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的技校！”坐在我身边的黄校长容光焕发起来，“你看多好看啊！在攀枝花这是最好看的房子了！”
我本来刚要大叫好看，但黄校长已经一迭声地叫了起来，我就不想再作他的回声了。五十一岁的黄校长，此刻倒像个年轻天真的父亲--做父母的往往期待着客人夸赞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自己要是憋不住先夸起口来，别人也就很难再往上“拔高”了。
“你看，我们平时就是从那个台阶走上去的。”“多少级啊？”我觉得那简直像一条天梯。
“四百。”“那--等于几层楼呢？”
“这，我没想过。这是今年新修的。原先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土路，一下雨就滑得不能上也不能下。有一次雨季，我们只剩三天粮了，那回可真着了急了！”
“怎么办呢？”
“雨啦。”他笑了。
我也笑了。
攀枝花钢铁公司技工学校的牌子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终于登上了刚才看来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峰巅。远看是那么漂亮的校舍，近看却见它的周围全是大煞风景的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荒地。
敏感的黄校长立即为这些荒地做起了辩护律师：“这块地方我们要盖图书馆，那块是游泳池，再那边一块是旱冰场，那头是足球场。这边是花圃、假山、喷泉……”
啊！--我们走进了教学大楼。这么安静啊，我不觉放轻了脚步。
“现在课堂纪律算是可以了。这些学生都是考不卜大学的，很多人在社会上流荡了四年了。刚来的时候，很多学生以为考上了技工学校，两年后一毕业就在攀钢（即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作，有了铁饭碗了，所以根本就是来混的！上课的时候，有人叠的纸飞机在课堂上飞一圈正好落在老师脚下。有人一手抱住老师，说，老师，我跟你友好，一手就悄悄地用粉笔在老师背上写字画画。嗳，你看，这走廊上那么好看的乳白灯罩，他们把它当球拍，看谁够得着。那一个月就拍碎了七个大灯罩！不少男生还留着<追捕>里的‘史村头’！从背后看分不出是男是女。我让他们把头发都推了，结果一下来了几十个锃光瓦亮的大光头！为什么剃光头？一则是赌气，二则是为了头打破后好缝伤口！那时老师们不愿在这个技校，尽是想走的。哦，我的办公室到了。不行，我们不能在这儿谈。”
“为什么？”
“找我的人多啊！根本不可能好好跟你谈。1979年我刚调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谁要是找我，别的老师就说他是向上爬。”
我说我又不是神，是人，为什么要把关系搞得那么僵，那么神秘。
“你们想把我架空啊？当然，谁也不是想要架空我。但是他们不愿接近我，远远地观察我，到处打听我。好像来个领导，就是管人、整人的。那些年，伤了他们的心了！亏得我一生坎坷，也给整过多少次，伤过多少次心……我知道一个伤了心的人，需要的是温暖，是信任，是尊重！”
是的，一个国家，再穷，再困难，只要能创造人和人之间温暖、信任、尊重的气氛，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能风雨同舟的集体，就是一个能发家致富的大家。
我们总算找到一个僻静的小屋。我预感到今天的谈话将是涉及社会风气、伦理道德这个人所关心的命题。我毫不客气地把门关上，又把撞锁也撞上，大有把黄校长软禁起来之势：“现在，黄校长，请你细细地跟我谈吧。”好，就从老师谈起。
我刚来的时候，语文不是正式课。有一位姓徐的语文老师，怀疑我不重视他，就鼓动了一些老师搞我，骂我昏君。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什么话都能听。
我当然也是生气的。但是，徐老师以前一直不受重视，这样的人，你就是给他一点温暖，他都……你知道吗？我出身地主。土改时，家里正挨斗，我参加了文工团，当地县委的一个宣传部长对我说，你好好演出，跟家里划清界限就是了。我就觉得这样的温暖啊，巴不得把什么都跟组织上说！大到家里哪块砖下有条金链子，小到我身上穿的毛衣是家里给的，我后来真把毛衣都脱了交给组织了。我觉得这样我就一身轻了。信任是相互的。当别人不了解我时，我凭什么要求人家信任我呢？徐老师一直想调走。也确实有困难：他爱人在他老家工作，比他小十二岁。长期两地生活，他不放心啊！我说，徐老师，我们技校，语文老师是迟早要发挥作用的，你又有才干，我从心里不希望你走。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只要上面给指标放人，我会让你走的，你一定放心--因为当时学校里想走的人不少，我意思是我不会报复他，卡他的。但是对知识分子说话点到就行了，别伤了人家自尊心。
后来调动的时候，人家把他的档案寄错了。正好技校有一个出差机会可以路过他老家，我就让他出差，顺便查查档案上哪了？
他一查，档案寄到离他那县一百多里地的一个单位去了。那单位一看档案，便非要卡下他不行！我又给他跑了一个多月，才把档案寄到他老家。这下，他可以回家了。可是他说，黄校长，我先不走了。让我把这个班的语文教完吧！哪怕再教个半年一年的，我要把学生们对语文的兴趣提起来！
你看他这个积极性！所以说呀，人光凭职权是搞小好工作的，总要和群众有感情的交流！
我还是让他走了。不过眼看快要评职称，我让他走前写好份材料，到时我们好给他评啊。否则，他到了新单位，人家不了解他，…等又得几年！临走他说：我有很多感受…我也有很多感受。我没想到，我放走了一个人，结果留’卜的老师说：黄校长确实把我们当人看。（当人看！这是一个多么起码、多么基本、多么合理的要求！当人看！这实在又是衡量领导是否称职的一个标准！）刚才我讲过，我刚来时不管谁找我，总有人以为是来拍马屁，小汇报的。有一位姓吴的老师，看见有人上我办公室，以为是在说他的坏话。这位吴老师脾气很犟。他对我拍着桌说：你们说我什么？你跟我说！我一下就火了。我从来不跟老师吵的，这回我也拍着桌子说：我跟人讲话还要跟你汇报？要是在“文革”以前，我看到落后的人都不爱理他们，一到运动，领导……“号召，就更是和他们对着干！脑子”里一天到晚是阶级斗争。批“三家村”时，我在教育系统的大会上，第一个慷慨激昂她发言。这里还有个隐蔽的思想--我出身不好。总是生怕自己落后。或者说，生怕别人说我落后，所以，即使觉得领导的号召是错的，也要表现一下积极。我整过别人，但是正因为社会上有一批我这样的人，当然还有种种其他原因，所以我再怎么积极也没用。我这个出身就使我每次运动都挨整。“文革”时，我们全家去了农村。我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我又好胜，结果却干上了农活。人家不用我呀！后来攀枝花要人，我明知这儿艰苦--那时都得住席棚子！但他们愿意用我，我一下就把全家搬来了！后来，我在钢铁研究所当一个室的副主任，穿白大褂。1979年8月16日--我也不知怎的，老也忘不了这个日子一公司领导找我，要我到技校当校长。当时的技校不在这儿，在南山。上山要走七百七十级台阶，什么都得靠自己往上背。山上只有两所旧房，其他都是席棚子，而且技校的学生又是那种状况！那儿连公路也没有，去了就只能一星期回一次家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16日那天我一回家就对妻子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说，你怎么了，笑得这么开心？我说我要上南山！我20日就去了！我知道，技校从校舍到学生的情况，都是一个烂摊子。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不快，就是不用你，能力得不到发挥。什么时候最兴奋呢？就是当你面临着几乎难以胜任的工作，因此需要你使出全身解数来的时候，就是当领导把这样的重任委托于你的时候，也就是当你感觉着领导对你的信任和尊重，感觉着社会需要你之所长的时候。我把话扯远了。正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些感受，所以对于那位没来由地拍桌子骂我的吴老师，我也只是当场拍着桌子回敬了一下，而决不像以前那样，看见落后的人就不想理他，甚至想整他。我想，我现在是校长，做领导的不是为了去盯着人家的不足，不是为了挑毛病，为了监督，甚至为了整人，而是为了去发现人家的长处，给人家发挥长处的机会！做领导的手里有权，凭着自己的权去整人之短，这算得什么本事？领导的作用，就在于用人之长，人尽其才！那位吴老师是个上海人，聪明能干。尤其是，他连我都敢骂，那么，他是不怕得罪人的。我就提升他当供应科科长。因为干这个差使，就要精明强干，不怕得罪人。技校以前的财物没人好好管，仪器、麦克风、电唱机、挂钟，什么都给人拿走了。图书馆的书，有人一借几十本也不还。原先搞供应的同志又不太懂行，不会买东西。从长沙买回一个幻灯机花’了一千二还不能用！吴老师怎么也没想到和我干了一架，结果当了个科长。他一上任，立刻建起账目，借走的东西一律限期归还，损坏和遗失的一律赔偿。不赔的由工资里扣清。这十年来流失的物资一下要还清，学校里开了锅了。多少人骂吴老师！吴老师说，不怕，照扣不误，以前散惯了，这回扣了就扣了，习惯了就好了！有个老师还来一盒十六件的制图仪器，里边少了一支鸭嘴笔。他说实在找不到了。实际上他还是没认真去找，总以为雷声大雨点小，哪会真的扣钱？结果扣了他五角钱的工资。第二天他就把鸭嘴笔找出来还给吴老师了。所以干事情不认真不行，一认真，五角钱也见精神啊！我们学校的各种教学用具都很缺。我两次让吴老师去上海办货。按说，他平常回一次老家不易，可是他这两次去上海，一次只去了七天，一次只去了八天，而每次都办回了二三万元钱的货！可见他的效率多高，日程多紧了！有一次出差，他非要去长沙拐~下，要把那一千二的不能用的幻灯机退了。我说不行的，买了货就不能退了。又这么长时间了！可他直觉得那一千二花得冤得慌！他非去！人家当然不让退了，可是他让对方退回了三百元钱。也不知吴老师用的什么办法！（黄校长笑了。那么，吴老师到底用了什么办法？那谁知道呢。反正，人处在自觉的精神状态下，是什么办法都会有的。人的思想是无法监督的。一切的创造力都产生于自觉。如果领导不能以诚待人，而只是喊着：驾！驾！你们给我干活！那么，这个领导所驾驭的只能是老牛破车。人的潜力本来如江河之水，奔腾不已。领导真正的岗位，是站在这股潜流的闸门前，打开这个闸门，让群众真正的才能和全部的力量解放出来，显示出来！如果领导远离这个闸门，而只是去看守众人的一言一行，那么他恰恰是严重的失职！能不能发挥人之所长，是能否尊重人、重视人的有关道义的问题。只知管人而不知用人，实在是最大的浪费！我大概有些走神了，我赶紧把脑袋晃一晃--把那些联翩的浮想晃荡出来，然后又望着脸上还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的黄校长。）
我们这个技校，这两年所以能有起色，主要是学校里有一批卖命的！我再给你讲个宋老师。这个人今年才三十三岁。他的岳父原先是这个市的市委书记。“文革”中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恢复工作。宋老师能干、好强，可是背上了这个家庭包袱，情绪很低，觉得领导不会重用他了，私底下发牢骚说：干了半天连个科长都没当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过这句话没有，就算说过，又有什么关系？别人认为他说这话，就说明他想当官。我说，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当官，如果一个人适合当官，那么，他想当官有什么错？他可以自荐么！我看宋老师就有当官的才能！至于家庭有问题，难道他就该一辈子抬不起头么？我家庭是地主。我是不到二十岁就离开了家庭，带着人到我家抄家的，从此和老家没有写过一封信。可是从“镇反”、“三反”、“肃反”，一直到“文革”，没有一次运动放过我的。“镇反”的时候，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领导，整了我七八页纸的材料，叫我在上边按手印。材料上写了我些什么，是不让我本人看的，不知道的。我妻子也因为我的家庭问题，一直跟着我受审。“三反”时把我和我的妻子隔离了斗，中间隔一假墙。我~边挨斗，一边听见隔壁多少人吼着逼问她。我们两人在食堂打饭时碰到都不敢说一句话。她只是埋着头，我也最多只能偷偷看她一眼。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她还不到二十！到了“肃反”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路边看见了我妻子的书包。我想，她的书包怎么会掉在这儿的？这条路是通向浑河的，不好了！我拔腿就往浑河跑。她果然在河边站着，大雨把她浇得浑身湿透……我一把抓住她，我说你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她说，谁了解我们呢？如果有个干部对我们讲两句温暖的话，我就不会想到死是这样的。我们能熬过这一次一次的挨整，毕竟还是因为总有些干部给了我们温暖。譬如我前边说过的那个县委宣传部长。还有“文革”时，我一直游街、挨打。有个军代表对我妻子说：你别着急，你每天多煮几个鸡蛋给他吃。运动后期会有政策的。就这一句话啊，我们就觉得不是一片漆黑，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对党的热爱，正是从一个个我们接触到的党员干部身上，从一个个具体的党的形象身上建立起来的。现在我是个党员干部，我就要把党的政策形象化，要用我这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给人温暖，给人希望。
我把宋老师提升为学生科的科长，最近又把他提升为教务处的副主任。宋老师说，你让我这样的人当干部，你可真敢。我说有什么敢不敢的？人年轻的时候不挑重担，什么时候挑？
学生科就是管学生的。要管住我们这帮学生，真得有点马卡连柯的胆略。有一回，宋老师发现学生和社会上的一帮待业青年约好了要打一场一百人的群架。宋老师要去找待业青年做工作。
我说你一人去危险，这事得报公安局。可是他偏去了。他约了那帮青年在渡口茶馆会谈。一进去，二十多个青年袒着胸，露着背心卜的大龙。有的还把脚搁在桌上，给他一个下马威看。宋老师掏出两包烟，一撤，说：我校的学生先骂了你们，这是不对的。我是管学生的，今天我代他们来检讨。我们的学生也愿意找你们赔礼道歉。你们想打群架，我们没报公安局，我这次来也没有带便衣。我只希望大家不要打架。
宋老师是抓住了这帮青年讲义气的特点。青年看他挺讲情义，特别是敢孤身和他们谈判。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信任。他们说，行了，不打了。我们这也是不打不成交啊！
还有一回，我们的学生让一两百入围住了。那一两百人眼看就要打我们的学生，宋老师赶到了，对那一两百人说，我是学生的负责人。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让学生都回去，我一人留下！他就一个人和那一两百人辩论上了宋老师这类事多了！所以他也很危险呢。好几次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威胁他。有人向他家里扔石头。还有人说要把菜刀插到他家的桌子上！你不知道，他家里全是病人--母亲是食道癌，父亲是老矽肺，妹妹是骨结核，就他这一个独子！他母亲吓得要求别让他干了。可是宋老师说：我为学校卖命了！
（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的话：爱的力量大于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怖。宋老师爱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爱他。人们往往是从自己周围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身上来感受党的形象的。那些惯于整人的干部，无情地离间了党群关系。他们给党造成的困难，大于一切物质的困难。战争时期那么艰苦，老百姓愿意为党卖命。那么现在呢？现在也能卖命。只要能得到一点温暖，一片光明。宋老师就是一个证明。）现在我们的老师没有想调走的了！是我调走了四不称职的老师。我在教师会上说，‘别以为什么人往讲台旁一站就是老师了！老师就得有个为人师表的样子。过去谁都不愿上技校，那时我是饥不择食。现在我得挑挑选选了！现在还有人不想调到技校来。我说，我们技校是很有前途的。现在你不来，有朝一日你想来我们还不一定要呢，走后门都不要！
现在谈谈学生吧。
教育应该有个系统性。譬如在幼儿园里应该教孩子们讲卫生啊，爱祖国啊。小学时应该教他们爱科学啊，爱劳动啊。中学时应该让学生开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可是技校这一代孩子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倒学上了。
譬如抽烟。学校里三令五申不让抽，可是那天放露天电影，我看见黑暗中有一点小火星，我走过去一把抓住那只手。那学生准是个老烟鬼，把烟一转就灭了。说：我没抽，我哪儿抽？我说：你给我讲实话，你到底抽了没抽？一个人如果连抽根烟都不敢承认，别的事还敢承认？我气得手直抖--我在“文革”时得了心脏病，一生气手就抖。你想想，这学生是当面撒谎呀！撒谎的人可悲啊！
不光是别人不信任他们，而且他们也不信任别人。这些学生就不信我们会在抽烟问题上一管到底，以为总会有机可乘的。有一阵，我发现课间操后好多男生拼命往宿舍跑。为什么往宿舍跑而不往教室跑呢？很快就要上第三节课了呀！这里准有鬼！我就跟着进了男生宿舍楼。好，那过道里全是从两边宿舍里飘出来的烟！我走进一间宿舍，那屋的四个男生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会来。一个学生坐在那儿，手里夹着抽了半截的烟，不知是该扔还是该抽，还是怎么样，反正他的手夹着烟就举在那儿不动了。另一个站着的男生把烟扔了，但吓得不敢用脚去踩。还有一个男生扔了烟，用脚踩住后也不敢动了。总之，我一出现，好像有魔法似的，把这几个学生全定住了！我问其中一个：有几年烟瘾了？那学生吓得发抖了。我真想狠狠勊他们！这么不诚实、不争气啊！可是，我看见学生已经在发抖了，我要是太凶，只能使他们怕我，不能使他们服我。我就笑着问：抓个空就抽烟呀？这些孩子啊，可会察貌辨色了。只要一看见我的脸阴转晴了，他们话就多了。一个个说：校长，我们这是耍着玩呢！有的还说：我们哪会抽呵？我说你把脚拿开！你脚下不是烟是什么？你们还要我老盯着你们啊？他们说，校长，我们也知道不好，可是确实是到时候嗓子难受啊！唉，这些孩子！你们嗓子难受，我就不难受？你们大概以为我不会抽烟吧？我还不是为了不让你们抽，所以在学生面前从来不抽。我半天半天地开学生大会不是也没抽过吗？其实我的烟瘾有几。十年了！你们有什么资格说嗓子难受？好吧，我给你们买戒烟糖。他们笑了，说：校长，别买糖了，我们改得了，好不好？
还是诚则灵啊！以后果然有些人与烟告别了。
不过，一个人想坚持原则往往就得罪人。“文革”以前，开除个学生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现在，立刻就会有各种人来找你说情，甚至威胁你。有一次我走在路口，两个小伙子围上来，说，如果你不收下我们，有你好瞧的，非得把你孩子的腿打断了！这种事也不足一次了。我妻了可担心了，说，你瞧着吧，迟早得在我们孩子身上看结果！唉，搞教育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
有的学生说，看你们老头还能坚持多久？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我想，是啊，我还能坚持多久？我还能活多少年？但是，将来不是你们这种人的天下！我只能管你们一阵子，但我要管得你们一辈子都能记住，我不仅要把你们教育成不招灾惹祸的人，而且要把你们造就成社会的积极分子。攀枝花是个小城市。技校一年毕业五百人的话，十年就是五千。如果这五千人教育好了，那是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素质的。你们烦我，骂我，我也得管！这个家是我当啊！再说，我要的不就是工作吗？不就是放开手来工作吗？在我三十六岁到四十六岁这最好的年华里，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时我只希望能信任我，能让我随便干什么工作。记得有一阵让我在农村挖沟，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啊！可是我下得那叫来劲！因为农民不歧视我！现在我这么忙，还老得走那四百级石阶上山、下山的，可是我那么多年的心脏病反而好了。以前我每年都因为心脏病发作要住院。从我来技校后，一次也没发过。毕竟现在心情舒畅了！我们也是在写教育的诗篇呵！
（是诗篇，是一首怎样为人的诗篇！惟有关心，才会痛心；惟有深爱，才会深惜。惟有出于尊重，才会严于要求；惟有寄予希望，才会给予压力。惟有提高人的品格，才能提高社会的素质；惟有提高人的价值，才能促使社会的前进。黄校长快活地弹了弹烟灰。我简直觉得他那弹着烟灰的手指头都透着一种快活的劲头呢！）我们技校有十四名最调皮的学生，学校一出事就准有他们。
这些人大都受过这样那样的处分。根据我们学校的规定，受过这些处分的就不能毕业，不能到攀钢工作。他们的家长对我们说：你们怎么骂怎么打都可以，我们管不了了。
不过，马卡连柯说过的，一个人向前瞩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记得我在“文革”中游街时，我在卡车上一站就是一天，头一直被人按着。我既不知道卡车开了多远，也不知道时间。我只能看见我脚边的阳光。我只能从阳光的移动来判断时间。我知道阳光移动到一个什么位置的时候，就是傍晚了，我一天的苦刑就可以结束了，我就有了盼头了。是的，就是我脚边的哪一点阳光，给了我希望……
我想，应该让那十四名学生感到有希望，有奔头，从此走上正轨，那么其他学生也就打不起、闹不起来了。我们就跟这十四名学生说，表现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毕业。现在把你们集中起来，由两名老师组织你们在课余时间复习、劳动。再掺进四名优秀生，成立团小组，你们表现好了一样可以入团。
这十八个人成立一个什么队呢？开始有人建议，叫“向昨天告别队”。可是这容易造成自卑感，毕竟他们又不是工读学校的学生。后来我们说，就叫“青年突击队”！还是从正面引导。
开始让他们冲学校水泥路上的灰渣。他们一见有同学走过，就埋下了头，不好意思了。可是，就像马克思说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知道羞耻就是知道好歹了。我们两名老师就和他们一起干，这下他们不觉得低人一头了。我过去一看，干得太猛啦！我赶紧喊：适当一点！适当一点！你知道吗，那水泥地当初没整平，尽是一个个水泥的鼓包。这些学生就用镐刨，从下午干到傍晚。老师说：吃晚饭去吧。他们说，已经干了一半，干脆干完了！他们饿着肚子一直干到七点多，完了痛痛快快地说：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罪，还没这么累过！
我看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我这一辈子还没这么痛快过！
人有奔头、有追求、有理想的时候，就会达到自觉、自制、自尊的境界。我跟你讲一个笑话。1952年，我们那部队从外地回老家。
当晚我们上剧场看戏，我知道我妻子那军区医院当晚也去看戏。
我们已经分别半年了，我就在剧场门口等她。你不知道，那时她才十八岁，可漂亮了！我一见她就喊她的名字，可是她只跟我点点头，笑一笑，握了下手就跟着队伍走进剧场了。连一句话，一个字都不好意思跟我说。连我们哪天再见也没说啊！难道我们就不见面了？她这么绷着，我也不好意思再问她什么，就这么分手了。其实，我们的孩子都快一周了，可是我们要面子啊，好强啊！简直希望达到一种没有个人需要、个人感情、个人欲望的“理想”境界。
我终于在我们的学生身上看到了理想之光。
前些天，我们在市体育馆开一个全校运动会。我们有点担心这些学生会不会因为输赢起哄、打架。所以我们把公司保卫部门和市公安局的人也请来了。我早上七点半按时到了体育馆，啊，学生们全到了，都一行行地按着班级坐着呢。远远看去，纹丝不动。
我简直想，这是我的学生吗？比赛开始了，每一个项目都是准确地按着规定的时间进行的。有个学生那天高烧三十九度，早饭也没吃，照样按时站到起跑线上，跑完了一百米。有个女同学正好不舒服，叫她别跑，她还是跑。跑到终点就跪在那儿起不来了。一会儿，她又按时站在接力赛的起跑线上了。在一千五百米长跑中，教工落在最后。他们本来怕同学嘲笑、起哄，但同学们一个劲儿为跑在最后的老师鼓掌！不参加比赛的老师给学生们冲奶粉、买冰棍的，紧张得不知该干什么才好了。我不禁看着现在老老实实地坐着的，而原先是最闹的管工班。有一次上课，有个学生把膝盖顶在桌上。老师说，这是课堂还是茶馆？学生一齐拉长声音喊：“是--茶--馆--！”把老师气得跑到走廊上哭去了！我再看炼铁班，这是一个开除、处分学生最多的班。他们以前总认为是班主任黄老师整人。谁要是想接近黄老师就会挨大伙的骂。有一个学生纠合外边的人把老师打了。其他班的学生都集体去看黄老师。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却一个个悄悄地去--还是怕别人说啊。虽然实际上他们是都去了。就是这么两个班，在这次运动会上得了纪律奖和风格奖！其实也不是他们表现得特别突出。问题是那天的纪律和风格全都没说的。没法评了！所以决定奖给原先最闹的几个班。这次运动会，激发了上进心和集体荣誉感。不久全公司开了公司所属的包括三十二个厂矿的运动会，我校得了第一。当大会主席宣布第一名是攀钢技校时，站在场地里的我校的运动员全高高地举起双手使劲鼓掌。奖杯拿到后，运动员这下可憋不住了，在场地里就把奖杯传开了，一个拿一下。有人还说：我们给黄校长夺了个大奖杯！
我望着他们说不出话来。这时体育场的一个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
天已经漆黑了。我的视象里却充满了那个阳光灿烂的运动会。
我和黄校长又坐上小车上了盘山路。对了，黄校长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传美。名字不好，像个女的。”
“传--美！很好！”只有美才能唤醒美，只有爱才能感受爱，只有信任才能换得信任，只有真诚才能培育真诚！
“黄校长，你看技校的夜景多好看啊！啊呀真好看啊！”
黄校长微笑着。哦，他当然不知看了多少回这个夜景了。这回轮到我一迭声地夸起技校来了。
“学生们在上晚自习呢。从黄校长的声音里，我觉得他的神还在技校里，我们有些班主任一直陪着学生到晚自习结束！这些老师里真有一批卖命的！”
黑魃魃的群峰中，技校灯火通明，真像一座教育圣殿，闪烁着精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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