不大，似乎并不想引起大家对他的注意，不想听的人尽可以各行其是。他讲话不仅没有嗯嗯啊啊，而且很快，似乎并不喜欢自己讲话，而只想快点讲完了好多听别人的讲话。

    ——窗口经济在我市还是起步阶段。希望大家来探讨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事物总是逐步完善的。

    改革需要一个温度适宜的环境，经济改革的灵敏度尤其高，更需要领导者能掌握好这个度。安庆市能生长出王峻、孙超这样的企业家，能有一个相对良好的改革环境，自然因为有一个搞改革的环境保护的群体——安庆市的领导干部。

    第一个的风险

    现在发言的是安庆市食品总厂厂长王峻。眼睛肿了，脸色黄里发黑，脸上分明写着已经累得鼻塌嘴歪了。但是他说话底气很足，有顿有挫。说话的底气和累肿了的眼睛形成滑稽而可敬的对照。

    他走到话筒前一边开说，一边坐下。显然是个心急的、抢时间的人。

    他是安庆市第一个申请自费安电话的人。

    鲁迅夸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任何事物的第一个尝试者，总有他的独特之处。第一个想试试用脚尖跳舞的，第一个想坐气球上天的……都是富有开创性而又使人们感到奇特的人物。自费安电话在北京等大城市早已不是新闻，但在1984年5月的安庆，连局长家里也没有电话，因此人们看王峻装电话，就像看第一个坐气球上天的人那样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王峻第一个办起窗口商店，那是比他第一个装电话还需要十倍的勇气的。

    1979年8月，王峻调到破烂不堪的安庆食品厂。食品的产量在安庆已经饱和，王峻有一种危机感。要生存只有打出去。他八迸合肥，三下江西，七上黄山……终于在1980年10月，在合肥闹市区开了第一个窗口——安庆之窗。当然，合肥方面是要坚守阵地，赶走外来之敌的。我们多少年来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割据的领地。不要说引进外国的什么什么，就是外省乃至本省的另外一个城市的技术、产品也休想来竞争的。你们想挤垮我们？合肥两家食品厂的厂长接到了一个来自上级的命令：一定要把安庆之窗挤出去，否则撤你们两个厂长的职！

    合肥安庆之窗的经理郑杰才面对合肥方面的压力的同时，又受到安庆方面的压力——安庆市长谢永康对王咹说：如果你们给挤出来了，我就撤你们——王峻和郑杰才的职！

    二十五岁的郑杰才原来不过是安庆食品厂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王峻向上级打了报告，希望把小郑派到合肥当经理。有关领导不同意——太年轻啦！王峻眼看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谈话不好继续了。尸、好改换一个对方爱听的话题：讲过去，话当年。

    ——听说，过去你当连长、营长的时候非常年轻？

    ——嘿嘿嘿。

    ——那为什么小郑就不可以当个经理？

    ——啊，你这个老王啊，哈哈哈……

    王峻相信，社会越发展越是应该给人提供发展的机会。只要给小郑一块舞台，他就能演好戏。不过，小郑演的简直是武打片。他已经身陷重围，随时都可能被吃掉。当地不给粮食、蛋品等原料。交付比当地高得多的房租并向他提出不切实际的卫生标准……为了站住脚，小郑安置了一些合肥有关方面的人员在店内就业。以至他这安庆之窗成了一个有八种经济成分组成的经济实体——全民的、集体的、待业的、退休的、招聘的、留用的……他规定了奖惩条例，谁不照章办事都不行。不管安庆之窗是不是要靠你的父母说话。虽有特殊途径进来的人，但企业内部没有特殊政策。小郑带着十二个年轻人报考函授大学，不过有言在先：任何人都得拿到毕业或结业证书才能报销学费。

    合肥安庆之窗的人的素质和食品质量一起看涨。合肥人天天排长队来买这里的鸡蛋糕。光是这种小蛋糕，每天销售一千多斤。小蛋糕的威力继而又从合肥辐射到阜阳、淮南、淮北、界首等地。一个合肥安庆之窗有了五个销售点，形成自己的经济网络。这种具有放射性的核战的结果，使合肥市的食品工业公司采取了一个果断的反核弹战略措施——集中了合肥名牌优质的糕点乃至烟酒，在第一家安庆之窗旁边开设了一个康福商店。

    不是卡你，而是想法超过你，这是一种观念的改变。

    两家商店摆下了面对面的阵地战，开始了堂堂正正的竞争。这是安庆的挑战，这是合肥的拼搏，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中国经济要上国际市场竞争的早期培训。

    搞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手段，包括物质手段现代化和思想方法的现代化。王峻有个观点：既然自己相信自己，为什么不帮助别人也自己相信自己？窗口经济可以髙速造就人才。他厂里三十四岁的工人沈昆明自己要求到兰州开设一个安庆之窗，进而开发大西北。1984年9月2日开业。9月10日（中秋节）前后，日零售额高达一万六千余元。现在他正在兰州筹建商业大厦，准备成立安庆食品总厂兰州分公司。

    这是人的力量的辐射。

    至此，全国巳有北京、上海等三十二个安庆之窗。根据王峻的战略，以兰州为中心，要向新疆、青海、宁夏、西藏辐射。以洛阳为中心，要向陕西辐射。以北京为中心向东北辐射，以上海为中心向华东辐射……辐射面越大，先进对落后的覆盖面就越大。王峻就需要越来越多的郑杰才、沈昆明。

    王峻打的小蛋糕这只球，打出了安庆第一家窗口经济，继而又冲出安徽，走向全国。王峻必须相应地建立起一个信息网，相应地实现物质手段的逐步现代化。安庆市第一个自费安的电话终于在王峻家里出现了。

    强者的局限

    在多少年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爱好、统一口径、统购统销以及种种统一之后，好像突然地，人们一下子对于消费品有了很不统一的要求，不仅需要花样翻新的时装，适应时代新潮的高档家具，还对营养食品、方便食品、保健食品提出了从数量到质量的名目繁多的需要。食品结构要改变，食品机械要更新。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就需要钱。坦白地说，就是需要贷款。

    贷款，这又是一个新的观念。过去企业都以不欠债、不贷款为荣。我们长期引以自豪的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虽然我们一贫如洗。可是，贷款是企业获得活力的重要手段。敢不敢贷款似乎可以检验经理对未来有没有信心，能不能贷到款可以看出该企业有没有信誉。安庆食品厂好像对贷款有巨大的消化力。王峻用贷款从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先后引进了雪糕线、饮料线、面包线……

    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了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基础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更不用说贷款问题。再说，一个企业总要涉及商业、税务、银行、计量、卫生、公安、交通等等很多方面。哪个方面都可以给你横上一道关。哪个具体办事人员都可以拖延你、消耗你、剌激你、折腾你。谁也得罪不起，怠慢不得。

    但是支持改革的人终究是多的。不改革，怎么能发展到今天？安庆一位领导说了，不要把食品厂的改革看成王峻个人的事业，这是安庆人民的事业。1985年4月12日，以安庆食品总厂为主要承办单位，加上服装厂、船厂、煤矿等单位实现了跨行业、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成立了具有更大辐射力的安庆之窗股份有限总公司。

    窗口经济提高了一个层次，公司总经理王峻也需要提高一个层次。他引进的第一条线——意大利花脸雪糕生产线调试成功了。这种雪糕在奶白的底色上用可可印着一个抽象的花脸。当王峻捧着这第一条引进线的成果的时候，他已经累得焦头烂额，脸上青一块肿一块的，也成了花脸雪糕了。但是他立刻义想着其他儿条引进线的工程，想着他那一大卷图纸。他又让人设计了几个项目：大厦、宾馆……有一天中午他抱着大卷小卷的图纸走进副市长何其哲的家。他把图纸一张一张地铺一地。王峻啊，何其哲笑着，你再不把步子放慢一些，我们跟不上啦。

    人的行为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局限的。人看清客观条件给自己带来的局限固然不容易，看清自己主观上的局限就更难。一个人想做的事，在你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被允许到什么程度，或者说社会的承受力有多大，都是有限度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做所有的事。世界这么大，个人在这个世界分担的事总是冇限的。

    一个王峻不能干两个王峻才能干的事，但王竣又总是希望去干两个王峻才能干的事。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何其哲对我说，这样的人是专门打江山的。不过后方要巩固，力量要均等。何其哲既不赞成王峻式的扩张主义，又很理解他。是的，不必要求王峻的每一个想法都很现实，都行之有效。也不必要求一个企业家考虑问题能像一个市长那么周到。王峻有王峻的功能，何其哲有何其哲的功能。每个人在生活的特定结构中有其特定的功能。王峻抱着大卷小卷图纸中午闯入副市长家里，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午睡，他简直像个天真好动、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犊。不过，王峻若不是这个性格就成不了王峻，就不可能异想天开地去打开第一个安庆之窗了。

    孙超现象（上）

    5月23日会议的前前后后，我老缠着胡江：如果我见不到孙超，那就太遗憾了！

    据说孙超目前正在各地组织出口货源。这是他在1985年春季广交会上订的合同——三万吨红高粱、两万吨大豆、五千吨黄玉米……不过胡江已经打听到他24日下午要从北京飞到合肥和外商签一个引进线的合同，然后即飞回北京。胡江从长途电话里要孙超从合肥赶来安庆，哪怕来几个小时也好。

    我感觉到胡江对孙超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力。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别的什么。

    但是，孙超怎么还不来？我知道他是不愿见记者的。晚上七点半，八点，九点！

    啊，有人敲门。是他。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疲惫不堪、但又能给人强烈印象的人。鼻子、眼睛都有点异化。前者那么高，后者那么凹，不太合乎国情。尤其是一头棕色的长发向后垂到肩头。大概肩膀阻碍了头发的向下发展，所以发梢处自然地卷曲起来。他清秀而消瘦的脸要是能放大的话，有点像法国电影里的佐罗。

    我听说过，他前两年还是一头黑发。只是在搞外贸窗口后，紧张得头发向白转化，但又没有完成这个转化过程，不知怎的成了夹杂着白发的棕发。近期他三个月没工夫上理发店了，于是成了长发。

    他忙，所以没人强求他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而且他也极少参加任何会，甚至极少露面。连他的秘书吴显应也很难见到他，只是在每天半夜左右能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这电话，也不定是从全国哪个角落里打来的。孙超人称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今天深圳，明天中苏边境。孙超那公司派往各地的人也习惯于每晚到次日凌晨打长途电话到安庆，然后由吴显应再把电话中转到孙超那儿。

    有人给我看过一张孙超一天的活动时间表：中午十二点半从北京飞往广州——下午六点到达广州华安电子贸易公司时，有八位外商等着他洽谈业务，谈到夜里十点至十点半到广州流花宾馆和港商何东夫谈生意——十一点半他到广州中国大酒店和外商梁先生谈引进组装线事宜——次日零点半他又到流花宾馆和港商叶基伟谈引进外资的资金过户问题——凌晨两点半他到广州东方宾馆同黄先生谈业务——三点半他同香港安庆贸易公司丘英中经理谈业务——清晨五点半睡觉——七点接北京电话，召开广州公司业务会议直到中午——一点午饭后又接待六位外商洽谈业务直到下午五点，然后登上飞机离开广州。

    孙超本是安庆一个邮电局的二十四级干部。他在小到两年的时间里打开了我国第一个民间外贸的窗口。他那公司创的外汇占全锊的四分之一。他和我说话的时候，烟一支接一支，咳嗽一声接一声。一次谈话他就吞吐了大约两盒多烟。

    你这么抽烟伤身体啊。我说。

    我每天睡不多少，只能用抽烟顶着。

    这对他这个四十七岁的人简直是慢性自杀。

    说起四十七岁他就难过。年纪太大了！否则他可以做多少事啊！1982年邮局让他管局里的知青劳动服务队。当时孙超的想法很简单：能让待、青年有事干、有饭吃、不闹事、不要成为社会的不利因素就行了3他在国营百货公司对面的围墙上打洞办商店。卖电视机搞三包（包修、包换、包退），在农村搞了二十多个网点。在布区搞夜市。4月15开业，一天营业额就是二万一千元。到年底获纯利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元。安置待业青年由四十人扩大到一百四十人。对面的国营百货商店无疑受了震动，受了刺激——因为孙超的公司把一些原百货大搂的顾客也吸引过去了。接着就有人对孙超几次查账，几次封门！

    那时孙超办公司毕竟没经验，到1984年，面临公苟倒闭的危机。公司一旦散架，已经安置好工作的青年又得待业，又要成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已经堆积如山，或者说堆积如粮山——农民卖粮难！安徽农民搞承包制后，孙超哥哥家那儿的农民半夜里挑着粮去排队等天亮。天亮后粮站挂出一块牌，上面写着：今天不收购。农民一边往回挑粮一边哭！有的地方大豆积压着卖不出去，面临变质的危险。孙超是农村长大的，自知粒粒皆辛苦。他决定1984年春节期间趁着华侨回乡团聚，到广州去接触一些客商，看看能不能把卖不出去的粮食销到外边去。既解决一些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又为他那供销公司杀出一条活路。木办成事，不回来见江东父老！

    孙超是安庆人，哪里认识什么华侨、港商？不过，人往往受了气更知道争气。强烈的危机感可以产生强大的突破力。红军长征是突破，农村包围城市是突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突破，孙超也要突破。他在广州果然签成了合同：1984年出两批黄豆，每批五千吨。

    但是，孙超光知道卖粮难，并不清楚到底哪些地方卖粮难，或是什么地方卖什么粮难。就说黄豆，什么样的豆算是质量好，甚至五千吨到底意味着多少，他不知道。

    一次出口五千吨，那是个天文数字！有的同志对他说，我们专门搞外贸的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生意。如果不能履行合同，外商就要索赔！你真是糊涂胆大！

    我胆大，但我不糊涂。国家机关的人做不成买卖，照样拿工资。他做不成买卖，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他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只有经济上的压力。他没有后路可退，只有勇往直前。他已经弄淸凡是交通方便的、粮食批量大的地方，都让国营部门收购了。现在他这五千吨就得零敲碎打地上各个交通不便的乡村里去搞。

    他到一处采购黄豆。你们要出口黄豆？是的，已经和客商签了合同了。他照实说来。他只是以信为本，却不知对方一听他已经签了合同了，非买黄豆不可了，立刻变脸抬价。

    啊，是这样，那么，孙超只好也变了。他虚晃一枪，说他们已经另外找到货源了，不要这里的黄豆了。对方这才急忙要求孙超买他们的黄豆。

    过厂买豆的一关，还有铁路、港口等等关卡。孙超赶到上海港一看，九十公斤一包的黄豆，一共五万八千百三十三包堆在那里。他真正吓了一大跳。他本以为五千吨就是一个五加三个零，没想到五千吨意味着一座山！而且要把这座山及时移到船上。

    搬运工人对于移山没有足够的兴趣。生来老实的孙超又给逼得急中生智：给每个人买一双鞋。这是出口的黄豆嘛，不能踩脏了。何况，孙超有几句口头语：有财大家发。工人呢，觉得孙超还真想到他们，就为他高速优质地把黄豆全装进了船舱。中国人是可爱的，孙超说，不就一双鞋么。

    孙超给那将别离的黄豆们照好多集体照。黄豆提前七天运往马来西亚。两批黄豆一万吨，创汇三百一十万美万。从签约到结汇只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外贸就创了叫个第一：全国第一次民间外贸，国家第一次出口黄豆到马来西亚，省里出口黄豆批量最大的一次，全市留汇额最高的一年。

    采购、运输、商检……什么样的难关孙超都闯过来了。佴是一碰到权术，就好像孙悟空给戴上了紧箍咒，他就毫无办法了。小人物是不知道大人物在想什么。1984年初，公安局突然传讯他：公民孙超，限你在某时某刻到局里……

    公民孙超？

    孙超怎么了，不就是办了一个供销公司，安置了三四百待业青年。原先想的是让他们有饭吃，现在想的是为国家多创外汇，为四化立功。何况他办公事没花国家一分钱。虽然他这个集体企业的供销公司一切都是计划外的、议价的，连请一个法律顾问也是议价的。

    到底为什么要抓他？

    抓不抓由不得他。有人在琢磨事，就有人在琢磨人。自从办供销公司以来，孙超一直是捂着耳朵朝既定的目标走的。

    抓进去以后怎么办？这才是他的思考题。

    抓起来无非是休息。多少日子了，他像孙悟空似的云里雾里地跑。往往在飞机上、火车上才能补上一点觉，真正把疲于奔命这个词具体化了。抓起来倒可以踏实休息了。他当然是踏实的，没给自己搞一分钱，没干一点对不起国家的事！

    其实，我国远在公元四五世纪就有商品贸易。柰时的丝织品就远销希腊。汉朝张骞、班超连续出使西域，把丝织品不断运往阿富汗、伊朗等国，形成丝绸之路。唐朝商船直抵波斯湾。宋朝和五十多个国家通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和三卜多个网家通商。日俄战争时安庆人陈独秀的养父陈昔凡和外商做大豆生意发了财，然后到处开窗口，商品扩大到瓷器、占董等等。

    商品经济必定要冲击？成不变、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冲破官商的种种限制，改革也是革命，需要冒风险，甚至需要一些人作出牺牲。传讯孙超的这天晚上，警车在街上呜呜地叫着。另一个光泰实业公司已经抓了九个人。对公民孙超算是客气的，只是限时限刻让他自己去公安局。

    孙超顶着风骑着一辆一蹬三响的破自行车。他正好骑过吴越街。吴越是安庆的一个革命靑年。1905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前夕，吴越到北京火车站谋炸清朝五大臣未遂，壮烈牺牲。孙中山为他撰写祭文爰有吴君，奋力一掷。

    中国走到改革的今天不容易。这种艰难度只有中国人才清楚。孙超忙得既不知道有人要搞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助他。他极少有时间在公司里做些细致的工作。他惟一的法宝是爱国主义。爱国是大局，孙超常常对大家说，我们就是要为国家多做事。我们就是靠爱国主义。

    可惜爱国主义有时还会败在封建主义手里。因为用权力剥夺别人的发言权乃至工作权的英雄，我们并不陌生。孙超的成功和挫折，都合乎今天的国情。公民孙超不正在限时限刻地进公安局吗？现在他只剩一个思想了：我和三中全会路线共存亡。放我出来后我还要干。

    连孙超这样的人还要抓起来，中国的希望何在？中同再也折腾不起。中国这次的改革也是没有后路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寒冬的风，在吴越街上呼号。

    孙超现象（下）

    公民孙超总算没有被扣压起来。光泰公司被抓的那九个人也放了出来。反右时候的冤案一拖可以二十几年。文革时候的冤案一拖十几年。现在，一个冤案往往只要几年、一年，甚至几天、一天就能澄清了。中国到底是进步了。虽然仍有人遭受冤屈，仍有人需要作出牺牲。

    这不，孙超正在公司的灯光淌着眼泪写总结。他和外商签了一笔生意，只是因为我们某有关部门的拖拉，使原定的出口一吨货的二百一十五美元降到三百零五美元。当时的国际牌价是一吨二百九十七美元。外商所以宁可价高一些买我们的货，楚为了宁可少赚一点，打开中国市场的渠道。但是我方一些千部没有时间观念。一吨少赚十美元，五千吨呢？

    冇的人不去想法赚外国人的钱，长中国人的忐气，反而卡自己人，堵外贸渠道。为什么要卡？又不是把钱从中国拿外国去，而是从外国拿中国来么！

    外国的商人无时不注意金融牌价。时间的些微拖延都关系着行情的涨落。对于他们，时间就是金钱，已经是一种常识，一种企业家的本能。可是我们那些擅长耽搁时间的干部呢？

    孙超想着因为时间的拖延而损失的几万美元，泪水啪啪地往下掉。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不懂得时间的价值，而只懂得权力的价值呢？

    甚至有的港商看到我们因官场习气遭受的损失，哭了。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

    面对滥用权力制造的难题，善良的人们学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以官压官，以权压权。一港商所以那么信赖孙超，愿和孙超长期合作，除了孙超本人的素质好之外，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看到了领导们对他的支持，看到了供销公司虽然是民办的，但却是民办官助？这不，关键时刻市委书记孙继怀、市长谢永康天天都和供销公司保持联系，出谋划策。遇上困难，说上一句：失败了，算我市出了一笔学费！港商要来孙超家，市里千脆给了他一套新房。当时孙超在外地，等他大年三十从外地赶回安庆，找不到家——搬了！孙超需要什么人，副市长洪从恒找有关方面疏通。当然，不少事情安庆市是解决不了的。市府副秘书长胡江带着孙超上合肥找省领导苏桦。苏桦睡一个午觉，可能被他们叫起来两次。苏桦在大会主席台，胡江上主席台把苏桦喊出来——外商特地赶来安徽签合同，可我们的官商还在拖拉！苏桦在支持孙超的批件上打上惊叹号，再在惊叹号外划上一个框——强调又强调。当然还有其他省领导的支持。至胡江的家，孙超那供销公司的人经常三更半夜去商量事情。胡江，你这个做官的怎么不像官？有人说。

    什么做官？胡江大睁圆眼，我是做事的。

    这些做事的官随时准备发挥服务的功能。所以孙超的公司发展很快，不到两年就办起了十个商店、两个厂、十个贸易公司。在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办起了开发电子技术的联营公司。

    有一个港商因为找不到孙超，没有机会和他做生意，很着急。直到今年5月6才把孙超找到。有位马来西亚商人声明他只要买安庆黄豆，其他任何地方的豆都不要。其实安庆不产豆，只是安庆有一个会搞到豆的孙超。

    更有一个港商，自己花钱在香港办了个香港安庆有限公司，并且印好了名片：总经理孙超。他到安庆把名片送给孙超，想造成既定事实——你不同意我也要你当总经理，我也要打你的牌子。赚了钱两家均分。这位港商让孙超做这种无本生意，也是出于他的爱国心。只是孙超坚持要港商当总经理，这才给孙超重印了名片：董事长。

    供销公司的外贸窗口已经开到九个国家和地区，有一百四十多客户。时孙超，有的港商给他算了命，说他现在是财撵人，不是人撵财。就是说，财产追着他那公司跑，而那些客商就追随孙超跑——追随孙超的信誉和效率。

    5月24口上午，我望着孙超，这个被客商撵着的走运人，觉得他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常规的商人。我发现他太容易相信人，太率真。这样一种素质怎么在商界搏击？

    也许，正是因为这神素质。孙超说，欺骗别人就是欺骗自己。我讲信用，人家都信任我，所以都愿意和我做生意。

    现在，他正好坐在我对面的会议桌旁。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突然走进会场的。我只是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咳嗽。我一抬头，看见我面前的一个盆花的后边，胃出一缕缕烟。孙超！这时大约是上午十一点了。我听说他昨晚和我谈到凌晨后，又和胡江商谈工作至清晨三点半。然后四点到家——我说的这个家，指的是他那供销公句。他跟家里的几个同志谈工作到早八点半，虽然他中午一点又要离安庆去合肥。然后再从合肥去北京……

    他还在不断地抽烟，不断地咳嗽。

    王峻和孙超分别是安庆内贸窗口和外贸窗口的两块牌子。孙超不讲话是过不去的。

    ——改革本身是探索。我希望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有些同志一开始嘲笑我，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改革的人愈多愈好。看法可以不一样，应该团结大家一起干。不要老觉得自己伟大，

    是领导们给我开路，否则我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行。我不能向孙悟空学习。孙悟空没领导。冲破那么多关卡，靠个人奋斗不行。现在有的地方还是长官意志起作用，还是清朝的喳！我没有那么多领导支持不行。人家说我胆大，胆大就大在这里。有人说我风险人。风险大的事业是有前途的。一点风险没有的，那不叫事业。当然很难。除了磕头，什么都干了。也许正是这样，感动了上帝。但有人说我们搞民间外贸的是外行，我说真正的外行是官僚主义！

    孙超的民间外贸能冲杀出来，从他本人的素质，到市里、省里的支持，到整个国家的改革的形势，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上不合拍都不行！

    有个港商说，孙超的民间外贸在中国是第一家，也可能是最后一家。

    孙超的兴起绝非偶然。即使这一个孙超失败了，终究还会出现第二个孙超，直至出现一个孙超群。

    现在世界上有个说法叫托夫勒现象。托夫勒本来是美国的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工人。因为知识面广，写了《未来冲击》和《第三次浪潮》这两本书，因而驰名世界。他的出现，他的成才，正是第三次浪潮的产物，被称为托夫勒现象。我国商品经济的流通，窗口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孙超现象。这种现象是改革的产物，又大大捉进了改革。还有多少孙超不能冒出来？出来的孙超是不是还有可能被埋没？不被埋没的孙超还能牛存多久？孙超们的现状，孙超们的抱负，孙超们的苦恼，孙超们的希望……我真觉得，有必要开一个孙超现象研讨会。

    改革失败了怎么办？

    副市长何其哲没有参加会，听说他生病了，还听说他不爱见记者。尤其听几位企业家说，何其哲真干实事，我决定在会后去追寻他的踪迹。

    谈到何其哲，还要从孙超当年的失败说起。

    邮局二十四级干部孙超创办供销公司的时候没有经验。有一次公司某人夏天买进大批的毛线，得在仓库积压半年到冬天才能卖出，影响了资金流通。孙超的公司当时出现了赤字。这是一个破产的信号。一些企业来要债了，另一些企业汇来的款被银行冻结不让孙超去取了。企业倒闭前的症状全有了。更有各种对一个失败者的非议。社会往往不能容忍失败。

    不过，今天的社会是需要强者，而且是产生强者的。孙超决定另辟蹊径出口黄豆。可是，在亏本的情况下很难要求银行贷款。根据财经制度，有一万元资本才可贷一万元钱。贷款额不能超过本钱。孙超要借一笔巨款，万一他搞外贸赔了本，还不出这笔钱怎么办？何况孙超办公司已经赔了本，他想入非非地搞民间外贸就能不亏本？

    不过，孙超这个人没用国家一分钱办起了那么多商业网点，疏通了那么多商业渠道，尤其是安置了那么多待业青年。

    当然，他还不内行，他面临破产。可是，我们的同家，我们的党，都可能有失误，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孙超有失误？一个人改革失败了，上级领导应该怎么办，应该负起什么责任？

    改革胜利的时候，支持支持，唱唱赞歌，荣誉均分，利益共享，好说！改革困难的时候去支持，是要担风险的。有的有经验的领导，从来不介入具体事务，以永葆正确。但是，如果在人家关键的时刻不予以支持，人家困难的时候不予以支持，那么要领导干什么？况且下级单位的失败正好寸以给领导提供教训和经验。

    允许失败不等亍提倡失败。

    何其哲决定帮助孙超摸索着过河，重新开始。他出面为孙超作担保，向银行借出一笔巨款。告然，按照财经方面的文件，这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每一道程序都要有据可查，那就不叫改革了。如果不仅仅是口头上喊改革，而是真想尝试一改革，那就要担风验，就要准备承受压力。

    何其哲为孙超解决贷款问题的同时，又派了胡江、刘有余等几名干部帮助孙超。你现在还不内行，何其哲对孙超说，讲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要派人垂帘听政。他让刘有余在供销公司坐镇，让孙超腾出身子到广州、北京等地跑外贸。

    不过，谁能相信孙超能搞外贸？谁能相信孙超会展开新中国民间外贸史？何其哲对派去的干部们说：你们去就是要给孙超当好家，你们是孙超的账房先生。你们不要以为孙超是邮局二十四级干部就可以取而代之。这个企业是孙超的企业。你们要为孙超服务，对孙超负责，否则孙超就有权解雇你们。

    孙超经常来找你吧？我问何其哲。

    不，我经常去找他。何其哲说。

    哦？我一时不太明白，下级有困难时，敢于经常找领导，这样的领导就很不错丫，怎么领导倒找下级？

    他很忙。何其哲袒护孙超呢，现在，孙超的经验比我丰富多了。他后边用不着有人用线牵着了。

    不过，何其哲发现，那些开拓型的企业家有个共性：看见事业就想干，摊子超速度地铺大。如何搞一个公司就发挥一个公同的效益？总不能吞并全中国吧！何其哲笑了。所以，孙超、王峻初起时，何其哲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开展工作。等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开始泼冷水了。所谓慎重，就是掌握这个度。

    现在孙超到省里、到北京，大家都想看看他。我这个副市长不希奇。副市长有的是，但孙翘是第一个搞民间外贸的人。

    我多想和这位不希奇的副市长再谈下去。可是我知道他还有事，他还有病，他甚至连各种会都不怎么参加。我要加快速度，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来不及？

    明年我五十五岁该下台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生活的惯性

    我走上安庆的街头。安庆从康熙年间直到抗战前，一直是安徽的省会，一个被称做吃在安庆、玩在安庆的消费城市。但是我从一条街道走到另一条街道，真是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满眼都是不知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破旧房子。更有碎石、乱砖、木料……哦，这是整条整条街地在拆迁，整条整条街地在拓宽！

    我们建国几十年，从来津津乐道工农业产值的变化，无暇顾及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直到80年代。80年代的安庆开始广泛动员和聚集社会财力，变死钱为活钱，发展集体企业。随着经济的搞活，流动在企业、个人手里的钱愈来愈多，安庆市领导意识到是聚资改建城市的时候了。

    从来管财经的干部以不欠债为本。20世纪的人住在19世纪的房子里也罢，长江水涨时年年要淹市内一万多户住房也罢，总强调没有那么多钱造居民楼嘛！没有那么多钱修堤坝嘛！上面给多少钱我就办多少钱的事。只要不欠债，干部就没有问题。安庆市年年汛期组织人马抢修堤坝，年年花四十万元买麻包往水里扔。灾区居民迁入附近的小学，迁到大街上。年年往水里扔钱，年年报销，年年合法，年年做官。谁都习以为常，谁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惯性？但是，水一涨，就把万户住房淹了，就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淹了。难道这一万户居民年年汛期都得过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吗？难道三十年了，共产党就对付不了这长江水吗？

    何其哲动员年年受水淹威胁的企业集资，加上市政府拿出的十五万元，共计花了五十万元筑起一条宽阔的、可以行驶汽车的堤坝。长长的坝上铺的一块块砖，好像长长的稿纸上的一个个格子。格不里没有一个字。这就恰似西安乾陵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她的事业用不着刻成碑文，后人也自有公论。市里支付了大人少于每年扔进水里的钱——才十艽万元，就筑起了这个无字坝。

    其实，聚资办事早已冇之。日本从1955年到1970年，经济增长的百分之四十是依靠民间企业的聚资。安庆的振风塔内存一块石碑，面刻着光绪二十四年补修迎江寺的集资名单——从九江总镇提督捐银七百两到捐银洋一元、二元的。现在的安庆市叫中的图书馆是原怀宁县府学宫，这是陈独秀考取秀才的地方，也有一块刻着集资捐款名单的石碑。只是因为后人对商品经济的忽略，造成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渠道的堵塞，把前人搞活经济的手段都丢弃了。从光绪二十四年聚资补修振风塔至今，事隔八九十年，集资联合办企事业，又成为新生事物出现了。

    安庆今年要拆迁四千到六千户。政府自然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一下盖起那么多新房。安庆的法宝就是集资联合。当然，满可以按制度办事，有多少钱拆多少房。但是，何其哲对我说：老姓真可怜！是的，如果一个共产党人看着老百姓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那些危险的破房子里而无动于衷，那么党性何在？良心何在？我从振风塔的塔顶上望下去，只见安庆城里一片黑压压的瓦顶。这种瓦顶已经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文物了。

    我请何其哲带我上街走走，看看那些拆迁的街道。我们随意地拐进一个寻常百姓家。这家东西都搬走了，只有一个老者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些低凹的、大约十平米一间的破房，地上墙上都很潮，只有一个钉着破板条、糊着塑料布的小窗口？我一走进去就觉得好像走进了一只塑料袋似的，真憋气。我想起何其哲说的，拆迁前，许多四口之家就住一间七平米的破屋。搬到新居，四口之家总要给四十二平米。眼前这位老者活了六七十岁，终从这个只可以叫做棚子的房中搬走，住上真正的房子了。我衷心祝福他。

    这间屋冬暖夏凉。这位老者对我说，就是现在路面升高了，雨水往屋里流。这才潮湿。房子是很好的。

    我一时竟听不明白他的话了。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舍不得离开这房子（栅子）？当然，对于刃惯了的一切难免有依恋之情。但是，这破落，这气闷，难道也那么叫人依恋吗？

    听说不少人搬离破房子时要哭一场。可怕的生活惯性啊！我钻出这个塑料袋，看见一座座旧房上坐着拆房的人。我便产生一种战后复苏的感觉。那么多、那么深的地基都挖开了，只要有决心，再顽固的惯性终究也能挖掉。旧房不拆，迟早要倒塌。国家要是不改革，也早晚站不住。尽管有人搬进新房后，一边享受着新房带来的一切好处，一边老是要念叨老房的这好那好；尽管有人会哭，会想不开，会觉得改革是革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何其哲总是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我和何其哲在街上走的时候，老是有各种人和他打招呼。有的是拎菜篮去买菜的，有的是从自行车上跳下的，有的在店堂里打招呼，有的从家门口跑出来。还有人告诉我，说他经常看到何其哲清晨五点钟，就在街上走着看哪儿应该拆迁，哪儿应该盖新楼。可何其哲是个病人，每天上午都得去医院治疗！

    我走过那拓宽的马路，看见那生意兴隆的步行街？又走进长江边上的迎江寺。寺门正口匾上是佛光普照四个字。左右是风、调、雨、顺四尊佛像。自古百姓仰仗佛光普照。现在的百姓希望领导能给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改革氛围。我看着何其哲，戴的是几元钱的电子表，穿的是几元钱的凉鞋，高高的额头，黑色宽边眼镜，敦厚而堂正。嗯？他的背有点驼了，才五十多岁背就开始驼了！又有一个人从自行车上跳下，走过来和他说话。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要找党，要党带着他们开辟根据地。现在人民要找党，要找真正的共产党人，带着他们刨除压在精神上的惯性、惰性，开拓改革的环境！

    迎江寺内建于明代的振风塔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塔，是安庆的标志。1861年，太平军以塔为垒，屡挫曾国藩率领的清军。古人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安庆处于控制吴楚，保障江淮的交通要道，自古兵家必争。元朝的红巾军在此大破元军。太平天国的英王领导的安庆保卫战历时两年……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枪和第一艘内燃机轮船都诞生在安庆。安庆又处于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庐山、小孤山、石钟山、龙宫洞等旅游胜地的中心。多少文人墨客为安庆题诗作赋。李白、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王士祯等等都留下了踪迹。

    我从安庆想到了仅仅六百一十八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新加坡地处东南亚中心和太平洋、印度洋航运要道，因此就利用地理优势大做文章，搞转口贸易，开辟出口加工区等等。新加坡自身没有旅游胜地，但是它把国家建成花园城市的同他的身体同样有份量。尽管我和他近在咫尺，但他依然不肯控制音量说话，无形中使我也随之提高了嗓门和他对喊。

    他们厂原名安庆东风机械厂。因为闭塞，不了解市场信息，产品没销路。每月工资分两次发都困难。而且，由于连年亏损的单位不能参加工资调整，那些四十来岁的职工，都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归宿。全厂一百七十八人，有四十多人打报告要求调走。

    1983年，有关领导要把当时在砂轮厂工作的朱潮余调到该厂。朱潮余明知谁都不愿去，他也不想去。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有一句话：我不去行不行？

    不行。

    那我什么要求都没有了。去！

    这就是朱潮余。

    朱潮余明白，如果把一个亏损的厂合并到别的单位里，既增加人家的负担，又使这个单位产生依赖性。不如让它自己跌倒再爬起来，还能树立一种自强的好风气。

    1983年7月，朱潮余在全厂大会上说，经过调查，如果全厂职工按着厂部意图工作，三个月可以扭亏。他算过一笔账，这是有百分之六七十把握的。当然，另外百分之三十是冒险。总之，他相信有三个月时间能够扭亏，参加市里的工资调整。如果到时候不能兑现，那么他便就地免职——不是调离该厂到另一个厂又当厂长，而是只在原厂当工人。

    朱潮余不是关起门来搞整顿，而是打开窗口抓产品——产品有出路，工厂才能有出路。首先抓住上海这个窗口他让厂里一个家在上海的供销科副科长长住上海。这位副科长在上海的北京东路只有一间住房。这一间房就兼任他们厂在沪的办事处，几乎天天晚上有人来谈判。然后朱潮余又搜罗出厂里另外四个上海人，把他们全调到供销科派往上海。他自己每月去一次上海。上海塑料机械厂决定为他们设计、开发新产品。每设计一台提取百分之二的利润。上海塑料机械厂负责包销他们的产品。每包销一台，收销售费百分之二。这种产品每台单价二万五千元，两项费用加起来冇一千元左右，所以盈利还是很大的。朱潮余自然不再有就地免职的危险。他们厂成了安庆市第一家参加工资调整的厂。现在，已经调出厂的人又纷纷要求调回来。

    不过，和上海联营只是打出去的手段，不是目的。如同当年他们只能为上海的主机生产辅机一样。现在他们生产主机，把辅机让给枞阳县、太湖县这两个县办工厂生产。既救活了这两个厂，安徽塑料机械厂自身又可以收取百分之五的技术转让费和百分之八的销售费，共计每台收费达一千九百元。今年他们加工七十台，塑机厂可有十七万元纯收入明年预计联营二盱台，这一项纯收入就是四十万。

    有的厂让别人生产辅机、配件，只给投资不给全套资料——怕别人全套学了去，就赶上自己了。朱潮余每联营一家，就把全套资料给对方。让他提高，就会逼迫我们不得不提高。如果封锁人家，等于是封锁自己。搞竞争，守是守不住的，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生产水平。

    窗口经济的关键部件是产品质量。江苏某个厂生产的主机每运转八小时就要停下来，安徽塑料机械厂的主机可以连续运转一个月。所以窗口一经打开，顾客纷纷上来。和他们签订合同的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十三个街、市的单位。我打开他们的订货单——上海塑料十三厂、上海罗南福利厂、上海塑胶线厂、上海塑料品三厂、上海马桥电器材料厂等等。当初他们打开上海这个窗口，引进了技术产品。现在他们又为上海打开了窗口，上海从安庆源源买进产品。订单一直订到了1986年，而且还只能满足总需求量的百分之三十。

    通过窗口看到了别人，也让别人看到了自己。

    人发挥自身力量的过程就是掌握客观世界的过程。今天的朱潮余已经看到了海同行业中保守的一面和江苏同行业的攻势。他进而看到了以塑代木、以塑代钢的国际趋势。我国平均每人每年用塑料一公斤。本平均每人每年用塑料六十五公斤。塑料机械的发展趋势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明天的市场，今天需要作智力投资。朱潮余这个厂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没有大学生的分配名额。他们开始高价收购大学生。要一名就是八千元。

    安徽塑料机械厂的秘书吴书明还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讲着讲着，手一点不发抖了，而且两手还挥动着。那对眼睛在勇敢的望着会议桌终端的长谢永康。我这才发现这是一对那么大、那么有光采的眼睛。

    越来越多的受压抑、受束缚的个性，转化成更为自由的个性。极左路线最大的危害是扼杀人的个性，使人物化。经济搞活给人提供了发挥才千的广阔天地，展现出人的丰富的创造力。人在经济的发展中发展自我，经济在人的发展中健全发展。

    他没尝过坐直升飞机的滋味，却有飞流直下的经历。1959年，他突然被下放到马鞍山第二炼钢厂当厂长了。那是因为1958年的时候农业上搞一刀切，在安徽明明应该种麦子的土地，上级一律都让种水稻。苏桦反对了，而且，饿死了人的事实，证明了它是极左的、反科学的做法。不过，上级就是法。苏桦的意见虽然合理但是不合法。

    非正常的工作变动，反而给苏桦提供了正常地接触新事物的机会。

    苏桦先后办起了三个厂——1959年建第二炼钢厂，1963年建淮南化肥厂，1973年建安庆石化总厂。这三个厂分别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这就逼着他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接受新观念，养成了顽强的学习精神和应变能力。

    有些同志积几十年的经验和习惯，不敢独立思考，只想依赖文件。有人说，最好中央每年下个一号文件，一号文件管一年。但是，偌大一个中国并没有统一的经济文化水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极不平衡。

    苏桦在他的文章里论证道：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社会主义不止是一个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止是一条路子，必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多种经营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已经是安庆市委书记的苏桦，在1980年组织待业青年在一些围墙上打洞办小商店。五年来商店零售额增长四十五倍，人均工资增长百分之四十四，而这个围墙打洞就是窗口经济的萌芽。苏桦认为集体经济不是一种过渡，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如果翻阅苏桦发表在报刊上的一篇篇经济论文或是他的经济方面的着作，不能不惊讶他对理论的浓厚的兴趣。也许，他是看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挫折太多，想寻求一点规律，不仅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他1982年开始任省领导直到1985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每天早晨五点半起来读书。晚上十一点又在读书，不仅读书，而且批书。读过的书上写满了他的批语。难怪他在50年代读的《士敏土》，到80年代中期还记得这部苏联小说的情节。难怪他酷爱和搞经济、搞理论的同志们作长夜谈。1985年他走上安徽大学经济系的讲台，给大学生讲课。1984年省里给干部检查身体时，医生看着他的脑电图，惊讶地发现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同志的头中，依然有一个年轻人的大脑。

    医生没有看到的是，苏桦不仅有一个不会衰老的脑子，更有一颗不会衰老的心。不衰老就是不衰退。苏桦出国四次没带回一个机，到各县考察，明明有胃病也常吃冷饭、冷菜，不愿麻烦别人，虽然，他告别县里的同志钻进小车后，就吐了……苏桦承认商品属性而不沾染消极属性。改革的今天需要苏桦这样的干部。

    当然，个人的作用和影响力总是有限的。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主办《新青年》、提出科学与民主口号的陈独秀，早已长眠在安庆郊外。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今天仍在重提，仍然需要重提！一个蒙蒙雨天，我顺着安庆郊外一条满目垃圾的路，走向野草丛中的孤寂的陈独秀之墓。墓边长满荒草。墓碑上有一朵枯萎了的野花。墓后扔着一只残破的花圈。墓碑后面刻着几行字：

    陈独秀，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庆，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曰卒于江津，一九四七年迁回安庆与高夫人合葬于此。

    这是碑文的全部。没有评价。

    这是任何一个普通百姓都可以拥有的碑文。

    由此我想到，我们活着的人，谁也不必去追求永恒。因为没有永恒。更不必去追求永恒的待遇或是永恒的崇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崇敬对象。每个时代都选择它需要的人物。

    儿童经济学

    商品在经济命脉中具有的活血和造血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家的危难时期，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抗日根据地里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发展了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光是延安，1938年时有商店二百二十家，1939年时为二百四十六家，1940年时为二百八十家，1943年时为四百五十五家，1944年已增加到四百七十三家。

    是的，革命不是腾云驾雾，革命永远是和群众的经济利益连在一起的。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打土豪不也是为了分田地吗？

    但是后来，我们胜利了，成为执政党了，头脑就不够冷静了。1958年，一个跃进就跃到共产主义的童话中，以为我们有可以变出一切财宝的魔杖，以为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商品经济这个怪物。当时宣传说：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实际上是不要经济核算，只要大锅饭、平均化。结果是减产、饥荒、死。政治的杠杆被经济杠杆折断了。

    安徽农村流传这样的话：你提你的干，我讨我的饭。你提干不影响我讨饭，我讨饭不影响你提干。

    这是对违反经济规律的反冲效应。

    这是把我国的经济纳入人为的轨道所付出的血的代价！通往真理的路上是布满了荆棘和陷阱的。苏联也有过类似的教训。十月革命后，列宁也一度想取消商品和货币。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勇于否定自己，更新自己。他说：应当把商品交换提高到重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

    不过，经济学家们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后来又有变化。真正掌握经济规律这么难啊！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看到限制商品经济的结果是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包玉刚1955年才买下一艘已经用了二十七年、排水量为八千多吨的烧煤货船。口现在他有商船两百多艘，总排水量为二千万吨。他的环球航运集团的一百多家分部遍布全球各大洲。我国1952年时的船舶总排水量已有二百二十一点七万吨。这个数字在1955年是包玉刚望尘莫及的。但是到1982年，我们的总排水量不过一千八百四十多万吨（最近两年的数字我查不到）。更何况包玉刚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国家！搞不搞商品经济，就让这个数字来说话吧。

    事实上，在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当代，任何一国都不可能不和国际市场往来，不可能独此一家不搞商品经济。我国长年限制商品经济以后，生产力急不可待地要求发展的机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不过，既然商品有两重性，发展商品经济就有积极面和消极面。人们神往、惧怕、兴奋、迷惑……于是我想起苏联20年代的小说《士敏土》。

    ……从十月革命战场上回来的格利，沿着街道向家中走去。他记得一个月前街道边的商店还都是空的，窗子灰尘弥漫。现在，一个个大玻璃窗上写着：美味商店不日在此开张、咖啡店，每日有乐队奏乐和贸易公司等等。

    格利惶恐起来：贸易公司……走私……有弦乐队的咖啡店……野蛮……闪光的商店窗子……希奇的变革……新经济政策……所有旧日的恶魔都要发动吗？

    让那些真正的傻瓜和无赖来欣赏吧。格利拉着他的女友波利亚走了。

    格利，波利亚说，我觉得地面在我的脚下震动。你知道，我到过前线，见过真正怕的事。我有两次受到死亡的威胁。我积极参加莫斯科的巷战。不过眼下好像有一群恶人在嘲弄我。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吧？这是我们的斗争和牺牲不可避免的结果吧？

    波利亚沉思着，默想她自己的痛苦：格利，我们最后一定也要在自己的内心革一次命。是的，在我们内心一定要有一次残酷的内战，没有比我们的习惯、感情、偏见更固执，更牢不可破的了。

    ——这个格利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中的一个主角。

    挟带着咖啡店、弦乐队等等的新经济政策，对于打完内战的格利们来说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可不是吗？列宁说：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

    既然承认商品经济，就不能不看到商品经济必然带有商品的属性。

    因为出现了商品竞争，就出现了伪装、假冒名牌商品的现象。1985年7月4日，北京市政府在石景山当众焚烧了价值九万元的福建省晋江地区以及某部队非法药厂等生产的伪劣药品。上海钟表公司初步统汁，冒充上海、宝石花等牌子的手表已达二百五十万只左右。

    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信息流。于是就出现了信息骗子。黑龙江数千农民买进以玛瑙蜾假冒的蜗牛养殖。结果有的欠债累累，有的倾家荡产。湖北天门县农民范勤舫上了信息骗子的当，买进伪劣红麻籽，无法偿还万元巨款，丢下妻儿老母自杀了。

    没有哪一种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不带来这样那样的弊病的。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通过继续改革才能解决。

    市场繁荣，物价波动，思想活跃，手段多种，这是商品生产的必然。我们今天不是在偏离社会主义，恰恰是在接近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指出：我国实行的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安徽的经商是有历史传统的。徽商萌芽于东晋、宋、齐、梁、陈，足迹几乎遍及国内，而且远至口本、葡萄牙和东南亚各国。所以有无徽不成商一说。扬州的八大盐商中有四个是徽州人。《杜十娘》中那个要买十娘的大商人，也是徽商。赛金花（曾彩云）也是徽州人，是在出徽商的土地上产生的。徽州从商人到官员到和尚到妓女，出了不少人物。这自然和徽商的活跃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阴，就是徽商。

    怪不得今天又出现了王峻、孙超这些徽商。

    商品经济的活跃必然导致思想的活跃。于是安庆开起了窗口经济研讨会。于是我染上了一个癖好，常常想趴在经济理论这个窗口上向里窥望。有时我惶惶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门、趴错了窗？如果哪位经济学家或是文学家读完我的《经济和人》，笑指我这一章是儿童经济学，我也暗自高兴。因为，毕竞您读了我的儿童经济学了。谢谢！

    人的力量

    窗口经济和经济理论把我搞得神经都快错了位。我得到黄山清醒两天。好吧，把窗口经济先抛进黄山云雾里吧。

    我们上山的寸候，有人在传递一个不祥的信息：5月份这山上已经摔死几个人了。不过，黄山的信男倍女们根本不接收这个信息。从四五岁的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只枭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这是一种信念，一种意志。

    人们写黄山，往往写黄山的奇石、怪松、云海，但是我最爱黄山的瀑布。无处不在的瀑布，从山上流泻下来，像血管一样遍布山的各处。我第一天下午到黄山，就顶着大雨去桃花源观人字瀑。我见那瀑布从山顶，叉开成人字形直泻下来。高处的飞瀑弥天漫去，与其说是水，不如说是雾，弥天大雾！瀑布的雾，雾的瀑布。平时黄山是静美的，绿的怪松，绿的细雨，绿的云雾。而此刻，我看到了黄山真正的活力——人字瀑。山顶飞泻下一个个人字瀑。每一个人字瀑又分解成无数个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人字瀑。——瀑布只要遇到突起的石块就叉开成人字而下。再碰到一个石块，又叉开成一个人字。石块不一，人字不一，没有哪两个人字是完全一样的。千差万别的、千千万万的人字组成的巨大的人字瀑，像大写的人字，挥写在整整一面黄山上。千下万万的人的复苏，人的能力的汇聚，就像奔腾向前的人字瀑。人字瀑咆哮着奔腾不已。像桌子大的、像房子大的巨石，一路拦挡在洪流里。洪流挡不住，巨石也决不后退。洪流奔腾不已，巨石非挡不可。毕竟巨石会变小。毕竟洪流奔腾去！

    啊，黄山，你是在向我展现人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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