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前方战事失利，雅各宾派的表现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认为，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有人背叛，上次那么被动的战役还能取得辉煌的胜利，这次反而失败了，这一定是有着党派阴谋的。吉伦特派、部长和将军们遭到了雅各宾派的强烈谴责，他们被指责为串通一气，要将法国拱手交给敌人。除了猜忌的因素外，再加上争权夺势，希望独占统治权的雅各宾派已经动了将他们除掉的念头了。吉伦特派被当作下手的第一个目标。雅各宾派由于还不善于利用人民的选举权达到目的，便想利用召开国民公会的时机，趁机将他们干掉。罪恶的日子定在了3月10日。由于国事危机，国民公会本来是处于长期举行会议的状态。雅各宾派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利埃俱乐部议定：分成两队，分别向国民公会和部长们那里进发，然后一举拿下。但是他们还是失算了。由于消息不慎走漏了出去，吉伦特派当晚并没有去国民公会，各区也对这种阴谋表示反对。他们甚至还遭到了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带领的一营布勒斯特结盟军的拦截。由于天公也不作美，阴雨不断，他们只得四散回家。
第二天，这件事就被韦尼奥揭发了。他要求执政会议彻查这起事件，并将暴动委员会的成员投入监狱。他呼吁，如今起义和暴动的界限已经被人为地混淆了，在当权者的误导下，公民甚至分不清是与非，匪徒的挑衅被误认为是示威，抢劫被误认为是维护公安的措施。这种歪理邪说影响越来越大。人民本应拥有自由，却被限制要与当权者一样，要向当权者屈服，要和当权者合作，去杀戮当权者的政敌。谁要是不这样做，当权者将会利用人民来惩罚他。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下去，那么就像希腊神话中农神萨图恩吃掉自己的儿子一样，人民也会被革命一个个吞食掉，等待大家的，最终将是专制暴政和种种灾难。韦尼奥的呼吁引起了国民公会的共鸣，但国民公会并没有落实他提出的措施。
旺代暴乱
由于上次的阴谋没有得逞，雅各宾派一度偃旗息鼓，停止活动。不过，随后发生的旺代暴乱，又燃起了他们的希望。旺代这个地方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很少。这里很少有城镇，大多是一些零星的村落，是贵族和神父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在这里保持了旧制度的教义和社会，神父们积极向农民灌输的那一套就是农民的信条。农民们淳朴强悍，愚昧落后，甘于遵守旧的社会秩序，也根本分不清自身利益和贵族利益的界限。由于还没有新思想的传入，加上缺乏中产阶级的领导，这里的人民对于革命不但一无所知，而且毫不理解。在贵族和僧侣的煽动下，这种意识形态和法国大多数地方是截然相反的，迟早会发生一场冲突。
执行征集三十万军队的命令成为了这场暴动的导火索。其实在此之前， 这里1792年已经发生过大规模暴动，不过由于策划者鲁阿里侯爵的被捕而半道夭折了。但一切暴动的条件都已具备了，征兵的命令成了这次暴动的信号。马车夫卡特利诺、海军军官夏雷特、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等几个身份迥异的人，带领被征者袭击了宪兵，随后，暴动就蔓延到整个旺代。英国在背后偷偷支持这场暴动，向暴动者提供金钱和武器。部队和国民自卫军被派去平乱，马尔塞将军、果维利埃将军、基迪诺将军、利果尼埃将军等先后吃了败仗。夏蒂荣、布列絮尔、维埃等地被旺代军占领了。
为方便行动，旺代军对建立了编制的地区分配进行了部署。他们成立了各有一万人至一万两千人的三个兵团，部署在三个军区，拥护卡特利诺为统帅。第一军区号称“安茹军”，负责据守卢瓦尔河两岸，指挥官是邦尚；第二军区号称“大军”，负责据守中部，指挥官是德尔贝；第三军区称为“沼泽军”，负责据守下旺代，指挥官是夏雷特。
迪穆里埃的叛变
迪穆里埃回到比利时的军队以后，打算集中兵力抵抗奥地利将军科布尔亲王，但由于将士们士气低落，粮饷和弹药也相对匮乏，加上他的作战计划不够稳妥，他很快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只得带领军队撤出比利时。这下迪穆里埃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前有奥军的持续攻击，后有雅各宾派的谴责讨伐，情急之下，他迈出了罪恶的一步，打算继续他以前的计划，恢复君主政体。他偷偷和奥军达成协议，以让出部分重要阵地为条件，使奥军留在边境，自己则率军向巴黎进发。由于年轻的夏尔特公爵在这场战争中名声显赫，迪穆里埃打算拥护他为国王。而奥军的科布尔亲王则提出，如果能够行动成功的话，拥护路易十六的儿子为法国的国王显然更为妥当。这样的行为貌似应该低调一些的，但有可能是为了试探自己的部下，也有可能是为了恐吓对手，还有可能是性格轻率的原因，迪穆里埃并没有选择偷偷摸摸的方式，他的企图很快被雅各宾派得知。为了进一步探清底细，雅各宾俱乐部派出了由普罗利、佩雷拉和迪比松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迪穆里埃那里进行调查。代表团得到了迪穆里埃亲自接见，并出乎意料地亲耳听到了迪穆里埃复述了他的企图。迪穆里埃认为，国民公会是由暴虐者组成，自己绝对不能让它为所欲为。要用自己手中的铁尺，阻止国民公会利用革命法庭杀人。共和制可以说是海市蜃楼，只有恢复1791年宪法，重新立一个国王，才能拯救法国。迪比松告诉他，法国人已经不能听到路易或者国王这样的字眼，这些词只会令法国人感到厌恶。迪穆里埃回答道，国王的名字无论是叫作路易、雅克或者菲利普，都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的军队和部下，他们要求有一个国王。迪比松警告他，他的行为可能会对丹普尔监狱的犯人们不利，但迪穆里埃似乎已经打定主意，根本听不进去。
迪穆里埃很快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尽管那个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的行为，使那些既爱国又拥护他的部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把一些重要阵地让给奥军，迪穆里埃一个人说了可不算，他既得考虑属下们的感受，也得考虑他们忠诚的程度。迪穆里埃的第一次尝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由于没能成功占领里尔、孔代和瓦朗西安，迪穆里埃开始采用守势，行动也犹豫起来。
国民公会却与迪穆里埃恰恰相反。他们目标明确，行动迅速、果敢、坚决而又特别准确，很快就掌控了局势。这正是迪穆里埃的弱点，也是他本身胆怯和部众动摇的原因。发觉迪穆里埃的阴谋后，国民公会立即召见迪穆里埃，但却碰了个软钉子，迪穆里埃既没有服从命令，也没有举旗反叛。卡睦、基内特、拉马克、邦卡尔等四名议员和陆军部长贝农维尔作为专员，一起到迪穆里埃的军中来召唤他。国民公会向他们授权，如遇抵抗，可即刻逮捕迪穆里埃。
迪穆里埃接见了他们一行，了解了他们的目的，但他没有随之离开，而是婉转地告诉专员们，部队的情况不容许他离开。他承诺会在局势稳定后回巴黎请罪。专员们劝他服从命令，并举了古罗马时代的将军们的例子。迪穆里埃不以为然，他认为专员们的引用是曲解历史的，因为古罗马法制健全，秩序良好，没有雅各宾派，也没有革命法庭，如今的法国相当于无政府状态，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如果自己回去，就等于羊入虎口。卡睦要求迪穆里埃服从命令到巴黎去，得到了婉拒，于是他宣布撤销迪穆里埃的将军职务，并准备将他强行带走。迪穆里埃认为专员的言行太过分了，便命令德意志籍轻骑兵逮捕专员们，并作为人质交给奥军。事已至此，迪穆里埃想犹豫也不能了，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去。他想率领军队一起叛变，却没想到他的命令无人听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士兵们渴望共和胜于爱戴他们的将军，军队中的革命思想日益高涨。革命的滚滚洪流不可阻挡，无论是谁，哪怕像迪穆里埃一样战功赫赫，声名显著，只要公然反抗国民公会，就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迪穆里埃在法国已经无法立足，只得率领夏尔特公爵、图弗诺上校和贝尔希尼的两个骑兵队，连夜投奔了奥地利军营。而他的部队，则被交由皮埃尔指挥。
得知专员被捕的消息以后，国民公会一片哗然，在立即宣布长期复会的同时，也宣布迪穆里埃为卖国贼。迪穆里埃被全国通缉，谁要是能擒获他，将得到重赏。国民公会还紧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奥尔良公爵和所有波旁王族的人也被驱逐出境。吉伦特派人也十分苦恼，因为他们也被认为是迪穆里埃的同伙，尽管他们也不认同他的叛变。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吉伦特派的政敌变得日益壮大，处处占着上风。雅各宾派的人先是制止了对9月大屠杀的谴责，保留了公社的霸权，处死了路易十六，而且没有为2月的抢劫活动和3月10日的谋杀活动承担一点点责任，接着他们又成立了革命法庭，战胜了迪穆里埃，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吉伦特派被攻击得只剩下国民公会这最后一块阵地了。
4月10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发动了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在国民公会和民间团体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分别指名控诉布里索、加代、韦尼奥、佩蒂翁、让索内。各郡也都接到马拉以雅各宾派主席身份发出的宣言，准备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和那些不忠诚的议员。国民公会中的右派和平原派逐渐联合，仅将马拉送到了革命法庭。各俱乐部、群众和公社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市长帕什随后以三十五个区和市议会的名义要求驱逐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这也是他们报复行为的第一步。布瓦耶－丰弗雷德提出不但要惩治首恶，还要诛清同伙，那些吉伦特派伙伴也被驱逐，得到了右派和平原派的大力支持。这是对国民公会的第一次外来攻击，为消灭吉伦特派打下了群众基础。
十二人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在雅各宾派成员的陪同下，马拉去到了革命法庭，结果被宣判无罪。经过这次事件，雅各宾派逐渐在国民公会占据了主动，经常有无套裤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常客在会议厅的甬道或者大会的旁听席出现。右派的发言，经常会被俱乐部的成员和罗伯斯庇尔派的平民妇女打断，会议的讨论也不得不中止，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公会外，人们也利用一切机会搞垮吉伦特派。由于3月10日的叛乱分子没有得到惩罚，由于无政府的混乱，由于巴黎的当权者贪图金钱权势，国家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中。当前，只要及时行动起来，拯救一切还来得及。加代提议废除巴黎的权力机关，由各区区长在二十四小时内接替巴黎市府，迅速召集国民公会的候补代表在布尔日开会，各郡也要按照这项命令迅速实施。
山岳党面对加代的提议，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加代的提议可能会同时带来多方面的后果，一是粉碎革命政府的统治和谋叛者的计划，二是引起各党派更加严重的骚乱，内战可能扩大，三是导致国民公会被解散。如果这些都成为现实的话，将会使法国陷入内忧外患中不可自拔。国民公会的温和派对这样的后果非常忧虑，由于既不愿意看到压制公社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愿意看到压制人民带来的反革命势力猖獗，所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温和派巴雷尔的领导下，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成立了。巴雷尔是个心地正直、性情温和的人，对加代提出的措施，他是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保证国民代表的安全，市政机关的行动都由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凡谋害国民代表的阴谋策划者，都由这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方案被通过了，但并没有改变国民公会将被公社打败的结局。由于十二人委员会的调查，部分公社成员感到了恐慌。公社的副检察官、政治小册子《杜歇老爹》的作者埃贝尔等几人预定在5月22日起事，被委员会发觉，几个阴谋分子随后也被逮捕。最初感到愕然的公社随即准备反击，而这种反击，已经由以前的搞阴谋变成公开暴动了。在山岳党的鼓动下，市议会召集了首都的活动分子，并且造谣说国民公会将遭到十二人委员会的清洗，而革命法庭也将被反革命法庭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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