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琳母亲也笑着，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是过去在香港给小琳买的，太多了，就没穿，一直留着。”
“你也在香港住过？那可真巧，我哥哥也在香港住过，你可能认识他，不认识也可能见过，他可是个名人，他在海关做事。可派头了。他回漳州的时候，骑一辆红牌自行车，英国红牌自行车！那时候，漳州还没有这种车子，全街道的人都给他让路，都站着看……衣服就更不用说了，印度绸，我，我的嫂子，我的母亲，还有那些亲戚们，姑姨舅妗，每人一件……可惜，他后来得了鼠疫死了……”
小琳母亲摇了摇头，表示很同情。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回来呢？真傻！话说回来，还是我们内地好，那香港话，真是好笑哩，汪梨叫菠萝，那拨该西个……”
我们听着都笑了。母亲自己也笑，笑得很开心。
小琳母亲走后，母亲反反复复地看那连衣裙。这连衣裙，妹妹现在是不能穿的，太大了点，但以后穿起来一定很好看。我在小琳家的相册里看过小琳小时候的照片，穿的就是这种连衣裙，站在椰树下，好看极了。
中午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拿出连衣裙让他看，父亲随随便便地看了一下，母亲问，怎么样？父亲说，不怎么样。母亲说，这么漂亮的衣服你也看不出来，亏得你还是个出门人。父亲说，哪来的？母亲说，楼上小琳母亲送的。父亲哦了一声，表现出很冷淡的样子。母亲生气地说，你这人就是这样，无情无义，人家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也该有所表示才是啊。父亲说，你说怎么表示？母亲说，我想把你带回来的福州雨伞送给她一把。
“你说好就好。”父亲还是很冷淡地说。
“那你给人家送上去呀。”
父亲愣了一下，说：“你自己送上去吧。”
“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坐月子能爬楼梯吗？叫你送把伞，又不是叫你去死，就这么为难！”
我说：“我送。”
“不，我偏要他去。”
父亲很不情愿地拿起伞，我趁机跟了上来。
小琳母亲看到父亲似乎有点吃惊，她的手甚至还抖了一下，手上的书“啪”的一声落到地上。她要蹲下去拾书，父亲抢先一步，帮她把书捡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小琳母亲的脸便霎地红了起来。
“坐。”她有点慌乱地说。奇怪，她好像有点怕父亲。
“她让我送这伞上来。”爸爸说。
小琳说：“我们也有一把。”说着，就从房子里拿出一把和这一模一样的伞来。我感到很奇怪，说：“你们是从哪来的？”小琳说：“是妈妈的朋友送的。”
这时，我看到父亲和小琳母亲对看了一下。小琳母亲说：“告诉她，谢谢。”
“那我就下去了。”父亲说，但没有站起来。
小琳母亲突然大声说：“小琳，给叔叔倒一杯水。”
我说，我来吧。倒水我比小琳倒得好。我像主人一样地给父亲倒了一杯水。父亲喝了一口水，说，我还是下去吧。
父亲站了起来。我说我要在这里写字，父亲有些不放心的样子。小琳母亲摸着我的头，向他点点头，他便转身下楼去了。
父亲走后，小琳母亲说，你们写字吧。说着，便坐到她喜欢坐的窗边看书。
我已经学会了许多首古诗。我们今天写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那是昨天写一半的。昨天下午，我听到乌鸦呱呱地飞过我们的屋顶，对小琳说：“快叫‘狗咬了狗咬了’。”小琳便跟着我叫，叫完了，她说，为什么叫？我说，我妈说，乌鸦飞过我们头顶，歹运，叫狗咬了，就会变好运。小琳说，我们来写乌鸦。于是拿了笔和纸，叫小琳母亲教我们写乌鸦。小琳母亲说，为什么要写乌鸦呢？乌鸦那么难看。写黄鹂吧。她像以前一样，先给我们写出全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然后让我们挑出原来已经学会了的字，最后再教我们写新字。我写到“窗”字，抬起头。我是想看看窗子，看到的却是小琳母亲的微笑，原来她没有看书，她在看我们写字哩。
我说：为什么是万里船？她笑了笑，说，不写字了吧，我们来唱歌。
于是我们便唱歌，唱的是前几天她教我们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歌很忧伤。我不知道小琳母亲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母亲和小琳母亲成了好朋友。一旦被母亲视为朋友，母亲便真诚相待，坦诚相见。她对她无话不说，从小时候说起，说她如何被送去当童养媳，如何童养媳不像童养媳，成了童养媳王，谁也管不了她。说有一次她的养母骂了她一句，她如何出走，如何把全家吓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漳州城里到处乱蹿，说她后来如何和养母吵架，如何要死要活地跑回娘家，说我的外祖母如何去道歉，说舅舅如何出洋，青莲姑如何出家，外祖母如何念佛，说父亲如何从闽西老家逃荒到漳州，说当时父亲有多瘦多傻多可怜，说他如何在她家当伙计学唱戏，说她如何偷东西给他吃，如何用自己的私己钱给他做衣服，又说他们如何相爱，如何出走……
母亲说起来没完没了，而且绘声绘色，比手画脚，十分生动，我听得津津有味，我甚至可以想象出父亲当时的样子，发出会心的微笑。小琳母亲也听得十分认真，不住地点头微笑。
有一次，母亲说：“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得有手段，要不，就拴不住他的心。你别看我们三春老实，追他的人可多了，能不多吗？他是漳州有名的小生，也难怪，你说是吗？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街上和一个女妖精说话，那亲热的样子叫人呕水。回来的时候，我就审他，那女人是谁，怎么认识的？他不说，好，不说，我让你不说！我就用嘴咬他，把他的手臂咬出血来……”
小琳母亲说：“真咬？”
“还有假？”
“他说了？”
“还是不说。我说你不说，好，我成全你。我就去喝碱仔水。”
“真喝？”
“真喝。不真喝压不住他。从那以后，他就怕我了，服服帖帖的。”
母亲说着就笑了。
小琳母亲也笑着，但笑得很难看。
母亲也让她说说自己的故事，她说她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平淡得很。
“再平淡也有故事，你得说说，不说不行。”母亲说。
小琳母亲只好说：“我和她爸爸是同学，结婚了，有了小琳，才知道他家里原来是有妻子的……”
“这没良心的骗子！”母亲愤懑地叫了起来。
“先是住在上海，以后去香港，以后，我就带着小琳回来了。”
“就这些？”
“就这些。”
“你也别难过，”母亲说，“没有男人倒省了一份心思。你看我，整天提防着，也很苦。”
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便把小琳母亲的故事讲给他听，说：“这女人也怪可怜的，我们要待她好一些。”
父亲笑了笑，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母亲待小琳像亲女儿，有什么好吃的，不是叫我送上去就是叫她下来吃，还教会她我们家的许多规矩，有一次还把我们家的相公爷拿出来，让她跪拜、磕头。又有一次，当着她母亲的面，抱她的头，摸她的脸吻她的额，说：“就核子荔枝，真是就核子荔枝啊，给我当儿媳好了。”
小琳母亲说：“只要你看得上，我没意见。”
小琳大声嚷道：“不，阿云要的是阿英姐。”
小琳一着急，便把我的秘密捅了出去，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一天下午，妹妹吃过奶便睡着了，睡得很沉，母亲拉着我上楼。天很热，小琳躺在竹躺椅上睡觉，嘴巴张得开开的，像个大傻瓜。我要弄醒她，母亲不让。小琳母亲也像是刚刚睡起来，睡眼惺忪地，不自觉地在我们的面前打了一个哈欠。她打哈欠的样子很优雅，很好看，一只手挡住张开的嘴巴，另一只手向外舒展，那天麻雀在窗台上刚刚起飞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她说，刚刚起来，脸都没洗，真对不起。母亲说，我也没洗，在家里，洗什么脸。她让母亲坐下来，给母亲倒一杯水，还是去洗脸了。母亲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肯随便。
我用一张纸卷成一根小棍子，走到小琳身边，我想给她搔耳朵。可我刚刚伸出手，她就睁开眼睛，我说，原来你是装的。她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我回过头来，看到母亲正在翻看相册，就是里面有父亲照片的那本相册，她不知道是从哪里拿出来的。母亲一边翻，一边啧啧着，你们到过的地方真多，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呀。
小琳母亲笑着，什么也没说。
我非常担心地看着母亲。我还记得那天小琳母亲摸着我的头说“阿云你会去告诉你母亲吗”时的情形，我又看了看小琳母亲，她向我微微地摇了摇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又回过来看母亲，她慢慢地翻着，突然，手停了下来，不翻了。让她发现了，让她发现了。我紧张地瞪着母亲的脸，心一直提到喉咙口。
一个影子掠过窗口，我知道那是一只麻雀。我真想像它一样地飞走，或者立即在母亲和小琳母亲的面前消逝。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感到一种孤立无援的悲哀。
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我同时体验到两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一是飞，一是隐形，消逝自我。后来，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地体验过这两种欲望。中年以后，飞的欲望渐渐地淡薄了，而隐没的欲望却日益强烈。我终于明白了，飞和隐形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我注定是没有出息的。可惜明白得太晚了一点。
突然，楼下传来了一声叫喊，三春嫂，开会喽！母亲抬起头来说，你看，刚刚满月就来催开会，好像缺了我就不行似的。说着，走到窗前，向窗下探出头去，说，什么会那么要紧，催命似的。
下面不知道说了句什么，母亲回过身来，朝小琳母亲笑了笑，便下楼去了。
母亲一下楼，我就跳到桌边去翻那本相册。可怎么找也找不到有父亲照片的那一页。
小琳母亲走到我的身边，低下头来，轻轻地在我的脸上吻了吻。
（10）
宋专员看完赵敏检查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们的党太伟大了。党的号召可以让人们把自己的内心如此坦诚地披露出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党不但可以领导人民，而且可以领导人民的心。他感到无比自豪。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早就和党融为一体了。然而，他又感到某种担忧，即使像赵敏这样看起来十分老实的年轻人，都存在这么严重的思想问题，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的确不能低估。如何才能把这场运动引向深入，让更多的同志像赵敏一样地向党袒露心扉？
宋专员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树立赵敏为榜样。开一个全区知识分子学习心得交流会，让赵敏发言，他相信，赵敏的发言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他的发言真诚，有说服力，一定会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检讨自己的思想，提高觉悟，和党同心同德，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
宋专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卢副专员，当然是征求意见的意思，毕竟，赵敏是他推荐来的。不打招呼是对他的不尊重，这样就会影响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他是十分注意的。
卢副专员说：“学习运动是你亲自抓的，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办。”
卢副专员看过赵敏的材料，他觉得这年轻人太直了。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提高觉悟，是好的，但没有必要把大家心里面想的东西全挖出来。谁心里没有个小九九？如果人人都挖出来，上纲上线，都和阶级感情阶级立场联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现在，他把什么都说了，以后谁还信任他，重用他？他算是完了。
不过卢副专员只是这么想，没说。
过后，他对高少君说：“你把小赵的剧本拿来，我看看。”
沈萍接到上漳州开会的通知真是喜出望外。最近县里组织政治学习，她因为学得认真，发言真诚，受到领导几次表扬。地区召开知识分子学习心得交流报告会，县里便要她去参加。这是一种荣誉，全县才三个，她是三个之一。然而更使她高兴的是，她可以见到赵敏了。半年了，她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却没有收到他的一封回信。她设想过种种可能，就是不相信他会抛弃她。她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他想考验她。临别的时候，他落了泪，她对他说，她会等他，永远等他。他却什么也没说。是的，他是在考验给她，不给你回信，看你还是不是那么“永远”。她微微地一笑，你想错了，经不起这样的考验，那还叫爱情吗？
出发的那天早晨，她一边哼着歌，一边试着衣服。她先试那件紫色的旗袍，对着镜子一照，十分满意，但母亲说不行，去开会，而且不是一般的会，思想改造，不能让人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印象。她想想，也是，她只是想让赵敏来个惊喜，赵敏曾经说过她穿这件衣服最好看，飘逸而不失端庄，妩媚中却透着秀气。后来，她还是听了母亲的话，穿上那套灰布干部服。干部服本身并不怎么样，但穿在她的身上，配上她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倒显得文静清爽，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的美感。
母亲把她送到车站，临上车时，母亲说，如果他……她知道母亲要说什么，一下子打断母亲的话头：他不是那种人。你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她的书包里藏着父亲从香港寄来的信。父亲一到台湾就脱离一军界，他本来就不是军人嘛，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到了香港一个老同学办的公司里，还是当他的工程师。他来信要她们母女到香港，而她给他回了一封信，要他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她在信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叫人激动的新气象，还讲了共产党如何重视知识分子，人尽其才。在信中，她还特别提到了赵敏，讲他如何有才气，如何得到重用，调到漳州等等。但是父亲的回信中谈到自己的种种顾虑，他虽然是被迫的，但毕竟去了台湾，而且，不管怎么说，是个上校，这是反革命分子，说不清楚的。母亲想了再想，觉得父亲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以曾子之贤，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曾母不信也。”依母亲的意思，还是她们母女俩一起到香港，一家团圆。她却执意要留下，一个热血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离开祖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更主要的是赵敏，她相信他不会跟她走，也不会同意她走。商量的结果是，母亲先走，她留下。这个结果使她感到自己的命运和赵敏贴得更紧了。当然，父亲的意见是连同赵敏一起出去，父亲相信女儿的选择，相信母亲的眼力，他在信上说，女儿相中的一定是一个好青年。她把父亲的信带来，她的本意不是让他一起走，而是让他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得到父亲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为了他，她宁可放弃和父亲团圆的机会，让他明白，他的考验完全是多余的。
沈萍第二天上午10点多才到漳州，她很快地就找到了黄金大戏院。她看到一个女同志从戏院里走出来，便迎上去：“请问，赵敏同志在吗？”
那女同志从头到脚把她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看得她很不好意思。
“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朋友。”
沈萍想说爱人，可说出来的却是朋友。在陌生人的前面说爱人毕竟不大习惯，也显得不够稳重。
那位女同志又把她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说：“他不在，开会去了。”
“哦，”沈萍大失所望，“谢谢。”
她转身向街口走去，她想先找个旅社住下再说。
那个女同志不是别人，正是凤仙。她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沈萍向街口渐去渐远，当沈萍快要在街口消逝的时候，她突然叫了一声“喂”，然后冲过去，拉住她的手说：“你还是在团里等等他，他很快就回来了，他每天中午都回来吃饭的。”
这一下轮到沈萍吃了一惊，说：“你是？”
“我是他的同事，团里的演员，我叫凤仙，他没有向你说过我吗？”
沈萍摇摇头。凤仙笑了笑，把她带到赵敏的房间。
一到赵敏的房间，沈萍便有一种亲切感，她一眼便认出了他的蚊帐和被子，认出他桌子上的那只花瓶，这花瓶是她父亲从江西景德镇买回来的，是父亲给她的生日礼物。如今，这花瓶上插着一束蔷薇花。
“好看吗？这是我买的，早上刚买的。”凤仙看她一直看着那花瓶，说。
沈萍说：“那可真要谢谢你了，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花。”
凤仙一时无话。显然，这个女人与赵敏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她从看到她第一眼开始，就断定她就是那些信的主人，一看到她，她就有一种自卑感，一种偷了人家什么东西的感觉。她曾经非常自信地认为，一个大活人还斗不过那些信吗？而现在，她明白了，赵敏的心中始终只有她，他不看信，不是不爱，而是另有苦衷。那天，当她把那些信捆起来的时候，他明明白白地对她说了声“谢谢”，她当时还有些纳闷，她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从来不说“谢谢”，现在她体会到了谢谢的真正含意，体会到了这些信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她的心在哭泣。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命苦，是的，她想抗争，她想把他夺过来，她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全团上下，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是一对子。然而，一看到沈萍，她的心就软了。她像一个漂亮的搪瓷人，她怕把她打碎了。
“他在这里习惯吗？”沈萍说。
“习惯。”凤仙说，“就是有时候熬夜，知识分子，写东西，有点不习惯。”凤仙这么说着，心里酸溜溜的。
中午，左等右等，不见赵敏他们回来，凤仙想，总不能让客人挨饿，便让沈萍在宿舍里等着，自己出去买点心。
凤仙走到门口，正好碰到赵敏，她说：“快进去，你的‘牵手的’来了。”
赵敏吃了一惊。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沈萍，先是拉着他的手哭哭啼啼，然后便发疯地向海边跑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从他在检查里把他和她的事写进去之后，他便有一种内疚感，对不起她，也对不起她的母亲。没想到她真来了，她来做什么？
“不，”他说，“我不能见她，她在哪里？”
“她在你的宿舍里。你不见她？真的不见她？”
他坚定地点点头。
她说：“也好。你去吧，这里，我来应付。”
赵敏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昨天晚上，当林方正告诉他，上级要他在全区知识分子大会上做学习体会报告时，他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他没有想到上级党组织这么看得起自己，这可不是一般的场合，是全地区！他想，他赵敏从此可以摆脱那一直笼罩在他心中的阴影，他从此可以得到党的信任，有谁能再怀疑他的真诚呢？
然而，天快亮的时候，他却做了那个梦，他是在追赶沈萍的途中被自己的喊声惊醒的。整个早上，他一直在不安当中度过。上午，高少君和他一起，最后润色他的发言稿，加了一些“糖衣炮弹”“阶级根源”“马列主义”“思想战线”之类的话，他心不在焉，高少君说怎么改就怎么改，怎么加就怎么加。他的心里乱糟糟的。他弄不清楚自己是真诚还是卑鄙，他把这一切的一切都和盘托出，是为了什么？
他有点后悔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就说吧，说完了就算，就当自己没有说过，把它忘记，忘得越快越好。
他突然闻到一阵牛肉香。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走到广发牛肉店门口了。他正想走开，却被老板叫住。那不是赵编剧吗？请进请进。
他只好进去。刚刚跨进门，又听得有人叫他，小赵小赵，这边坐。他一看，竟是宋专员，连忙走了过去。老板很快就给他端来一碗分量十足的牛肉面。宋专员说，老刘啊，辣可不能放太多，你们漳州人吃辣可没有我们的本事。小赵，你说是吗？赵敏连连点头。他对这位大首长突然有了亲切感。
他们一边吃，一边聊。说是聊，当然大部分是宋专员说，他听。
宋专员说，我早就知道你，你的《白毛女》改编得不错，你们剧团演得也很不错。还说，你很有才华，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又说，你的对照检查写得相当好，对党说了真心话。一个人的出生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能和你的哥哥从思想到感情上划清界限，这很好。党相信你。
宋专员的话，说得赵敏心里热乎乎的，他为刚才自己的动摇感到羞愧。
“下午发言，会不会有点紧张？”宋专员微笑地问。
赵敏说：“有一点。”
“不要紧，这也是一种锻炼。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前面讲话也是有一点慌，何止一点啊，那是吓得手脚都发颤哩。”
说着，宋专员笑了，赵敏也笑了。
吃过牛肉面，赵敏要付钱，宋专员把他的手一拦，说，我来付，我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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