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水往低处流。”水恩泽万物，却甘愿处下，从不彰显自己。古人认为这是水之“德”。
水的不争在于它的柔它的弱它的自上而下的本性。无论高处有什么样的无限风光，它只是淡淡而过，顺其自然地向下处而去。涓涓细流不贪恋仙境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河大江的怀抱；蒙蒙细雨静静地滋润干涸的土地。向下，退让，有形，无形，这就是水的性格。它帮助万物却从不与万物争夺名利。
无论在哪个领域，多种势力在接触与较量的时候，进固然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屈与不争更为必要。也就是说，有时候要忍辱负重，有时候要走为上计，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甚至保全与自己相关的许多人与物。
在现代商战中，进取与退避是相互交替和相互转化的，只退不进自然不会成功。但只进不退也决非智者所为。进取和退避是矛盾的统一。所谓进取与迟避，其含义不仅包括产品的上马与下马，还包括经营规模的扩大与缩小，市场的开拓与退让等。
【引子】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干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道德经》
老子认为，最高的善就象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它总是处于人们所厌恶的低下地方，所以最接近“道”。最高的善人居住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像水那样深沉，交友像水那样相亲，言语像水那样真诚，为政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想水那样待机而动。正因为他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没有烦恼。
【原理】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歙，是收敛、收缩的意思；固，是暂且、固且的意思；微明，是高明、深明伪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竞争对手，想要收缩它，必先使它暂时扩张；想要削弱它，必先使它暂时加强；想要废弃它，必先暂时支持它，使它暂且兴旺；想要夺取它，必先暂时给予它。能做到这一点，就叫作深沉的预见。
面对压倒性优势的敌人，我方却毫无招架之力时，有三条路可行：一是降服，次为讲和，最后则逃走。降服是全败，讲和是半败，逃走则未败。这未败是保存实力，是求生存的一种手段，掌握着来日的胜利转机。
在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是退却。有不少企业因未能适时退却，而陷入泥淖中，惨遭套牢。如何光荣退却，妥切处理，然后步入重建之路，经营者不可遗忘。试看世界历史，如拿破仑及许多名将、智将都因未能适时退却、屈与不争，以致一倒不起而终了。
所谓庸将就是不知进退，只是匹夫之勇。必要时采取“屈”或者“退”的对策，可有两点益处：第一，虽没有获胜，但也并无失败；第二，保持战力，可以准备下次再战，转败为胜并非梦想。
在实施经营退却的时候，必须慎重其事，洞察情势，不可错过时机，并且确立退却的目标，反攻的时候也要有步骤，公司内外的关系者都要取得谅解，以防止动摇。
【故事】
屈与不争——司马懿忍辱取胜
六出祁山时，诸葛亮自己统率一支人马，驻扎在五丈原，一再派人挑战，魏兵绝不出营应战。诸葛亮便取来一套妇人穿的服装，放在一个大盒子里，并附上一封书信，派人送到魏军大营。魏国的将领不敢隐瞒，便将来人引入去见司马懿。司马懿当众打开盒子一看，里面装有妇女服装一套，还有一封信，拆开信一看，见上面写道：
你既出身为大将，统帅中原的大军，不敢武力相斗，以决胜负，却安于躲在土巢之中，小心地防避着刀箭，这与妇人有什么不同？现在我派人送去一套妇女的服装，你如果还不敢出战，便应恭敬地跪拜接受，如果你羞耻之心还没有泯灭，还有点男子汉的气概，便立即批回，定期决战。
司马懿看后，心中大怒，表面上却故作镇静，笑着说：“诸葛亮把我看成了妇人吗？”当即接受下来，并下令厚待送衣的使者。
魏军的众将得知这事情之后，无不气愤，来到大帐说：“我们都是魏国的名将，怎么能够忍受蜀军这样的侮辱？请允许我们立即出战，以决胜负。”司马懿说：“我并不是不敢出战而甘心屈与不争，无奈天子早就有了明确的旨意，令我们坚守不战，如果现在轻率出战，便是违抗国君命令了。”众将还是愤怒难平。司马懿说：“你们既要出战，等我向天子申报批准以后，大家同心协力迎敌，你们看怎么样？”众将都答应了。
司马懿便写好表章，派遣使者往合肥军前，奏闻皇帝曹睿。曹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臣才能低下，而责任重大，陛下曾经明确指示，令臣坚守不战，等待蜀人自己败亡；无奈诸葛亮送来一身妇人服装，将臣视作妇人，耻辱太重了！臣谨预先奏请陛下：近日臣将拼死一战，以报朝廷之恩，以雪三军之耻。
曹睿看完后，对众大臣说：“司马懿既已坚守不出，为什么又上表求战？”卫尉辛毗说：“司马懿本来不想出战，必定是因为诸葛亮这一番侮辱，众将愤怒，才故意上了这道表章，希望陛下更明确地重申一下坚守不战的旨意，以遏制一下众将求战的心情。”曹睿认为他说得十分有理，便命令辛毗持着皇帝的符节，到渭水北岸司马懿大营传旨，不许出战。司马懿迎接谓书到大帐之中，辛毗当众宣读道：“如果再有人胆敢提出迎战，便以违抗圣旨论处。”众将只好按圣旨的意思去办。
司马懿能像水那样屈与不争，显示出一个谋略家的卓越见地。兵法上说，不战在我。也就是说，一旦遇到形势于己不利的情况，战与不战的权利在自己手中，此时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应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个成功的英雄应能屈能伸，能刚能柔，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
再看一则商战实例。
美国的哈端尔公司是个制造清洁液的小公司，面对实力雄厚的宝碱公司的进攻，哈端尔采取智取的方法，先是退却一停止。切促销活动；继而是待机一密切注视对方活动；最后是反攻一采取削价出售的方法，迫使宝碱公司俯首称臣，退出竞争。
屈与不争——郭子仪开门止诬
郭子仪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中立了大功，又和皇帝结为亲家，富贵到了极点。但是郭子仪的王府每天都是府门大开，像公园一样，任凭人们进进出出，从不过问。有一次，郭子仪手下的一名将官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在王府里，他看到郭子仪的夫人和心爱的女儿正在梳洗打扮，她们让王爷拿手巾，端洗脸水，像奴仆一样驱使他。
郭子仪的儿子们感到脸上无光，一齐去劝谏他。儿子们都哭了，说：“王爷功业显赫，可是您自己不尊崇自己，人不管贵贱，都让他们随便进入内室。孩儿们觉得即使伊尹、罕光这样的贤人也不应该这样。”郭子仪笑了，对儿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的用意。现在我大富大贵，我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匹，我的奴仆有1000多人吃官粮。再往前，我还能求得更大的富贵吗？往后退，我又没有可靠的据点。如果我修起高墙，关上大门，不和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和我们有仇，给我们加上诬陷之词，再有嫉贤妒能的人从中一搅和，就会造成冤案，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现在我府门大开，外人随便进出，即使有人嫉妒我，也找不到借口啊。”儿子们听了，连忙下拜，心里都十分佩服。
权臣鱼朝恩派人掘了郭子仪的祖坟，朝廷捉拿盗墓者没有捉到。皇帝对郭子仪表示吊唁之意，郭子仪不但没有抱怨，反而深为自责：“我带兵这么长时间，不能禁止部下挖别人的坟墓，现在别人挖了我的祖坟，也是天意了。”
鱼朝恩又修书请郭子仪做客。有人替郭子仪担心，他的许多部下都愿意携带兵器前往保护，郭子仪没有答应，只带了几个家童前往。鱼朝恩见了，暗自惭愧，说道：“只有您这样的长者，才能不怀疑我呀！”
郭子仪深谙水道的屈与不争，不露锋芒，不怕别人轻贱自己，一生无事，富贵而终。
水道所谓的虚静、柔弱不争等概念，并不是消极避世、自甘堕落、自我放弃，而是针对事物的卤然属性而采取的最聪明的态度，因为“静为躁君”（虚静是躁动的主宰），因为“柔弱胜刚强”（如水滴石穿、百川归海），因为只有不争，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种虚静、柔弱、不争，决不是怯懦者的行为，而是参透人生、正视现实，勇于进取、善于进取者的坚韧、智慧的行为。
屈与不争——狄仁杰隐忍申冤
武则天在位期间，左台中丞来俊臣恃宠肆意捏造罪名，陷害忠良。他还大兴刑狱，专用酷刑逼供。朝中群臣畏其权势，敢怒而不敢言。
一次，来俊臣一时兴起，又罗织了一些罪名，上书诬告狄仁杰、任知古、魏元忠等七位大臣谋反。为使这七人尽快认罪，他还奏请武后下令：这七人中，一经审问即承认犯有谋反罪行，态度较好者，可以赦免死罪。
武则天准奏，命来俊臣负责审讯。来俊臣得意洋洋，等狄仁杰等7人一入狱，他就借武后的命令引诱他们认罪。还假惺惶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诸位可要看清形势，如今太后在位，皇恩浩荡。你们若承认有罪，太后就会网开一面，饶过你们的死罪。如若顽固不化，可别怪本官的刑罚无情。”
狄仁杰早就知道来俊臣心狠手辣，心想：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清白无辜的，却被来俊臣诬陷。来俊臣是太后面前的红人，现在自己是没有机会澄清罪名了。如果不先隐忍认罪，保住性命，肯定就会遭到来俊臣的毒害，那样可就永无伸冤昭雪之日了！
想到此，他便首先承认自己犯有谋反之罪。来俊臣一见，心里暗自发笑，想狄仁杰这小子真是傻得实在，让他认罪他就认。于是对狄仁杰也就稍稍宽容了一些。其他六位大臣坚决不承认有罪，结果被来俊臣严刑拷打，受尽了折磨。
来俊臣把那六名大臣押入了死牢。狄仁杰由于已承认谋反，所以未被打入死牢，并且狱卒们对他的看管也不甚严密。
一天，狄仁杰瞅准机会，乘狱卒不备，从被子上撕下一片布帛。然后用力把手指咬破，蘸着血，在布帛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冤情。写好之后，悄悄地把它塞在棉衣里面。等狱卒来送饭时，他把棉衣交给那狱卒，说：“天气热了，烦劳你把我的棉衣转交给我的家人，让他们替我去拆洗拆洗吧！”狱卒不加怀疑，点头同意了。
狄仁杰的家人拿到狱卒送来的棉衣，拆时发现了藏在里面的血书。家里人一看就明白了狄仁杰的用意，连忙让狄光远（狄仁杰之子）带上血书，进宫求见太后。见到武则天，狄光远把父亲的血书呈上，又详细叙述了得到血书的经过。武则天看罢，又传讯了来俊臣，才知狄仁杰是被诬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承认有罪的，于是便赦免了他。
狄仁杰先靠屈与不争保住了性命，然后才设法沉冤昭雪。这是水道的奥妙之处。倘若他一味刚强，连性命也丢了，只能是枉死。
《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隐藏自己的才华，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或目的，这是力量不足、处于劣势时以保护自己，以待今后东山再起的良谋。善于像水那样屈与不争，是一个人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屈与不争——徐阶曲意事严嵩
严嵩为内阁首辅大学士时，徐阶也是内阁大学士，两人共事近十年，严嵩多次设计陷害徐阶，徐阶装聋做哑，从不与严嵩争执，甚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表面上十分恭顺。严世蕃对他多行无礼，他也忍气吞声。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皇帝逮捕严世蕃，勒令严篙退休。徐阶还亲自到严嵩家安慰。这一行动使得严嵩深受感动，叩头致谢。严世蕃也率妻子乞求徐阶为他们在皇上面前说情，徐阶满口答应。
徐阶回家，他的儿子徐番迷惑不解，说：“你老受严家父子的侮辱陷害，已经那么多年，现在是该出口气的时候了。”
徐佯装十分生气，骂徐番说：“没有严家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严家有难，我负心报怨，会被人耻笑的！”严嵩派人探听到这一情况，信以为真。
严嵩已去职，徐阶还不断写信慰问。严世蕃也说：“徐老对我们没有坏心。”
殊不知，徐阶只是看皇上对严嵩还存有眷恋，皇上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严嵩的爪牙在四处活动，时机还不成熟。
等到严世蕃谋反事发，徐阶密谋起草奏章，抓住严嵩父子要害，告严嵩父子通倭想当皇帝，才使得皇上痛下决心，除掉严嵩父子。严嵩父子还蒙在鼓里。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如此。善于学习水的屈与不争，保存自己，激流勇退，不是消极地避凶就吉，而是为了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这就是韬光养晦。
屈与不争——李泌归隐山林
唐肃宗收复京师后，李泌见肃宗。肃宗留李泌宴饮，同榻而眠。李泌看张良娣受宠，宦官李辅国权力越来越大，以及中书令崔圆三人向皇上进谗言，迫害自己，为了明哲保身，他决定退隐山林，在退隐之前，他决定尽最后一次努力，保全自己爱护的皇太子李俶。
当晚，李泌对肃宗说：“臣已略报圣恩，请准许我作闲人。”
肃宗说：“我同先生忧患多年，应与先生同乐，您为何要离去呢？”
李泌说：“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让我离去，免于一死。”
肃宗说：“何谓五不可留？”
李泌说：“我遇陛下太早，陛下任我太重，宠任我太深，我的功劳太高，事迹太奇，有此五虑。陛下不让我走，就是杀了我。”
肃宗说：“先生为何怀疑我，朕不是病狂，为何要杀先生呢？”
李泌说：“陛下不干杀我的事，我才敢请求归山，否则我怎么敢说？并且我说被杀，不是指陛下，是那五点原因。我想陛下，对臣这么信任，有些话尚且不敢说，等天下安定了，我哪敢再说什么？”
肃宗说：“我知道了，先生要北伐，我不听从您的建议，你生气了。”
李泌说：“不是，我说的建宁王一事。”
肃宗说：“建宁王听小人的话，谋害史长，想夺储位，我不得不把他赐死，先生还不知道吗？”
李泌说：“建宁王若有此心，广平王必怨恨他，可广平王每次与我谈话，都说弟弟冤枉，泪如雨下，况且以前，陛下欲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我请改任广平王，建宁王要是想夺太子位，必恨臣，为什么他认为我是忠心，对我更加亲善呢？”
肃宗听到此，也忍不着泪，哭着说：“先生说得对，我知道错了，但事情已经过去，我不想再听这事了。”
李泌说：“我不是追究以前的责任，是为了让陛下警戒将来。当年则天后有四个儿子，错杀太子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次子贤内心忧俱，作《黄台瓜》词，想使天后感动，但则天后不予理睬，李贤被废后，死在贬所黔中。《黄台瓜》词这样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尤可为，四摘抱蔓归。’陛下已经摘了一个瓜了，千万不敢再摘了。”
肃宗惊讶地说：“怎么会有这号事：我当把这首诗写在绅带（大带子）上，时时警惕意外的情况出现，”
李泌深沉地说：“陛上记在心上就行了，何心形于外呢？”
这次谈话后，李泌即入衡山，归隐泉林去了，由于他的话受到肃宗的重视，虽然张良娣、李辅国欲伤害太子，太子最终受到保护。
李泌像汉初的张良一样有眼光，他们二人都是功成身退，并目在退出政治斗争之时，还保着了太子，因此其结局都是圆满的。太子登上皇位后，对他们都很尊重。
李泌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看到肃宁日益亲近小人，自己正处在败治斗争的漩涡中心。虽然与皇帝关系很好，但张良娣的枕头风厉害，李辅国又是服侍皇上的人，他（她）们二人经常在皇上身边，自己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李泌是有远见的，他的策略是斗不过则躲，像水那样屈与不争。只要太子即位，他就会重返政治舞台，如果太子保不住，他在朝庭内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及早抽身局外。
屈与不争——蔡锷的消沉与出逃
“风流将军”蔡锷是一位进步、爱国的军事家，他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十分不满。袁世凯因此对他怀有戒心。为了控制蔡锷，1913年，袁世凯将他调到北京，加以监视。蔡锷知道袁世凯对自己有戒心，所以在北京期间，他一面暗中与反袁力量秘密联系，一面装愚弄拙，巧妙地与袁周旋，以麻痹袁世凯及其党羽。
在袁世凯面前，蔡锷有时故意语无伦次，一问三不知。一天，袁世凯的一个党羽拿出一本赞成帝制的“题名录”，放在蔡锷面前，对这突如其来的“考验”，蔡锷急中生智，挥笔大书“赞成”二字，把自己打扮成帝制的拥护者。还经常与一班帝制派人物厮混，打得火热。
蔡锷为了早日逃脱袁世凯所设置的樊笼，他还装作意志消沉，涉足风月场所，结识了名妓小凤仙。小凤仙原是一旗人武官的女儿，父亲死后，她无依无靠，沦落风尘。她粗通文墨，喜吟歌词，更兼有一副侠义心肠。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对蔡锷另眼相待。交往久了，蔡锷也对小凤仙有所了解，遂结为知己。在小凤仙的帮助下，最后出逃，回到云南，组织了讨袁护国军，打响了向袁世凯政府进攻的第一枪！
在特殊情况下，水道的屈与不争也是声东击西的手段，可用此法来进行伪装，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蔡锷就是靠此巧妙逃脱袁世凯的魔掌，组织护国军讨袁。
在现代战争中，水道屈与不争、以屈求伸的意思已发展为以灵活的策略对付险恶的局势，保障自己有回旋的余地，有再生的可能，以政治、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先求自己立于不绝之地，然后创造战胜敌人的条件。
在政治、外交斗争上，它表现为在自己蒙受巨大损失，面临绝境之时，暂时接受敌人极为苛刻的条件，以获得喘息之机。例如，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方遭到以色列的突然袭击，部分领土被敌占领，军事力量损失严重，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置大片领土于不顾，接受了停火条件，暂时忍受战败之辱，以坚定复仇决心，政治上实行联合，经济上求得发展，军事上不断强大，自强不息，忍辱奋斗。6年以后，果断地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一举突破了巴列夫防线，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夺回了大片失地，洗清了以前的耻辱。可以说，如果阿方1967年以后不屈与不争，则谈不上1973年10月的战争胜利。
屈与不争——李广装死脱险境
西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骁骑将军李广居然成了匈奴的阶下囚。
李广心急如焚：这次匈奴大举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来势凶猛。我们汉营准备不足，吃了败仗。自己被俘不说，看着一个个情同手足的士兵倒在血泊之中，心中真不是滋味啊。
匈奴骑兵们却得意洋洋地瞥着他。他们知道，匈奴主单于早闻李广是员猛将，在双方大动干戈前就下过命令：“捉到李广，要活着给我送来。”
李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了，左右肩给各砍了一刀，左臂还给深深地射了一箭，伤口血流如注，脸色惨白。匈奴骑兵撇着嘴讥笑他：“李广，你可是大名远扬的飞将军啊。我们大王要请你喝酒，不吃敬酒就吃罚酒！”李广紧咬牙关，闭上双眼，不接话茬不出声。
匈奴骑兵拖来了一个绳子编织的大网兜，把受伤的李广放进兜里，架在两匹马中间，边拖边走。
这拨匈奴骑兵耀武扬威地走了十多里路。一路之上，唠唠叨叨地嘲笑着李广。这位一代名将不言不语，一直紧闭着双眼装死，各种念头却在脑中飞速转动：找准机会，快速逃脱！匈奴骑兵斜睨着李广，发现他早已眼皮合上，便渐渐麻痹了。
又行进了一段路，李广偷眼斜视，见路旁有一名匈奴骑兵胯下坐一匹好马，马上心生一计：何不施个夺马脱身之计！
李广突然趁颠簸的劲儿直直跳起身子，飞身扑到旁边那敌兵身上。说时迟，那时快，李广顺手夺过马背上那个匈奴兵手中的弓箭。电闪雷鸣般的一刹那间，匈奴兵尚未反应过来，已被李广重拳击落下马。匈奴士兵一片骚动。李广一夹马背，那马腾地窜出大老远，笔直地向南逃跑，一口气跑出好几十里。
几百匈奴骑兵醒过神来，紧追不舍。李广一边猛夹马背狂奔，一边抽出那骑兵留下的弓箭，弓似满月，箭似流星，弯弓射出，打头的匈奴兵给击中眉心，当场倒毙于马下。
匈奴兵迟迟疑疑，放慢了速度：李广有了弓箭，他可是有名的神箭飞将军啊。小心点，别送掉了命！
就这样，李广慢慢甩掉了他们，死里逃生。
像水那样屈与不争，保存实力，是为了东山再起。
日本日立公司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发展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新建厂房建筑材料，新添置一些设备。这时，正赶上了60年代初整个日本经济萧条时期，现有产品滞销，卖不出去，扩大企业规模就可想而知了。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日立公司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路是继续投资；另一条路停止投资施工。日立公司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分析、研究，最后，果断决定走后一条路，停止投资实行战略目标转移，把资金投放到其他方面，积蓄财力，待机发展。
经过实践证明，日立公司的决策是正确的。从1962年开始，日本三大电器公司中的东芝和三菱的营业额都有明显下降，但是日立则一直到1964年仍在继续上升。进入60年代后半期，一个新的经营繁荣时期来到了，蓄势已久的日立不失时机地积极投资，1967年投入了102亿日元，1968年上半年就突破了千亿大关，达1220亿日元。从效益上看，1966至1970年，5年内销售额提高了1．7倍，利润提高了1．8倍。
北京服装厂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集体企业，产品曾一度滞销积压，资金无法周转，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怎么办？厂领导从市场调查中发现，服装行业强手如林，竞争激烈，本厂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薄弱，难以与其抗衡，如继续生产服装，势必走向绝境，无异于“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们根据市场情况和本厂条件，转产以手工操作为主、大企业不愿意生产的酒心巧克力。产品拿到市场试销，订户蜂拥而至。当月投资生产、当月盈利，企业起死回生。
作为企业决策者，当企业在危难关头，要有胆有识，看准新的门路，当机立断，实行战略转移，及时转产，调整投资方向，企业才能渡过难关，转危为安。这是水道屈与不争思想的精髓。
屈与不争——姜维避祸走为上
这个智谋见于《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五回“诏班师后主信谗托屯田姜维避祸”。
当姜维在祁山一带同魏将邓艾殊死战斗时，后主刘禅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的话，贪恋酒色，不理朝政。朝中大臣因后主荒淫，对国家前途不免忧心仲仲，一时之间，贤人逐渐离去，而小人却乘虚而入。当时有个名叫阎宇的右将军，什么功也没立，只因善于巴结宦官黄皓，居然爬得很高。他听说姜维在祁山战斗不利的消息，便求黄皓对后主刘禅说：“姜维一次又一次出兵都毫无建树，可以让阎宇代替他。”后主自然听从，便派出使臣，携了诏书，召回姜维。姜维正在祁山进攻魏军的营垒，忽然之间一天连来三道诏书，命他班师。他无可奈何，只好从命。
回到汉中以后，姜维安排好人马，便同使臣一起到成都去面见后主。可后主一连十天都不上朝。姜维心中十分疑惑。这一天来到了东华门，正好遇见秘书郤正。姜维问他：“天子要我班师，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正笑着回答：“大将军怎么还不知道，这是黄皓为了让阎宇立功，请求朝廷，发出诏书召回将军。后来又听说邓艾善于用兵，估计阎宇不是他的对手，这事才又搁下不提了。”姜维一听此言，不由大怒说：“我一定要杀掉这个奴才！”正制止他说：“大将军继承诸葛武侯的事业，责任大，职权重，怎么能那么感情用事？如果闹得天子都容不下你，那可就不妙了。”姜维很感激地说：“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第二天，后主与黄皓在皇宫后花园设宴饮酒，姜维领几个人直接进来。早有人向黄皓通风报信，黄皓慌忙躲到花园的一角。姜维来到亭下，叩拜后主，流着泪说：“臣将邓艾已围困在祁山，陛下接连降下三道诏书，召我回朝，不知陛下是什么意思？”后主默默不语。姜维又说：“黄皓奸邪狡猾，专擅朝政，与东汉末年那些祸乱国家的宦官没什么两样。只有早早杀掉此人，朝廷才可以安宁，中原才可以恢复。”后主笑着说：“黄皓不过是一个供使唤的小臣，就算他专权，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你又何必把他放在心上？”姜维叩头说：“陛下今日不除黄皓，灾祸很快便会降临了！”后主说：“爱一个人便愿意他活下去，恨一个人便要他死，你怎么连一个宦官也容不下？”说着便命人到花园一侧去找来黄皓，让他向姜维叩头请罪。黄皓哭鼻子抹眼泪地说：“我不过是伺候皇上罢了，并不曾干与国政。将军千万不要听信外人的传言，想要杀我。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还请将军可怜可怜我。”说罢，又是叩头，又是哭号。
姜维愤愤而出，见郤正，将这些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正说：“将军将有大祸临头了。将军若有个三长两短，国家也就完蛋了。”姜维说：“请先生教我保国安身的办法。”正说：“陇西有一个地方，名叫沓中，那里土地十分肥沃。将军何不仿效诸葛武侯屯田的事，上报天子，前往杏中屯田？这样，一可以收获粮食以供军中之用，二可以夺取陇右大片土地城池，三可以使魏国军队不敢对我汉中轻举妄动，最后，将军在外握有兵权，谁也不敢算计你，可以避祸。这就是保国安身的办法，将军应早早去实行。”姜维大喜，道谢说：“先生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第二天，姜维上表后主，要求去沓中屯田，仿效诸葛亮，后主答应了，他便回到汉中。
这个故事的核心在于一个“避”字，其实就是水道的屈与不争。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乃俊杰，有时候还要学会避祸自保，避免与敌手正面相撞，使自己得不偿失。这种谋略的表现形式很多，可以从时间上分为防患于未然和补救于事后，可以从态度分为积极遏制和消极避让，可以从手段上分为正当和担曲。“走”或“不走”有时的确要费一番思量。该走的时候不走，不该走的时候又走了，都会产生困扰。所以，“走”也是一门艺术，既要掌握时机，也要靠点运气，才能走得正是时候，走得理直气壮。
屈与不争——申屠蟠逃避议政
申屠蟠生于汉代末年。当时游士汝南范滂等人非议朝政，随之，公卿以下的官，都折断符节辞职，太学院里学生争相仿效议政的时风，认为文学将兴起，文人将被重用，申屠蟠偏偏叹息道：“从前战国时代，文人在一起议政，各国国王争相作扫除异己的先驱，最终有了焚书坑儒的大祸，今天看来也要有祸了。”于是销声匿迹，躲到梁山、砀山之间，以树做房屋，一切都自己动手干。
过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因“诽讪朝廷”而惹祸，有的被处死，有的受刑，只有申屠蟠保全了性命。
在我方与敌方的较量中，如果我方处于劣势，硬拼，是以鸡蛋碰石头，没有生路；屈服，永远受制于他人，更不可能有生路。惹不起，躲着走，方是求生求存求复兴的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叫“走着瞧”。
建功立业，是千百年来不少人的人生梦想，在这种梦想的感召下，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他们的确创立了丰功伟绩。但是，杰出的业绩，经常是危险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韩信、岳飞、李善长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不了解这其中的奥秘，因此被杀。张良、范蠡、韩世忠、石守信等智者深明上述道理，激流勇退，去官归隐，因此，像水那样屈与不争，苟全性命，更以广阔的胸怀，引起后人景仰。这种走法，叫“功成身退”，正是水道屈与不争谋略的运用。
屈与不争——曾国藩功成身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清廷是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他的屈与不争换来了更多的利益。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国藩也是最著名的善于运用水道智谋的高手之一。
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辞去大陆军总司令职务，不当国王当农夫，回到了蒙特维尔农庄当他的种植园主，重温“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生活”。嗣后，即在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后，华盛顿又主动辞去总统职务，不搞终身制，可以说，华盛顿的任职与辞职，都是为国为民，不存在为个人索取什么，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伟人的坦荡心怀和一位将帅崇高品格的风范。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已结束，胜利后不久，一些阶层和集团都主张华盛顿效仿英国政体——君主制，“登基”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王”。华盛顿统率的军队也表示支持。对此，华盛顿表示愤怒和坚决反对。他挥笔疾书：“让我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对你们的国家还有一丝尊敬之情，如果你们还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或者你们还尊重我的话，那么就从你们的头脑中彻底清除这种念头。我认为这个念头包藏着可能降临我国的巨大灾难。”1783年12月23日，华盛顿即在安那波利斯正式交还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返回到蒙特维尔农庄与家人团聚，恢复了一个平民的身份。
美国独立后，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和奴隶主联合专政。当时，软弱的联邦政府毫无实权，国库空虚，负债累累，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广大人民群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786年秋，在独立战争发源地的马萨诸塞州爆发了一场谢斯农民起义。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正“濒临混乱和毁灭的边缘”（华盛顿语）。为此，华盛顿决定再度出山。1787年，华盛顿主持制定宪法会议。1789年，华盛顿又以他的特殊地位、荣誉和声望，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宪法规定，每届总统任期4年。华盛顿连任了两届后。就在他离世的前一年（1798年），在美法关系恶化、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已经卸职回到蒙特维尔农庄的华盛顿，又应新总统的召唤重披戎装，担任一支新建军队的总司令，继续为国效劳。
华盛顿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声望，诀窍就在于他的深谙水的“屈与不争”之道。
屈与不争——奕譞自留后路
清朝的时候，亲王奕譞与慈禧太后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慈禧太后夺权密谋，在谋杀肃宗等八大顾命大臣时立下大功。被授以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可谓显赫一时。
慈禧政权巩固后，奕譞就及时地抽身宫庭斗争，因为这时慈禧已不需要他了。他命人仿制了一个欹器，这个器皿，若例入一半水，就保持平衡，直立着。若倒满水，就会倾倒，水流完。奕譞还在欹器上写了“谦受益，满招损”六个字，以提醒自己。
1874年，同治皇帝病死，慈禧要立奕譞的儿子载譞为帝。奕譞知道后，当即吓昏过去，碰头痛哭，被人搀扶而出。
奕譞认为，儿子当皇帝，也只是个摆设，慈禧为人多疑，一不顺心，就会废了儿子，甚至生命难保，说不定还会牵连到自己。
载譞被立为皇帝后，奕譞请求罢免自己的一切职务，表示不争权、不争利，不干预朝政，以减少慈禧对他的怀疑。
奕譞还向慈禧太后秘密地献了《豫杜妄论》的奏折。奏折说，将来有人利用他是光绪帝的生父，援引明朝父以子贵、追尊所亲的例子，要求给他加些什么尊号时，就将此人视为奸邪小人，立加摒斥。
光绪帝继位的第5年，有一个叫吴大譞的官员上疏朝廷，请求尊奕譞为“皇帝本生父”。
慈禧见疏大怒，拿出奕譞的《豫社妄论》奏折，下谕将吴痛斥。
奕譞很明智地用了水道屈与不争的计谋。他了解慈禧太后的心理，他抽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是迫不得已的措施，长在政治斗争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具他大臣的排挤和慈禧的怀疑。奕譞还有先见之明，写了《豫社妄论》讨慈禧的欢心。他是讲买际的人，对虚名没有兴趣。
再看一则商战案例。
在台湾，录像机市场两大系统之一的Beta就曾因面子问题不肯放弃，而造成极大的损失。
Beta系统是擅于开发电子新技术的新力公司所发明，与其竞争的对手是JVC公司的VHS系统。
Beta系统虽然是录像机产品商品化的开创者，在生产的品质上和技术上均领先VHS。可是它在一开始就犯了行销战略上的错误，它想垄断全部录像机的市场，而不肯将技术与其他电子公司分享。
由于新力公司的固执，迫使其他电子产品公司与JVC公司协力开发新的规格系——VHS。由于JVC公司以公开技术的方式与各大电子公司合作，分享开发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地采用VHS系统的牌号较多，新力公司在初期虽然鹤立鸡群，一枝独秀，但在市场上却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采用VHS系统的牌号，联合众家之力围攻原为新力所独占的市场，先是蚕食，最后则是鲸吞。新力公司Beta系统的市场占有率逐渐萎缩。VHS由于人多势众，声势越来越大，市场占有率反而后来居上。
新力公司虽然了解这种趋势对它不利，但却不甘心在这场世纪大战中认输。它极力地抗拒。
由于不肯割舍或放弃早已无利可图且无力挽回的市场劣势，新力公司反而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改良技术和加强广告攻势。事实上，这样做违反了行销的原则，想要以公司的声誉和消费者的需求对抗，这不但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
新力公司的坚持，固然是为了商业声誉，也是他一贯坚持的信心。然而，市场是残酷的，消费者也是现实的。它的努力终于无法再坚持下去。
1988年春天，新力公司首次正式公开承认Beta不如VHS系统，并决定开始投入VHS系统的生产系列。
从1980年到1988年，将近10年的时间，新力公司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从事这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这10年中所投入的一切若用于开发新的产品，那又不知将是一番何等光景呢？
可见类似水道屈与不争的战略性的“走”是何其重要啊！
屈与不争——万二听诗知势
明太祖洪武初年，嘉定县有个人叫万二，是元朝的遗民，他在郡内是数一数二的富豪。有人从京城回来，万二问他京城有什么见闻。那人回答：“皇帝最近作了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万二叹道：“不好的兆头已出现了。”他分析是皇帝对江南富豪拥有的财富有了担心，有可能对江南的富户采取行动，剥夺他们的家财。
万二马上安排出去避祸，他把家财委托几个能干的家人掌管，自己买了一艘巨船载妻子儿女泛水漫游，到洞庭湖和湘江一带去了。果然，明太祖对江南富豪采取了严厉的敛财政策，不到两年，江南财主陆续破产，独有万二避祸在外，躲过一劫，后来家业兴旺。
这种屈与不争计，称为“弃权”，常用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场合。在评比、选举或决策制定等事件中，各路诸候争权夺利，都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左右局势；或者弱小，哪一方都得罪不起，或者虽然强大，但哪一路神仙也不敢得罪，便宣称放弃参与表态的权利，在保留意见的同时，保留了其他许多东西，说不定还能坐收渔翁之利。
世间许多情形，是进是退，是留是走，难以说清。也许各位看客亲身经历后，可以审时度势，作出选择。
1964年，日本松下通信工业公司突然宣布不再做大型电子计算机。
对这项决定的发表，大家都感到震惊。松下已花5年的时间去研究开发，投下10多亿元的巨额研究费用，眼看着就要进入最后阶段，却突然全盘放弃。松下通信工业公司的经营也很顺利，不可能会发生财政的困难，所以令人十分费解。
松下幸之助所以会这样断然地做决定，是有其考虑的。他认为当时公司用的大型电脑的市场竞争相当激烈，万一不慎而有差错，将对松下通信工业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到那时再撤退，就为时已晚了，不如趁着现在一切都尚有可为时撤退，才是最好的时机。
事实上，像西门子、RCA这种世界性的公司，都陆续从大型电脑的生产领域撤退，广大的美国市场，几乎全被IBM独占。像这样，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公司独占市场就绰绰有余了，更何况在日本这样一个小市场呢？
富士通、日立、日立电器等7个公司都急着抢滩，他们也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等于赌下了整个公司的命运。在这场竞争中，松下也许会生存下来，也许就此消退。松下衡量得失后，终于决定撤退。
交战时，撤退是最难的，如果无法勇敢地喊撤退，或许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松下勇敢地实行一般人都无法理解的撤退哲学，将水道的屈与不争之计运用自如，足见其眼光高人一等，不愧为日本商界首屈一指的大将。
【关键词】屈与不争，功成身退，走为上，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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